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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 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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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一个企业想做大做强,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1质量成本理论透视——不足或过剩
质量成本是一种为了保证和提高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既定标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总和。它不是一种职能成本,但是通过质量成本分析,可以找出质量成本的最适宜点,从而为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正常情况下制造合格产品的费用不属于质量成本构成,它属于生产成本。质量成本是一种变动的成本,它随着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质量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可能或应当发生的经济活动。质量成本方法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质量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运行质量成本和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而运行质量成本中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运行质量成本是指质量体系运行后,为了达到和保持所规定的质量水平所支付的费用。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运行质量成本。①预防成本是用于预防不合格品等故障所发生的费用,当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预防成本通常是增加的,因为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金等的投入。②鉴定成本是用于评定产品是否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③内部故障成本用于产品交付前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④外部故障成本是用于产品交付后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导致索赔、修理、更换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信誉损失同属外部故障成本但一般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同内部故障成本一样,当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外部故障成本会降低。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在合同环境条件下企业根据顾客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客观证据,保证所支付的费用。
2质量成本会计的归宿
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降低企业综合质量成本。首先,企业应明确客户的质量需求水平。其次,树立企业员工的质量成本意识。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可以通过开办质量成本专题讲座,向员工讲清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他们对质量成本理论的基本认识,使员工相信并愿意长期为之努力。第三,将质量成本管理纳入经济责任管理范围。对于发生的质量事故要追究原因和责任,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员工质量成本意识,保证合理服务质量水平。对质量成本责任进行考核必须确定质量成本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的依据有质量成本计划,质量成本结果,质量成本责任归集明细表。按责任部门分类,确定责任部门考核指标:按责任分部分项分类,确定考核指标:按量值分类,确定发生额和相关指标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实施质量成本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和处理。坚持质量成本效益与趋势分析,为质量成本会计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质量成本与有关指标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大体反映质量经营的状况及其对质量经济效益的影响,借以说明企业进行质量成本核算和管理、开发质量成本的重要性。通过一些基数与质量成本对比,从不同角度说明经营情况。质量成本实践中通常利用的基数有:工时基数、成本基数、销售基数和单位基数。通过对这些基数进行期初预测数与实际执行数的对比分析,反映质量成本趋势,更好地体现质量成本的分析结果。提出改进质量成本管理的建议。针对公司质量缺陷、质量成本管理和质量体系薄弱环节以及公司质量成本构成合理化建议。为更好的体现企业的质量控制情况,应编制质量报告表,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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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准备工作。测绘工程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首先,明确测绘的具置,掌握地理环境因素,观测天气因素,筹划施工材料和装备,制定明确的测绘目标与方案,检测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检查和监督技术设备和技术人员,从而保障测绘工作可以顺利开展。企业要保障测绘工作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符合安全标准。测绘工作进行前,制定有效的质量管理条例与合理的系统控制与检测方案,保障质量管理与系统控制可以被应用于测绘工作之中,让工作人员可以明确自身的责任义务,从而完美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能,保障测绘工作质量符合标准,运行环节合理有效。2.2增加工作人员的观念意识。测绘工作在对质量工作人员和系统控制人员选择的过程中,要保障工作人员可以具备高水平的测绘工作能力,具备专业的设备使用知识,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从而保障在测绘工作正式进行之前,可以对测绘设备进行有效的检修校对,保障对设备的使用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和使用寿命,从而保障测绘工作不会因为设备故障而不能正常进行。企业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便增强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让其在测绘培训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工作经验,可以对测绘系统和测绘地点有明确的了解,可以有效的检测信息,收集测绘数据,绘制测绘图像,从而保障测绘工作的顺利进行。企业还应不断调整系统管理制度,保障测绘管理和系统调控的专业性和灵活性,保障测绘工程体系的健全性,促进企业经济利益的不断提升。2.3增加对测绘工程的控制与管理。加强对测绘工程的控制与管理,企业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规定,从而保障对测绘工程质量管理与系统调控可以有具体的依据。测绘工程需要一定的体系来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而对测绘质量进行管理主要就是对工程中质量检验、质量审核、质量调控、质量使用成本、保障质量的方针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管,从而保障工程质量符合标准,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这就需要在对工程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充分了解可能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因素,从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促进测绘工程合理有效的进行,对各种突发状况和不完善的工作环节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便于及时解决测绘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生的困难。要及时根据市场发展的信息进行相关的政策调控,并积极借鉴先进的测绘工程管理方式,促进测绘工程的有效进行。2.4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我国要想加强测绘工程质量管理和系统调控,就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从而对测绘工程进行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规范,要保障相关的法律制度对测绘工作的各个环节具有针对意义,具有可操作能力,完善《计量法》、《质量法》、《测绘法》等法律法规,加强企业对测绘工程的重视程度,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和管制,从而保障测绘工程的有效开展,保障测绘工程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
3结束语
测绘工程在开展的过程中,对其质量管理和系统调控都是十分重要的,而这项工作的难度也是十分困难的,这就要求要不断加强对测绘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促进我国测绘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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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辆小时候骑的自行车,除了前后两个大轱辘以外后面还有两个辅助的小轱辘。我现在长大了,多么想学会骑两轮车呀!为此,我让爸爸卸下了后面的两个小轱辘,它成了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骑两轮车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在一开始的时候,爸爸先让我滑行,滑行的过程中尽量脚不着地,目的是让我掌握方向和身体的平衡,即使这样我左摇右晃,像喝多了酒似的,妈妈笑着说我“酒后驾车”!可是,在我的努力下,不长时间我就能够离地滑行了。爸爸又让我把脚放在车子上慢慢骑,这就更难了,在骑的时候我掌握好方向就蹬不了车子,蹬车子的时候就掌握不好方向,不是撞树就是往草地里冲,有时竟在原地转起圈来,把爸爸妈妈逗得捧腹大笑。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傻傻的笑起来。我累得满头大汗也没停止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技术越来越好,竟然能骑好几圈了!爸爸在后面喊:“骑一圈一角钱,一角、两角、三角、四角……”,哎呀!爸爸喊到九角的时候我又上草地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做了个鬼脸。
我再骑的时候不断地总结经验、掌握要领,车技也越来越好,两个小时之后竟一次也不坏了。“爸爸你要破产了!”我一边骑一边对爸爸说,爸爸摊开手无奈地笑了笑。
一年级:亢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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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①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 “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2^4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④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⑤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巳,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⑧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⑩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I)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o?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 ”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圻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機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③。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 C?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人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的错误认识。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⑤。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人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⑦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务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亮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人。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②,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③。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④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徵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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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测绘工程生产单位的组织结构体系、作业人员及培训情况作业现场组织机构是否齐全,是否成立了如生产管理部门、质量检查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有利于保障项目目标得以更好地实现的各种组织,以及检查这些组织是否与投标方案中拟定的组织结构相一致;作业现场的主要作业人员是否与投标文件中拟定的参与项目生产的人员相一致,能否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现场的人员数量、素质能否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进场的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是否进场工作并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进场的作业人员是否经过岗前培训,只有通过培训,取得上岗资格才能上岗。
(二)检查测绘工程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作业现场成立的质量检查部门是否满足生产进度的实际检查工作,能否保证各工序的顺利进行;作业现场各级人员的职责是否得到落实,现场负责人的意图和指令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现场负责人的进度和质量意识如何,技术负责人的技术水平如何,质量检查人员的质量检查及问题处理是否受到行政干预;作业现场是否建立了奖惩制度,以质量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是否真正建立。
(三)仪器设备检查作业现场仪器设备总量是否满足本项目工作的需要;生产作业所应用的仪器设备是否经过测绘仪器计量部门的检定,检定结果是否符合要求。监理单位应对检定证书的原件进行100%的检查;生产作业所应用的平差计算、数据处理和编图软件等能否符合业主的要求;如发现正在使用的设备未按规定要求进行检定或检定结果为不合格时,监理人员应现场发出监理指令予以纠正。
(四)作业环境的检查生产单位的工作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环境卫生状况能否保证作业人员健康工作;仪器摆放是否安全;数据处理的保密工作是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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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目标,即会计工作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决策有用论与受托责任观两种观点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当代公司两权分离,管理层与股东形成典型的的委托——关系。委托方的一种即是股东,其最关注的热点就是资本的保全问题,关注其补偿与资本投入过程,目标是最大化的投资价值,而管理层对公司受托实行管理。在薪酬、业绩的压力下,常常追求的是企业规模,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而做虚假报表。委托方为达到其收益最大化,资本保全的目的,指出会计信息计量应以事实为基础,对所产生的经济事件进行真实的反映,而管理层为了对受托责任的践行情况进行反映,也对可验证的会计信息需求较高。因此,如何在我国体现受托责任呢?历史成本计量对于受托方和委托方都是能够接受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国有经济,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最大规模的是国有经济,而两权分离形成的国企特殊的受托责任制,和一般的受托责任制有异。我国愈加重视的是如何经由分配资源,达到其调控宏观的目的,如何避免流失国有资产等。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是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
(二)政治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从中国的社会制度角度来看,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来掌握经济命脉,由政府来调配生产资料,是在政府的计划管理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方案是“渐进疗法”,是依照国情按顺序颁布各项措施,而非是如“休克疗法”一般各种措施同时出台,这也是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符合的。后事之师,前车之鉴,国际上有着无数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斯洛文尼亚、波兰历史上政府权力不强,不会对国家经济做出太多干预,有较强的国内市场传统,同时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且受西方国家较大影响,因此,他们采取“休克疗法”令经济成功转型,迅速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中央集权,市场经济传统比较弱,长期推行计划经济,采用“休克疗法”后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改革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言,会计信息首先要考虑国家需要是改革模式所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颇具“杂糅”的特点,这也是我国会计目标双重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并存是最佳的选择。综合前文所述,表明了中国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这些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会计人员素质的升高则使得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成为可能。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均在不断的提高。提高的能力,使得会计人员可以更好的对公允价值进行理解,研究分析其具体使用。综上所述可见,双重计量模式——以公允价值为辅、历史成本为主是中国当前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三、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未来发展趋势
(一)多属性计量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并存发展趋势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多属性计量模式在中国并存的事实,同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可以知道,这样并存的状态还会在很长的时间持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用的是“渐近疗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为国有经济,推进其它多种所有制模式协调发展的改革,而且特大型国有垄断公司的改革一直难以真正的推动,能源、金融等行业垄断民营资本依旧难以进入。如此改革虽然有利于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转,然而肯定会导致多重体制的问题。如此多重体制的产生也使得我国财务会计的计量应当采用的是多属性多元的计量模式,目前公有制最需要的是通过历史的成本所衡量的会计信息,同时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的会计信息更被其它所有制所重视。当前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此,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也肯定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辅,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二者并存。
(二)多属性计量模式最终向现值计量单一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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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
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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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一个企业想做大做强,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1质量成本理论透视——不足或过剩
质量成本是一种为了保证和提高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既定标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总和。它不是一种职能成本,但是通过质量成本分析,可以找出质量成本的最适宜点,从而为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正常情况下制造合格产品的费用不属于质量成本构成,它属于生产成本。质量成本是一种变动的成本,它随着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质量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可能或应当发生的经济活动。质量成本方法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质量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运行质量成本和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而运行质量成本中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运行质量成本是指质量体系运行后,为了达到和保持所规定的质量水平所支付的费用。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运行质量成本。①预防成本是用于预防不合格品等故障所发生的费用,当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预防成本通常是增加的,因为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金等的投入。②鉴定成本是用于评定产品是否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③内部故障成本用于产品交付前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④外部故障成本是用于产品交付后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导致索赔、修理、更换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信誉损失同属外部故障成本但一般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同内部故障成本一样,当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外部故障成本会降低。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在合同环境条件下企业根据顾客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客观证据,保证所支付的费用。
2质量成本会计的归宿
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降低企业综合质量成本。首先,企业应明确客户的质量需求水平。其次,树立企业员工的质量成本意识。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可以通过开办质量成本专题讲座,向员工讲清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他们对质量成本理论的基本认识,使员工相信并愿意长期为之努力。第三,将质量成本管理纳入经济责任管理范围。对于发生的质量事故要追究原因和责任,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员工质量成本意识,保证合理服务质量水平。对质量成本责任进行考核必须确定质量成本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的依据有质量成本计划,质量成本结果,质量成本责任归集明细表。按责任部门分类,确定责任部门考核指标:按责任分部分项分类,确定考核指标:按量值分类,确定发生额和相关指标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实施质量成本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和处理。坚持质量成本效益与趋势分析,为质量成本会计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质量成本与有关指标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大体反映质量经营的状况及其对质量经济效益的影响,借以说明企业进行质量成本核算和管理、开发质量成本的重要性。通过一些基数与质量成本对比,从不同角度说明经营情况。质量成本实践中通常利用的基数有:工时基数、成本基数、销售基数和单位基数。通过对这些基数进行期初预测数与实际执行数的对比分析,反映质量成本趋势,更好地体现质量成本的分析结果。提出改进质量成本管理的建议。针对公司质量缺陷、质量成本管理和质量体系薄弱环节以及公司质量成本构成合理化建议。为更好的体现企业的质量控制情况,应编制质量报告表,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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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课堂上,教师讲解课文。船也都着重语法,而极少分析篇章结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阅读一些启发性强,能触类旁通,有助于写作的例文自然是很有必要的。至于一些离现实生活较远,句子复杂,含意深奥的文章,则不必在上面多花时间。
首先,要写好英语论文,需要丰富的词汇量。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成分。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词语,就无法写出好文章。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善于从众多的词语中选择和运用最恰当的词语。所以扩大和丰富自己的词汇量易锯商写作能力的基础。
其次,需要加强背诵。看了好文章,不单是理解就够了,还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多多背诵,才能达到融会贯通、据为已有的效果。英语宜多诵多背,把一些句型、短语,一些文章的片段或全篇,背得滚瓜烂熟,让这些材料在你的脑袋里扎根,当你要用的时根,它们使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背诵可以培养正确使用语言的习倔,增强语感,这样就可以避免生搬硬套地写一些中国式的英文。加强背诵能变难为易,变费力为省力,能有效地帮助留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现在背诵和熟记一些语言材料,对中留学生来说将会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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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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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的历史越来越来清楚地表明,对未来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将不再是物质资本的丰脊而是人力资源存量的多少及其效用的发挥。人力资源开发涉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与人才的使用。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化就是要探讨人力资本多元化投资的渠道与流动开放的人才使用机制。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化
开发人力资源需要投资,任何投资都要讲回报,这就涉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化要倡导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确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开发原则,确保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产权。
1.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元化
“人力资本”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由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他指出,“人们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这种结果同其它人力投资结合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新型资本比特定的旧式资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法……国民收入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指现实经济增长中实际增长率大大高于总投入增长的那一部分,可以归根于这种资本的形成。”
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皱至庄教授等人的实证分析,中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城镇及农村分别为3.29%和4.12%,总体教育收益率为3.34%,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78%和4.46%,远远低于台湾地区的8.4%和16.1%。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的关键环节。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仅仅靠国家行不行?不行。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就必须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由政府主体向投资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方向转变。既要保证政府投资持续增加,又要更多地吸引企业和个人的投入。而建立以政府投资为基础、以个人和企业投资为主体,各有重点、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投资体系,是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公共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政府参与投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个人或企业的投资成本和风险。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有较强的外部性,从而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同公共需求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造成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的状况,缺少政府投资时,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达不到社会所需的最佳状态。发挥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基础作用,是调动个人和企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条件,弥补个人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引导和规范个人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调动个人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机制,使个人和企业投资能够得到收益。(1)要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使个人或企业的知识创新、科技发明、新产品开发所带来的效益归企业和个人所有,防止不投资但通过非法手段受益的情况出现。(2)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通过风险基金来鼓励风险投资。只有在人力资本与高科技投资收益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风险社会化,才能调动社会力量来发展人力资本与高科技投资。(3)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领域的创新来鼓励个人与企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入股、管理者和科技人员股票期权制等,是一些地区已经出现的有益的尝试。
2.明晰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产权
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是指劳动力的供需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只有劳动者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产权和用人单位拥有作为法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才能使劳动者真正享有自主择业权和用人单位用人自,从而保证劳动力交易双方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达成公平交易。
明晰双方的产权,涉及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问题。人力资本产权是关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资本的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并且凭资本的所有权获得资本的收益权。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常常是多元的,人力资本承载者往往要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者瓜分人力资本所有权。如果人力资本的所有权界定不清,就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行使,也会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因此,应正确界定人力资本各投资主体的产权,兼顾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以契约作为主要形式,利用“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以投资数额和服务年限等为基本依据,以此来界定人力资本产权。从而,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环境,避免“挖墙角”式的不正当人才竞争。
3.市场化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无论实物形态的资本还是科学进步都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获得的能力才是生产力提高的至关重要的源泉。人类对自身的投资在不断地增长,但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看,这属于社会消费的范畴,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教育体制,确立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观念以及相应的对策。
今后不应再把我国的教育培训等看作是一种消费社会资源的事业,而要把它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特殊的产业。这一特殊产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充分开发我国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
多年来,我们在强调教育培训,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时,往往从宣传鼓动角度下功夫多,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利益关系上出新思路与新措施少。落实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要靠思想动员,更要靠调整经济利益关系。而人力资源投资主体的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只有在市场化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运作秩序不规范的问题,是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政府在制定市场规则、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等因素。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逐步提高,真实反映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的客观关系。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而市场的培育发展以及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发挥,则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协调引导。要把这两方面的功能有效地运用起来,以迎接我们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人才流动使用的社会化
我国目前劳动力流动存在不少制度障碍。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更换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而新
工作主要是靠“托人”找到的。与老一辈人相比,中国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快地变换着职业,平均5年换一次工作。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一个人才流动率非常低的国家,其平均每一个就业者换工作的次数达到了将近4次。我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流动频率只有2.3次,这表明每个劳动力平均流动的次数还不多。调查还显示,靠“政府安置”实现就业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通过正规“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来获得工作的比例也并不很高。通过个人的关系网络,也就是“托人”来实现就业的比例占到了一半以上。这表明,培育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已很紧迫。为适应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形势改善的需要,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我们应树立双赢的市场竞争观念,允许和鼓励人才依法有序地流动,保护人才在流动中可能丧失的权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大市场,是人才市场发展的方向,也是人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1.清除体制障碍,推进劳动力结构性转移
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不能忽视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人力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约4.5亿,占社会劳动总量的74%左右,抽样显示,当前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的劳动时间不超过100天,其中约有40%的农民存在隐性失业。因此,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进行改革,逐步给进城农民在就业、生活等方面以“市民待遇”。即使考虑城镇就业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控,也只能利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性手段及歧视性政策。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应尽快通过制度创新加以排除。具体途径,一是要使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力规范非国有部门在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及劳动报酬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劳动者的权益,解除国有部门劳动力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后顾之忧。二是要对国有部门职工过去的劳动贡献实施合理补偿。近年来不少地方和企业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应尽快总结经验教训,出台统一的补偿办法。
不同行业间的就业结构矛盾,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必须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强化信息、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基本就业信息、政策指导等应由各级政府无偿提供服务;职业介绍与培训服务等,可考虑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以现有的社团组织和有关事业单位为基础,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培育非营利性的职业介绍及培训体系。
2.人才柔性流动将成为主要方式
所谓人才“柔性流动”,是由过去人才流动中重视工作调动、户口迁入、档案调进及举家迁移等方式,转变为以人、知识、创新成果等为核心,寻求合作,注重知识与技术成果转化的流动形式,谋求科技创新尽快商品化及人才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人才流动速度加快,频率增高,创新效益更利于充分发挥。例如上海为适应人才“柔性流动”特点,推出办理工作寄住证、暂住证等新举措,吸引国外留学人才、短期来华国外专家,在上海进行科技成果合作。人才“柔性流动”愈来愈被科技界与企业界所认同。而吸引和留住“柔性流动”人才,是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社会大环境外,企业还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建立技术创新项目与产品效益激励、鼓励科技进入企业产权、改善软硬件条件和协同创新运行等制度,以求人才“柔性流动”产生蓄水池效应,推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从生产、管理的柔性化到人才流动的柔性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某种象征。柔性流动是人才政策的一种创举,它突破了传统的户籍管理、国籍问题等种种政策难点,使人才资源得以更合理的配置。
3.市场配置是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前提条件
现代经济的开放性和劳动分工的细化决定了劳动更换、职能变动的必然性和人力资源的全面流动性,完整的市场系统不能缺少劳动力市场,因此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力资源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组合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下,企业拥有用人自,才能根据生产需要,灵活调剂和使用劳动力,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也只有在市场配置机制作用下,劳动者拥有自主择业权,才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志愿、专业、选择能发挥自己才能、获得满意报酬的就业岗位,充分激发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最佳组合。人才富于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选用人才。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及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就必须打破户籍、单位、行政区域的传统障碍,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用人与择业完全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调节。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就业者时刻面临生存压力,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积极进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4.建立健全人才流动的法制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就业将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因此,劳资关系和劳工利益保护将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争议的内容,将由主要表现为劳动安全、工薪保障、社会保险金的缴付等,向因专门人才流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商业技术秘密、客户资源的流失、劳动合同的履行、人才培训费用的支付、社会保障金的转移等转变。目前我国用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和调节处理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相关内容也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一些领域,如国有部门工资分配等方面,计划色彩仍然很浓;符合市场体制要求,涉及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及仲裁的法律法规不规范、不完善,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同时,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或不公平执法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必须尽快由直接实施就业安置和就业管理转向依法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资关系进行规范、协调和监督。一是要全面转变观念,明确角色定位;二是要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填补有关法律空白,尽快调整修正不符合国际惯例或不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法规。三是要在全面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改进监管方式、方法。在劳动力市场管理上我们必须要尽力做到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劳动监察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监管,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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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历史应用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
历史成本对于税务会计来说所占的地位比例比较明显,因为历史成本准确可靠的一些特性,这比较符合税务会计中税法对计税基础的要求,所以历史成本对于税务会计来说占了很大一份优势。然而对于财务会计来说,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虽然对于财务会计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在现在经济发展的趋势下,衍生出了许多新生的金融工具,这使得历史成本在财务税收的地位减弱,而财务税收则以公允价值作为它的主要的计量属性。因此,相对于历史成本来说,它在财务会计中的地位明显要低于在税务会计中的地位。企业的资产一般都是以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的,在企业的税务会计中,因为历史成本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税收会计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依据的,而在财务会计中,最初的计量是采用一定的历史成本计量,但在后续工作中会运用到很多其他不同的计量属性。这就是历史成本在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所采用的程度上的差异。
1.2关于公允价值应用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
税务会计最主要的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在采用历史成本的时候,要满足的条件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性,这样一来,就需要拥有相应的交易记录。而对于税务会计来说,只有在历史成本和市场价格等相关的信息不够准确可靠时,税务会计在这种情况下才会退一步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因此,公允价值对于税务会计来说只是作为补充,而不是首要的。但相对于财务会计来说,公允价值则是它最重要的计量属性,它在财务会计方面的使用范围很广,在所有符合公允价值计量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这是两者在适用范围方面的一些差异。税务会计在进行计量时尽量回排除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和一些市场风险,这样它在税法的依据下,使用历史成本的计量,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税务会计下会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财务会计在计量中,多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现代财务会计的迅速发展中又衍生出许多金融工具,但这类业务的核算,更多的都需要用到公允价值计量。如果对于税务会计来说,公允价值只是一种市场价格,它只是为了税务会计计税服务的,那么公允价值相对于财务会计来说就是一种预期价值。这是它们在采用目的方面的一些差异。在税务会计中,对于公允价值的估价方法是有一定的限定的,它仅仅是限于在无法确定市场价格及资产的不确定使,它才会采用公允价值的估价方法,但主动权和决策权不是在自己手中掌控的,这要取决于相关的税务机关。而在财务会计中,在三种不同情况下,资产在市场上的一个参照性的报价,或者无法取得相关的报价,可用相关类似的报价进行适当的调整,再者,但都无法确定时,就可以采用多种估价技术来估计公允值。因此,对于估价方法来说,财务会计的估价方法层次比较多样。这是它们在估价方法上的一些差异。
2.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计量属性相同之处。
历史成本对于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是重要的计量属性。在企业的相关税收方面的资金活动中,税务会计要用历史成本进行准确的、真实有效的计量。在财务会计包含一些税务会计事项时,税务会计都要进行相关的记录和报告。历史成本的可稽查性、可靠性和真实性这决定了在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中,二者都要以历史成本作为最初的计量。当然,相对于税务会计,历史成本是作为它的首要计量属性。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是以重置成本作为补充的计量属性。在财务会计中,除了历史成本计量这一计量属性外,还需要运用其他的计量属性最为补充,因而重置成本也只是作为它的补充计量属性,多应用于财务会计的盘盈固定资产方面的计量。在税务会计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是在两个地方可以运用到重置计量。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是适度的采用公允价值属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的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在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时候都是要以适度恰当的原则,有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限定条件的。如果对引入公允价值的环节不加太多限制,很可能会出现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可靠,甚至会引起一些企业的财务状况。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都是在双方自愿,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公允价值的运用的,他们都是根据一定的市场价格来确定其金额,我国在金融资产交易初步形成市场的时候引入了公允价值,在税务会计中,企业应以公允价值计量来确定企业以非货币形式获得的各种收入来源的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