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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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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变迁及特点
（一）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发展变迁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模式变迁：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
多头监管阶段。1992年以前，证券监管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原体改委等多方参与为格局，实际操作中由于多头监管显得十分混乱。
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统一监管阶段。1992年国务院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中证券委为证券市场主管机构，证监会为具体执行机构。
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阶段。1998年至今，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将央行的证券监管职能移交证监会统一行使，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组为证监会派出机构，由证监会垂直领导。至此，我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大体形成。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特点
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政府对证券的监管主要由中国证监会进行，政府作为监管者可以集中行使监管职责，解决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而引致监管效率耗损问题。
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按照《证券法》的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的监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明确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责和权限，明显提升了证监会的地位，也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上集中统一管理的监督体制。
实行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信托业分业管理。证券和银行、信托、保险活动应有各自的规则和业务范围，证券业不得直接从事银行业务、信托业务、保险业务，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也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比如不能直接买卖证券等。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
政府主导监管体制的局限。政府行政监督权限过大，缺乏对政府监管的监督。证监会集中统一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行使的是典型的行政权力，涉及证券活动的方方面面。虽然政府监管能够从宏观上总体把握问题，弥补了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提高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但是过度监管权限的集中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政府本身监管的失灵。而从我国目前的证券监管制度来看，并没有专门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当政府监管失灵时并不能有效地起到监管作用。
未充分发挥自律监管机制的作用。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作需要政府的监管，但仅靠政府监管不够，市场自律始终是维持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机制。自律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但从目前的监管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实行政府监管为主、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但实际上我国证券监管过度重视政府监管，忽视了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作用，导致其无法有效发挥。具体表现为：
证券交易所缺乏独立决策权。我国实行政府主导的集中统一管理机制，证券交易所没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交易所的规则多数由政府政策决定，而国外多数国家由证券交易所自由决定，这样证券所自律监管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
证券交易所缺乏独立监督权力。证券交易所由于不能自主制定自律监管规则，没有足够的监督权力，完全依靠政府的政策导向，而且现行制度并未授予其独立监督权力的权限，从而导致实践中证券交易所的监督效力不足。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构建思路
（一）构建多元化证券监管体制框架
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有必要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针对目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的缺陷，构建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通过引入社会监管力量，形成证监会、行业自律监管与社会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具体为：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政府监管限定在合理边界内，同时采取措施加强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并建立独立的社会监管机构，引入社会监管，从而通过“三位一体”的协作维护市场公平秩序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规范并推行社会力量的监督
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商、自律组织等，是证券市场上的不同利益主体，但是由于目前政府主导监管、自律组织辅助监管体制并不能有效的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实践中一些个人和社会组织自发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他们的监督力量并不能满足证券市场的监督要求。因此，若能借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设立模式，成立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监督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并通过法律授权和国家制度、政策的保障，以及机构本身行为准则、治理结构、资金获取、监督方式等内容建立，才能最终发挥它的作用。当然，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加强多元化监管体制之间的协调
适度放松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监管本身属于行政性监督，为防止政府监管权力的过度膨胀和滥用导致政府监管失灵现象出现，应将政府监管限制在“适度”范畴内，将政府监管的权限限定在宏观决策、事后制裁、强制执行等方面。
加强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自律组织的自限不足是导致自律组织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因此，完善自律监督体制首先要完善自律组织的治理结构，充分配置自律监管组织职权，保证其独立自主决策权的行使。本文建议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如《证券法》中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地位，并规定“证券交易所可以根据交易所章程和业务规则，对会员实施自律监管，交易所有权对会员及其雇员等进行检查、调查、处分，交易所可以设立解决会员之间或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的调节或仲裁制度”。
建立协调均衡的证券监管体系。即通过合理界定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明确各机构具体职责，并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应当是稳定而均衡的，虽然上文针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实际提出了构建“三位一体”的证券监管体制，但是各组成部分之间并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而是要形成稳定、协调和制衡的现代监管体系。
建立政府监管预警机制。由于政府监管主体权限集中再加上政府监管本身的缺陷，会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为有效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建立政府监管预警机制就具有必要性。明确各监督机构职能，确立稳定的立法机制。各机构职能的明确划分和确定是保证各机构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并保证充分发挥各机构的职能。目前的证券立法多数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有时属于同一机构，这样不利于证券政策的稳定，为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应“将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区分，分属各自不同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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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完善我国证监管体制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在完善这一体制过程中，人们是否树立了正确的理念，即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是进一步研讨完善我国证监管体制的基本前提。因为，一个国家证监管体制的完备性和科学性是人们基于对证市场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尊重，是基于对本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具体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基于对监管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对国际趋势的及时顺应。而做到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目前，我国证市场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我国证市场是政府直接介入的自由度较小的市场。企业资金短缺，这在我国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这一客观现象决定了政府必须适度调节证的发行，采取对证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进行宏观调控的措施。目前我国虽然早已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尚需时日。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传统行政手段的运用依然很普遍。可以说，我国证监管体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往审批经济的模式。第二，我国证市场是相对独立的、非统一的市场。深圳证交易所和上海证交易所除受中央证主管部门的监管外，还分别归属各自所在的地方政府监管。它们有着各自的制度、办法和运作规则。究其原因乃政府行为过于刚性，使许多本应由市场自行监管的事务转归了政府监管。同时，在观念上人们依旧习惯于使市场和企业依赖于政府，这也是造成自律监管之力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证市场具有以上特征的背景下，完善证监管体制应当确立的指导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证市场监管，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命令与服从式的行政监管。二是正确对待证市场监管手段的相互关系。三是避免证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由政府诸多部门进行。四是树立政府监管与证市场自律有机结合的观念。对此，下文将其作为专门问题进行论述。
2关于中国证监会的法律地位问题
《证法》虽未明确指出“国务院证监督监管机构”的具体名称，但是，根据国务院精简机构改革以及“三定”方案的精神，国务院证监督管理机构就是指中国证监会。从《证法》的规定来看，“国务院证监督监管机构”拥有相当于国务院某个部委的行政职权。鉴于中国证监会在法律地位与其性质名实相符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人建议国务院采取两种解决方案［1］：一是确认中国证监会的行政部门性质，改事业单位为行政部门，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独立部委；二是另行组建国务院证监督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较为切实可行，而第二种方案则不仅需要花费很高的机构设置成本，而且还会引起证市场管理的混乱。
3关于地方政府在证监管体制中的作用问题
目前，我国完善证监管体制的基本原则虽然是强调加强证监管的集中统一，但是，这与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应当是对立的。至少有二点理由能够说明地方政府应该负有维护本地证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3.1 证监管的对象除了证交易所、证公司和各类证中介机构之外，还面对着所有的上市公司。从我国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来看，截至1998年年底，我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已达851家，股票市价总值达到19505.65亿元［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46％，此外，投资者开户总数亦达3900万户［3］。换言之，如果不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对上市公司一味强调集中统一监管，而把地方政府的监管排除在外，不仅会造成中央证监管机构的力所不及，而且也可能在实施诸多监管措施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甚至整个证市场的健康运行。
3.2 对场外交易的监管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随着股份制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数量亦在不断增加。产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成果表明，合理的产权制度应该是［4］:第一，产权明析；第二，产权可进行交易；第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安排合理；第四，产权证化；第五，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企业家阶层已经形成。由此可见，产权的可交易性，是现代产权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4关于政府监管与证市场自律有机结合的问题
我国证市场的建立，与欧美等西方国家证市场的建立，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证市场是在市场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渗入国家干预因素，因而政府的干预是在证市场充分发育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表现为：证市场自律监管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组织的功能也未真正发挥出来。总之，我国证业行业自律功能的发育明显滞后。
现在我们强调在集中统一的证监督管理体制下重视发挥自律机制的功能和作用，是因为证市场中的各类行为主体，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会自发产生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通常，政府监管发生在严重违规行为之后，是事后追究，而此时违规行为的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在这方面，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建立完善的证市场监管体系，就必须做到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这二者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密切配合。可见，处理好政府监管与证市场自律监管的关系，是我国证监管体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注释：
［1］关运浩等：《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应进一步明确》，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7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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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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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目前证券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证券市场有明确的监管原则和目标，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使证券监管并不能充分而有效的运行，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监管体系。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集中统一型监管模型，也称政府主导型模型，其特点：一是强调立法管理，具有完备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二是设立统一的全国性的证券管理机构承担监管职务，与自律性监管模型相比，这种监管模式更具有权威性，更加严格、公平、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能。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市场发育程度，目前选择集中统一型监管模式无疑是明智的，但仅仅依靠监管会及其派出机构，显然是无法搞好证券监管的，需要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包括自律组织在内的监管体系。同时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失灵，又使监管环节中断，无法预警和防范市场风险，整个监管体系出现机构残缺、功能缺损的现象。
(二)证券市场自律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首先是自律组织不健全，据统计在目前近千家证券商、中介机构中，加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团体仅为121个；其次是自律组织管理混乱，现阶段的自律组织，形式上由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其证券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组成，但实际运行中，各方彼此独立，地方证券业协会隶属关系各异，难以协调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与《证券法》规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对自身会员的自身约束、相互监督起到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的精神相矛盾。另外，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于管理机制不同，对证券监管力度也存在差异，致使各证券交易所在执行仲裁和行使惩戒职能时会出现不一致，所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不强。
(三)现行证券法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还不完善。其一，缺乏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交易所法》、《投资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尚未出台，这不仅使国内现有的交易行为缺乏必要的管理依据，而且证券法规体系不完善，不可避免的带来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其二，在具体的交易规则等方面，影响公平、公正交易的因素尚未得到有效禁止，如《公司法》缺乏有效保护少数股东权益的条款，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其三，在法律体系的协调方面存在不足，最突出的是地方法规和全国性法规的矛盾；其四，对证券市场证券商的规范化管理和监督执法存在局限性，尤其表现在对一些特殊主体监管不力，如对少数证券公司在从事证券及非证券自营业务时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处理缺乏力度。
(四)政府监管职能错位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相比，我国政府的监管存在明显的职能错位，这也是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并由此造成了政府管理效率下降和行业自律作用削弱。目前证券监管部门疲于应付证券市场中不断出现的经常性问题，缺乏中长期的证券市场战略规划研究；同时在监管手段上，仍注重计划与审批手续，将指令性管理手段照搬于证券市场，这种违反证券市场操作的强制性管理方法成为证券市场秩序混乱的诱因，也是几年来证交所自律作用微弱，证券协会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应有的自律功能的主要原因。
(五)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证券监管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操作性都很强的专业工作，要求从事此项工作的监管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而且，在国际化的条件下，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操作手段也会应运而生，这就需要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与之相适应。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各级监管人员在数量、知识结构、业务素质等方面难以适应监管工作的客观需要，因而监督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是提高监管水平的关键。
二、改善证券监管的几点措施
(一)顺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组建一体化的衍生监管体系
由于混业经营将是我国人世后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保护性过渡期内应该改变以往的分业监管体系和方法，逐步建立起与混业经营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加强整个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合作，定期不定期的就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调、交流监管信息，解决好分业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对策，有目的、有计划地联合建立金融监管方面的公共制度，如通报制度、质询制度，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为全面混业监管做好准备；另外，还要提高素质，明确职责，改进手段，强化联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综合监管的水平和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二)加强自律管理，完善市场机制
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法律的滞后性兼之证券管理机构超脱于证券市场之外，使得证券管理机构不能及时明察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很难实现既要保持市场稳定有序，又要促进市场高效运作的管理目标，所以，我国在对证券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的同时，应借鉴英国式的自律性监管体制的做法，加强自律组织的建设，以法律形式确认自律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制定运作规范、规划，监管市场，执行市场规则的权利；应明确规定自律组织承担日常业务管理，有权制定、执行日常业务管理规则，并行使惩戒职能；建立我国证券业自律组织体系，这种体系由证券业协会和交易所组成的证券交易所协会组成，但自律组织并不是完全脱离证券组织机构，而应接受其指导、监督和管理，具体可以通过自律组织资格授予工作考核以及自律自治管理规则审批、授权、仲裁等方式进行，政府监管机构应采取措施，促使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建立市场监察部，加强内部管理，政府应扶持证券业协会的发展，使其在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市场交易活动的监视，市场参与者的管理、信息披露及专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应改变目前证券业协会大多属于官办机构和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关负责人兼任的做法；同时应明确各地方证券业协会的隶属关系，建立统一的自律组织体系，统一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体制，以便更好的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
(三)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
我国证券市场立法滞后，法规不完备，没有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在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没有及时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相当长时间没有出台证券基本法，其间虽然制定法规法章250项，但大多属于临时应急性质，缺乏稳定性。1998年《证券法》虽然出台了，但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律，如《基金法》、《投资信托法》等迟迟未出台，这在法律手段上，表现为可操作性差，执法力度弱，因此应尽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可操作性，尽快制定《基金法》、《期货法》，处理好《证券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避免出现不一致问题。证券监管机构应根据市场出现的新问题，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市场变化保持灵敏反应。
(四)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包括为批准一项许可申请所必要的初步信息，为进行持续监管所要求的定期信息，在视察或危急情况下的非常信息，为实行有效监管，需要获取整个市场组织的质量信息、市场交易信息、市场数据信息、公司运行信息，相应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向主要上市公司派驻监管员制度，定期报送风险报告和监管报告，随时报告重大风险事项，实行市场监管督办制度，限期整改、分级上报；实行监管质询制度，要求被监管方对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解释；实行监管公告制度，随时向公众公布监管结果，公布举报电话，建立投资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参与、证券会实行的“四位一体”社会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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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比较
世界各国（地区）由于在证券监管理念和监管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所实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各不相同，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各国（地区）均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任何证券发行人公开发行证券，均应事先向本国（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申报注册报表，严禁未经注册或未获注册豁免的证券流通。从当前世界各国（地区）通行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来看，基本可划分为形式审查主义的注册（申报）制和实质审查主义的核准（审批）制。
（一）美国证券发行审核的注册制
1.美国证券发行审核注册制的内涵及法理基础
注册制又称申报制、登记制，美国证券发行审核实行注册制的规定及相关内容主要集中于1933年的《证券法》。依据该法律，发行人在公开发行前，依法遵循完全公开原则，全面准确地将投资者作出决策所需要的公司财务、业务等重要信息资料予以充分完全的披露，并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对其所申报信息资料作形式审查而实质性审查，即仅审查信息资料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而不对证券自身的价值做出任何判断；发行人公开和申报有关信息材料后，证券监管机构未提出补充或修订意见或未阻止注册生效者，即视为已依法注册，发行人即可发行证券。美国证券发行审核实行注册制的法理基础是：信息披露制度是美国证券市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只要发行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可靠且符合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监管机构就履行了审核职责；对于发行人的证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等实质性问题，应由投资者依据公开的信息自行判断、自负风险，这样就可以在尽量减少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的前提下，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2.美国证券发行审核注册制的程序和特征分析
依据美国1993年《证券法》第5节有关规定，证券发行审核注册制的程序分为三个阶段：（1）注册登记之前阶段。根据法律规定，注册申报书送达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之前，发行者、承销商和自营商不得有任何推销证券的行为。（2）等待阶段。根据法律规定，注册生效前有为期20天的注册等待期，在此期限内，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对注册申报书进行审查，如发现重大缺陷，通知发行人补充修订；如发现重大虚假、遗漏或误导等情况，该委员会不再予以审核，发出“拒绝命令”，申报就此终结。（3）生效阶段。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注册申报书审查后，如未发现问题，即给予注册。注册生效后，发行人即可从事证券发行。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证券发行注册制的主要特征如下：（1）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履行监管职能主要通过强化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来实现。（2）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主要依据行业报告、信用评级报告、新闻媒体、网络信息等公开的信息来源进行复核，旨在协助发行人向公众投资者充分公正地披露信息。（3）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主要采取书面复核的方式，坚持不与发行人公司管理层面对面沟通，不进行现场核查，不评价发行人或推荐某一证券等，旨在确保复核的公开、公正、公平。（4）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文件复核时不对证券的投资价值作出实质性评判，以免误导公众投资者。（5）美国证券监管强调事后查处。事前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对申报文件仅作形式审查，但对造假欺诈者严格的事后处罚更具强制约束和威慑作用，有效保护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3.美国证券发行审核注册制的优缺点分析
美国证券发行审核注册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1）简化审核程序，降低监管成本。（2）提高市场效率，减少政府风险。（3）体现公正公平，促进良性竞争。（4）倡导理性投资，提高市场水平。美国证券发行审核注册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依靠公开信息源和书面复核方式，难以完全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可能导致虚假陈述和欺诈行为。（2）信息披露的前提是投资者能自由获取发行人公开的信息并据此自行决定投资行为，但在实践中发行人有时不能全面获取发行人的公开信息从而导致投资失误。（3）注册制强调降低门槛强化惩处，可能放任一些质量较差的企业进入市场，加大了证券市场的投机性。
（二）中国证券发行审核的核准制
1.中国证券发行审核核准制的内涵及法理基础
核准制又称实质审查主义或实质管理原则，是指发行人不仅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前提下依法将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料予以充分准确披露，而且必须在得到证券监管机构的核准后才能发行证券；证券监管机构不仅审查发行人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且要对证券的投资价值进行实质性审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发行人将被否决。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在实质上一直采用核准（审批）制，但其具体形式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证券法》颁布以前的审批制，核心在于通过行政审批分配指标；第二阶段是《证券法》实施后的通道制，系核准制的最初实现形式，核心在于由主承销商推荐，发行审核委员会表决，最终由证监会核准；第三阶段是2004年起实行的保荐人制度，核心在于保荐人负责发行人的上市推荐和辅导，协助发行人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审核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完整性，向证监会出具保荐意见。公司上市后，保荐人还要继续协助上市公司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事项，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承担连带责任。参照核准制的内涵可以看出，保荐人制度仅是对核准制的某一方面作了改革，也可以看作是在某些方面向注册制的一种过渡和靠拢，但并未改变我国现行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中的实质审查原则，因此，保荐人制度仍属核准制范畴。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实行核准制的法理基础是：坚持实质管理原则，强调国家行政权力对证券监管的干预，由特定机构审查发行人的资格，并对证券的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力求通过事前干预和事后查处，增强证券市场的进入限制，降低证券市场的整体风险，有效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中国证券发行审核核准制的程序和特征分析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我国现行证券发行审核的程序主要包括：（1）保荐人进行上市辅导并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拟上市公司在完成改制设立后，由保荐人负责对日常经营的规范运作、法人治理结构、账务等问题进行辅导，以完善改制遗留问题，并消除影响公司通过发行审核的潜在隐患；（2）保荐人与发行人共同制作申报材料并报批，保荐人负责对招股说明书、财务审计报告等需要公开披露的材料信息进行把关，并向证券监管机构出具保荐书。（3）证券监管部门进行发行审核，主要通过见面会、书面沟通、对外联系、专项复核、举报核查等方式进行初审，再经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后核准发行。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发行审核核准制的主要特征如下：（1）核准制是行政权力的“有形之手”干预证券发行的具体体现，发行人的发行权是由证券监管机构以法定的形式授予。（2）核准制强调形式审核与实质审核并重，证券监管机构既对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形式审查，也要对证券发行条件和标准进行实质审查，并据此作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要求的价值判断和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3）核准制主张事前与事后并举。实质审查是证券监管机构事前审查的重要内容，但核准制同时赋予监管机构事后审查权和撤销权。（4）核准制也强调发行人信息的公开披露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完整、准确，并对虚假披露进行处罚。
3.我国证券发行审核核准制的优缺点分析
我国证券发行审核核准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1）核准制有利于保护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避免证券市场的动荡。（2）形式和实质上的双重审查，有利于防止不良证券进入市场，提高证券市场的品质信用。（3）对证券的投资价值作出预判断，可以有力地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4）保荐人制度有利于促进中介机构的发育成熟。我国证券发行审核核准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审核程序复杂，增加监管成本。（2）实质审查使市场效率降低，政府风险增加。（3）容易造成投资者对监管机构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投资人群的成熟。（4）市场门槛较高，不利于新兴事业的发展壮大。
二、美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取“扬弃”的态度，因地制宜地改进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才是本文进行比较分析的真正落脚点。笔者认为，借鉴美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我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一）进一步强化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审核资料信息的形式性审核
一是拓宽审核资料信息的范围，除审核公司申报材料外，将公司日常运营状况、法人和股东违法犯罪记录、信用评级等一并纳入；二是改进审核资料的方式，除审阅公司申报材料外，综合运用新闻媒体、网络信息、舆论监督等方式进行审核；三是及时公开经过审核的资料信息，确保公众投资者的知情权。
（二）进一步弱化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发行条件和标准的实质性审核
实质性审核机制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而且意味着每家上市公司都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的“信用担保”，而一旦上市公司发生质量问题，监管部门要承担相关责任，相应却减轻了保荐人的责任。因此，证券监管机构一方面应弱化对证券发行条件和标准的实质性审核，另一方面应将证券发行条件和标准的审核职责交还给市场，由市场将不符合证券发行条件和标准的公司拒之门外。
（三）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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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证监会的作用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8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从现行体制看，证监会名义上是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监会的监管范围看似很大：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从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市规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数、上市公司的价格、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及认可标准，到证券中介机构准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内容，以及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的任免等等，凡是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而实际上，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附属机构，其监督管理的权力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2．证券业协会自律性监管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4条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证券公司应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同时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如拟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组织会员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处分违法违规会员及调解业内各种纠纷等等。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独立的监管权力，致使这些规定不仅形同虚设，并且实施起来效果也不好。无论中国证券业协会还是地方证券业协会大都属于官办机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章如一些管理规则、上市规则、处罚规则等等都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没有实质的监督管理的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这与我国《证券法》的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其会员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来补充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初衷是相冲突的，从而表明我国《证券法》还没有放手让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监管，也不相信证券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依然没得到重视，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3．监管主体的自我监督约束问题
强调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突发性、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而过于分散的监管权限往往会导致责任的相互推诿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最终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从辨证的角度分析，权力又必须受到约束，绝对的权力则意味着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监管者也是经济人，他们与被监管同样需要自律性。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共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民权利中分离出来，交由公共管理机构享有行使权，用来为人服务；同时由于它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权力则意味着潜在的腐败，它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人民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中，由于监管权的存在，监管者有可能，做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监管主体的监督约束。
(二)被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种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的情况导致政府不敢过于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而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运行，形成所谓的“政策市”。由此出现了“证券的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的波动均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的现象。证监会的监管活动也往往为各级政府部门所左右。总之，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不敢放手，最终造成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出现问题。
2．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治理问题
同上市公司一样，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等也有在着上述的问题。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也成长起来，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关发展经验不足的境况下，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违法或无理要求，为其虚假包装上市大开方便之门。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在上市、配股、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多个环节联手勾结，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以能力有限为由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做出有倾向性错误的审计结论，误导了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秩序，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造成冲击。
3．投资者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离理性、成熟的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有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缺乏正确判断企业管理的好坏、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种市场传闻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盲目乐观，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又盲目悲观，不断的追涨杀跌，既加剧了市场的风险，又助长了大户或证券公司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加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难度。
(三)监管手段存在的问题
1．证券监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证券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为主，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及其它市场参与者组成，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有效组织，围绕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运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当是应有俱有，但我国目前除《证券法》之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平价法》等几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具备统一完整的证券法律体系，导致我国在面临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导致在监管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责任的配制严重失衡，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在事实上得不到补偿。以2005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为例，该法规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有48条，其中有42条直接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只有4条。
2．证券监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曾长久的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这种政府干预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已根深蒂固，监管者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政府不敢也不想过多放手于证券市场。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被弱化。
3．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存在的问题
对于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我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这种经济的监管手段过于偏重于惩罚措施的监督管理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奖励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监管主要表现为惩罚经济制裁，而对于三年保持较好的稳定发展成绩的上市公司，却忽视了用经济奖励手段鼓励其守法守规行为。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I．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这样，一方面利于树立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权威，增强其监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监管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和协调，提高监管效率。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辅助地位，我国应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对证券业自律组织重视起来。应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其中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国证券业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以及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
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通过法律法规，我们可以从正面角度利用监管者经济人的一面，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还可以通过法律开辟非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对监管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来作为监管机构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机构治理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同上市公司一样，在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情时也有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经济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应当以优化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完善中介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根本目标，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违法者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不仅要追究法人责任，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关责任人的经济乃至刑事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对中介机构的信用的管理规定，使中介机构建立起严格的信用担保制度。
3．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日渐完善，形成了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面对21世纪的法治世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在对证券监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语，我们仍需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与完善。要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3．证券监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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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证监会的作用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8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从现行体制看，证监会名义上是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监会的监管范围看似很大：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从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市规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数、上市公司的价格、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及认可标准，到证券中介机构准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内容，以及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的任免等等，凡是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而实际上，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附属机构，其监督管理的权力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2．证券业协会自律性监管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4条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证券公司应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同时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如拟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组织会员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处分违法违规会员及调解业内各种纠纷等等。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独立的监管权力，致使这些规定不仅形同虚设，并且实施起来效果也不好。无论中国证券业协会还是地方证券业协会大都属于官办机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章如一些管理规则、上市规则、处罚规则等等都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没有实质的监督管理的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这与我国《证券法》的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其会员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来补充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初衷是相冲突的，从而表明我国《证券法》还没有放手让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监管，也不相信证券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依然没得到重视，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3．监管主体的自我监督约束问题
强调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突发性、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而过于分散的监管权限往往会导致责任的相互推诿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最终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从辨证的角度分析，权力又必须受到约束，绝对的权力则意味着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监管者也是经济人，他们与被监管同样需要自律性。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共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民权利中分离出来，交由公共管理机构享有行使权，用来为人服务；同时由于它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权力则意味着潜在的腐败，它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人民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中，由于监管权的存在，监管者有可能，做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监管主体的监督约束。
(二)被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种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的情况导致政府不敢过于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而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运行，形成所谓的“政策市”。由此出现了“证券的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的波动均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的现象。证监会的监管活动也往往为各级政府部门所左右。总之，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不敢放手，最终造成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出现问题。
2．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治理问题
同上市公司一样，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等也有在着上述的问题。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也成长起来，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关发展经验不足的境况下，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违法或无理要求，为其虚假包装上市大开方便之门。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在上市、配股、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多个环节联手勾结，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以能力有限为由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做出有倾向性错误的审计结论，误导了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秩序，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造成冲击。
3．投资者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离理性、成熟的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有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缺乏正确判断企业管理的好坏、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种市场传闻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盲目乐观，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又盲目悲观，不断的追涨杀跌，既加剧了市场的风险，又助长了大户或证券公司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加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难度。
(三)监管手段存在的问题
1．证券监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证券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为主，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及其它市场参与者组成，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有效组织，围绕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运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当是应有俱有，但我国目前除《证券法》之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平价法》等几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具备统一完整的证券法律体系，导致我国在面临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导致在监管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责任的配制严重失衡，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在事实上得不到补偿。以2005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为例，该法规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有48条，其中有42条直接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只有4条。
2．证券监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曾长久的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这种政府干预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已根深蒂固，监管者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政府不敢也不想过多放手于证券市场。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被弱化。
3．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存在的问题
对于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我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这种经济的监管手段过于偏重于惩罚措施的监督管理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奖励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监管主要表现为惩罚经济制裁，而对于三年保持较好的稳定发展成绩的上市公司，却忽视了用经济奖励手段鼓励其守法守规行为。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I．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这样，一方面利于树立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权威，增强其监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监管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和协调，提高监管效率。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辅助地位，我国应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对证券业自律组织重视起来。应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其中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国证券业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以及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
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通过法律法规，我们可以从正面角度利用监管者经济人的一面，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还可以通过法律开辟非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对监管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来作为监管机构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机构治理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同上市公司一样，在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情时也有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经济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应当以优化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完善中介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根本目标，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违法者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不仅要追究法人责任，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关责任人的经济乃至刑事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对中介机构的信用的管理规定，使中介机构建立起严格的信用担保制度。
3．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日渐完善，形成了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面对21世纪的法治世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在对证券监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语，我们仍需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与完善。要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3．证券监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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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监管体系功能发挥不充分
尽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明确了证券会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地位，由于证券市场监管主体较多，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涉及证券业务的行政部门除了中国证监会之外还包括国家发改委、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在管理权力方面容易造成了部门之间权力重叠，导致了中国证监会缺乏权威性。证券监管权力的分散导致监管主体多元化的问题不利于监管的快速反应以及效率的提高。另外，中国证监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存在时滞效应，往往是在证券市场发生重大风险后，证监会才做出相应的反应，并且为了维护市场准则的良性运行，市场的涨跌成为了证监会最为关注的内容，导致中国证监会的监管目标不明确。
(二)证券发行市场监管存在缺陷
目前，在我国实行的是带实质性审查的核准制，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股发行定价的行政色彩浓，偏离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在证券发行中，实质审核、证券承销的通道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证券监管机构的过度干预。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后，同样执行实质性审查，监管机构“内部掌握”的发行标准仍然存在。在当前我国企业经营机制与效益状况的制约下，争取发行额度变成一种资金成本，相对最低的圈钱行为，这也是诱使企业进行种种包装、伪装、夸大预测收益的直接动因之一，进而导致了发行企业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低下，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另外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目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仍然显得不及时和不充分，许多上市公司在对重大事件的披露方面，仍倾向于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及时披露，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则延缓披露，很容易让投资者的利益受损。
(三)证券交易市场监管的不完善
证券交易市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其中表现在证券交易中，只能对证券市场做多而不能做空，这就造成了在证券市场连续暴涨时，参与者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往往采取违法违规行为。另外，“政策市”的存在，加剧了证券市场的波动，在证券交易市场上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托市或抑市，试图将证券交易价格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这种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证券交易市场的做法扼杀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使得证券交易价格不能真正反映有价证券的供求关系，导致市场效率的下降。
(四)证券中介机构自律性存在问题
证券市场中介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作为中介机构的证券公司在经营规模和手段及方式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在机构设立或者获取证券业务上，政府规定实行审批制，而这种审批又是不透明的。由此造成了许多该获取资格的单位没有获取资格，而一些条件很差的单位却获取了资格。另外在中介机构内部，总公司对营业部的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不到位，过度追求效益和市场份额指标，未能通过建立有效的考核体系、管理制度等；营业部在客户管理、业务办理、财务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内控制度没有得到全面、切实的执行。营业部违规融资问题时有发生，国债回购问题较为突出，擅自开发使用证券交易柜台系统中的非法功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路径分析
(一)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主体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
我国应继续完善以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监管体制，形成独立的政府监管主体，给予证监会足够的权利，力求在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平衡，既通过必要的监管确保证券市场主体谨慎稳健安全运营，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又要通过监管促进证券业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同时在管制权力收归中央的格局下，弱化证监会对市场的参与程度，侧重于负责证券市场的宏观管理，提高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权力，将具体维护市场发展的工作，如发行审批、市场参与者管理等工作交由他们负责。
(二)完善对证券发行市场的监管机制
针对证券发行和上市，应该建立由专业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发行初审机构，提高初步筛选的科学性，使其对拟上市企业改制情况的初审报告成为证监会进行合规性审核的重要依据。同时，应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增长的预测速度、市场走势与变化趋势、市场供需力量消长等因素，科学地、定量化地制定年度新股发行规模及其额度配置，并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公布制度减少其随意性对股市的冲击。对发行与上市一体的实质审批、发行定价和上市审批进行分解，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逐步实现以市场化的证券发行价格方式代替非市场化的证券发行定价方式；提高证券发行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逐步将实质审批过渡到对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监管，最终实现证券发行注册制。
(三)完善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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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金融市场是由货币资金的供需双方以金融工具为对象所形成的市场,有广义金融市场和狭义金融市场之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服务。一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育越健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一国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越高,整体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越高。我国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已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然而,从整体上来判断,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比较明显地缺乏效率。导致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开放相对较晚和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1)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不足,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堡垒仍未打破;(2)金融市场的制度创新不足,限制了公众在投资市场上的经济活动;(3)金融市场的工具创新不足。这大大制约了我国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2.我国银行的规模较小,不良资产比例过高,银行业的竞争力较弱。已经进入或将要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其规模皆较大,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优良的资产质量,与我国的银行相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美国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和。从资产质量上看,美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0.67%。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总和比例过高,如美林公司1998年估计的中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的平均比率为29%,J.P摩根银行的估计为36%,IMF(1997)的估计为20%,高峰期比率则大于2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率是相当高的。如此高的不良资产比率,增大了银行业自身发展的金融风险,也是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
3.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较差,降低了监管效率,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所谓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是指证券监管机制的监管活动和程序具有相当开放度与公开度。我国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证券监管机构本身包括内部组织机构、机构名称及工作程序等方面,由于没有法定性而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就连业内人士对此也不甚清楚。二是证券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和决策事项时也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迄今为止,证券监管部门很少就起草某项规则举行公开听证会,因此,造成实践中许多规则缺乏可操作性。三是在查处证券违规违法事件中,经常性地出现暗箱操作情况。由于透明度差,对案件处理结果,投资者往往不满意。也由于透明度差,助长了证券市场交易中的内线操作、大户操纵、虚假信息及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这又增加了证券交易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也蕴育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为中国的金融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4.保险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已承诺:外资在人寿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可达50%;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可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为51%,并可在三年内成立合资的分公司。这样优惠的条件,使我国保险业务面临的压力愈益增加:一是外资将抢滩中国保险市场,民族保险业市场份额将会下降。目前,我国国民保险人均仅为100元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已近4000元人民币,经营压力增大。二是外资资本雄厚,多渠道经营理念对中国保险业造成心理压力。世界上最大的25家保险公司资产任何一家都比中国保险资产总和都大。三是外资保险业务悠久,开发保险品种多,覆盖面广,再加之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也对我国形成强烈的竞争压力。由于外资保险注重品种开发和售后服务,整个流程注入了科学化管理,这都是我国保险业望尘不及的。四是外资保险先进机制和优厚待遇的吸引,势必影响我国保险业人才大量流失,而我们的经营模式还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与外资保险在市场经济下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可相比,难免造成人才流失,减弱民族保险业的综合实力。
5.金融市场开放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1999年,经过世界各国艰苦的谈判和努力,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终于正式签字和生效,我国政府也公开和明确承诺将承担金融开放的义务,并于近年内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如宣布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对我国金融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发育成熟,金融体系还不完善,金融机构缺乏竞争能力,金融监管经验不足,因此,开放金融市场对我国经济也有一定副作用,体现在:(1)对国内金融业形成冲击。外资银行争揽了大量绩优的三资企业、外向型企业,使我国银行遭受了客户流失的风险。(2)导致“外资替代现象”的出现。企业从外资银行获取的部分贷款,实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资”,而是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获取的资本。(3)逃避监管。有的外资银行多存少贷、转移资金,有的外资银行则转移利润,逃避税收等,给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健康成长构成严重威胁。
二、对策与措施:寻求中国金融业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
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危机与困难愈益明显,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中国金融业的健康成长将受到阻滞,这也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质量。
1.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效率。
(1)增加外商的进入,促使国内金融机构提高效率。实践证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对于改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是明显的。
(2)提高交易的自由程度,改进外汇市场效率。当前我国存在宠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这是外汇市场缺乏效率的一个明显表现。如适当开放股票市场等,可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扩大金融市场准入程度,提高金融创新效率。通过学习发达国家金融业所开展的金融创新,降低我国金融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的经济成长和时间成本。同时,通过金融业务开放刺激对金融创新的需求,有利于金融创新效率的提高。
(4)改善政府监管效率。推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适当放松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职能向国际标准靠拢,这对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效率有重要意义。
2.体制性改革与商业化经营同时并举,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性原因产生的,是历史的长期积淀,主要起因于国有银行与企业之间“软约束”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上,银行的商业化经营与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实施金融赶超战略,才能迅速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具体为:(1)政府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国际实践证明,要实现金融赶超目标,必须有政府的扶持。(2)启动金融赶超,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不同质的金融产权主体。(3)抓紧培养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才,同时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以吸引和留住人才。(4)严格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统一原则,接受以《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完善内控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
3.增大我国证券监管机制的透明度,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在立法方面,我国立法机关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组成人员、名称及其职权等内容明确作出规定,对其运作程序规定更加详细。证券监管机构本身立法及司法解释,也应增大透明度。在执法方面,证券监管机构更应增加透明度,特别是对违规、违法交易现象的处理结果及时向公众公布,这实际上也是增强证管会本身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众对证管会的信任度。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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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系运动”的主要表现
尽管各个系族形成的时间各异,所在行业也不尽相同,但其造系的目的、手段及其资本运作却基本相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造系者造系的目的相同。若引用一位造系者的话透视其目的即可一目了然,“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造系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融资,其二还是为了融资”。其次,造系与融资的手段相同。造系者打造融资渠道的手段大同小异,有的通过自己控制的上市公司从银行贷款,控制上市公司之间相互担保,进行关联交易,从而做高企业业绩;有的将一部分钱委托给自己投资的公司来运作股票,以谋求利益最大化。这样造系者就利用上市公司构建起了大肆融资的多种渠道。第三,系族结构复杂,主业离散。大多系族结构盘根错节,令人眼花缭乱,其业务范围涉猎之广更是令人瞠目。如托普系鼎盛时期,曾拥有3家上市公司,120余家控股制子公司,其主业达六项之多,从电脑到盆景,从手机到彩票机几乎无所不能。第四,关联交易复杂,关联企业的担保及重复担保是各系族获得贷款的主要途径。如以前的中科系,担保在其“造系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造系运动”产生与失败的原因
“造系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其迅速的失败却是其必然结果,分析其产生与失败的原因对我国今后的企业管理和金融监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造系运动”的产生
1.民营企业融资难,诱发“造系运动”“造系运动”大多由民营资本发起,通过重组方式完成,如复星系、斯威特系、明天系、鸿仪系、泰跃系等。民营企业在现实中,普遍情况是融资渠道单一、狭窄,融资数量有限且融资成本偏高,加上近年来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民营企业贷款无门,资金难免紧张,要获得最优质的,规模巨大而又成本低廉的优质资本,最好的方式就是上市。所以它会积极上市或买壳上市,以得到无成本股权融资和相对便利地取得贷款。
2.对上市公司证券监管不利,导致“造系运动”证券监管不利,在制度上没有为“造系运动”设置障碍,相关法律不健全,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董事、经理的忠实义务,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没有明确规定,对关联交易程序规定缺失;证监会出台的“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通知”中尽管对担保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作为部门规章,无权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做出惩处,威慑力有限,从而使得“造系运动”成为可能。
(二)“造系运动”失败的原因
1.忽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在目前的证券监管下,上市公司大股东一股独大,同股不同权,公司治理混乱,治理水平低下,“圈钱、圈钱、再圈钱”成为造系者控制上市公司的最主要的目的。加之企业管理者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对企业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利润分配风险的有效管理,使企业自身承担了较大的财务风险,一旦不利事件发生,其灾难性的后果就不可避免了。如托普系,从2000年到2002年间托普软件对上海科技园、西安的西部软件园还有常州软件园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由于没有对投资项目和投资风险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评估,缺乏对风险的有效管理,盲目投资,最终均未获得投资回报,很多厂房都是一直空置,这也决定了其必然毁灭的结果。
2.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造系者普遍实行多元化经营,盲目扩张,经营业务可谓遍地开花,这势必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的风险。这类上市公司经营业务普遍很杂,不是以某一主业为中心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而是往往涉及多个行业,且行业之间又缺乏关联度或关联度很低,很多产品的生产和开发都带有短期行为,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
的规划,结果造成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渠道分散,管理成本加大,加之无法集中企业资源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必然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导致企业经营失败。不可否认多元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激进的、与主业相关性不大的扩张对企业来说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总结德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德隆的多元化战略超出了德隆能够防御的范围。
3.关联企业的担保及重复担保关联企业的担保及重复担保使各系族获得贷款的同时,也使得上市公司与其母子公司之间形成了庞杂的关联交易和担保网络。这个网络就好像地雷阵一样,潜伏着重重危机,放大了企业的风险。一旦网络中的某一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银行对担保把关的不得力,也使风险向上市公司集中,成为其迅速坍塌的催化剂。中科系的崩溃就是典型。所以,以关联方交易和担保为手段肆意融资、恶意掠夺资本的“造系运动”,对企业自身发展来说是危险的。
三、由上市公司“造系运动”引发的思考
(一)企业财务管理方面
企业财务管理居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而财务风险管理又是财务管理的核心,它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忽视风险管理而带来的后果对企业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重视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问题。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有利于降低企业风险,减少损失,提高企业价值。具体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确立正确的财务风险观。增强全员,特别是企业领导者的风险意识,既不能无视风险的存在,也不能因畏惧风险而无所适从。第二,强化企业各项管理。企业的财务风险贯穿于企业财务活动的各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加大企业风险,所以,企业应加强各项管理工作。第三,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财务决策。企业在资金的筹集和运用过程中必须以科学的决策方法为依据,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价与分析,既不能盲目筹资,也不能盲目投资,搞多元化经营,要遵循风险与报酬均衡理论,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做出选择。最后,加强企业财务报表管理。财务报表是企业进行财务分析的基础资料,也是企业内部财务风险分析的依据,所以,要谨防财务报表中的虚假行为,要求报表及时、准确和全面。
(二)证券监管方面
“造系运动”也反映了我国在证券监管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所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真正解决上市公司担保问题,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已刻不容缓。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首先,从政策法规上限制分拆上市。切断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提倡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骗取上市资格,从而扭曲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再者分拆上市为利润转移、违规担保、关联交易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所以从制度法规上限制分拆上市,可以从源头上杜绝“造系运动”。其次,完善政策法规,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的担保行为做出明确界定,明确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形式和内容,使监事会和董事会决策时有明确的依据;对上市公司担保额度也应做出规定,消除上市公司担保隐患。此外,要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详细规定,提高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要求,不断强化市场监督,对违规者加大处罚力度。最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督促银行规范操作。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应该以建立现代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目标,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建立银行信用记录查询和风险评估中心,提高授信的科学性;建立银行信息资源共享和相互救助的制度,提高偿付能力的调查、评估与监测,减少盲目担保,避免陷入担保陷阱。
(三)审计方面
证券市场上的“造系运动”也暴露了一些审计组织造假严重,审计质量不高的问题,结果导致我国证券市场部分会计信息失真。一般来讲,审计也是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的有力工具,同时对规范证券市场有序化也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审计可监督企业财务运行情况,减少财务人员营私舞弊的可能性,增加财务报表透明度,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进而也降低了外部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而社会审计在面对造系者拙劣的造系手段时,审计者却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或恪守职业道德,未能揭示客户公司的违规行为,甚至与客户公司串通舞弊,极大地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因此,加强审计监管对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强化对审计机构的管理,建立并实行严格的退出机制。第二,进一步完善同业互查制度,并逐步以此作为未来行业监管的主要方式。第三,建立健全相关法规,明确、加大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及其事务所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第四,实行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提高合伙人、事务所的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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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投资：不论是广义或狭义的价值投资，它们的概念都很轻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有广泛的簇拥，当公司盈利提升时会吸引投资者以更高的价格交易公司股票，当这种投资方法成为一种共识时，它就成为股市的规则。运用这种理念的关键在于相对于其他投资者提前精确的猜测公司盈利，从而找到相对的价值低洼并从中盈利。
获得分红：这是种相较价值投资更为原始和单纯的理念，相对更轻易操作和接受。国内很多投资者都是这种投资理念的支持者，策略的认同度较高所以其表现就相当不错。
趋势技术投资：这种方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中的羊群效应和投资者的心理，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论涨跌，趋势延续概率永远高过趋势改变的概率，用这种方法交易将像是在用自己动过手脚的筛子赌博，掷出自己需要的点数的概率要高过其它的可能，长期来看肯定是获利的。
博弈投资：是指散户、“庄”、大股东，政策这四种力量互相间的博弈。它是种完全忽略股票投资价值的方法，也是行为金融学最明显的体现，出现博弈获利空间通常的前提是强势力量发生违规，证券监管体制越薄弱，博弈行为可能的机会就越大。在这四种理念的指导下，各自又衍生出无数的投资策略。我的理解是：这四种理念并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基于这四种理念所衍生出的无数投资策略也是一样，投资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这四种因素都要参考。
二、关于系统的两个结论
系统必须有一定的漏洞可钻，可以让投资者以某种投资方法获利，这是吸引外部资源不断流入的前提，这是证券市场生存的基础。这些漏洞有自然修补性，即不可能有大量的投资者能长期从这些漏洞中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否则证券市场便会灭亡。这使得大多数投资者不能够获取超额利润，作为整体，投资者是向证券市场输送资源而不是获取资源，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
三、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与趋势投资
格雷厄姆之后，分析当前价值方法的失效导致了对成长概念的追逐，这是广义的价值投资。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巴菲特。巴菲特采用的是对企业未来长期价值的判定方法，与格雷厄姆的方法有了相当的不同，即加入了自己对未来的判定。很多人把巴菲特的成功归结于纯粹价值投资理念的胜利，得出结论说只有价值投资才是投资正道。但事实恰恰相反。以价值投资长期取胜的闻名投资家寥寥无几。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在流传了这么多年以后仍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说明一点，就是他的方法具有不可复制性，否则大量类似方法的采用就会导致该种方法的失效。在我看来，巴菲特的投资天才和超前判定力是其成功的根本因素。实际上，对真正成功的价值投资起作用的是个人的战略视角和超强判定力，这是极少数天才投资家才具有的，因此，也仅有极少数天才投资家才能够稳定的用价值投资获利。这就说明，要么大多数职业投资人和普通人理解的价值投资离真正的价值投资相去甚远，要么价值投资方法本身是个伪概念。
趋势投资也是一样，国外的期货外汇基金对自己的技术模型都是保密的，因为模型在猜测走势时忽略了自身猜测对于走势的影响，技术模型被更多的投资者运用之后会改变股票原有的走势，造成依靠此模型的判定越来越不准确。
篇13
一、证券诉讼和证券监管相比的优越性
诉讼和监管都是重要的执法手段，并各有短长。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诉讼和监管各自使用的频率和效用也是不同的。在中国的证券执法领域，监管明显是一种主导性的手段，但诉讼却未必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简言之，证券诉讼和证券监管相比的优越性主要为如下几点：
1．市场相容性。作为一种在平等主体之间被动、事后、中立地裁断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强制性色彩较少，较为缓和且与市场自治相容。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采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解决纠纷和制止侵害行为，以及在什么时候、对哪种行为、哪些主体发起。作为市场自治、自我调整机制的一种延伸，诉讼应当是一种最基本的纠纷解决手段。
事实上，在法律与金融关系的交叉研究中，曾有一种缔约理论（contracting theory）强调信赖金融市场主体自我缔约和惩罚违规者的能力，认为只要有一个高效、公正的法院作为最后保护人，人们就会有激励遵守合同，减少违法行为，监管都不见得有必要。因为违约的当事人除了会遭受信誉损失外，其不自愿履行的合同可以被法院强制执行。
2．适当性。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发展催生出了很多复杂行为，其合法性难以通过立法事先予以标准化，如公司管理者是否尽到了受信义务。各国立法对新型金融市场不法行为规定不足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①所以，通过诉讼机制来进行个案分析、一一界定成为一种必须。因为如果让监管者进行规制，就会产生过度干预问题：既然监管者事先很难判定行为的合法性，就会倾向于一律禁止以减少自身的麻烦，从而阻碍有益的商业活动特别是创新的产生。对转轨和新兴国家来说，它们的法律不健全、不精细的问题更为严重，小股东的权利也一直受到了公司内部人的系统犯，②所以迫切需要通过法院诉讼机制来遏制这些行为。
虽然在转轨国家可能存在着较多的对法官的外部压力，法官能力也可能不足，从而会导致诉讼结果出现偏差。但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予动态的认识。首先，法官能力和独立性的提高只能通过不断的司法实践（伴之以必要的对司法权和司法审判结果的复核与制约机制）而得到加强，等待、观望和单纯的理论学习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次，相比之将大量证券违法行为设为不可诉，或将多种证券市场行为一律事前禁止，法院在断案摸索时发生偏差属于“前进中的问题”。毕竟，如果法庭不能在法律模糊地带很好地界定公司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那谁又能做得好呢？③
3．分散性。通过证券诉讼实现损害赔偿的机制在美国也被形象地称为“私人执法（private enforcement）”。由于其发动权掌握在当事人手中，遂赋予了当事人主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虽然上市公司股权相对分散、股东众多，而容易产生“理性冷漠”、“搭便车”等现象，但因为每一个受到侵害的股东都是潜在的“地雷”，只要有一个愿意出头，就能引发对公司行为的质疑与追究。执行费用由市场调节而不借助政府预算或政府机构的认知，也意味着资源可以迅速调派来以应付需求。④这种触发方式的分散性意味着充分挖掘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如所有之被害人皆能借民事责任之规定，而列举该等之不法行为，则证券交易必可维持稳定之秩序，故民事责任之规定及其适用，确有协助管理市场之机能”，⑤利用民间力量来对证券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既可以节省监管成本，也能对证券违法行为维持一种较大的潜在震慑效应。⑥
进一步讲，如果法律制度能够对小股东原告赋以便利，如实行宽泛的证据开示程序、有利于外部小股东的举证规则、允许集团诉讼、胜诉酬金安排、风险收费（contingency fee arrangements，即原告律师可从胜诉金额中按比例提成）或其他有助于联合众多投资者行使小额请求权的程序规则、允许以间接证据指控自我交易等，都能杠杆化般地扩大证券诉讼机制的威力，形成社会监督氛围，从而遏制不法行为。⑦
对四种法系（普通法、德国法、法国法、斯堪的纳维亚法）4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证券市场而言，广泛的强制信息披露要求和便利证券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不实时请求损害赔偿的责任标准，是一种更为有利的市场发展机制。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激赏。⑨
4．公开性。证券诉讼的发动，意味着把股市弊案推到了阳光之下，不会存在证券监管中可能有的暗箱操作和公权力与私利交换的问题。其还能引发业界与社会的关注与思考，从而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法治水平。例如，当年的凯立诉证监会案虽未实质改变中国的证券发行制度，但推动了社会公众深入认识和检讨中国的证券发行和整个监管制度。⑩
证券诉讼机制还能持续对证券监管机制产生推动作用。当证券争议能顺利进入法院审理流程时，也意味着在形成对证监会执法的一种监督与制约。事实上，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积极违法行为的动因之一就是避免遭遇民事诉讼证明了不当行为的存在，而自身却对同一案件无所作为的尴尬。
5．对证券监管的有效补充。作为社会纠纷的最终解决者，法院实际上必然承担着在法律模糊地带作出决断的功能。只要一国不存在政策性的阻碍法院受理案件的状况，一切在其他途径不能获得解决的纠纷都会流向法院。证券诉讼能赋予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救济机会，减少公共执行不足导致的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可能得不到惩罚、其带来的损失也得不到补偿的问题。而且事后责任追究机制如果充分发达的话，还可以减少具有更强干预性的事前监管的使用。即使在证券监管机构相对有力的美国，其最高法院也在40年前即指出：证券领域的私人执法行动是美国证交会监管工作的必要补充。
二、证券诉讼机制在中国适用的现状与分析
（一）证券诉讼在中国适用的现状
虽然证券诉讼机制有着前述的诸多优点，但由于我国有着“重行政、轻司法”的国家治理特色，证券法律实施上存在着“重监管，轻诉讼”的状况。对于证券市场这个事关经济生活核心并占据舆论关注点的领域，执政者似乎对自治性相对较强的司法机制发挥作用心存疑虑，唯恐事态“失控”。
故而在中国的现实中，诉讼机制受到了较多限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一度要求各级地方法院不受理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案件，至今也只有已被刑事判决或行政处罚裁定确认的虚假陈述行为可以被提起证券民事诉讼。这种限制显然不甚合理，因为法院只有在对行为人确认了举证标准较高的刑事责任后，才能追究其举证标准较低的民事责任，因此，也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
而实践中法院对证券诉讼的消极应对更是屡见不鲜。“证券民事赔偿经常出现不收案、收案不立案、立案不审理、审理不判决、判决难执行、对共同诉讼设置种种障碍等情况”。法院种种对投资者权的限制与其他压力导致了原告群体规模大大缩小，普通投资者追诉证券违法行为的热情被大大地压抑了。
实际上，中国已经具备一些适合证券诉讼进一步开展的现实条件。
首先，如何完善中国证券诉讼制度一直是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相应的知识储备已经颇具规模。中国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按主题检索2003年至今的“证券诉讼”论文有746篇（2011年8月1日检索）。
其次，2002年以来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等司法实践的艰难推进，已经为法院界、律师界和学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不少人已经总结出了相当有针对性的看法。
再次，现有法律制度也已经对证券诉讼有了相当的支撑。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对律师的胜诉酬金安排的承认。司法部2004年《律师事务所收费程序规则》第4条、中国律师协会2004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93条和第96条等规定均许可律师费可以根据标的比例、诉讼结果等协商收费。此类制度的存在对鼓励律师积极参与普通投资者难以自理的证券诉讼大有裨益。这意味着中国律师在此问题上比很多欧洲同行有着更多的自由。如大庆联谊案件中已有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承诺“不胜诉、不收费”。
（二）证券诉讼在中国适用分析
我国证券诉讼机制能否进一步推进更多地取决于当政者的改革决心。那么，到底中国是否应该“冒险”推进证券诉讼机制，这可以结合我们的社会环境来看待。
Djankov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指标体系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专制(dictatorship)和失序（disorder）这两种社会成本，专制成本高的表现是个人财产容易被国家侵占，或国家经常通过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来间接侵占人们的经济利益。而失序成本高的表现是个人财产容易被其他个人侵占。监管与诉讼等都只不过是消除这些成本的手段。监管手段能较好地减少社会失序成本，但本身却会带来较大的专制成本。诉讼手段在消除失序方面不如监管手段那么有用，但不会带来太大的专制成本。
综合考虑这两种手段和两种成本在市场中的运用，则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所言，包括证券监管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公共干预的作出都应该有一个基本前提条件，那就是市场约束甚至法院机制已经无法控制失序成本了。因为从经济运行的逻辑上看，毕竟是市场机制发生在前，政府监管实施在后，市场是自发的，监管是人为的，监管本身又是有成本的，如果这种成本的付出不能弥补对市场成本的消弭，那发动监管的正当性显然不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透明度、新闻自由、官僚体系运作效率都较低，过度监管导致的低效可能会格外明显。
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政局稳定，特定经济领域有限的进一步法律改革带来不安定因素的风险较小。证券诉讼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通常只针对数量有限的上市公司，不涉及公共政策问题，不会带来太多的社会失序因素。即使证券诉讼最为兴盛的美国被认为有一定的滥诉趋势，但这更多的是美国的一些特殊制度安排所致，如民事裁判中的陪审团制（容易对大公司作出不利判决）、没有实行“败诉者承担诉讼费用（loser pays）”的规则等，因此，即使相应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也不一定会发生类似的滥诉问题。更不用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证券诉讼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中国法治水平有待提高，政府滥权、寻租行为并不鲜见，政府监管在证券法律实施中占据着主导，事前过度监管对市场和创新的压制与事后执法不足并存；中央政府占据主导，地方和证券行业自有限。所以，中国证券市场治理中专制成本较大，而失序成本较小。
因此，中国更需要通过加强证券诉讼机制并相应减少监管，来降低证券领域的专制成本。就证券诉讼的特点而言，整体较为稳定的社会基础、经济体制和政府威权可以保证在此过程中不会大量增加社会失序的成本。证券市场既有的被监管压抑的状况也意味着即使失序成本略有增加，与相应的专制成本的下降相比，仍然是较小的。
三、法院因素对证券诉讼的消极影响及其克服
无论理论上证券诉讼机制有多少优越性，在中国强势国家的背景下，指望突破性地进行制度变革，大规模展开诉讼，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技术硬件上也会存在适应性上的困难。例如，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证券诉讼的提起不再有任何制度上的限制，不少地方法院肯定还是会因为畏难和地方保护主义情绪而推诿受理。故笔者并不指望通过简单照搬美国集团诉讼模式实现中国证券诉讼的大兴，而是建议通过渐进的方式，首先通过对共同诉讼方式的松绑，让现有框架下的制度可能性被用足，使得证券诉讼的正常“供给”得以实现。然后通过集中管辖等并不激烈的制度变革，实现诉讼环境的改善，使得证券诉讼有一个正常的“接收”方。需要注意的是，这实际上都和克服当前法院系统自身的弊端有关。
（一）《民事诉讼法》中人数不确定的共同诉讼的落实：克服法院的逐利动机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共同诉讼：一是第53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另一种是第55条规定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即时人数确定和不确定的共同诉讼。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因为我国法律本来就没有规定集团诉讼，所以这里说的不宜采行其实是第55条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共同诉讼。其之所以不被采纳，主要理由首先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即“国有股超过了市场总股本的一半，几乎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包含了相当多的国有资产。虽然国家采取措施进行国有股减持，但国有股的减持刚刚起步并且远未结束，采用私有制前提下的集团诉讼方式进行民事赔偿，很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其次是在此理论预设下硬找的技术原因：此类案件受害者人数众多、登记耗费时间长、不经济；且投资者人数庞大，对象不尽相同。我国目前没有类似美国的中介机构来对数以万计的投资者及其损失进行登记和计算，仅靠法院完成这些工作不现实。
上述政治理由姑且不论，技术理由则明显不充分。因为要求投资者分别提讼、法院分别审理而非统一登记受理，显然更不经济。投资者的损失登记和计算工作也可由诉讼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去完成。美国也不是先成立这类中介机构，才适用集团诉讼方式的。事实上，接受我国第一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件的宣伟华律师团，在接受投资者委托登记之日起，就运用计算机编程建立了投资者全息数据库，以记载原告所有基本信息，确保工作多而不乱，并根据诉讼进程中不断发生的情况变化自动生成各种数据及信息；首创设计了专门用于计算投资者损失的程序，使通常需要花费数十日、甚至数月的损失计算时间缩短为几个工作日。
此外，当下中国的法院不仅“在制约非常严厉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运行机制所许可的框架内，也并没有充分利用现有法律与相关司法解释许可的程序制度空间”，没有采纳《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公告通知潜在当事人的办法，还出于多收诉讼费的逐利动机，坚持采用分拆受理的方式。如在大庆联谊案中，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数百人的团用单独诉讼的方式，使得诉讼费高达60多万元。后来在原告已经从679名筛减到381人后，是要求他们以15至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否则不予开庭。而这除了意味着诉讼费用和诉讼代表人的倍增以外，对提高案件审判速率和准确性没有大的意义。在银广夏案中,法院共受理案件103件，涉及投资人847人。在东方电子案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用共同诉讼或单一诉讼形式立案,累计受理了6989个投资人提出的2716件案件。ST科龙、杭萧钢构等案件也采取了单独立案的方式。这些复杂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当事人的讼累，还形成了同一法院、同一案件裁判不统一的问题。
因此，一个符合当前法律制度但又能显著改善证券诉讼生态的办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案件按该条执行，公告通知潜在的当事人，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退一步讲，即使只考虑已经登记的当事人，也不得无端对原告进行分组。
（二）实施证券案件集中管辖，克服地方法院的畏难情绪和地方保护主义
证券案件集中管辖的做法在我国已经有了苗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规定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由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现实中的证券纠纷显然不止这么多，各种非典型证券市场民事案件会不断涌现，完全放开受案范围是大势所趋。
但当前不少地方法院对证券诉讼的审理的确有一些主客观条件的不足。一方面，对审理新型证券案件会有畏难情绪，知识储备不足。毕竟此类案件“至少涉及到加权平均法或算术平均法的运用，先进的会计计算方法，K线图的理解和熟练运用证券之星等软件，电脑程序的编制等知识。显然，承办法官不可能全部具备这些知识和技能，以至于有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庭竟然回避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证券案件经常涉及对地方利益有较大影响的上市公司（甚至其实际控制人就是地方政府），诉讼请求额又往往巨大，行政部门对司法的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可能会较大地影响案件审理质量。
例如，2008年散户股民颜红上市公司江钻股份的大股东中石化江汉管理局违背股改承诺案，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试图立案，但屡屡不成。第一次，该院以江钻股份注册地和办公地不一致、管辖权不在该院为由拒绝受理；第二次，律师确认管辖权在该院后，该院又要求原告本人前往方可受理；第三次，颜红与律师一同前往，但该院还是没有给出受理回执。后律师收到了法院通过特快专递退回的材料，且未有任何说明。颜红向当地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也没有结果。江汉管理局则根本不理睬颜红，而是直接给湖北司法厅发函，称颜红的律师违规。如此，就算东湖法院和武汉中院能开庭审案，又如何能确保审判公正？
所以，笔者认为，可以让上海、深圳的法院对上市公司为被告的案件实施公司上市地专属管辖。这样既可以让目前稀缺的证券审判专业人才得到集中（专门的培训强化也更为可行），也可统一审判标准，还能大大提高被告司法寻租的难度，有效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此外，上海和深圳等地由于有建设金融中心的政治定位，即使有利益考量，也会更加偏重于有效率地审理金融案件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2008年11月已经设了专门性的金融审判法庭，即民六庭；同年12月，黄浦区法院也成立了金融审判庭（民五庭）；2009年6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也宣布设立金融审判庭，并据此宣告上海的三级法院金融审判机构体系基本形成。这些地方制度平台的建设为全国性的证券诉讼体制改革提供了基础，使指定管辖能以更小的制度变迁成本实现。
四、强势国家背景下推进证券诉讼的路径：公权和私权结合的探索
在中国国家强势主导的背景下，在涉及浓厚国企利益的证券市场领域单纯强调私权的勃兴，如“来势汹汹”的集团诉讼，可能欲速不达。在诉讼中适当引入公权因素，反而会有较好的效果。
（一）重视对公共规则的私人诉讼机制的作用
对公共规则的私人诉讼（private litigation using public rules）机制，是法律较为细致地规定公司及经营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尤其是程序义务，当其被违反时，投资者可据之。作为一种介于纯粹的民事诉讼和政府直接监管之间的一种法律实施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一是投资者的诉讼举证责任大为减轻，二是由于裁量权受到了限制，法官无能、纵和腐败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危险也大为减少。故许多学者都盛赞此种机制。实证研究也表明在证券发行和银行监管方面，此种机制具有优越性。同时，笔者认为，让行政监管以“预审查”的方式参与到证券诉讼程序中的思路也值得考虑。
（二）倚重公共投资者保护机构发动诉讼
美国的证券诉讼大都纯由普通投资者和律师发动，但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部门设立的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在代表普通投资者发动证券诉讼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所于1993年颁布了“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设置及运用办法”，2003年根据“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设立了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其董事均由主管机关负责遴选指派，有不少是退休的政府官员或前官员。证券期货交易委员会也有权修改该中心的章程和运作细则，并且能够对中心的资金和活动予以检查监督。“对造成多数投资人受损害的同一证券、期货事件，进行团体诉讼或仲裁”是中心重要职责之一。其成绩斐然，到2007年已经有6万多名投资人委托其进行诉讼，合计求偿金额近300余亿元新台币。已获民事判决胜诉之案件10余件，达成和解协议者有20余件，和解金额合计约 10亿多元新台币。
此种倚重公共投资者保护机构发动诉讼的机制既能有效地承担诉讼的成本，保护投资者权益，又堪对证券诉讼予以适当的控制，减少滥诉。具言之：
首先，公共投资者保护机构专业能力较高，拥有一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可以有效地承担诉讼成本。
其次，公共机构的目的较为纯正，作为非营利组织，其没有太强的逐利和冒险动机以至于滥诉，和潜在被诉的市场主体有私下勾连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也较低，故而更可能选择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案件，而不是选择能更多的实现金钱回报（无论是通过诉讼还是和解）的案件。美国的一些研究显示，虽然机构投资者参与证券诉讼的比例在《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通过后大幅度提高，但主要贡献来自于公共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public pension funds），而不是私人机构投资者。后者往往面临着一些利益冲突，不想和上市公司翻脸，以免危及日后的商业合作。而公共机构投资者则无此种束缚，更多地会去追诉真正的违法行为做出人，迫使上市公司高管注意公司的长期发展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前景。例如，在对WorldCom公司欺诈案的集团诉讼中，作为牵头原告的纽约州养老基金坚持“损人不利己”，非要在总赔偿额不变的情况下，让有责任的董事交出部分赔偿金。这被学者评为是在进行具有刑事追诉功能的半监管活动。
虽然养老基金和公共投资者保护机构有所不同，但这生动地说明，集团诉讼机制的社会效益的实现，需要一个至少部分地被公共利益或者说政治压力和相应的社会政策考虑所驱动的机构，因为在这些机构工作中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entrepreneur）们具有政治抱负，会希望从这些活动中得到个人名声的提高等收益，故而能克服普通投资者不愿意个人去推动诉讼的防止“搭便车”问题。一个“公”的因素对于有效公共产品是必要的。
再次，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让一个政府背景的公共保护机构控制诉讼进程，会比较容易得到国家机构的认可。法律在不可能赋予证券诉讼普通原告诸多诉讼便利时，可以先行赋予公共保护机构相关便利。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第34条和第36条便规定了保护基金在诉讼中申请假扣押、假处分、假执行（即冻结和先予执行）对方财产时，豁免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第35条则规定了对标的金额超过一亿元新台币的部分，保护基金可免缴裁判费（诉讼费）。
我国大陆地区也已经有了相应的投资者保护机构。2005年，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虽然该保护基金的主要职责中还不包括证券诉讼，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修订，赋予其从事此类活动的权利。如规定对于同一案件，在20名以上的投资者授权后，保护基金可以以自己之名义，但投资者可以在一审终结辩论前撤回授权。
On Securities Litigation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