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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篇2
2001年1月4日，铁道部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公布2001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节前，广州、上海、北京站始发的部分列车，节后上海、郑州、成都、南昌站始发的部分列车，以及其他地区的少量运力紧张的列车、新型空调车票价上浮20%，其他列车上浮30%，儿童、学生、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1]
在经济领域日渐开放的背景下，眼下还在实行资源和价格垄断的行业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但就是这么几个屈指可数的行业，每次政策调整，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龙年末的机票飙升议论声刚过，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一事又是引来众人评说。现在，让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一下“铁老大”的涨价行为。
二、“铁老大”自然垄断及经营缺陷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的定义，“垄断”一词的原意是“排他性销售的权利”[2]。现在它已被用来描述一个厂商或几个厂商在一给定市场上对某一产品具有排他性的控制。这里，采用鲍莫尔的成本次加性（Subadditivity）定义“自然垄断”(Baumol,Panzar,andWillig,1982)。“成本次加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对某个既定产量，由一家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如果成本次加性成立，则该产业是一个自然垄断产业。这时，一家企业的生产可能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也可能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
“铁老大”就是个典型的自然垄断企业。它的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长，且很难转用于其他用途，具有很大的沉淀性。这种经济特征使得在同一地区重复设置铁轨展开竞争的做法非常不经济。因此，铁路行业的基本特征是区域型自然垄断。更确切的讲，它属于那种有进入障碍的自然垄断，因为大量沉淀的固定成本已构成了很高的进入壁垒。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中国的“铁老大”作为一个自然垄断部门，都有以下几点缺陷。[3]
1、管理松懈
每一个厂商都想使其成本最小，而且任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不论是竞争行业或是垄断行业），都会在其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然而，现实中，中国的“铁老大”不必经过激烈竞争就能赚很多钱，它缺乏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动力，进而表现为低效率，这被称为管理松懈。
根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日前[4]在北京、武汉，西安三城市900位常驻居民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来看，群众普遍表示：尽管近年来铁路部门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铁路部门管理松懈问题依然很严重——29.3%的人认为购票难，36.3%的人认为铁路设施落后，服务不尽如人意，27.3%的人认为某些路线乘车环境差强人意……
自古以来，“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是政府部门的一大特征，“铁老大”也没能避免，面对即将入世的形势，可以预计管理松懈这一“硬伤”，可能将会是“铁老大”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2、不大关心研究与开发
“铁老大”是一个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补贴。就算其不进行体制改革、降低成本的努力，也不会有明显的损失。换言之，它常常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和压力。除非出现以下二种情况之一：一是公路，航空等的竞争迫使火车行业做出反应；二是“铁老大”的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整体福利这块蛋糕变小，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周围压力使其改革创新成为必然。在中国，人口众多是一大特征，而且目前的公路、航空网还远没有铁路网那样发达，所以情况一在短期内难以达到。
3、人为夸大价格，提供的服务量受限制。
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成本递减的技术特点排除了完全竞争。对“铁老大”来说，平均成本是递减的，而边际成本又低于平均成本。于是，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价格就会低于平均成本，而这样“铁老大”就会蒙受亏损，利润成为负数。如图1所示：
图中阴影即为损失。所以“铁老大”不会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生产，而是会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在Pm价格下提供Qm量的服务。这已然造成了全民福利的损失。因为QC才是社会有效率的产量，Qm<QC,在Qm的产量上，对消费者的价值大于铁路部门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增加服务量将增加总剩余。
从理论上讲，对于这样的自然垄断，政府应按边际成本定价原则（marginalcostpricing）或平均成本定价原则(averagecostpricing)实施价格管制，并适当的给予其补贴，以减少自然垄断造成的全民福利损失。然而就价格管制而言，在未涨价前，火车票价格基本上是未加修订的根据我国铁道部部门提供的成本数据确定的。显然，这种价格制定方式使得不存在竞争压力的铁路部门，很容易将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或为获取垄断租金（Monopolyrent）人为夸大的那部分成本计入车票价格，从而导致车票价格以较大的幅度超过了正常的成本。正如《经济学的世界》一书中描述的，这造成了生产无效率（productioninefficiency）和资源的错误配置（resourcemisallocation）。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通过补贴来降低价格，使得社会稳定（实际上也一直如此），那么主要途径只有税收。而税负的增加又明显地会导致其他经济成本，使得社会福利减少。
综合起来，在“春运”涨价之前，“铁老大”的垄断地位和缺乏竞争的状况，已经使消费者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地，同时也造成了一部分的无谓损失。
三、“铁老大”涨价行为分析
铁道部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利用自身行业垄断的优势提升车票价格的行为，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的，不属于市场行为。本来在运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铁路车票涨价本无可厚非，但票价只涨不跌自然不合理。另外，春运涨价本身就不合法，因为属于公共服务的铁路调价，应按《价格法》举行听证会，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涨价是按市场规律操作，那么面对正月初一、初二的一些空荡荡的列车，“铁老大”没理由不降价。
根据垄断的边际收益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孙亚峰，1998），有图2
其中，假设需求曲线AB为线性，AC为边际收益曲线。AC在AB之下，所以图2反映的是一个垄断行业，也就是上文分析的铁路行业。设价格为P时，需求价格弹性为Ed：
根据各线段所代表的经济含义，OP=P，FQ=MR：
换言之，当弹性有区别时，“铁老大”可以在丝毫不作任何改进的情况下，在需求弹性比较小的市场（A）索要比较高的价格，以增加其垄断利润（此时的价格称为“差别价格”）。
在春节这一特定期间，会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各类运输中心。此时，回家感受亲情的收益会非常大。一般来说，安全，迅速而又较便宜的仍属火车。所以，春节时期，中国大量流动人口乘坐火车的需求弹性很小，可以说具有刚性，且需求量非常大，符合A市场特征。
在未调价前，铁道部这一国有企业作为垄断部门，通过垄断价格已经增加了它的生产者剩余，且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无谓损失。为了简化分析，假设MC为一常数，如图（3）SNBCM为损失的消费者剩余，SMAN为无谓损失，垄断部门利润增加。
图3垄断的无效率
在中国，春节期间，学生客流、民工客流、职工探亲等几股客流完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客流高峰，且它的需求弹性很小。“铁老大”应用“差别价格”将因其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得来的原票价再次上涨，使广大旅客的境况更为不利——
上图（3）因此发生变化。需求曲线DD向右上方移动且变陡峭。此处，以J点为轴，向右上方移动需求曲线。设它与价格轴相交于E点。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又因为：垄断行业在需求曲线是直线的情况下，MR曲线的斜率总是需求曲线的斜率的2倍。所以，可画出涨价后的边际收益曲线MR2。边际成本曲线MC相对于需求曲线DD变化不明显，此处令其不变。面对类似A市场的现状，“铁老大”将原本就不合理的票价上调：价格由P1涨到P2，需求曲线由D1变为D2。为简化分析令供应量Q不变，则变化如下图4所示：
由于弹性很小，火车票涨价，并不能有效的达到预期的“削峰平谷”的效果，但却实在能使“铁老大”再狠赚一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量又在原来的损失上增加了SABCD+SBCJ，无谓损失又增加了SBCJ。其中，面积为FGCD的消费者损失，并不构成整个社会的损失，它只不过是种收入转移。但是它助长了铁路行业维持低效率经营现状并获取超额利润的欲望，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增加的BCJ部分的无谓损失，却实在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另外，垄断造成所得配置不均及资源运用低效率（x-inefficiency）。也就是说，“铁老大”通过“春运”涨价多获得的那部分收入，很大程度上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旅客们的角度讲，他们接受高价票的选择是无奈的。从社会角度看，“铁老大”的这种不合法，貌似符合市场机制的行为，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铁老大”的自身问题，而且给整个社会的福利造成损失，影响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车票上涨的同时，服务和管理并没有明显改善，其原因仍是缺乏压力与动力：“铁老大”本来就已将其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或为获取垄断租金人为夸大的那部分成本计入车票价格，现在又涨价，使其转嫁了成本，获得了更高的垄断利润，更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了。
总之，春运涨价的行为：（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春运中客流，但不能有效的削峰平谷”；（2）使“铁老大”短期内又获得更多超额利润，却损害了大多数旅客的利益，使全民福利降低；（3）“涨价”无法促使“铁老大”摆脱其三个缺陷，且使其更满足于目前低效率的状况，减弱了改革创新的动力，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阻碍。
四、政策建议
对于公益性、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如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必须兼顾其社会目标，而非单纯盈利目标。“涨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有可能加重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这方面，香港对公用事业的管理可资借鉴。香港公用事业的体制有三种基本形式：1）政府直接控制和经营的公用事业。2）政府管制下的私人特许经营公司，它需要经过投标才能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政府对特许公用事业的管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定企业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二是管理批准企业服务价格。3）不受政府管制，由私商经营的公用事业，主要是燃气供应与集装箱码头。在香港公用事业的三种体制中，占主体的体制是政府管制下的私人特许经营。
综合前文分析和我国的经济现状，在此提出以下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1）实行特许经营投标制，建立内部竞争性机制。
从逻辑上讲，对垄断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补贴等手段，使其得以按边际成本定价（marginalcostpricing），可以提高各项资源的配置效率。然而在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而且铁路部门又严重缺乏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所以此种方法不一定总能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目的。
实行特许经营投标制（Franchisebidding）（Demsetz,1968），由政府通过拍卖的形式，让多家企业竞争一个或数个地区某一时期（几年）的经营权，由提供最低报价的那家企业取得经营特许权。显然，这种方法既可以避免由价格管制引出的诸多弊端，又可以以此建立激励机制，有效而经济的约束铁路垄断行为，从而，车票价格也可以降至有效率的平均成本水平，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
这一建议有其可行性。第一，投标的企业仅有经营权，不存在资产转让问题。第二，特许合同的款项较简单，包括1、铁路设备的维护，2、企业服务价格，3、企业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这样，政府监督、管理较为方便，且可以保证固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发展公路，航空运输系统，引入外部竞争机制。
大力发展公路、航空系统，使之降低成本，分流旅客。既可缓解各站点的旅客流量，又可以给整个铁路行业以压力，提高整体效率。
结束语：春运涨价，没能使“铁老大”的旅客分流多少，却使其在未改变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下又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客观上再一次降低了其改革创新的动力，降低了全民福利，阻碍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以上分析是立足于中国，对拥有自然垄断的地位的“铁老大”春运涨价行为的分析。仅分析了短期的情况，对长期没有涉及。本文否定现有的涨价行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亦旨在引起更多人的思索与探求。
参考资料：
哈尔·瓦里安（美），1997，《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
斯蒂格勒茨（美），1997，《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姜广东，孙亚峰主编，1998，《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张帆，1993，《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商务印书馆。
李梦梅等，2000，《区域经济前沿》，经济管理出版社。
罗杰·弗朗茨（美），1993，《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
周弘，1998，《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远东出版社。
Baumol,W.j.,Panzar,J.C.,andWillig,R.D.,1982:ContestableMarketsandTheoryofIndustr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tBraceJovanovich,Ltd.
Demsetz,H.,1968，“WhyRegulateUtilitie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1:55-65
[1]以上数据参见南方网（2001年3月13日）。
篇3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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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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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前言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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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常,丁卫.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RAROC[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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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性最深的期盼就是受人感激”，但是感恩并非与生俱来，因此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恩意识薄弱问题，需要通过学校与社会的教育以及引导来使他们的感恩意识得到增强。俗话说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感恩是感激他人对己所施的恩惠，并设法用言行报答的一种行为，它包含了从心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双重过程。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时候，首先要让他们产生一种感恩意识，在内心里对自己所获得的恩惠产生认可的态度，进而衍生出一种感恩情感，最后才外化为感恩行动，与此同时利用完善的资助制度来规范和敦促感恩行为。因此使用意识、行动、制度三位一体的模式进行感恩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高校首先应从思想上改变贫困学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而新颖的德育课程，典型示范、团队辅导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等形式，把感恩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过程中，帮助贫困生正确看待贫困的事实，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和知恩图报，摆脱自卑、狭隘等不良心理，使他们明白是党和国家对他们关怀和投入的大量资金，是学校、老师以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才使他们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更应该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并应该在他有能力时回馈社会、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以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校每周星期一到三开设晚班会课程，由辅导员(班主任)自行组织各种主题班会课或者由学工部老师为学生上大学生素质教育课程，其中就涉及到学生诚信、感恩、励志等各方面的主题教育以及班会课，把感恩教育有机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品质的培养过程中。学院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有“孝”文化主题班会评选活动、“心怀感恩诚信求学”知识抢答赛、“诚信、感恩、励志”的征文比赛、自强之星评选以及报告会等活动，同时结合校园网络宣传阵地，如学校官网、微博、宣传窗等对学院开展的各项感恩教育活动进行宣传报道，营造了一种感恩氛围，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与熏陶。“师者，人之模范”，老师是学生最鲜活的榜样。任何一名老师，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对学生起着示范作用，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教师把学生造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该是这种人。”而辅导员作为高校里面与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工作者，一言一行将会在学生心灵上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因此在开展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辅导员自己要做好表率，用自己的行动感化学生，使学生树立感恩意识。
(二)行动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感恩实践活动，促进感恩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有道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感恩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把感恩意识转化为感恩行动，常怀感恩之心，并用自己的行动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帮助，为此各高校应举行丰富多彩的感恩实践活动，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体验感恩、实践感恩。例如学校应提供更多勤工助学的岗位并鼓励贫困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同时也能服务学校和学院;学校还可组织一些贫困生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例如学校开展的“做一次义工———用行动回报社会”活动，要求每位受资助的学生都要参加一次公益活动，并且每年团委组织学生在学校的德育实践基地开展各项公益活动，例如慰问孤儿院、老人院、下乡支教、雷锋进社区等活动，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其中。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实现从“感恩认识一感恩情感一感恩行为”的良性循环，完成一个从他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过程。
(三)制度上完善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体系。
目前许多高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比较着重对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功能却轻视了教育功能，因此，加强贫困生的感恩教育需要完善高校的资助工作体系，从制度上规范和敦促学生的感恩行为。例如，在提交资助申请之前，应让学生明确接受资助的权利与义务;在学院评审资助对象时，要把具有感恩意识和感恩行动作为要求与标准。如学校即将启动的CRP系统中的诚信银行，要求学生在一学年内需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志愿活动，通过这些获得诚信积分，并在毕业的时候要达到一定积分才能毕业，以此规范和敦促学生参加公益志愿活动。重视资助后的跟踪管理，建立学生诚信档案，如发现学生有不诚信行为或者缺乏感恩意识，应予以教育，如果没有改正必要的时候可取消其受助资格。总之，在资助工作中，应做到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多提供一些需要通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资助的资助形式。当然感恩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单纯采用他律性的方式，更多的还是让学生自己体会感恩的心，并转化成个体感恩教育的自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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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问题有许多争论。这些争论有三种倾向。一是坚持亚当・斯密以来“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基本内涵，并进一步加以发展或丰富，如新古典主义“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以及博弈论的合作理性经济人假设等。二是坚持“非经济人”人性假设，这种倾向并不认为人的行为是以其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以其他目标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如“复杂人”、“学习人”、“知识人”等人性假设。三是试图将马克思“社会人”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结合起来，如“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新经济人假设、“科学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等等。
一、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争论的意义
经济学科的发展过程是人们探求现实经济现象本质关系，从而形成形形理论的过程。在形成理论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必然要通过一定的起点，选择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得出结论以解释世界，说服他人。这个过程可分解为下列组成要素：假设条件、方法、表述、结论。由于经济学家处于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思维，掌握不同的语义等原因，这些要素可以有不同含义。综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假设条件往往被理解为约束条件、前提条件、逻辑起点或逻辑条件。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还将其理解为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而方法往往被理解为途径和手段。表述则往往被理解为逻辑推理、说理过程、证明过程。而结论则被理解为理论结果、理论目标。就方法这个要素而言，它尽管有许多种，但它仅仅是进行表述的工具而已。工具(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表述是否合理、简洁和明了。而表述是否清晰，是否具有逻辑力，将关系结论的科学与否。一般而言，方法、表述、结论等要素往往是格式化的，一旦经济学家采用了特定的方法，则其理论表述、结论也就确定了或格式化了。因而使得人们可以凭借自己具有的知识和理论经验，对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给予判定。然而，假设条件这个要素却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本身难以格式化，这就导致方法、表述及结论等要素的不同表现，从而影响人们对经济理论的价值判断。人性假设作为当代经济学家们常用的理论假设条件，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理论的价值判断。所以假设争论的意义，在于它究竟对理论价值存在多大的影响。人性假设的争论应该着重关注下列问题：
第一，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有必要吗?自亚当・斯密将人性假设为“经济人”之后，以后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已将人性假设作为必要的基础。人性假设经过发展，形成诸如“理性经济人”、“科学经济人”等有别于亚当・斯密经济的人性假设，但都未能脱离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的框架。而“非经济人”人性假设，尽管是对“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否定，但研究范围与研究过程同出一辙。之所以如此，完全在于经济学科本身是探究社会经济内部联系或规律的学科，微观上则是探究个人与其它人群体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及规律。所以，正因为经济活动主体是人，而经济活动行为是人的行为，研究人的经济活动的原因、动机、行为、过程、结果及影响条件也就成为经济学科的内容。心理学的成就表明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是受外界原因刺激，然后形成动机、过程和结果。当然，整个过程会受到影响条件的结束。原因与动机则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点。但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原因动机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谋求经济利益。如果以此作为人的特性或本能，则“经济人假设”必然产生。如以其他动机为人的特性及本能，可能会形成其他人性假设。
第二，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唯一的吗?既然经济学人性假设是个基础，而以此为起点建立的一个经济理论体系，可将全部人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研究框架。但人性假设是否只能唯一一种，则需要探讨。理论上看，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否定了人性假设的唯一性。除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之外，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人”更为科学。因为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前述的“复杂人”、“学习人”、“知识人”等假设，实际上已表明了人性假设的多元性或非唯一性。实践上看，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或经验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性假设，这是因为实践既有广泛性，又有深入性。“经济人”与“社会关系人”假设是同时代的产物，是实践的广泛性反应，而“复杂人”、“学习人”以及“新社会人”假设等，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是实践深入性的反应。人性假设不可能具有唯一性。
第三，人性假设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每每必同吗?经济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如果每项经济研究都要运用人性假设，完全没有必要。例如，在研究人们的赠送行为时，如不探究其动机，没必要涉及人性假设。同样，研究生产产量与质量的关系时，也没有必要涉及人性假设；……如此等等。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如果研究经济过程的某一环节，则不用涉及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人性假设；二是某些经济行为，是由人的多种动机所推动，不能单纯以某一人性假设来解释；三是同一经济现象的出现，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理解解构。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硬性使用人性假设，可能导致理论逻辑复杂化，不利于经济理论研究。当然，如果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完全可从人性假设开始。
第四，人性假设是任何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吗?一般认为，任何经济理论都存在假设，而人性假设是其中之一。但是把人性假设作为建立经济理论体系大厦的逻辑起点，则值得商榷。的确，亚当・斯密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大厦。现代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也都以“经济人”人性假设为源头。但是，马克思经济学是另一座宏伟的经济理论大厦，而其中也不乏包括人性假设在内的许多假设。然而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来自现实的商品，通过商品中体现的社会关系，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不是通过人性假设来说明社会经济关系。
显然，人性假设争论的意义，多在说明经济理论体系建立有无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起点是什么。从而确定某种经济理论框架及范式。
二、经济学中“人性假设”争论的焦点及原因
近年，关于人性假设争论越演越烈，其争论的焦点与历史上争论焦点相比已大不相同。历史上人性假设争论焦点，主要是围绕人性的内容，从而形成从“经济人”到“有限理性经济人”，“知识人”到“复杂人”等多种人性理论。现代人性假设争论焦点则是人性假设是否是经济理论的起点。有的学者甚至把它
作为一种经济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依据。还有的学者为了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也强调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经济人假设”。另一些学者以此为基础，希望承认并发展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并提出了新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甚至有一些学者还对“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这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似乎必须从人性假设出发，才能构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也带给人们一种理论错觉：古典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以人性假设为逻辑起点的，其理论体系自然就是科学的。而其他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不以人性假设为逻辑起点，因而是不科学的。这种理论错觉当然不会被众多学者所接受，于是一些学者们想通过折衷的办法，要么说明马克思经济理论也有人性假设，要么企图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融合起来，而“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即是如此。这种做法的目的除了要说明马克思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同样具有科学性，而要便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对话和论战。这样，近些年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争论焦点实际在于是否影响到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谁具有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地位的理论之争。
如何看待上述争论的焦点，几个关键问题必须要弄清楚。
第一，什么是科学。对于科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形成学者们在经济理论中若干范畴的歧义。这种歧义导致不同的经济结论或结果。对“科学”的内涵，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人们对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现象存在的正确性的理论体系。另一种则将其理解为通过一定的数理模型，利用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理论范式。由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论体系就被区分为科学与非科学。如按第一种理解，哲学、历史学、中医学都属于科学，按第二种理解都不属于科学。因此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为了使经济学成为科学，于是在经济研究中大量使用数理模型，且越演越烈。但一些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的经济学家对此却持反对态度。“这样，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设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紧要的理论结论。”
第二，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当前，一些人认为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是科学，其实关键在于是否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被通常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按这种方法的逻辑路线，首先在确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设定假设条件，再利用数理统计工具，形成模型或结论。因为这种方法不涉及价值判断，因而被认为是客观的、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正是按照这种方法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由于这种方法的“科学”涵义有不同的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把实证研究的方法作为科学的方法，则规范分析研究的方法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这当然不符合客观逻辑。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从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得出有关结论。这样的方法一旦出现假设的非现实适应性，逻辑推理即使正确，结论也难以符合客观实际。”艾克纳也对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提出责难，“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一系列演绎推理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由此看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方法还并不是公认的科学的方法。
第三，什么是科学的结论。经济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确定研究对象或范围，再运用适当方法，并通过分析推理及演绎等过程，最后得出结论。但不同的方法，如果被人们分为“科学的”或“非科学的”，那么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会被人们区分为“科学的”结论或“非科学的”结论。一旦如此划分，一大批人类优秀的理论成果将会被划分为非科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最后都有一个被事实印证的过程来检验其正确性。偏好运用非科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得出的经济学结论，最终要转化成为决策，而决策的效果又将直接或间接印证其结果或结论正确与否。而运用“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如果被事实证伪或无法得到验证，此结论也是错误或无用的。由此应该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得出的经济学结论，只要能得到事实的(主要是能增进社会的福利及进步)，都应该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据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人性假设只是得出某种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它可将理论分析导入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从而导出科学的结论。实际上，经济理论体系的正确及科学与否，不在于其逻辑起点是否有人性假设，不在于采用何种方法。而在于其结论的正确性、可运用性、真理性。显然，人性假设争论的焦点，无法判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三、能判明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争论是非吗?
自亚当・斯密以来，由于“经济人”或“理性人”的人性假设，使经济科学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成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以后解释经济现象的过程中，新的人性假设在争论中不断形成，从而形成在新的人性假设条件下的新的经济理论。例如，将经济人的无限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社会人”的人性假设形成行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如此等等。但是，关于“人性假设”争论的孰是孰非，也应认真考察。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形成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作为起点，“这时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以后经过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历程，现代经济学体系已十分庞大，不同的人性假设及其争论的成果，构成了其中许多理论的逻辑起点。人性假设林林总总，分辨人性假设争论的是非曲直也颇难。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把人性假设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实际上设想了一个凝固不变的经济世界，将其研究对象即人的经济活动赋予了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使得这些研究对象的性质易于量化，便于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及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因此，不论现代西方经济具有何种人性假设，其分析方法都是相同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人性假设的争论主要围绕人性内容展开。人性是什么?人性有哪些内容?实际并无统一说法。从伦理学角度，“善”与“恶”是人性；从生理学角度，“食色性”是人性；从经济学“利益最大”的经济或理性选择是人性；从行为学角度，“趋剩避害”也是人性，如此等等。
纷繁复杂的人性内容，每种内容都将影响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的行为。我们不能指责哪一种人性内容正确，也不能指责以何种人性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学科体系不正确。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以不同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人性假设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更新及发展的过程。亚当・斯密，西尼尔等人的完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追求自身利益是其经济活动的动机。人能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保证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增进社会总福利。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这种人性假设无法说明人的许多经济行为，于是对这种人性假设进行了修正，把人性假设涉及的范围从纯经济活动领域扩展至非经济活动领域，将人们的经济利益扩展到精神利益。但即使这样也难以摆脱许多学者们的批评。休谟认为。“怎
么这个性质被演染得过大了，”“新古典经济学醉心于下述形而上学观点，即：每一位个别决策者都是理性的。”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也认为经济人假设“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赞同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是一种似乎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的观点，这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反思，使人们认识到了人性的多样性，认识到人性不能仅用“经济人假设”来概括。因此从“完全经济人”到“不完全经济人”再到“知识人”、“阶级人”等的人性假设，推动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展。正如诺思认为的那样，“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所以，人性假设的争论，推动了人性假设的发展。当然，每种人性假设都是人们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结果，都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成就，都有其历史合理性。
人性是可以划分为层次的。首先是哲学层面的层次。因为任何学科，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哲学是任何学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人性或人性的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哲学层次的人性。其次，具体学科层面的层次。这种层次体现了人性在各局部世界或局部社会中的本质。例如“善恶”是人在伦理世界或伦理社会中的本质；“经济人理性”是人在经济世界或经济社会里的本质；“征服及反抗欲”是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社会中的本质。再次，是特殊层面的层次。这种层次只体现某一学科的不同特殊领域。例如，“完全理性经济人”体现在经济学科中人的自然的极端领域；而“不完全理性经济人”体现在经济学科中受不完全信息约束下的领域；“相对理性经济人”则体现于与外部世界广泛作用，随时随地变化其行为的领域。实际上，不同的人性假设，都不过是经济学家们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认识前提罢了。
所以，一旦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人人性假设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必然有着共同的分析方法。各种人性假设，均可作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学科的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性。人性假设及其争论的发展，都能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真理性。而人性假设的层次性，能使经济学家们在不同层面上发展经济理论。这些特点，表明人性假设争论的是非曲直的判定是毫无意义的。
四、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争论向何处去
从经济史的情况来看，人性假设的争论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可否认，每一次的争论，都使经济理论向前发展。人的发展问题早已被纳入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之中，宏观经济学也充实了更多人性的内容，动态分析方法及理性预期方法的引入，包括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其核心理论亦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而“知识人”等的人性假设，使得西方微观经济学出现了知识或信息的内容。可以说，人性假设争论的发展导致现代经济理论新论辈出。那么，是否人们通过对人性多方面、各层次的深入了解，形成新的假设，就会对经济理论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呢?一些学者并不赞成。“任何人自称完全理解经济发展，或者自命发现了揭开‘那个’经济增长秘密的‘那个’线索，很可能是个傻子或江湖骗子，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争论不能起到积极作用，这种争论向何处去。
从人性假设的争论过程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争论仍会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人性假设，只是对人性某一内容、某一层面的认识，并将这种假设仅仅作为某一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通过一系列过程构筑某一理论大厦。但是，这样构筑的某一理论体系，仅是对经济世界的局部认识。一旦这种理论体系无法全面很好地解释经济社会之时，新的人性假设在争论中又会应运而生，产生新的理论。这也被过去的状况所证实。
在理论的新进展中，还有一种状况，就是通过人性假设的争论，对原有个别基本假设的背离或修改，形成新的理论。但是，在原有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原本在逻辑上是完备的，如果改变原有的假设，可以造成新的理论内容与原有理论内容的不甚相容，甚至会造成新的体系的逻辑矛盾。由于理论进步是必然的，这种逻辑矛盾归纳到起点的人性假设争论也会持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无论是何种人性假设，都是来自于经验或思想实验，并不一定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不一定具有合理性。如果在争论之中形成的新的人性假设，也缺乏理论依据的支撑(而事情往往是这样)，那么在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带来的只能是矛盾的增多，逻辑混乱的增多，加速了人性假设争论的加剧与持续。
我们说人性假设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那么争论的焦点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在此之前，争论的焦点已从人性内容是什么从而引出不同的人性假设，但这毕竟只是在现代形成或以往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争论内容，并不构成理论体系在逻辑起点、方法、表述及结论等范围方面的根本对立。近年人性假设的争论，其焦点在于人性假设而形成的理论的科学与否问题。通过人性假设形成的理论与非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的理论已在范围上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导致人们对某一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认识及判断。这种人性假设争论焦点的转移源于社会实践中非人性假设起点的理论体系与人性假设起点的理论对立。过去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隔阂，使得这两种理论体系各自独立，也没有碰撞的机会。特别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类理论体系一方以经济学为代表，另一方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被人们公认为是水火不相容，分别属于计划经济国家及非计划经济国家的理论。而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转型时期实践的探索，必然导致理论的反思、比较及碰撞。因而人性假设这种理论的源头及逻辑起点的争论不仅会持续下去，当然也会成为理论科学与否的一种价值判断。一些学者认为，一种理论的科学与否，不仅在于其主观逻辑正确与否，更重要的在于客观逻辑的正确与否。事实上，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主观逻辑上都是正确的，在客观逻辑上特别是符合客观及实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上的正确性、相符性，才是决定一种理论的科学性的重要标准。所以，人性假设争论的焦点，会以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取得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发展是通过客观逻辑来验证和推动的。在人性假设的争论过程中，实践的变化会使理论趋于完善，这也可以导致争论的焦点发生转移。但焦点将不再以人性的内容和人性假设导致理论内容是否科学作为判断，因为这已是历史。争论的焦点会在人性假设的合理性、导致其理论的方法、表述及结论的合理性方面展开和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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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有四种基本类型，即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在这四种市场结构中，垄断力量依次加强，而竞争力量依次减弱，在完全垄断市场上，生产经营者只有一家，是独家垄断，不存在竞争因素。因此，我们分析市场结构与企业价格竞争策略时，只需分析前三种即可。
1．完全竞争市场
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的价格由行业的总供求的均衡决定，个别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企业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都等于价格。在短期内，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实现生产者均衡，此时，企业的经济利润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业也不一定是在平均成本的最小点进行生产经营。在长期内，通过资本流入或流出行业，可以实现行业长期均衡，这时，所有企业都在长期平均成本最低点进行生产经营，且这个最低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和市场价格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恶性价格大战就不大可能出现。
2．垄断竞争市场
在垄断竞争市场，企业的产量是由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的，而价格要由需求曲线来决定。从短期看，均衡时企业的经济利润同样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业不在平均成本的最小点生产。从长期看，由于资本流动，企业进入或退出行业，可以实现行业长期均衡，此时，企业的长期经济利润为零，行业价格与均衡时的长期平均成本相等，虽然此时的平均成本不是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但大于长期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恶性价格大战的可能性也不大。
3．寡头垄断市场
在寡头垄断市场，根据斯威齐模型，寡头之间的定价原则是懜桓菕，寡头企业面临的是曲折的需求曲线，行业的价格相对地稳定在这个转折点对应的价格上。厂商都会明智地意识到，当只有两个或少数几个销售者时，他自己的行为一定会对其他竞争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会接受强加于他们的损失，而是会奋起反击。这样，任何一方削价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他自己的利润。因此，寡头们不会轻易采取价格竞争策略，大都选用非价格竞争策略，行业的价格调整都是通过领导价格或合谋定价进行的。因此，在寡头垄断市场，恶性价格大战更是不可能出现。
总而言之，由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要求，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企业都可以实现长期的均衡。在长期的均衡点，企业的价格必定会大于边际成本，因此，不会出现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恶性价格大战。
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企业目标偏离利润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导致恶性价格大战
传统经济学理论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或最终目标，这是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古典企业的良好抽象表述。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企业目标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利润最大化往往不是企业经营者的首要目标。但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的完整高效的市场体系和科学的产权制度，能够对经营者的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也确保了竞争的有序性，恶性价格大战同样不会出现。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其本身就有可能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选择。委托棿砝砺廴衔执笠抵凶魑砣说木砣嗽钡哪勘暧胱魑腥说钠笠邓姓叩哪勘瓴⒉煌耆恢隆＠笞畲蠡氖抵适撬姓呷ㄒ娴淖畲蠡撬姓叩哪勘辏欢砣嗽背R韵凼杖胱畲蠡魑饕勘辏蛭砣嗽钡男剿投钔饨蛱雀＠鐾凼杖氲墓叵得芮谐潭瘸峭笠道笾涞墓叵怠T谙凼杖胱畲蠡勘甑囊笙拢笠档亩奂锌赡茉诒呒食杀疽韵拢ㄈ缦峦妓荆?/P>
在利润最大化时，价格P1大于边际成本MC1；在销售收入最大化时，价格P2小于边际成本MC2。如果这种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以下的竞争定价只是偶然的或短期的现象，就不会引起恶性价格大战；如果这是企业的长期或常态的定价行为，那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恶性价格大战。但是，从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存在一些有效的约束机制，经理人员目标与所有者目标偏离的程度不会太大，出现长期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可能性极小，也即不会出现恶性价格大战。这些有效的约束机制包括：
第一，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员市场这三大市场体系的约束。首先，完善的产品市场使价格信号能充分地反映产品的供求状况，使企业违背供求规律的定价行为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其次，发达的资本市场使要素能够在行业间自由地流动，从而产品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现象不会长期地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还使得股东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撘越磐镀睌（即卖出某个企业的股票，退出这个企业），从而实现有效的产权约束。最后，完善的经理人员市场对企业经理人员形成强有力的行为约束，因为一个因经营失败或侵害所有者利润而被所有者解聘的经理人员在经理人员市场上的价格会大大下降，同时也不再容易在该市场上找到好工作。
第二，有效的产权制度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财务预算硬约束。财务预算硬约束使得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要破产，企业破产无论对所有者和包括企业经理人员在内的全体员工来说都是灾难，这使得所有者具有监督经理人员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所有者拥有实施产权约束的手段，能够对企业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所有者实施产权约束的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撚檬滞镀睌，即通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制度架构来实施产权约束，具体说就是通过委派自己信任的董事与监事（或所有者直接进入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来表达所有者的意志，完成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控制和监督；另一种是撚媒磐镀睌，在现代大公司（主要指上市公司）中，股东非常分散，几乎难以形成控股股东，任何单个的股东都很难在股东大会里形成有效的控制权，这时，股东不可能有效地实施撚檬滞镀睌，只有选择一走了之，退出这个企业。如果某个企业的大量股东都卖出手中所持有的股票，那么，这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就会急剧下跌，这极容易引起摱褚馐展簲，从而对企业现有的经理人员形成较大的威胁，使经理人员的目标不致于偏离所有者目标太远。
第三，法律和政府管制方面的约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保持市场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特性，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制定有摲绰⒍戏〝、摲床坏本赫〝和摲辞阆〝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还实行必要的管制，对于违反相关法律和政府规定的企业会给予一定的惩罚。如驱除竞争对手定价①是一种掠夺性定价，它违背公平竞争规则，在各市场经济国家中它都是一种违法的定价行为，会受到相应的制裁。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的综合作用，使企业经理人员不致于过分地侵害所有者的利益。现实中的企业目标应当是在利润最大化和销售收入最大化之间并偏向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某个位置。这说明，即使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从较长时期看，也不会出现价格低于边际成本的恶性价格大战。
三、生产能力过剩与过度竞争是我国目前恶性价格大战的直接导因
恶性价格大战是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从表面看，生产能力过剩与过度竞争是恶性价格大战的直接导因。
据原内贸部的分析，1997年上半年，在609种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商品中，供不应求的只有32种，其中包括农副土特产品15种，再生资源13种，农业生产资料4种，没有一种工业消费品供不应求；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545种（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也是32种。另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中国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处于严重的闲置状况。在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上的只有59种；利用率在50％以下的有18种，约占20％。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综合利用率大约只有50％，大大低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②
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行业进入壁垒低而退出壁垒高从而使资本无法在行业间流动的情况下，必定会导致行业内的过度竞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产业进入壁垒相应降低了。一是政府产业管制放松，使许多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减弱；二是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和产业经济技术条件改变，使产业进入的资源性壁垒相对弱化；三是相当多行业的企业最低经济规模不高，形成不了有效的进入壁垒；四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能力加强，使资金壁垒的作用大为减弱；五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假冒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畅通，大大降低了进入壁垒。相反，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支持结构调整的财力有限，劳动力就业安置困难等问题，企业无法承担破产重组的巨大成本，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退出壁垒。低进入壁垒与高退出壁垒的共同作用使得相当多的行业出现了过度竞争。在过度竞争的市场中，价格竞争是企业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企业为了求生存，就得以较低的价格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在所不惜的。
四、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与市场机制不健全则是我国目前恶性价格大战的制度性成因
国有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从理论上说是属于“全体人民”，但从实际看，全体人民既缺乏信息，又没有有效手段，更没有激励动力去对经营者进行约束，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政府部门或由政府部门任命的厂长、经理手中。由于“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不仅享有相当的控制权收益”“企业的生产成本基本上都是由全体人民承担的，经理个人承担的边际成本远远小于生产的真实边际成本”，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们追求的不是撈笠稻眯б孀畲蠡瘮，而是个人目标最大化。有人已经证明，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责任关系上的摳河桓嚎鲾程度愈大，经营者愈有可能卷入恶性价格大战。③我国的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运作不规范。市场受行政干预较普遍，在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影响下，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市场的条块分割相当严重。这一方面使价格不能成为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信号，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盲目性；另一方面又使企业不能进行公平竞争，使企业效益并不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好坏。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企业往往通过政府的力量控制生产资源和市场，通过由政府来承担经营亏损的后果以逃避企业或经营者的责任，企业财务预算约束的软化使竞争的优胜劣汰原则不能生效。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所有者的撚媒磐镀睌根本无法实施。没有经理人员市场，职业经理人员队伍没有建立，现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行政官员身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营亏损的企业经理人员易地做官的现象极为撜，这样，来自经理人员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就不存在。
法制建设相对落后，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管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较远。面对近年来日益激烈的价格大战，有关部门也曾想过一些对策措施，如制定行业自律价就是一个例子。然面，这些对策措施要么是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么是无法具体实施，根本产生不了实际效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传统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企业理论都说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价格竞争只是企业的一种主要竞争手段，由于存在各种市场的约束和制度规范，企业价格竞争不会演变成普遍的、广泛的、持久的恶性价格大战。中国目前的恶性价格大战，从表面看，生产能力过剩与过度竞争是其直接导因，但从深层次看，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等制度因素则是其形成的关键。
①驱除竞争对手定价（PredatoryPricing），指有些企业为了将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而将价格定得较低，甚至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待自己对市场已形成垄断优势后，再把价格提高到有利润的水平。
②朱文晖：《“过剩”的中国经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③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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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两翼
人类的行为既要合目的性又要合规律性，人文为其合目的性提供基础，而科学则为其合规律性提供基础，两者互补才是行为合理性的保证。然而，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许多道德、伦理、贫富、环境等问题。于是，历史上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各执一端，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分离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局限性，虽然历经批判在理论上呈衰微趋势，但事实上的分离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呈扩大的趋势。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分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对GDP的贡献率，社会对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需求经久不衰，而培养劳动者的高等乃至中等、高中教育又分为文、理等学科，学生们为了就业谋生往往又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人文素质教育被边缘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对智力开发、专业知识的灌输趋之若鹜，而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经典、人文关怀、如何做人之类的人文教育实际上不够重视，特别是理工科类院校，不仅人文类必修课程开得少、不系统，即便是不得不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上也常常打折扣。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全面的。
造成这种人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状况的根源是文化教育中的科学和人文两者长期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质上分离的现象还有理论支撑而加剧分离倾向。实践证明，这种“互相包含、难分彼此”的统一论，更加剧了人文素质教育的边缘化。所以，越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要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协调，由此，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
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育人”的高度出发，在教育实践中确实把人文素质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的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
知识经济的综合性，要求现代教育必须是文化科学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能力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教育，必然要求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不仅需要我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科学家、发明家、学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以带动和促进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还应当包括人文知识，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知识。实践证明：成功的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往往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所以，要把素质教育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受教育者具有厚实的科学和人文的知识结构，同时受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
通过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基本原理或观念层次上的相互启发，也可以是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的最高层次是学科上的整合与重构。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各门学科都必须兼具科技与人文的丰富内涵， 任何单一学科发展都有碍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体的统一。比如医学，它的形式是理学和工学，但它的本质是人学，在学科整合上必须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又比如建筑学，它是集力学、数学、材料学、地质学、美学等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具备了建筑学与美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才能设计和建造既坚固耐用，又美观漂亮；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建筑物。通过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作进步，推动了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那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既有人文方面的精神，又有科学方面的精神，同时，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质，使得人们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时，既能够遵循着科学精神，又能够顾虑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实现着用一种人文的精神来观察和正确处理科学技术的自身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的各类社会问题；在处理各类人文问题时，不只遵循着人文精神，也遵循科学精神的指引，使人文精神体现更多科学精神，能够在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时代价值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应用价值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教育的发展在于通过改变人的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传统的教育观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教育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破坏了教育目标的整体性，使受教育者的个性发生扭曲，割裂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造成了教育上的不协调，也使受教育者个人的发展不完善。在现实教育实践中，上述两种教育观的历史影响依稀可见，尤以科学主义的教育观根深蒂固。虽然也有不少人只关注心灵、情感、人格以及个性的发展，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没有真才实学。但主要的倾向是不少人只重视学习应用性、技术性的专业，而轻视基础理论和人文学科，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训，从而出现了智商高而德行低、学历高而修养差、知识多而能力差的现象。“知书”而“不识礼”，遇到困难和挫折，心理脆弱，逃避现实，容易走向极端。这说明，如果教育只讲科学不讲人文，或是只讲人文而不讲科学，培养出来的往往是“单向度的人”。克服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教育理念，通过加强科技与人文的教育，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造福人类社会。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在他的著作《宇宙波澜》中有一个鲜明观点：科学与道德主要之点是科学要充满人文关怀。杨振宁博士也认为，科学家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听命于某一种心情，这就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如果我们退一步问，我们所钻研的这些问题的深远意义是什么？每一项研究结果的长远价值是什么？那么，我相信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的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这是关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诠释。特别是当今科学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而是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这种变化在性质上主要恢复和保持人的整体性，消除科技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变化，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指导，就很难树立高尚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情况在生物学、医疗、心理学、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是医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最需要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但据南方医科大学郑木民校长主持的一项科研课题的调研显示，90%的医患纠纷是医务人员缺乏人文素养、人文关怀造成的，纯技术的因素只占10%，这反映出加强对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为确保现代化的快速实现，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首要关注点是处理好人的素质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统一的首要价值，就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
篇9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编号：[2012]-JKGHAB-0028）
作者简介：吴艳芳（1970- ），女，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评价、农村金融与产业投融资。
经济学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是经济学类专业本科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经济学类专业培养目标的关键步骤。毕业论文写作旨在检验学生对所学经济学类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水平，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素养。
一、评价方法与原则
在量化评价过程中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评价结果宜粗不宜细。作为一门课程的成绩，经济学类专业毕业论文成绩的评定可以实行百分制，也可以实行等级制，但百分制的评价划分等级过多，评价结果过细，反倒是等级制更合适些。可以将毕业论文评为若干个等级，如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也可以评价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或ABCDEF等六个等级。成绩只能作为评价学生之间论文写作水平、层次、质量有差别的一个方式，所以评价宜粗不宜细。
（二）科学性。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要能够评价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特别是能够评价出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力、对经济学专业论文的写作能力等。影响经济学类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如果作为一个课程作业的话，它没有标准答案，甚至连标准格式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要有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既要将重要的影响因素和评估指标都找出来，在评价体系中体现，也要将非重要的因素剔除，避免因注重细枝末节而使评价有失偏颇。评价指标体系和结果要能反映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差异。
（三）可操作性。毕业论文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要有可操作性，也就是教师根据学院的评价体系能够对学生的论文进行客观评价，而不能简单给出一些指标，却无实际可操作性。如有的学校给出的评价指标里有论文撰写水平，事实上毕业论文的撰写水平要体现在很多方面，这要有多个指标才能体现；有些学校评价指标里有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其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体现在论文的一些环节，需要通过对论文的评价来体现学生的能力，而不能直接用能力来评价学生的论文质量。
（四）专业特色性。毕业论文的评价要因专业而有所差异。有些综合类高校往往对学校所有专业的毕业论文设定相同的评价指标和标准，沿用相同的评价方法和原则，忽视了专业特点和专业差异。事实上，经济学类专业的毕业论文与其他理工类专业、文史类专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它与实际生活结合更加紧密，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色。
二、论文选题质量
选题是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选题质量是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但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应将选题作为毕业论文评价指标。毕业论文评价是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打分，是学生成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是对教师分配题目进行研究，选题的质量是由指导教师的水平和责任心所决定的，跟学生无关，当然不能将选题质量的高低作为一个评价指标。但如果选题是由学生确定的，或主要由学生确定，那选题必然成为毕业论文评价的一个指标。
笔者认为，经济学类毕业论文的选题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要有研究价值，即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或能够指导经济生活的实践，这是选题的前提条件。二是选题要有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避免空的问题。在经济社会中，虽然有许多有研究价值的选题，但受阅历、能力、见识、知识面等影响，学生往往找不到真实的选题，导致选题过空。三是大小适宜。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常见的是选题过大。过大的选题将导致没有研究重点，受学生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论文篇幅所限，很难有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四是与专业的相关度。在论文写作之前的选题辅导中由指导教师把握，对于不合要求的选题不予开题，不允许学生写作。
三、论文结构
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一定要结构清楚、连贯，各部分之间要有逻辑上的联系，必须是标准的学术写作规范。但是否一定要有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我认为作为本科学生，如果能够提出问题，并将问题论述清楚就可以了，并不一定要解决问题，或者并不一定要解决发现的所有问题。经济学类专业毕业论文常出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的三段式论述，看起来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能作为毕业论文评价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应该允许学生写发现问题式的论文。
四、研究方法
经济学类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很多，而现在数学化、实证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现在高水平的期刊征稿时非常看重论文中数学方法、计量模型的运用。毕业论文指导和评价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多关注实际问题，学会用事实反映问题，包括典型案例剖析、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实地调查结果等，而不必将是否用数学模型作为评判论文质量优劣的一个指标。当然，如确有能够用数学模型进行研究和毕业论文撰写的学生，可以给高分，因为这表明该学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五、创新性
创新是所有研究都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创新也就没有了研究价值，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如此。所以，在经济学类专业毕业论文评价指标中，创新性是不可或缺的。提出理论问题并解决往往会带来方法论上的创新并导致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的诞生，这是创新；发现实际问题并解决也是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应用科学，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同时，在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原有的理论框架无法适用，就可能导致理论的创新。但在找创新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求的尺度，因为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领域的突破、研究对象的差异。对于普通高校的本科学生来说，有哪怕一点的创新就足够，不能用研究生论文甚至经济学专家的标准来要求。
六、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指就某一时间内，作者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综述属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效性，能反映出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情报学价值。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成果上的延伸，都是对前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的扩展或修正。对于进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本科毕业生来说，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形成文献综述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可以检验学生对相关研究领域的了解程度，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二是可以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学习到课堂所未能涉猎的专题研究；三是评价学生论文创新程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文献综述应该成为毕业论文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篇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篇11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习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阅读到写作，都突出了“想象”。儿童的想象需要情感伴随，儿童记忆屏幕中的形象要组合成新的形象，需要“力”的推动。儿童常常会因为好奇而想象；因为想改变眼前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现实而想象；因为可以获得心理的愉悦而想象。想象可以展示孩子的聪慧；想象可以给孩子带来快乐的体验；想象力是儿童拥有的巨大财富。
小学生想象力特别丰富，具有好奇、爱探索的心理特点。语文教学中的情境教育是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一种教学方法。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录的多是生动有趣的童话、小说、寓言等文章。在小学语文教学课堂中，教师运用多种手段给学生创设一个环境、一种氛围，让学生能深刻理解课文内容，让学生尽快进入文本描摹的情境中。课堂上借助音乐渲染情境、巧用图画再现情境、扮演角色体悟情境、通过语言描绘情境。这些情境设置能让学生在想象的情境中自由翱翔，弥补了单纯课程容易陷入知识系统状态的缺陷，将知识的系统性、活动的操作性、审美的愉悦性和环境的广阔性融为一体，凭借特定的氛围，激起学生热烈的情绪，在优化的情境中，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李吉林设计的各种“情境”，“无论是进行语言训练，提供作文素材；进行审美教育，促进整体发展；还是考虑到多种题材体裁的教学：识字的情境教学、阅读的情境教学、散文的情境教学、诗歌的情境教学、童话的情境教学、寓言的情境教学、作文的情境教学，对学生来说，都是种种新鲜的刺激。这些精心设置的“情境”具有显性的目的指向，及时“提供人的自我意识、场景记忆、他心想象共生演化的学习环境”，因而引领着儿童迈向更优化的方向，促进儿章全面深入的发展。
2 培养兴趣指导观察，注重学生实践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能力逐渐增强。语文课堂上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只靠直观性的教学情境，极容易使教学简单化、表面化，不利于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与训练，也不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满足学生对真、善、美更高层次的追求。固情境教学提出了“强化感受、淡化分析”，即“通过优化情境，引导儿章从感受美的乐趣中感知教材”。小学语文教师非常注重课堂设计，所设计的每一个问题、所展示的每一幅画、所吟唱的每一首歌、所分配的每一个角色能做到精益求精，能最大程度地引起学生的兴趣。
李吉林老师是把学生引入“形真、情切、意远、理蕴”的情境，利用课文创设情境、联系生活展现情境、运用实物演示情境、借助图画再现情境、扮演角色体会情境、锤炼语言描绘情境，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愿望，培养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他们的热情，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在情境教育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是那样的欣喜、兴奋，在唯美的活泼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情境中，他们感受、体验、表达，语言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自由、充分地发展。李吉林情境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课堂的实践训练使学生学习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训练，潜在的智能也得到开发，学生情感的培养、知识的渗透出现一派生机，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
3 陶冶情操渗透审美，培养学生感悟性
少年儿童在小学阶段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情绪色彩明显，非常注意那些直接的令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创设情景寓情于教，促进学生素质的主动协调发展，情境教育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学生读一些作品时，由于时空原因，由于学生年龄认知、修养、阅历等原因，理解起来有些“隔”。他们也许会叹服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却不会被感动。而语文教学如果不能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就注定是失败的。因此，语文课堂上，教师不能紧扣文学术语，应挖掘学生已有生活经验、鼓励他们去寻找周围相似的人或事，充分调动学生情感，达到与文章的共鸣。
从思维规律来看，人的思维具有多向性，教材中往往只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我们不妨利用反向思维，为学生提供另一种拓宽思维的方式，让学生去感知、想象、发挥。文学作品讲究含蓄就如同绘画讲究留白，讲究“言外之意”“意外之象”。从这个角度出发，运用李吉林情境教育理论的语文课堂可以更大程度地调动学生想象力，在揣摩作者写作目的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感知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寻根究底，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可以加深学生思维深度。
从小学低年级到高年级，学生的审美感悟会有很大提升。学生从了解课本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到积极思考、开拓智力、发展能力。语文学习的目标不再简单定位于识字、阅读与分析课文，而应将其逐步拓展到文学这个艺术领域，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小学语文教学中注重陶冶情操渗透审美，能最大效果地培养学生的感悟性。
篇12
——One of the Arguments on the Cultural Spirit and Its Modern Value of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by adopting symbol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s. Taking its shape in I Ching， this thinking mode depends on symbols of matter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takes imagination as a medium， to deduce an abstract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In essence， characteristic of obscurity and mutually complementing with the whole thinking mode， the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a kind of logic to deduce a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Cor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hinking in images， thinking by insights， thinking by symbols exerts an indispensable function in the real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I Ching Learning in modern thinking modes.
Key words: I Ching; adopting symbols； thinking mode； deduction by forced analogy
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对此，笔者讨论如下：
取象思维方式本文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树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
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
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 ，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二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
金属能导电，
铜是金属；
所以，铜能导电。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金隐铭鲁迅小说全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鲁迅先生点明了《阿Q正传》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4)烧香找不到庙门。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
篇13
罗默的观点基于其所属领域的一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思想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罗默的主要担忧似乎是一些经济学家有一种倾向，即认为适用于特定理论的规律就适用于一切理论，因此适用于真实世界。罗默援引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的论文为例。
卢卡斯在2009年的论文《思想和增长》中称，书本或蓝图在促进增长中毫无用处。卢卡斯写道：“一些知识可以‘包含在’书本、蓝图、机器和其他实物资本中，并且我们知道如何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但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本身并不能提供持续增长的引擎。”
问题在于，卢卡斯的说法只适合部分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有严格的假设，即“包含的”资本回报会随着资本的积累降至零位。罗默指出，许多模型根本不适用这一假设。卢卡斯提出的理论――即创造和获取“包含在”书本、蓝图和机器中的知识并非经济增长之路――基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决定，即将注意力限制在少数几种模型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卢卡斯的决定无可非议，如果他所选择的模型是唯一的正确模型的话。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批评从个例推出普遍结论的做法外，罗默还将矛头指向了认为经济模型只允许一种互动模式、一种个体决策模式的人。
罗默主要反对的是一个假设，即经济增长模型中唯一允许的互动是所谓的“价格接受”，即在市场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卖商品和服务。除此之外，我个人还反对另一个假设，即个体决策永远具有理性预期的特点。
上述假设也许足以成为构建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但前提是市场过程构造完全正确，在总量水平上排除个体水平上明显存在的偏离价格接受和理性预期的所有情况。而市场过程是否满足上述前提、哪些市场过程何时满足上述前提，是一个实证问题。声称所有市场过程都必须如此构造是歪理邪说。
而这一情况普遍存在。在增长理论领域，罗默认为当前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论文，无不引入了价格接受均衡的必要理论限制。罗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论文除了能提升其作者的学术地位外一无是处。
与此同时，在我主攻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我看到经济学家、银行家、实业家、技术官僚和政客宣称，政府可以实施的加速经济复苏的政策风险太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毕竟，对于符合极其严格的理性预期的模型而言，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