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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三市的各社区中随机抽取了韭菜园办事处、朝阳街办事处(长沙芙蓉区)、金盆岭办事处、城南路办事处(长沙天心区)、麓山南路办事处、银盆岭办事处(长沙岳麓区)、望麓园办事处、伍家岭办事处(长沙开福区)、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井湾子街道办事处(长沙雨花区)、中洲路街道办事处、五里堆街道办事处(湘潭岳塘区)、雨湖路街道办事处、中山路街道办事处(湘潭雨湖区)、宋家桥街道办事处、仙庾镇街道办事处(株洲荷塘区)、建宁街道办事处、五里墩乡街道办事处(株洲芦淞区)、田心街道办事处、清水塘街道办事处(株洲石峰区)天台科技园、金德工业园(株洲高新区)等22个社区，然后在抽取的每个社区中再随机抽取各年龄段的居民进行体育消费现状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调查法
(1)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研究任务设计了《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现状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2200份，调查居民共分5个年龄段(16—30岁、31—4O岁、41—5O岁、51—59岁、6O岁以上)，每个年龄段发放440份问卷，平均每个社区每个年龄段发放2O份。回收问卷1970份，回收率89．55，有效问卷1922份，有效率97．56。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满足社会学分析和统计学样本量的基本要求。
(2)访谈法。对三市部分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调查了解了居民的日常消费及体育消费的支出情况；在体育方面花钱是否值得；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社区居民的体育态度；影响其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及日常活动情况等。这些内容也是设计本论文普查问卷的理论依据。
1．3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获得的各项数据，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2．1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在过去的一年中，体育消费平均在100元以下的女性居民占54．65，男性是53．83，这个比率基本相等．但平均消费100—300元的女性居民与男性居民相比呈上升趋势，体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呈下降趋势。男性居民去年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57．85元，而女性的平均体育消费金额为123．96元，见表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在“健康第一”的影响下，女性与男性都喜欢参与体育运动，但在消费观念上，女性比男性节约，以致女性500元以上的体育消费的比率是男性的5O，使女性整体体育消费水平低于男性。
2．2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从调查的数据中可知，16-30岁的居民群体在体育消费支出上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群体(见表2)。16—30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222．38元，而31—4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43．25元，41—5O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30．73元，51-59岁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107．57元，60岁以上的群体体育消费平均消费金额为90．67元。30-4o岁、41—5O岁的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比率低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而体育消费支出却高于51—59岁、6O岁以上的居民群体，这说明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成正比，这种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消费动机造成的。
2．3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分析
因为“体育消费尽管也包含少量对物质产品的消费，但就整体而言，它属于服务产品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种”，它“具有能力的层次性”。在物质消费活动中，一般来说只要拥有，就能消费，只是因为，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是人的本能。但体育消费则不同，它要求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即必须具备与体育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体育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能够消费多样化的体育产品，而体育消费能力弱的消费者则只能消费浅显、单一的体育产品，这种文化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
2．4经济圈社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看出(表4)，年平均体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人群占整个经济圈城市居民的53．65，也就是说：经济圈城市居民群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群每月用于体育的花费低于9元，平均到每天低于0．3元，这个数据令人堪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报告，当前人类健康状况非常严峻，约15为健康者，15为病患者，7O左右的人处于“亚健康状况”，我国近期的调研结果与上述结果相似，且“亚健康状况”的比例有进一步攀升的迹象。处于“亚健康状况”的以中年人为最多，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体育锻炼。
从表中可看出，年体育消费金额在100—500元之间的群体，随体育消费金额的增长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到500元以上又呈现下降的趋势：年消费在500元以上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8．65％，这一群体在体育产业学中被称为体育高消费群体，虽然这一部分人的比率不高，但是，这足以说明全国性健身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体育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由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快速增长，使他们在经济上具备进行体育消费的能力，随着我国整体消费结构的提升，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会进一步提高，并且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大，体育消费将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篇2
一、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特点
西部大开发和鼓励农业政策促进了重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水平也逐渐上升。1998-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总额从333.41亿元增至581.91亿元，提高74.53%；人均生活消费从1417.08元上升至2008年的2884.92元，年平均增长7.37%，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8%。但与重庆城镇居民相比，农村消费水平明显滞后，在消费层次上相差两个等级。2008年重庆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73.8%，而消费总额却只占居民总消费的20.9%，农村消费明显乏力。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增长缓慢
重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仅远远低于重庆城镇居民，也低于全国农村人均水平（见表1）。重庆农村与全国农村人均之比从1997年的1.26:1下降至2008年的0.79:1（全国人均为1）；与重庆城镇人均之比从1997年的0.29:1进一步下降为2008年的0.24:1（城镇人均为1），农村人均消费还不及城镇的1/4，而这种显著落后的差距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就是与西部省份相比，2008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居四川、云南、陕西、青海和宁夏五省之后，也处于较落后水平。
表1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单位：元
年份
全国农村居民
重庆城镇居民
重庆农村居民
1998
1128.16
4894.54
1417.08
1999
1144.61
5352.44
1388.64
2000
1284.74
5475.17
1395.53
2001
1364.08
5765.07
1475.16
2002
1541.83
6360.2
1497.72
2003
1656.32
7118.06
1583.31
2004
1842.75
7973.05
1853.94
2005
2231.14
8623.29
2142.12
2006
2533.91
9398.69
2205.21
2007
2970.65
9890.31
2526.7
2008
篇3
引言
跟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的资料显示，2013年海南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8343元，同比增加了935元，名义增长了12.6%，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了9.7%。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或从事非农经营，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农民的收入结构已向更稳定的方向转变。2013年海南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467元，同比增加了731元，名义增长了15.4%，扣除掉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9.3%。从消费类别看，享受型、发展型等非食品类支出增长快于食品类支出，农民生活质量继续改善。
虽然海南农村居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增长速度缓慢，农村消费环境改善缓慢，农村消费水平难有提高。我国农村的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因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分析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促进海南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模型
1.模型估计
分析1993-2013年海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
由数据分析，建立模型：
Yt=β0+β1X1+β2X2+μt
β0为没有任何因素影响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β1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β2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μ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以上数据，估计结果以下：
Yt=1387.978+0.793391 X1C13.14005X2
（704.3340） （0.024215） （6.597850）
t=（1.970625） （32.76379） （-1.991566）
R2=0.984346 Adjusted R-squared=0.982607
F=565.9392 DW=0.698484
根据以上模型，R2=0.984346，Adjusted R-squared=0.982607，可决系数高，拟合度较好。说明了海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
参数β1=0.793391，β2=-13.14005，而且0
由H0：β1=β2=0，设显著性水平α=0.05，通过F分布表可查出自由度为k-1=2， n-k=18的临界值Fα（2，18）=19.4，由上表知F=565.9392> Fα（2，18）=19.4，所以应拒绝原假设H0：β1=β2=0，回归方程显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结起来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
针对H0：βj=0（j=1，2），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的自由度为n-k=18的临界值tα/2（n-k）=1.734.由上表知β1、β2所对应t统计量分别是32.76379、-1.991566，它的绝对值均大于tα/2（n-k）=1.734，可以分别拒绝各个H0，说明了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下，解释变量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都显著。
2.计量经济意义的检验
（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令Y分别对X1、X2做回归
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选择X1、X2的数据，相关系数矩阵如图：
Y和X1的组合是最优方程，虽然X2跟Y的拟合度不好，但是引入了X2后，R2=0.984346，大于Y和X1回归后的R2=0.980897，对整体模型来说X2这个解释变量具有改善作用，并且t检验也符合，因此解释变量X2不能舍弃，模型可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异方差检验
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
可得出nR2=8.606542，由White检验知，在显著水平α=0.05下临界值χ20.05（5）=11.0705，比较统计值与临界值，nR2
（3）自相关检验
由上得DW=0.698484，若给定α=0.05，查表得DW检验临界值dL=1.125、du=1.538，因为du
二、结论
通过模型说明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提高消费水平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于消费水平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受到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王真.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学年论文.2011（5）.
[3]肖毅.石海峰.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4]庞浩.《计量经济学》.科学出版社..
篇4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社会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消费需求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总需求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进而对总需求政策的制定也有明显的影响,它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依靠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我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阶段,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拉动需求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但产业产品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消费政策和观念等严重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求,既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缩减,也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关于如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央经济会议曾指出增加居民消费是重点。从理论角度讲,消费需求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上,要增加居民消费,就要从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只有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掌握消费需求的热点和发展方向,才能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消费者合理扩大消费,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相协调,才能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 模型建立与求解
居民消费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水平,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恩格尔系数。下表给出了从1991年到2010 年消费水平的相关数据。基于表1和表2的数据,分别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关于其三个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二)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根据回归结果:城镇:y?4672.999?0.736x1?5.937x2?52.900x3 农村:y?470.486?0.721x1?1.793x2?8.827x3,得知,其中x1前面的系数0.736与0.721分别表示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平均增加0.736元(0.721元),与理论中描述的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化有明显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2.统计推断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由上面分析数据知两个模型的决定系数R分别为0.994、0.998,调整文秘站:的决定系数为0.992、0.998,可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解释变量能对被解释变量99.4% 99.8%的离差做出解释。
(2)方程显着性检验—F检验
给定显着性水平?=0.05,由表中可以看出F=823.034(3195.1),查F分布表中自由度分别为k=3,n?k?1?4的临界值2F?3,4??6.59 ,由于0.05
F>F0.05?3,4?,所以认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Y对x1, x2, x3有显着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式是显着的,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着影响。
(3)变量显着性检验—t检验给定的显着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出自由度为4的临界值t?4?=2.776,由于回归分析表中: 0.025
城镇: t1?25.622,t2??0.371,t3??1.956
篇5
一、金融发展与消费的关系
金融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金融产品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的途径和取得收益的方式，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居民提供了多种支付手段，使生活更加便捷。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金融发展对消费的影响：
首先金融市场具有风险分摊功能。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居民为了实现一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会通过跨期消费来规避风险。所谓跨期消费，就是指将财富平均地分配于各期消费。在金融市场比较完备的状况下，居民除了跨期消费选择，还可以纵向上借助金融工具实现风险分担的目的，化解外部冲击，从而保持家庭的编辑效用水平不变。因而金融市场具有风险分担功能，发达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能够满足居民的多渠道投资需求，将风险化整为零，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其次金融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完备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增加储蓄、促进资本积累，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进一步作用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最终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居民收人水平，增加居民消费。
再次，金融支付手段对消费有拉动作用。金融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居民多种支付手段的实现提供可能，各种金融工具的使用对现金有替代作用，能够增加货币的流动性，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金融设施的普及能够营造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通过促进商业发展进一步丰富消费元素。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1
为了进一步探究金融与消费之间的具体关系与作用机理，下面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期计算出金融与消费之间的定量关系。
（一）金融发展指标分析
金融发展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总量上的增加、结构上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目前没有统一的指标。本文参考《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1978-2004）》一文使用的指标，选取了以下3项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2
1.金融相关率指标（FIR）：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常用金融相关率（FIR）去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M2/GDP。在本文中，金融资产的范围包括广义货币（M2）、股票市价总值和债券余额；债券余额为金融债券、国家债券和企业债券发行余额的合计值。
2.金融深化指标（DEPTH）。该指标表示金融中介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麦金农将其称作金融深化指标，代表了一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程度。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理论联系，银行信用才是衡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由于受到可获得数据的限制，本文以全部银行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
3.金融结构比率（FS）。该指标为债券和股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占的比重，用于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本文通过金融结构指标进行间接考察，没有单独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因为我国股市发展时间较短，年度时间序列样本数太小，难以得出有意义的检验结果，且山东省的数据也难以获取。
为了避免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在下面的OLS分析中使用的指标是将上述指标的水平数据和比率指标转化后的环比增长率指标，分别使用IFIR、IDEPTH和IFS。
（二）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居民消费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变量，其衡量指标选取的是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通过散点图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内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有大幅提升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说明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明显增长，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
（三）控制变量指标分析
本研究选择两个经济变量为控制变量：经济总量（Z）和人均可支配收入（N）。其中，经济总量（Z）的指标取值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取值选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山东省历年GDP统计图如下，从表中看到在这一时期内山东省的GDP有大幅提升且增速越来越快，这说明近年来山东省的经济飞速发展。
山东省历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和指数（相对于1978年）如下图所示，这一时期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波动。
三、计量经济检验
设消费水平为变量Y，金融发展水平为变量X，其中金融总量、金融深化、金融结构的指标分别为X1、X2、X3；两个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Z和N。 建立模型：lnY=α+βlnXt+γ1lnZ+γ2lnN +εt
依据上式，为进行逐一计量检验，拟定12个回归方程：
方程（1）：lnY =α+βlnX1+εt
方程（2）：lnY =α+βlnX1+γ1lnZ+εt
方程（3）：lnY =α+βlnX1+γ2lnN+εt
方程（4）：lnY =α+βlnX2+εt
方程（5）：lnY =α+βlnX2+γ1lnZ+εt
方程（6）：lnY =α+βlnX2+γ2lnN+εt
方程（7）：lnY =α+βlnX3+εt
方程（8）：lnY =α+βlnX3+γ1lnZ+εt
方程（9）：lnY =α+βlnX3 +γ2lnN+εt
使用山东省1980-2004年的数据，在Eview6上进行计量分析，进行OLS回归的结果见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除了方程（4）3所有回归结果都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且F值都很大，拟合度高，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
四、结论与建议
分析上文计算结果，有几下几点实证结论：
1、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中的金融深化指标（DEPTH）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与金融深化之间线性相关关系较弱；但不能排除两者之间存在其他相关关系。
2、金融发展指标中的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拟合度较高，系数为正，说明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与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之间有较强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
3、加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模型拟合度及参数显著性得到明显改善，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线性传到机制中的重要中间变量。
针对以上研究的结论，山东省应从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入手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扩大金融总量的同时，注重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建设、银行信贷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从而使金融发展在扩大我国居民消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重要的传导因素，对线性相关关系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要重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一，要抓住导致分配不公平的关键因素，逐个击破。首先完善转移支付，使财政支出有方向性地倾斜；其次，完善各项立法，加大执法力度，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漂白各种“灰色收入”、“黄色收入”、“黑色收入”。
第二，调整税收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增长为目标，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包含遗产税制度、资本增值税制度、房地产增值税制度等在内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促进代际公平，抑制过高的非劳动收入，防止收入分化。在税费征收上综合考量居民收入总量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计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
最后，建立以公平为目标的收入分配调节体系，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都注重公平，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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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支出增长加快
据江苏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12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江苏农民消费支出2010年人均达6543元，比2001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增幅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能说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010年，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乡村地区实现1516.79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85.2%，反映最近10a来乡村地区的消费需求呈增长趋势。
2 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3年，农民收入始终低速增长。1997年至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年只增加549.5元，每年平均增长不到4%。尽管2003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仍然十分有限，只有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才能同步增长。
3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目前，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江苏省统计局2011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按收入5等份分组计算的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差距由2000年的5.4：1变为2010年的6.7：1，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6452元变为2010年的16983元，扩大了2.6倍。这个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中只有一部分人的消费可望得到扩大。
4 消费结构逐渐转型
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过程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所指的消费结构就是衣食住行和文教、医疗等几大类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目前，农民的教育消费太高，以高等教育为例，教育改革前，全国高校年人均学费仅为200元，1997年教育改革后，学费从1998年的1000余元攀升至目前的5000元左右。国家统计局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8%，但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年增长率超过20%。教育费用的昂贵，是农民进行现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5 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当消费者面临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依据当期收入来进行消费。而且，未来的风险越大，他越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当前，虽然农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出于谨慎动机，用于预防意外事件的货币量也随之增加。例如，农村中“看病难”“养老难”仍是目前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实地调查显示，52%的人头痛感冒就自己买药吃，有近20%的人是自我治疗或者硬挺着等病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使得农民有钱也不敢大胆增加现期消费。
6 农村消费环境较差
主要表现在：
6.1 乡村道路建设问题突出
尤其是山区农村，农民有特产运不出，工业品也难以进入，形成一道较难逾越的鸿沟。
6.2 我国当前电视广播
通讯设施虽然发展很快，但在农村尤其是广大偏僻山区仍然是盲区，限制了广播电视及手机等产品的消费。
6.3 因缺乏对消费品质量的有效监督
大量劣质产品拥入农村市场，农民深受其害，消费积极性严重受挫。
7 消费水平总体偏低
从总趋势上看，江苏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长，但农民消费水平总体仍然偏低。2001～201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使用额中，居民消费从3027.67亿元增加到10942.82亿元，年均实际递增12.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从1373.31亿元增加到2676.41亿元，年均仅递增5%；而城镇居民消费从1654.36亿元增加到8266.41亿元，年均递增16.7%。由此可见，在江苏近10a的经济发展中，来自农民消费的贡献非常小。
8 消费心理因素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农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如平时省吃俭用，到节假日过度消费，重视人情消费、非科学消费，消费方式讲究从众与求同，造成实际改善生活的支出受到挤占，使得农民消费增长乏力。
9 财政与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财政、金融在支持农村消费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相对于对城市消费的支持，还是很小的。就金融信贷来说，一来因农民金融信贷观念相对落后，在生产生活消费时，如自有资金不足，大多数选择向亲戚朋友等个人借款，甚至向不法高利贷者借贷。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太愿意向回报率较低、风险相对较大的农村或农民贷款。另外，宏观经济环境、就业机会等因素同样会对农村消费产生作用，或将成为制约消费需求的阻力。
篇7
随着居民收入的逐步上升与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居民生活引发的碳排放会越来越大。在国家积极探索内需拉动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降低居民部门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的重要方面。促使居民生活碳排放减少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平均消费倾向、平均家庭规模、居民能耗结构等[1-3]，不过不同因素影响效应的程度与减排潜力存在明显区别。首先，平均消费倾向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对居民生活碳排放起着明显降低效应，但不能依靠该因素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因为这与国家大力刺激内需政策相左。其次，平均家庭规模虽是降低趋势，但不可能一直缩小下去，按照2014年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倡导理想家庭模式为“三或四口之家”，所以未来依靠缩小家庭规模以达到降低居民生活碳排放的目的，是行不通的。再者，居民能源消耗结构呈现出无序的变动态势、各种能源比例需要进一步升级、优化，尽量使其对居民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明显化。最后，文献对于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显著降低影响有着一致的结论[4-7]，这对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就成为基于居民部门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突破口。而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取决于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模式以及居民生活用于购买能源产品的数量，属于影响居民部门碳排放的内生因素[8-10]，简而言之，与居民消费结构密切相关。鉴于此，根据居民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系数的变动特征，在考虑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情况下，探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效应，并对使其降低的有效途径进行相应探索是非常重要的。
1 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的变动
1.1 居民消费信息熵
消费支出用途与所占比重不同，无法综合度量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演变规律，信息熵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是对一种物质或体系运动无序度的量化[11]，反映其变动结构特征。将信息熵引入居民消费可以很好地考虑到不同消费项目所占的比重，反映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规律。根据信息熵的计算公式，居民消费信息熵的计算方法如下：
为居民消费信息熵（Residential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Entropy）， 表示类消费支出， 为 类居民消费支出。 综合考虑各种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特征，是对居民消费无序度的量化。数值越大，表示居民消费无序度越大；良好的居民消费结构是从无序向有序、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演变。但并不表示数值越大，相应的消费结构越好，而在有序的变动过程中，趋于稳定，才视为良好的发展状态。
1.2 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
借鉴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与能源碳排放系数的定义，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称为万元居民消费碳排放，表示为满足单位居民消费水平所消耗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尽可能在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与提高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满足单位居民消费水平（或效用）所造成的碳排放，是国家积极探索内需启动经济发展、倡导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重要方面。
1.3 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的动态演变特征
由图1所示，1985～2013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系数呈现不同方向阶段性波动：
1985～1987年居民消费信息熵缓慢上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恩格尔系数较大，居民消费限于基本“衣食住行”。1988～1989年居民消费信息熵有轻微下降，主要由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引起结构变动的混乱；同时家用耐用消费品的增加，加大居民生活对能源的消耗，造成碳排放系数上升。1993～2002年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与衣着类支出比重逐渐下降，居住、交通通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居民消费结构处于由低级向高级的逐渐转变过程中，居民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快于居民生活碳排放，进而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持续下降。
2003～2007年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引发居民对住宅、汽车与家用电器等消费热点的需求，引起居民生活碳排放增加。这一时期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整体下降，但对这几类的消费倾向是上升的，进而促使这一时期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提高。2008～2013年居民消费信息熵与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呈现不同方向变动，前者持续增加，能源与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强促使节能减排成为“十一五”规划中重要的约束性指标[10]，政府大力倡导与宣扬可持续消费或绿色消费，鼓励消费节能型产品，引导居民生活减少对能源的压力，促使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下降。
由上文分析不难看出，1985～2013年不同时段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12]。因此，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如何升级、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居民部门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呢？明显看出，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与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之间呈现的是非线性特征，因此不能简单地应用以往的线性模型设定两者关系，应该建立适合两者真实互动的关系的模型。阈值协整模型主要分析非线性序列，不同于以往假定变量之间呈现线性关系的模型，因此在考虑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情况下，构建非线性阈值协整模型，揭示中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因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不同而呈现机制转移的非线性效应。
2 理论模型
2.1 城乡消费差异的泰尔系数
由于我国呈现二元结构，城乡消费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而居民消费水平受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影响，因此构建基于居民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系数的阈值协整模型时，需要兼顾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文献中度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常常采用人均消费支出，但该指标没有反映城乡居民人口比重的变化，故计算度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泰尔系数[13]，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分别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为消费水平， 为人口。结果表明居民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呈现先上升，继而缓慢下降的变动趋势。
2. 2 阈值协整模型的设定
表示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 表示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信息熵， 表示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泰尔系数。为表征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居民碳排放系数呈现非线性影响效应，需要定义非线性光滑转移函数 ，大小位于 连续函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对其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随着变动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中 为阈值变量， 为机制转移的位置。 为光滑参数，反映两个之间平缓速度的快慢。 为阈值参数，表示机制发生转移时阈值变量的取值。因此，居民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系数的阈值协整模型可设定为：
3 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3.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为确保数据适合构建阈值协整模型，虽然变量不一定是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序列必须是平稳的。换言之，要求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即要通过变量的单位根检验。运用常用的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即 与 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虽然居民消费信息熵、碳排放系数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泰尔系数不平稳，但一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即三个变量是属于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3.2 有关平滑转移函数 存在与形式确定的检验
确定平滑转移函数 是否存在与具体的形式，首先确定机制转移发生的位置参数，其次进行非线性检验，证明在位置参数确定的情况下所设置的模型呈现非线性；最后确定平滑转移函数的具体形式。
3.2.1 确定机制转移位置参数
位置参数的确定方法是基于平滑转移函数的三阶泰勒展开[14-15]，将展开式代入式（3），重新参数化后得到：
针对不同的 运用OLS对式（2）进行估计，根据 函数值最小确定相对最优模型，或者拟合优度即 最大时所对应的 即为机制发生转移的位置参数。本文选取 的取值范围在 ，根据表1的结果，选取 最大时对应的 。
3.2.2 非线性检验
进行非线性检验，运用基于极限分布为 的 检验，原假设为不存在非线性，即展开式中 ，拒绝原假设，认为该模型存在非线性。由表2的检验结果得知，拒绝存在线性的原假设，即该模型存在非线性。
3.2.3 平滑转移函数 具体形式的确定
通常平滑转移函数形式有两种，指数函数与逻辑函数，检验方法仍是 检验，不过原假设与备择假设的设定不同，本文设定原假设 ； ； [16-17]，如果不拒绝 而拒绝 ，则式（4）中 为指数函数，否则为逻辑函数。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拒绝 ，则可确定函数形式为逻辑函数。
3.3 阈值协整检验
根据估计的平滑转移函数 的形式对式（4）进行估计，若模型估计的残差是平稳序列，则该模型为阈值协整模型。可以采用部分残差进行检验[18]，检验统计量设定为：
4 实证分析
4. 1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确定阈值参数，对式（4）进行 迭代估计，直至残差平方和最小，估计结果如下：
光滑函数的结果反映在考虑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结构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产生长期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其中光滑参数 ，表明这种非线性效应机制转移的速度较为缓慢。
4.2 分阶段分析
阈值参数 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的非线性转移发生在居民消费信息熵等于1.905处。如图2所示，1985～2002年居民消费信息熵小于估计的阈值参数 ，估计的光滑转移函数 等于0或接近于0。居民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遵循第一机制，由 反映。1985年与2002年居民消费信息熵分别为1.56与1.85，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泰尔系数分别为0.76与0.94，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引起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分别下降了0.31与0.48。其他年份具有类似的结果，即在居民消费以“衣食住”为主的消费模式，居民消费水平还未达到小康水平，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处于低级变动状态时，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为负，利于居民生活能源效率的提高。
当居民消费信息熵围绕在估计的阈值参数 周围波动时，估计的光滑转移函数 介于0与1之间，从而使得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在第一机制与第二机制之间平滑转移，由 反映，影响效应由负向正、继而由正向负平滑转换。2003～2007年居民消费结构中私家车、住宅、高端通讯工具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支出总量与比重快速增加，从而加大了居民生活碳排放。在2003年与2007年使得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分别提高0.48与0.51，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处于众多消费项目分别变动，较为混乱的变动状态，尤其是高能耗消费的增加，提高了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
2008～2013年居民消费信息熵大于估计阈值参数 ，估计的光滑转移函数 等于1或接近于1，这段时期居民消费结构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服从第二机制，由 反映。居民消费结构中各消费项目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动，但逐步形成以住宅、交通通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为主，食品支出为辅的消费格局。“节能减排”理念引导居民向低能耗与低排放的方向转变，引起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在2008年与2013年分别下降了0.124与0.127，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为负，有利于居民生活中节能减排。但作用程度较弱，说明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促进居民部门节能减排这一途径还有很大的潜力与空间。
4.3 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偏效应
根据估计结果分别计算居民消费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对碳排放系数的偏效应。如图3所示，居民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的泰尔系数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由负效应逐渐向正效应转变，并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城乡消费差距逐渐成为阻碍居民部门节能减排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对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偏效应，呈现先降后升，而后由升向降平缓转移的影响态势，不过后续降低效应不具有明显性。
5 结论
在考虑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情况下，构建居民消费结构与碳排放系数的阈值协整模型。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1985～2013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的长期效应，因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而呈现非线性的转换与演变：1985～2002年居民消费结构中“衣食”类支出逐渐下降，“住行用教”类支出比重上升，两者比重接近，逐步形成“两足鼎立”的消费模式，居民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服从第一机制，呈现负效应。2003～2007年居民消费中“住行用教”类支出大幅度上升，并且属于高碳排的消费项目，引起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上升，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增加效应，在第一机制与第二机制之间平缓转换。2008～2013年受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影响，居民消费逐步向低能耗、低排放方向演变，进而引起居民生活碳排放系数的降低
第二，与之相一致，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碳排放系数的偏效应由负向正转换，继而向节能的方向演变，但负效应不是很显著。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的影响效应整体上呈现负效应，逐渐向正效应演变，表明城乡消费差异不利于居民部门碳排放系数的降低。
从长期上看，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倡可持续消费模式、降低居民消费碳排放系数；同时缩减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提高区域消费水平均衡化，从居民部门出发，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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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金融抑制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394号
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而金融抑制是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下、消费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影响因素。
理论上，金融抑制会导致消费增长率和未来消费水平下降，而对当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则取决于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基于对微观家庭数据的分析，真实利率压低1%，消费增长率将下降0.287%，这解释了2000年以来中国消费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差异的62.4%。
金融抑制降低了未来消费水平，也降低了当期消费水平，其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金融抑制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和预期可支配收入下降，进而降低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居民储蓄率。
金融系统改革是刺激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早期，金融抑制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发展后期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抑制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而金融抑制也是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中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的重要原因。
鉴于金融抑制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相对缓慢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逐步放弃金融抑制政策、实现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降低波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也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内需的重要方式。
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可能还未完全成熟，那么以利率市场化为市场准入基本前提，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放松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提高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程度，以市场竞争方式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或许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选择。
制度
输入型制度变迁
麻省理工学院 Dorn Acemoglu等
“激进改革的后果：法国革命”
《美国经济评论》第101卷第7期
对制度改革而言，普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内部进行制度设计，也就是由于国内矛盾而产生的改革；另一种是外部冲击，例如被殖民，由殖民者带来制度上的改革，这种改革往往通过强制实施殖民者自己的制度而无视被占领区的传统而显得非常激进。
激进改革通常意味着旧体制有巨大的负面后果。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贵族寡头政治、对贸易和劳务设置的进入壁垒，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壁垒，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那么通过殖民形式而导致的激进改革，对经济又有何种影响呢？
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发现法国在入侵德国后，在其占领区强制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例如实施法国的民法，终结封建制和贵族特权，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考察这些制度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并没有造成负面后果，相反这些制度带来的长期经济效应非常明显，极大促进了被占领区在19世纪后半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
观点
环境因素影响长寿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
“中国老年人中家族长寿对健康的影响”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第1017期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与投资拉动，消费不足成了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为此，国家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由于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力量，分析研究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浙江省制定恰当的消费政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意义
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和过程，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消费。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费在全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显重要。可以说，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费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家一系列决策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既源于消费，又回归到消费。要使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启动消费需求，就要正确解决“潜在需求很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再生产总是以生产为起点运行的，生产是消费的基础，并为消费提供了对象，决定消费水平。但消费也能反作用于生产，首先它是生产的归宿和目的，它使产品得以最终完成和实现，其次它把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为生产提供生产主体，三是它充当产品的价值、使用价值的鉴定者，四是它为再生产提供动力和投入的导向，从而促进再生产在规模结构和布局上的优化、合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消费增长和扩大，加快经济运行，增加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对此也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6年到2009年统计年鉴上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找出可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进行分析和检验，最终得出结论，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几点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
3.理论假设、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根据大量的消费理论文献的借鉴和研究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收入的预期、消费心理、消费偏好、消费惯性、消费者年龄性别及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等。由于消费心理等一些因素是不可度量的，因而本文排除这些不可测量的变量，从浙江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力水平、消费价格指数等四个可度量的方面来考察其对浙江省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状况，其中本文以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代表人均消费水平。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参阅，本文选择四个对消费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具体如下：
第一个因素，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得的实际收入。收入和消费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制约消费的基本因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普遍增加，所以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地提高。
第二个因素，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用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除去全省人口数就得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知投资具有乘数的效应，较小的投入可以引起大的资产流动。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体现在对生产的拉动和引发居民消费上。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必然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社会各部门的劳动者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从而消费增加。
第三个因素，消费价格指数指居民支付所购买生活消费品和获得的服务项目的价格。CPI提高，则通货膨胀率提高，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CPI提高，则居民可分配收入减少，恩格尔指数上升，生活水平下降。CPI提高，刺激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第四个因素，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因此这将导致产品的价格的下降，从而促进消费者进行消费支出。
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主要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本文共选取5个变量：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t]）；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t]）；消费价格指数（[x3t]）；人均生产力水平（[x4t]）。通过《浙江省统计年鉴》收集有关数据（1986-2009年），整理后得到所需数据。
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全省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和消费价格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因素做解释变量外，其余的因素都归到随机项中。
4.分析结果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
通过spss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生产力水平均值大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同时，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大，1986年至2009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社会人均生产力水平、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价格指数都在稳定增长。
4.2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R2=0.998，模型整体拟合较好，则模型系数不全为0。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系数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5%水平内也显著不为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但人均生产力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理论不符，且以人均生产力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做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回归，可以看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357，在1%水平内显著不为0，因此本次回归中人均生产力水平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
4.3 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与消除
从表2可以看出各系数的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远大于10，因此认为各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且对各变量间做pearson相关系数，得表3。
表3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N = 24）
[＼&1＼&2＼&3＼&4＼&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0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7＼&1.000＼&＼&＼&＼&人均固定资产投资＼&.976＼&.987＼&1.00＼&＼&＼&消费价格指数＼&.878＼&.848＼&.760＼&1.000＼&＼&人均生产力水平＼&.986＼&.995＼&.994＼&.800＼&1.000＼&]
从表3可以看出各变量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关系数最大，因此根据经济理论与统计检验，收入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选出最优简单回归方程为[yt=f（x1t）]，
5.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都是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对其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从实际情况来说，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是消费的来源及基础，只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才会去消费，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该部分消费的制约，因为剩余的可支配收入越多时，由其而带动的引致消费就会越高，引致消费对消费水平的贡献较大，所以消费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正相关，即收入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将导致消费支出的增长。
为了使我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人们的消费。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的增加。这样才能使我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从上面分析可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增加人们的消费。
第一，要着力增加居民收入。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作为重点和中长期目标加发确立；逐年提高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总分配中的比例，使居民收入保持一个合理的、较快的增长速度，使其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努力增加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重视对有发展前景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大力扶持，增加就业人数，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第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尽快建立覆盖现更广、更规范、更透明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当前，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保证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等款项足额到位，及时发放，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居民消费预期的负面影响。
第三，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这里的信贷不仅包括耐用消费品及住房方面，还指居民对子女教育信贷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居民对本期收入的严重依赖性。
第四，拓宽消费领域、发展消费热点、开辟新的消费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涌现出大量的新的消费热点，比如旅游、住房、汽车等。当然上述的消费品必然要有政府的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推进城市住房、用车信贷的制度。还要调整在短缺时期与消费一般水平内限制性消费措施，如高消费税等，调整社会的消费水平偏离度。
第五，强化舆论引导。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引导合理消费。传统观念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倾向，间接导致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消费不足，倡导科学消费、文明消费、适度消费。可以从舆论引导和典型示范两个方面入手。要坚持“适度超前消费”的舆论导向。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实际效果。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者教育。消费者教育是指对广大消费者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有关消费知识和技能，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消费教育，不仅可以直接增长消费者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可以培养消费者形成各种必要的消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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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利率调整背景与动因
2000-2012年我国共调整了18次利率。这段时期利率经历了一大一小两个先上调后下调的过程。2002年2月，中央银行下调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由2.25%降至1.98%；一年期贷款利率由5.85%降至5.31%。利率下调表明意在通过调整来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国内消费与投资。
2004-2008年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调整了12次和14次。这一阶段，利率既有上调也有下调。其中存贷款利率从2004年10月29日起连续上调了9次（其中第9次名义存款利率不变，但取消了利息税实际是上调存款利率）；2008年10月9日起至2008年年末利率又经历了连续的下调。2004-2008年9月之前我国利率都是小幅持续上升，一年期存款利率通过8次，每次0.27%的调整和最后1次取消利息税，到2008年10月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已升至4.14%；一年期贷款利率从2004年起经过9次上调，到2007年12月已经调至7.47%；央行在这段时间对其他各档次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也进行了调整。这一阶段对利率的调整，是我国连续多月一些行业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存在导致的。央行希望通过上调存贷款利率：一方面以较高的贷款利率增加部分行业和企业经营成本，抑制发展过热的行业；另一方面借助较高的存款利率对居民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贬值进行补偿。
央行决定自2008年9月16日起取消各档次存款利率的利息税，此后又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四次下调各档次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经过四次调整已由原来的4.14%降至2.25%，一年期贷款利率由原来的7.2%降至5.31%。这一阶段利率调整频率高，仅三个月基准利率调整了四次；调整过程中打破了以往一年期存款利率只调0.27%的做法，如2008年11月27日一年期存款利率直接由3.6%下调至2.52%，调整幅度是以往的四倍；这次对活期存款利率也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0.72%下调至0.36%，这在以往是比较少见的。利率调整的主要依据是我国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经济环境：持续的物价上涨已经不存在，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明显趋于缓慢，居民消费也出现了萎缩的情景。针对这种情况，中央银行采取了调整利率的措施。利率调整后，居民消费增加，利率降低使企业成本减少，鼓励了各行业发展，从而缓解由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2008年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利率都保持不变，自2010年10月20日起我国进入了加息阶段，存款利率从2008年12月23日的2.25%经过五次调整至2011年7月7日的3.5%，贷款利率也做了相应调整。这一阶段利率的连续上调是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基本消除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也说明了经济萎缩的局面已经好转，经济又出现了较快的发展，低利率对经济特别是投资方面已经发挥较好的作用。
（二）居民收入状况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无论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的纯收入，都符合不断增长的趋势。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为2253.4元；2004年这两个指标值分别为9421.6元和2936.4元；2008年这两个指标值分别升至15780.8元和4760.6元；2011年这两个值分别为21810元和6977元。不断增长的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力的提升究竟有多大的贡献？无论贡献大小，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居民收入一定会影响到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与利率、居民收入的实证关系
现实中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不仅仅是利率，还有收入、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利率调整会对居民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而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收入对居民的经济选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将选择利率和收入作为自变量来进行分析。
（一）变量、样本数据的相关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是2000-2011年12年的数据，采用这12年的数据是因为我国从1996年起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2000年以后我国利率结构和水平比较合理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用这样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用居民消费增长率X代表居民的消费行为，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R2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率D作为自变量（实际存款利率是对名义存款利率按时间加权平均处理后，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建立模型：
X=c+a*D+b*R2 （1）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消费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R2所做的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得估计结果：
X=4.247269+0.521589D-0.601195R2
t=（0.789832）（1.087910）（-1.170098）
R2=0.387606 F=2.848206 D.W.=1.893768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一是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每上升1%，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就会下降0.601195%。这符合利率与居民消费的一般理论，即利率下调，主要是刺激居民增加消费；而利率上调则相反。另外，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率保持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居民收入每增加1%，其消费就会增加0.521589%，可见居民收入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大。
二是模型的t统计值分别为1.087910、
-1.170098，这两个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t0.05（n-3）的临界值2.262；F统计值2.848206也明显小于F0.05（2，9）=4.26。这表明t和F都未通过检验，说明应该拒绝原假设。即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和实际利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利率的弹性很小。
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
通过2000-2011年我国利率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2004年以前我国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2004-2007年我国上调利率以抑制部分消费市场，2008年连续的利率下调是刺激消费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2010年对利率的调整主要是鼓励居民储蓄，并以此为投资提供资金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利率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实际利率调整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非常小。这与吴海贤通过时间偏好模型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其通过建立时间偏好模型分析了利率调整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通过分析得到利率政策在我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通过这一段居民收入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升。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收入对居民的消费影响较大，居民消费的增加主要源于收入的增加。2000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在逐步提高，这主要与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有关而与利率调整的作用不大。
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小而受收入变动的影响大，这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我国居民受历史和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生活过程中大部分居民还保留着“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做法，除必须和基本的支出外其余收入都转化为储蓄。
二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决定了居民的消费状况。高收入阶层掌握了相对较多的资金，而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其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递减；而低收入居民由于手中的资金有限，出于子女教育、养老、防病和购买住房等方面的考虑，他们会将收入尽可能的储蓄起来，从而替代消费。
三是居民的预期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居民对经济变化和相应各项费用支出的心里预期加强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较，竞争不断加剧，出现了失业等现象加剧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强化了居民的储蓄行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具体表现在对住房、汽车等家庭耐用品的需求，这也导致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多储蓄而少消费。
四是社会税负负担较重。国家应适当降低企业生产的各项税收，使我国企业的税负负担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展国家基本一致，增加企业收入和利润，进而带动居民收入的增加来保障经济中强劲的消费力。
总的来看，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因而当前实现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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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 苏北地区近年来城乡收入增长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苏省的经济迅猛发展，苏北地区作为江苏省内较为欠发达的地区，经济水平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苏北居民可以明显感受到物质文化领域生活水平的提高。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0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1425.48亿元，较上年34457.30亿元增长20.22%，指数达到112.7，较上年112.4有所增长。苏北地区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为8920.37亿元，比2009年增长23.9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9774元，较之2009年增长24.92%。
在江苏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苏北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快速增长。到2010年，苏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0元，比上年增长13.61%；苏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724元，比上年增长14.63%。居民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的质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苏北地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存在，但是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见表1）。
由此可见，苏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都在逐步增长，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苏北地区农村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2 苏北地区近年来城乡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的高低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苏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消费支出不断增加，消费结构在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而城市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在36%～37%波动。经济环境、收入水平、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的差异，导致苏北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见表2）。
3 徐州和连云港两个城市的实地调查数据
小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实地走访了苏北地区的徐州和连云港两大城市，有针对性地在城镇和农村做了一系列关于消费水平调研活动，由回收起来的调查问卷总结整理出了这两个城市2012年上半年城乡消费情况的一些数据（见表3）。
由此可见，在苏北地区的两大城市，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食品和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几方面的消费比重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两大城市之间，居民的各项消费所占比重也由于经济发展情况、地理位置等原因存在着差异。
4 苏北地区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原因的分析
4.1 收入水平
收入是影响消费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和消费倾向。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都会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支付能力是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前提，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促使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发生提升作用。
4.2 物价水平
不同消费品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消费品的供求，因而必然影响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总水平的高低影响消费水平，进而影响消费品的供求和消费结构。苏北地区由于农村和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物价水平自然存在着差距，这就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水平。
4.3 消费结构差异原因分析
4.3.1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直接决定市场上消费品的供应，从而影响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其中第一产业主要满足人们食品、衣着等基础性消费，第二产业满足人们居住、耐用品等消费，第三产业则满足人们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娱乐保健和其他服务的需求。由此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有很大作用。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江苏省内属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城乡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城镇和农村较不平衡，由此影响了消费结构的差异。
4.3.2 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是指消费者在寻找、选择、购买、使用、评估和处置与自身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时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它贯穿于消费活动全过程。消费心理是由消费需求引起的，同时又是影响消费行为的内在因素。
4.3.3 生活模式
江苏北部地区人民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传统生活模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居民只有在特殊的日子，如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等，才有少量的发展、享受型消费；20世纪80年代以后，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思想逐渐开放，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人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城乡居民生活模式的改变程度是不同的。城镇居民信息量充足、沟通便捷，消费理念更加新潮，其生活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超前消费的影响，更加注重发展、享受型消费；相对而言，农村居民沟通不便，且其生活模式改变主要由城镇居民带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消费过程中也更加关注基础性消费。
4.4 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
4.4.1 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居民实现了储蓄，这就会使居民倾向于减少自己的储蓄而增加即期消费。目前，苏北地区尚未形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机制在农村地区相对薄弱。主要表现为保障形式单一、水平较低、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等。农村居民在收入增长预期趋缓的条件下，缺乏消费安全感，不得不选择谨慎的消费态度。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不仅要承担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沉重的生活负担，还面临着自然灾害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造成的利益损失风险，其收入预期十分不稳定，而支出预期则具有刚性，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将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做储蓄，以抵抗生活中的各种风险。从而影响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4.4.2 消费环境
所谓消费环境是指消费者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对消费者有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客观的因素。马克思说：“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不可否认的是，苏北地区城乡居民分处不同的消费环境。比如，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好、交通便利、市场系统完善、消费环境优良，客观上有利于带动消费。相对而言，农村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公共建设力度不够、缺少大型商城超市、文化娱乐场所，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实现。而农村相对不完善的消费环境是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的，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很多措施，如修建农贸市场、修建拓展公路等，但是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消费环境仍是造成城乡消费差异的原因之一。
5 结 论
通过对苏北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进行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以便更好地关注新农村问题的同时发现农村消费结构的特殊性来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缩小城乡差距，为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加快推进苏北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和科学借鉴。而由于苏北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处于江苏经济欠发达地区，既有着江苏地区普遍的发展优势，又与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一定的联系，因而苏北的经济在我国整体经济环境下起到了双重代表性。所以通过对苏北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的比较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为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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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城带乡、城乡协调的一体化发展进程越发顺利、合理。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中心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我国消费品市场首要特点就是农村消费增长加快，城乡消费增量差距趋于缩小。但是，在解决城乡消费差距，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尽管我国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出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却仍存在一些难以在短期破解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增长相对量相对较慢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并存，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和难点；二是居民消费品制造业成本压力大与创新能力不足、信贷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并存；三是城市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不尽规范与农村流通网络不健全并存，制约着消费市场的扩大，根本原因还是基础设施与金融支持的问题；四是诚信机制不健全与事后维权难度大并存，特别是在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服务不够全面、金融信息不够顺畅的背景下，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难题难以“化解”。林毅夫等（2009）认为政府干预导致了中国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农业生产支持程度和农业贷款对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影响不稳定。张军（2010）认为我国城乡家庭消费差距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根源在于收入增长的行业制约、设施建设投入的城乡分离、消费观念转变的养老制度约束。储德银等（2010）认为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但二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却存在显著性差异，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正向挤入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产生负向挤出效应。本文从金融非均衡性发展的角度，分析产生城乡消费差距的原因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解决城乡消费差距难题提供参考。文章通过研究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现状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的相关关系，实证两者间相关关系显著性意义的有效性。基于金融视角下提出解决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难题、破解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难题的对策建议，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居民消费差距现状
本文首先对1995-2011年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和居民消费差距的存量和绝对差量统计数据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整理，以分析两者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差距现状
通过对1995-2011年我国城乡金融贷款占比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乡金融贷款占有总量的差距明显。1995年全国城镇金融贷款占有总量为47518.9亿元，而农村同期金融贷款占有总量仅为3019.1亿元，城市占有金融贷款是农村的15倍。而随着我国东西部、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速度差距的扩大，城乡金融贷款占有总量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从贷款占有量的差距看，1995年至2011年的17年间，城乡金融贷款绝对差距从1995年的44499.8亿元扩大到2011年的459179.3亿元，并呈现逐年扩大态势（如图1所示）。
（二）我国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发展现状
通过对我国1995-2011年的城乡收入水平统计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可以得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图（如图2所示）。从城乡可支配收入看，呈现逐年上升态势。199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83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578元，城乡收入差距为2705元，城镇收入为农村收入的2.7倍；而2011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城乡收入差距为14833元，城镇收入为农村收入的3.1倍。总的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是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却并没有得到改善。
（三）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变化的发展现状
根据对我国1995-2011年城乡消费水平统计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得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时间序列图（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我国城乡人均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呈现逐年递增态势。1995年的城镇人均消费4931元，农村人均消费为1313元，城乡消费差绝对差距为3618元，城镇消费为农村消费的3.8倍；2011年城镇人均消费17163.7元，农村人均消费为4882.7元，城乡绝对差距为12281元，城镇消费为农村消费的3.52倍。虽然从消费水平差距倍数看2011年较之1995年有所减少，但是结合收入水平的差距倍数来看，仍然显示出了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居民消费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现状分析，以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差距水平（FD）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水平（RC）为研究变量，以1995-2011年的时间序列为研究范围，分别以城乡贷差和城乡消费差距代表FD和RC的差距水平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一）编制相关性研究变量的时间序列表
根据现状分析，本文首先编制了我国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水平（FD）与居民消费差距（RC）的相关性分析时间序列表。如表1所示。
（二）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居民消费差距
根据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差距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水平的时间序列发展现状，为了解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城乡差距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相关关系及金融资源配置变化情况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程度，本文对两者的发展现状变化情况进行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SPSS.16.0对表1进行系统分析，输出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三）结论
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1995-2011年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变化情况相关系数为0.978，说明两者的变化情况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即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必然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存在影响，而且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程度越高，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越大；另一方面，从表2中我们看到Sig.（2-tailed）置信水平小于0.05，所以单纯的根据我国城乡金融信贷差距代表的非均衡性发展状况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状况的相关性系数来说明两者之间的高正相关水平是不全面的。
综合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居民消费差距的现状分析和以上相关性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城乡金融贷款非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人均收入和消费的不均衡，并且成为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内生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偏向城市行为。一方面，城市化发展，导致大量经济富裕的农民迁移城市，在增加了城镇消费增长的同时压缩了农村消费；另一方面，也在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一部分通过银行机构将农业剩余资金转移到城镇。这些均是造成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和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同时存在的重要原因。
基于金融非均衡发展视角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本文首先从城乡贷款占有量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的时间序列图来反映FD和RC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两者正相关度为0.978的高相关性。因此，要实现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限制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核心动力的居民消费之间的差距，就必须抓住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动力源：金融发展。结合“二元论”核心观点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型相关经济增长理论，基于金融非均衡发展视角为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金融机构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运作能力
建立完善的区域金融体系。形成合作化、政策化和商业化相结合的分工合理、竞争适度的金融体系。使不同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体系内满足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加强金融机构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运作能力。
1.加强金融机构“资本创造”经济发展。发挥乡村、城郊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力度，促进农业产业机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可以组建金融机构和乡镇单位经济发展“一对一”帮扶小组，不仅有利于加速资本的运动效率，防止农村部分农户资金长期闲置，监测农村资本运动方向；而且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机构运作能力的提升，紧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建立帮扶小组内金融机构与乡镇单位经济共同进步的评估体系。
2.加强金融机构“资本创新”经济发展。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定位，除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支持力度外，还要加强对我国区域特色的多元化产业支持力度，以改善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的运作能力，实现区域特色、产业特色和金融特色相互结合的政策性职能定位。如定位江西景德镇陶瓷金融、赣州的稀土金融、南丰的蜜橘金融、鹰潭的铜金融等等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创新性金融政策性职能。
3.加强金融机构“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引导邮政储蓄银行等具有农村边远地区先决优势的金融机构开办农村消费信贷品种，丰富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本供给。通过增加资本供给来实现金融机构运作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金融机构的城乡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城乡金融-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提高金融机构调整资本流动的灵活性和方向性的能力
完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体系的政策体系。一方面，需要丰富金融工具特别是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种类，提高金融机构调整资本流动的灵活性能力。另一方面，缩小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大力开发农村居民生产信贷、消费信贷产品，提升消费、收入水平低下地区的综合消费水平，实现全国资本流动的健康合理发展，提高金融机构调整资本流动的方向性能力。
1.丰富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机构调整资本流动的灵活性。在传统的金融期货、期权、掉期及互换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要求，开创如农产品远期合约、农业产业收益证券化等金融产品，从而提高金融机构在调整资本流动时更具有灵活性。其次，加强消费、收入水平低下地区消费信贷的有效供给。
2.完善金融市场生态环境，建立多层次、互补型的金融-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提高金融机构调整资本流动的方向性。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市场生态环境的认知度，形成人人重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二是发挥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生态环境中的主导作用，实现农户整体信用评级的提升。三是发挥典型示范效应。落实好对文明信用农户的激励政策，加大对其授信、贷款、利率等方面的优惠力度，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同时，加强对不良信贷主体进行信用控制，并且通过全国征信系统对其进行公示，以提高违约成本。实现金融机构资本流向优质资产，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分配。
（三）推动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投融资平台的建设
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民间资本流动活跃，在国家适度宽松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背景下，各地区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积极探索，为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摸索出路。而在各城市投融资平台飞速发展并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农村特色的投融资平台建设，从而致使农村地区“相互抱团”组成生产合作组织，以提高农户生产安全性。但是这种合作组织形式在解决当前农村地区生产、销售和赢利的基础上却难以有效推动合作社每一位社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劳动积极性。只有推动农业生产股份经营才是最终出路。因此，文章建议为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水平和金融普及率的共同提高，须设立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促进城乡市场竞争，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在这样一个投融资平台，需要实现社会资本流向农业产业部门的同时，更需要实现金融知识的宣传，引导农民更新消费观念。一方面，各金融机构特别是涉农金融机构要根据农村的特点，把不同地区真正需要的金融政策、金融常识、金融业务知识及主要的金融业务办理程序送到农民手中，使农民学会运用金融致富，利用金融改善生活，最终实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另一方面，结合国家关于“三农”优惠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政策，利用全国各地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投融资平台，推行“金融下乡”活动，实现金融机构城乡区域政策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共享，以城乡金融支持产业发展达到均衡，缩小城乡差距。
（四）构建农产品-资本流动监管体系
构建农产品-资本流动监管综合体系，包括农产品流动信息、资本流动信息、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状况、金融发展状况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形成农村金融风险监测体系、风险损失补偿体系、资本流动财政支持体系等，有利于实现区域市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同步监管与发展。
对于农产品的监管体系。包括对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过程、农产品的质量检测、农产品的效益监测。从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是否实现投入产出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产品监管体系的监测目标。
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体系。包括银行金融机构对农产品的支持资本、农户的自有资本以及财政部门的转移支付资本监测。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只有恒久财富才会对社会货币流动量产生影响。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市场资本总量是由全社会国民收入决定的，从而为构建资本流动检测体系提供了可行性。
综上所述，文章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和优势采取适度的货币信贷政策和保险政策；对区域内的重点中心地区实施特殊发展政策，从而达到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整体的效果；采取优化城乡区域金融的产品结构、金融服务手段的更新、金融机构网点设备的覆盖以及金融人才城乡结构的优化等措施；构建现代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等措施，研究金融非均衡性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关系，为进一小缩小各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带来的不均衡影响，缩小城乡金融非均衡性发展程度的同时，为扩大农民收入来源、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提供参考建议。
参考文献：
1.鲁钊阳.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的形成机理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2（4）
2.贾健，徐展峰，葛正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非均衡发展关系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2（3）
3.朝正清.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7（1）
4.钱水土，程建生.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J].货币银行， 2011（8）
篇13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必须围绕消费需求来进行,消费对生产起引导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消费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决定生产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消费能否顺畅实现,决定生产的循环能否顺利完成。可以说,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接受数量大小,决定着生产者的兴衰。所以说,宏观调控者政府、生产投资者企业、生活消费者居民三者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目的要协调一致,要以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目标,才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3.2从供给方面培育: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既要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能力,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积极拓展和培育消费热点,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
3.3从环境方面培育:目前,我国的消费环境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消费环境问题是产业政策、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的集中表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消费环境仍然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政府扩大居民需求政策目标与消费政策仍然不配套,城市建设和相关消费政策相对滞后,与居民消费升级要求不相适应,造成政策不衔接的断层现象。
3.4从保障方面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低弥的原因不是居民没有消费的需求和愿望,主要是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由政府统筹统包,使居民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带来的安全感,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老百姓过多的承担了这个社会改革的成本。过度市场化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负担让老百姓不得不进行积蓄。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扩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健全失业保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加强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形成更加乐观的未来预期,增强其消费意向;使居民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找回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满足其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