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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文作者：王传伟工作单位：广饶县第一中学艺体中心
结果与分析
广饶县农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有必要进行体育锻炼的仅占13.4%，大部分农民体育锻炼的意识还比较薄弱。这种认识与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村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体育文化氛围和体育宣传活动有一定关系。广饶县农民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调查结果显示，有44.7%的农民每周锻炼次数不超过1次，这部分人由于生活负担重，忙于田间劳作，缺乏时间锻炼；有26.1%的农民每周锻炼次数2次，这部分人群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曾有在外打工的经历，受城市环境的影响对体育锻炼有了一定的认识；有29.2%的农民每周锻炼次数在3次以上，这部分人群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没有生活负担，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锻炼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广饶县农民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调查结果显示，有56.3%的人每次锻炼时间在30min以下；有21.4%的人每次锻炼时间在31~60min；有17.2%的人每次锻炼时间在61~90min；有5.1%的人每次锻炼时间在91min以上。结果表明，农民锻炼的次数少，时间短，运动量小，达不到锻炼的效果。2.2.4广饶县农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场所的选择由表1可知，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场所首先是晒谷场、住宅区空地；其次是自家庭院、街道；其他依次是广场、花园、学校等。从总体上看，农民体育锻炼主要在露天非正规体育场所进行，在正式的体育场所进行体育锻炼的寥寥无几。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体育场所缺乏，体育设施有限，农村学校、乡镇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所目前完全开放的很少。广饶县部分农村农民在不同季节参与体育锻炼情况由表2可知，农村体育锻炼受季节、气候的影响很大。春季和秋季是农忙季节，而冬季和夏季是农闲季节。79.2%的人选择在冬季和夏季进行锻炼。夏季多于冬季，由于气候寒冷，农村没有室内活动场所，所以夏季锻炼的人比较多。20.8%的人选择在春天和秋天进行锻炼。由此可以看出，春天和秋天锻炼的人较少，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造成的。
结论与建议
广饶县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非常薄弱，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男性多于女性，这种人群结构与农民对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农村的生活特色有关。因此，广饶县应该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积极而有效地进行体育保健知识的大力宣传，以提高农民体育锻炼的自主意识。广饶县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受季节特性影响，农活忙，大多数选择在夏季和冬季农闲季节进行锻炼。农民每周锻炼的次数不超过1次，每次锻炼时间少于30min，运动量不足，达不到锻炼效果。广饶县农民体育锻炼缺乏活动场所，无人组织和无人指导；参加体育锻炼的场所主要集中在晒谷场、住宅区空地和自家庭院，基本都在露天非正规体育场所，在正规体育场所锻炼的很少。因此，巧借农民健身工程契机，加大新农村体育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强化农民就近就地健身场所建设，切实解决好农民体育锻炼的健身场地需求。
篇2
Abstract:The paper expounds the trouble of athletics ethics in basic of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athletics ethics, and put forwardSome constructing ways,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thletics ethic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thletics; ethics; construct; way
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在名与利的驱动下,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竞赛组织者“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赛场上违反体育道德的事件也日益增多,且日趋严重,例黑哨、兴奋剂、假球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1 竞技体育伦理内涵
要把握竞技体育伦理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楚竞技体育以及伦理的含义,再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关于竞技体育的概念,很多专家都有不同的表述,但运用最广泛的要数田麦久在《运动训练学》一书中的表述“竞技体育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超越人类自我极限为目的的社会体育活动”。从上可以看出,竞技体育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体育的组成部分、突出训练和竞赛、发挥人体的极限运动能力、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并取得比赛胜利。这些界定是以“运动、竞赛、获胜”为核心的,长期以来竞技体育的工作也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种价值取向而展开,从而忽略了竞技体育所蕴含的文化性和价值理性,导致了竞技体育长期非均衡的发展。于是出现竞技体育呼唤伦理的现象,形成竞技体育伦理。“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在个人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即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会矛盾调解的方式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2]。基于以上定论,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伦理是竞技体育工作者、竞技体育活动参与人员及运动员在从事体育训练、体育竞赛、体育管理、体育欣赏等活动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它的基本问题也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利益与道德利益的关系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两个方面。
2 竞技体育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2.1 高新技术的异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借助它,在运动方式、训练条件、场地器材上都获得了相应的帮助,使人类最大限度的发挥运动极限、战胜自我已成为现实。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为了提高运动成绩,不惜重金寻求科学的帮助,例游泳选手的特殊泳衣、刘易斯的昂贵跑鞋等,无不展示出科学技术对提高运动成绩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在为人类极限一次次被打破而欢呼的同时,可曾想到站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运动员,他们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膨大的科研团队、没有最先进的训练方法。这些对比如何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精神?
除了这种在规则允许之内的科技支撑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滥用违禁药物的问题。从1904年第3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发现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服从违禁药物以来,全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与兴奋剂进行斗争,但不论反兴奋剂力度多么大、检测手术多么高明,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例子从没有停止过,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所谓的利用药物挖掘“潜能”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运动员的一种摧残,对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精神的一种亵渎。
2.2 竞技体育商业化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道路曾给奄奄一息的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勃勃生机,从对奥运会举办的畏恐不及到竞相申办;从奥委会的“清水衙门”到富有的经济状态,无不显示了商业化的魅力。各个政府、财团、公司、企业都纷纷涉入到竞技体育领域,无不想从中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运动员也不再仅仅享受比赛的乐趣与荣誉,正如美国著名的田径运动员迈克尔•约翰逊所说“人们只为荣誉参加比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参加比赛既为荣誉,也为金钱”。
当赚钱成为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当经济利益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决定因素之一后,清洁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宗旨受到极大的威胁,体育活动参与者的各类人群(运动员、主办者、赞助商、裁判员等)出现与金钱苟且在一起交易的现象,各种扭曲、变态的现象也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不断的上演。2006年意甲的“电话门”事件;田径黄金站比赛上运动员与组织者的讨价还价;职业联盟与球员的劳资纠纷导致的罢赛;还有裁判员的营私舞弊等。这些现象大多都是“金钱至上”观念造成的,受到最大危害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公正、公平、平等的竞争意识。此外,也会伤害运动员、教练员,打击了他们刻苦训练的积极性,最终阻碍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发展。
2.3人文教育的匮乏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转变了学校教育的职能和方向,衡量教育是否优秀的标准中,国家的需要、知识的传授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个人的道德教养被挤入狭小的隙缝。“学校教育不是改变和加强对人的整体培育,而是传授理智的技能和科学的知识。科学、外语和数学的高质量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世界教育范围内,人文教育逐渐让位于学术和技术训练,导致个人道德教养的缺乏。这种缺乏也以体育暴力的形式充斥着体育赛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严重影响了体育竞赛的秩序。例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大血案;2002年中国甲A联赛第三轮陕西国力队与青岛颐中海牛队比赛结束后,发生的球迷追打裁判、放火、破坏警车的恶性事件。此外,还有困扰英国的“足球流氓”,中国足球场上的“京骂”,这些都使得观众的体育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3 竞技体育伦理的构建途径
3.1 注重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综合
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会议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东方文化经过重新锻炼,必将焕发青春,鉴照今天与未来。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属于过去,也会照耀未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讲究“天人合一”、“温良恭俭让”,体现在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强调服从,以集体为核心,关注集体的荣誉与责任,而忽视个人自身的快乐;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强调过程的参与,而忽视结果,缺乏竞争精神和对效率的追求。而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崇尚竞争与对抗,显示外化的力量和征服人,通过比赛和征服,发泄人的情感,张扬生命的个性;强调人性的发展和对人体机能的开发。
中西体育的这种差异性使中西体育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强调身体的健康、保健、治疗等,追求身心的和谐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体育强调对人体的外在塑造,追求通过人自身的不断努力与自然相抗争,从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因而,他们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技术、战术与训练方法的研究,过分的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
中西方体育伦理思想的这种差异可以很好的进行互补,这种互补可以很好的推动世界体育健康、平稳的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出现的“重物轻人”、“工具化”等弊端可以用中国传统体育的“和谐”、“道德规范”来纠正;西方体育追求效率、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思想,可以对中国体育形成很好的补充。萨马兰其先生也看到中西体育文化的这种互补性,认为这种互补是很有必要的,提出“国际奥委会主导思想应建立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的建议。
3.2 完善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机制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去评判他人的行为和衡量自己的行为,这就产生了道德评价。所谓体育道德评价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社会体育道德价值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对他人或自己在体育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善恶价值判断,以表明褒贬态度的道德活动[6]。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既是竞技体育活动参与者对自己和他人体育行为道德性的一种判断,也是调整竞技体育行为的一种社会力量。它能够在体育实践活动中扬善抑恶、扶正祛邪,对形成良好竞技体育道德风尚,维护健康的竞技体育发展环境均有重要的作用。
评价任何事物,都要有个标准,没有标准,就很难对事物进行衡量。在竞技体育道德评价中,人们常以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假等伦理准则作为基本的标准,来评价体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在评价依据方面,应坚持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即竞技体育活动参考者不仅要求树立正确的体育行为目的,而且要求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应合乎体育道德要求。偏执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都应采取措施帮助其改正。
竞技体育道德评价还应从参与者当时所面临的具体状况予以客观的分析,发现其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及其行为的真正本质。一般来说,参与者在实施行为时所拥有的自由度与其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成正比关系,行为的自由度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例在篮球赛场上,一方队员破坏另一方的进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对方队员采取非人身伤害为目的的战术性犯规。从表面上看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但对于赢得比赛、形成激烈的比赛场面却又是必需的,对这种行为,我们不应上升到伦理道德的层次。
3.3 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的教育
尽管外部制度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最终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做出的,人的思想意识对其具体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竞技体育领域不能忽视人的思想的培养、道德的培养。我们应有意识地在社会层面上向人们宣传、灌输体育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向社会昭示最基本的体育道德主张和价值导向,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体育道德认识水平和体育道德判断能力。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对象上,应包括对运动员的教育、对裁判员的教育、对教练员的教育、对竞技体育科技工作者的教育以及对竞技体育观众的教育。
在对运动员的教育上,因为他们年龄小、长时间的训练导致文化水平的偏低、名利诱惑早期化、比赛压力大。因此,对他们的伦理道德教育要从人文素质教育入手,提高他们的接受能力、认知水平、分析能力,才能有助于净化他们的心灵,匡正他们的言行,自觉的遵守竞技体育道德规范。在对裁判员和教练员的道德教育上,要树立他们公平公正的道德观、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等,因为,赛场上很多丑陋的现象,例黑哨、兴奋剂、假球等,其根源在于裁判员和教练员的不正确履行职业道德,只求私利的满足,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科技工作者已是竞技体育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成果直接内化于竞技体育的各个环节,可以说兴奋剂的增加与检测手段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象很大一部分程度要“归功”于科技工作者,因此,对科技工作者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3.4 加强体育立法和执法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体育道德与体育法规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体育发展中的方式和范围不一样,但两者联系紧密,缺一不可。体育道德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心良好品质的塑造,实现道德的教化,是自律;而体育法规是带有强制性的外在约束,是他律[6]。从范围来看,体育道德是从利益、善与恶的角度出发,体育法规则是从权利及义务的角度出发去调节人们的关系和活动。因此,克服或减少竞技体育行为中伦理道德的缺失,除加强行业自律外,还应促进配套的体育法规的发展,用他律的方式推动竞技体育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首先,要完善立法。面对新的形式应注入新的内容,反映出发展着的竞技体育的市场需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体育法》,但相对其他领域,我国的体育立法还相当落后,也严重滞后于体育的发展速度。我们应尽快制定竞技体育法(明确竞技体育主体的权利及义务)、体育程序法(实施体育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度,提高司法效率)、体育仲裁法(解决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纠纷的专门性法律)等。
加强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大执法的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打假球、黑哨事件,广大观众可通过民事手段,对比赛的组织者提讼,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给予经济赔偿,从而在经济上对比赛的组织者形成压力,迫使他们自觉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此外,还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对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可以对他们警告、罚款、禁赛、取消资格等,情节特别严重而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3.5 正确处理“义和利”关系的平衡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的不同需要,是个人和社会集体活动的驱动力[4]。“义和利”关系的平衡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问题。所谓“义”,即道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重在集体利益,强调社会价值的实现,具有理想性;所谓“利”,即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等,重在个人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现实性。当前竞技体育所引发的很多伦理问题,其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们、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道德冲突,其根源是“义和利”关系的不平衡。
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崇尚个人利益,即“重利”,但也不能见利忘义,牺牲集体利益,牺牲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以“义”导“利”、“义利”兼顾,使其协调发展。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和张力,从而保持竞技体育的良性运行[7]。
4 小 结
随着各种不合理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充斥在体育赛场,其引起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当代竞技体育中的伦理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文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于高新技术的异化、竞技体育商业化以及人文教育的匮乏等,竞技体育伦理体系的重构已迫在眉睫。其重构途径有:注重中西方伦理思想的综合、完善竞技体育道德评价机制、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教育、加强体育立法和执法建设以及正确处理“义和利”关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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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文献标识码：A
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距今仅有60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广泛的研究领域以及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等令人惊叹。调查显示，77.45%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较大，并且86.27%的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利大于弊；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活影响很小且弊大于利的人权占很小一部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生活，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领域等由人类掌控着，所以人类应该尽可能地把人工智能技术的弊处降到最低以便更好地为人类造福。2016年3月份，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与韩国棋手李世h对弈，最终比分4∶1，人类惨败。4月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了一款名为“佳佳”的机器人，据了解，机器人“佳佳”初步具备了人机对话理解、面部微表情、口型及躯体动作匹配、大范围动态环境自主定位导航和云服务等功能。而在这次正式亮相之前，“佳佳”就担纲主持了2016“首届全球华人机器人春晚”和“谁是棋王”半Q赛。人工智能技术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超乎人类的预测，引起了人类的恐慌和担忧。百度CEO李彦宏称，人工智能是“披着羊皮的狼”。毋庸置疑，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人类醉心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福利中时，更应当注意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人类发明和创造科学技术最终是为了造福人类，而非受到科技的异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成熟，在此整体趋势之下，不同的人群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应用有着不同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机器人会不会拥有人类的思维甚至超过人类的问题方面，27.45%的人认为机器人会拥有人类的思维和超过人类；而56.86%的人认为机器人不会拥有人类的思维和超过人类，小部分人对此不是很清楚。由于受到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冲击，如机器人保姆、AlphaGo围棋等智能产品对人类发展带来的威胁，一部分人仍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担忧甚至认为终有一天机器人将代替人类、征服人类、控制人类。但是，大部分的人在机器人是否能够超过人类方面，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认为机器人永远不会拥有人类的思维并且超越人类，因为人类是技术的主导者，人类掌握着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终究是为了人类服务。这一看法肯定了人类的无止境的创新，然而，在人类醉心于技术创新的同时，应意识到某些创新确实超出了人类的预料，如AlphaGo与李世h围棋人机大战就是人类在技术面前失败的惨痛教训。因此，面对科技对人类的异化，人类要时刻保持警惕，适时地总结“技术异化”的缘由和解决对策。
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
随着技术的革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也愈加密切。从智能手机的普及到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制成功，再到生产、建设、医疗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都表明了人工智能技术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生活方式。诚然，人工智能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给我们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应用对劳动市场造成冲击；人工智能系统在收集、统计用户数据过程中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人类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依赖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人工智能引起的责任认定问题等。斯蒂芬・霍金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制造能够思考的机器无疑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巨大威胁。当人工智能发展完全，就是人类的末日。”表示同样担忧的还有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他曾直言，“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将召唤出恶魔。在所有的故事里出现的拿着五芒星和圣水的家伙都确信他能够控制住恶魔，但事实上根本不行。”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技术是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最不容忽视的莫过于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一系列伦理困境，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成了重中之重。
调查发现，47.55%的人认为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是因为人性的思考，占比较大；而22.55%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29.9%的人认为是利益分化与失衡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由此可以看出导致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现阶段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工智能是对人脑的模仿，但人脑和机器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人脑胜于人工智能的地方，就是具有逻辑思维、概念的抽象、辩证思维和形象思维。人工智能虽能进行大量的模仿，但由于不具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仅能放大人的悟性活动中的演绎方法，不可能真正具有智能，这决定了机器不能进行学习、思维、创造。此外，智能机器人也不具备情感智能，它们根本无法去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也无法自动停止自己的某项行为，所以如果人工智能技术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后果不堪设想。可见，由于人工智能自身技术上的局限性导致的伦理问题已经影响到其未来发展。
第二，从规制层面来看，伦理规制的缺失和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伦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科技的发展目标是为人类谋求幸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在科技的应用还是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倘若没有相应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制加以约束，后果难以想象。在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缺乏一套成体系的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从设计、研究、验收到投入使用的监督管理方案，也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权威性的规范及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运用的组织或机构。现有的监督体制远远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无法匹配技术发展的需要。缺乏相关监管制度的约束，人工智能技术就不可避免会被滥用，从而危害社会。
第三，从社会层面来看，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误解也是原因之一。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发展迅猛的新兴学科，属于人类研究领域的前沿。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了解十分有限，调查显示，对人工智能技术只是了解水平较低的人较多，占62.75%，以致部分人在对人工智能技术没有真实了解的情况下，在接触到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新闻后就夸大其词，人云亦云，最终导致群众的恐慌心理，从而使得更多不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开始害怕甚至排斥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必须清楚，人工智能是人脑的产物，虽然机器在某些领域会战胜人，但它们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思维，也不具备面对未知环境的反应能力，综合能力上，人工智能是无法超越人脑智能的。在李世h对弈AlphaGo的旷世之战中，尽管人工智能赢了棋，但人类赢得了未来。
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转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最终发展目标是为人类服务。但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人类应该趋利避害，使人工智能和科学技术最大化地为人类服务。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从主客体两个角度出发，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找出路。
1.技术层面
（1）加强各个国家人工智能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人工智能自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以来，尤其是近六十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如Deep Blue在国际象棋中击败了Garry Kasparov； Watson 战胜了Jeopardy的常胜冠军；AlphaGo 打败了顶尖围棋棋手李世h。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深究这些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些成功都是有限的，这些机器人的智能范围狭窄。造成这一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国际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还不够积极，所以加强各个国家人工智能的对话和交流迫在眉睫，同时也势在必行。
（2）跨学科交流，摆脱单一学科的局限性。从事人工智能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项科学要想走得长远就必须有正确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的介入。在人工智能这项技术中，有些科学家们可能只关注经济利益而没有引进相应的伦理评价体系，最终使得技术预测不到位，没有哲学的介入，等真正出现问题时就晚了。所以要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沟通交流，令科学家能更多地思考伦理问题，提高哲学素养，在人工智能技术中融入更多的哲学思想，保证人工智能技术能朝着正确、健康方向发展。
（3）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要与生态文明观相结合。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要注入更多的生态思想，这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人工智能发展中，若是产生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时，人类必须制止并进行调整。人工智能技术要想发展得更好，前景更加明亮，前途更为平坦，就必须保持与生态文明观一致，与人类自身利益一致，为人类造福。
2.人类自身层面
（1）增强科学家道德责任感。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性，而研发的科学家或是使用者有善恶性。人工智能将向何处发展，往往与研发人工智能的科学家息息相关。科学家应打破“个体化原理”，要融入社会中去，关注社会道德伦理问题，承担起道德责任，为自己、他人、社会负责，多去思考自己研发的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尽可能去避免，多多进行思考，严格履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2）提高公众文化素养。调查发现，对人工智能技术了解水平较低的人较多，占62.75%；而非常了解的人较少，占4.41%；另外，对人工智能技术了解的人占21.08%，不了解的人占11.76%。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人对人工智能技术都能有所了解，但都不是很深入，而且仍有部分人对人工智能技术丝毫不了解，所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个体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其发展还没有深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电影的渲染，可能使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并不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人产生偏见。在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过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使公众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将是缓解甚至是解决人工智能技术某些伦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3）加大监督力度。人类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系统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每项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从产生到使用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好监督工作，以此来减少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影响，缓解甚至减少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
3.道德法律用
（1）通过立法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调查发现，90.69%的人认为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实行法治，由此可以看出，要想保证科技的良好健康发展，必须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条例。然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还存在很大的漏洞，相关法律条文滞后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未颁布一套完整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体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人工智能领域亦是如此。我们都无法预测将来人工智能将发展到何种地步，这时就需要人类预先加以适当的限制，利用法律法规加以正确引导，使其朝安全、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发展。
（2）构建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准则并确立最高发展原则。要构建以为人类造福为最终目的的伦理准则。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已经给人类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而要防止其带来更多负面影响，构建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准则势在必行。
此外，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最高发展原则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应把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将以人为本、为人类服务为出发点，并作为最高发展原则。
四、结语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人类只有消除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威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最大化效用，避免伦理困境重演，才能实现人机交互的良性发展，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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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文学通过对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的矛盾的过程展示，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的自觉，为人性的丰富、发展展现了多种可能性；从而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就不能停留于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还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
【摘 要 题】文论建设
【英文摘要】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ontology protrude the visual angle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Through the display of the contradiction procedure that deeply hides in mans natural character，literature greatly enriches mans spiritual world，strengthens mans consciousness，displays many possibilities for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nature，thus proves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deepest level，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 subject is the literary ontology.Therefore，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iterary idea can not only stop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main body nature and literary value theory，the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
【关 键 词】文学本体/生命本性/文学价值取向/人生观念/文学的层次品位
Literary ontology/life natural character/direction of literary value/human life idea/the level grade of literature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83-0/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3)01-0068-08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反思既往、探求未来发展中，既感受到20世纪历史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又体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理想，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促进人超越异化而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显现了未来的变革不仅是物的变革，更是人的变革；人要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变革，就须在变革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文论）建设的旨归。
当代文学审美实践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文学（文论）的变革、创新，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相伴随、相融合的特点，进一步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即文学本体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与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种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论是肤浅的，而缺失文学维度的文论则是片面的。
一
文学与人的生命本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和意义？或者说人究竟何以需要文学？这也许只有循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去思考探求。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二是指向自我解放。
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改造或创造对象世界，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体自觉与否，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他不仅面对着一个外部客观世界，而且还有一个自身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人就不仅在现实中，而且要求在精神上肯定自身。现实的肯定方式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精神肯定的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艺术活动。马克思说：“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的现实的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25)这里指的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和确证。
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精神本质（比如某些复杂的意欲和情感），作为一种潜能，无不时时在追求着实现。尤其是当现实的实现遇到障碍时，便往往转化为假想的亦即精神方式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壁画和神话，虽不无符咒意味，但主要还是表现某种当时无力实现的幻想，比如，把实际上还不能战胜的野牛杀死，把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征服等等，这实质上是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意志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随着人自身物质实践能力的增强，想象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如飞天、奔月、远渡重洋都已成了今日的现实。这样，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东西一般说来就不再需要在想象中寻求实现和肯定了。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
从人类的发展趋向来说，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能力的不断发展，就可以更有效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使自己的某些愿望需求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使自身的某些本质力量得到现实的肯定和实现。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本质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果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无限可为，而精神上的某些追求如人类相互间的爱与理解，社会生活的合理，爱情的甜美丰富等，却也许难以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肯定，或者说它们具有永远不可穷尽的内涵。因此人类就不仅永远需要在现实中实现和肯定自己，而且也永远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和肯定自己。这也许是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本质自我实现和肯定的一种方式，将和人类共存下去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其次，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和实现，往前推进一步，他还追求自我解放和超越。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也就不仅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要求相联系，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和人的自我解放和超越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展开和生成着它多方面的丰富本质。
人的解放包含着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精神上的解放和人的现实解放。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当然首先和人的精神解放相联系并显示自己的意义。人是惟一有精神的存在物，而人的精神往往比肉体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人们的现实生存中，被压迫的地位处境，自由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还有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挫折打击，都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烦恼、苦闷、压抑，或者导致精神的麻木，灵魂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等等，使人的精神被严重束缚，甚至成为精神变态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压迫状态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内驱力，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这种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可以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这就是宗教和文学艺术。宗教给人送来上帝的关怀或天国的幸福，使人的精神得到抚慰，这是一种外力的拯救；文学艺术活动则使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有可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任何精神解放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不能代替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从现实中获得解放，精神上也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因此人的精神解放和现实解放总是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直接与人的精神解放相关，但由于人的精神解放毕竟要导向现实解放，因此文学艺术活动也必然要指向现实，与人们争取现实解放的活动相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一开始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总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的。因此，个体解放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根本上又都只能是社会解放，都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现存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改造现实社会关系，就不是靠某一个体，而要靠一个社会群体协调努力才能奏效。这样，个体解放就和群体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从它的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但是当个人的生命活动指向争取自身的现实解放从而与群众的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这样个人创造的文学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它的创造者来说就带来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显然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它的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和人的自我解放追求相一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当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来说，个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间确实有一个如何统一和契合的问题，而这则与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意识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解放也具有无限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强调，所谓人的解放，是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就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使人获得生存自由，甚至也不只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而且也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比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形式美的眼睛等等，这样，人才真正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就不仅对一定历史范畴内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在人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无限可为。而这也许是文学艺术活动具有永存的意义和无限发展可能的又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文学活动既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人们的文学观念就在根本上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通，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的人生观念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
有史以来的人生观念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说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取向，即“兼济”与“独善”，或者叫“兼济人格”和“独善人格”。所谓“兼济人格”，其人生指向是心怀天下，面向社会，改造现实，解放大众，而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事业上，自身的解放也包含在群体的解放之中。“独善人格”的人生指向则是面向自我，追求自我个性的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有的也许偏于强调“兼济”，有的也许偏于追求“独善”，有的也许是两者复杂交织互相转化，形成了人们人生活动的千差万别。
和人生观念的这两种主要取向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指向，即“为社会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前者主要指向参预现实变革和大众解放，后者主要指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整个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看，可以大致分辨得出这样两种主要倾向和潮流；而从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理论主张来说，则同样存在种种复杂情况：有的偏于强调为社会人生，干预生活，参与变革；有的偏于追求自我表现；有的则二者兼取，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正是由于人们在人生观念及其文学观念的指向上存在这些差别，因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以及文学基本观点上的几乎无尽无休而又难分高下的争论。
总之，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使人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一致的，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和随便选择的，而是和人们的人生观念相关联的。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主体性条件又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观念就实际上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主体论，另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价值论。因此，由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就还要分别推及对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价值论的进一步认识。
二
文学主体性是和人生观念相联系，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因此，考察文学主体性还应当从现实主体性入手。
主体性是人在一切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人类一切活动的实质是人自身的生命活动，那么，主体性具体说来就是人在自己生命活动（包括现实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所谓自由，指人的活动不听命于任何外部力量，而是根源于主体的自由意志，是自发的；所谓自觉指人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目的意义有着清醒充分的意识，而不是盲目依从的，这种主体的自觉意识就是主体意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指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是到了人们逐渐具有了一些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对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追求，才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不过从个体方面看，情形又显得复杂得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体是否具有自我主体意识或这种意识的程度如何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也就带来了人们生命活动和人生追求上自觉程度的差别。
转贴于
人的主体意识往往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通常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也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主体意识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并不仅仅具有孤立的个体意义，因为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复杂的群体关系之中。因此，所谓意识到自我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就包含着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就首先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和他人、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群体的生存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并进而在实践上使自我个性解放与群体社会解放相协调，只有在这种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聚成民族主体性，形成民族解放的浪潮。如果个体意识仅仅只局限在意识到个体的自我人生价值，孤立地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那就有可能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并且最终也许会因为孤立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上难以实现而使这种个体意识在悲观中重新归于沉落。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本身的相对独立意义，比如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压抑和否定个体、个性的条件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个性解放的追求都是对不符合人性的现实的直接反抗，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但它终归要汇入民族社会解放的潮流，否则仍将走向自我迷失。
文学主体性是指人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自由自觉的特性。文学主体性同样和主体的自觉意识相关，即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文学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学活动对于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到文学本来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根源于此。
文学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由于人们的主体意识有着不同的层次意义，文学主体性也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品位。
前面说到，人的觉醒总是首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基于这种觉醒，个体便走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而这往往是整体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开端。但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还停留在比较狭隘孤立的个体意识层次的时候，这种所谓主体性就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由此推及文学主体性也同样是如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这种自觉不过是单纯个体意识的自觉，这种文学活动的自由也往往是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自由，或者说只是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比如“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追求就主要是把文学活动当作单纯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也实际上是把文学活动视作个体人格价值、精神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和确证。这种从比较单纯的个体意识出发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在个体人格比较高尚的条件下，也许可以表达某种超出个人意义的情感，如对他人以至对人类的爱；而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则往往会限于表现一己私情，有的甚至可能把某些生命本能、感性当作人的生命本质来表现和追求，从而导致人欲横流，这实际上是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主体性，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它的意义毕竟有限，因而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
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是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说，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以这种主体性来对待和参与文学活动，那么文学就不仅仅只具有表现自己的意义，甚至也不只具有实现自我的某些精神本质（如想象、意志、爱等等），而且也是争取和实现自身及民族群体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因此文学就不只具有个体活动的特性和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的特性和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体自身来说，与那种单纯追求精神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相比，这种包含着整个现实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无疑具有更全面深刻的意义，与这种生命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也必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我们说，这种超越了狭隘个体意识和精神特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实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文学主体性是一种更高层次品位的主体性。
由于文学主体性事实上具有不同的层次品位，那么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意义，而且文学上的所谓生命意识、忏悔意识、忧患意识等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它既可以是以自我为思维中心而生发的，也可以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思考而形成的，前者可能导向个人的享乐追求，后者可以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在谈文学主体性的时候，笼统地主张以人为思维中心，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及种种主体意识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文学主体性及种种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品位。文学主体性的品位不同，文学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强化相联系，那么它的某些失重和浮泛也同样与文学主体性的层次品位不高相关。
三
如前所说，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生存实践活动之间实际上并不隔绝，而是相互联系，双向流动转化的，那么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我们看到，主体在哪个方面缺憾最甚，便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审美追求：失明者偏爱于描绘明丽的景物和缤纷的色彩；失聪者则钟情于节奏和旋律；肢体残缺者更愿意表现人的强健体魄和自由活动等等。而且，由于伤残者一般都有一种深层自卑心理，而在文学中则往往偏于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的人格。这种现象从表层来说是主体精神意志的投射，从深层心理来说则根源于对自卑心理的克服和补偿的愿望。再如，一般人在生活中如果缺乏或失落了什么，在文学中也往往会有相反的表现：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温暖的作家可能描写出一个又一个完善幸福的家庭；在爱情生活上屡遭不幸的作家可能编写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怀才不遇的作家可能不停地表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喜悦等等。俗话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都可以说是对人的缺憾补偿心理及其文学审美创造（也包括审美欣赏）的一种朴素说明。此外，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使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某种调适功能。比如人在现实中受到打击、被现实力量所否定，便往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自我肯定；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理，人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也往往借助文学活动加以宣泄释放，一吐积郁，以获得某种精神解放；有时由于过度劳累也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失去平衡，文学审美活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恢复平衡，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寻求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人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崇高，理想的人格及其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进行肯定性的塑造和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莺莺、杜丽娘的纯洁钟情到宝、黛的叛逆反抗，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到当代文学中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当然，其中有的作品充分描写了某种人格人性的自由现实，也有的作品展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描写往往包含着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在痛惜中更显出对有价值人生的肯定与呼唤，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激发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畸形人格，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比如古代神话中对众恶神的描写，各民族文学中对种种丑恶人格的刻画：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悭吝人，果戈理《钦差大臣》、《死魂灵》中的人物，冈察洛夫写到的奥勃洛摩夫，鲁迅笔下的阿Q等。展现人性人格的异化和扭曲，实质上还在于唤起、激发人们对自身的反思，让人警惕自身的异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去追求合理的人生生活。
一般说来，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人在美的事物面前往往有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失落感；而在丑的事物面前则有一种恐惧感，这意味着主体在对对象的观照中内含着对自身的发现和反思，由此也生发出自我超越的愿望，从而导向重新塑造自己。因此，积极的文学审美活动就不只在寻求心理的平衡，而在于激发自身向善向美的意志情感力量，追求自我发现，超越、重塑，使人变得高尚完善，从而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和投向现实人生。克莱夫·贝尔曾说，虽然审美情感是置于生活之外和之上的，所以从中可以逃避生活，但当步入审美情感世界的人回到人情事物的世界时，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勇敢地、甚至是略带一点蔑视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被艺术品的纯审美意味激动着的男女，总是以一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走进外部世界，这种心情使得他们对于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更为敏感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可能性前景。”[2](P155-156)这种审美活动对于文学创造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都有同样的效应。其区别在于，创作活动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一种自觉投射和实现，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观照，自我呼唤，指向主体人格的自觉建构与激发；而欣赏活动则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自觉迎合与投入，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发现与反思，从而导向主体人格相对被动的建构与激发。
文学的这两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虽然在层次品位上有比较消极和比较积极的区分，但应该说都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相联系。我们知道，人生有两个基本向度：生存指向现在，发展指向未来。立足于现实生存，人们面对的现实和自我也许将永远是不完善的，生活往往会有波折，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心灵也时常可能发生倾斜，因而精神上以文学审美方式实现的补偿调适也许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而着眼于未来发展，自我有无限的可超越性，精神人格也有无限的可塑性，人生更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具有生命活力和自强意识的主体也许永远不会满足于生存现状，永远不会放弃对健全人格和完善人生的追求，这种自觉追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转化成为文学审美活动的建构与激发，并最终影响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这两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也各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从文论史的情况来看，人们在文学价值观念的这两重取向上似乎各有偏取。比如，那些把文学活动和个体的生存意义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偏于着重文学的补偿调适功能，如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王国维等；而那些把文学活动和社会变革、人的解放与发展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重视文学的建构激发功能，如俄国民主主义的批评家们和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等。从创作方面的情况看，不同的作家也往往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带来文学上几乎永无止境的争论。而人们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归根结底又和人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品位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过问题也许还有另一个方面，如前所说，文学活动首先是精神领域的活动，是人从精神上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因而它的价值也首先是精神价值。但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实践活动应当是相互联系的，主体经过精神、心理上的重新调整和建构，无疑还应当指向适应和改造现实，争取现实的解放和自由生存发展。然而实际上，对于有些人来说，却往往容易把文学审美活动当作逃离现实、退回内心的方式，满足于自己的“审美”解放，陶醉于自，由的审美境界，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现实的解放与发展，这应当是文学价值论研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文学（文论）建设中应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收稿日期：2002-09-14
篇5
本文作者：刘宗祥工作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高校体育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全面素质高校体育专业主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其他学科存在着很强的对立性，所以在高校的体育专业的教学当中的教学课程往往就会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学，从而导致了高校体育专业的学生的知识面单一，除了体育相关知识以外其他专业知识很差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与我国强调的综合素质人才来说相差甚远，特别是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由于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的教学忽视了对学生全方面素质的培养，使得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参与到实际的体育教育工作中由于缺乏其他方面的知识，不能够良好地进行学生的教学，尤其是现在的体育教学重要强调的是健康和体育相结合，高校毕业的体育教育人才由于对健康知识的缺乏从而导致了教学质量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更不用说现在的体育教学正在向着双语教学的模式进行发展，由于高校毕业的体育教育人才缺乏相关的知识，则不能进行相关工作的开展。高校体育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未能培养出全面人才，这与高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有着直接的关系，高校体育专业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落后高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是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落后所导致，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就会导致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不能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使得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的发展要求，高校的体育专业教学理念过度的强调了专业性，而没有对社会的实际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而使得高校体育的专业性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社会时代，导致了高校的体育专业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不能满足社会对于实际的体育人才的具体需求。
由于高校的体育教学存在着问题，所以必须要对高校的体育教学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从而保证高校的体育专业教学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要对高校体育专业教学进行改革就要明白体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在建立科学合理方向的基础之上来完成对高校体育专业教学的相关改革。科学合理地进行培养目标的规划由于社会对高校体育人才的需求量增大，所以高校的体育教学必须要对社会市场进行良好的分析，掌握市场对人才的实际需求情况，完成相关的课程改革、专业改革等工作，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确定不同体育专业的招收比例，保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人才的就业率，让高校体育人才的培养能够良好的满足市场的实际需要，推动高校体育专业的发展。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更加全面化、系统化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各个方面的能力培养，将各个学科教育与专业体育教育进行良好的结合，培养全面素质的高校体育专业人才，然后根据不同的专业类型来制定相应的教学内容，根据社会市场对专业人才素质能力的不同要求完成不同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将体育教育专业、社会体育专业以及运动训练专业等专业的教育内容进行良好的划分，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教育模式，保证不同专业的体育人才能够良好的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具有完善的高校体育硬件高校体育教育必须要依靠良好的体育硬件来开展相应的体育教学工作，体育专业的教育硬件将会更加的完善，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设备和器材更加能够满足不同体育专业的实际要求，能够按照不同的体育专业来对体育硬件进行良好的利用，能够3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措施在了解了高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明确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方向之后，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才能保证高校的体育教学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才能良好地有利于高校体育专业教学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
施行高校体育教学体系的改革根据市场对于体育专业人才的不同需求来对体育专业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要调整好各个体育专业在高校体育中的比例，要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完成专业的设定，把专业的划分和招收比例与市场进行良好的挂钩，使高校的体育教育能够紧跟市场的变化，根据市场的变化对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来进行相应的调整，保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人才的质量和毕业人才的就业率。施行教育内容和教学课程的改革要把其他学科的知识教育与高校体育专业的教育进行良好的结合在一起，要对原有的高校体育课程进行改革，高校体育专业的课程和内容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来完成相应的制定，对于体育教育专业，要把健康和体育进行良好的综合，同时注意学生其他知识的培养；对于社会体育专业，要将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教育工作相结合，要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完成相应的教学工作；对于运动训练专业，要科学合理地对运动训练课程进行调整，要把运动训练的质量进一步的提升。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课程和内容必须要结合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来完成相应的教学工作的开展，发挥教学的重要作用。完善高校的体育教学硬件高校的体育教学必须要在良好的硬件基础之上才能良好的完成，所以要把高校的教学硬件的完善作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工作来完成，要根据不同专业对硬件的不同要求来完成硬件的设定和购置，要在高校的体育专业教学中良好的应用各种体育硬件，通过硬件的良好使用来保证高校体育专业教学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质量，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要求。
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高校体育改革一定要结合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完成高校体育专业的教育改革，要把改革落实到高校体育专业的每一项工作当中去，改革课程、完善设施，保证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工作能够顺利地完成，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高校体育专业毕业人才。
篇6
本文作者：张天蔚胡燕玲工作单位：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因缺少环境会计核算带来的环境财务绩效评价困难问题环境会计是通过对企业发生的环境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并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数据的。因此，缺少环境会计核算会使环境信息披露缺少了一个能用货币计量的环境财务信息来源。我国目前还没有独立的环境会计准则，尚未实施环境会计核算。在现有的会计准则中，环境事项的一部分已经被化整为零地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如将企业发生的排污费、绿化费、矿产资源费等纳入到了“管理费用”中，将企业发生的环境设施支出纳入到了“固定资产”中，将环境事故引发的债务问题归入“或有事项”进行处理等等。由于目前财务报告格式和内容的局限，使得这些应披露的环境财务项目不能从现行财务报表项目中分离出来，外界很难获知，企业环境行为导致的环境财务绩效几乎没能得到反映。因环境信息利用效率低下带来的企业信息披露积极性差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管理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利用情况与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之间是正相关的。据了解，日本的企业对披露环境信息有较高的积极性，这与近年来日本企业环境信息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有关。日本企业的环境意识已经由“对社会的一种贡献”转变成为“左右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我国目前主要的环境信息使用者是政府机构和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对环境信息的需求程度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很多企业对一些披露成本很低的项目，如有无环境违规处罚情况，有无环保被投诉情况，企业的绿化率情况，对职工的职业病防控情况等都疏于披露，可见企业缺乏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使得不同企业之间的环境绩效综合得分差距较小，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环境绩效的好坏。
积极完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法规体系全面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规范体系包括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从现有的体系来看，法律层次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绩效评价没有提及；法规层面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尚未形成体系；规章制度层面仅有《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缺乏直接规范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环境绩效评价准则、环境报告准则、环境会计准则等。为此，应尽快完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法规体系，补充完善有关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法律要求；在法规层面建立起日常环境管理的法规；在操作性规范方面，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出台能够有效指导企业对外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指南或办法，使得企业环境绩效外部评价具有坚实的信息基础，再相继制定企业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方面的指南或办法，以有效地指导企业环境绩效外部评价工作的开展。努力推进实施环境会计我国目前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没有实施环境会计，即使有部分企业强制或自愿对外披露环境信息，但由于缺少环境会计系统的支持，也无法提供更相关的环境信息。因此，应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如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已完成ISO14000认证的企业、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等积极推进实施专门的环境会计，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核算以及环境活动的财务影响核算从现有的财务系统中分离出来，将以货币计量的环境信息通过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或与财务报告相结合的环境财务报告方式对外公开，这对于国家宏观调控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决策均有必要。
不断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环境责任意识在环境问题上，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十分重视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制互动关系，强调三元结构的稳定性。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政府，企业披露多少环境信息完全取决于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力度，投资人、企业管理者和社会公众对环境信息的需求远未提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应从我国企业和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养成提高为切入点，切实地提高他们的环境责任意识，才会逐渐生长出企业和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会直接刺激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使得基于信息公开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具有坚实的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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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经典与现代德育教育的关系
（一）国学经典的内涵
在中国，国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典籍就是典型的国学经典，在我们的认识中，“六艺”是儒家的核心，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经过不断扩充，“六艺”成为“十三经”，比如还有《公羊传》、《谷梁传》等。除了儒家经典外，像《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读物也是国学经典，字里行间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和处事态度。给人极大的启发。
国学经典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先人们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编写而成的典籍，因此有着丰富的内涵，即使在现代社会，国学经典仍旧没有落伍，而且发展势头良好，因为国学经典中的很多思想在现代社会也深受其用。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中，全书的主导思想就是“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书中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后天”就是告诫人们要顺应自然规律，达到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在庄子的《道德经》里，也有“道法自然”这样的经典语句。国学经典中还有“自强不息”、“以人为本”这样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在当代社会也是被大力提倡的，它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与我们的民族精神相适应，所以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学经典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让国人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添砖加瓦。
（二）国学经典与青少年德育教育的关系
国学经典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内涵、伦理道德要求，而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内容与此相关联，国学经典可以作为青少年德育学习的载体，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德育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尤其要有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力，这就需要学生能够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文化精髓，而国学经典正好能够提供这样的需求，让学生能够从经典中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当今社会，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发展的中重点，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职责就在于此，只有他们学习研究国学经典，经典才能被认知，才能被广泛传播，他们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吸收到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以身作则，扛起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
二、当代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现状
（一）当代青少年人文素养现状
随着当代素质教育的普及，青少年的素质教育较之前有很大改观，但是仍旧存在一些不平衡之处：
首先，在学习上，由于现在学校教学水平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视野不断开拓，他们具有综合素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自我诉求能力强，对学习和知识非常重视，渴望为社会做贡献，不仅能够学好专业知识，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计算机网络等新技术，外语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其次，在心理健康和价值观念的塑造上，大多数青少年有着积极健康的心理素质，对社会有着积极的认识，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对民族文化怀有传承和创新的决心，他们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振兴中华民族文化；在日常的生活中，青少年的道德感较强，能够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同情弱势群体，有着很高的社会道德素养；在遇到问题时，能够辩证思考，积极处理问题，坚持不懈，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总体来看，当代青少年的人文素养较高，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所以在社会生活中，青少年会遇到很多干扰因素和诱惑，导致一些人的素质下降，道德低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校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学校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当代青少年人文素养教育现状
在现代这个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社会，技能知识比人文知识更受学校的重视，教育无可厚非地要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匹配，但是，在科技社会发展的同时，对人文知识的漠视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从目前青少年掌握的知识来看，学生掌握的知识杂而多，很少有一定的系统性，尤其受到外语和网络的影响，外来陌生文化的吸引力会更强，而对于民族文化的掌握则较为匮乏，在调查中，青少年对于国学经典都是既熟悉又陌生，他们或许听过经典著作的名字，大致了解这些书讲的是什么内容，但极少有人进行研读，更不用说从中领悟到什么真谛。
另一方面，青少年的道德水平虽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仍然有道德低下的学生，在学习中，尤其是考试中，有很多同学为了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就采用作弊的手段，在生活中，校园暴力是典型的道德低下的表现，在物质文化丰富的今天，学生的家庭条件都较为优越，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理较为严重，这些都是人文素养低下的表现。
三、国学经典在青少年德育教育中的实践途径
（一）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社会对青少年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彼此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厚，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潮流席卷而来，在冲击整个社会的同时也冲击着校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为了让青少年少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为了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顺利地进行国学教育，全社会都应该重视起来。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的力量不可小觑，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来推送与国学经典相关的节目或者内容，提高国学经典的社会影响力。
原生家庭对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培养一个高素质，健康的孩子，所以，在提高人文素养上，家庭成员要进行积极地引导，多读国学经典，让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就打好扎实的国学基础，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人文素养氛围的家庭也会为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提供一定的帮助。
学校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的重要场所，学校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为了顺利开展国学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学校可以专门开设相关课程，让学生增加学习兴趣，教师要进行详细生动的讲解，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体会书中的内涵，尤其要结合实践进行教育，这样学生才能在实践中真正领悟到经典中的深意。
（二）营造浓厚的国学教学氛围
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现代社会学习的重要资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历史中被称为经典的作品也会有很多与时代不相符合的东西，所以，在学习国学经典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科学的眼光去学习，不能盲目地去学习借鉴。首先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国学的学习，不能随大流，要看是否有意义，还要科学地学习，不能全盘吸收或者全盘否定，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和自身发展需要有阵性地学习，将不好的去掉，留下精华；在传承和发扬国学时，要进行一定的创新变革，不能让国学经典变为僵化的知识，而是能够与实践相联系的知识。
其次，学校和学校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国学的重要性，学校要讲国学作为一门重要的教学课程，有针对性地进行衡量和考核，让学生和教师都重视起来，而教师也应该认识到国学的价值所在，在日常的教学中要积极地扩宽自己的国学知识面，不断地学习国学经典，研究国学，这样才能为学生传输更有意义的东西。
最后，青少年自身对国学要有一定的认识，学习不能带有功利性，目的性太明确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学生应该主动积极地去培养这种兴趣，从内心接受国学，真正认识到国学的价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
（三）完善国学教育制度保障
国学虽然是历史的积淀，但国学教育却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国学教育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些政策来支持国学教育的发展，高校应该开设相关课程，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将国学纳入考核范围，这样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一些学校在国学教学方面还存在问题，这是教学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因此要不断完善教学制度，制订配套的教学政策，设置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评价体系，同时在教师队伍的配置上要选有着深厚人文功底和人文素养的人来教学，不仅可以编写出优秀的教材，更能够使学生的发展更加趋向科学化。
由于现代社会，教育是头等大事，所以，除了学校之外，教育机构也是教育的主体之一，它们能够弥补学校教学中的很多不足，在国学教育中，培训机构可以投入更多的财力来支持该项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私立机构收费较高，所以很多人都是望尘莫及，因此政府就应该制订相应的政策来规范，政府可以给予结构补贴，从而让机构降低收费标准，这样才能让更多想学的人学到有用的知识，同时也会促进国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为青少年构建良好的教学氛围。
（四）精选国学经典
国学包罗万象，涵盖的学科较多，有文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所以，在开展国学教育时要有的放矢。现如今在社会中最为流行的国学经典是《弟子规》，这本书尤其对孩子思想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书中的大多数内容很有价值，但是，由于历史悠久，书中的很多观念带有明显的男权倾向，落后的封建思想随处可见，因此像此类书在阅读时就应该进行积极地引导，而不是任由学生死记硬背。
精选国学经典不仅可以提升当代人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打下结实的基础，只有将优秀的国学经典留下来，民族文化的质量才会越来越高，民族才能得以不断进步，现代人才能更加认同国家和民族文化，才能进行创新和传播。
四、结语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去借鉴吸收的东西。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但人们的人文素养却与之不成正比，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要不断地完善相应的制度，为国学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的人领悟国学经典，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更好地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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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210046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道德责任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对受教育者所提出的道德责任要求和受教育者道德水平发展的心理规律，使其掌握一定的道德责任规范，并通过其内心体验，逐步形成一定的道德责任感，养成道德责任行为习惯的活动［1］。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代大学生普遍出现了责任意识淡化、人生价值错位、道德缺失和行为失范等道德责任方面的问题［2］，医药类大学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这些情况。而医药类大学生将来大部分要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医疗卫生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务人员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医学领域的风险性，更需要敬业奉献的精神和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因此探讨医药类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教育问题尤为重要。
1 加强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的重要意义
1.1 加强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是培养合格医疗人才的基本要求
医疗卫生工作是一种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社会上有众多职业，而这个职业更要求做人诚实、正直、忠厚、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患者富有同情心，“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生命极其尊重”应该永远是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的职业信条，而其最基本的核心应是道德责任意识的培养。只有具备道德责任，才能时刻为患者着想，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尊重患者的人格与权利，对待患者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地位、财产状况，都应一视同仁；文明礼貌服务,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同情、关心和体贴患者；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不接受患者红包、宴请，不向患者或家属借钱、借物；不泄露患者隐私与秘密；正确处理同行同事间的关系，相互学习，团结协作；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等等。因此，加强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是培养合格医疗人才的基本要求。
1.2 加强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是弘扬传统医德的基本要求
自古以来历代医家都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一书中提出“大医精诚”［3］、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更是把医德具体贯穿、融化于医疗实践之中，摆脱医德游离于医疗实践之上的空洞说教［4］。医德要求医生有仁者之心，仁者爱人，故医家必须真诚仁爱为患者服务。医者以仁心施仁术，必会得到患者的敬爱和信赖，建立深厚的友谊，有些友情甚至终生不渝而传为佳话，也必然增加治疗效果。在当前商品经济浪潮中，医患之间缺乏感情沟通，一旦治疗效果不如患者理想，常因误解而引发医疗纠纷，这是医患双方都不愿发生的。有优良医德的医师，能正确处理医患关系，避免尴尬的处境。医药类大学生要具有尊师重道的品德，要尊敬导师，得到他们的爱护和教导，善于向同学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善于集思广益，同时也要尊重真理和客观法则，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立志做一个医德高尚受人敬重的医师。
1.3 加强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是推动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
当前，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受经济利益驱使和不良风气的侵蚀，部分人出现、乱收费、收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虽然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严重影响了卫生行业的形象；部分医务人员只注重眼前和局部利益，缺乏严谨、踏实的作风，如问诊不详细，检查不耐心、诊断不准确、治疗不规范、护理不到位，责任心不强，以致引发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患关系紧张，尽管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患者对效果期望过高，而现代医学水平达不到，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医患关系有负面影响，以及医患沟通不畅等原因［5］，但同时这也与部分医务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关系。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患者不仅希望缓解病情，还希望得到心理、人文的关怀等，需要更加耐心、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因此对于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要求更高，医药类大学生更要具备基本的道德责任素质。
2 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的内涵
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观的内涵包括自我责任观、他人责任观和职业责任观。
2.1 对自己负责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即培养对自我负责的一种态度。医药类大学生的自我责任观是培养对他人、职业、和社会负责的内在基础和前提条件［6］。医药类大学生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一个人首先应对自己负责，人只有具备自我责任意识，才能启动内在动力，发挥创造性，才能进一步上升为社会责任感。自我责任的基本内涵是：“自尊、自爱、自觉、自律、自主、自强。”要有对自己负责的勇气和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必须认识到，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应当对自己负责，学会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在合理的范围内，让自己好好地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我们要培养医药类大学生树立做人的责任感，建立正确的道德观，重视个人自身修养，重视锻炼身体与学习本领，提高他们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即使当自己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也应当不断地激励自己，勇往直前坚持到底，从而成为一名积极向上、业务扎实、尊重生命、品行端正的合格的医疗工作者。
2.2 对他人负责
医药类大学生的他人责任观应包括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平等待人、乐于助人、宽容度人、信任他人。人生在世，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他人负责。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个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他人的存在和发展充满同样的道德责任心，才能找到发展自己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承担责任，每个人的生存都依赖于他人对其负责，是他人对其负责的结果。因此，人生价值内容的本身，就包含着对他人承担一定责任。只有具备这样的他人责任观，才能对患者富有深厚的怜悯心和同情心，不能对患者的不幸和痛苦漠然置之，才会尽己所能地为解决他人病痛而不懈努力，提高业务能力，才能真正对患者进行心理上的、人文上的关怀。
2.3 恪守职业道德
应尽早培养医药类大学生的职业责任观。职业既是生存的必须，又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更是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类大学生将来从事的职业大多是医疗卫生行业，医疗卫生行业对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尤为突出。自古以来，我国医家一直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在现代医疗行业中，更需要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医疗行业的职业道德应做到救死扶伤，时刻为患者着想，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尊重患者的人格与权利，对待患者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地位、财产状况，都应一视同仁；文明礼貌服务，举止端庄，语言文明，态度和蔼，同情、关心和体贴患者；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不以医谋私；为患者保守秘密，实行保护性医疗，不泄露患者隐私与秘密；互学互尊，团结协作，正确处理同行同事间的关系；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等等。医药类大学生在校期间，应提前给予职业道德的培养和训练，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未来所从事职业的崇高与伟大。
3 加强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的途径
在医学类院校中，应探讨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的合理实现路径。
3.1 教育内容 科学设置
医学类院校中，合理开设弘扬优秀传统道德以及现代职业道德的教育课程，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是古代先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文明财富，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时至今日，它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克己奉公、精忠爱国的爱国主义传统，博施仁爱、推己及人的仁爱传统教育，言行一致、重诺守信的诚信传统教育以及修己慎独、知行合一的修身传统教育等等［7］都对医药类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要加强古代医德的教育，治病救人、勤奋敬业、德才兼备、博施济众的古代医德观念，对于现代医德的培养仍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3.2 校园文化 养成教育
校园文化活动是学生素质发展的基本途径，活动体验是诱发责任情感的有效手段。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加强道德责任的体验和养成，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活动方式上，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和责任，活动前，确定活动目标，明确分工职责，要求学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后总结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并有意识地引导和激发学生对于集体和他人的责任感，这是培养责任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活动内容的选择上，可以针对医药类大学生道德责任的基本要求，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如关心自我成长、生态环保、敬老助残、关注弱势群体以及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关心他人、服务社会的道德责任感。
3.3 道德榜样 积极示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首先应发挥教育者自身的积极示范作用。医学类院校的教师，自己首先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和责任意识，才能对学生加以积极的影响和引导；其次要发挥道德楷模的引领作用。选择在岗位中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医德高尚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作为教育素材，激发医药类大学生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仰，将抽象的道德规范人格化、具体化，以鲜活、具体、真实的形象影响学生的心灵，使教育更富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
3.4 教育手段 灵活开放
当前，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开放、平等、互动的特性进行道德责任教育。通过专题网站、校园BBS、个人博客等多种渠道，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超越时空限制平等对话、自由沟通，切实贯彻教育平等性原则，摆脱说教式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由、平等的对话中，领会道德责任的真谛，教育的效果会更加突出。
参 考 文 献
［1］ 李尽晖.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131.
［2］ 陈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14(4):4647.
［3］ 李文鹏.医学伦理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7:21.
［4］ 李文鹏.医学伦理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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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理论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唯实论是一种关于社会学思想性质的观点或理论倾向。因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正统派理论唯实论有相通之处而得名。
唯名论因渊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非正统派理论唯名论而得名。在唯名论看来，只有个别的东西（特殊、殊相）才是实际存在的，而一般（概念、共相）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的东西的名称；个别才是科学的对象，一般则是逻辑的对象。与之相应，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则是各人的行动的产物或互动的形式；对社会的认识是以对个人的认识为基础的，而认识社会最终也是为了认识个人。
二、结构理论
在早期的人类学理论中，从人类学的第一个学派古典进化论开始，到传播学派，以及历史特殊论和新进化论学派，并未涉及到强烈的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历时性分析范式的影响。在以因果决定论的历时分析研究方法中，没有主体能动性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当地人观点的表达。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研究范式从历时性向共时性偏移过程中被凸现出来的。
20世纪20年代，功能主义的出现，使人类学研究范式从历时性向共时性转移。历时性研究强调文化的历史起源，是纵向性研究：共时性强调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等，是横向性研究。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Alfred Reginald)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这一学派是法国涂尔干社会学主义在英国的延续。涂尔干反对用个人或是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他认为，社会现象只能从社会本身的研究去解释。
作为社会科学三大思想源头之一的涂尔干，认为社会是超越个体的强大外在物，社会自成其类并对个体产生强制。涂尔干创造了“社会事实”的概念，将其视为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的“物”，它外在于个体，并支配和制约个体的行为。
拉德克里夫－布朗深受涂尔干的影响，也认为社会是超然于个体而存在的，并且这种认识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人类学的任务在于描绘不同社会的结构体系及其运作的功能关系，再比较这些社会结构的差异及其成因。在拉德克里夫－布朗眼里，人类学就是比较社会学，他只不过把涂尔干的认识扩展到异域社会的研究中而已。
在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视域里，社会是有其客观运作规律的实体，社会学和人类学是要通过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理性和逻辑的范围内得出结论，否则便是谬论，便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形而上学。
然而此时在法国，受涂尔干社会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影响的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Claude Gustave)的结构主义，把这种结构性推向了极致。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结构”，不同于涂尔干、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所涉及的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之下的结构，是人类普通的心智结构。
能动性理论
一些人习惯把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共称为功能主义的代表，但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也被称为需求理论。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首要满足人的心理和生理的需求，社会是此基础上次生出来的，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恰恰相反。在漫长的田野工作中，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土著人也有自己的理性。“在整理出土著风俗的原则和规律时，在从搜集来的证据及土著人的陈述中取得这些原则和规律的精确准则时，他发现，这种格外精确与真实的生活格格不入，真实的生活从未死板地依附于任何原则。”马林诺夫斯基关注当地人的观点，但是，他关注更多的是方法论问题，对于当地人的观点，他并不放心，所以在访谈与参与之外，他还强调了观察，正是通过对观察和访谈结果加以对照，他得出，土著人所说的并不一定代表他们所做的。
弗雷德里克•巴特(Barth，Fredrik)在实践能动性的方面，研究的更深入一些，并且由此开始人类学中结构与能动性的争论。巴特的理论被称为交易理论或是互动理论。其实在巴特之前，已经有一些人类学家涉及到互动理论，如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巴特的关注点是：一个社会是怎样通过人们所作的各种利益选择决定来生成和维系以及改变的。
如果说巴特互动理论是人类学能动性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开始，那集大成者却是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格尔茨是极具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试图把人类学带向了科学，那么格尔茨所做的便是把人类学从科学引向了人文。他不像其他人类学家，试图从多样化的文化中推知全人类共通的人类认知体系，而是在于通过了解“当地人观点”，来阐释当地的文化与社会，理解“地方性知识”形成独特的人观。关注当地人观点，是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基本内容，更是主体能动性研究取向的重要标志。
结构与能动性理论的综合尝试
以上论述了人类学理论变迁中结构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分析了具有能动性的理论。但是，无论是结构理论还是能动性理论，都具有自身的缺陷。结构理论过于强调外在的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制约，而能动理论则忽视了社会的存在。但从上面的理论中看到，人类学理论中的结构流派和能动流派都并非极端的决定论者，结构理论不乏对能动性的关注，能动性理论同样也在探索社会结构这一问题。
针对结构与能动性的双重特点，布迪厄提出了“惯习”( habitus)这个概念，并且这一概念贯穿于布迪厄理论的始终。Habitus是一个拉丁语的借词。“惯习”这个概念，不只用来表示同人的行动时刻伴随、并指导行动始终的社会意识，而且还用来强调与社会结构共时并存、同时运作的行动者的禀性系统。“惯习”具有典型的结构与能动性的双重性，它巧妙的将看似相互对立的力量和因素结合起来：将物质性与精神性、主观和客观、外在和内在、静态与动态、历史与现实、实在与潜在等各种因素和力量，都在“惯习”的结构及运作中，相互穿插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它表现的是行动者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但“惯习”不是宿命。由于“惯习”是社会结构内化为人格，又外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随着经验而变，从而也在经验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是调整行动者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
参考文献：
[1] 涂尔干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
[2J Adam・kuper著，贾士蘅译：《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林诺斯基到今天》，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八年七月初版。
[3]涂尔干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995。
[4]拉德克里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转引自Adam・kuper著，贾士蘅译。
[5]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6] 《英国社会人类学――从马林诺斯基到今天》。
[7]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8]庄孔韶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9]皮埃尔・布迪厄，蒋梓骅译，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篇10
经济学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若干重大理论争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再研究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就“斯蒂德曼诘难”、“世纪之谜”问题、价值转形问题和“置言定理”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理论脉络梳理和创新性研究。马艳教授认为，“斯蒂德曼诘难”的破解并非是要在其理论逻辑上突破，而是可以运用联合生产思想，从污染产品的“负价值”出发，解释“负价值”的存在性及其现代价值。“世纪之谜”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之间将出现多种不同的关系状态。转形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分析由资本流动开始到最终均衡的转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结论。而“置言定理”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现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内涵变化，在其内涵变化的新假定条件下，平均利润率将出现上升、下降和不变三种不同的变动趋势。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探讨了《资本论》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最经典定义出自《资本论》第5章“劳动过程”一节。在该节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包含“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双重逻辑，并由此产生两种对马克思的不同评价：马克思是一个主张“对自然的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强调“自然的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两种评价，韩立新教授认为，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双重逻辑和两个评价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从唯物辩证法出发，这一矛盾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更高层次的统一，即以“根源性自然”为基础的“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的辩证统一。因此，在环境问题上的方法论既不可能是“自然中心主义”或“生命中心主义”，也不可能是“技术乐观主义”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应该是内在地扬弃了二者的对立，实现了两者辩证统一的理论，如果借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就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教授认为，人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转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从而认识不到马克思强调的“误差”的意义。事实上，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后的总生产价格、总利润与最初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能否同时相等并不是马克思转化理论的实质，生产价格决定能否在不同条件下始终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这一点是完全能够得到证明的。所谓“转形问题”的百年争论，反映了不同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思想的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验证马克思转化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种种逻辑问题，这恰恰暴露了它自身的根本缺陷。由于不能正视自身的“资本计量问题”，它不可能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误差”及均衡利润率与货币利润率的差异；由于数学形式化，它难以理解所谓“一般条件”的现实含义，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逻辑悖论而又无力自省。
篇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但就业率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我国失业问题，但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系统的理论来解读。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来源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劳动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即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还与资本家通过在内涵方面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有关。因为当单个工人能够较以前提供更多的劳动，则可变资本增大时，资本家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现有工人来推动更多的劳动。哪怕是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也只会使就业人数减少得更多。“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此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减少，更为迅速。”第四，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有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而长期失业者往往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处于长期失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第五，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机器排挤工人及其补偿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使用机器，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获得最大的资本增值。“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特别是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如果还受本身的技能制约，则社会总体的失业率还进一步地升高。同时马克思并不同意“排挤工人的机器，会同时游离出相应地资本，从而可以如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的观点，并认为，可变资本减少，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下降，长期下去会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失业。这样，“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第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对扩大就业或减少失业有重要作用，因为分工能增加生产力。“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应的作用，又有负面效应的作用。例如，正面效应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数增加”。而负面效应表现在它可以使工人长期处于技能单一，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最后导致能力弱化，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的境况。“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的专业”。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不稳定的工作与失业后不易再就业的矛盾。第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受资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工人劳动效率低，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是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克服下列困难：第一，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否对当代中国失业问题有现实意义；第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笔者尽管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过时了”的观点，也不赞成有的学者要用“建设的”取代“革命的”的观点，但要用马克思失业理论解读中国当代的失业问题，的确必须要说明其具有现实性。
此外，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结果。当代中国的失业，是否也是根源于资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状，是否仍然受社会分工、产业结构变化、技术结构调整、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呢?如是，则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其
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有以下内容：
第一，认为技术进步促成的机器使用和劳动分工对劳动者技能造成损害及约束，从而限制了就业的数量，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通过管理，会尽量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过程中，以大机器的使用为代表的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它的应用不光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还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即机器的使用，目的是为了减少成本，不是为了工人。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是类似的。
第二，认为工资高低会影响失业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按照边际收益产品来支付工资，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即不会出现失业。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研究失业问题的视角不同，且使用的经济范畴也不同。
第三，认为消费需求对失业状况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认为，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将起到双重作用，使生产成本上涨及价格下降，从而造成危机导致失业。按照另一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模型，低工资反而无助于高就业。因为由收入分配决定的低工资往往使得消费增加。Marclavoie认为，高工资产生失业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现有的有效劳动需求条件下，工资下降使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时，需要依靠来自利润的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才能维持总的有效需求。但无论是资本家的自主花费或政府花费，都将最终伴随工人工资的降低，使得“失业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降低工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应的结果。Rowthorn及Glyn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1979―1985年期间，一些人均消费大幅度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失业率也很高。
第四，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是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的重要观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当然，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有赖于经济增长。另一著名的理论是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表明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高低及消费需求对失业的影响，指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从现实性看，这些理论较之马克思失业理论更符合当代时空条件。然而，其内容在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时，有着较大的缺陷。其一，这个理论本身与西方国家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的可信度差。其二，这个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与趋势，与当代中国失业的现状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可信度进一步减弱。例如，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尽管达到空前的地步，劳动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并形成了长达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国中兰开夏大学的高级讲师密尔沃特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不断上升。英国1960年的失业率还不到2％，以后不断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来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业率不到5.4％，1997年超过了12％。日本1960年失业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达到了3％的历史高峰。德国1960--1966年基本上无失业，但以后失业率不断上升，1995年达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国1980年的失业率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业率为4.1％，1997年升至12.5％。荷兰在1970年，失业率仅为1.8％，1997年则达到6％。澳大利亚1960年失业率仅1.2％，1997年达到8，5％。在经合组织(OECD)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和爱尔兰情况稍好，失业率时高时低，但总体水平仍较高。如美国在1982年和1983年，失业率超过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还将持续走高。本人认为在2009年将达到7％左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而就业增长率除了1990年达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远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的水平。就业增长弹性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25％，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5％，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414个百分点；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6个百分点；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6％，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9％，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122个百分点；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O.9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6个百分点。2006年，GDP增长10.7％，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至今，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严重不相符合的情况。
三、理论的困惑及实践的出路：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解读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而这些在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中也早有论述，只不过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罢了。如果考虑到两种理论在“失业”这个经济范畴的内涵上并无根本冲突和歧义，且考虑到时序的延续性及理论的发展性，也可以认为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受到过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失业理论。
然而，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两种理论产生了根本的冲突。马克思失业理论要求从根源上解决资本无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的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的途径达到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
马克思失业理论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原因、表现形式，又指出了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及引发的社会后果，显得系统而严密。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对失业的原因分析得多，对失业的根源揭示得少；对失业的表现形式论述得多，对失业的社会后果及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论述得少，其系统性不如马克思失业理论。
通过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在解读中国失业问题的时候
均会出现理论困惑：马克思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业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尽管形成于当代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现实性，但其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乃至与世界的现实情况严重不合。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任何理论都需要有系统性、现实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实或检验，即没有相符性，其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业理论不能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理所当然地不能作为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依据。
篇12
1、体育教师的综合能力素质偏低
对于体育教师的能力素质评价，社会舆论认为一般甚至偏下。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在于体育教师的培养过程。体育教师多出自体育院校，其课程要求对于体育教师的知识、技能要求单一性较强，其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累积、转化形成的能力素质也就偏专业科目方向，综合能力素质也就大打折扣；其二，在于体育教师未主动积极提升自我综合素质。在担任教师工作后，体育教师普遍更加放松对于其他知识、技能的了解与学习，使其他知识、技能更难以转化为自我的能力。
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关系着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其对学生教育。所以，除了掌握运动技术水平外，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和其它技能的学习，才能真正提高教学水平。
1.1提升体育教师综合能力素质，重在培养阶段。学校体育教学最大的弊端在于重成绩、重眼前，功利主义教学制约了学校体育教学的的发展。体育教师在学生阶段，虽然掌握了科目传授的体育知识技能，然而并未接受到新的体育教学思想培养，综合知识的培养更相对匮乏，使其在后期的教学阶段也难以创造性思维改进教学。而重复依照教科书和参考书，按照课程标准进行呆板授课，一方面，造成学生持续对体育认识浅薄；另一方面，也使体育教学难以跟上时代步伐进行即时变革。
1.2一名称职的体育教师不仅需要专业运动技能的展现，应主动进行自我提升，以更好地实施教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又是其最基本的，最必须具备的。首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机会与其他课程相比是具有实践性的。可以说，其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着影响。比如，体育教师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在传授某个运动动作要领时，教师不仅要教学生怎样才能做到标准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传授相应理论知识给学生。如果教师自身表达出现问题，学生又怎能领悟其运动要领的关键所在，又怎能正确地进行知识技能的锻炼？其次，个人道德修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体育教师的个人修养，相比其他教师，会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学生。教学场地清洁卫生的保持，公共场所不抽烟，身着如何得体等，如果教师都不能做好，学生会得到怎么的示范？
2、体育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素质的探讨
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首先，应当是一名称职的教育工作者；其次，体育教师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满足新形势下提出的教学要求，具有更新知识，顺应发展，不断完善的能力。第三，应具有现代教育意识，掌握先进教学方法，善于观念更新和勇于开拓创新。第四，具有体育教师应当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向技能，以及传授知识技能的能力等，具体地讲，当代体育教师应当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素质要包括： 2.1丰厚的文化底蕴。人的文化积淀的多少决定了人的素质高低。新时期，体育教师的培养，要强调文化基础，重视文化修养，不能只停留在单一的课本书面上，这样才能促进体育师整体质量的提高，增强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和社会单位的用人信心，改善社会大众对体育教师公共形象的偏见认识。
2.2扎实的领域知识。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体育教学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专业内和专业外的内容。因此，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根据职业特点具有过硬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多学科知识，如教育心理学知识、理科与生物学科知识、方法论知识、逻辑学知识、美学知识等。
2.3优良的道德品质。任何一种职业都要求人们具有与该种职业相适应的道德品质，一个合格的体育教师必须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有：
2.3.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思想情操，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言行一致，讲文明，有礼貌，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
2.3.2优秀的职业道德，是体育教师最基本的品质之一。只有对体育教师工作认识正确，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有坚定的志向与毅力，对工作有隆厚的热情，才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体育事业，作出卓越成绩。
2.3.3朴实的工作作风，踏实工作，谨慎谦虚的教学态度，善于团结同志，任老任怨，不怕苦累，始终精神振奋的工作。
篇13
作者简介：章辉，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山东曲阜273165）
西方谚语说，谈到趣味无争辩；中国也有谚语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即是说，人们的趣味和偏好无规则可言，结论就是，不存在趣味的标准，也就不存在正确的批评，无所谓批评的法则。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对批评标准的追寻是错误的，一个作品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和原创性。没有两个作品是完全一样的，批评也就没有标准。但更多的时候，艺术评论是基于作品的某些特质，我们做如此如彼的评价，是因为作品有那些特质。我们要承认，艺术品是能够被评价的，即是艺术品具有这种或那种优点，这无关于个人的好恶，而且这种判断是可以讨论的。因此，从现象上看，艺术评价就既可能是表达了个人的趣味而无一般性的规则，也可能是基于作品的可见可得的特质而具有可分享性、共同性和可沟通性。跟其他诸多问题一样，艺术批评问题也是当代西方美学的歧义纷纭之地，美学家的观点都是在对他人观点的批评的基础上得出的。我们看相互之间的批评，可见各位美学家的观点、方法和立场的分歧，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推进中国当代美学和文学批评学科的建设。
特殊主義与问题的缘起
在艺术评价中，有三种基本观点：1.在对艺术品做出判断时，我们使用了逻辑和推理。2.推理本质上是普遍性的，因此是依赖于原则的。3.审美评价中不存在原则。这三个观点看起来都是可信的，但整体看却是矛盾的，因此必定有一个是错的。特殊主义否定2，普遍主义否定3。在当代西方，有些美学家同意艺术批评家确实提供了理由，但他们认为一个理由并不牵涉到原则。实际上，他们认为艺术品根本不能被评价，艺术批评中的评价性语言并非用于评价性的目的，它只是提醒读者注意艺术品的某些特质。特殊主义拒绝了艺术批评中的相关原则，它有两个观点，一是艺术品是唯一的，因此不能说一个作品比另外一个作品好，比较是无意义的。但这种观点的问题是，一方面可以说任何事物和事件自身都是独特的唯一的，许多艺术品是高度个性化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不能比较艺术品的优劣。它的第二个观点是，一个作品的某个优点可能不是另外一个作品的优点，甚至可能是其缺陷，因此，关于这一特质应用于所有艺术品，不存在一般性的原则。这第二个观点就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批评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判断常常提出理由，比如说《战争与和平》是伟大的，因为它对其主要人物既有远观也有近看。我们常常意指艺术品的某些特质以支持我们的判断。问题是，援引不同的特质以支持我们的判断，那么，在理由和论断之间必然有某种逻辑关系。但是，特殊主义认为审美评价中不存在一般性的理由。按照这种观点，当我们说某个艺术品是雅致的基于其流线型轮廓的时候，我们并非认同这种观点，即一般来说流线型轮廓是艺术品的好的构造性特质。特殊主义的代表之一英国当代美学家斯图亚特·汉普夏认为，当一个批评家对某个作品有了积极的论断，他是意指到作品中的共享的特质，认为那个特质在作品中具有积极的价值，但汉普夏否定艺术品的特质具有普遍的极性。比如，如果雅致在某个艺术品中是肯定性的特质，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艺术品只要有雅致，它就是好的。特殊主义否定任何特质具有普遍性的极性，也就否定了普遍性的可能。即是说，它坚持的是具体作品的特质的特殊性，雅致在这个作品是积极的价值，在另外的作品中可能并无积极价值。那么，批评的目的何为？汉普夏的观点，是展示某种东西或唤醒读者的注意，或者是要欣赏者去看艺术品的独特特质。他认为，艺术批评跟道德判断没有类似之处，艺术批评的原则和标准不可比较于行为的原则或标准。因此，一个作品是好的其原因无法比较于某个行为是好的的原因，这是因为艺术品是任意性的（gratuitous），它本质上并非回答某个被呈现出来的问题。任何人可能基于任何理由去跳舞，去获得多样的目的。但是一个欣赏者可能只是欣赏舞蹈动作的内在特质，不顾外在目的。因此，舞蹈从这个角度看是任意性的，它不再是一个行为，而是变成了一套运动。但是，基于道德问题的行为不是任意性的，它是必需的，某些反应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优点和好的行为本质上是可重复可模仿的，但艺术品不是这样。模仿一个正确的行为是正确地做某种事情，但一个艺术品的拷贝本不必然就是一个艺术品。即是说，特殊主义认为，艺术品的特质是独特的、特殊的，因此不存在一般性的批评原则。那么，艺术批评中是否存在着推理和原则，是否需要推理和原则，需要什么样的推理和原则就是核心问题了。
普遍主义及其问题
如果某幅画基于左边的一块颜色而获得平衡，特殊主义者说，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在那个位置，有类似颜色的绘画也会获得平衡。特殊主义者这么说是对的，但特殊主义者由此认为批评中不存在普遍性的理性（generalreasons，原则、推理）。美国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主张普遍主义，反对特殊主义，他认为，理性作为理性，必须具有逻辑性、一致性。比尔兹利的艺术评价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说明批评性理性（criticalreasoning）是如何运作的，即是通过应用工具性价值的观点，看艺术评价是如何逻辑地推导于批评性原则和推理性声明的。比尔兹利的艺术评价理论包括两个部分，即关于艺术的批评性推理论，他称为一般性标准理论和艺术价值的本质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他的核心观点是，艺术批评预设了一般性原则，特殊艺术品的评价建基其上。
对于特殊主义的一个作品的优点可能是其他作品的缺点，因而对于这些特质，不存在一般性的原则的观点，比尔兹利表示部分赞同，但他认为，我们常常说的单个的孤立于其他特质的特质的说法是错误的。当某个作品有特质B和C的时候，特质A在这个艺术品中可能是优点，但当这个作品缺乏B和C而是有特质M和N的时候，特质A可能不是优点。艺术品的特质经常是以集合的方式运作着，有些特质集合在一起运作得很好，但其他的未必就很好。要理解单个的特质为什么有助于某个艺术品，常常得看它是如何与其他特质结合着的。比尔兹利认为，存在着基本的好的特质，它们是主要特质，产生了一般性的原则，这就是强度（intensity）、统一（unity）和复杂（complexity）。即是说，在一个作品中，有强度、统一或复杂，作品常常就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他明确说，只有强度、统一和复杂贡献了艺术品作为艺术的价值。艺术品的价值在于生产审美经验，这三种特质能够生产审美经验，能够产生高度的审美经验的艺术品就是好的艺术品。比尔兹利给审美经验的界定也是统一、强度和复杂。他的理论是，艺术品的价值来自艺术品的现象性的客观特质在主体身上产生有价值的经验的能力，即是主体的统一、强度和复杂的经验的能力。为了应对特殊主义的批评，比尔兹利引入了主要标准和次要标准。如果某个特质依赖语境而成为优点或缺点，它就是次要标准，而主要标准总是有价值的无论在何种语境之中。比尔兹利承认，艺术品中的某些特质在某些作品中是优点，但在其他作品中是中立性的或者是缺点。我们可能赞扬某部戏剧作品基于其幽默，但在其他戏剧或小说中是不合适的时候，幽默就降低了艺术价值。比尔兹利认为，这样的特质只有在结合其他特质，只有在贡献主要的标准和积极的评价的时候才是优点。这里主要标准指的就是统一、强度和复杂这三者。也就是说，比尔兹利允许语境能够改变作品特质的价值。在拒绝其主要的评价标准的可变性，相对化所有其他的审美特質的价值之时，比尔兹利维持了他的理论的连贯性。
在比尔兹利的理论，统一由连贯和完整结合而来。某个作品是完整的当它似乎无需任何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它是连贯的当它无需任何无关的东西即每个元素都契合了需要的时候；强度指的是艺术品的拟人性的局部性（regional）特质的活力。统一、复杂和强度自身都是局部性特质。局部性特质指的是复合体的元素或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特质；拟人性特质指的是描述人的术语，包括情感状态和形式特质诸如活力、生动、雅致、精美等，在应用于艺术品的评价时，这些特质大体等同于作品的表现性。在谈到好的诗歌的时候，比尔兹利具体说明了这三原则的应用。比尔兹利说，要成为艺术上好的，一首诗必须把某些不同的意义集合在一起，包含对立的或相反的或张力性的元素。它必须统一它们以便其张力被包含在一个整体之内，这个整体具有显著程度的统一和独立。作为一个整体，它必须呈现某种普遍性的特质，或一套特质即局部性的特质如忧郁、讽刺、巧智、活力、生动等。它展示的复杂性越多、统一性越高，其特质的强度更大，诗歌就越好。如果这么思考诗歌艺术的好，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宽泛的范围。一端是最好的诗歌，因为它们的特质均处在很高的程度，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尔兹利认为，审美经验的客体无关过去与未来。这种观点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即审美经验是疏离性的（detached）。如果一个艺术品作为审美经验的客体，其某些方面意指到经验之外的世界，那么因为审美经验的疏离性本质，作品的意指性关系在经验上就断裂了。结果，意指到审美经验之外的东西在艺术评价中并无功能，因为它们对审美经验无贡献。在他看来，只有艺术的内在的、非意指性的特质，即统一、强度、复杂等对审美经验有贡献，因此也对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有贡献，意指性的特质诸如道德的认知的内容被明确排除在艺术品的评价之外。
那么如何区分坏的艺术、中等的艺术和好的艺术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性评价问题，即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评价艺术的价值。在比尔兹利的观点中，作品的审美价值依赖其生产的审美经验，作品按照能够生产何种程度的审美经验以评价其价值高低。一个作品能够生产高度的审美经验，相比一个生产较低程度的审美经验的作品就是更好的。很显然，比尔兹利的观点存在诸多问题：1.审美经验的强度有程度问题，何种程度才能是高度的呢？这是难以明确量化的。2.审美经验是个体性的，面对同一个艺术品，个体审美经验的形态差异很大，难有衡量的尺度。3.把审美价值归于艺术品所产生的审美经验，这就是从效果界定艺术品的价值，冲突于比尔兹利对于艺术自律的强调和对影响谬误的否定。4.所有物体要么具有实际上的或者至少是现象性的统一，比尔兹利的统一标准本身不能区分审美客体与其他种类的物体。对于复杂，也是如此，比如一只公鸡和一台电脑都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物体，但这些不是他意指的审美客体。统一和复杂在日常经验中到处存在，它们并非审美客体所独有。
就艺术评价问题，比尔兹利与特殊主义者之一的美国美学家威廉·E.肯尼克产生过争论。肯尼克在文章《传统美学是基于一个错误吗？》中说，艺术评价中不存在一般性的可应用于所有艺术品的规则、标准、教义或法则。他说：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无障碍地赞扬某部小说基于其栩栩如生，另外一部小说基于其幽默，第三部小说基于其情节或人物，……波提切利抒情诗的优雅是他的荣耀，但乔托和夏尔丹不能因为他们的诗歌是不同的规则就要被谴责……不同艺术品可能是值得赞扬或被谴责的基于不同的理由，不会基于同样的缘由。在某幅画中值得赞扬的特质可能在另外一幅中要被批评。很显然，肯尼克否认存在着一般性的批评标准。比尔兹利否定这种观点，他提出的“一般标准理论（generalcriteriontheory）”即是认为存在着支持批评家的判断的理由，这就存在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反对比尔兹利的观点认为艺术品是独特的，但比尔兹利认为，存在着审美客体的类型，它们的成员共享重要的特质，不能否认特定的基本的感知法则存在于所有的视觉设计之中，就如具体个人的道德困境差异很大，但勇气在任何人都是一个优点。比尔兹利撰写文章《论批评理性的一般性》系统反驳肯尼克的观点。
肯尼克的第一个观点是，一般批评理论错误的地方是，诗歌中不存在充分又必要地成就其好的单个特质。比尔兹利承认诗歌没有必要的充分的好的条件，但这就意味着一般标准理论是错误的吗？虽然某个特质可能出现在一首差的诗歌而缺席在某个好的诗歌中，因此它既不能保证诗歌的好，也非不可缺少，即便如此，它还是给诗歌的价值做出了贡献。就如某个人缺乏宽宏大量但可能是好人，另外一个人可能宽宏大量但不是好人，但这不意味着宽宏大量不是一个优点。因此，类似的，不是每一好的诗歌都具有深度，不是每一具有深度的诗歌都是好的，但深度总是好特质。
肯尼克的第二个观点是，假如不同的特质在不同的语境中是优点，情况会怎么样呢？比如，幽默在某个作品中，悲剧性的力度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或者抒情诗的雅致在一幅画中，史诗的力量在另外一幅画中都是优点。这就是说，艺术品是具体的，艺术特质也是具体的，不存在一般性的艺术特质与艺术价值的关系的规则。那么，这就否定了一般标准吗？比尔兹利的回答是否定的。比尔兹利说，只要抒情诗有了它，雅致仍然是一个好特质，史诗的力量也是如此，只是它们不能被同一幅画所拥有。我们欣赏某个人的勇气，另外一个人的敏感，但我们很少见到有人能够高度地结合这两个优点。类似的，诗歌擅长某个优点，可能就不擅长另外一个。
肯尼克的第三个问题是，有些特质在一些作品中是优点，但在其他作品中根本就不是优点，比如现实主义，有时候它是优点，有时候不是。比尔兹利说，这也没有驳倒一般标准理论。诗歌有许多特质，有些特质是成对的，有些是成束的。有些自身就贡献了作品的价值，但其他的要结合其他特质才能如此。这一原则在生活中应用广泛，比如说，面包不吸引人，黄油不吸引人，但是面包和黄油在一起就是吸引人的。或者我们可以说，黄油有时候是吸引人的（当有面包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吸引人的（没有面包的时候）。这样，当我们发现某些特质在某个诗歌中是好的，但在另外一首诗歌里是中立的时候就不感到奇怪了，它的好依赖于与其他特质的合作。比如幽默在一部戏剧中是优点，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缺陷。那么幽默是一个优点吗？一般标准理论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有些标准从属于其他标准，比如幽默在某个文本中是优点因为它提供了戏剧性的张力，但在另外的文本中是缺陷因为它减弱了张力。我们承认幽默不是一个一般性的优点，这是因为我们承认高度的戏剧张力是一般性的优点。但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意味着对于好的戏剧，戏剧性的张力要么是必要的要么是充分的条件，也不意味着所有缺乏高度张力的戏剧必然变得更好如果增加它的话，因为某些戏剧可能因此失去某些其他的特质。一般标准理论考虑这些变化，它将构造更多的一般性的更为基本的标准。我们能够区分两种类型的批评标准，比如特质ABC是主要的（肯定性的）审美价值的标准，如果增加其中的一个，不减少其他的，就常常使得某个作品更好。某个既定的特质X是一个次级的（肯定性的）审美价值的标准，那么X的出现或增加常常就导致主要标准的一个或多个的增加。次级标准是从属性的和条件性的，主要标准总是积极地贡献了作品的价值，而它们的缺席总是作品价值的缺陷。
美国美学家阿兰·古德曼指出，比尔兹利的观点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不能说强度总是肯定性的。似乎应该是，基于批评家的不同趣味，增加不同的拟人性局部特质的强度可能有否定性的也可能有肯定性的审美效果。即是说，高强度并非就一定是好的，超过了一定程度就是否定性的审美价值。二是，同样的价值逆转也会发生在其他的主要审美特质在不同语境中相互作用之时。比尔兹利说，有些高强度的特质只存在于简单的作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基于其简单性而赞扬它们，而是基于其强度。他还注意到，在某些作品中，特质的强度的获得是以牺牲统一为代价的。这样，作品并非总是基于更为复杂或更为高强度而是更好的，因此，这些并非总是优点。比尔兹利最多只能说，当三者之一并没有减损其他二者的时候，每一个才能是优点。阿兰·古德曼说，更多的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三个特质的相互作用，很多作品被人们赞扬是基于其简单性，比如罗斯科的绘画、俳句、摇篮曲，等等，或是基于它们的敏锐和平静（缺少强度）。从消极面看，复杂可能导致混乱，统一变得乏味，强度变成刺耳的。这些都依赖于语境和趣味：某个作品可能是高强度地丑陋、高强度地乏味、高强度地刺耳；而且，在一个批评家看来是高强度地刺耳的或令人焦虑的，另一个批评家可能视为繁茂的或有力的。同一个特质在不同批评家看来是好的或坏的，似乎都没有错。因此，不能说，强度、统一或复杂，总是使得某个作品更好。阿兰认为，对于艺术评价，不存在关系到这些特质的审美原则。审美特质相互作用在语境中，这是无法预期的，况且还存在着趣味的差异，这些都否定存在着这样的原则。但这并非否定我们能够赞扬某些作品比如海顿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的统一，而是说，增加了作品的统一的技巧和特质并非常常就使得作品更好。那么，能否說在缺少与其他特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这些特质会使得作品更好？阿兰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作品的特质都是相互影响着的。可见，阿兰的立场类似特殊主义，比尔兹利的普遍主义在这种立场看来面临诸多难题。
普遍主义的完善
面对特殊主义的质疑，持普遍主义立场的其他美学家纷纷完善和发展比尔兹利的观点。在《一般标准和审美中的理性》这篇文章中，英国美学家弗兰克·西伯利从批评比尔兹利的观点开始，提出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性原则。比尔兹利有三个主要的或基本的肯定性的标准，即统一、复杂和强度，这些标准他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其他标准即次要标准都是“冒险的”。要使得后者中的任何一个是安全的话，它们必须联系到一个或更多的主要标准。西伯利认为，比尔兹利的“冒险的”标准要做进一步区分，这个区分比尔兹利没有有意识地去做，但他是意识到了的。比如比尔兹利说了，双关语在某个作品中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它就是一个次要标准。要说它是一个优点，比尔兹利说，必须指出它是联系到某个主要标准。但是，西伯利认为，比尔兹利忽视了一个重要差异。“X包含许多双关语”，是说X包含某个自身完全是中立性的特质，因为双关语并非暗示审美优点，也非暗示审美缺陷。要说明某些双关语自身是优点，西伯利认为，需要一个相关的解释，即它们是生动的、打动人的、启发性的等；要说它是一个缺陷也需要这样的解释，比如它们是呆板的、分散注意力的，等等。但这句话不同于“X包含戏剧性的张力”。说某个作品包含戏剧性的张力，就如说它有雅致等特质，是说这个作品本质性地具有审美优点。西伯利认为，存在着无限量的本质上是肯定性的审美优点，比如雅致、优雅、智性、平衡等，还有无限量的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审美缺陷即滥情、俗艳、丑陋等。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或主要的审美标准，有些是优点，有些是缺点。西伯利强调，这些特质（肯定的或否定的）自身就是审美价值的根基，它们类似伦理领域中的诚实、良知、体贴等。我们不能说，这个作品是坏的因为它很雅致，这个作品是好的是因为它的俗艳。因此，西伯利认为，所有这些，不仅仅是比尔兹利的三个，才是基本的或主要的美学标准，有些是优点性的标准，有些则是缺陷性的标准。而那些中立性的特质，必须借助相关的解释才能变成优点或缺点，才能具有审美极性。
为什么比尔兹利认为西伯利说的这些基本的或主要的审美标准是不充分的、“冒险的”呢？原因很显然，比尔兹利认为，雅致或戏剧性的强度不必然是优点，在某个具体作品中甚至可能是一个缺陷。那么，为什么某个特质，单独看本质上是优点，在某个具体作品的语境中却是一个缺陷呢？西伯利认为，这里我们需要某种解释，一个逆向性的（reversing）解释，这种解释不同于为什么某个中立的特质比如比喻或双关语出现在某个作品中是一个优点的解释。西伯利指出，比尔兹利从来没有区分这两类情况，他把它们合并在一起，认为它们需要同一类型的解释，把它们再一次联系到他的一维标准之中。那么，什么是逆向性的解释呢？比如一个简单例子，当某人发现某个作品的某些部分是高度喜剧性的，其他部分是高度悲剧性的，他就必须判断喜剧性的情节是否分散了或推进了悲剧性的特质，或者相反。如果他判断这个作品中悲剧性的元素是主导的，喜剧性的元素分散了或稀释了悲剧性的强度，那么，喜剧性的元素虽然自身是有美学价值的，它在这个作品中也是缺陷，因为它稀释了主导性的悲剧性的强度。西伯利说，这里不存在普遍性的机械性的原则和程序去确定哪些特质在作品中是缺陷，你必须去看和听。但是如果批评家确定了这个作品中的喜剧性元素是缺陷，那就必须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一般性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作品的悲剧性为其喜剧性的元素所毁损，或者相反。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不仅仅在艺术品中存在。西伯利认可的一般标准是雅致、优雅、幽默、微妙的特质、戏剧性的张力，等等，这是基本的审美标准。但是，他强调，在具体作品中，这些特质只是表面上的（prima-facie）优点，不必然是作品的实际的特质。如果没有合适的逆向性的解释的话，它们就是实际的特质。总结就是，不同于比尔兹利，西伯利认为艺术品的特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中立性的特质，比如比喻和双关语，它们在具体作品中是优点还是缺陷，都需要某种解释。其二是存在着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审美特质如俗艳、滥情等。第三，存在着表面上是肯定性的审美特质如雅致、戏剧性的张力等，它们是否是作品的实际的肯定性特质，取决于是否需要某种逆向性的解释。这就是说，即便是肯定性的标准也可能在艺术品中不发挥积极的功能，因为这个积极特质可能与其他特质相互作用而减损了艺术品的价值。很显然，西伯利吸收了特殊主义的观点，而且，他所列举的肯定性特质比比尔兹利的要多。
比尔兹利假设，如果某个特质要成为主要特质，这就必须是在每一个作品中都以一维性方式行驶着功能。西伯利认为，没有必要去寻找在每一个作品中都以一维的方式行驶功能的特质，也不可能找到比尔兹利所要的那种东西，他的三个基本的肯定性标准是有问题的，西伯利以统一为例予以说明。统一自身是个空洞的概念，它必定是关于某种东西的统一，是为了某种目的或属于某种类型的。首先，我们只能以一种第二秩序的方式（asecond-orderway）应用统一。比如，如果我们认为这部戏剧包含了悲剧和喜剧的情节，我们就要确定这些情节是否相互推进或相互稀释。如果是前者，作品就是统一的；如果是后者，作品就不是统一的。因此，判断作品具有一个或多个本质性地具有审美价值的特质在逻辑上优先于对统一的判断。其次，统一，不像雅致或优雅，根本不是审美标准。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够展示统一，比如一个政治团体。而且，作品中的统一可能并非审美的或艺术性的统一。一部很差的小说，它的情节胡乱地组合在一起，在它宣传了单一的、连贯的政治教义这一意义上，也可能说它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缺乏艺术价值。同样，一部小说可能包含复杂的多样性的滥情，不是内在地不一致而是统一性的，因此是相互“促进”，产生了整体性的高度的滥情。一个花瓶可能具有多样的丑陋的特质，如轮廓、装饰、颜色的组合，是一个统一的或相互加强的丑陋的元素的综合体，构成了高强度的丑陋。这样的作品，也具有统一、复杂和高强度的局部性特质，但整个来说并非具有肯定性的审美价值。因此，西伯利的观点是，某些高度的统一的和复杂的局部性特质是缺陷。
延续比尔兹利和西伯利等人的思路，美国美学家乔治·迪基发展了普遍主义，认为艺术原则在艺术评价中是有效的。迪基的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界定艺术原则的特征，二是阐明这些原则在艺术品评价中的功能。艺术原则的界定可分为两个部分：（积极）艺术原则认为，艺术品中的特定的个体性特质独立于艺术品中的其他特质，常常是优点。比如：艺术品中的优雅（独立于艺术品的其他特质）常常是有价值的。其他如统一、真实等都是有价值的。迪基说，这里的独立原则是应对特殊主义的关切，它允许这种可能性，即某些时候，特殊的特质可能与其他特质相互作用，因此就会失去其内在价值。第二部分是：艺术原则作为前提，从之我们推断特殊的艺术品具有某些艺术价值。比如：1.某个艺术品中的优雅（独立于艺术品的其他特质）常常是有价值的；2.这个作品某种程度上有优雅这一特质；3.某个艺术品中的统一（独立于艺术品的其他特质）常常是有价值的；4.这个作品某种程度上有统一这一特质；5.这个作品的有价值的特质相互作用的非常好，没有彼此减损；6.因此，这个作品某种程度上是有价值的。迪基以这种原则具体评价了某些艺术作品。
西伯利批评了比尔兹利的美学原则，迪基认为，如果加以修正，比尔兹利的观点能够避免批评。迪基的思路是，在定义“主要的积极标准”（primarypositivecriterion）的时候，去掉在一个艺术品之内的主要标准的互动这一条。这样，迪基的修正性定义是：一个特质是艺术价值的积极的标准如果它是一个艺术品的特质并且独立于其他特质时它是有价值的；一个特质是艺术价值的否定性标准如果它是一个艺术品的特质并且独立于其他特质时它是無价值的。比如统一、雅致常常就是有价值的，而俗艳常常是无价值的。如果统一自身是有价值的，那么它就是一个主要的积极标准，强度和复杂也是如此。在新的定义中，有幽默感也满足了条件，就如统一、强度那样。这样，比尔兹利区分主要的积极标准和次要标准就无必要了。针对西伯利对比尔兹利的批评，迪基指出，确实，任何事物都呈现了统一，包括一个政治集会，但这并非意味着统一不是本质上审美的。艺术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如动物、运动、日落甚至政治集会都能够呈现审美特质如优雅、多彩、滑稽，等等。西伯利的观点要行得通，他应该说明一个政治集会不能具有审美特质，但它可能有紧张、滑稽、戏剧性或其他很多审美特质。即便统一本质上不是审美特质，它也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艺术价值，因为无论何时出现在一个艺术品中，它都有积极价值。
迪基承认，艺术品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某个主要的积极的标准增加了，比如统一，能够导致另外特质的减少，比如复杂。因此主要特质和次要特质的差异不在于后者依赖于语境的相互作用，而前者不是如此。跟随西伯利，迪基重新结构了这种区别，主要标准是有内在审美价值的特质，比如雅致、机智、艳丽；次要标准是缺乏内在审美价值的特质，比如有很多双关语、倒置了的赋格曲、前景中有跪着的人物，等等。这里的次要标准类似西伯利说的中立性特质。迪基放弃比尔兹利的主要的肯定性标准和次要的肯定性标准的区别，他的新定义坚持了普遍性，这是比尔兹利所希望的，同时吸收了西伯利的诸多标准，其实是调和了西伯利和比尔兹利。但是，迪基的理论的问题是，1.不考虑具体艺术品中的特质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论设想就无现实意义，因为具体艺术品中的特质常常是相互作用着的。2.这种理论也面临比尔兹利和西伯利的理论所面临的批评。
普遍主义的变体
在《艺术语言》的结尾部分以及论文《何时是艺术？》中，美国当代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表达了他的审美经验论和艺术评价理论。古德曼的审美经验概念不同于比尔兹利的，他们之间还有过争论，这种争论反应了两种不同审美经验论的传统的回声。比尔兹利的观点来自叔本华的传统，把审美经验视为疏离性的独立于其他经验。古德曼则认为，艺术指向外部世界，艺术经验不能独立于其他经验，他强调艺术认知特质的重要性，这是对康德以来审美经验论的挑战。他们争论的核心是，艺术经验是否指向艺术之外，比尔兹利主张审美经验独立于其自身，因此，艺术品的评价必定是在其非意指性的方面。古德曼则相反，认为艺术品是符号，本质上是认知性的，在经验之时指向其自身之外的相关的认知方面。因此，艺术品的评价就在其认知层面，即是它如何意指到它所意指的东西的。从艺术评价的角度看，古德曼其实是主张另外一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即以认知价值作为评价艺术品价值高低的标准。
古德曼的艺术评价理论是：1.每一艺术品是一符号，它为描述、再现、表现、示例（exemplification）或这些元素的结合所体现。2.符号是为了认知。3.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认知，实用性、愉悦、交流的效用等都依赖于此。4.艺术基于其如何服务于认知目的而被评价。古德曼强调艺术的认知价值，边缘化艺术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政治实用价值等，但如何具体比较艺术品之间的认知价值的大小，古德曼没有说明，没有应用他的理论于具体实践。古德曼的理论前提是，所有艺术品都是意指性的。如果存在着非意指性的艺术品，它们就不能被评价。但古德曼应该说明，不存在非意指性的艺术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抽象画、无标题的器乐以及所有的建筑都是非意指性艺术品。但古德曼有办法对付这种质疑，他提出了示例这一范畴。古德曼认为，某个特质，比如一幅非客体性的绘画的主导色彩就是意指性的，因为它示例了它自身。他的观点与比尔兹利的有根本区别：比尔兹利认为，如果一幅画有一种高强度的颜色，它就是有价值的，但古德曼认为，这个作品有价值是因为这种颜色通过示例被意指了。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否常常就是它们的意指性功能。而且，古德曼没有讲明白示例是什么，他说的只是指向自身。一片天空的蓝色与一幅画上面的蓝色，都示例了自身，但其差异他没有说明白。一幅画的蓝色的审美价值如何来自其示例，如何意指到某种东西，不得而知。古德曼在《何时是艺术？》的结尾部分又说，这些特质倾向于把我们的注意力放置在符号而非它所意指的东西。这就强调了艺术品的非透明性，强调艺术品本身而非它所意指的东西，表明古德曼并非拒绝或忽视符号本身，他关注了艺术品作为符号的特定特质。但是，很显然，这就与古德曼的主导性的艺术评价理论构成矛盾，因为古德曼的理论是强调艺术品的认知价值，其意指的东西的。迪基指出，古德曼的观点是有疑问的。按照古德曼的理论，绘画的价值只是来自其颜色的示例，假如两幅画有相同的具有统一性的颜色，它们就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迪基认为，这样的绘画并非具有同样的价值。古德曼的观点的另外一个难题牵涉到意指的类型。如果认知效能（cognitiveefficacy）是审美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所意指的东西的重要性就与审美价值无关。比如，任何两幅再现性效能相等的绘画就具有同样的价值，不管它们所再现的是什么。但迪基认为，重要题材贡献了艺术品较高的价值，虽然它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比尔兹利和古德曼都持工具论的艺术评价论，都认为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生产审美经验的能力。但他们对审美经验的界定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艺术品的非意指性的审美特质，后者则认为审美经验是一种认知经验。比尔兹利正确地认识到，艺术品的某些方面是工具性地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够生产有价值的经验而无需意指到外在于艺术品经验的任何东西。因此，当古德曼说，如果某个艺术品是有价值的话，它的某个方面必须意指到某种东西就是错误的。但古德曼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即艺术品的某些方面是工具性地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够产生有价值的经验，其中，这些方面关系到外在于艺术品直接经验的某些东西。而比尔兹利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即某个艺术品的价值不能基于它的意指。他们都受困于哲学家对理论纯粹性和简洁性的推崇，都想解释艺术品的价值，并且只牵涉到一种方式，在比尔兹利是具有（possession），古德曼则是意指（referentiality）。前者固着于艺术品本身，后者强调艺术品与现实的意指性关系。也就是说，比尔兹利和古德曼是两个极端，比尔兹利的观点来自传统，即审美经验的主体不会考虑艺术品的意指，审美经验无关于经验之外的东西；古德曼则专注于符号的意指性而忽视了符号本身的价值。当古德曼说符号的非透明性时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没有把这一点吸收进他的理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