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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TRIPS协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觉醒，并有意识地组成集团采取一致行动要求澄清该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甚或修改该协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要求WTO采取措施。迄今发展中国家在《TRIPS协定》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TRIPS协定》虽然允许WTO缔约方在对专利予以保护的同时适当兼顾公共健康目标，但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依据《TRIPS协定》采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遭到发达国家的威胁和阻挠。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坚持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下，不但2001年《(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确承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该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而且2003年WTO总理事会各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的《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也承认WTO缔约方有权实施强制许可、有权决定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据理力争，要求在《TRIPS协定》中新增有关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内容，以便保护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不被“生物剽窃”。
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双边谈判框架并非进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理想场所，原因在于：首先，在这一框架下，双方的谈判实力更加失衡。不言而喻，多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组成集团、采取一致立场的方法显著增强自己的谈判实力，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单独面对强大的发达国家。同时，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对WTO等多边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谈判非常关注，在此类框架下谈判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还能得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外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机会大大减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其次，双边谈判框架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在WTO多边谈判框架下，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有权要求并且能够获得相应优待，但双边谈判框架却奉行严格的互惠原则，发展中国家原则上无权享受特殊待遇。
由于上述原因，晚近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已经成功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了《TRIPS协定》弹性条款所赋予的政策空间(policyspace)，开始接受高于《TRIPS协定》义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鉴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通过双边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一事最为积极，其所签订的相应条约中的规定也最为典型，本文以下将以美国晚近所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分析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本文认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向双边谈判框架下的转移主要在如下三方面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迫放弃《TRIPS协定》弹性条款赋予自己的政策空间：
(一)在一般的专利保护事项方面
1、延长专利保护期限。《TRIPS协定》第62条第2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不得拖延，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其第33条也只简单地规定专利的保护期限应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因此，发展中国家本无义务因为审查推延的原因对专利权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然而，美国晚近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却规定，如果一国专利主管部门在专利审查过程中拖延时间，那么，经专利权人申请，该部门应该延长专利保护期限以弥补所拖延的时间。同理，如果一国销售审批部门在对专利产品的销售申请进行审批过程中拖延时间，也应该通过延长专利保护期限的方法予以弥补。
2、对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授予专利。《(TRIPS协定》第27条第1款只要求WTO缔约方应该对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并没要求其对现有产品的新用途作为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本可对申请人所发现的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不授予专利权。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缔约方有义务对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法给予专利保护。
3、禁止专利权国际用尽。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对专利权的权利用尽问题分歧严重，前者主张国内用尽，后者则主张国际用尽，《TRIPS协定》只好承认各国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这一问题——其第6条规定：“就本协定项下的争端解决而言，在遵守第2条(知识产权公约)和第4条(最惠国待遇)规定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用于处理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为了不给发展中国家主张专利权国际用尽的机会，美国与摩洛哥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至少在专利权人不允许平行进口的情况下，一国应该奉行专利权的国内用尽的原则。
4、限制专利权的撤销理由。《TRIPS协定》并未明列专利权的撤销理由，其第32条仅指出：“对任何有关撤销或宣布一专利无效的决定应可进行司法审查”，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本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撤销理由。为了褫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权利，美国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一国所确定的专利权撤销理由仅限于两类：其专利法中的拒绝授予专利理由，欺诈、虚假陈述、不公正行为。
(二)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药品的能力方面
1、要求后者承认“数据专属权”(dataexclusivity)。现代各国的通例是，一种新药开发以后，必须经该国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才能在市场上销售，为此，医药公司需要通过临床试验的方式证明其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将相关实验数据提交给药品管理部门。《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对于此类数据予以保护，以防被“不正当的商业使用”或者被“披露”，但并未要求同时赋予相关医药公司对该数据的独占权(也即所谓的“数据专属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允许本国根据强制许可协议生产仿制药品的医药厂商利用此类数据向药品管理部门申请上市批准。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TRIPS协定》的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新药开发者对其向一国药品管理部门提供的上述实验数据具有独占权。受该规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小医药公司即便获得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也必须首先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重新进行临床实验，并只有在实验结果合格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药品上市批准，故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仿制药品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2、限制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的适用理由。2003年WTO《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曾经确认，WTO缔约方有权自行决定其对药品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许可的权利，美国在与约旦、新加坡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规定，一国只能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对药品专利进行强制实施：对经行政或者司法程序确认的垄断行为提供救济；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进行非商业性使用；出现全国紧急状态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
(三)在对生命形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规定，WTO缔约方可以不对“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提供专利保护，但必须对植物品种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其方式可以是专利，可以是某种“有效”的特殊制度，也可以是这两者的组合。植物品种培育属于生物技术的范畴，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力量薄弱、未开发植物遗传资源丰富，通过严格的专利制度保护植物品种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植物遗传资源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所以，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大都按照《TRIPS协定》的授权，选择通过植物品种保护法这一特别法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育种者由此享受的知识产权即为所谓的“育种者权”。《TRIPS协定》只要求WTO缔约方所采取的保护植物品种的特殊制度是“有效”的，对此类特殊制度的具体设计、保护标准并未做任何要求。为尽量减少植物品种保护给本国造成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多在植物品种保护法中采纳较低的保护标准，并将“农民权”规定为育种者权的例外。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方面，国际上存在一个高标准的植物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UPOV)，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多边谈判框架下极力主张，《TRIPS协定》所言的“有效”特殊制度就是UPOV(尤其是其1991年文本)中的相应制度，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公认。为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对植物品种的保护标准，在与新加坡、中美7国、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国成功地将UPOV1991年文本所确定的植物品种保护标准纳入相应协定中，并规定对方国家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更为出格的是，美国与摩洛哥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规定，摩洛哥不但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而且还必须对植物予以专利保护，这就将发展中国家通过特殊制度保护植物品种的选择权都剥夺了。
根据美国2002年《两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相关规定，美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目标是，确保美国所签订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美国法”中的相应标准类似，这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的本意就在于不顾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实际情况，迫使后者承担严重超过自己负荷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如上所述，在美国近几年所签订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中，其的确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美国一直注意在自己所签订的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保持一致，因此，上述美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压缩《TRIPS协定》预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的现象并非仅是个案的、偶发的，如果此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为了能够打开美国特定领域的市场、甚或仅仅为了与美国修好就盲目签订此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不但其自身将受到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因为国际知识产权标准普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原有整体立场无法维持而终被殃及。
三、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如下四方面的对策：
(一)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增强谈判实力。发达国家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将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下，南北国家之间谈判实力不均衡的局面更加明显，这是造成晚近发展中国家在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过分让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使得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就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问题能够形成共识甚或共同的约束性规则，这样，该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在单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就可以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必要的集体后盾，从而有可能坚守住《TRIPS协定》预留给其的政策空间，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二)积极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如上所述，目前同情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政府组织仅对WTO、WIPO等世界性的多边知识产权谈判关注、参与较多，处于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得不到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变消极等待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网络。这样，不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进程将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推动，而且，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充分参与到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同时，为了给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创造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特别注意确保区域合作谈判和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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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乏知识产权管理与运作的人才在我国，科研与生产分离，生产的基地是企业，而科研则主要由大学、研究所承担，这就导致企业的研发能力较为薄弱，而大多数科研成果堆积在高校，不能把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商品化。另外，我国很少有企业会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在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的情况下，许多专利申请后无人管理，使企业的无形资产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4.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保护机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的不够完善，导致我国企业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缺陷；知识产权司法机关执法不力；行政机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场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层出不穷；中介市场的不完善。这些情况都表明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缺乏一个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建议及对策
解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同时努力，力求为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管理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1.政府加大力度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的管理，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为了给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了解各国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进展，将国外的情况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法律；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严厉打击市场中的侵权行为；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的建设，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中介机构。
2.企业应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企业作为知识产权发展的重要主体，对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企业又在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1）增强知识产权的管理意识，加强对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研究，同时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企业业务与技术创新工作中。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把知识产权管理与技术开发、无形资产的运作联系起来，以此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大的利润。（2）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申请、保护，同时开展知识产权管理的策略研究。（3）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加强对员工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知识的培训，使各阶层员工都认识到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另外，主动学习和引进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3.企业与学校加强合作，形成互补与互动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可以与高校合作，企业为高校的研究提供足够的资金，高校则为企业提供自己的科研成果，这样一来，就可以打破科研与生产分离的局面，在增加企业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个提前进入社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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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之根据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评估机构考虑相关因素并依据一定的计算方法对知识产权价值所作的评价、估计或预测。价值评估或评价与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评价则是人们对客观价值的评定，是主体的一种观念活动。价值属于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范围，是评价的对象；而评价是观念范畴，是主观观念对客体价值的评估。价值决定评价，评价反映价值。
(一)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
为了鼓励知识成果的创造，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法律赋予创造者一定期限之内独占地利用其知识成果获取收益的权利。知识产权由此成为专属于权利人的财产，因具有效用与稀缺性而有经济价值。价值不能离开交换，是交换把效用变成了价值。离开了交换，任何价值的存在都是人们头脑中想像的产物，真实的价值必须是交换的结果，是市场的产物。市场是具体的，由时间和地域对其进行规定。不同的市场因环境条件各不相同，而有不同的需求与供给。相应地，价值是某一时空条件下某一具体市场的产物，不存在脱离具体市场而独立存在的价值。(1)不同的市场，由于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科技发展水平甚至市场主体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不同，而反映出不同的对知识产权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的价值因之而不同。
有人采用比喻的说法描绘知识产权价值变化不定的特点。“价值这个词不是一块透明的、不变化的水晶，它是活动着的思想的外壳，可以随着使用它的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色彩和内容。”(2)即便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市场主体对知识成果的需求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知识产权的价值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日本学者屋太一曾举例说，去年某一种领带由于时髦卖两万日元，但今年由于它的图案已不再流行，只能削价处理，只卖四千日元。就是说，去年社会上承认这种领带具有一万六千日元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然而今年它却成为零。之所以能卖四千日元，仅仅是由于它还保留着领带的使用价值的缘故。(3)由人们的爱好和需要所决定的市场需求是不确定的或变化的。只要出现了更新、更先进和实用的知识，可以取代原有的知识，原有知识产权的价值量会急剧下降。这种现象可被称之为知识产权的无形磨损，其因自知识成果满足人需求的能力的降低乃至消失。知识产权的价值也可能随着其效用的提高而增长。例如，随着创作者名气的提升，其作品更容易被人们认知和欣赏，著作权的价值会增大。微软曾花费大约400万美元买下滚石乐队的歌曲‘Start?Me?Up’，用来广告促销其产品Windows’?95。滚石乐队能够获此重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作为全球著名的乐队，其创作的作品因深受听众喜爱，而成为公认的高价值财产。有观点认为，滚石乐队在草创事业时，根本不可能以这等天价出售知识产权，也许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但是当他们的曲目愈来愈多，并且渐渐走红之后，其知识产权的价值便提高了。所以，知识产权的价值视市场愿意支付的价格而定，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决于潜在买主对于知识产权的看法。(4)
知识产权是有期限的权利，期限届满，作品、技术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产，任何人均可任意获取和利用，此时的作品与技术尽管仍然可以发挥其作用，但它们已经不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在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之内，随着时间的经过，保护期限的邻近，由于可产生收益的期限缩短，获得收益的机会减少，知识产权的价值也相应减少。以专利为例，专利有时间性且其保护期不可续展，因此专利保护期比商标保护期对其价值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对于同一专利而言，其价值与其距离法定有效期届满日的期限成正比，即此期限越长则其价值越大。如果专利保护期只剩下两年，价值决不能高于、等于或接近受让方往后两年预计利润的总和。总之，知识产权的价值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经过，根据未来收益的增减而不断变化。结果是，所表达的有关价值的观点只与给定的时刻或特定的日期相关(5)。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以市场为根据
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以特定市场为依据，在综合考虑被评估知识产权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其创作者的声名和影响力、市场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可被利用的期限、有关的交易惯例等多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进行预测。英国音乐业经济专家格瑞特·豪维尔斯曾撰文《录制音乐系列权利的估价及结算法》，对录制音乐版权系列权利的价值评估及结算方法进行探讨。他指出，音乐系列权利评估实际上就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测。这种预测既要看与唱片公司签约的艺术家能否按照合同的要求，创作出更多更畅销的作品，也要看所生产的唱片能否适合消费者的口味，上市以后很快走红。对于一个评估师来说，要想预测准确，就必须了解并掌握一些艺术家的情况及市场行情。(6)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较之有形资产评估而言相对复杂，因为知识资产种类繁多、千差万别，可比性差，并且其受客观环境影响较大，其效用发挥的期限、无形损耗及风险方面不确定因素较多。评估毕竟只是评估机构考虑相关因素并依据一定的计算方法对知识产权价值所作的预测，由于不可能充分、准确地考虑一切未来将出现并起作用的实际因素，估价并不一定等于价值。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如某项知识产权估价为10万元，却有可能被人以100万元的价格买走，并通过利用产生高于100万元的收益。“估价”与“评价”本身说明了它们本身不是真正的价值(交换价值)，是用“估”或“评”的办法以求得与真正的客观价值相符合或相近似的主观价值；人们尽可以对周围的一切进行估价，但这都不算数，最后都要拿到市场上去检验。(7)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或定价只能是一种预测性的评价，评估者的结论必须是建立在相关市场情况的分析和预测基础上，是对市场价值的估计和判断，而最终由市场决定和反映出的价值才应当是真正的知识产权的价值，也是对评估值的一个检验。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与适用
目前，对知识产权价值进行评估基本上沿用了有形资产评估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专门适用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确立。采用有形资产评估的方法，使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得以开始进行。但关键的问题应当不是评估可以进行，而是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方法，从而使评估结论能够与真实的价值符合或接近，从而实现评估的目的。如果评估机构忽视知识产权不同于有形财产的特点，不加分析地照搬有形资产评估方法，有可能使评估结果远远偏离有关知识产权的实际价值或市场价格，根本起不到评估的作用，使评估结果的应用受到局限。下文将分析有形资产评估方法是否适用于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一)收益法
收益法(又称收益现值法、利润预测法)评估基于这样一个原理：一项财产的价值等于它在未来带给其所有者的经济利益的现值。该方法从产生收益的能力的角度来看待一项资产，因此，它只适用于直接产生收益的经营性资产，该类资产通过生产经营带来收益，同时通过生产经营的进行，其在若干个会计期间内会连续不断地创造出收益。非经营性资产由于使用用途的特性，其价值会随着使用而渐渐地消耗掉，不能像经营性资产一样，给使用者带来未来收益，一般不采用收益法来评估。(8)中外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无形资产是不具有物质实体的经济资源，其价值由所有权形成的权益和未来收益所决定。”(9)知识产权属于生产要素或称经营性资产，其价值是通过对知识成果的利用而产生或预期产生的收益，因此，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最为适当的方法应为收益法。国外学者Reilly和Dandekar曾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无形资产评估的适用方法作过较详细的分类，其研究成果显示，已批准的专利、商标与商誉、版权(计算机软件除外)的评估主要都是采用收益法。(10)
(二)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又称市场价格比较法或销售比较法)是最直接、最简便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也是国际上特别在有形资产评估中首选的方法。它以现行价格作为价格标准，通过市场调查，选择几个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相似的已交易同类资产作为参照物，将被评估资产与它们进行差异比较，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价格调整。市场法只有存在与被评估资产相类似的资产交易市场时才适用。这种方法建立的基本依据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或买主，不会用高于市场上可以买到相同或相似资产的价格去购买一项资产。这是评估中替代原则的具体应用。应用的前提是有一个充分活跃的公平资产交易市场，参照物的各项资料是可以收集到的。(11)现行市价法主要分为直接法和类比法。直接法是指在公开市场上可以找到与被评估资产完全相同的已成交资产，可以其交易价格作为被评估资产的现行市场价格。类比法是指在公开市场上可以找到与被评估资产相类似资产的交易实例，以其成交价格作必要的差异调整，确定被评估资产的现行市场价格。
由于知识成果具有新颖性、创造性，一般不会出现完全相同的知识成果。直接法难以运用于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但并不排除可以找到各方面条件相似的可以进行比较的知识产权，例如一部作品的作者已有若干作品推向市场，待评估作品版权与已上市作品版权在交易条件方面有可比较之处，那么也可以用类比法对该作品版权价值作出评估。确定适当的参照对象就成为采用类比法评估的最关键环节。同时，也需要针对被评估知识产权的特点，对于相类似资产的成交价格作必要的调整。调整需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时间因素，即参照物的交易时间与评估基准日的时间差异对价格的影响；地域因素，相比较的知识产权所在地区或地段不同对交易价格的影响；作用因素，即知识产权在生产经营中发挥作用的大小等等。选择了不适当的参照对象，没有根据被评估知识产权的特点考虑相关因素进行调整，都可能导致应用市场法评估知识产权价值发生错误，大大偏离知识产权的实际交易价值。在知识产权贸易市场相对发展和成熟的地区和行业，会形成一些知识产权交易的标准费率或业界标准。一些行业中存在使用费的习惯性标准，这些习惯性标准常常用作私人交易的谈判起点(有时是终点)。当然，标准因商业背景或市场而异。比如在美国，小说和商业性图书的作者可得零售价格的10%或15%，更为专业、读者群更小的书籍的作者，可获取15%-20%的使用费。因此，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采用市场法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也是一种较可行的方法。(三)成本法
成本法，又称重置成本法，是以重新建造或购置与被评估资产具有相同用途和功效的资产现时需要的成本作为计价标准。成本法依评估依据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复原重置成本法，又称历史成本法，以被评估的资产历史的、实际的开发条件作为依据，再以现行市价进行折算，求得评估值；另一种是更新重置成本法，以新的开发条件为依据，假设重新开发或购买同一资产，以现行市场计算，求得评估值。一般都选择更新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简而言之，重置成本就是为创造财产而实际发生的费用的总和(研发成本、开发成本和法律成本)。(12)成本法最主要用于评估作为企业组成部分的不产生收益的那些机器设备和不动产。(13)由于重置成本估价模型是建立在有准确的历史数据可查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方法颇受会计师和其他类似行业人士的青睐。
有观点认为，可以采用成本法评估知识产权的价值。本文则以为，由于知识产权价值的特殊性，应用成本法评估其价值存在很大障碍。知识成果的创造投入往往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利用知识产权产生的收益可能会远远大于或小于曾经付出的成本，使成本与最终实现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显得极其疏远，导致在估算价值时，不必或不能考虑成本的因素。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代曾花费数百万美元研发核能飞机引擎，引擎经过了测试并制造了样机。飞机被设计出来，同时开发费用飙升。然而，不幸的是，核能飞机引擎从未能产生使飞机飞行所需的推动力。可以说，该核能飞机引擎技术的价值可以被认为是低的，或者说是零。(14)然而，研发费用却是高昂的，如果依据研发费用确定该技术的价值显然毫无意义。对技术商品而言，其生产过程是高度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具有探索性和创造性，不像一般商品的生产往往具有共同遵循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模式化劳动。技术商品的生产极可能走弯路，导致研制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目的，从而使投入的成本付之东流。其次，就专利而言，由于专利只授予首先申请发明的人，如果被人捷足先登，即使耗费很大也是前功尽弃。或即便取得专利，很快又有人开发出更先进的取代技术，也收不到预期效益。(15)在这些情形下，以高昂的成本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是不可行的。而对于一项来自奇思妙想的技术发明，也可能并未耗费什么生产成本，却由于被人们广泛使用而产生巨额的利润，一些诸如电话、半导体等突破性技术创新，相比利用这些技术产生的收益，在技术研发阶段支出的成本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不能认为，知识产权的价值由成本决定。
对于商标而言，要想找到商标的重置成本是困难的。许多现有著述及评估公司，一般把商标标识的设计费、为选定商标而向销售商、专业律师、相关消费者进行咨询的费用、注册申请从始至终的费用、广告费及其他促销费等计入成本，并以此作为主要依据来计算商标的价值。尽管这种计算方法因有据可查而相对较容易操作，但却不能正确反映商标的价值。实际上，不会有人认为某驰名商标的注册申请费之类的费用决定该商标的价值。而濒临倒闭的破产企业，在资产清算时，如果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已经没有销路，则即使该企业曾花费上千万元的广告费，其商标的价值也很难依此成本去计算了。(16)有观点认为，重置成本法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商业秘密的估价。因为通过反向工程和独立性研究可以合法地获得商业秘密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商业秘密的价值不应该超过在自己的试验室中通过反向工程或独立研究来获取商业秘密所付出的成本。这样一来，重置成本就有效地规定了商业秘密所具有的价值(独立开发和反向工程的成本)的上限。(17)该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商业秘密的开发成本与产生的收益往往存在巨大的差距。当侵权行为使商业秘密成为公知信息的情况下，原告因侵权而丧失的并非曾付出的成本，而是将来的收益，以开发成本确定对原告的赔偿额将产生极不公平的后果。
总之，知识产权的价值依靠未来，与创造开发知识成果所付出的成本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取决于对其使用而产生的收益。因此，本文认为，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应以采用收益法为主，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以采用市场法，而成本法不宜作为评估知识产权的方法。
注释：
〔1〕〔7〕郑克中.客观效用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43，142.
〔2〕〔5〕Gordon?V.Smith?Russell?L.Parr?Valua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and?Intangible?Assets?published?by?John?Wiley?&?Sons?p124.
〔3〕〔日〕屋太一，著.金泰相，译.知识价值革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56.
〔4〕〔美〕莱斯莉·艾伦·哈里斯，著.常晓波，译.数字化资产——21世纪的货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66.
〔6〕〔16〕郑成思.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的法律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4，104.
〔8〕〔10〕〔13〕叶京生.国际知识产权法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570，570，570.
〔9〕王志平.无形资产的概念与定义初探〔J〕.生产力研究，1997，(5).
〔11〕胡佐超.专利管理〔M〕.上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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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疏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仍有部分高校没有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机构，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没有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知识产权工作大都由科技处管理人员兼管，这样做不仅严重影响了科技人员申请专利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的知识产权的健康开展。另外，这种相互脱节、互不协调的运行机制，出现了管理上的混乱和漏洞，形成了知识产权流失的“暗道”。如高校大量教师通过跳槽、考博、留学、访问等途径离开原学校，谋求新的发展，而将所掌握的技术资料、图纸、成果、软件等带到新单位;大量硕士生、博士生、访问学者，在校期间参与了导师的科研工作，离校时将有关技术秘密直接或变相地带走;一些高校中有相当比例的教师和科技人员在技术服务和社会兼职活动中，为了一己私利，将技术秘密非正常地转移到兼职单位;有的把职务发明当作非职务发明进行专利申请等等。
1.3知识产权政策导向滞后政策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调动科教人员积极性的问题，现在的激励机制力度不够，有些政策只是写在纸上没有落到实处没有使那些从事专利技术转化的人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中得到应有的回报。[2]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的收入主要有工资、岗位津贴、各类头衔津贴、各类奖金、科研奖励和社会服务收入(如担当各种鉴定会、评奖会、课题立项评审会、评标会等)。以上各项收入都是与职称挂钩的，而职称的评、聘等都需要看发表的论文数、出版的著作数和科研奖励的级别等，均与专利无关。据有关部门统计，科技成果是目前大学教师普遍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它与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以及福利待遇等多项利益紧密相关，而这些利益的获得很少与专利工作以及专利技术转化挂钩，严重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申请和从事专利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在专利技术转化方面，应尽快制订一套足以调动教职工从事专利技术转化工作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确保专利技术转化者能够从中受益。
1.4管理经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按照有关规定，我国各高等院校应该设立专利基金，并对获权专利给予一定的奖励。但是，我国高校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有些高校设有专利基金，却也是严重不足。我们知道，从专利的申请到获权后的维持都需要交纳一定费用，这就需要足够资金的支持。而我国高校目前普遍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经费，近年来高校专利权提前中止的现象屡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维护费用严重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专项基金，一些本该申请专利的高科技成果丧失了专利制度的保护，丧失了国际竞争性。另外，我国一些高校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无视市场导向，忽视对专利文献的检索无法了解和把握国内外最新技术水平的发展动向造成研发转化与市场的严重脱节，加之一些高校教师申请专利时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致使科技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转化与产业化的比例低，且应用前景不佳。
1.5知识产权人才缺乏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范围很广，涉及面宽，情况复杂，且专业性、法律性非常强。这就要求我们的高等院校要有一批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者，但我国高校却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国多数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由学校的科技处代为管理，一般没有配备接受过正规知识产权教育和培训的专业管理人员。这样，兼职管理人员运用知识产权知识的能力和水平较差，也就必然造成了知识产权各环节管理的失衡。这些管理失衡、各种法律关系处理不当、各方权利义务不明确就直接导致高校知识产权的严重流失。
2加强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对策
高校是知识产权的密集之地，曾经有人统计，今天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科技成果有70%来自于[3]高等院校。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现代化国家立国之基的背景下，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针对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借鉴国外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制定确实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对策，已是我国高等院校迎接新挑战、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整体综合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2.1大力强化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意识观念意识问题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针对我国高校目前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观念模糊和意识淡薄的现状，我们应大张旗鼓地在全国高校范围内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一方面增强保护和管理好自己知识产权的意识，另一方面强化尊重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观念。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宣传教育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利用校报、学报、电台、电视台、宣传栏、墙报、校园网等，还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和学习班以及开设必修课的形式，广泛宣传普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知识及知识产权管理知识，并进行典型案例教育，全面提高我国高校师生员工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观念和水平，强化其竞争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2.2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高校科教学人员申请专利获取自主知识产权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高校要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政策从制度上扭转那种重论文和报奖、轻专利的思想，把知识产权创造纳入到科研人员业绩考核中，与职称评定相结合，与岗位津贴相结合，与成果奖励申报相结合。教育部门在各种检查评估指标体系中也要逐步增加专利项目的比重；高校要对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科教人员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撑。教育部第3号令《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中指出“：高等学校应拨出专款或从技术实施收益中提出一定比例，设立知识产权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补贴专利申请、维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费用。”建议各高校设立知识产权工作专项基金(经费)，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将具有创新水平的成果及时申请保护，取得自主知识产权。
2.3加强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知识产权管理队伍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产权人才的竞争。因此我国高校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首先，我们要有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专门机构。，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开办知识产权学院或知识产权系，有计划地、系统地、正规地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人才。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本科教育中，应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使我们高校学生普遍具备知识产权方面的基础知识。其次，我国高校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人才的引进工作。我们既可以从国内的一些法律机构、管理机构中引进知识产权人才，还可以从国外引进这方面的人才。再次，加大对现有知识产权人才的培训力度。我们可以通过开办讲座、集中学习、到专门知识产权院（系）进修等方式对现有高校的知识产权人才进行教育、培训。最后，大力开展国际间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合作与交流。使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与国际潮流相融合，以此共同推进人类知识产权事业的创新与进步。
摘要：高校是我国知识创新、传播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目前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中主要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意识淡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疏漏；知识产权政策导向滞后，管理经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人才缺乏，知识产权流失严重等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大力强化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意识；建立健全高校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知识产权队伍等。
关键词：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Z].国发[2008]18号，200820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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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关于法典化的讨论一时间也颇为盛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
该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加上WIPO等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推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这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现实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颁行于世，开创了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先河，成为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也随后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第一次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商标、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大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集中在一部国际条约中进行规范，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单行法已始成规模，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将这些法律规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体系化、逻辑性的知识产权法，应属可能，而且益处多多。[2]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将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讨论。
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大陆法系国家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判例法以经验主义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别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则相反，比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统一的格式、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并能够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协调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在整体上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它覆盖着社会所有领域，因而能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提供标准和方法。”[3]这种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典化有诸多好处，可以解决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出现的诸多弊病，对于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层级，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订提供依据，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极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予以填补的。但是这种“规章调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规章的制订常受到部门和地区利益的主导，很难像法典的制订那样，在制订时要照顾到全社会的利益。很多规章在制订中注重的是行政机构的管理权，而权利人利益的考虑则常常被忽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商标局1994年颁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管理办法》，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年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在原产地标志的保护标准、保护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协调统一，令权利人无所适从，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构建知识产权法典，尽可能将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消除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有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科学化，从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并无制订法律的权力，而只能适用法律，以处理各项纠纷。如果缺乏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必将会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另外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宜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由于法律规则过于抽象和原则，加之非常简略，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裁判结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立法过于原则、简略，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而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不仅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问题。
3、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加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国知识产权法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负责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权法由国家版权局起草，专利法由中国专利局起草，商标法由国家商标局起草。这种条块分割的立法结构，显然不能顾及整个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和逻辑性，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空白遗漏、重叠交叉，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建立知识产权法典的话，经过仔细的梳理和规划，部门利益被尽可能的忽略，公众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虑，上述凌乱不堪的状况将为之改观，。
4、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广大民众了解法律的规则，增强权利意识。
在现实中，我国知识产权法上至法律，下至规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规章。而许多规章往往是红头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规章甚至属内部文件，但却趟而皇之的调整着知识产权生活。另外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很多。司法解释对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释是一些内部文件，仅在法院内部上传下达，一般民众很难了解。因此不具有行为规则的作用，只能对裁判作出指导。而某些司法解释也与行政规章相冲突，这时也很难确定以何者效力为优的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这些规章也难以为人们所遵守。但知识产权法典确定的各种规则，都要经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并通过普法宣传，为广大民众所了解，这会使相关制度深入人心，为人民依法维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5、颁行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有利于贯彻知识产权的私法理念
虽然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同时顾及公共利益，适当的公法规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识产权毕竟首先是私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在现实中许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号、证明商标、域名等，在我国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等公法的调整，这与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性质不相协调。由于行政法主要着眼于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对知识产权中更为重要的私法问题却明显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权利人权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随着行政权力的介入日渐增多，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内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识产权的本性。因此，知识产权法典化有利于贯彻私权理念，帮助知识产权体系恢复其本性，实现系统的和谐性，从而保障权利人的利益。[4]
三、知识产权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有上述诸多意义，“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实上这种设计目前来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离法典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法典是人类法律理性思维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两部伟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们将法典理解为“体现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概念体系进行的全面编撰，是具有确定型、系统性及内在逻辑性的和谐统一体。“[5]因此，从规范技术上说，典型的法典应当具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性和形式理性无矛盾的原则性。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法律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1、1、从保护对象的稳定性来看
民法典的稳定性及系统性首先来自其保护对象的稳定性。传统民法典的财产权基本上是物权（债权只是物权的流转关系而已）。物权的财产对象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或称“有体物”。而这些财产对象的特征是非常统一的，它们都是有体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够公示对抗第三人。这种保护对象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则和制度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对象冲击得阵脚大乱。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识产权领域。除了传统的商标、专利和版权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互联网、域名、商业外观、商品特有名称、商业方法、集成电路、数据库等方兴未艾；此外，最近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学等语词又在知识产权法学中呈现。这使知识产权理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数据库、软件的价值在于其功能性却被著作权法作为文字作品进行保护，商业秘密的保密性与知识产权一般须公开的特征相背离，民间文学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却没有具体权利主体等等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的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对象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2、从内在逻辑统一性来看
传统的民法典具有严格的逻辑统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护的财产对象与财产权主体的无逻辑矛盾的占有事实。如前所述，传统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具有相同的客体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时传统民法上的“人”，也是个性化的“特定人”。这样，传统民法的逻辑前提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个性化的人，对特定物的占有能够产生无逻辑矛盾的确权；对商品生产中产生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传统民法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符合“形式正义”的答案。与此不同，知识经济的对象是知识产品，它具有主观性。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本上是基于对“创造性信息”的外部载体特征和内在价值属性的区分而设立的。基于此，创造者对于创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逻辑矛盾了，即个人对创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实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6]因此，以传统民法对形式理性的要求来看，知识产权内在规则就很难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内在逻辑统一性的体系很难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与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3、从话语体系的严整性来看
基于其内在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传统民法设定了一系列精确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物权被设定为绝对的对世权与对人权。物权法定主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追溯力原则等等，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有效原则，相应的具体制度也设计地精巧而实用。而现存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所使用的语言缺乏理性的定义和限制。这些语言或者是行政机关习惯用语、技术专家的专业用语或一般规约性质的习惯用语或法律隐语。至今尚没有严格法律概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进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方法"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再比如，商标法保护的内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在营业活动中，用以标识产品来源、表彰自己身份、证明产品质量以及表明其它营业情况的识别性标记，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等多项内容。但仍被简称为涵义相对狭窄的"商标"，从而混淆视听（有学者将其统称为营业标记，不无道理）。还有，商业秘密也不是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商业领域价值信息的法律俗语。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语言都缺乏严格的定义，其科学性也就很难保证了，更别提进行法典化了。
4、从财产保护原则的明晰性来看
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规则的原则化、原则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学的保护原则是法典化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一个争议的财产对象及其法律属性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设立对该对象的统一保护原则。缺乏原则的体系难免出现内部矛盾，而一个内部不和谐的体系有何以谈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则植根于传统商品经济运行模式，从来都有调整个别规则有效性、维护法律正当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的功能。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其保护原则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们知道随着其自身体系的发展，知识产权调整的范围发展到了整个人类智力生活领域的创造成果。而这些创造成果的性质并不尽一致。从总体上看，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知识活动，可以被确认为私有财产权；一类是为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而进行的知识活动，比如科学发现，不能被确认为私权。这两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确定个人对智力成果的独享权利，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享知识成果，这是相互矛盾的价值理念。[7]由于这些内在原因，知识产权至今没有找到明晰而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的不同领域里，原则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统一的基本原则，在专利领域甚至出现了阳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专利的可怕趋势。
5、从权利的性质来看
传统民法典主要调整私权，在整个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识产权却是公化私权，这直接导致了其保护原则和具体制度的二重性。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8]这种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继续存在着，只会造成法典保护方式的矛盾与断裂。但倘若删除这些与私法规范唇齿相依的公法规范，知识产权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义又大为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产权法典化也不可行。
从上述几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对象的多元化、善变性，使整个知识产权体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财产保护原则，也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当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总则编。而没有总则指导下的分则只会凌乱不堪，进而整个知识产权也就无法形成一个严密而自洽的话语体系，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
关于法典化问题，萨维尼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完美的法典，必须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则而构成的有机体系，而该法律原则必是历经一段时间之后的产物。对于法律原则的全盘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当时的法律人，并未具备掌握真正法律原则的能力。因而萨维尼担忧，法典化在当时將因对法律原则的误解，而对社会造成伤害，不利于社会。于是他建议当时的法律人，从事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研究，而將法典化留待往后再说。[9]这种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见地。如果不顾实情，仓促上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达，造成法律与现实脱节的尴尬，使法典的权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在1992年颁行《知识产权法典》后六年间，为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新变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补知识产权法典，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这在其他法律部门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充其量只能称为法规汇编，它只是将几部知识产权单行法简单的罗列在一个载体上而已，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典相去甚远。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频繁，使该法典动作起来收效甚微，与其立法者建立一部与《法国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远。
四、未来之路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目前来看不具现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确定上述的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诸多好处将只是人类的“南柯一梦”呢？笔者认为却也未必。综观人类历史，就是从混沌走向澄明的一个过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学理性思维及实践的结晶，知识产权的法典化也有一个酝酿、诞生及至后来瓜熟蒂落的过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梳理、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使其在调整社会生活时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足够充分时，再谈制定知识产权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尽管黑格尔曾经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以后才起飞”（意即人类的思维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发式的总结性思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以往经验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为止，学界对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及其总则研究较少，笔者将仅仅提出些许可能性，以求抛砖引玉之功效。
随着社会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诸如计算机软件权、域名、遗传资源等等不断出现，而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诸多权利,无一例外全都被纳入了知识产权这个筐子，有些学者认为,其客体已不限于知识领域,而是扩大到商业活动的经验、信誉等领域,因此,知识产权已很难涵盖所有上述权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难负其重，处境尴尬。基于此，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是知识产权法领域中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会因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向信息产权法的演变。[10]然而信息产权的内涵似乎比知识产权还小，而将技术、作品等称为信息似乎也欠妥当。
也有论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应是结合民事权利理论,以知识产权的客体为切入点。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知识"这种"形"的排他的支配权,它是一种民事权利。所谓无形性、地域性与时间性都不是知识产权的特征,知识产权惟一的特征是其客体的无形性。对于"知识产权"一词,由于其偏重于"知识"类的智力成果,在诸多无形财产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建议从保护客体的无形性入手,采用"无形财产权"这一术语,并建立一个范围大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以无形财产为主的无形财产权法律体系。具体如下:1、创造性成果权。包括著作权(含著作邻接权、计算机软件权)、专利权(含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业秘密权(含技术秘密权、经营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等。2、经营性标记权。包括商标权(含服务商标权)、商号权、原产地标记权、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3、经营性资信权。包括特许专营权、特许交易资格、商誉权等。[11]
也有论者认为无形财产应指"权利"而言，但这种权利的范围不应仅限于知识产权。既然从权利角度而言,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均是无形的权利利益,并不因具体客体的不同而导致权利性质上的任何差别所以把"无形财产"局限于知识产权并不妥当。在当代法国民法,无形财产不仅包括罗马法上的"无形物"所指具体权利,还包括权利人就营业资产、顾客、知识产品以及现代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我国学术界针对有价证券、股票的流通无法用传统理论予以解释,往往也将票据权利和股权等称为无形财产。所以无形财产不仅是一种财产形式,而且是相对有形物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体系,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均属于无形财产范畴。继而，这种观点认为无形财产是从更高层次上对于包括物权和债权在内的财产权利的一种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权利人财产利益的实质,从而为当代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因此,可以认为,无形财产的立法问题是整个财产权立法体系的构建问题,物权法和债权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与无形财产的立法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具体而言,物权法和债权法分别调整特定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其他的无形财产则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上述各种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从而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形财产立法体系。[12]
还有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类特殊的权利形态，将其定义为无形财产实际上将不具有财产性质的发明权、发现权、其他科技成果权以及精神权利排除在知识产权之外了。[13]这种观点也不无见地。
笔者认为无形财产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扩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无疑由现有的知识产权发展为无形财产应该是一个方向。现有知识产权体系的消解不是知识产权的终结，而恰恰相反，它正如凤凰涅磐一样，在无形财产体系中获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为无形财产体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着。融入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应该拥有逻辑自洽性，为其法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是公化私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的性质。因此传统民法典的构建技术就无法照搬使用，我们需要新的产权形式。就象专利制度与商标制度一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以“许可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而不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形式，并由此建构出完全不同的保护体系。
同样的，由于其公化私权的特性，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原则与传统的民法保护原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知识产权的原则应该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利益平衡原则、社会利益优先原则以及保障社会知识产品供给原则等公法类原则。同时，基于其私法的本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也应将权利来源正当合法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自愿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私法原则纳入其中。考虑到知识产权法促进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基本出发点，知识产权法还应遵循现代市场秩序原则，比如信息公开原则、市场至上原则、限制垄断特权原则等等。如何将这么多性质并非一致的原则整合起来，并确定它们之间的效力层级关系是一项艰苦而且必须的工作，这可能要导致对宪法基本原则的修改与整合。[14]
最后立法者、执法者应尽量使用内涵和外延相统一的规范化用语，追求知识产权话语体系的严整性。决不能不假思索，将民间通俗的用语拿来就用，以至于将错就错，覆水难收，严重打破了知识产权体系本身的自洽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但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员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现实中，知识产权法学在我国还是新兴的学科，许多基础的问题尚争论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现，又给学者提出许多新的论题。再加上许多学者的研究多跟随国外的进展，所以关于知识产权的总论及法哲学研究还属欠缺。但关于总论及法哲学的研究却非常之重要，希望学界能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于知识产权体系的严密性、系统化必将益处多多。
[2][4][8]参见袁真富：《试论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2002年9月1日检索。
[3]严存生：《法制现代化与合理性化》，载薛君度主编：《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陈金昭：《法典的意蕴》，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6][7][14]参见徐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思考》，载《知识产权研究-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参见[台]陈聪富：《法典化的历史发展与争议-兼论合会契约的法典化》law-/detail.asp?id=657,2002年9月1日检索。
[10]参见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张玉瑞译，载《电子知识产权》1997年第5期至1998年第2期。
篇6
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4.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
5.视阈融合下的知识产权诠释
6.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7.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
8.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
9.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
10.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构想
11.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12.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13.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
14.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15.构建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16.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再思考
17.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8.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研究——以南昌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为例
19.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
20.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21.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
22.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吗?
2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实证研究——国际比较与适度性评判
24.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适用
25.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26.转型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增长效应研究
27.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世贸组织和自由贸易区的知识产权协定/条款为视角
28.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发展现状与战略思路
29.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30.知识产权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及实证研究——以某国立科研机构为例
31.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
32.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吗?——来自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研究
33.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实证研究——以四川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为例
34.东莞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研究
35.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其完善对策研究
36.国外主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37.知识产权国际强保护的最新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知识产权主要内容及几点思考
38.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之研究
39.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述评
40.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41.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
42.上海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执法:自由贸易与打击侵权的平衡
43.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解析
44.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理论思考
45.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46.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47.知识产权法基本功能之重解
48.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文化融合问题研究
49.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滥用
50.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51.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
52.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收益分成率研究
53.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问题成因与改进
54.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模式研究
55.行业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
56.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57.美国知识产权执法战略及中国应对
58.日本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及其借鉴
59.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
60.知识产权“入典”与民法典“财产权总则”
61.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62.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政策与理念
63.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法律原则
64.知识产权垄断呼唤反垄断法制度创新——知识经济视角下的分析
65.投资协定视阈下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冲突与协调——由两起“菲利普·莫里斯案”引发的思考
66.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67.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
68.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69.面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其促进政策
70.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
71.知识产权本质的多维度解读
72.中国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实证研究
73.知识产权理论的体系化与中国化问题研究
74.对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思考
75.知识产权客体之哲学基础
76.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不足及TRIPs协议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
77.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策略探讨
78.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定位研究
79.从知识产权滥用的国际立法看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适用
80.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企业与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81.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82.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研究
83.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就TPP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的博弈研究——以TPP谈判进程中美国的知识产权草案为视角
84.论涉外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85.知识产权服务业培育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发展研究
86.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
87.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基本问题研究
88.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
89.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90.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工业创新能力——来自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91.对知识产权质押的澄清
92.知识产权法律硕士教育模式的完善研究
93.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硕士的培养
94.企业需求视域下工程硕士知识产权教育教学改革探析
95.工程硕士知识产权实务课的教学实践与探讨
96.对工程硕士培养阶段增设知识产权课的重要性分析
97.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
98.知识产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99.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
100.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十年反思
101.知识产权法体系下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优势和基本原则
102.知识产权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
103.借鉴欧洲经验开展中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对策
104.知识产权风险与创新联盟形成绩效:快速信任的调节作用
105.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不对称与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
106.论二元知识产权体系
107.论我国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实施
108.中国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战略分析
109.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
110.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30年
111.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112.共享模式与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兼评“知识产权替代模式说”
113.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变革
114.《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研究
篇7
一、境外企业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
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水平关乎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关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空间．因此．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以求本周知识产权能够得到充分应用与妥善保护
(一)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规则与存在的问题
知识产权由于其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期限性以及可复制性等特征而导致了知识产权境外应用与保护的困难性目前．国际贸易中有关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规则主要体现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1条、42条及43条所确定的规则之中
TRIPS是一部旨在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而充分的保护．以减少国际贸易阻碍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多边协定。协定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及成员方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对成员方在境外的知识产权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协定中的诸多例外规定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打折扣作为国际公约的TRIPS协定．在实践中很少有国家将其直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依据．而是把对该国有约束力的TRIPS协定转化为国内法．再根据国内法来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虽然对于一国参加的国际公约．一国必须遵守。但一国在将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法时．还有很大的变通空间．这就意味着．一国知识产权在境外的应用与保护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这就给一国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l条、42条及43条中虽然规定了国际贸易买卖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85年通过的《技术转让国际化规则》只是侧重于对转让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对转让技术中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仅第2条第6款规定：‘承认工业产权的保护由国内法授予。]目前．WIPO公约与TRIPS协’定都没有关于技术转让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这对于那些以技术为支撑的企业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非常不利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在国际贸易中虽然有有关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规则虽然存在．但这些规则还有不完善之处．这就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埋下了隐患。
(二)各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现状
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制定的知识产权策略来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而国家则是通过国家立法和参加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这两种途径来确保企业知识产权得到应有的应用和妥善的保护这两种途径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保护效果．但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和简单通过国家立法已经很难适应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下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一种能够更全面、更有效的确保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策略便应运而生．即建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而通过建立知识产权战略体系确保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已成为各国的通行做法。
所谓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从战略全局出发，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整体谋划、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加速知识产权流转、强化知识产权管理．遏制竞争对手，谋求竞争优势，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为了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而纷纷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制定《拜杜法案》、《技术创新法》、《联邦技术转让法》等法律．具体规定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措施。此外，美国通过在《综合贸易竞争法》中制定“特殊301条款”．加强了对境外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以保护美国的境外知识产权。一直提倡以技术立国的日本于2002年公布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并确立了从知识产权的制造、保护、应用以及人才基础四个方面制定行动计划。确保了本国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韩囤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中规定了要积极加强企业在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上各国通过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保障了本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
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也纷纷通过建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加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如美国IBM公司在新产品发表前．必先彻底调查知识产权情况，特别是对于产品销售国．IBM会派专人对该国他人的有关商标和专利权进行详细调查．以确保本企业知识产权在该国的顺利应用与保护而日本东芝公司为了确保海外企业的专利权．通常会“在工作日志上记述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发明记述特征和实施案例．并记载和先前技术的差异．附上照片等相关研究资料。最后签上研究人的姓名．携此资料到美国法院公正发明日期，以为解决将来纷争之用。
由此可以看出．各国为了确保本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可谓是做足了文章。这也说明了各国对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重视
(三)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必要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衡量该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标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以其独有的垄断性和独占性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科学技术。繁荣社会文化．增强竞争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性武器：成为激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制度，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成为引领社会前进，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途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占领市场、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重要手段和标志．成为培育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而知识产权对于企业来说则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能力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资产构成中知识产权这种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越大．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就越强一个企业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及对知识产权的应用程度与保护力度已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而知识产权在境外的应用与保护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在境外市场立足、确立竞争优势．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特别是对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已成为企业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重新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通过完善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和协调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已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企业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体系．但对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技术创新成果被纳入公共领域．所以几乎没有私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调整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几乎空白．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工作长期停滞。从改革开放后到1985年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颁布这段时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实行．企业开始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以商标、专利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开始建立，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开始觉醒．一些技术领先的企业开始学习和应用知识产权制度。从1985年到2001年我国加入WTO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通过司法、行政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保护体系逐步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拥有量持续增加．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能力日渐提升。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企业真正认识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此．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逐步提高。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不断完善及国家司法、行政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能力逐渐提升．很多企业已经建立了相壶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制度，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各个方面。此外．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也有所提高．2006年2月，在全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大会上，有80家中央企业参会并签署了《企业适用正版软件倡议》和《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倡议》。展现了我国企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积极姿态
虽然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较之以前已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企业而言．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近几年．我国很多企业商标在国外被抢注一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06年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的百年商标在德国被抢注．致使该企业进军欧洲市场的计划被打乱。而“海信”在德国被抢注．最终也是由海信集团支付了大笔的转让费才最终取回了商标权这些商标被抢注事件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由于我国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缺失
(二)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水平也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我国的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制度还存在不完善之处。特别是对于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不强虽然我国企业应用与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较之以前已有所提高．但企业对于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的主动意识还没有形成。据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企业明显缺乏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数量相当低。¨6(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5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中．有40％未在美国注册．有50％未在澳大利亚注册．有54％未在加拿大注册，而在欧盟的未注册率则高达76％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企业对商标境外保护意识的薄弱
2．国家有关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立法缺失我国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比较完备．但关于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却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我国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是空白的．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或其他的一些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中．很难找到关于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规定。其误区是以国内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代替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问题三、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完善
随着我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步伐的加快．企业如何通过充分应用知识产权确立竞争优势及对企业知识产权予以妥善保护已成为我国企业能否长久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对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仅仅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往往是不够的．企业要想在海外市场取得长足发展．肯定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因此，如何完善我国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体系．笔者认为应通过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方面
1．开展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树立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目前．我国有关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立法虽不完善．但这并非我国企业境外知识产权频遭侵犯最重要的原因。除立法不健全外．另一个因素成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境外屡遭侵犯的最重要原因．那就是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没有形成由于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的缺乏．导致“即便知识产权立法是完善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人才是充足的，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可能是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就无法发挥应用作用”。相对于立法这种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的形成却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问．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开展境外知识产权教育，树立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意识
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办公室．召集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对那些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予以重点关照．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服务．以确保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境外得到充分应用与妥善保护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加强对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教育的宣传力度．以提高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与保护意识。
2．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经验．完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等特点决定了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去应用与保护知识产权任务的艰巨性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来保障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以合理应用和妥善保护．但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仅仅依靠企业的努力将难以达到对其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理想状态。通过对发达国家的观察可以发现．任何企业要想在世界市场中站稳脚跟都离不开本国境外知识产权立法的支持但我国目前关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因此，如何尽快制定合理的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方面的法律已成为当务之急具体到应如何完善我国的境外知识产权立法．笔者认为．除了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外．还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经验而美国对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方面的立法应是我国借鉴的主要对象
美国通过《综合贸易竞争法》中制定“特殊301条款”对本国的境外知识产权给予保护美国“特殊30l条款”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贸易代表通过以下两个标准．(1)“未能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外国”．(2)“拒绝了依赖于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公平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来确定未对美国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的“重点外国”．通过关税措施或其他限制进口的措施对该外国的某一经济部门或整个经济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制定“特殊301条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国外得到有效保护．保障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公平而有效地进人外国市场”。事实上，美国通过这一条款对本国的境外知识产权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美国之所以成为知识产权贸易大国。相信这一条款的作用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在完善有关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法时．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301特殊条款”，比如：我国可以在《对外贸易法》或在相关知识产权法律中增加相关条款．规定凡不对我国境外知识产权给予充分而有效保护的国家．我国将对该外国的某一行业采取诸如增加进口关税、实施进口限额、取消贸易优惠待遇等措施．以迫使该外国对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给予充分而有效的护。
与美国这样的知识产权大国相比．尽管我国的知识产权贸易发展相对落后．但随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的知识产权产业也会迅速发展．美国所遭遇的问题目后我国也会遇到。所以．现在加强境外知识产权立法不失为前瞻之举
(二)企业方面
1．熟悉和掌握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灵活应对境外知识产权侵权活动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主要有TRIPS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所管辖的公约。即：《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等，这些公约共同构成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篇8
1.1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情况
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主要采取了挂靠式和独立式两种管理模式。挂靠模式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一般都挂靠在科技主管部门内，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办公室或专业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一般管理科研成果的奖励、鉴定等，并在原有管理模式之下兼管知识产权管理。独立模式是成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设备和一定的经费，并确定一定数量的专业管理人员。智力成果的产生及知识产权的形成、转移、许可和转化都由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
笔者对我国64个国立科研机构的调查显示，设有专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单位有7个，占总数的11％左右；由科技部门(如科研开发处、科技处、计划财务处、科技投资管理处等)管理的46个，约占总数的73％；由外事部门兼管的4个，占6％；由科技部门和外事部门共管的3个，占4％；由其他部门兼管的4个，占6％。关于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配备，在被调查的科研院所中，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的有5个，占8％；配备兼职人员的单位有42家，占66％；个别单位既有专职人员，又有兼职人员，专兼职人员都没有的单位有17家，占总数的26％。有许多知识产权工作量大、面广、任务艰巨的科研机构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的管理人员。根据访谈中了解的情况，目前许多科研机构所从事的知识产权工作都是停留在专利统计、奖励申报和审查等流程性、事务性的管理层面。知识产权管理兼职人员往往未经专门学习和培训，缺乏工作经验，并且常因人员变动而难以保证。
1.2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
根据笔者调查，在64家国立科研单位中，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内部规章制度的有20家，占31％，这说明，有2／3以上的调研对象正在建立或根本没有建立单位内部知识产权规章制度。根据对科研机构的管理制度所做的具体调研，除了少数知识产权工作开展较好的科研机构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且内容比较全面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如制度建设滞后、修订不及时、偏重知识产权的申请和授权等。以某科研机构为例，其关于科技成果的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的，部分内容亟待更新。
1.3知识产权管理激励机制
1.3.1经费支持知识产权机构健全的科研机构每年都有一笔经费(大约在10万至30万元)，用于申请国内专利以及维持专利所需的年费。一般课题组支付专利申请费，科研机构支付维持费。有的研究院所每3年进行一次专利评审，如果某专利有效益，则继续支付专利维持费，否则研究院所就不再支付专利维持费了。根据调研结果，在对专利申请的激励方面，64个参与调研的国立科研机构中有48个制定了支持专利申请的经费补助政策，并且政策的规定比较具体，操作性强，基本上的得到了落实。
1.3.2科技奖励在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主要是专利法规定的针对获得专利授权的奖励)方面，调研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的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获得知识产权都进行了奖励，一般是针对不同的成果方式事先制定不同的奖励标准，并定期兑现。
1.3.3利益分配在知识产权利用(主要是专利的实施)过程中，科研机构通过对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许可使用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这部分报酬一般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在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进行分配，不同单位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关于支付科研人员专利实施报酬方面不容乐观。许多科研机构都没有落实对科研人员报酬的支付，只有少数科研机构以变通的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付。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资金限制和部分科研机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4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4.1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偏颇我国国立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呈现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利用的特点。之所以重视知识产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论文和专利数量正在成为科研人员升职、晋级、评聘的关键要素，也成为科研机构彰显其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出现了科研人员为求数量而将一些市场前景不明，价值不大的成果申报专利，或者将一个专利分拆成多个专利的情况。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专利统计、奖励申报和评审等事务性工作方面，而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化等知识产权管理下游阶段的工作还远没有提上日程，导致我国专利技术应用转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整体上来说影响了我国的科技竞争力。这些简单化的认识曲解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意义。
1.4.2缺乏专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专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目前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通常属于科技处的职能，科技处工作内容繁多，对知识产权管理重视程度不够，这就使知识产权工作往往局限在成果管理的工作层面，缺乏对知识产权的申请、保护和利用上中下游管理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的统筹考虑，难以进行全过程的管理。此外，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工作人员中很多都没有法律背景，也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难以实现知识产权的高层次管理。
1.4.3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据上文对国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情况所作调查，目前2／3以上的科研机构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而在已经制定规章制度的科研机构中，除了少数几个单位制度建设比较成熟、可操作性强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完善。
2国外著名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
2.1德国马普学会(MPG)
马普学会(TheMax-Planek—Gesellschaft，MPG)是德国也是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学术科研机构，成立于1948年，旨在推动科学领域的研究，下设80个科研机构和一些临时研究中心。
MPG在众多研究计划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研发成果，其中不乏有商业价值者。因此，MPG在1970年设立了马普学会专利办公室，后转制为嘉兴创新公司(GarchingInnovationGmbH，GI)，负责对研发成果的管理和知识产权的应用。
GI的工作人员包括科学家、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专利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向研究所提供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信息；向科学家提供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议；评估发明人的知识产权及其商业价值；聘请专利律师确定专利申请范围、谈判专利许可和优先协议；引导发明人与企业合作；在评价发明人思路、风险基金申报、支持的获取等方面给予指导；在知识产权应用过程中提供数据库、保护期限、商业利益划分、会谈和发明人联系方面的帮助等。
GI非常重视专利申请的审查与评价，认为专利申请的审查有利于对专利转化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和审查，从而可以促进专利的后期转化，同时也有利于对非专利信息和专利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并借此判断专利是否能反映技术发展的趋势。GI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MPG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而且通过专利技术许可和创办新公司等方式加快了专利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实现了专利技术的经济效益。
2.2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NationaldelaRecher—cheScientifique，CNRS)成立于1939年，是欧洲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下辖7个学部和2个国家研究所。
1992年，CNRS协同其他国家科研机构成立了法国科学发明和转化公司(FISTS.A)，作为管理其科研成果的专门机构。FISTL6j的服务包括：评价和选择创新项目、制定和执行保护战略，并将新技术进行直接的或在线的产业合作研究、资金注入和技术转化合同谈判、帮助发现和管理初创企业等。
CNRS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应用，包括：①制定创新法(InnovationLaw，1999)，以此来鼓励研究人员成为企业家，并通过孵化器和其他鼓励措施对其进行支持；②建立信息中心，促进实验室研究信息的传递，鼓励向缺乏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转让；③进行专业培训，通过对科技人员与产业界的合同关系、知识产权管理和其他相关培训来增强实验室创新成果向私营部门的转化应用。
2.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研究及资助机构，成立于1938年，目前共拥有27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NIH非常重视科技成果的管理和转化，专门成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TheOffice0fTechnologyTransfer，OTT)，对NIH的发明资产进行评价、保护、监控和管理。OTT的职责包括对每个研究项目进行评估、跟踪和管理，监督专利实施、谈判、许可证合同，提供合作研究和开发合同(cRADAS)政策回顾等。
在NIH中，OTr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受NIH主任管辖。OTT的办公室虽然设在NIH总部，但实际上所有的运作却是渗透到NIH每一个组成机构之中。OTr在NIH的每一个机构和研究中心都设有“技术发展协调员”，负责与具体项目科学家进行联系，了解项目情况。为了促进技术转让，OTr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设有自己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如加州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技术转让成功后，OTT会给予大学一定比例的许可费收益。
在经费支持方面，与马普学会各研究所承担专利申请费用不同，NII-I的专利中请费用不需研发机构承担，而是由OTT统一负责，而且对于任何有商业应用价值的产品，OTr都会尽力促进其商业化运作。另外，为促进研发机构的成果产出，OTT还规定，成功实现技术转让后将技术转让费的15％或25％返还给技术研发机构，但不得超过15万美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国际著名科研机构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都设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这些机构逐渐发展演化成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公司，配备了具有多种学科和知识背景的管理人才。一方面对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产出进行评估，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商业和产业转化与利用，促进先进科技在各创新单元之间的流动，既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发挥了知识产权的价值。
3完善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3.1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管理意识
要积极开展对科研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一方面要明确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价值观。政策制定者也要从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制定政策，引导科研机构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评价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在机构科技评估和人员竞聘中所发挥的作用。
3.2加快建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是知识产权管理的“作战部”、“参谋部”和“后勤部”，设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有利于集中人力、物力和资金从整体上规划和组织知识产权的创造、申请、保护和利用的全过程，有利于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其集中精力专职服务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3.3实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制度
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直接决定了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科技发展和新型科研合作方式的形成，科技成果产出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将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全球研发网络背景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可能会涉及多国利益，因此要求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不仅要具有法律背景和相关专业技术知识，还要能够灵活处理涉外知识产权事务。实行从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利于培养更高层次的综合型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3.4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对知识产权的有效管理依赖于合理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科技成果登记制度；评估、选择申请专利的种类及保护方式的制度；科技成果及专利资助和奖励制度；知识产权质量评估制度；科技保密制度；对职工调入和离职人员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制度；职工离职后的竞业限制制度等。此外，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操作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
3.5为知识产权管理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篇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农业领域可以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成果包括农、牧、渔、机具的发明与改进，肥料和饲料配方、农药和兽药组合物，食品、饮料和调味品的酿造技术，新的生物菌种及产品，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方法等。
2、植物新品种。
指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所享有的生产、销售、转让、标记等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一般认为，农业专利系统不适于品种保护。除美国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未将植物品种纳入专利保护范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的颁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的出台，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
3、农业商标。
除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所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外，对名、优、特、稀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权或原产地域名称权的保护一般也属于农业商标权保护的范畴。
4、农业商业秘密。
指农业科研单位对其繁殖材料、数据、栽培方法等技术信息，以及农产品经营对其决策、价格、客户名单等信息等所享有的经济利益权利。
5、农业著作权。
即农业科技人员对其科技活动中所产生的著作、论文、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农业科技、影音资料及软件等，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二、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特征
受产业特征的影响，农业知识产权除具有排他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知识产权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易扩散性、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等特征：
1、易扩散性。
指由于农业科学研究新成果、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大多在田间进行，所以较易被他人非法窃取或流失；
2、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
受生产分散性特点的影响，在农业的一些权利领域范围内，权利主体往往难以控制，如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发明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3、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
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自然和经济的交互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知识产权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
4、侵权数额难以计算。
以小麦新品种为例，除非收割并根据市场价收购，难以估算其产量、价格。
三、农业知识产权侵权鉴定问题
1、鉴定单位的鉴定资质问题
目前对植物新品种的鉴定，尚无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和授权的鉴定资质单位。法院还是应当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出发，不能仅仅因为资质问题而不去委托鉴定。只要鉴定单位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水平和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了科学先进的鉴定方法，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就可以采信.
2、鉴定方式和标准问题。
DNA指纹技术、醋酸同工酶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的方法，是目前我国通用的三种种子鉴定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除个别国家认可外，尚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方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种植方法（DUS方法），这三种方式有其快捷、方便，成本低的优势。鉴定方法的选择，既要考虑公正，又要考虑诉讼效率，兼顾诉讼成本。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鉴定是首选的鉴定方法，种植的方法可以作为最终的手段。若一方当事人对采用上述三种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且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反驳，才可以采用种植的方法。即使采用种植的方法，也要对如何进行种植设定相应的标准，以保证从种到收这一长段时间内不出现差错。
四、关于证据保全的问题
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时，能否查证侵权人侵权销售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赔偿请求的实现。
在采取保全措施时：
1、从仓库入手，直接到仓库清点库存被控侵权产品；
2、控制被告的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由于目前种业公司管理相对规范，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等资料比较齐全，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销售量；
3、通过铁路部门调取货运单据和附随的植物检疫证等证据，证实其调入的种子量。
目前，许多侵权者为了逃避责任，采用散装种子销售，销售凭证、账目、货运单据均不体现侵权品种名称，或者干脆变换名称出售，既使掌握了这些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为被控侵权品种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即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购进的或销售的品种名称。否则，法院可以调取的销售量作为全部侵权产品的销售量来计算损害赔偿额。
五、利害关系人诉权的确定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9条规定是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法律依据，但是，利害关系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原告提讼，以什么形式参与诉讼，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一般来讲，法院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和品种权人共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利害关系人符合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因生产、销售同一新品种，侵权人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而被许可人必须支付使用费，那么被许可人的产品成本必然高于侵权者，侵权者的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此侵权案件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
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在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确定全面赔偿原则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但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
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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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笔者认为，应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怎样激发我国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乃至个人等知识生产主体在发明创造、作品创作、品牌培育上的积极性，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行为，必然损伤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为此应对具体的司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进行调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也避免给外国以批评的口实。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业去做知识产权工作，而是引导和服务。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制订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给，为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三是信息服务，为企业提供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四是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升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企业、科研院所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五是通过高校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战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宏观层面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微观层面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中观层面各地方区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订各自的区域知识产权战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职，三个层面的战略相互补充，协调一致，才能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
篇11
有律师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商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刘文斌律师说，全国的房地产商众多，仅北京就有3千多家，但注册拥有全国知名品牌的房地产开发商却少之又少。
来自权威部门的一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上海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11月，上海的有效注册商标总量已达6.36万件，其中房地产商标仅85件，而在198件通过认定的“上海著名商标”中没有一件是房地产商标。由北京工商局提供的资料则表明，在北京通过认定的173件“驰名商标”中，也没有一件房地产商标。
与这组数据相映衬的是：房地产的“克隆”现象几乎达到了疯狂和泛滥的地步。北京是盛产房地产概念的地方，每一次概念炒作的成功都会使得这一概念在全国遍地开花。而被称为房地产项目脸面的案名就成了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深的一个。
比较著名的案例是，2003年继现代城之后北京先后出现了案名为“后现代城”、“西现代城”的项目。而这两个项目案名的“克隆”直接导致了现代城的缔造者、中国著名地产商潘石屹的尴尬。据悉，潘石屹曾表示要直接采用诉讼手段进行“维权”。但潘石屹的最终放弃也说明了房地产开发商缺乏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另有消息，去年年底张宝全花200万购买的“苹果”案名，如今北京的“苹果”尚未成熟，石家庄倒先有“苹果”已经飘香了。而且石家庄的这个“苹果”楼盘，不仅案名相似，就连张宝全的精典智囊团研究出的“青苹果”、“红苹果”、“转基因苹果”等苹果系列的社区创意也原样照搬。
事实上，还有更多诸如“某某华庭”、“水榭花都”、“纳帕溪谷”、“太阳城”、“东方银座”的案名更是散落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已经习惯了这种“你原创，我拷贝”的经营理念，而他们之间的相安无事似乎更是达到了默契的境界。有律师告诉记者，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开发商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已经到了一个非警醒不可的地步了。
“第一案”惊醒地产商
深圳美地诉上海龙苍的“香榭里”一案成了警醒开发商的重大事件。据悉，此案诉讼标的高达1440万元！美地置业有关人士称，在成都、北京、杭州等地都有与“香榭里”品牌相同或近似的房地产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已近50个，而美地置业将对这些侵权行为逐一进行“维权”行动。
业内人士称，此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无形资产保护及商标保护纠纷案涉案标的金额最大的商标纠纷案件，同时也是中国房地产领域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案”。尽管此案一拖再拖还没作出最终判决，但这一事件却给那些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地产商们敲响了警钟。
与此同时，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北京的地产大腕潘石屹、张宝全等都纷纷开始着手项目的商标注册及保护工作。据悉北京“美然。香榭里”的开发商已经准备放弃这个案名，其新开盘的二期将另取案名。各地凡与“香榭里”案名相似或雷同的项目开发商们都在思量着如何准备应诉或另取新名。
而法律界对此案的议论更是不少。北京信杰律师事务所王仕平律师认为，“香榭里”之案，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房地产业发展的角度看，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说，此案的出现有利于提高开发商对商标、外观设计等无形资产的保护意识。显然现在对品牌实施必要的保护措施，乃是房地产企业的当务之急。
也有律师认为，房地产业做为一个特殊的商品行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影响力持久等特点。因此，房地产商标侵权相对于其他商品商标侵权，其无形资产的破坏力会更大，影响也会更深远。
此案的原告方律师华律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案子尚未最终判决，不便接受采访。但他还是提醒开发商们应该从这一案件上得到一些启示。
房地产知识产权瓶颈
尽管房地产商们已经开始注重自己的品牌保护，但有不少专家纷纷表示：目前我国房地产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当中还存在许多瓶颈。
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教授王素娟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普遍存在着营销策划方案、广告设计、园林规划、墙面外观、户型设计等被“克隆”的现象。一旦发生诉讼，在这类案件的具体审判中，法官裁量的是这种“克隆”行为有没有直接使用被抄袭的实质性内容，如果实质性内容相同则构成侵权。但同时王教授表示，实质性内容的界定虽然有一些法律的规定，而更多是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一个共同特点。因此，对实质性内容认定的不同，判决的结果往往也不一样。当诸如“西现代城”剽窃“现代城”文案设计这类行为若发生诉讼，在审理时就会存在很大变数。
北京富力地产的总经理谢强认为，尽管目前在房地产业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很多，但如真要追究，受害者开发商根本耗不起这个精力。有的即使判了也只能拿回几万元钱，得不偿失。因此，谢强建议，房地产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其中所涉及到的各行各业的知识产权太多了，当务之急是政府制订出一个专门的标准，这样才能加强开发商的维权和尊重无形资产的意识。
另外，北京集佳专利商标事务所商标部主任刘文斌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一般国外公司商标保护都会采用商标贮备的方法，当企业的名称、图形等LOGO一经设计出来，就立即将其注册。而我国的商标保护还略有不足。”
“香榭里”案
从1997年开始，深圳市美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独家投资开发了“香榭里花园”，总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前五位的两家设计公司（美国RTKL国际有限公司和澳大利亚BELT－COLLLINS国际怡景设计有限公司）为该项目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和园林景观设计。
1999年，“香榭里花园”的设计参加了由美国太平洋沿岸建筑联合会、西部建筑展示会及美国知名建筑杂志举办的、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第36届“金块奖”的评比，并获得25英亩建筑面积以内评选范围的“最佳规划奖”，成为首个获得此奖的中国住宅小区。
2003年，已经建设完的“香榭里花园”再次获得第40届“金块奖”的“卓越成就大奖”。由此，“香榭里花园”成为深圳乃至全国的知名地产品牌。
篇12
1.1探矿权的字面解释
根据辞海的解释，“探”一字有摸索、探测、寻求之意。由此可见，“探”作为一个实意动词，本身就蕴涵着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的意义，经过“探”所产生的劳动成果，理所当然应该是一种智力成果。因而探矿权，顾名思义，即是指基于摸索、探测所取得的有关矿产资源信息、技术等成果而享有的权利。对于“探矿权”这一概念的字面含义的理解，可以比照“着作权”这一概念来解释。“着”的字面含义可以简单理解为撰写，它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作”即作品，也就是“着”这一劳动所产生的成果，二者结合起来，所构成的着作权，是指作品的创造者对其创作完成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视为知识产权的一种。由此可见，探矿权的组词结构与着作权类似，字面含义也符合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智力成果的特征，因此应纳入知识产权的范畴。
1.2探矿权的法律含义
理论界在对探矿权进行定义时，依据其定义时涵盖的具体权利内容的多少不同，有三类观点。一是狭义说，该主张的代表就是1994年3月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在金瑞林先生主编的《环境法学》介绍了这种观点，江平先生主编的《中国矿业权法律制度研究》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该观点仅着眼于“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即勘查权，对探矿权的界定相对狭隘；二是保守说，如崔建远先生认为：探矿权是指探矿人在已经登记的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内勘探一定的矿产资源，取得矿石标本、地质资料等的权利。三是广义说，探矿权是指权利人根据国家法律在一定范围、一定期限内享有的对某地区产资源进行勘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广义说实际上既包括了勘查权、取得矿石标本、地质资料等权利，还将“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的权利”等收益权能涵盖其中。从我国目前《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中规定的探矿权人所享有的具体的七项权利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来看，“广义说”对探矿权所下的定义是较为准确和完整的。
因此，探矿权可以定义为：探矿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一定期限和一定范围内享有的对某地区进行勘查并基于勘查成果而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探矿权的权利人取得矿石标本、地质资料等权利，实际上是对其智力成果的享有权，而“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的权利”即是对其智力成果的使用权，与知识产权制度中知识产权人享有的权利完全吻合。
二、从探矿权的特征探析其知识产权属性
首先，探矿权具有较强的法律规定性。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探矿权是因申请而取得的，申请人作为探矿权的主体，其主体资格具有法律规定性；探矿权作业的范围是许可证规定的区域，不能超出这个区域，如果确实需要超出，要进行变更登记，探矿权的行使范围也具有法律规定性；探矿成果的转让和公开性、直接支配性、强制使用性、时间存续性，特别是它的财产性，非法律明确规定难以实现。
其次，探矿权具有专有性。探矿权是政府对探矿权人的一种行政许可，不允许其他主体未经许可而进入划定范围内进行矿产勘查工作。探矿权具有排他性，设置探矿权的最初动因就是避免不同主体在同一区块同时进行矿产勘查的重复交叉现象。探矿权若无特别约定专属于探矿权人所有，具有专有性。
最后，探矿权具有差异性。探矿权设置的程序、许可权限和尺度，对不同矿产种类有不同规定。由于矿体(床)的隐蔽性，成矿地质条件和矿体(床)赋存地质环境的复杂性，地质认识的有限性，不仅使探矿具较大的风险性，也使探矿过程往往有一个多次反复认识的过程。探矿发现率的高低，对地下情况描述的准确与精确程度，与探矿者掌握地质理论的多少，经验是否丰富，探矿工程部署是否得当，信息采集、提取的技术是否先进，辨识能力的强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探矿权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从探矿权的客体探析其知识产权属性
1探矿权的客体不是物，因而探矿权不是物权
物权成立的前提是对物的占有，没有物，就一定没有物权的存在，且此处的物，是指能满足人的需要，能为人所支配和控制的实在物质对象。有人认为探矿权的客体是矿产资源，因而探矿权属于物权。这种观点是不堪一击的。如果是物权，那么当探矿权人取得这项权利的时候，他就应该开始占有、支配作为客体的矿产资源，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然而根据现行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探矿权法律关系在申请人经批准取得矿产资源这一法律事实发生时就已产生，勘查许可证的颁发，确立了探矿权人的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可见此时探矿权人对矿产资源。
并未实际占有，也不可能实际占有，更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和行为对此进行直接的管领、支配、并享受其利益。显然探矿权不可能具备物权的绝对性、支配性、一物一权等特征。
2探矿权的客体是地勘成果，因而探矿权具有知识产权属性
探矿的本质是探矿权人对某一区块投入信息(即理论、经验、对前人成果的认识)，采用适当的手段、方法、技术采集新的信息(表现为地质描述、图形、数据等)，对信息进行理性思考，加工组合成新的信息，而形成的各阶段普查或勘探报告则是信息的表达。由此可见，关于矿产资源的信息及其表现形式——勘查报告，即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是探矿权的客体。地勘成果具有知识产权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勘成果可以作为发明创造受到专利权保护。地质勘查以地质观察研究为基础，根据任务要求，往往要选用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或方法。这些方法或手段的使用或施工过程，也属于地质勘查的范围，其中如果有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技术方案，完全可以申请专利，作为发明创造受到专利法保护。
其次，地勘成果权可以作为作品受到着作权的保护。着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要求具备独创性和可复制性。成果地质资料中相当一部分符合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文字报告、分析图表等，属于文字作品和图形作品，其表达形式受着作权法保护。《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或者着作权的地质资料的保护、公开和利用，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着作权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可见，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法规也承认部分地勘成果的作品性质。
再次，地勘成果可以作为商业秘密受知识产权法保护。构成商业秘密要符合信息性、未公开性、实用性和保密性等条件。地勘成果(也称“地质信息产品”)从概念和构成条件上讲，除去已经公开的部分，受到着作权、专利权保护的部分，其它相当一部分信息都可以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这些信息不为公众所知，具有实用性和商业价值，实践当中地勘单位和国家地质资料管理部门也多采取保密措施不予公开。信息所有人依法享有商业秘密权。
探矿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一种科学发现，是对矿产资源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矿产勘查成果是探矿权人的创造性劳动—科学研究成果。探矿是发现矿产资源信息的过程，探矿权的目的物是矿产资源，探矿权的客体是勘查成果，是矿产资源信息及其载体，目的物与客体分开，正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特征之一。明确探矿权的知识产权属性，对于维护探矿权益、促进矿产勘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蒋承菘.地质矿产行政管理[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13
二
(一)知识产权中的权利群(bundleofrights)
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财产所有权的权利群。作为一种民事权利，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这三项基本的知识产权同样由权利群构成，而且作为与传统的有形财产相对应的无形财产的所有权，其指向更具有典型的权利群特征。(注：在构成知识产权的三项传统的权利中，专利权及商标权只包含财产权利，与此不同，著作权的内容则在不同法系的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同时提供完整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英美法系国家的著作权则主要指财产权，特定类型作品的作者可享有一定的人身权。如美国著作权法只规定了视觉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作者身份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相似，见该法第10条。由于权利穷竭只涉及财产权，因此，本文的讨论也只涉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每一种类型的知识产权都有其自身特殊的为制定法所确定的或多或少的独占权利群。在普通法国家如美国还包括由普通法所确定的权利群。
知识产权的权利群构成直接与其保护对象的特点相关。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包括了创造性智力成果和识别性商业标志两大类。这两类对象均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形性，因此，它们无法像物那样为权利人所实际控制，相反却可以同时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占有”。在经济学概念中，智力成果被视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公共物品有着非排他性和非消耗性的特点。[5]因此，在有关所有权的四项权能中，占有权于知识产权所有人而言恰似水中月，镜中花。为弥补因占有权的缺席所带来的问题，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做了独特的安排。这种安排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赋予知识产权以强烈的排他权(也称禁止权或独占权)特征。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实质上是一种消极性的权利——制止他人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制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模仿或使用其作品、发明或者商标。[6]有关国际条约对于“所授予的权利”正是从禁止权的角度做出规定。例如，TRIPS第16条规定，注册商标所有人享有排他权，即有权禁止任何第三方未经其许可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第28条规定了专利权人应享有如下排他权：禁止第三人未经许可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禁止第三人未经许可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我国《专利法》也是从禁止权的角度来规定专利权。(注：见该法第11条。从专利权人所享有的禁止权中，可推出专利权人享有与禁止权相对应的“使用权”。)各国商标法所赋予的商标权均体现了上述鲜明的排他性特征。因此，对于知识产权，除了人们通常所熟悉的积极权利以外，还特别强调消极权利，即禁止权或排他权。也正是这个原因，在西语中，往往以排他权(exclusiveright)指代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使用权”的扩展。按使用权的原有意义，它是指依照财产的性能和用途加以利用。这种使用存在着一定的对使用对象的消耗。在知识产权领域，“使用”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它既指通常意义上的使用方式，如使用专利产品，也包括其他利用方式，如制造、销售专利产品，复制、传播作品等方式，尤以后者居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型的对无形财产的使用方式，与使用方式相对应的使用权也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此外，由于无形财产的非物质属性，对其使用不会引起“消耗”，所以，一般说来人们可以通过众多的使用方式对无形财产进行无限制的利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体描述出知识产权中的权利群，除了商标权以外的其他各项知识产权，存在着两个层面的权利群：其一，由禁止权、使用权和处分权构成的权利群;(注：与专利权和著作权不同，商标权只包含了这一层面的权利群。这取决于商标的性质，权利人对商标的“使用”形式是确定的——特指将商标使用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上，它不像作品和发明创造那样有各种利用方式，并且在每一种利用方式上都成立一种权利。)其二，由使用权的若干子权利所构成的权利群。后者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对于专利权来说，其使用权的子权利包括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或者进口专利发明等项权利;著作权则一般包含复制权、发行权、公开表演权、公开展览权以及演绎权等。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中的各项使用权做了具体的规定，该法第10条明确列举了以下12项使用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以及汇编权等。
(二)被穷竭的权利
根据以上对知识产权权利群所做的分析，我们可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被穷竭的不是人身权，而是财产权;不是著作财产权、专利权或商标权本身，而是其子项，即权利群中的某项具体的与产品的销售或使用有关的权利。同时，由于各项知识产权的权利群构成不同，其被穷竭的子项也相应不同。对于著作权，被穷竭的权利为“发行权”，如德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如果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经发行权所有者同意，投入欧洲联盟市场……则对它们的进一步销售应不受限制……”使用权中除发行权以外的其他子权利均未穷竭，对这些权利的行使仍然必须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例如，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通过LeBoucher一案明确表示，影片的播放和书籍、唱片等载体的流通不同，电影作品的首次播映并不导致播放权的穷竭，对电影作品的每一次重复传播都必须获得作者的授权。[7]对于专利权，被穷竭的权利为“使用权”及“销售权”。我国《专利法》第63条规定：“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从历史上来看，早在1873年，在首次运用权利穷竭学说的美国专利判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强调指出，本判决只确认了使用权的穷竭，而没有涉及专利产品的制造权和销售权的穷竭问题。[8]而后在1895年的Keeler诉StandardFoldingBedCo.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权利穷竭的范围从使用权扩大至销售权。法院认为，专利产品的购买者不仅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该产品，而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转售该产品。[9]对于商标权，被穷竭的则是第一个层面权利群中的使用权。
第二，被穷竭的是在特定产品——被首次销售后的产品——上的相应权利，即权利穷竭只发生于在同一产品上存在着该产品的合法获得者的物权与该产品所包含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之时。在这种情形下，知识产权人不能再禁止相关的物权人的某些特定的行为。也就是说，权利穷竭原则只适用于特定的个体的产品，而不适用于同一类型的所有产品或同一系列的所有产品。被首次销售后的特定产品与同一类型的所有产品(或产品系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若将两者混为一谈将背离权利穷竭原则的本义，并剥夺权利人应享有的权利。
上述两方面相结合即限定了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可知，权利穷竭不等于知识产权穷竭。(注：历史上，人们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将权利穷竭等同于知识产权的穷竭，由此而对权利穷竭学说予以拒斥。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当提及“知识产权穷竭”时，实际上是指相关知识产权权利群中的某一项子权利的穷竭，并且被穷竭的权利是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与商品的流通和购买者的使用有关的特定权利。
三
严格地说，权利穷竭观念在普通法和大陆法上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普通法上，穷竭观念源于默示许可的概念，即除非卖主明确限制与物品的销售相联系的权利，买主可以自由处置所购买的物品。[10]在大陆法上，穷竭概念并不是建立在与财产的转移有关的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与保护主题和权利性质有关的权利的基础之上。不过，一些不同法系国家有关穷竭问题的实践已经超越了普通法和大陆法的分野。例如，日本在专利权的穷竭上采用了普通法的默示许可的方法，而新加坡则实行建立在JosephKohler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全面的国际穷竭原则。[11]
一般来说，除了知识产权法律明确规定的非自愿许可(包括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以及合理使用的情形外，任何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均需经过知识产权人的许可。但是，随着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展，这一原则受到了挑战，它与商品的自由流通发生了冲突。该冲突提出了一个要求，应该确定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链条中哪些环节需要取得权利人的许可，这些环节包括制造、首次销售、转售和其他交易、出口和进口、使用。因此，如何确定这些环节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权利穷竭的定义揭示了知识产权人的权利终止之处：产品被合法地首次投放市场之后。这反映了权利穷竭原则赖以成立的两项相辅相成的观念，在这两项观念的基础之上，穷竭原则从欧洲(主要是德国)以及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其一，商品自由流通。早在1902年3月26日，德国最高法院就是以由专利权人投放市场的专利产品应自由流通为依据，领风气之先，做出了有关专利权穷竭的判决。[12]在美国，这一原则也是以对有关财产让渡的限制的排斥，以及通过使个人限制最小化来提高贸易的自由与效率的政策为根据的。[13]而欧盟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历史更是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欧共体穷竭原则的基础即为商品自由流通原则。例如，对于包含作品的载体的流通，欧盟委员会认为，包含作品的载体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它的流通也必须遵循商品自由流通原则。其二，利益平衡。被誉为德国现代知识产权之父的JosephKohler在发明穷竭原则之时，就是以产权理论为基础，提出知识产权人一旦将知识产权产品投放市场，则意味着其已经行使了与这些产品相联系的知识产权中的使用权和销售权，此后，这些权利让位于购买者的所有权。[14]穷竭原则表现了在特定产品上的制造商的知识产权与购买者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界线，它体现了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的限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无形性和非消耗性特点，各种知识产权在客观上均存在被多次使用的可能性。穷竭系对权利的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权利人对同一产品主张两次权利。一旦权利人独占实施了将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投放市场，则独占权的合理目标已经实现，即权利人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因此，任何进一步利用有关的知识产权限制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的行为都将构成对权利的滥用或对权利的不正当使用。[15]权利穷竭就意味着权利人失去对该类产品的控制权，包括对产品的再销售的控制，权利人也不能通过分割地理市场来约束被许可人及固定零售价格。另一方面，对买受者的物权的承认。例如，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涉及平行进口问题的案件中，主审法官WilliamWallace认为，商标所有人控制其商标商品的权利止于该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之时，购买者获得所购商品上的所有人的所有权利，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利用所购得的商品。[16]同样，在Keeler诉StandardFoldingBedCo.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从销售专利制品的被授权人处购得专利制品之人拥有对该制品的不受时间或地点限制的绝对财产权。”这表明了美国法院对物权和知识产权两者关系的态度，即在特定情况下，物权优先于知识产权。
在许多判例中，上述两项观念被同时强调。例如，18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Adams诉Burke一案中阐述了如下专利权穷竭的基本原理：在事物的基本性质上，当专利权人销售一种其惟一的价值体现在对它的使用上的机器或器械时，他获得相应的报酬并放弃限制使用所售机器的权利。该货物在不受专利权限制的情况下流通。也就是说，专利权人或其受让人已经通过货物的销售获得了自己在使用其发明的机器或器械上所主张的所有的报酬或补偿，购买者可以自由使用所购物品而不再受专利权人的限制。[17]在1902年的GuajokolKarbonat案的判决中，德国最高法院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并补充道：“一项专利并未赋予其所有者规定贸易条件的权利。”[18]而在1980年的FullplastProcess一案中，德国最高法院更是明确指出：穷竭原则的功能就是“要在考虑知识产权人应当受到的保护的同时，保障商品的自由流动”[19]。2001年4月5日，欧洲法院法律顾问Stix-Hackl就ZinoDavidoffSA诉A&GImportsLimited一案所发表的咨询意见，清楚地表达了上述两种观念，同时在共同体的框架内做出了新的诠释。在谈及穷竭原则的含义和目的时，Stix-Hackl指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所有人的禁止权应受到限制，他不能够反对首次销售时自己已经行使过权利的产品的再销售。”[20]
四
在分析权利穷竭原则时，探讨其空间效力范围是一个关键的环节，离开这一个环节来讨论权利穷竭原则必将陷入认识上的误区。权利穷竭的空间效力范围，也即地理市场范围一直是有关权利穷竭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争议的焦点又集中于权利的国际穷竭上。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到对平行进口问题的定性。(注：即若承认权利的国际穷竭，则平行进口系合法，反之，则非法。平行进口(ParallelImports)是指未经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著作权人、专利权人和商标权人)授权的进口商，将由权利人自己或经其同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投放市场的产品，向知识产权人或独占被许可人所在国或地区的进口。这是一个因知识产权而引起的国际贸易问题，被视为知识产权领域里最有意义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有关权利穷竭的空间效力范围包括了领土、区域及国际三种情形。
(一)领土穷竭
在国家的层面上，“穷竭”意味着一旦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权利人或经其同意被投放到国内市场，则任何第三方在国内市场对该产品的转售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相关权利被视为已经穷竭。权利穷竭学说一般为国内立法所承认。一项产品的首次销售将穷竭所有人对同一产品的进一步销售的支配权，这通常只限于在该项权利有效的地域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是一项领土穷竭原则而不是国际穷竭原则。依照领土穷竭原则，由特定国家授予的权利仍可以被用来阻止由权利人在国外销售的商品或来自某一关联企业的商品的进口。
一般来说，各国法院均在国内的意义上适用权利穷竭原则。[21]例如，美国，在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上都存在遵循领土穷竭原则的判例。对于专利权，1873年在Adams诉Burke一案中确立了专利权的领土穷竭原则。在1890年的Boesch诉Graff一案中，所涉产品同时在德国和美国受专利保护，该产品的美国专利权人成功地阻止了在德国首次投放市场的产品向美国进口。[22]近一个世纪以后，在1978年的Griffin诉KeystoneMushroomFarmInc.一案中，法院甚至将在Boesch案中确立的原则扩大适用至由美国专利权人自己在国外销售的产品之上。[23]对于商标权，美国关税法和商标法的规定非常明确，其中《关税法》第526条禁止使用美国商标权人的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进口。对于著作权，1976年《著作权法》也采用领土穷竭原则。该法第109条(a)款规定了“首次销售原则”：“依据本法合法制作的特定复制件的所有人，或者经该所有人授权的任何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授权，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所占有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第602条(a)款则规定：“未经著作权所有人授权，将在国外获得的作品的复制件进口至美国，侵犯了第106条所授予的销售复制件的独占权利，对此，可以依据第501条。”(注：第501条规定的是“侵犯著作权”。该条第1款规定，任何侵犯了第106条至118条所规定的著作权所有人的独占权……或违反第602条的规定向美国进口复制件之人为著作权侵权人。)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以此为依据，认为首次销售原则具有地域性，该原则不能适用于在美国境外制造并首次销售的产品。在数起平行进口案件中，该法院认定平行进口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例如，在1994年的PerfumsGivenchyInc.诉DrugEmporiumInc.一案中，第九巡回法院根据《著作权法》第602(a)条拒绝了被告的国际穷竭抗辩。[24]在日本，1965年之前，在所有的知识产权上也都严格遵循领土穷竭原则。根据日本1959年《专利法》，日本专利权人有权禁止在其他国家被合法投入市场的专利产品的进口。专利权人或独占被许可人也可以请求日本海关当局扣押平行进口的专利产品。[25]
(二)区域穷竭
在区域的层面上，“穷竭”意味着一旦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权利人或经其同意被投放到某一特定区域的市场——通常指像欧洲经济区(EEA，由15个欧盟成员国加上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这三个非欧盟成员国构成)或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受该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保护的平行的知识产权所有人不能再对这些产品行使其知识产权。这一空间范围内的权利穷竭是基于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区域性协调的结果。目前，知识产权中相关权利的区域内穷竭主要发生于欧洲经济区。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欧共体知识产权法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专有权可以构成进入市场的障碍，因而可以合法地限制竞争。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依据各成员国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威胁到共同体市场的一体化，[26]在知识产权和欧盟的基本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简称《欧共体条约》)旨在通过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障碍建立单一的市场，而成员国知识产权的实施会构成自由贸易的障碍，尤其是利用在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禁止由知识产权人或经其同意投放在另一个成员国市场上的产品的进口，这将使共同市场分割成成员国的国内市场，并最终损害在共同市场内商品自由流动原则。面对保护知识产权却对共同体市场内的自由贸易构成威胁这一两难问题，欧洲法院发展起“权利的存在和权利的行使二分法”以及“共同体权利穷竭”这两项联系密切的原则。这两项原则为上述两难问题提供了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欧洲法院一系列以上述两项原则为基础的判例表明，在维护欧共体市场的一体化与维护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两者之间，前者居于优先地位。
1.权利的存在与权利的行使二分法
共同体的意图并不是消灭知识产权。随着共同体法律制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虽然受成员国保护的知识产权的存在(existence)不受自由贸易原则的影响，但是，这类知识产权的行使(exercise)不能阻止在其他方面是合法的共同体内的贸易，并将单一市场分割成成员国的若干市场。也就是说，权利的存在取决于成员国的国内法，而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与欧共体条约相一致。这即所谓的“权利的存在和权利的行使二分法”。该二分法体现了欧共体在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与共同体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欧共体条约》对知识产权的存在和行使做出了不同的规定。该条约第295条明确规定，成员国的知识产权的存在不应受到影响。同时，条约中有不少旨在控制知识产权运用的条款。
欧洲法院在1968年的ParkeDavis一案的判决中首次完整阐述了该二分法。欧洲法院对该案的裁决意见包括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原告的专利权系依据成员国的法律取得，该权利的存在不受《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的禁止性规定的影响;其二，若知识产权的行使会对共同体市场的竞争构成损害，尤其是构成《欧共体条约》第81条或第82条意义上的限制竞争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则这种知识产权的行使因违同体的竞争规则而构成违法行为。据此，欧洲法院未支持原告要求禁止药品进口的诉讼请求。
2.共同体权利穷竭原则
作为一种实现建立单一市场目标的必要的保障手段，相关权利在共同体区域内穷竭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如前所述，《欧共体条约》旨在通过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障碍建立单一的市场，该条约第28条和第30条成为欧洲法院认定相关知识产权在欧洲区域内穷竭的依据。其中，第28条规定：在成员国之间有关进口的限制以及具有相同效果的所有其他措施均应受到制止。因此，虽然成员国知识产权的存在没有遭到否定，但是任何允许利用一国的知识产权禁止共同体内贸易的法律都在根本上与第28条相违背。第30条规定：“当成员国对进口、出口和转口的禁止或限制是基于维护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或者为了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或者国家的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文物，或者工商业产权等正当理由时，第28条……的规定不妨碍上述禁止或限制。但是，这种禁止或限制不应构成一种专断的歧视手段或对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变相限制。”欧洲法院将上述两个条款视为欧共体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保障。
为了实现建立统一的共同体市场这一目标，在“权利的存在和权利的行使二分法”的基础之上，共同体权利穷竭原则应运而生。根据该原则，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一旦由权利人自己或经其同意在任何一个成员国首次投放市场，则与该产品有关的知识产权被视为在所有的成员国均告穷竭，并且相关权利人再也不能凭借在其他成员国拥有的平行的知识产权禁止该产品在共同体市场内流通。
欧洲法院在权利穷竭的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一系列的判例中确认了权利的区域内穷竭。欧洲法院的判例既涉及在EEA内(欧洲经济区国家之间)的平行进口，也涉及从非EEA国家向EEA国家的平行进口。在前一种情形下，欧洲法院根据权利的区域内穷竭原则，判定平行进口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后一种情形下，欧洲法院以同样的原则认定平行进口行为构成侵权。对于发生在EEA内的平行进口，区域穷竭原则是作为领土穷竭原则的替代原则被强调;对于发生在非EEA国家与EEA国家之间的平行进口，区域穷竭原则是作为国际穷竭的替代原则被强调。人们对前一种情形鲜有歧见，而对后一种情形，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交锋。
与欧洲法院在判例法上的发展相呼应，有关权利的共同体穷竭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的相关立法之中。有关的法律文件包括：商标领域的《商标指令》，(注：欧盟委员会于1988年12月21日通过了《商标指令》，该指令第7条规定：“(1)商标权人无权禁止在由他自己或经其同意投放共同体市场的商品上继续使用原有的商标。(2)当存在阻止商品的进一步销售的合理理由，尤其是当商品投放市场之后，其状况被改变或被损坏时，不适用第(1)款。”这是一条有关权利穷竭的重要规则，它确立了成员国的商标权在欧共体区域内穷竭。如今，《商标指令》第7条所确立的区域穷竭原则在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商标法中得到了体现。《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27]著作权领域的《信息社会著作权和领接权指令》，《关于计算机软件的第91/250号指令》，(注：Directive91/250EECofMay14,1991.该指令第4(c)条规定了计算机程序的发行权(而不是出租权)的穷竭。)《关于出租权的第92/100号指令》(1992年11月19日)，以及《关于数据库的第96/9号指令》。(注：Directive96/91EECofMarch11,1996.该指令第5条也规定了与数据库有关的发行权的穷竭。)上述著作权领域的指令有关权利穷竭的规定与《商标指令》第7条的用语如出一辙。
(三)国际穷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