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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差异深刻影响了文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样造成了文艺思想的差异。以下我们以北方金朝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和南方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例，来论证南北文化的差异。
金代学者王若虚生活于南北对峙的金代，其文艺思想也颇具北方特色。虽然也留意艺术的华美和乖巧，但更强调内容的充实。严羽生活于南宋，与王若虚生活时间相去不远，属于同一时代的文艺理论家，然而《滹南诗话》和《沧浪诗话》所面临的现实却很不同。南北对峙期间，苏黄诗风对南北双方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倾向性却不同，所以两部诗话的现实针对性各有侧重。苏黄诗风对北方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人对尖巧诗风的追求，字句雕琢，求新求奇；而对南方的影响则是诗中极力用典使事，卖弄才学，以议论为诗，倾向于以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代替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方理学逐渐拓展市场，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渗透到文学领域，对文学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渐露端倪，这也成为严羽的锋芒所向；而北方面临的则是汉化的问题，汉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儒学的推广。王若虚充当了儒学先锋的角色，他潜心儒家经典的研究，且对南宋理学极力推崇，认为理学解决了儒学的新问题，开创了儒学的新局面。所以严羽提出的是以禅宗为基础的妙悟说，主张的是“别材别趣”、“不涉理路”的兴趣说；而王若虚主张的是传统儒学温柔敦厚的诗教说，重内容轻形式，又杂以本自然，发真情的道家思想。两部诗话都是主情主兴的，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同样是对江西诗派的猛烈抨击，王若虚从内容的充实切入，批评江西诗派在内容上没有自我，使诗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严羽则是从艺术形式美上切入，批评江西诗派失去了诗歌审美本质。同样是对杜甫的肯定，王若虚倾向于内容的充实，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严羽则重在“别材”、“别趣”讲究意境的浑然一体。相形之下，《沧浪诗话》更注重诗歌自身创作规律的探索，强调诗歌自身形式的审美特征。《沧浪诗话》开拓了诗歌构思创作的理论空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理论的终结。
对同一问题的切入点不同，源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理想。其中南北文化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学史上多位学者探讨过南北文学思想的差异，如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概括论述过南北文学思想鲜明的对立：“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辞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文学即人学，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文学的主体。南北差异反映到文人中是什么情形呢？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顾炎武引用《论语》中的话评价了南北文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今南方之学者是也。”在南北地理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之下，南北方从文学创作到文艺思想都必然带有地域的色彩，如施闰章所言“丘壑之美，江山之助，古之咏歌见志者往往藉是”（《阳坡草堂诗序》）[2]。王若虚《滹南诗话》的“以意为主”的思想亦是如此，可以这样说，北方深远的儒学传统，重质尚实的地域文化背景，是王若虚“以意为主”思想形成的摇篮，这必然使王若虚文艺思想带有浓郁的北方地域色彩。
相书上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者贵， 鲁迅说，南方人机智而近于狡诈，北方人忠厚而近于愚傻，倘能集南北之长，必为人中之龙凤[3]。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认为，春秋之前，我国的政治道德思想，可以分为帝王派和非帝王派，前者是入世的国家派，后者是遁世的个人派前者大成于孔墨，后者大成于老子；前者是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北方派的理想，在改造旧社会，南方派的理想在于创造新社会；北方派专有诗歌，南方派仅有散文文学；北人多坚韧之志，强毅之气；南人长于思辩而断于实行，但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又胜于北人远甚。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王国维又说：“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多为言志抒情之体”《文心雕龙・物色》“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之请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诗经》和《离骚》代表着北南文学的源头，《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精华，描写了黄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劳动人们的生活、劳作、婚恋等情况，记录了周代中原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喜怒哀乐，成为北方文明的标志。《离骚》中上天入地、奇绝的楚地山水、离奇的神话传说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风格华赡，丰富的想象，这些都使得《离骚》具有了浓郁的楚地地域特色。
注释：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240页
[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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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将其放置在古代文学背景中，旨在从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其总体特征，于学理上探寻其自身的变异脉络及与它时段文学的内在联系，呈显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发展历程；文人集团
魏晋南北朝是指东汉建安年代到隋朝统一约 400 年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局比较动荡，以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动荡又导致了集团间的权利之争，使许多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甚至遭受杀身之祸，是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代。诞生在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特殊的阶级地位，使其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社会力量，他们垄断政治，世袭贵族，这样就造成了寒门庶族没有仕进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这种社会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庶族强烈抗争士族控制政治权利、倾泻不满的现象。
1.2 就思想状况而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历时约 400 年！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还有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为主，诗风大都慷慨激昂，悲壮但刚健有力，史称“建安风骨”。
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处在魏晋换代之际的正始文学，被司马氏掌权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选择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做消极抵抗，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只是与慷慨悲壮的建安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是忧生的嗟叹。
两晋文学又分为东晋文学和西晋文学。
东晋文学时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在语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寒士不平之鸣的作品尤其突出，成为富有光彩的亮点。东晋文学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园诗，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谢灵运和齐代的谢眺。最有成就的田园诗人则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擅于从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诗意，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这个时期还出现出现了南北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一点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体现，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风格清丽婉转，而北朝民歌则反映着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风格粗狂刚健，这些都与当时南北方的社会现实有关。
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
南北朝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文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把握，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3.1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地重要标志：
一般来说，所谓文学自觉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从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可以自由的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使文学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汉代的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化为抒情小赋，作家开始在小赋中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
（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样式趋于精致化。在这一时期五言古诗得到长足发展，并趋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体得以确立，并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梁时期，更是创作出了一种新诗体即“永明体”，这种诗体是律诗的前身，梁陈时期出现的宫体诗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体现了新的美学追求。
3.2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人集团活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普遍受到重视，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进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成为了一种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动，文人集团因此形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被后人称道是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三曹”为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和魏末晋初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此外，还有西晋时候一权臣贾谧为首包括陆机、左思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时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齐代的“竟陵八友”
还有梁代的帝王太子们各自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人集团，这些文学集团间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刺激了文学的兴盛和发展，而且文学集团在举办活动中的相互影响，使文人思想发生碰撞。常常会产生新的文学思想，使文学风格多样化，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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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PM管理体系创始人；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全面生产维护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设备与维修工程分会TnPM推进中心主任；广州大学教授；广州大学工业工程与设备工程研究所所长；广州市政府咨询顾问专家组成员；欧洲维修联合会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南京地铁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文化内涵的企业。这首先表现在维修文化上。他们提出的理念——修有道，行无疆。简洁、概括，寓意深刻。什么是“修有道”，道可道，非常道。所谓道，“大”可代表理念、愿景，“小”可浓缩为策略和规范。“行无疆”，“大”可意味着前途无量，前景无限，也预示着设备管理之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小”可意味着规范、执行力的改善空间无限，现场改善无止境。区区六个字，让人寻味不止，深省不已。
南京地铁的设备管理有两个很好的抓手交通论文，一个是RCM，另外一个是TPM。这两个抓手是抓到点子上了。
了解国际设备管理发展脉络的人都清楚，RCM是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模式，它是以设备可靠性和故障后果分析为基础，以费用有效为前提，充分运用逻辑决断分析模型来设计维修模式，按照既定的维修大纲执行。众所周知，地铁运营可靠性和安全是重中之重。将可靠性和故障后果分析作为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就可以为列车的安全运行奠定科学的管理基础。尽管RCM管理体系存在二值逻辑的歧义性缺陷，故障后果分析也更多依赖于评价专家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确是扎扎实实的朝着科学决策的方向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TPM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随着日本工业从3C（Car, Cooler, Color TV）向4C（Car, Cooler, Color TV, Camera）时代的过渡而诞生，如今已经风靡全球。TPM的灵魂是以现场管理5S为起点，以自主维护为灵魂，以全员参与的改善活动为基础。南京地铁正是看中了TPM这三个闪光点而执着推进的。
现场，除了将传统5S扩展到8S，增加了安全、节约和坚持三个要素之外，他们重点抓住设备房标识系统的设计，将一目了然的管理打造成为行业标准。自主维护，他们按照KIO对设备分级管理，从作业指导书、作业卡开始来规范对设备的清扫、点检和保养行为。全员参与的改善活动，他们借鉴了TnPM的有氧活动提法，以OPL和OPS活动为形式，落实现场的各项改善，让全体员工动起来。笔者曾到地铁的生产现场和基地调研和指导，一线员工那些执着和充满激情的年轻面孔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浮动。
虽然他们没有将TnPM的术语SOON体系明确提出来交通论文，在其维修管理实践中却始终将维修策略的设计放在第一位。其实，RCM也是一种宏观策略体系的设计。他们从策略上还创造性提出“全效修”的概念，在点检体系中结合地铁实际，提出“隔日检”的做法，除了状态监测手段的应用，他们同时积极引进了电子化点检PDA巡检系统和设备房标识系统，并把它做实，成为可推广和复制的模板。电子化点检PDA体系在提升员工点检兴趣，规范点检行为，利用传感技术以及提高点检效率等方面让南京地铁的设备信息采集方式得到跨越式发展。在维修计划和资源配置上，他们也进行了切合实际和科学的探索。他们还以“维保模式的选择”和“修程优化”来“规范”维修行为。针对不同设备、设施，如轨道、列车、车站设施、信号系统、接触网、线网等，他们都进行了专门化的深入研究。南京地铁已经构建并执行有地铁特色的检维修系统解决方案，实施着没有SOON出现的SOON体系。这一点，完全超越了传统TPM对检维修的设计和思考。学习TPM且不拘泥于TPM的条条框框，这就是活的学习，创新式的学习。
南京地铁十分重视维修活动中的员工成长，以TnPM中的FROG跳蛙活动激活基层团队，挖掘员工中的创新基因。与此同时，还申请接受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全面生产维护委员会主导的TnPM五阶六维评价，以全面的KPI体系评价、引导和激励企业进步。
南京地铁还能够跳出设备管理的框架，尝试将目前全球流行的精益生产、六个西格玛管理等理念融合在其人机系统精细管理实践中。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研究维修管理是需要随时跳出自己的圈子，以登泰山极顶、融会贯通和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来审视自己的体系设计。这一点，南京地铁设备管理的开拓者们当之无愧。
尽管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设备管理不断进步交通论文，并逐渐追赶上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像南京地铁那样“大”有维修管理文化，“小”有维修规范的企业在中国仍然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赞许南京地铁，就是希望广大企业向他们学习，用心、用脑、用执行力来管好设备，就是希望今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明白设备管理的企业越来越多。让更多的企业用出色的绩效告诉世人——我们中国人是懂得设备管理的！
作为制造业的大国，中国的设备管理水平是到了腾飞的时刻了。倒退20年、30年，如果我们还跟着东洋或者西洋设备管理的脚步亦步亦趋，到了今天我们应该自豪的说，我们不但懂设备管理，而且还有丰厚的维修文化内涵——修有道，行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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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美学所植根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北方美学植根于北方经济（以牧业经济和小麦经济为主）之上，南方美学植根于南方水稻经济之中。
二、两种美学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蕴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较正统，南方的文化则是一种水稻文化，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两种美学的精神内核不同。北方以“尚武”为主，并兼有其它多种精神，南方则是以“糜情”为内核。
四、两种美学所具有的风格的差异。北方美学的风格是豪迈雄壮，质朴淳厚，南方美学则秀丽婉美，浪漫热烈。
五、两种美学见之于文艺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正如《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方文艺重于“气质”，南方文艺重于“清绮”。共4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各去所短，合其两长”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合。要达到这种完美的结合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的朝代，这种开明不仅仅只表现在政治上，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个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种思想杂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诗歌，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从国外流传进来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正因为唐代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开明与多元化，使得唐代诗歌在诸多方面，如思想上，风格上，艺术表现手法上等方面百花争艳，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很久，但是为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础。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⑹
二
唐代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代诗歌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
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祐，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祐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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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 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出现了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
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
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
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
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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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
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
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
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 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释：
⑴⑵《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商务印刷馆1940年版 第31页 ⑷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208页 ⑻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 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232页
⑼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38－170页
⑽李浩 《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1999年9月 第113页
⑾⒁张弓 《汉唐佛寺文化史（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99页 另参考书目：
⑴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篇5
一、关于北魏造像题记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派以王羲之为宗，承江左风气，多以书牍见称；北派以索靖为宗，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以碑板见称。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说的“魏碑”。
在这一点上，历代书家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如宋代欧阳修在其著作《集古录》一书中也有讲到当时北魏石刻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再如近现代的步连生先生的《龙门北魏窟造像艺术探源》中就对北魏造像题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进行探析研究。以及1985年出版的董玉祥先生的《龙门石窟北魏型造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也进一步讲述了北魏造像题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并且由于北魏的历史人文环境背景都可以在史书上得以考证查询，故关于北魏造像题记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并无更多的空间去研究探讨。
二、 关于北魏造像题记内容文字的研究
北魏造像题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关于一些宗教的文章。北魏时代，鲜卑贵族和亲强地主大兴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发愿的记录一一造像记则应运而生。
在这一点上，历代书法家、书法研究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宋代书法家欧阳修在其书论《集古录》中就陈述过北魏造像题记的内容。宋代赵明诚对北魏造像题记的文字内容也有所提及。以及后来清代中期的黄易、孙星衍等书家都对北魏造像题记中的内容文字有所研究。到了清代末期康有为著作的《广艺舟双辑》更是对北魏造像题记文字做了详细的考察研究。我们的北魏造像题记也受到外国书法爱好者的关注，比如1907年秋，法国汉学家沙畹对龙门石窟做了调查，于1909至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于第二卷中公布了大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图片，并将550副造像题记的文字翻译成法文，并做了考证。1902至1920年，许多日本学者也考察了龙门石窟，先后出版了一些综合性图集。于1941年出版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作的《龙门石窟之研究》对前人对龙门石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且公布了大量的照片、图片、拓片、拓本并对各个石窟内容文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龙门石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该表收集了若干照片和拓片，并以简要的表格形式进行说明解释各个石窟的名字及其铭文，是近现代国内学者研究龙门石窟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建国以来我国书法家、文字学家等也对北魏造像题记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探索，比如1959年出版的刘汝醴先生的《关于龙门三窟》，以及1985年出版的温玉成先生的《古阳洞研究》和1987年出版的宿白先生的《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以及1985年出版董玉祥先生的《龙门北魏型造像风格的形成于发展》等都对北魏造像题记内容文字有所讲解，并且基本上讲解内容都是佛教相关的文字且多为发愿祈福的文字。故对北魏造像题记内容文字的研究并无过多的研究空间及研究内容。
三、 关于北魏造像题记书法艺术的研究
北魏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风格与其他魏碑比如墓志、碑刻等艺术风格基本相似的，但是造像题记更显刀刻之美，更显大气磅礴之气场。北魏书法风格主要体现它的金石气并且书法中带有汉隶韵律。
对于北魏造像题记书法艺术风格的研究历史上，历代书家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清朝中期以前的书法历史中，书法学习者并不把北魏碑刻尤其是造像题记作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当时人们并没有发掘出北朝碑刻的艺术价值，直至清代中后期，北朝魏碑书法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清代中后期的阮元、包世臣等书法家开始着重的研究北魏魏碑的书法艺术，继而研究北魏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风格。阮元所作《南北书派论》、 《北碑南帖论》均有提到北魏造像题记书法艺术特点的描述。以及后来清代末期的康有为著《广艺舟双辑》中提出尊碑之说，特别尊崇北朝碑刻并且提出了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现当代国内学者关于龙门石窟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中，从书法角度对北魏造像题记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但也有几篇，比如孙贯文的《龙门造像题记简介》、李玉昆的《龙门碑刻研究》等论文作品从书法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研究。李玉昆主要对龙门造像题记、龙门碑刻的形制、书写形式。刻工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讨。李玉昆还指出，龙门造像题记的刊刻是先在石头上打上红格子，然后再书丹，石工按丹书刻出，而格子有的刻出，有的没有刻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刻出的红格子已经不见，只见其文字。孙贯文在《龙门造像题记简介》主要讲到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题记著录、录文与访拓，第二部分为题记中各种资料的说明。以上著作的观点基本都是根据造像题记的年代背景进行艺术化分型，并且总结出的艺术风格基本一致的。简单讲就是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现代学者华人德在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的《六朝书法》中讲解了造像题记的刻工的文化背景，以及题记字体风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以整个北魏造像题铭书法艺术风格为研究方向并无多大的探索空间，但如果以一副造像题记为主体去研究其的书法艺术风格空间还是很大的。况且由于北魏造像题记碑刻有很多传世作品并没有人逐一分析研究，故对北魏造像题记单一作品进行书法艺术分析是可以进行研究讨论的。
由于本文选择的题材涉及范围过于广泛，故文中涉及的书法家、学者比较多，所以并没有把每一位学者著作观点进行详细的注解，只对重点观点进行解析。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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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牛城的传说”对于古城邢台人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论文格式。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看，邢台卧牛古城是一座规划营建较完美、特色鲜明、典型的古代彷生城市和生态城市。它的空间轮廓，恰似一头巨型卧牛，它身长（南北）4.5公里、体宽（东西）1.5公里，周身由护城墙和护城河构成，腿蹄是四个水池（牛市坑、靛市坑、扬市坑、霍市坑），心脏部位是一“心脏”形湖泊（中心坑），牛胃部位是一大一小相连的两个水泊（韩家坑、王冒坑），肠道脉络部位是肠街（南长街、北长街）等，牛头部位是南头村，牛角部位是东牛角村、西牛角村，牛尾部位是牛尾河……等。
它傲踞邢襄大地、历经千年沧桑。它的规划营建理念和寓意丰富而深奥，很是耐人寻味，其空间形态可概括为——“头南尾北，颈扬头抑，脊峰耸立，伟岸高卧”。认真体味其身形神态是否可联想为“座北朝南、含胸拔背、颈直头抑、沉肩垂轴”，正在练就和张扬的中国功夫，彰显着“神牛”威仪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论文格式。同时，体现着生态城市、彷生城市的思想。
“头南尾北”——古城营建中通过规划手法的正确运用，把城市主要功能和生态要素与城市形态进行了巧妙的整合和组织，将维系城市“生命”、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水源水脉、物源物流、风向等要素的流向和功能与“牛”（头南尾北）的新陈代谢、食物消化、吸纳生气的方向和功能取得了完美的统一。比如城区地下水流向恰好是西南向东北流，城区水源补给主要靠南部的七里河、百泉泉区；周流城区的围寨河、护城河等地表河流也基本是南向北流；城区物流方向主要也是南向北，古城的“好南关”历史上一直是最大最繁华的市场，市场是城市的主要物源；城区主导风向是南风和东南风，春夏两季尤为突出（风水势称为“生气”“景气”），水草丰美、空气清新的百泉泉区恰好处在主导上风向等。同时也具有“座北朝南”的含义。
“颈扬头抑”—— 古城规划营建中非常注重城市竖向设计，结合独特的地形，将整个城区规划为有利于雨水排除、防洪防涝的牛背形地势，并且各个部位对应工整。府前南街、北长街南长街和顺德路街区是牛脊（古城东西向分水岭）；北大街（南高北低）是牛颈部位，南头村（北高南低）、东牛角村、西牛角村是牛头部位，地面南北坡向是颈扬头抑。同时，“颈扬头抑”的神态体现着“颈直头抑”“含胸”的寓意，体现着“牛城”威仪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
“脊峰耸立”——清风楼处是牛脊峰部位,该处地面最高，东部向东坡、西部向西坡、北部向北坡、南部向南坡。古城建筑实体的空间布局，基本与上述地势一致，高大建筑向中部集中，如：清风楼（高23.3米）恰似牛城的脊峰，历史上一直是古城的制高点。规划营建中灵活运用 “对景”“框景”“借景” “比例、尺度、对比”等手法，突出了清风楼的高耸威仪、端庄凝重，形成了古邢台景之一“郡楼远眺”，府前南街区危楼耸立、空间构图丰富美观，构成古城突出的景观轴。同时，“脊峰耸立”的神态也体现着“拔背含胸”、傲骨挺立、神圣刚毅的寓意。
“伟岸高卧”——古城选址、布局极好。论文格式。城池“高亢、近水”，城区地面比周围高出3--9米，1963年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古城也安然无恙。其周围环境可谓“天生丽质”——南部为“百泉”泉区（奥陶系含水层上浮区），西北为“达活泉”泉区（奥陶系含水层上浮区），南为七里河，北为牛尾河，西为“卧龙岗”。四野绿林环抱、泉涌水清、虾跳鱼跃蛙鸣。1950、60年代依然近古。古城布局创造性地运用《周礼考工记》“王宫（府衙北部）踞中、面朝（府衙）后市、左祖（东大寺）右社（文庙）、市朝一夫”“方城”“旁门”等基本形制，引入“仿生城市”思想，营建为比较科学严谨特色突出的“卧牛城”。同时也具有“镇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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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层与遗迹
1、地层
遗址地层堆积简单，表土层以下即为灰坑和生土。表土层厚0.38～0.48米，为一条石块所铺的南北向现代乡村道路。
2、遗迹
共发现灰坑3座。编号为2006TSⅢH1、2006TSⅢH2、2006TSⅢH3（简称H1、 H2 、H3）。
H1 位于探方N120E79东部，平面呈圆形，坑底较平，口部东西长1.24米，南北长1.28米，底部东西长1.32米，南北长1.37米，深0.58米。打破H3。填土为黑灰土，土质松软，包含大量草木灰和炭粒。出土陶片有夹砂灰陶、夹云母黑皮红陶，可辨器形有盆。
H2 位于探方N121E80西南角，平面略呈圆形，直壁，平底，南北长1.14米，东西长1.02米，深1.82米。打破H3。填土为灰褐土，土质较松软，含少量草木灰。出土陶片有夹砂灰陶、夹云母黑皮红陶，可辨器形有鬲、、盆等。
H3 位于探方N120E79东北部与N120E80西北部、N121E79东南角、N121E80西南部。东部已经被取土坑破坏，仅存西部。坑口东西宽2.15米，南北长5.92米，底部东西宽1.55米，南北长4.62米，深1.35米，分别被H1、H2打破。填土为灰褐土，土质松软。包含物较为丰富，陶片数量较多，有夹砂陶、泥质陶两类，可辨器形有鬲、鼎、、盆、豆、罐、瓮、等。
二、 出土遗物
1、 陶器
鬲 3件。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3型。
A型 1件。H3∶1，夹砂褐陶。卷沿，高领，斜腹，尖锥状足，通体饰细绳纹，领部、足部绳纹抹平。口径20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通高32厘米（图四，1）。
B型 共2件。H3∶8，夹砂褐陶。侈口，束颈，鼓腹。口径12.5厘米，通高14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图四，2）。H3∶6，夹砂褐陶，形制基本与H3∶8相同，只是足跟略长且稍外撇。口径12厘米，通高14.5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
C型 1件。H3∶10，泥质灰褐陶。卷沿，筒腹，锥状足跟较低矮粗壮，足部与腹部形成一向外折角，器表磨光。口径13厘米，通高14.5厘米（图四，4）。
1件。H3∶9，夹砂灰陶。仅存腰以下鬲的部分。腰原有附加泥条已脱落，三袋足外撇，裆较高，尖锥状足跟残断。周身饰细绳纹，足部磨光。腰口径12厘米，残高17厘米（图四，6）。
盆 1件。H3∶11，夹砂褐陶。侈口圆唇，下腹内收，平底，口沿以下通体饰细绳纹。口径25厘米，底径13.5厘米，通高10.9厘米（图四，5）。
2、 石器
石镰 1件。H3∶3，质地砂岩。磨制，双刃，刃部有使用痕迹，仅存尖部。残长5厘米，宽3.2厘米（图四，7）。
石刀 1件。H3∶5，质地页岩。磨制，单刃，刃部有使用痕迹，仅存中部一段，呈平行四边形，一端有对钻孔。残长6厘米，宽5.3厘米，厚0.7厘米（图四，8）。
长方形石器 1件。H3∶7，质地砂岩。长方形，磨制，左上角有一凹窝。长1.9厘米，宽1.2厘米，厚0.3厘米（图四，9）。
三、 结 语
该遗址所发现的三座灰坑，H1含有汉代陶片，其年代下限为汉代。H2所出陶片的陶系、纹饰等特征与H3的陶片非常接近，因此H2虽然打破H3，但二者年代相差也不会太远，存在属同一期的可能。
H3出土陶器年代特征明显。一般认为，A型陶鬲源于晋中的高领尖锥足鬲[2]，在晋中高领尖锥足陶鬲的演变序列中处于十三、十四段中间的位置[3]，即白燕四期一、二段中间 [4]。因此，A型陶鬲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之间。B型陶鬲与涞水渐村H11∶10相似[5]，后者年代为夏代晚期早段[6]。C型陶鬲整体形制与蔚县四十里坡H28∶11相似[7]，后者为壶流河三段[8]，足跟较为短小，而C型陶鬲足跟较大，年代可能略早，大体相当于壶流河二段，即夏代晚期。陶盆与下岳各庄H4∶9相近，后者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9]。综合以上对比，将H3的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较为合适。
综合H2、H3中出土的陶片，陶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陶为主，少量红褐陶。灰陶基本为红褐胎。纹饰有中绳纹、细绳纹、附加堆纹、刻划三角纹等。可辨器形有A型鬲、B型鬲、薄胎细绳纹小鬲、扁三足鼎、、夹砂绳纹盆等。根据与周边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比较，可将H2、H3出土遗物分为3群。A群有A型鬲、、绳纹盆等，这几类器物的陶片也最多，为主体因素。B群有B型鬲，为大坨头文化因素。C群有C型鬲等，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多种文化因素汇集于同一座灰坑，为其他太行山东麓夏时期遗址所少见。
此次发掘的淑闾遗址Ⅲ区虽然面积不大，层位关系简单，仅有三座灰坑，但H3出土遗物种类之多，所含文化因素之复杂，在整个遗址乃至目前所发掘的太行山东麓夏时期遗址中也不多见，为太行山东麓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发掘：刘连强、郭荣成
绘图：郭荣成、毛小强
执笔：韩金秋、刘连强
[1]笔者在《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15日5版《河北唐县淑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一文中，将位于取土坑以西的N120E79、N120E80、N121E79、N121E80等四个探方归入Ⅰ区中，其中的三座灰坑分别命名为2006TSⅠH174、2006TSⅠH175、2006TSⅠH176。鉴于该区距Ⅰ区较远，中间有取土坑相隔，而且地层关系不同，现将这四个探方从区Ⅰ独立出来，命名为Ⅲ区，三座灰坑重新命名为2006TSⅢH1、2006TSⅢH2、2006TSⅢH3。
[2] 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4期。
[4]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6]蒋刚：《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研究及其与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动》，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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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Daming Palace;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e; high-platform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根据专家的分析和论证，未来西安中心城市发展模式为：“九宫格局，棋盘路网，轴线突出，一城多心”的空间布局模式。其中“轴线突出”是指“长安龙脉”南眺终南山，北望渭水，是纵贯西安南北的一条城市主轴。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南望远观南山的巍峨。从大明宫含元殿到大雁塔这条盛唐时保留下来的南北轴线，在今天仍然作为西安重要的景观轴线。
唐大明宫到大雁塔南北轴线示意图
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图
1 西安城址选择的渊源
1.1西安地区的地形特点是东南高而西北低，与关中平原西高东低的地形特点略有差异。
1.1.1西安地区的城址选择经历了由西南到东北，又折向东南的转移过程。
在地势地貌图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秦岭山脉在西安城南折向东北去，造成西安地区的地形东南高而西北低。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都受到了这种地形特点的制约，纵贯西安东南地区，趋向西北入渭。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区的平原，使其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
2 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
2.1西安唐大明宫遗址的历史
唐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龙首原上，在唐代是长安城三大宫之一。大明宫平面略呈梯形，面积约3.2平方公里。宫墙周长约7.6公里，四面共有11座门，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有40余处。宫南部为前朝，以自南而北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为中心组成。
大明宫北部的内廷中心为太液池，周围有三清殿等多处建筑基址分布，内廷西部有朝廷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的麟德殿。规模十分宏伟。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西安唐大明宫遗址的构架
2.2.2麟德殿遗址
麟德殿位于大明宫西部，建于唐麟德年间。建筑面积达12300多平方米。遗址中出土大量黑色筒瓦，还有少量的琉璃瓦片。台基周围出土很多螭首石刻和石望柱残块。阶道铺有莲花方砖，这是其他遗址所少见的。
2.2.3大福殿遗址
大福殿是唐大明宫内大型殿堂之一。殿址位于大明宫乡炕底寨村内。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70米，南北宽50米，高约5米，总占地面积约11600平方米。
2.2.4凌霄门遗址
凌霄门亦名青霄门，是大明宫北墙偏西之门，位于玄武门以西355米处。考古探测为一个门道，距宫城西北角195米。遗址在炕底寨村东北隅。
2.2.5玄武门与内重门遗址
玄武门是大明宫北面的正门。位于北垣中部略偏西处，西距宫城西北角538米，东距东北角597米。在考古发掘之前，看不出门的形状，只是在两侧有类似土丘的夯土基座。
唐大明宫宣武门复原图
门址范围很广，发掘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玄武门只有一个门道，基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4.2米,南北宽16.4米，两侧为高起的夯土门楼基座。周围砌有砖壁，与门基两端相接的一段宫墙。门东面保存最高处有3米，宽约5米，较当时地面略高。南面两侧铺有莲花方砖，与门道的砖壁及散水相连。玄武门以南的东西两侧是廊庑建筑，与南边内重门相接。内重门在玄武门南20米，是与玄武门相对的一较小的门，门两侧筑有宽仅2米的夯土墙，向东西分别距20多米处北折与北城墙相接，即对玄武门呈环抱的形式。
2.2.5重玄门遗址
唐大明宫重玄门和玄武门复原图
重玄门遗址位于玄武门正北夹城处，距玄武门156米。保存得比较好，门道两侧的门楼基座高出现在地面4米多，呈马鞍形土丘，中间低处是门道。门道东西长33.6米，南北宽16.4米。夯土心，外砌砖，两侧还保存着柱础和墙根灰底,门楼基座两端都比玄武门加宽和延长了许多，宽5.2米。门洞中段，有道青石门槛。门槛两端各有枕石，每道门槛之间相距2.45米，门洞之上有门楼。
2.2.6三清殿遗址
三清殿遗址位于大明宫西北隅，大明宫乡炕底寨村东北角，是一座高台建筑，为宫廷道教建筑之一。台基北高南低，现存高度为15～12.6米，平面呈凸字形，北宽南窄，南北长78.6米，东西宽北部为53.1米，南部为47.6米，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
2.2.7清思殿遗址
清思殿是唐敬宗时所建，位于东城左银台门内，南北长228米，东西宽33米。
2.2.8唐太液池遗址
太液池又名蓬莱池，位于大明宫北部居中地带。初凿于贞观或龙朔年间。开元后期，玄宗曾命在太液池两岸筑望月台与杨贵妃赏月，台高百尺。池中有蓬莱山，山上有太液亭。
源自史书中的唐大明宫太液池
太液池面积约1.6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池，中间有渠道相通。太液池水源引自南来的龙首渠。有暗渠与宫外相通。沿岸回廊与附近宫殿建筑，都根据地貌特点，着意布置，错落有致。遗址在今大明宫乡孙家湾村西南。
2.3大明宫遗址的修复
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自强东路以北、玄武路以南范围内，修复计划将重点发掘麟德殿、含元殿、三清殿等殿堂遗址和重玄门、玄武门等宫门遗址。大明宫遗址保存比较完整，埋藏丰富，是唐代建筑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3一些建设中蕴含着的地景文化理论
3.1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
中国传统地景文化理论的发掘，中国的先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以及形成的自然哲学观。我不知道高台建筑是不是符合地景文化理论的基础，但是总感觉到之所以这样利用天然地势甚至是人工夯土建造的土台上的建筑，彰显着一种膜拜与尊贵。甚至有一种防御的功能。
古代高台建筑
高台建筑利用天然的土台或人工夯土的土台，在其上建造宫殿和楼阁。最高的土台有20米，一般都在5米到15米。建筑高台能使人感到庄严、尊贵，既可登高远望、眼界开阔，同时也利于建筑本身的防潮湿和通风。高台的做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天然高台，一种是人工夯土高台，有的则在山坡处利用山半腰中突出的台地，也有的是在山顶上建设庙宇。人工夯土高台，多用于庙宇和宫殿的内部，或者用于城市建筑。建造独立的高台，台的四周多用砖墙砌到台顶，以使高台整齐。一组建筑中，或者一个城市里的高台建筑大都是重要的建筑物，可使整个建筑群有高有低、此起彼伏，有一种错落有致、波澜壮阔的变化。
4小结
地域性景观文化在我国整个建设历史中，从始至终贯穿着她的精华，现在游历或者翻看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完整的或者点滴的遗址，有关运用到地域性景观文化理论的古迹仍旧散发着她巍峨、庄严的光芒。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文化寓意.范艳辉，赵晓辉，句建国.《华中建筑》2011年第07期.
中国古建筑知识问答.张驭寰.《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特征描述. 百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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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背景：得到帝室的支持
由于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发展，与外来文化艺术的吸收与融合，经过大分裂、大融合后，致使南朝时期，在艺术思想领域逐渐出现了与两晋不同的新格局。东晋时期，佛教势力渐渐传入，至南北朝开始，是佛教艺术逐渐从萌生走向高峰的至关重要时期，成为其各代名擅一时的艺术家乃至社会上下百姓对于佛教文化都抱有一种崇敬的心态，积极投身于艺术潮流之中，并出现建寺造塔、开窟造像的风气 。
1.2南朝造型的题材表现
在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题材较多，种类丰富。由于受南朝主流意识及南朝人士的审美特点的影响，浸润到了释迦像的造像着衣及服饰样式方面，致使南朝的释迦佛像的服饰多为褒衣博带佛衣，其着衣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融合的社会形势。综合南朝大部分的佛教造像，其造型题材虽有区别，但是所相处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佛教造像的推崇人士的审美模式相同，从而各题材的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南朝早期的佛教遗物与具有南北艺术风格相融合的佛教造像大量出土，正在矫正现代人们对于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发展面貌的整体认知，南朝佛教造像在当时时期所产生的巨大成就以及对艺术发展的深远影响，现在已逐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认同。
1.3南朝宗教创作观点
南北朝美术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宗教美术。宗教美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现实必然会决定着艺术的发展。现实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和衰颓力量的对立与斗争，都必然的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南北朝宗教美术的宏大的规模与巨大的创意意图，体现了人民的深厚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在表现技巧上也是有着跨越性的进步。虽然佛造像艺术在神态描写上表现的不够个性化，但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特质。
2、谢赫审美主张
谢赫的“六法论”一直以来是衡量中国艺术科学又系统的审美准则与以及创作准则的重要依据，对中国艺术作品的审美发展趋势有着重大的启发。因此以“六法论”的审美观点对他所处年代的佛教造像进行剖析。
谢赫“六法”的重要观念为：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模写是也。中国的古代美学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所评判的标准一直不以“内容”与“形式”为准则，而是以“风”、“气”“韵”“骨”的审美标准进行艺术审视，致使这些审美标准在当时所有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中国美学概念中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同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体用合一”“知行合一”，既有意识观念层面的精神内容，又有实施于具体实践的方法理论。
2.1重形神
关于“六法”，“气韵生动”是其总则，是统罩、统领其余五法的总纲领，强调创作者的内在灵性，在中国艺术作品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在谢赫品评二十七位画家时已透出了这一消息，例如，评论姚昙度的“画有逸才，巧变锋出，魑魅神鬼，皆能妙绝，同流真为，雅郑兼善，莫不俊发，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表现出姚昙度在艺术表现上有着高超的才能，这种极高的艺术表现才能不是通过后期的培养而形成的。 “气韵生动”作为形而上的精神内容，制约着艺术家的艺术传达向着体现活泼生动的效果方面发展，并同时把这种理念作为具象的艺术效果。在此时期，佛教造像极大地融入了南朝人士的审美情趣。整个造型的艺术特征比较显著，精神状态以及性格也较为生动。
2.2“以形写神”
中国佛教雕塑注重的是形象内在的精神活动，而不是过于注重外在的形体准确度的塑造，它通常都是通过对于艺术作品情感化的空间把握与处理，加上艺术创作者的直觉式联想想象与抒感，甚至增添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法表现，由此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抒情写意的艺术表现效果。所以，中国佛教造像给予人的感觉不像西方古典雕塑那样直观，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气势逼人、一触即发的火气，而是像中国的书画那样用笔藏锋，将力量包含在其中，以其含蓄美、内涵美，给予人以更多品味的余韵。
2.3重L骨
谢赫的“骨法用笔”是通过艺术作品人物造型的描绘从而反应出人物特质的笔法以及线条的要求，“骨法”原本是对纸质以及帛上的绘画创作的笔法要求，然而现在用此法研究南朝石质材料的佛教造像，又会产生怎样的艺术碰撞呢？南朝佛教造像最突出的艺术风格为“秀骨清像”，主要指的是佛陀或者是菩萨造型的外表皮体态较为削瘦，面貌较为清秀俊美，神情隽秀，双眸中深谙笑意的体态以及神态的造型样式，尤为亲切，充满飘逸高迈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些样式与古印度佛教造像的造型、寓意都有所差异。其一为：由阳刚之气转变为清秀俊美之貌。其二为：由厚重简约的服饰风格转型为轻巧修饰风格。导致这种特征差异的因素是由于古印度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同时，受中国的儒道传统文化对于佛教文化的借鉴与改进的结果，佛教造像的气韵优雅的风格不免有几分儒雅之士的高尚在其中，同时，也包含着南朝世人对于佛教文化的虔诚与崇敬之心。
3、结语
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审美价值，对艺术作品从而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对现当代艺术的传承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对今后应当如何挖掘，使其成为拥有世界性意义的艺术文化价值，为人类今的后艺术文化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毋庸置疑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着这一重要宗旨，本篇论文确定了研究的出发点，试图从谢赫的审美观点来分析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融入了“六法论”中的重要观点进行了对比阐述。从而使得中国古代雕塑领域的艺术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多层次。
【参考文献】：
篇10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篇11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超级秘书网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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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73-01
漕运对清王朝至为重要，时人称“天下之大命所系”。明清以降，江西的漕运在全国举足轻重，漕额仅次于江南、浙江两省。作为清朝征集漕粮的重要省份之一，漕运的变迁给江西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漕运研究陷入低谷。至70年代末，漕运研究又重新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中国各朝代的漕运，从经济内涵、社会意义以及与传统社会变迁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几部代表性的专著。
彭云鹤《明清漕运史》一书，对清代前期漕粮繁荣的原因、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对漕弊的整顿进行了分析。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明清漕运发展状况的专著。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以清代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清代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等方面的问题，宏观把握，精细分析，可谓清代漕运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断代研究的力作。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学、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漕运研究，宏观上把握漕运的特性及其社会能，深刻剖析漕运与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漕运与社会制衡，漕运与封建社会的延续等一系列问题，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与机制。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的出版，为清代漕粮海运专著的缺乏填补了空白。该书内容包括清代漕运规制，道光年问的漕粮海运，漕粮海运与经济演变，漕粮海运与社会变动等，把这段时期清朝政府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都涵盖进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相关的论文也为数不少。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杨杭军《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分别从水手、运丁的信仰组织，工作环境、佥选和其自身性质进行了论证。在漕运弊端的探讨上，学界基本认为在这几方面：州县征漕的各种加派，官绅勾结贪索税户，土豪劣绅分肥，胥役对运丁的贪索，漕吏隐私舞弊，漕粮浮征勒折等。如李文治、江太新《论清代中叶后漕政的败坏》，郑师渠《论道光朝漕政》，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等论文均有论述。从南北经济交流角度论述的有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和陈峰《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张文论述漕运在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河运的兴衰对于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陈文认为清代官方性的漕运中，广泛存在着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货运销活动，对此清廷采取现实态度，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遂使这种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商品流通和交换。从地方社会角度来研究清代漕运代表性的有：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和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张小也在文中指出，健讼之人挺身抗帮，包揽讼词，以独特方式承担了地方公共事务，这一点在漕案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而吴琦则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揭示在漕粮征派过程中，中央、地方州县、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等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清代漕政制度缺陷及其社会变化。
以上全国性的漕运的研究，为清代江西区域内的漕运研究奠定了丰厚基础。仅就笔者资料所及，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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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功心理
高中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与初中比较，普遍感到困难，出现“怕”的情绪。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学生的成功心理，这对稳定学习兴趣有极大作用。我们可以结合教学由浅入深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层次的内容，作出达标的要求，对学生每达到一个层次，进行及时的评价和鼓励，让学生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者，有信心进入下一个层次学习。再比如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获得不同的成功感觉，可以对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正确的学生作出当众表扬；也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办的刊物或壁报上发表一些作品，如历史小论文、历史漫画等；或者将学生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总之，教师要对学生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多加以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抱有信心，最终保持历史学习的稳定兴趣。
2.进行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我校开展教研的有利契机，配合教学内容提出《研究》这一课题，根据大家的兴趣，学生自行组建五个研究小组，组成总课题下的子课题组，分别是《发生的背景》，《后日本对我国地区的统治及暴行》，《后我国人民对侵华日军进行的反抗斗争》，《勿忘国耻反思组》。通过同学们的自己确定研究方向，亲自查找资料，撰写论文，不仅使学生学会以探究的方式认识重大的历史问题，从而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展。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不仅学会了探究问题的方法，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率，有助于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并且通过评价可以达到互相激励、启发、产生更多的新想法为目的。
3.开展班级辩论
开放性思维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高中学生的思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他们对事物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力，能够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他人的思想、观点加以评论。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不断涌现。为此我采用班级辩论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一般是先把要辩论的观点介绍给学生，如：是否成功、是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等，然后以班为单位，分头准备材料。先在班内进行辩论，选拔出优秀的辩手，然后利用晚自习组织辩论会，邀请本组教师和语文、政治等科教师担任评委，根据辩论情况评选优胜班的优秀辩手。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也能够结合自己掌握的材料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还显幼稚，但是学生积极探索、富于思考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却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4.大力培养学生创造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