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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核心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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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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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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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鸿铎:《传媒产业经营实务》，2000年12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
4、周鸿铎:《电视节目营销策略》，2000年10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5、曾华国:《媒体的扩张》，2004年1月第一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6、米歇尔·森格特瑞:《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2000年，华夏出版社。
7、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2002年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周鸿铎胡传林刑建毅著:《传媒经济》，1997年4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9、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营销学导论》(俞利军译)，1998年第一版，华夏出版社。
10、赵曙光禹建强张小争:《中国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2002年n月第一版，新华出版社。
11、杨步国张金海著《整合一报业集团化背景下的报业广告经营》，2005年l月第一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12、朱海松:《麦肯的方法》，2002年4月第一版，广东经济出版社。
13、黄升民等著:《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2002年第一版，中国物价出版社。
14、高振强:《全球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2003年l月第一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5、钟海帆:《走进美国广电传媒》，2003年4月第一版，南方日报出版社。
16、曹璐胡正荣等著:《卫星电视传播》，1997年4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7、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2002年9月第一版，南方出版社。
1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年n月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张海鹰腾谦著:《网络传播概论》，2001年5月第一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周伟:《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全景和未来走向》，2002年3月第一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21、郑保国:《论媒体经济与传媒集团化发展(论文集)》，2003年9月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胡正荣主编:《中国传播论坛2001一变动中的全球广播电视》，2003年8月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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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观是西方理性传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论自由》中强调了思想自由和个体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题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其言论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对于思想讨论的自由，他围绕真理和真理的利益进行了辩护。首先，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保证；其次，这种自由是我们确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讨论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变得完全、全面的条件。此外，密尔在书中还强调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在把人的行为划分为涉己和涉他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伤害原则作为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的准则。他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者”。
每个思想家都是他们时代的孩子。密尔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古代社会以纵向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等级次序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正被现代社会水平方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复存在。但它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密尔认为，当时世界上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不适当地延伸。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和有序性使得个人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个人独立性开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贸易中变得重要起来。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权利，直接决定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新社会运转的有效程度。因此，密尔深切地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地”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确地提出一个界定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的准则。
由此，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探讨个人自由，把以往仅限于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政治自由扩展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他格外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对“多数的暴虐”和“习俗的势力”有着高度的警惕和谴责。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自传人中国的那天起，就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与文化背景进行着本土化改造。“立人”与“立国”，“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命题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始终构成一对张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也随着形势的变迁，跌宕起伏地拉锯在现代报人的内心。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的主题是“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课题交织在一起，故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外，还有“面对强权的”，而显然后者的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未能成为时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种种原因，将“社会”译成了“政府”，将“个人”译成了“人民”，严重背离了密尔《论自由》的主题。而他的误译则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密尔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问题，也变成了“政府”与“人民”对立的问题；而密尔的“限制社会暴虐”主题，则变成了“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问题，㈣致使英国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一直缺乏正确理解的传统。
随后，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自由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们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抛弃了。这也影响了我们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实践。
二、密尔的自由观对当代有启迪意义的两个方面
当前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深人进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当前我国市民社会日渐成熟，个人权利、民主、自由成为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密尔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当下的语境，认真解读这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当代新闻实践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其中，密尔的积极自由思想和他对于自由讨论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
1．关于密尔的积极自由。
在新闻自由的理念认识层面，大多数人只看到密尔要求社会对个人实行最小干预这一消极方面，而忽略了密尔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容易形成认识误区，应该厘清。
(1)自由是和社会联系的，不是纯粹个人的，因此赞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对“霸道的自由媒体”。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的，但他又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做了修正和补充。按照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最终通约成的简单的快乐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乐，如何将这样的快乐与共同体的福利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密尔通过修正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困境。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仅仅从量上考察快乐的做法是荒谬的。人是具有高级官能的，不同快乐之间是不能通约的。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所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人与动物共有的感性肉体的，人有人的快乐。密尔承认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纯真的私人间相互关爱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真诚关心的感情。”而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就源于此，人类获得一切高贵快乐的动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价值彰显出来。因为个人最终的价值要体现在对社会利益的贡献上，而社会利益的增长又源于全体精神的进步，精神进步的前提是个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拥有了自由，才会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会充分发挥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中达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乐，并推动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以，社会幸福以个人幸福为基，个人幸福又以个人自由为基。密尔把个人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自由以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密尔从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他进一步指出，当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时，国族无需对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政治权力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积极价值的工具，可以积极地发挥作用，扩大个人的自由机会，增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论有碍于社会，则应对其加以限制。密尔的新闻思想其实已经包含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对今天的新闻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往往错误地夸大了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对立，也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于推进自由的积极作用。有种偏激的说法就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只有跟政府对着干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表现。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效应。就业、医疗、房价等多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衍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导致政府的信誉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种对公权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不加分析地“大声疾呼”。然而应该看到，当理性思维受到情感的过度影响时，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不是新闻媒体的一己私利，不是随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论特别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简单地视为言论自由。媒介不应拒绝政府合法、适度的干涉，在商业化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尤其必须加强自律，谨守职业道德。媒体权力如果恶性膨胀，势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媒介人员应该认识到新闻自由是和整个社会进步和共同体福祉相联系的，只有在推动社会真正进步的过程中，言论自由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个人积极行动不仅是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鼓励张扬个性，反对“自由而沉默的大众”。密尔不仅强调自由与权利，同样也强调责任与义务。“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患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政治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发展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教育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论坛，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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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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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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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毕业论文形式，该问卷提出了6项建议：文学创作、翻译、读书报告、教案与参与教学、田野调查报告、社团刊物或公开刊物的。其中，文学创作“作品完成后，在国家正式出版社或正式刊物上出版或发表，可不需要进行自我理论陈述，但需要由学院认可其真实性；作品没有发表，学生应对作品主题、形式、写作等环节有一定篇幅的理论陈述。”作品形式包括中、长篇小说，长诗或组诗。
有些形式只适用于某些特定方向。
如田野调查报告就适用于文学人类学、汉语言文字方言调查等方向。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胡灵（化名）现在是对外汉语大二的学生。她说：“我们都赞同将论文与实践相结合，老师们提出的改革设想给了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个人考虑选择教学参与的形式来作为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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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11
不过，记者运用此策略性规则而不是彼策略性规则，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即记者倾向于使用该策略性规则，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自觉不自觉的与记者所在报纸的风格相符因为记者不能直接发表其新闻话语的文本，而是通过所在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编辑等都是新闻传播者，因为“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同他所工作的媒体保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风格也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新闻话语的风格。
一、新闻话语的社会认知功能
（一）事实认知
提供信息是新闻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关世界上的事件和社会情况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报纸新闻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发生冲突和变化。个体无法到达每一个现场，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人们却很关心个体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个体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们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闻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新闻注重时效性，其在第一时间，传播事件的最新情况因为新闻具有可信性，大多数新闻是客观真实的报道因为新闻的可接近性，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复制成为一种可能……这些都使新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价值观认知
受众希望新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并对该事实作出判断，以实现观望周围的世界、并尽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动能够适应周围世界变化的可能。但是受众又不满足于新闻只是信息的载体，特别是当媒体数量激增、受众越来越容易接近获得信息的媒介时，新闻信息繁芜而不易轻易作出评判。受众开始依赖于媒体显性的或隐性的观点，新闻也就不再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了。新闻开始向个性化发展或者提供独家报道或者提供独到见解。这两种形式都是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最有效形式，价值观的认知即意味着对某一种观点的认同。
二、新闻话语的社会交往功能
（一）内部社会整合与互动
我们己经了解到，新闻话语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观的认知。但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闻话语的传播者还希望人们据社会认知而作出反应接受之。因为“告知和劝服是新闻话语传播的两个层次，前者要人们理解传播者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的叙述，……期待受者建立与叙述者所预期的一模一样的文本再现情境模式后者则……期望将隐匿的言语行为获得受者的接受，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通过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地讲，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际障碍，防止交际摩擦，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交流。
新闻话语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实现受众对对象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影响并引导受众实际社会生活，或者以“竞争的态度”，或者以“敌对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新闻话语的社会权力功能
（一）新闻话语是权力的象征
从新闻传播者个人来说，新闻话语对事实的传播具有突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特点就一个国家来讲，新闻话语侧重于某一类事实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多数情况下，报纸可能不会成功地影响人们怎么样考虑问题，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思考什么问题。”
当社会中某一集团或阶层掌握新闻这一媒介的时候，势必会侧重于报到有利于集团或阶层利益的新闻事实或是不利于其他阶级利益的新闻事实，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新闻因此而倾向于对一定层面意识形态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使新闻话语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
（二）“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新闻话语的权力功能是指就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现的“话语权”，也是当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应用的一个词。
作者的理解是，话语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发表意见、观点的权力。也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但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被狭隘化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因为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受众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发表意见或观点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资源之一。
而在全球传播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话语霸权”，即“当传媒的话语权过度发挥时，其话语权就成为一种霸权”。这是因为一定的大众传媒代表着某一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所以该“集团的话语权”构建起传媒的“话语统治权”，这种话语统治权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体的传媒空间，并以其覆盖能力，消解其他集团的话语力度。根据大众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全球传播中，凭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体资源，使新闻流通呈现单边性，并因此出现新的殖民行为—通过新闻话语等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中发现，“新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认识新闻及新闻传播新的角度。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交汇点的新闻话语，必须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须遵守英文的语法要求，中国新闻奖作品须遵守汉语的语法规则，否则新闻话语根本无法传播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一定社会文化下的新闻话语，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客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两种形式的新闻话语，才能促进文化上的心理认同，使新闻话语更好地建构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
除语言学、文化学外，新闻话语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学科知识，故已吸引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也将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姚里军《中西新闻写作比较》（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3月．
篇12
2案例工作坊在新闻理论课程设计中的应用
从国内新闻院校的教学实践来看,已有部分高校以“案例工作坊”作为新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要模式,笔者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也开始以“案例工作坊”为突破口对理论教学过程进行探索。下面将以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价值”为例,简单介绍“案例工作坊”在新闻理论课程设计中的应用与运作。第一,由指导教师全面制定与掌握教学计划与实施方案。在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指导教师要明确“新闻价值”专题的培养目标以及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明确学习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引领学生全面贯彻该计划。在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上,教师计划以“新闻价值”的概念、“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之讨论、“新闻价值”要素的要点和内容,以及“新闻价值”要素的变迁作为学习目标。其中,为了适应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等媒介环境变化的需要,课程设计将以“新闻价值”要素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的变迁作为讨论和分析的重点,也计划通过“案例工作坊”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在当前我国新闻环境下,有关新闻价值的把握和判断标准的转变问题。第二,教师为学生提供理论帮助和宏观指导。理论学习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基于工作坊模式的课堂教育以讨论、实践为核心,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相关理论的学习不可或缺,因此教师需要在讨论实践之前引导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具体办法是教师作为引导者,提前安排学生阅读相关主题的教材、专著和论文,并要求学生在媒体实例中进行印证和思考,为“案例工作坊”的讨论做准备。导师除了要求学生自行寻找媒体案例进行学习外,还布置学生准备讨论2010年初在各大媒体风行一时的“犀利哥”报道。
篇13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