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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50-1.5
近些年来就国内的现状而言，影视创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不乏经典之作。但是充斥在荧幕上的更多的是一些低质量，模式化的作品。这样的情况是多样原因共同导致的，其中，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大众审美文化对其的影响最为明显。而作为受众每日都会接触与消遣的影视作品，它对于受众的审美又会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所以影视作品也会反作用于大众审美文化。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影视作品创作时最先要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可以获得收益。影视作品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受众，是消费者，而大众审美文化是广大受众的一个审美标准，即选择影视作品时的一个标准。在之前，一部成功作品需要有深刻的内涵与意义，因为当时的创作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受众喜好什么，而在于领导者和主创者想要去表达什么。但是，在现在情形下，一部可以抓住受众审美，同时具有良好内涵的作品才算的上是成功的作品。所以大众审美文化的需求是影视创作的过程中至始至终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大众审美的以下特点就是影视创作需要参考的。
第一，大众审美具有明显的消费性
大众审美文化是现在逐渐兴起并开始起主导地位的文化。当今社会是商业化的，商品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最好的流通品。那么大众审美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流行，正是源于它的商品属性。或许在之前人们的概念中，艺术都是至高无上的，是纯粹的，不允许掺杂任何功利与物质的。但是，大众审美文化从一出现就把其商品属性附于表面。因而可以说，大众审美文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作为商品，它更需要去遵循市场原则，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在市场中，消费者就是上帝，所以“大众审美文化必然会贴近大众、贴近生活，适应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时时刻刻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考虑问题，以适应市场的风云变幻。”
因而，影视的创作应该考虑到现在的受众主体的变化，即市民大众。逐渐改变之前面对高雅的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使得影视作品可以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大众审美文化最核心的消费动机是娱乐。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动机包括：娱乐动机，审美动机，认知动机，社交动机，求新动机与效仿动机。消费动机往往是多种动机的混合，以娱乐动机为核心，其他动机来推动。由于大众审美文化面对的是最为普通和广泛的百姓。这一广大人群虽然有不同的喜欢与个性追求，但总体来说他们更乐于在工作之余进行一些娱乐休闲活动。所以最为核心的是消费动机。因而在影视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消费动机，增加作品的趣味和娱乐性。才可以更好的吸引受众来消费。
第二，大众审美文化主体的个性化选择具有宽泛的空间。
现代的大众审美文化中的“大众”不单单是泛指无名众生，更指的是一个拥有自主选择权利的，并且积极参与选择的人的整体。在此之前的“大众”是跟于“精英”后面的追随者，他们流于众人，放弃了自己的品味与爱好。众所周知，精英文化更多的会受到政治，伦理，宗教的干预，这样的文化更不利于大众的个性发展。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成为了主要的力量，大众审美文化由于其商品属性，在这样的条件下飞速发展并开始占主导地位。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已经摆脱多年前的专制局面，“十亿人看八个戏”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受众拥有极为自由的选择空间，完全可以去挑选最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文化的传播业出现了精品文化的缺少。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现象”还未被人们了解透彻就已退下舞台，取代它的“现象”还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又已消逝。我们也很难看到再去用“大师”“经典”“传世佳作”等词去形容它们。永久性对于这些“现象”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而。影视的创作也不得不去迎合这样的形势，单一的艺术形势已经无法吸引受众，更应该提供多样的风格与趣味来供大众挑选。同时，在进行创作时应该考虑到大众的审美文化的需求在不同的时间段，场合都会有发生变化，所以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更要求增加创作的多样性，用发展的眼光来考虑需求。并且要去适应高速的变化，影视的创作与制作都需要提高出品与更新效率。随着影视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变为单一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影视的创作就需要去服从“顾客即上帝”的原则，每个生产环节都需要及时的研究与了解手中的心态，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另一方面，作为大众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影视作品，其传播的文化内涵对大众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树立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这也会促使大众的审美文化发生改变。所以，在影视创作时，不仅要去迎合大众审美文化的需求，也要承担起引导大众审美文化走向更高层次的责任。
正如法国文化人类学教授保罗教・法布里所说：“中国社会正在朝着对不断增长的消费品追求的方向发展，这完全是正确的需求。但是我们并不能掩饰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出现一种扭曲，人们的感觉的扭曲，对于增值，等值和时尚现象的扭曲。”当然了，这种“扭曲”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文化氛围下难以避免的。特殊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的因素导致我国出现传统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交错杂糅的局面。而受众由一开始的文化专制到现在的开放性选择，很容易导致受众不清楚该如何去选择，就好像一个还没有完全拥有个人主见的人，一下子把他放到一个大环境中让他去选择，这种自由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好事，更可能是一种灾难。没有足够自主选择能力的大众，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只能随波逐流，很容易出现精神的单一化与贫乏化。一不小心就吸取了一些错误的价值取向，使得大众审美文化愈加的低俗与肤浅。
因此，影视作品在这个时候就要担起责任，不能为了利润而一味的迎合大众审美的需求，还要通过自己在作品内涵上的甄选来逐步提高大众的审美层次。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审美活动是一个具有个体性的精神活动，个体的选择都是基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而审美的创造者只能决定为大众提供什么或者不提供什么，却无法来替大众做具体的审美选择。影视的创作即使想要来逐渐提高审美的层次，也要采取一定方式。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对于大众的审美文化，有益的作法不是关闭他们的选择渠道也不是放任其自由选择，而应该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转变。比如，在保证部分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来满足需求，或是对一定的文化内涵换种方式表达。这样既可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吸引大众，又可以保证大众审美文化不向更低俗方向发展。也可以将“精英文化”融于“大众文化”中，对大众进行一些“精英文化”的熏陶，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当然了，这些都只能是在“量”的基础上来进行积累，最后能否实现“质”的变化，不仅在于时候可以很好的吸收，更在于大众时候有意愿去接受这样的文化。
总而言之，影视创作与大众的审美文化的需求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影视作品的最大受众是大众，所以大众审美文化的需求是影视创作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只有充分考虑好这一点，影视作品的传播才会更为流畅，也才可以更好的实现再生产。而作为大众每日接触的影视作品，它的质量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大众的审美层次，所以他应该自觉担负起为大众做正确引导的责任，这不仅提高的是个人的审美层次，更是对整个群体，整个社会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孙占国.论当前的大众审美文化形态》[J].新华文摘，1995（9）.
[2]刘学兰.试论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
[3]保罗・法布里.社会消费和社会时尚》[M].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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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意识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大众文化日益突出的特点。无论是衣食住行,广告传媒,还是影视网络,美的因素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无论美是人们生活的内容,还是人们生活的手段;无论美是目的还是过程,它不仅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更影响着人们的心灵。相应地,美育应该被人们所重视。然而就是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高等教育领域,美育却被人们忽视了。毫不夸张地说,在功利主义的教育模式下美育已经远离了教育者的视野,而大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也随之失落了。而功利主义恰恰是大众文化的特征,因此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来讨论大学生的审美主体特征,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大学生审美主体的地位日益明显
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无论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看,还是对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实际情况的分析,没有与美育无关的。但是正因为美育渗透在各个阶段和各个学科中,在高等教育前面没有专门的独立学科承担这个任务,再加上应试教育体制的消极影响,就使得高等教育的美育任务尤为突出。而实际上,我国的高等教育是非常追求学术化、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的,这就使得美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鸡肋”。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化的飞速发展,审美越来越成为大学生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们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与认知主体相比也越来越重要了。
作为一个主体性存在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审美主体就是人多种身份中的一种,大学生也不例外。在生活和学习中,大学生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不同的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以适应自己所选择的活动的需要。在课堂上、考场上、和教材面前,他们自然是认知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体,这也是他们身份的最重要的证明。然而“最重要”不等于“唯一”,除此以外,当代大学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主体身份—审美主体。
一个人若要取得审美主体的身份,不仅要有一定的主体条件,还要有具有一定审美属性的对象,并在一定的审美实践中得到验证。一方面高等教育为大学生成为审美主体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准备和较为深厚的文化修养准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无限的审美对象,这就使得大学生在作为审美主体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情。谁能说他们坐在电影院跟着演员学习口语交际呢?自然你也不能说他们在听流行音乐是为了应付考试。
2 大学生审美自觉性提高
在高等教育中,大学生的审美自觉性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大学生的审美自觉性表现为审美追求自觉。一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接受者在大众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审美接受者也往往通过审美实践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关于这一点大学生自然是比中小学生自觉得多。另一方面,在理性、制度、秩序的影响下,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往往是被动的,在智育、德育领域内他们与教师与学校之间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平等的关系。然而,在审美领域内无论审美主体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有何差距,在审美对象面前他们也只有凭借感性与想象来把握它们,这种平等的关系,也使得大学生可以比较轻松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在选择活动领域的时候,他们在选择审美的机会就要大一些。毕竟选择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大学生要比选择待在实验室里的人要更多、更快乐。
其次大学生的审美自觉性还表现为审美鉴赏与传媒自觉。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到来,加上大学生的个人空间相对要比以往宽松许多,他们更需要通过审美的实践活动来充实自己和提高自己的境界。从视觉上和听觉上,大众传媒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审美对象,他们也会在审对象的同时看到自身审美能力的增长。他们不仅仅是从影视作品、广告传媒、门户网站那里获取一种审美体验,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审美经验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甚至自己成为审美生产者。于是他们可以争相装扮自己的博客或者QQ空间,还可以在大学生社团里开展COSPLAY、街舞比赛、歌咏比赛,当然还自己可以拉赞助,自己做广告……由此来积极培养自己富有个性又健康高尚的审美趣味,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3 大学生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误区
虽然大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他们的审美自觉性也在日益提高,但是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们的审美实践活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文化快餐,远离艺术经典。由于大众文化的“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大学生作为受众常常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执着于某一种审美现象,只有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随之而更换自己的审美习惯。至于那些需要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来进行审美观照的艺术经典,只好束之高阁了。
(2)审美能力片面发展。审美能力是由感觉力、知觉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情感力、思维力等构成的一种综合能力。而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审美对象往往是视觉的,听觉的,或者视觉加听觉的,这就决定着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往往停留在审美感觉和审美知觉上,而对于审美想象力与审美思维力是相对欠缺的。这种不平衡最终会影响大学生片面发展的。
(3)审美功利性明显。大众文化为很多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它们都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但是艺术本身是超越功利的,这又与大众文化的功利性相矛盾,而这却是共生的。大学生在审美实践中难免也受此影响,将艺术与技术相混淆,或者将有形的和无形的市场看作审美的前提。
诚然,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其中鱼龙混杂的现象也非常多,人们的评论也是喜忧参半,但这正是它自身的特点,毕竟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必然趋势。大学生处在大众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统文化的矛盾中面临着许多选择和疑惑,但是他们毕竟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随着审美自觉性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解放自己的思想,克服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在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厦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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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景园林；审美文化；发展前景
现代风景园林以古代园林为依托不断发展与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审美文化不仅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且是现代风景园林发展的方向。基于此，如何将审美文化渗透至现代风景园林中，成为园林设计者关注的焦点和探究的话题。
一、审美文化与现代风景园林
审美文化，指以人们的精神体验和审美观照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在现代文化系统、艺术文化系统等的作用下，审美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类工具文化、社会理性文化与审美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三大形态。审美文化，其实质是群众对美的追求，是一项审美活动，人为性与非自然性是其基本特点。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现代风景园林属于审美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在审美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如城市公园。现代风景园林以大众为服务对象，以使用者需求为出发点。近几年，随着审美文化的发展，美的范围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促使艺术的边界不断拓展。现代风景园林作为审美文化的体现之一，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二、现代风景园林中审美文化的表达
1.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功能现代风景园林的乐趣不仅包括精神需求，而且涉及审美功能。若以感性角度为出发点，即兴、观、群、怨。“兴”，即人们内心感触的展示，“群”则是人们亲切感情的表达，“怨”则与“群”存在相对立的关系。对于现代风景园林来说，连接景观与人们的情感是其重要的审美功能，设计者应体现情感的共鸣，达到契合人们审美观点的目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情趣，渲染人们的社会生活，充分发挥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功能。
2.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形态一方面，中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于此，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形态不再受字面表达内容的限制，采用现代化运作方式，达到中和的最终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乐和，表达真情实感。艺术的优雅、婉转、柔和等特性是乐和的重要体现。现代风景园林情感表达较为婉转、含蓄，这促使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形态逐渐发生变化，推动现代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不断发展，拓展其艺术发挥空间，实现提升现代风景园林审美文化的目标。
3.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本质基于儒家文化，可将现代风景园林审美本质归纳为两点，即比德与悦心。比德的审美本质主要集中体现于园林中具有德性的植物，通过植物彰显人的形象与园林的本质，如，梅、兰、竹、菊等植物均属道德本质的体现。至于悦心，若以空间设计为出发点，现代风景园林构成要素不仅需要满足人们娱乐的需求，还要取得愉悦人们身心的效果，引导人们在欣赏表象的前提下发现其审美本质，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层审美效果。
三、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前景
在世界园林艺术史上，中国园林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是推动西方园林发展的有效动力。17世纪，“中国热”已在欧洲园林设计中得以展示。到了18世纪，不管是设计思想还是设计方法，中国园林对英国风景园林均存在较大的影响。包括环形游览线路布局、视点移动转换和散点式景点布局等在内的设计手法均在西方风景园林中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但具有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园林文化发展尚不成熟。一些现代风景园林设计者以西方园林的内容与设计方法为指导，忽略了对中国地域文化特征、自然资源的考虑。由此可见，中国现代风景园林设计者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基础上，以中国本土文化特征为依据，结合现代生活环境需求，将审美文化渗透至现代风景园林的每一个设计环节，充分发挥审美文化的功能，推动现代风景园林的发展。
四、结语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精神满足成为人们重点的追求目标。鉴于此，现代风景园林设计面临新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其中，审美文化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关注的焦点。因此，设计者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应以园林主题和人们的需求为指导，在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与经验的基础上，优化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使审美文化在现代风景园林中得到充分体现，获得预期的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白桦琳.光影在风景园林中的艺术性表达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龚娟.审美现代性、大众审美文化与园林艺术制度的生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篇4
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文化现象构成，其拥有的作用于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产生艺术，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应该是从民众中产生，欣赏与使用的过程则是“回到群众中去”的一个完整审美过程。
二、从技术走向艺术
技术与艺术的首场创造性革命来自于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尝试，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包豪斯所创立的设计理念为后世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的科学方法。进入21世纪后，设计与艺术结合的愈来愈紧密，在民众的生活中扮演这重要角色，它不仅完成了对批量机械化产品转型，同时引导并启发着大众对于生活美得思考和理念。当工业化脚步迈入陶瓷艺术领域，使得现代陶瓷艺术逐渐失去了往日手工制造，相对地，人性化、艺术化的设计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是一场来自于设计艺术的自我革新，与科学技术发展与制造工艺关系甚微。
从当前的陶瓷艺术发展的现状不难看出，陶瓷批量化的生产已经渐渐使人们审美疲劳，相反，大众更加喜欢形式考究、注重欣赏陶瓷艺术人工性、手工艺的本质。陶瓷艺术的这种转性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必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就提出，由于当前高科技、高机械化和电子时代的来临，人们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往往使用需求与生活情感需求相失衡。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写道：“无论何处都需要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在这里奈斯比特所指的“高情感”即是符合艺术美的生态设计和符合手工艺术之美的艺术之美。而当前备受推崇的“创意手工陶瓷”则是此类具备高情感设计的代表，创意手工陶瓷脱离了当前机械化生产的模式，进入了小批量个性化设计领域，更加注重汲取手工艺造物的情感特点，使其具备设计与工艺的双重艺术美。
三、从地域走向国际
任何文化只要有历史，就会有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心理、道德风俗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加深，中国陶瓷艺术也逐渐展现出国际化的创作特征。
我们谈到陶瓷艺术创作设计中，已趋向于国际化设计的品相。首先在造型上选取西方日用瓷设计之长，其次，在装饰设计上，将西方设计理念和部分元素符号与中国传统纹样相结合，有着较高的审美趣味。企业需要推广品牌，出口外贸需要符合对象国大众审美习惯，这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同时民族间的文化交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流促使现代设计朝向多元化、人性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也是现代设计的大趋势和必然。
陶瓷艺术从地域走向国际的另一个因素便是传播媒介的扩大，拉近了中外艺术的距离。改革开放后，中外导演学者筹划并只做了许多有关中国陶瓷艺术的纪录片，其中卓有影响的有董浩珉《瓷路》和央视跨国打造的纪录片《china 瓷》等。《瓷路》摄制组辗转欧亚两地，在世界范围内探索中国古代陶瓷的影子，在中外陶瓷艺术爱好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外，《china 瓷》这部纪录片联合了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瑰丽维多利亚与艾博特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道，设计组从中国外销瓷为主线，足迹踏遍欧亚8个国家和重要港口，此次纪录片在摄制和交流活动中无不体现出陶瓷艺术国际化合作的特征。此外，在现代陶瓷交流活动中，一些针对外贸的企业针对自身产品特色与出口国人文特点等拍摄了大量的宣传片投放于外文网站，对于促进企业进步与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具有双重意义。以陶瓷为创作动机的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也是陶瓷艺术国际化的重要媒介之一，例如热播的电视剧《大瓷商》和《剩女的代价》都是以陶瓷艺术为剧情主体，不仅在大陆范围内深受喜爱，在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南亚地区亦有较高的收视率，这种软性文化输出，将中国陶瓷的风貌潜移默化的带给观众，使得中国陶瓷国际化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
四、从传统图像提升到当代创作
（一）重构扩大了中国传统图像语言
传统图像包括纹样、图腾符号、民间美术以及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具象画面或艺术语言。中国历朝的图像内容都有所不同，或有创新发展，或有倾向性探索，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有着自身的发展格局，但总体而言，传统图像语言总是与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在画面装饰中，注重突破传统，在把握图像基本构成原理上将传统的图像符号进行拆分重构，从而形成了现代陶瓷艺术创作装饰的新风貌。例如学院派代表陶艺家秦锡麟的作品，在图案运用上不拘一格，善于提取中国传统图案中的经典样式进行分割，且以手工胎质泥性特点构成独特的点面装饰，具有强烈的民族装饰意味和艺术美感。
（二）二是将传统图像综合为民族艺术符号运用到创作中
从文化学层面而言，中国传统图像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具象的可识符号为传承的，它更多是作为一种民族心理与审美自觉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构建成为完整的民族文化体系。在中国传统图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亦有着其严密的科学步骤和意象考究。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并不仅仅依靠有形的图像语言为创作元素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艺术家逐渐从图像中去寻找中国文化脉络的本源，将图像符号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自觉，从更深层次探源陶瓷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例如景德镇乐天创意集市中某仕女茶具装饰中，作者选取了中国仕女这一传统形象，但从具体的形态设计上，突出了现代、趣味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篇5
苏珊桑塔格于1964年在其《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坎普”（“Camp”）的概念。在她看来，“坎普”“显然是现代的，是复杂性的一个变体，但并不等同于此。”“它不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感受力”。“坎普的实质在于其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对技巧和夸张的热爱。”[1]
一、桑塔格“坎普”的构成
1、从“札记式”写作看坎谱的形式本质
有一些学者将桑塔格的美学看作是形式主义美学，这个判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桑塔格对于艺术形式外观的格外的关注，并对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坎普”这样美学新范畴，桑塔格明确指出：“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些。以一种正经和专题论文似的方式对待坎普，只会使人不知所措。”[2]以札记形式作文论坎普，文章本来就已经是充满了坎普风格。
《“坎普”札记》英文原名为《Notes on “Camp”》，“note”一词在英文中的解释有笔记，短笺，注释之意。此文是桑塔格以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为对象所作的笔记和注释。文章不似论文，也没有主体鲜明的严密论证，这种写作方式让人想到罗兰·巴特。桑塔格在其文论中不吝对罗兰·巴特的赞美，她说：“我想巴特将会作为一个相对传统的特立独行者，即以比他最狂人的崇拜者现在所宣称的还要更伟大的作家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3]罗兰·巴特将文本视作是不断游移的、没有原初性和恒定象征意义的实体，因而提倡碎片性编制的写作方式，试图在这样一种开放和无定向的语言方式中揭示那个“闪耀的能指星群”。《“坎普”札记》除却开头对坎普内容的简要概述，剩余大部分则由8段王尔德的言论和58段桑塔格对此的阐释构成。以序列划分的，看似在逻辑间没有紧密联系的语段形成了一个非线性、网络状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感受力得以描绘，而非僵化为了思想。可以这么说，罗兰·巴特这种碎片式的写作方式是适合“坎普”这样丰富而复杂的范畴的。
这种写作方式可以看做是古典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到现代语言论转向的表征。古典哲学重视本体，所以出现了柏拉图之问，不断的质疑只为弄清逻各斯是什么。近代哲学关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问题”。20世纪哲学的重心则是语言论。世界不在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人认识世界的能力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是怎样谈论世界和谈论人对世界的认识的。只有语言正确了，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才能讲出世界的本质。而语言学进一步发展成为符号学。符号学是什么？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寓所。”卡西尔说：“人是制造符号的动物。”语言符号是连接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亦是人文化生存的确证。[4]人此在的意义在语言和符号中得到展现。罗兰·巴特就通过否定了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性，意在通过建构一个开放式的系统揭示意义。细读《“坎普”札记》文本，坎普的特征与符号学不无关联。这联系在于坎普对技巧的热爱之中。符号学认为语言符号是连接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而具有坎普艺术风格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符号的角色，正如桑塔格所说，“坎普是一种以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不过，这是一种特别的风格。它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热爱，是对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5]坎普改变了事物本来的面貌，使之呈现出偏离其本质的意义。人通过这样一种不同以往的风格重新认识事物，乃至认识世界。
2、坎普内容：作为一种感受力的坎普
1） 唯美主义
桑塔格将坎普看做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是把世界看做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唯美主义产生于英国19世纪后期，它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其代表人物王尔德提出美是高于一切的，他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主张艺术不受道德约束和自然模仿艺术的观点。正如他的名言：“一个人应该要么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么就穿戴一件艺术品。”艺术和审美的价值被其提升到了超越人生的高度。坎普观即是唯美主义者必须坚持的态度。
桑塔格认为坎普也是“一种见之于物体和人的行为的品性”。因此，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看做是坎普。首先，装饰性艺术构成了坎普的大部分，因为其“不惜以内容为代价来突出质地、感性表面和风格。”坎普的这一特征与唯美主义所强调的艺术的自为性不谋而合。艺术正是以其形式特征而独立成其为自身。其次，则是“够边缘”，大部分糟糕的，媚俗的艺术以严肃的眼光视之即成为坎普。
2） 非自然
桑塔格明确的指出：“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坎普。”因为，坎普是以大量技术因素为基础的。坎普之人则是“十分纤弱以及极度夸张的人物，”特别是“女性化的男子或男性化的女子”。而不论是坎普人还是物，其都表现出了对于“夸张之物，对于‘非本来’的热爱，是对处于非本身状态事物的热爱。”坎普就是存在与这种‘本来’与‘非本来’的张力中。此外，坎普还是“‘生活是戏剧’这一隐喻在感受力中的最远的延伸。”普通贫乏的事情加引号后，意义有所改变。例如，女人加上引号成为“女人”，此时“女人”不在只是生物学生规定的雌性哺乳动物，而包含了诸如母性，美丽，诱惑等更繁复的意义。在这其中感知坎普，即是感知加了引号的意义。
总之，“坎普是哪种兼具两性特征的风格（‘男人’与‘女人’、‘人’与‘物’转换）的胜利。”为使人或物完成这种转换，需要的是技术的力量，还有对自身激情、感性感受力的刻意激发。因此，坎普具有非自然的内涵。
3） 严肃
坎普与严肃直接的关系微妙而暧昧。正如桑塔格所说，“纯粹的坎普范例非蓄意而为；它们绝对严肃”，“只有那些适当混合了夸张、奇异、狂热以及天真的因素的严肃”，“坎普是一种严肃规划自身的艺术，但它不能被全然严肃地对待，因为它‘太过了’。”实质上，坎普需要的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待夸张或者奇异的事物或人，可见坎普区别与传统艺术的一点则是其对象的特殊性。带有坎普色彩的严肃，桑塔格将之称为“失败的严肃”，这里的失败性关键在于对待事物的严肃程度，归根结底，坎普强调的严肃性，在观者看来它无可避免的带有谐谑腔调。
关于“严肃”的论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可以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之事，也可以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物。” “轻浮方式”据桑塔格的解释是“作为理想的技巧，即戏剧性。”具体是“以一种喜剧色彩的世界观”对待事物，表现为“不那么投入事态的体验，不动声色、超然事外的体验。”超然事外的态度发现严肃中的特别的、好玩的一面，坎普因而形成。可以这么说，坎普趣味不存在轻浮与严肃、低级与高级的等级序列。
二、从“坎普”看当代审美文化
1、“坎普”溯源
“坎普”音译自英文“camp”一词，有三个主要意思：第一，作为名词时：有“帐篷”、“度假”、“拘留营”、“军队”、“阵营”等意思。第二，作为动词，意味着“扎营”、“暂住”。第三，作为形容词，主要代表“女性化的，典型的同性恋特征的”及“夸张，滑稽可笑的”含义。桑塔格所论的“坎普”，是对这个词本身三种含义的包容：“‘坎普’这个词作为动词的一种通俗用法，做某件事，称作‘做坎普’（to camp）。做坎普是一种诱惑方式——它采用的是可以作双重解释的浮夸的举止，具有双重性的姿态，行家深知其中三味，外行却对此无动于衷。同样，延伸开来说，当这个词变成一个名词，当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成了‘一个坎普’（a camp），其意也有双重性。在事物可被理解的‘直接的’公共意义的背后，人们发现对该事物的个人的、滑稽的体验。”[6]
2、雅俗不分的“坎普”风格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历程，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也经历了从未分化——分化——未分化的嬗变。西方审美文化最早也是文野不分，雅俗难辨的。正如杜威所说：“形形的原始文化如舞蹈、哑剧、音乐、壁画、文身、装饰、陈设等，往往是用来显示杰出的才能，表示群体或氏族的身份，表达对神灵的崇拜，或者成为有意味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7]但到后来，文学艺术最终还是与日常生活形式分离开来，成为一种审美和观赏的对象。古希腊时代，就将文类分为了不同的等级，史诗和悲剧是高贵的文类，喜剧是中庸的文类，讽刺诗和闹剧则是低俗的文类。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则对雅俗分化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信奉“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放弃了诗歌的叙事因素。而时间过渡到现代社会，现代主义的兴起则将雅俗文化的分化推向。现代主义正是用一种反审美、反形式的激进风格对抗着商品社会的流行价值观，归根结底他们仍是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分别对待，其本身则是高雅文化取向。至此，雅俗文化完成了从未分化到分化的转变。而从现代到后现代，雅俗分化转向了雅俗的去分化。这一趋向出现的时间也即是桑塔格提出“坎普”的时间，即20世纪60年代。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折中主义、多元主义的文化风格，它“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8]桑塔格所论的“坎普”正是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典型。桑塔格认为，“太重要的”或不够边缘的不能成为坎普。可见，坎普是为大众文化的代言，坎普要求以严肃的态度看待大众文化，就如过去对待高雅文化一样，在这样一视同仁的眼光中，‘高雅’与‘大众’的界限被模糊掉了。后现代主义介入的市场机制，使得艺术或者文化同商品社会规则不可分。坎普同样也为此种艺术代言，如将蒂凡尼的灯具视作和毕加索的绘画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这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对艺术和日常经验界限消解的表征。但是仍有一点值得注意，桑塔格所论坎普实在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当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成了‘一个坎普’（a camp）”，坎普作为名词，代表了一系列具有坎普特征的对象；另一个，则是一种“坎普观”，是一种感受力，是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之情。如果说，前一个维度可以代表后现代主义文化观的种种，那么后一个维度则或多或少带有现代主义的精神。感受力所需要的是切身的体验，而体验则来自于对自我的认识，对“此在”的探索。将感性体验作为认识事物唯一依据，坎普正是这样一种眼光：从调动自身激情出发，放弃雅俗的区别对待，以严肃的态度欣赏鄙俗的艺术，使之形式的审美特性特以突出。（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M].上海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1.
[2]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M].上海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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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反对阐释[M].上海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5.
篇6
设计是一种对物质形式和结构的改造和组织活动，论文从人的因素来考虑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使这个物质世界成为人类生活需求的一部分。这说明，任何设计活动都是从人的生理、心理、喜爱、生活习惯等因素来考虑，体现人性化内涵。随着社会的文明发展，任何设计都越来越注重人性化、人情化因素，强调以人为本。环境陶艺是一门新兴起的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被设计的物质形式介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不仅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物质形态，还提供一种生活观念。
因而，环境陶艺设计必须通过一种有人性化、人情味的艺术形式来联结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才创造一种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生活世界。人性化设计是一种注重人性需求的设计，也使人和被设计的物质形态有良好的、合适的互动关系，能更好地符合人的各种需求，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性和人格。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一种设计形态（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适合人类自己的文化的、情感的、审美的趣味和生活理念），有利于环境陶艺作为一种迎合大众的视觉形式进入公共环境空间，赋予人们生存世界更多维的生活艺术化、自然化。
1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概念界定
环境陶艺设计是艺术家或设计师借用陶瓷材料媒介为某特定环境空间进行设计创作的艺术形态。简言之，协调“人、环境、陶艺作品”三者关系，人指（设计者或创作者和公众），环境指公共环境和个人环境，陶艺作品主要指三维陶瓷雕塑和二维陶瓷壁画等。
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指艺术家或设计师通过在其作品设计方面注入“人性”的因素，使环境陶艺构成视觉艺术形态，更富有人情味和情趣性，引起人们视知觉的亲近，符合人们心理审美的舒适、愉悦、自然，营造公共空间的艺术氛围和亲切感。而这种设计主要表现在其形式与内容设计上符合人们理想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使其陶艺作品与人、公共环境之间形成协调关系，体现人性的关怀。它是注重人性需求的设计，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人的审美需要，提升人格和性情，热爱人，尊重人，关心人。同时,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不仅仅强调其造型、题材、结构、色泽等因素,符合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化心理、历史文脉、自然生态环境,并与现代科技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而且使环境陶艺及其环境空间尺度宜人,满足环境陶艺使用者—公众的审美需求,创造人性化的空间景象,实现人性的关怀和心灵的体验。
2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的表达方式
环境陶艺构成空间景象之美与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及文化心理相符，毕业论文才使环境陶艺作品、人和公共环境三者形成整体和谐关系，满足人类生活方式的理想诗意化。
2.1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
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是指设计者在设计环境陶艺时，个人审美观的传达与公众在欣赏其作品时反映出的审美标准、审美情趣等相符一致性，构成审美欣赏关系的亲和性和愉悦性、自然性。而这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限制和约束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方面，即设计者在其作品设计的表达方式须反映公众的审美需要。
一方面，环境陶艺的形式（造型、色彩、肌理、装饰手法等因素）设计，须考虑公共空间人群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能力等。首先，设计者在设计造型的形态方面，寻求与公众的审美能力、审美理想形成和谐，针对性选择装饰性的写实人物、动物、器物等造型，还是变形夸张的直观化造型，或者抽象几何体的象征性造型等，这样，才使其造型更生动、形象化贴近公众的审美标准。其次，其色彩饱和度、明度、纯度、冷暖的搭配与组合，符合公众视知觉的舒适感和心理的情趣感，以及风俗习惯等，即与公众的审美理想达成一致性。还有其肌理组织质地的细腻美和粗犷感，组织结构构成形体空间的秩序美与分割排列关系，装饰方面汲取传统纹样，地域文化符号（如景德镇的青花、粉彩等），以及采用绘制、刻划、雕刻、镶嵌等手法，才会形成公众的丰富审美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环境陶艺的内容（题材、主题、内涵）表现方面，须反映公众的审美生活、审美情趣等。
首先，题材是设计者设计环境陶艺的重要素材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映现，也是使作品贴近公众生活的重要方式。其次，主题也是环境陶艺表现的重要思想内涵和文化语言，如标志性、教育性、宣传性等环境陶艺，其主题思想不仅要反映地区性文化特征，还要体现公众的审美情趣。
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不仅是环境陶艺人性化设计的重要前提和表达方式，英语论文还是贯穿于其作品的设置与审美的主要参照或空间景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这种平衡性强调艺术家或设计师在进行环境陶艺设计时，除了将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审美情趣、设计意图、统一构思之外，还须更重要地从公众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考虑，并把主观的审美意思纳入客观的审美对象之中，才可以建立起陶艺作品与公众审美相呼应的关系。
2.2公共空间环境的和谐性
公共空间环境是指陶艺作品设置在某特定环境内，依附着周边（城市文化、建筑特征、自然景观等）某种空间的“场”或“群”，以及与此环境中人群共同构成空间环境。它主要指自然环境、场所环境、城市环境、人文环境等。环境陶艺与公共空间环境的共存和谐才能构成空间景象的美，形成具有某种“场”或“群”的氛围，引发人们视知觉的亲和性和凝聚力，提供给人们的舒适、愉悦、自然、诗意化的生活空间，赋予人们审美的人性关怀和心灵润泽。
2.2.1自然性
自然性指“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作为置身与特定环境中的环境陶艺设计，在介入大众生活空间的同时，应从自然生态的地形、地貌、地物、人文等诸方面探索设计的取向。因为从功能出发，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最佳位置设置环境陶艺，其作品的尺度、体量、距离关系受周边自然环境形态的约束和限制，使人感受到自然的生态完整性（指人文景观、历史遗
产、植被绿化、交通畅通等），并使环境陶艺成为自然环境美的一部分，体现“情”与“景”的融合。同时，“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反映环境陶艺设计因素（造型、色彩、肌理、光影等）符合人与环境和谐的关系，在追求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平衡发展中，又赋予自然景观美的意识形态，求得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空间场所。2.2.2文化性
环境陶艺设计受制于城市的特定人文环境和空间特质，才能展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氛围，硕士论文营造城市精神风貌和树立地域特色。环境陶艺的设计形态因素融入其文化语境，如地域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特定环境人群的文化心理和建筑空间文化氛围等。它可能表现在对原有文化结构的延续，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或者适应时代的审美需求，在本土文化结构上嫁接新的设计思想、手法、思维方式，包括嫁接外来文化和其它类型文化等，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结构。这样，环境陶艺才作为视觉经验的对象，能强化场所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或生活方式，能引发环境观赏者的共鸣和联想，使其作品、公众与环境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激发环境的生机与活力以及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同时，它反映该特定环境中人群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生活情趣，肯定了此空间景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2.3交流性
公共艺术的发展,其支配权由“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反映公众精神和公众审美，与人形成一种可交流性的视觉艺术空间。这种交流性决定环境陶艺设计须面向大众审美心理，促使设计者设计出符合公众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因素的作品。其环境陶艺的形式设计要体现人们审美心理的生动性与直观性，个性化与人情化，场所性与文化性等，才能引起人们的亲近心理，使其作品与人们实现可欣赏交流空间，如造型设计符合人们的理解、安全心理，色彩设计符合人们的情感心理以及风俗习惯。因此，环境陶艺设计的某些实施方案，应采取开放化、民主化的策略，由大众（指具有一定艺术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人）的参与抉择，这样设计者才能准确地获得公众对审美对象物的反馈评判信息，更加合理地使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表现与公众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积极因素相符，真正地开启了一个展现人性审美需求的艺术空间。
2.3时代性
人类审美行为具有一种活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会相应地流变。那么艺术家或设计师在环境陶艺的艺术形式设计上应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环境陶艺设计赋予人性的审美需求，其表现形式（造型、装饰、色泽等）与内容（题材、主题、内涵）都应该具有现代人认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即创造性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融入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气息和国际化艺术的多元思想，才促使环境陶艺文化的自身积淀和发展，使公共艺术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格得以延续和扩展。
2.4通俗性与趣味性
这里所说的通俗性并不是指“世俗性”或“庸俗性”。环境陶艺不仅设置于公共空间之中，而是表征和蕴涵着广泛的社会群体所认同的文化精神，审美意象及道德理想等。由此，环境陶艺的公共性决定了其设计形式，显示大众化文化精神，大众化审美需求，即公众的通俗性。环境陶艺的艺术形式设计的通俗化，主要指其视觉形态语言的表现符合大众审美文化心理，赋予大众与其作品更形象化、情趣化的欣赏交流，让人易于理解它，亲近它。其通俗性体现在造型设计的生动性与直观性，色彩运用的丰富性与时代性，题材表现的人情性与趣味性，内容反映的生活化与平民化。通常，这种趣味性表现在其作品的物质形态赋予人性的情感、情趣、个性和生命，而这种趣味性包含了滑稽性、幽默性、好奇性、幻想性和亲和性等。环境陶艺设计者的趣味性与公众审美的趣味性之间相符，才能建立一种物质和情感的交流关系。然而，趣味性的艺术形式主要表现在装点性的环境陶艺设计中，装点性的环境陶艺是为配合既成的环境（指开放自由化的场所环境）而进行的艺术设计。当然，像标志性、宣传性、象征性等类型的环境陶艺或者庄严、理性化氛围内的环境陶艺，其主题性表现因素会削弱其形式设计的趣味性。虽然环境陶艺设计的趣味性以注重其自身的价值为主要因素，但却脱离不了环境对它的制约和要求。
2.5生态可持续性
环境陶艺设计注重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时，工作总结决定着艺术家或设计师设计环境陶艺，不能仅仅停留在建构当前视觉景观的审美意识中，还须考虑未来此周边环境空间（指建筑、植被、绿化、交通、和人的审美观念等因素）的变化，对作品构成视觉美景的影响以及价值的评判。同时，生态可持续性也反映出环境陶艺设计要考虑其作品的易安装性和可拆卸性、维修性和持久性、抗压性和安全性等因素。这样，环境陶艺设计充分考虑人与城市环境以及公共空间构成的和谐性、高效性、整体性、多样性、全球性、人文性；从而体现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真正遵循以人为本，在物质和精神上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
3结语
任何艺术设计活动须关注人,关注人性,体现心灵,不仅是创造一种物质形式,更重要是要创造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环境陶艺是艺术设计实现人们审美需求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艺术家或设计师通过对其设计形式和功能等方面赋予“人性化”的品格,使其具有情感、个性、情趣和生命,提升和润泽人的心灵,才使环境陶艺作品起到审美、休闲和娱乐民众的目的，为大众创造出愉悦感、快乐感，以及增加城市公共生活的亲切感，激发人们的艺术审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引起人们的好奇、触摸，依偎、攀沿等活动行为，成为一种公众性的生活审美化、自然化的艺术空间，构成空间景象的愉悦之美。
参考文献
[1]赵中健.公共艺术的审美思考.艺术生活.2004-1
[2]李建盛.希望的变异—艺术设计与交流美学.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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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一种对物质形式和结构的改造和组织活动， 从人的因素来考虑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使这个物质世界成为人类生活需求的一部分。这说明，任何设计活动都是从人的生理、心理、喜爱、生活习惯等因素来考虑，体现人性化内涵。随着社会的文明发展，任何设计都越来越注重人性化、人情化因素，强调以人为本。环境陶艺是一门新兴起的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被设计的物质形式介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不仅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物质形态，还提供一种生活观念。
因而，环境陶艺设计必须通过一种有人性化、人情味的艺术形式来联结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才创造一种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生活世界。人性化设计是一种注重人性需求的设计，也使人和被设计的物质形态有良好的、合适的互动关系，能更好地符合人的各种需求，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性和人格。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一种设计形态（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适合人类自己的文化的、情感的、审美的趣味和生活理念），有利于环境陶艺作为一种迎合大众的视觉形式进入公共环境空间，赋予人们生存世界更多维的生活艺术化、自然化。
1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概念界定
环境陶艺设计是艺术家或设计师借用陶瓷材料媒介为某特定环境空间进行设计创作的艺术形态。简言之，协调“人、环境、陶艺作品”三者关系，人指（设计者或创作者和公众），环境指公共环境和个人环境，陶艺作品主要指三维陶瓷雕塑和二维陶瓷壁画等。
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指艺术家或设计师通过在其作品设计方面注入“人性”的因素，使环境陶艺构成视觉艺术形态，更富有人情味和情趣性，引起人们视知觉的亲近，符合人们心理审美的舒适、愉悦、自然，营造公共空间的艺术氛围和亲切感。而这种设计主要表现在其形式与内容设计上符合人们理想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使其陶艺作品与人、公共环境之间形成协调关系，体现人性的关怀。它是注重人性需求的设计，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人的审美需要，提升人格和性情，热爱人，尊重人，关心人。同时，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不仅仅强调其造型、题材、结构、色泽等因素，符合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化心理、历史文脉、自然生态环境，并与现代科技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而且使环境陶艺及其环境空间尺度宜人，满足环境陶艺使用者—公众的审美需求，创造人性化的空间景象，实现人性的关怀和心灵的体验。
2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的表达方式
环境陶艺构成空间景象之美与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及文化心理相符，毕业论文才使环境陶艺作品、人和公共环境三者形成整体和谐关系，满足人类生活方式的理想诗意化。
2.1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
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是指设计者在设计环境陶艺时，个人审美观的传达与公众在欣赏其作品时反映出的审美标准、审美情趣等相符一致性，构成审美欣赏关系的亲和性和愉悦性、自然性。而这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限制和约束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方面，即设计者在其作品设计的表达方式须反映公众的审美需要。
一方面，环境陶艺的形式（造型、色彩、肌理、装饰手法等因素）设计，须考虑公共空间人群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能力等。首先，设计者在设计造型的形态方面，寻求与公众的审美能力、审美理想形成和谐，针对性选择装饰性的写实人物、动物、器物等造型，还是变形夸张的直观化造型，或者抽象几何体的象征性造型等，这样，才使其造型更生动、形象化贴近公众的审美标准。其次，其色彩饱和度、明度、纯度、冷暖的搭配与组合，符合公众视知觉的舒适感和心理的情趣感，以及风俗习惯等，即与公众的审美理想达成一致性。还有其肌理组织质地的细腻美和粗犷感，组织结构构成形体空间的秩序美与分割排列关系，装饰方面汲取传统纹样，地域文化符号（如景德镇的青花、粉彩等），以及采用绘制、刻划、雕刻、镶嵌等手法，才会形成公众的丰富审美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环境陶艺的内容（题材、主题、内涵）表现方面，须反映公众的审美生活、审美情趣等。
首先，题材是设计者设计环境陶艺的重要素材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映现，也是使作品贴近公众生活的重要方式。其次，主题也是环境陶艺表现的重要思想内涵和文化语言，如标志性、教育性、宣传性等环境陶艺，其主题思想不仅要反映地区性文化特征，还要体现公众的审美情趣。
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不仅是环境陶艺人性化设计的重要前提和表达方式，英语论文 还是贯穿于其作品的设置与审美的主要参照或空间景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这种平衡性强调艺术家或设计师在进行环境陶艺设计时，除了将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审美情趣、设计意图、统一构思之外，还须更重要地从公众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考虑，并把主观的审美意思纳入客观的审美对象之中，才可以建立起陶艺作品与公众审美相呼应的关系。
2.2公共空间环境的和谐性
公共空间环境是指陶艺作品设置在某特定环境内，依附着周边（城市文化、建筑特征、自然景观等）某种空间的“场”或“群”，以及与此环境中人群共同构成空间环境。它主要指自然环境、场所环境、城市环境、人文环境等。环境陶艺与公共空间环境的共存和谐才能构成空间景象的美，形成具有某种“场”或“群”的氛围，引发人们视知觉的亲和性和凝聚力，提供给人们的舒适、愉悦、自然、诗意化的生活空间，赋予人们审美的人性关怀和心灵润泽。
2.2.1自然性
自然性指“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作为置身与特定环境中的环境陶艺设计，在介入大众生活空间的同时，应从自然生态的地形、地貌、地物、人文等诸方面探索设计的取向。因为从功能出发，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最佳位置设置环境陶艺，其作品的尺度、体量、距离关系受周边自然环境形态的约束和限制，使人感受到自然的生态完整性（指人文景观、历史遗
产、植被绿化、交通畅通等），并使环境陶艺成为自然环境美的一部分，体现“情”与“景”的融合。同时，“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反映环境陶艺设计因素（造型、色彩、肌理、光影等）符合人与环境和谐的关系，在追求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平衡发展中，又赋予自然景观美的意识形态，求得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空间场所。
2.2.2文化性
环境陶艺设计受制于城市的特定人文环境和空间特质，才能展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氛围，硕士论文 营造城市精神风貌和树立地域特色。环境陶艺的设计形态因素融入其文化语境，如地域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特定环境人群的文化心理和建筑空间文化氛围等。它可能表现在对原有文化结构的延续，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或者适应时代的审美需求，在本土文化结构上嫁接新的设计思想、手法、思维方式，包括嫁接外来文化和其它类型文化等，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结构。这样，环境陶艺才作为视觉经验的对象，能强化场所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或生活方式，能引发环境观赏者的共鸣和联想，使其作品、公众与环境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激发环境的生机与活力以及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同时，它反映该特定环境中人群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生活情趣，肯定了此空间景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2.3交流性
公共艺术的发展，其支配权由“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反映公众精神和公众审美，与人形成一种可交流性的视觉艺术空间。这种交流性决定环境陶艺设计须面向大众审美心理，促使设计者设计出符合公众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因素的作品。其环境陶艺的形式设计要体现人们审美心理的生动性与直观性，个性化与人情化，场所性与文化性等，才能引起人们的亲近心理，使其作品与人们实现可欣赏交流空间，如造型设计符合人们的理解、安全心理，色彩设计符合人们的情感心理以及风俗习惯。因此，环境陶艺设计的某些实施方案，应采取开放化、民主化的策略，由大众（指具有一定艺术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人）的参与抉择，这样设计者才能准确地获得公众对审美对象物的反馈评判信息，更加合理地使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表现与公众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积极因素相符，真正地开启了一个展现人性审美需求的艺术空间。
2.3时代性
人类审美行为具有一种活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会相应地流变。那么艺术家或设计师在环境陶艺的艺术形式设计上应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环境陶艺设计赋予人性的审美需求，其表现形式（造型、装饰、色泽等）与内容（题材、主题、内涵）都应该具有现代人认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即创造性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融入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气息和国际化艺术的多元思想，才促使环境陶艺文化的自身积淀和发展，使公共艺术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格得以延续和扩展。
2.4通俗性与趣味性
这里所说的通俗性并不是指“世俗性”或“庸俗性”。环境陶艺不仅设置于公共空间之中，而是表征和蕴涵着广泛的社会群体所认同的文化精神，审美意象及道德理想等。由此，环境陶艺的公共性决定了其设计形式，显示大众化文化精神，大众化审美需求，即公众的通俗性。环境陶艺的艺术形式设计的通俗化，主要指其视觉形态语言的表现符合大众审美文化心理，赋予大众与其作品更形象化、情趣化的欣赏交流，让人易于理解它，亲近它。其通俗性体现在造型设计的生动性与直观性，色彩运用的丰富性与时代性，题材表现的人情性与趣味性，内容反映的生活化与平民化。通常，这种趣味性表现在其作品的物质形态赋予人性的情感、情趣、个性和生命，而这种趣味性包含了滑稽性、幽默性、好奇性、幻想性和亲和性等。环境陶艺设计者的趣味性与公众审美的趣味性之间相符，才能建立一种物质和情感的交流关系。然而，趣味性的艺术形式主要表现在装点性的环境陶艺设计中，装点性的环境陶艺是为配合既成的环境（指开放自由化的场所环境）而进行的艺术设计。当然，像标志性、宣传性、象征性等类型的环境陶艺或者庄严、理性化氛围内的环境陶艺，其主题性表现因素会削弱其形式设计的趣味性。虽然环境陶艺设计的趣味性以注重其自身的价值为主要因素，但却脱离不了环境对它的制约和要求。
2.5生态可持续性
环境陶艺设计注重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时，工作总结 决定着艺术家或设计师设计环境陶艺，不能仅仅停留在建构当前视觉景观的审美意识中，还须考虑未来此周边环境空间（指建筑、植被、绿化、交通、和人的审美观念等因素）的变化，对作品构成视觉美景的影响以及价值的评判。同时，生态可持续性也反映出环境陶艺设计要考虑其作品的易安装性和可拆卸性、维修性和持久性、抗压性和安全性等因素。这样，环境陶艺设计充分考虑人与城市环境以及公共空间构成的和谐性、高效性、整体性、多样性、全球性、人文性；从而体现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真正遵循以人为本，在物质和精神上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
3结语
任何艺术设计活动须关注人，关注人性，体现心灵，不仅是创造一种物质形式，更重要是要创造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环境陶艺是艺术设计实现人们审美需求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艺术家或设计师通过对其设计形式和功能等方面赋予“人性化”的品格，使其具有情感、个性、情趣和生命，提升和润泽人的心灵，才使环境陶艺作品起到审美、休闲和娱乐民众的目的，为大众创造出愉悦感、快乐感，以及增加城市公共生活的亲切感，激发人们的艺术审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引起人们的好奇、触摸，依偎、攀沿等活动行为，成为一种公众性的生活审美化、自然化的艺术空间，构成空间景象的愉悦之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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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红文.工业.技术与设计—设计文化与设计哲学.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
[4]施慧.公共艺术设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篇8
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美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美学研究领域充满了误解。所谓美学包括“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三大类对象的说法，由此再生发出来的关于所谓“科学美”的讨论，以及以这三个方面或四个方面对象构成整个美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构想，至今还充斥于各种各样的美学教科书。我们每年都能读到许多其实与“美学”这门学科并无多大关系，却藉“美学”为名的著作论文，这些文献以十分认真的态度研究“美”（漂亮）的本质以及它的制造方法。更令人遗憾的是，像这类与表现为某种理论形态的人文学科——美学（Aesthetic）毫无关联、与艺术与审美这一特殊精神活动毫无关联的文献，经常可以很轻易地混迹于美学界以及一些本该地位很高的学术杂志、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学术文献索引中，加剧了美学研究领域的混乱，使得美学作为一门完整而独立的学科更难以成型。
当然，中国美学发展历经百年而学科定位尚未完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中国美学确立学科定位之步履艰难，首先，或许是因为“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学科定位方面本就包含了与生俱来的困难。 美学究竟是一门研究艺术理想或艺术思维的学问，还是一门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及的美（漂亮）的学问，换言之，所谓“审美活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类活动，一直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可以说，这种含混不清远远不只是中国美学遭遇到的问题，当欧洲美学家把柏拉图（或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看成是他们最早的先驱时，其中多少也包含有类似的含混。然而，自从使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真正成立的奠基之作——德国十八世纪鲍姆嘉通的《美学》问世（1750年），此后一些年，与现在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这门学科有关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博克发表于1756——1757年的《论崇高与美》，更使美学得以超越了狭隘的“美”的研究领域。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最迟到康德《判断力批判》与黑格尔《美学》出版的时代，至少在欧洲，美学已经不再是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美（漂亮）的必定会人云亦云的讨论，而已经彻底转向艺术理想与艺术思维这些有可能建立学科规范的、有关感性和艺术的、更深入地说是关乎人对世界的某种特殊把握方式的研究。至于西方美学此后的发展，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分析美学，更是非常清晰地远离把美学当作一门研究美（漂亮）这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视觉感受的非学术研究，这些美学理论“不是对美是什么作讨论，而是对人如何审美作讨论。美的本质，美是什么这样一些一直作为美学的最根本主题被放弃了，或者按现象学的说法被悬搁起来。”［①］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暗示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点——尽管许多美学家都同意在古希腊，“美”是艺术的普遍理想，然而，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美”，就像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所说的“真”与“善”一样，恐怕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只有将真、善、美这样一些概念从日常生活层面上提升到形而上学层面，使之成为具有特殊含意的、关乎人与世界关系之本质的哲学范畴，才有可能出现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这样一些哲学的分枝。 要研究与考察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它并不是像西方美学那样，从其自身内在的审美意识演变史与艺术发展史的学术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美学在西方发展了150年左右才传入中国，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文学者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在中国古代堪称发达的人文研究领域，比起逻辑学、伦理学之类的哲学分枝，它更难以找到确切地相对应的学科。所以，美学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并且成为像今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研究者的人文学科，必定要有所承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美学所承继的，并不只是从鲍姆嘉通开始，以康德、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欧洲近代意义上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美学。实际上，早到古希腊，迟至叔本华、尼采甚至更晚近的西方美学家的著作与思想，都以共时性的形态进入中国，同时影响了中国从事美学研究的那些先驱与后来者。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美学史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而不是从鲍姆嘉通开始的。由于从古希腊直到尼采这样一些极其不同的思想家的美学理论同时传入中国，我们并不容易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艺术理论与那个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样，也不容易认识到，与近代美学更接近的，并不是古希腊时代哲人们有关“美”（漂亮）的讨论（比如说《柏拉图对话录》里的《大希庇阿斯篇》和《会饮篇》），而恰恰是他们那些可能并不提及“美”的、有关艺术（诗）的讨论。从这里，我们可以达致对中国美学内涵混乱的一种善意的解释，可以认为，这种混乱是由于人们不分轩轾地接受了那些实际上大相径庭的欧洲经典文献，而这又是一种虽不合理，却很合情的现象。
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中国美学所继承与接受的西方理论资源本身的复杂性。正如人生中许多巨大的不幸可能肇始于一个很小的失误一样，中国美学的不幸是，最早将发源于欧洲的“Aesthetic”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学者，套用了日文中的“美学”这个名称。至少在中国，所谓“美学”这个术语不是从“Aesthetic”直接翻译过来的，从表面看也没有它原初包含的“感性学”的意思，“美学”这个称呼虽然不能说与西方美学所用的“Aesthetic”这个词语全无关系，但毕竟它在字面上所表达的那种意思，与“Aesthetic”基本上是两回事，与美学在近现代的表现形态更完全是两回事。
“美学”这个名称无法准确地体现出“Aesthetic”这一学科的形成历史，反而有助于导致误解。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论述受到的特殊关注最能说明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欧洲所有人文学科的渊源，而像柏拉图这样一些古希腊哲人有关美（漂亮）和艺术的思想经常是犬牙交错的，对于学科创建时期的中国美学而言，其中那些有关美（漂亮）的思想虽然与鲍姆嘉通以后确立的美学相距很远、却又确实充满智慧和魅力；对于许多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美学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柏拉图有关“美”（漂亮）的睿智，远远比黑格尔诘屈聱牙的论证更易于接受，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学，当然会成为一门很可疑的学问。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还遭遇到特殊的不幸，那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除了接续着欧美学术传统，几乎同时还接续了裹挟在中的苏俄美学传统，像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就是生活》［②］这样一部逻辑混乱的小册子，却缘于其拥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成为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不容置疑的经典。中国美学是在苏俄意识形态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这一特殊背景下成熟起来的，尤其是40年代直到70年代中叶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著作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在美学领域的实际贡献，相当多的美学研究人员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传播了“车尔尼式的美学”。在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这一强有力的干扰，整整影响了几代人，车尔尼的帮助，至少使得对“美学”这个名称望文生义的理解，获得了权威性的支撑。［③］
美学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在中国，这门学科并没有经过一个大浪淘沙式的逐渐规范化的过程。过多而又相当芜杂的理性材料一涌而入，在西方美学演进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思想与思想、范畴与范畴在承继变迁之中渐次走向成熟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重现。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这样范围相当广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程度，远远不是可以通过其在欧洲美学史上的重要性来衡量的，某些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未必就受到国人的重视。当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欧美、苏俄思想家繁复多样的美学观念、汗牛充栋的美学著作同时传入中国时，人们很容易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各取所需固然是一个方面，相当多西方思想家的前美学著作很容易被误作为美学著作，甚至被当作美学经典著作则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立足于这个非常混乱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内涵的混乱与不确定，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美学这一先天不足的特征，决定了蕴育着中国美学的那些思想资源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资源。然而，美学研究对象的含混不清，还有内在的原因，那就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至今仍缺乏研究美学所必需的历史方法与历史视野。 人类的审美理想是不断演进的，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理想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因而，不同时代的美学所研究的内容，也就必然出现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美学，如果不能从艺术与人类审美活动历史发展变迁的角度把握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美学这样一个特殊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人类审美理想的演进史上，对于美学这门学科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崇高”作为一个重要美学范畴的引进。如同鲍桑葵所说的那样，在审美理论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把古代人的基本理论看作是近代人包容赅博的概念的基础”，然而自从博克和康德把“崇高”这一革命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美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作为基本范畴，引入到美学研究领域之后，“美的”和“美”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包容性。鲍桑葵是这样叙述美学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的：
随着近代世界的诞生，浪漫主义的美感觉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自由的和热烈的表现的渴望，因此，公正的理论已经不可能再认为，把美解释为规律性和和谐，或多样性的统一的简单表现就够了。这时，出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最初，它的确并不是在美的理论范围之内出现的。但是，接着，关于丑的分析也出现了，并且发展成为关于美的理论的一个公认的分支。结果，丑和崇高终于都划入美的总的范围之内。［④］
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尤其是在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西方古典美学时期，艺术以及与艺术欣赏相关的审美感受集中在狭义的“美”的时代，欧洲社会普遍的艺术理想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美”（漂亮）之间才具有特殊的同一性。而美学恰恰出现在浪漫主义艺术理想之时，出现在人类的艺术理想超越了“美”（漂亮）而进入更广义的、包括崇高和丑在内的更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的时代。虽然很难说是由于人类审美需求与艺术理想的丰富化，才推动了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但美学这门学科诞生的背景，确实是欧洲主流社会审美观念出现从纯粹的“美”向着崇高、丑等等更具现代色彩，也更丰富多样的审美理想演变的特殊时代；由于美学产生在这一特殊时代，它又被视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能够认识到人类艺术与审美理想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研究者们就不至于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普遍化的误解。 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如同美学诞生于欧洲审美理想出现重大变异的时代一样，美学传入中国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人的普遍审美理想产生巨大变异的时代，虽然这种变异具有外来文化移入的背景。如果中国的美学研究者能够体会到这一变异于美学的意义，把这门学科的研究真正集中在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范畴之内，能以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这一特殊的思维方法为核心开展研究，那么，中国美学也完全可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困难显然在于，中国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普遍接受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相当多的研究者深信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美、审美以及艺术规律、美学理想拥有某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律，惯于从静态的角度界定美和审美。这一现象不仅导致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涵遭致普遍误解，同时更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美学基本范畴遭致的普遍误解，将那些重要的美学范畴视为静态的、凝固不变的范畴的现象，在美学研究文献中在在可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美学范畴是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中产生的，范畴的发展既是逻辑的运动，也是历史的运动，那么，美学范畴就不仅是一个逻辑范畴，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美学原理和美学史包括美学范畴史的著作中，往往对美学范畴的流动、发展和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种把美学范畴仅仅看成逻辑范畴，而忽视它也是历史范畴的情况，不仅在我国美学研究中存在，而且在别的国家如苏联美学研究中也存在。［⑤］
而中国美学存在的这一缺陷在研究持续进展中的阻滞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评估。
当然，即使就欧美学术界而言，美学也没有像物理学、逻辑学之类学科那样极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涵。但至少，当美学这门学科被引进到中国时，有关美学研究对象这样的问题，从美学诞生以来，在欧美学术界已经有近两百年时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而我们在发展这门学科的过程中，这一问题甚至都没有真正受到重视。至今我们或许只能叹息，抱怨当初人们选择“美学”这个词来翻译“Aesthetic”这门学科是一个错误；但是，既然这个学科名称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重要的就不再是徒劳无益地试图改变这门学科的称呼，而是建立学科本身的学术规范。假如说美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至少就要使美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一门有相对明确研究对象的学科，而从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这决不仅仅是美学研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所致，还有更深层的理论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21世纪的中国美学所需要致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二 美学民族化的可能与前景
尽管中国美学已经走过了100年历程，从学理的角度说，“中国美学”这个短语的含意恐怕还有待于厘清。在某种意义上说，近100年的中国美学更多地是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从这个角度看，且不谈那些尚处于业余水平的有关“漂亮”的研究，即使从中国美学发展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以及发展前景看，仍然有某种尚未被学界普遍、清醒地意识到的潜在危机——已经走过上百年路程的中国美学，至今没有找到很好地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本民族的美学资源，虽然近年来不断得到发掘，但要说它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估价和认识，也许并不夸张。即使是在中国美学已有百年历史的今天，“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中国”之间巨大的鸿沟还有待于认清，而美学的民族化，仍然是需要众多美学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理想。 当然，类似的问题远不止于出现在中国。事实上，即使是曾经担当了西方美学输入中国之二传手的日本，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美学领域，而日本民族颇为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艺术经验，与美学研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疏离。美学研究者们不应该默认这种疏离。美学是发源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因此，它无论怎么发展，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假如美学是一门跨文化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它的最终目标是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寻找并抽绎出世界各民族在审美领域与艺术领域共同遵循的某些规律，那么每个民族都有责任、有义务——尤其是非西方民族更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艺术与美学资源，在虚心地接受与继承西方美学的丰富遗产的基础上，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丰富全人类意义上的美学，使美学更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美学的民族化之所以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缘于人类文明的丰富内涵与西方思想的局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各民族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都发展出了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都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了艺术创作与欣赏能力；然而，虽然各民族的审美能力与审美意识以及艺术的发展的互相交流并不罕见，但无论如何，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与偏好上，当然也包括艺术的表现手法以及风格上，都必然表现出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民族特点。既然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对我国30年代以后的美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日丹诺夫等苏俄美学家，直到构成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主潮的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等都是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通过对西方人的审美经验的抽象与总结发展出他们的美学理论体系的；尽管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的军事与经济扩张就波及到了世界上相当广阔的区域，但是直到“二战”前后，非西方的文化也一直没有以其本来面目进入到西方美学家的视野之中。如果说美学应该是对人类审美意识及审美活动整体上的哲学考察与总结的话，那么，仅仅凭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历程，是否足以抽绎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与美学理论？或者说，如果我们可以将美学视为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对无数人类个体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律的理论把握，那么，仅仅通过对欧洲人的审美活动与历史的考察，能否达致某种适用于人类整体的美学理论，也就非常值得怀疑。 因为人类文化具有共性，所以美学尽管是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却也能够被引进到东方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被用以阐释中国的审美现象与艺术；然而，也正因为人类文化还存在个性，所以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将如何包容和帮助我们解读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尤其是包容凝聚着中国漫长的审美历程之精华的传统美学观念，也就成为美学能否很妥贴地“嵌入”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关键。 无论后来者如何试图从中国先秦以来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寻找传统与民族的美学资源，但是，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作为一门因其具备独立性也因之同时具备了渐次走向成熟的可能性的学科，无疑是从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开始的；正如王国维很顺理成章地将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应用于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一样，美学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能够不断地从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可应用性上，获得它前进的动力。百年来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撷取现成的答案，来阐释中国艺术漫长与复杂的历程，以及阐释这个历程中暗含着的规律。我们甚至将欧洲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艺术流派当作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以它们的互动关系来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也在美学教科书中加入了不少中国艺术的例子，这非但不是美学的民族化，而且更意味着美学家们事实上是在将中国的审美活动史看作是世界美学中的一个具体个例，是在用中国的审美活动史印证着西方美学的全球可应用性。
这就是说，自从西方美学被引进到中国之后，所谓“西方美学”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美学家们视为“西方”的美学，而实际上一直是被视为“世界美学”的。这就决定了在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虽然出现了不少具有创见的美学思想成果，中国漫长的美学发展史中所积淀的丰富而独特的美学思想，却一直未能真正进入到今人构筑的这些美学理论框架之中。甚至像“意象”、“意境”这样一些从汉魏六朝以来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核心的位置的范畴，在各种各样的当代中国美学体系中，也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周来祥以“和谐”这个浓缩了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概念作为他美学理论与美学发展史的元范畴，这个以“和谐”为基本范畴的美学体系，在利用民族美学资源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但是即使是在周来祥的体系中，对“和谐”的解释却仍然是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和谐”这个民族色彩很浓的美学范畴，依然被放置在以黑格尔式的思维方法构筑的美学体系里，从而流露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痕迹。［⑥］夏之放曾经建议，应该“用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体系的第一块基石”，［⑦］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看到基于这一范畴建构的、为国内美学界及文艺理论界公认的体系，更没有以此为基础的美学教科书。美学家们在处理民族化的美学材料，尤其是在处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最常见的概念和术语时，经常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难境地，在很多场合，也就不得不在体系的完备性与丰富的民族审美材料的运用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
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更显得非常之微妙。如前所述，中国的美学研究是在美学从西方引进这一背景下得以开展的，所以在美学发展之初，人们较少注意到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史的发掘。20世纪中国美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从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到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等人，其主要成就即使不全是介绍引进西方美学思想，也多数是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基础建构其理论体系的。但是，美学的发展必然会刺激研究者们从单纯地引进与接受西方美学思想，转而寻求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美学思想果实。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已经波及到从老庄、孔子、《易经》等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与著作，到晚近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这样相当广泛的范围，足以充分说明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已经非常关心人们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以及艺术活动中的美学规律。然而这一研究，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中国古代某个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者相似的某些观点，停留于说明或证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伟大的美学家与深刻的美学思想”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本该通过这样的研究，从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的审美理想及其发展过程中，探索和构建具有民族风格、符合民族精神的美学史学科。
但是至少到目前，我们在这一领域所能见到的最多的研究，依然是在用西方美学的观念直至美学术语，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即使是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用西方美学观念解读中国古典美学论著的现象。中国美学史几乎就成为西方美学史异样的翻版与重演，各种理念出现的时序或许略有不同，但似乎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在审美与艺术领域所关注的都是一些相同的问题，并无二致。学术的发展总是由一些基本范畴、
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关键问题的探讨推动的，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像“形”与“神”的关系等等具有民族特征的问题日益深入的讨论，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推动着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汪裕雄既准确又言简意赅地指出，正是“重意象、尚感悟的思维传统”支撑着中国审美与艺术的辉煌：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将意象作为自己的中心范畴，围绕审美意象的创造、传达和读解，衍生出自己的审美原则。《诗》之“比兴”，建基于物类相感、触类引申的《易》理之上，正与“易象”相表里。《骚》之“发愤抒情”，倚重庄学的“逍遥游”理想，强调主体备受压抑的内在动力，在推动艺术家诉之于意象，向超越境界升腾远举。经过魏晋玄学的洗礼，诗骚两大传统在六朝之际相互融贯，“即目所见”直指“象外之意”，有限的眼前景物直通无限的人生体验，在唐代演为“境生于象外”的意境说。意境说远非有人所论，是源于佛教的另一系美学，它只是意象论的延伸与拓展，即强调意象必须向形而上境域超越。这种以意象为中心的美学及其支持下的审美实践，反过来又强化、深化着民族的思维传统。［⑧］
既然如此，如果中国美学史不是从这样一些具有民族特点的基本范畴和关键问题出发，不同民族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思维的巨大差异，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得到有理论意义的解释，也就不可能从中国漫长的艺术与审美发展史中寻找到源于它自身的发展动力；从先秦迄今中国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富而又独特的审美经验，没有得到历史的总结与解释，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这一丰富宝藏，也就很难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开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像这样一些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被当代美学家自觉地运用于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可能超越西方审美与艺术经验的、更具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存在困难的，因为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也还有待于开展，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拥有的诸多审美范畴还远未得到足够系统的清理，如同封孝伦指出的那样：
中国古代由不同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提出的范畴太多了，哪些范畴历史价值较高，哪些范畴较低，需要作出挑选。挑选的标准和原则又是什么，这一点不确定，范畴的铺排陈列不但芜杂，而且很随意，有无历史价值让人怀疑……这恐怕……是所有研究中国古典美学史的人面临的共同难题。［⑨］
最近一些年，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的审美事实揭示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许多本质性的差别。这样的研究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西方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发展史并不能替代人类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与发展历史，而即使西方美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一个无法忘却的参照系，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以西方的美学来解读中国的艺术创作及发展历史的研究模式，以及用中国的美学证明西方美学的全球有效性的研究方法，确实应该清理和扬弃；通过美学与艺术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世界美学的发展，才有可能使中国美学的研究，以及美学的民族化获得跨文化的意义。
提倡美学的民族化，并不意味着要采取排外的文化态度，因为民族化正该是二战以来兴起的文化全球化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化与全球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就失去了所有价值，而所谓全球化就必然变成西方化。因此，美学的民族化之成为当务之急，恰恰是出于全球化必须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考虑，唯有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够发现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过于西方化的美学本质上的局限性。
然而，在这个文化发展水平与影响力极不平衡的世界环境里，包括美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民族化，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中国美学亟需解决的众多问题当中，最具有时代意义但也最困难的问题。
三 审美文化与美学的第三种可能
美学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研究，更不用说，其研究结果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因此，有关美学理论以及美学著作的存在方式，多少也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目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渐渐显得重要，是因为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以及探讨中国美学走过百年历程之后的走向时，已经不能忽视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方法与表达形式的多元化现象。无论是就目前仍然居于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的欧美国家的美学研究而言，还是就尚处于成熟过程中的中国美学研究而言，当代美学研究与经典美学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而种种区别之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随着美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等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审美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美学研究中一个迅速崛起的新领域。
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多种学术层面上的可能性。而且从美学传入中国伊始，这多种可能性也就同时展现在中国学人们的面前。当王国维在20世纪初叶几乎是同时尝试着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解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用中国传统的诗话的方式评价中国古代诗词，写作《人间词话》时，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在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开创美学这门新学科时，所用的方法也极具象征意义。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止于这两部篇幅不大，内容多少有些杂乱，也很难说具备必要的理论系统性的著作开拓性的价值，还在于通过王国维颇具探索性的研究，使得中国美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将在整个20世纪渐次展开的它所可能具有的三种最主要的形态。这三种形态其实也意味着美学的三种存在方式，三个层面的人类价值，代表了它的三种主要功能。它们分别是作为哲学或曰形而上学的美学，作为艺术理论的美学，而它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功能，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那就是它作为一种人文读物的存在方式与功能，这种存在方式与功能确实是超越学术层面的，然而，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进程中，它使美学成为一种个人情感表达手段的价值，却日益凸现在学术领域。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把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与生命哲学相关的对象加以研究，同时也使得“悲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获得了它超越于日常生活语言的意义。如果说概念与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最起码的前提，那么，从日常生活语言中抽取出具有特定学术所指的概念范畴，或者说赋予某些日常生活语言以某种学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某种特定的学术话语，就成为一门学科的奠基者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然，王国维远远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他甚至都没有能够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为后人们公认的名称，在他的著作里，“美术”这个词更多地被用来指称我们今天所常称的“美学”。但毕竟王国维已经自觉地开始从事对于艺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并藉此深入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最本质的那些问题，自觉地接续着从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传统。
从艺术理论的层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试图揭示中国传统小说戏剧和诗词特有的结构方式，并且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艺术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加以研究评价，并且努力为文学艺术建构理论规范。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之所以具有文艺美学层面上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评价艺术对象，而且更是在品评这些古典名著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艺术理论话语。这种艺术理论话语既不是只着眼于纯粹技巧层面上的，也不是只注目于艺术与人生（包括政治）密切关联的现实层面上的；它所着眼的，主要是人类深层的艺术感受与艺术思维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比起同时代的其它人都更像是一位真正的美学家。
虽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形而上学与艺术哲学价值（当然，也许可以说，《红楼梦评论》更偏重于形而上学，《人间词话》则更偏重于艺术哲学），然而，《人间词话》无论就其在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还是就其受公众欢迎的程度而言都要远远大于《红楼梦评论》。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红楼梦评论》在运用叔本华理论时多少显得有些生硬，远不如《人间词话》那种感性化的评论可以允许作者挥洒自如，容纳进作者的连珠妙语；另一方面，《人间词话》采用了与理论著作截然不同的特殊写作方式，更是一个重要原因。也许这才是《人间词话》的美学意义与影响力之所在。如果我们可以认同《人间词话》这样一种形态特殊的美学著作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同意，与其说它是形而上学或艺术哲学，毋宁说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文本，而这种高度感性化的批评文本的美学价值，正是需要讨论的。
在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批评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20世纪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批评的时代”。推究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当然与教育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近代大学所推崇的研究方法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智力活动范式，使得理论与批评著作的读者对象急剧增长。教育的普及，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的一种另类取向，那就是为了适应读者对象的增长，文学艺术批评渐渐从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转而趋向于探讨那些有可能赢得社会更多人关心的问题，使文学艺术批评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文化层面；正因为读者对象的泛化对理论与批评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阅读对象的多元化和理论著作普及化的可能，都在诱导理论家们用更感性化的、更易于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写作，使理论与批评渐渐得以改变它严肃和高深的面貌，甚至开始变得更接近于文学本身，更接受于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常见的那种以韵文形式（其中包括诗词曲赋等多种文体）撰写的诗词评论著作。如果用中国传统批评与理论著作相比附，那我们就会说，20世纪作为一个“批评的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以及美学理论著作变得更接近于《诗品》而不是接近于《文心雕龙》。这一趋势无疑对美学的现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也不失时机地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某些变异。美学正在出现某种泛化的倾向，更极端地说，它正在开拓一条超越学科限制的新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转向，虽然并不是从《人间词话》所接续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传统发展流变而来的，却与之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
当然，在讨论中国美学的泛化现象时，我们不会忘记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曾经出现过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泛化，美学研究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美学批评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学领域，而扩张到把美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⑩］虽然这个时代的美学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史无前例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像李泽厚这样重要的美学家，甚至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不间断地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与重建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并非表现在美学领域内部，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是康德以来的、以美的无功利性为理论前提的经典美学所能认同的学术方向。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美学的泛化现象，主要是指90年代以来，美学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的同时，力求受到现实社会更多关注的努力，这一转向在近年来的中国（在欧美则更早），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学术思潮。如果说80年代诸多学者热衷于把美学作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工具，多少该看成是用于突破特定时代舆论空间闭锁的特殊的学术与思想策略，其美学层面上的理论价值，在今天还很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的话，那么，当我们将视野集中于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以所谓“审美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比较狭义的美学泛化现象，就确实会发出一些更值得深入探讨的美学领域内部的疑问——“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至少非常现实地表现出了美学继它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作为艺术哲学之后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与可能。
所谓“审美文化”究竟是一个美学研究新领域、一种新类型，还是一种美学研究新方法或新思路，在美学界尚未有较为一致的看法。［11］但假如从功能角度看，从美学的存在方式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最显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美学研究与批评文本本身的构成，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传播，尽可能使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使得审美文化批评即使没有任何学术上与艺术理念上的创新，至少就其对批评文本的感性表现力的重视而言，也足以成为一股学术新潮。当然，审美文化本身至今仍然是相当复杂的，它的特点也不仅仅表现在表达形式与文献的构成风格方面。在中国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兴起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王德胜曾经这样谈及审美文化研究：
在“审美文化”里，“美”却不再是一种抽象理性的专有权力象征，也不再是具有终极本体属性的价值实现形式；“艺术”不再是“美/审美”的同义物或唯一通道，也不再是纯粹理性的显现与观照活动。由经典形式的美学话语所规定的感性向理性的投入、“直接性的取消”，在“审美文化”概念中失去了它那种由严密的思辨逻辑所限制的必然性，感性作为现实生活的表现性存在而向理性价值理想炫耀自身的力量……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概念超越了经典的“美”或“艺术”概念，呈现出某种“非美”或“非艺术”的特征。它较之经典美学话语的逻辑性规定形式，更加突出了对于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描述性把握……就此而言，在当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之于大众日常生活活动的普遍的、日常的价值存在方式的认同，在性质上，便同当代文化的商业性结构、当代传播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成为当代文化特有的制度性表现。可以说，作为概念的“审美文化”，无法拒绝把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当代文化活动的商业性及大众传播特征包容在自身之中。［12］
在这里，所谓“审美文化”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者的理论取向，其次，它同时还被理解为一种研究的态度。如果说把目前中国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解为美学理论的世界性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学理层面上的解释还不够，因为对于审美文化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它本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到了大众传媒之中，既关注着大众传媒，同时又在娴熟地利用着大众传媒手段。
这一趋势说明，美学仅仅作为形而上学和艺术哲学的存在方式，已经不足以构成它的全部。在美学研究领域，从美学角度开展的趋于公众而非面向同行的文学艺术批评，其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超过学理探究的存在价值的趋势，而人们对于文献的语言魅力及传播手段的注重，甚至超过了对其内涵及学术深度的重视。它还具体表现为美学界相当一批新秀，已经从研究者转而成为深受大众传媒欢迎的批评文本或学术文本的制作者，而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可接受性以及为读者提供的愉悦和，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成就及影响的日益重要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他们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紧密合作，都是此前任何时代的学者所不曾有过甚至曾遭致鄙薄的。这一现象不仅是在回应王蒙曾经提出过的“学者文人化”诉求，更是“学术大众化”的表现。从负面角度看，它是学术对媒体霸权的屈服或趋附，但我们也可以从更积极的方面，赋予它以更合理的价值。如果说沉醉于自身独特个体经验的精心描述，沉醉于构筑个体审美经验高度艺术化的表达模式，正是中国美学的一种很有特色的传统，虽然这一直到王国维还在延续的传统在王国维那里已经终结，但是在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也可以说这一传统正在以新的形式复活。 当然，我们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把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看成中国传统美学文本的复活，必须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非常表面化的相似。必须看到，审美文化研究的崛起，依托于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里中国的文化整体与学术品格所发生的极大的变化。如同这一现象出现的世界背景一样，这一变化也是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相关的，是与教育的平民化与现代教育的普及相关的。教育使平民更接近知识分子，同时也使知识精英平民化，更使学术平民化成为可能。由于教育的普及拉近了知识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知识距离，也就使得艺术批评文献有可能成为一种可供大众阅读的文本，使之不必像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那样，仅仅与少数知识界的学术贵族共享。它使美学与艺术批评文献越来越趋向于成为面对一般民众的大众文化消费品，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而且，由于美学所研究的对象——艺术具有特殊的情感魅力，它可能比起其它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宜于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而为大众传媒所重视，并进而为大众传媒俘虏。比起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影响来，大众传媒的诱惑，要远为有效。 学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其影响，开拓其社会覆盖面，但是它也会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深度。这正是美学研究的日益感性化所必须冒的学术风险，然而，从中国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感性化艺术批评发展过程看，这样的批评也可能有它特殊的审美和理论价值。假如审美文化研究能够有意识地汲取中国古老的艺术批评传统留下的丰富资源，审美文化研究以及美学研究，并非没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当然，纵使这样，如何在保证美学的学术品位使之能够继续在学术层面上有所进展，和兼顾学术的大众传播之间，找到一个可以为学术界与大众接受的平衡点，仍然将会是21世纪中国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和谨慎选择的策略。
思考20世纪中国美学留给我们的诸多问题，与思考中国美学20世纪走过的道路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这样说，20世纪中国美学遇到过多少难题就给下个世纪留下了多少难题，置身于世纪末回思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留下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美学没有任何重大进展，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而是说，中国美学所遭遇的几乎所有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不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所能够彻底解决的。经历了这样曲折复杂的历程，21世纪的中国美学将何以自处，美学界所有人都必须认真对待；而学术发展的空间要得以拓展，正有赖于我们不断去发现与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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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宏宝：《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从8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的小说家经常讽刺爱打扮的姑娘把美学著作误以为美容指导书，其实这样的误解又何止于出现在虚荣的时髦姑娘身上。
［④］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版，第9-10页。
［⑤］ 周来祥、彭修艮：《中西美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
［⑥］ 参见周来祥：《论美是和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再论美是和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夏之放：《论审美意象》，《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⑧］ 汪裕雄：《意象探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⑨］ 封孝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篇9
在设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对设计的审美有着不同的阐释。从20世纪初阿道夫・卢斯提出的“装饰即罪恶”，到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服从功能”，再到密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等，这些都是基于哲学思潮的更替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设计审美观念。
当前，我国的设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审美高度层次不同，在貌似平静的设计表象下，一些设计乱象丛生，抄袭之风肆虐、设计行业门槛过低、整体设计水平低劣、作品缺乏创意等等。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重要原因，除了经济利益等因素外，恐怕还与大众和设计师之间审美观的不同密切相关。有一位设计师曾说“许多设计非自己所愿，客户说什么是什么，不满意不付款，这让设计成了一件很费心费力的事情”。因此，面对当下设计发展现状，设计师应该以批判性思考来探寻其根源。
二
（一）大众的审美
审美，是人们对事物的美丑好坏所做的一个判断评析，即美感与否的产生和体验，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反映在主观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既然是一种心理活动，那么它必然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审美观念等。同时也会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比如个人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兴趣爱好等等。
当前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物质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大众对美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升。一些设计师的作品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被大众所知，并在试用后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使之成为流行趋势，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趋向。这种符合大众审美潮流，并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审美趋向，就是社会主流审美即大众审美观。
（二）平面设计师
从事专业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多数曾长期受过专业训练，对于事物美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即专业设计师以“设计师的眼光”来审视事物。他们与大众的审美感知不同，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追求与众不同的设计
创新是设计师的灵魂，设计师在设计的追求和表现上，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创意，即与众不同。缺乏个性的设计，尤其是对于平面广告设计，将会使设计作品逐渐陷入大众化和平庸化的泥淖。设计师潜在的审美认识呈现在其设计的作品个性中。在平面设计行业里，设计师与大众相比，对美的认知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人们通常认为被设计师视作美的事物，应该是大众及整个社会公认的美，如同“盾”，设计师希望将其审美趋势传达并保护起来。
2、设计作品应该与艺术作品一样受到重视
在设计师的眼里，自己设计的作品如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一样，都是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设计师的设计有时候会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不接地气，往往被束之高阁，或者完成的设计作品，需要按照客户非专业的眼光要求进行修改，甚至是重做。设计与艺术如同孪生一样，二者虽有着不同的创作领域，但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需要有独立的设计创作与审美欣赏的空间。
3、设计不应该被规则束缚
设计是人类按自己的意志对自然界进行的创作，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发展文明社会的一种广泛活动，或者说设计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缩影，设计的审美就是社会文化的亚系。在当今，每一条信息传递都通过了设计的美化，设计美以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呈现在社会的每一处。在设计师的眼里设计是天生有趣无拘束。如果设计师墨守成规、按部就班，我们所见的事物是否都会以同种方式呈现，变得单调无味，所以设计师的创意应该是天马行空，不断突破和尝试创新。
（三）大众审美对平面设计师的影响
平面设计师与产品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一样，会针对不同客户，解决其具体的需求。同时设计的审美会受到这些目标消费群体的共同需求倾向的制约，即设计受大众的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局限性，面临着“矛”的攻击。在这场与“矛盾”的交锋中，设计师和大众如果能实现设计审美的共鸣，那可能会产生一个名利双收的好结果，但实际的生活中却不然，这样的主动权往往是大众掌握设计审美，而不是设计师。
例如以时尚性感女郎为主的平面招贴和低级趣味的户外广告。这些广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迎合了部分大众喜好，也能起到相应的宣传作用，但其营造了一种庸俗低下的社会风气，它严重影响了社会大众的设计审美趋向。低俗设计是当前不良文化的诱因之一。
无法回避的是，客户是大众审美的参与者和提倡者之一，会在设计之初或设计进行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如“去掉所有英文，只留中文，消费者看不懂的” 、“字要大，不然消费者看不到”、 “不要做这么洋气，不然消费者会认为太过高端超出他们的消费水平”等等。这样一些非专业的评价和要求，严重地干扰和束缚了设计师的专业创作，导致设计无所适从，只能低就，因此一些设计混乱、无美感的作品也就源源不断地产生。
从设计的理论角度来看，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另一种是引导需求。从平面广告设计的小环境看，设计师所接触的大多数客户都是私营企业业主或公司的中层干部，他们对广告的价值有一套自己的判别标准，他们要求广告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并尽最大的尺度来吸引目标客户。受到客户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导向的影响，使广告的表现形式缺乏美感。目标受众群体长期观赏这样的广告，逐渐接受并认可这样类型的广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认为大众的审美观日趋单一化和同质化，好像所有的受众群体都持这样的审美观。设计师处于这样氛围的环境中只有去迎合目标大众的审美，设计的引导功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
（四）大众审美与平面设计师的关系
大众审美与平面设计师审美具有因果的关系，同时又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大众客户的想法得到采纳，并且大众最大限度地给设计师提供发挥创意的个人空间，便可使广告达到功能与价值、美观与形式统一的效果。反之，大众审美一味主导设计师的设计思路，就会有不和谐的审美作品出现。
基于这样的关系，在设计领域，无论是以什么样审美效果来吸引大众眼球，都应该注重人文精神的渗透。让人们在人文关怀的设计中，感受到一种和谐的审美体验，在关注视觉设计本身同时，应更加关注大众与设计师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未来设计将着眼于与大众审美和设计师审美的共鸣。大众审美和设计师审美的关系是相连的、内在的、互动的、广义的。当然，要设计师们和大众群体立即改变观念，达成统一正确的审美态度并非易事。目前，在平面设计领域内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有的平面设计作品过多地注重形式，只追求绚丽缭乱的效果而忽略了首要表达的信息；有的平面设计者过分依靠电脑预先设置好的程序，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使其作品平庸无奇；更有的平面设计者惟利是图，急功近利，其作品缺乏个性，简单粗糙，毫无艺术生命力等等，都严重影响平面艺术的繁荣发展。未来平面设计师的职责是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维护社会伦理和道德，引导大众有一个好的审美意识。好的设计将是未来正确价值观的体现，设计师在提高生活品质、促进文明进步中起着积极作用。
三
当前，我国平面设计任重而道远，这场“矛”与“盾”的斗争还将继续，且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对设计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设计师促进设计的发展同时，使设计师和大众需求两者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此外，设计师对于设计审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不仅要求设计师本人按照大众的需求，以人为本的目标去设计产品，还要求设计师承担起提高社会大众审美品位和审美水平的任务。在公共场所，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加大力度对低劣广告作品进行控制监督，给大众提供一个更美的空间。相信在社会活动中，如果大众受到美的环境的熏陶，他们的审美能力必然会有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邹一. 大众文化的审美存在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9.
[2] 刘学兰. 试论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性.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篇10
大众化是指一种文化氛围。将大众化作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征走向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大众化”批评是与“学院化”批评严谨、注重“规则和体裁”且具有理论建构性的批评风格相对的，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浮躁、缺乏学理性的批评形式和风气，这类批评措辞尖酸，甚至流于谩骂，有的还涉及到人身攻击。观点极端且有失偏颇，往往使批评演变为事件而广受关注——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市场意旨。二是指通俗、注重感性思考和体味的话语批评方式，通常是以一种轻松、活泼和灵动的面貌出现，显得平易近人。
“大众化”作为90年代批评的倾向，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文学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商品化的深渊。在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市场化运作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看到文学批评不时有这样的景象：报刊编辑与媒体合谋不断制造热点进行商业性炒作，抛出了诸如“新XX”、“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标号或术语；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合谋，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某些知名学者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马桥之争”、《十作家批判书》等等，还有诸多在人情之上、利益之下的“红包批评”。这些批评活动的共同特征带有很大的“广告”、“宣传”、“炒作”味道，这种貌似审美批评的言词实则是商业文化下的市场意旨。具有浓重的商业意味和明显的市场运作痕迹。但这些批评现象得以出现却包含着社会文化现实中的某些新因素。“在充分注意到这些批评实践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些显然是被‘戏剧化’或‘漫画化’了的批评事件当中，包含着九十年代批评发展的新因素，诸如批评自由的获得，批评模式的变化，批评家与被批评者的关系的改变以及批评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变化等。”尤其是当大众传媒已经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之后，这些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批评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因此，文学批评的商品化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报纸编辑、记者和批评家联手纷纷挑起、发动、参与文化争论。推着读者不断地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从一场争论转移到另一场争论。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消费话题的时代，媒体源源不断地策划出无穷无尽的话题，增加其可读性，从而吸引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推进了文学批评面向市场的进程。
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文化盛行，人们的审美趣味转向平面化。追求感观的愉悦。放逐了对精神的深度诉求。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代表了人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选择，人们更愿意在色彩斑斓的文化世界中享受轻松休闲的视听与阅读，而不愿意阅读通过细致的体味与思索才能心领神会的精英文化文本和叙述。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使得大量通俗、时尚的批评文字得以流行。同时。大众文化使得一切带有形而上倾向的精英文化显得步履蹒跚。
文学批评不去追求文学的韵味、意境和意义的深度，而去追求表面的、感性的、平面的形象性、直观性、代表性。其目的不是引起读者去回味、思考和评论，而是引起读者去感受、享受。这种感悟式、直观性的批评文字比之于学理性的抽象思维更具文字亲和力，读者的接受来得更轻松，这使得文学批评从神圣的祭坛走下来，来到了大众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关注与解读是大众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桥梁。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和作家、评论家圈层。难免自说自话，甚至自我欣赏。在这里媒体的功能使文学批评的功能得以扩展，会更加及时地捕捉更多、更新的文坛信息，加上自己的注释与判断，以受众更易接受的话语方式表述出来。更重要的是。媒体的关注视野也使文学批评的关注视野突破了传统的纯文学的文本范畴。“文学批评的概念在90年代已经不再关注于纯粹的文学文本，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概念在90年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确，90年代文学批评的审视对象也因此扩大到对影视作品的评说、对网络文学的分析。甚至对流行歌曲的艺术与文化的审视。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视角已逐渐更加平民化、大众化，这对引导普通读者的审美活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当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上占有自己的席位，并大有引领受众阅读、鉴赏的趋势时。文学批评的功能便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大众化”的批评风气和样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
由此观之，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及其批评正在发生某种转向——即“大众化”文学批评倾向的形成。这种转向和传媒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和大众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大众化批评的勃兴。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弥补了理论批评疏于关注“当下”的不足。使批评格局趋向于合理和多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文化局面，这期间，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蜂拥而至。西方话语的霸权、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发掘、西方批评方法的引进、中国本土批评家的创造等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多元化境遇。在90年代文学批评的坐标上，如果以大众化批评为横坐标。学院化批评为纵坐标。那么它们的交汇点就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如果说面对相同的文化现实，批评家选择以大众化的方式发言使文学批评呈现出大众化倾向，那么学院化批评就是从揭示本质和理论指引的深度践行着他们的批评活动，构建着具有学术规范、讲究学理背景与知识传统的专业化的批评形态。
学院化批评主要是一批在高校及文学研究所任职的职业学者进行的专业批评，虽然在市场经济时代中面临边缘化的局面，但学院化批评的主体以其自身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日趋成熟的现代体系，以理论和文本意识的深度支撑着当代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基石，以强烈的精英建构意识推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从批评的成果和批评话语空间的拓展来看，90年代学院批评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就90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来看，就有陈思和、王晓明主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以及杨匡汉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其涉及到了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学批评，如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这些颇具学术含量的文学研究著作显现了文学批评的成果，凸现出学院批评力量的强大。就9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研究路向来看，90年代以来批评的话语空间又有了更大的拓展，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的兴起等都拓展了批评言说的空间。此外，与从西方引进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不同，90年代初有一批学者转向传统寻找学术资源，作“学术史”的研究，以期通过对学术传统的重新审视和发掘来找到一种研究文学的思路。张扬纯粹的学术研究，退而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是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的一种姿态，体现出学院精英在拓展批评话语空间的某种努力。
这些批评活动极其文字共同构成并体现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学院派特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学院化批评不仅仅面对文学，大多数从事学院批评的职业学者也不仅仅是文学麦田的坚定守望者，转型期社会纷繁的文化文学现实急切需要批评家加以阐释和批判，学院批评的使命就是以其学者素养和学理分析来透析现象，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给人们以精神指引，从而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找到维系自身价值的场域。他们通过专业性的研究工作，承载着启蒙与代言的责任，这种情况如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在社会大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们科学的理性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感时忧世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学院派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学院批评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往往处于十字街头，以内省的学术思索向社会开放，向现实延伸。在诸多学院派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用文学话语向复杂的文化现实不断介入的努力，现实，作为一个最终需要阐释和反映的目标，始终渗透在学院批评的方法和过程之中。从另一个角度看，90年代的学院批评同时也隐含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省与反抗。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和各种思想、观念、理论的包围中，批评的精神正在淡化和消解，某些批评借口转型和改革而放弃批评精神，放弃批评一贯坚守的人文精神和立场，有的趋炎附势，有的趋俗媚众，有的争名夺利。这是市场经济的商品意识在批评家身上投下的阴影，批评家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必然造成批评的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而学院化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困扰下，捍卫了文学批评所剩无几的尊严。
篇11
简?奥斯汀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讲述的是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乡村生活的人情世故。这一文学作品的理论研究很多，主要包括从情感态度，婚姻观，语言艺术，女性主义，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跨媒介研究成为了近年来《傲慢与偏见》研究的新视角，笔者能搜到的国内此类研究论文有50多篇，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素材，但这些论文中着眼于英美文化研究的论文数量有限，本文着眼于文化视角，采用对比分析法，集同类研究成果之所长，对英美两个电影版本进行了多维度比较，目的在于探讨此类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文化价值。
二、英、美版《傲慢与偏见》文化差异
小说《傲慢与偏见》说中人物刻画鲜明，故事情节荡气回肠，给予了读者无限的联想空间。自问世以来，广泛受到了国际电影人的青睐，1938年至2005年至今，作品被多个国家翻拍成了不同的电影版本，其中以美国好莱坞和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版本最受关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过程本身属于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作品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同时我们看到了英美文化差异。
1.故事场景设置
美国好莱坞于1940年拍摄的《傲慢与偏见》取景于繁华的商业都市，以衣帽店作为开场背景，美国城市繁华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在街道上匆匆行走的行人都是美国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文明的标志。英国广播公司于2005年拍摄的电影取景地多为英国庄园。庄园内部陈设的壁炉、地毯、古老的家具、油画将英伦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英国版电影将故事置放于乡镇田园景致中。突显了英式庄园文化，也体现了当代人对古老庄园文明，闲适田园生活的一种怀念和向往。英国环境曾经一度达到了重污染程度，经过多年治理，英国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环保成就最高的国家。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英国电影越来越注重利用平淡、恬静的乡间景色来体现动人心弦的故事。
美国版电影再现的是经历3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社会经济复苏之初的商业文明。受经济危机影响，人们渴望回到曾经的繁荣时代，这部电影正体现了当时人的心理诉求。由于美国公民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因而，人物是美国电影拍摄过程中的重点部分，在美国版中，除了幅员辽阔的风景，更多的是充满人迹的画面。
2.娱乐活动呈现
舞会既是主要娱乐形式又是一种社交途径。从对舞会的表现方式来看看，英国版所呈现的是古典宫廷风而美国版则呈现了时尚之都的浪漫气息。
在英国版电影《傲慢与偏见》中，舞会中人们演绎的是英国古典宫廷风格的乡村舞蹈，而美国版电影中，舞蹈包含了十九世纪最为流行的华尔兹和波尔卡舞。不同的舞蹈形式传达着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内涵。英国乡村舞蹈的形式起源于法国宫廷舞蹈，这种形式的舞蹈主要在向人们展示英国十八世纪的优雅礼仪。这与英国传统崇尚高雅、推崇贵族的文化思潮不可分割。然而，美国则是一个快节奏生活的国家，又是多元化文化背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思潮，比如实用主义思潮，这种思想理念自然而然地体现到了美国电影作品中。美国在不断吸纳多种文化的同时，积极创造着新型文化形态，美国历史仅有200年左右，属于由殖民地独立而成的国家，不存在英国传统的王室情结，美国更推崇的是时尚和潮流。因此，在美国版电影《傲慢与偏见》中，由新潮的华尔兹和波尔卡舞代替了英国传统的宫廷舞蹈形式。
3.餐桌文化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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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选秀节目盛行的心理动因
大众文化是在大众传媒的支持下，服务于大众的一种文化形式。他必然要屈从于大众的审美趋势，但现代的大众文化往往为了追求利润一味迎合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沦为应消费而生产的模式化文化工业，这必然会影响大众文化的发展。如何将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更好地统一，使大众文化能够既服务于大众又拥有独立的主体性成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
1、节目的原生态过程
通过电视节目将生活中的行为过程原汁原味的或稍加修饰地展现出来，是电视选秀节目的最大魅力，也是目前电视娱乐选秀节目火起来的最大动力。跟以前看到的经过精心安排的、属于完美观念产品的电视节目不同，选秀节目给已经出现收视疲劳的观众带来一些新鲜感。于是，一些带有选秀成分的娱乐节目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2、受众的心理诉求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如果在现实中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就会寻找一种“虚拟性的满足”或“替代性的满足”，这与动物讲究实物性的满足不一样，人可以以精神性的满足替代实物性的满足。娱乐节目无疑是最佳的满足人类“虚拟性需要”的工具之一，它的操作模式和过程恰好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大众实现了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转变，以“虚拟性满足”俘获了大量受众的心。
3、大众从自我认同走向社会认同
人需要社会对自我的认同，也就是需要寻找一种归属感。后现代主义学者韦克斯认为：“认同与从属关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认同有关个体与他者的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认同给予个体一种自我的所在感，给予个体的特征以稳固的核心。”他的“自我所在感”也就是一种归属感。电视选秀通过唱歌、舞蹈等才艺的展示参与者得到自我认同感。从电视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明星，如李宇春等就是通过选秀成功地实现了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转变，电视选秀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平台。首先，这些选手都来自大众；其次，他们的转变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再次，选秀活动往往没有过多要求。它给予大众一个无限大的入口，这就大大刺激了大众的参与欲望。明星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世俗的神话，而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努力成为明星，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样一种心理做了很好的回答：“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电视选秀就是人类在“尘世上建立天堂”的手段之一，它使大众从对“彼岸”的向往转变为对“此岸”的追逐。
二、消费文化：选秀节目盛行的商业原因
电视选秀作为大众文化现象，其背后隐藏的是利润的操作。追求高收视率，以获得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并运用现代技术操纵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电视越来越明显得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侵蚀。
1、收视率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不可能不视大众的文化需求。但是不仅是电视，整个文化领域也已经不能纯粹用艺术的规律来衡量、评判，纯粹艺术理论的解释正遭到市场经济要求的冲击。电影需要票房，电视靠收视率，其他艺术演出也讲求上座率，这些完全是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而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大众欣赏需求这个潜在的消费市场。如果说，过去以艺术水准的优劣、主题的深刻与否来评判电视节目的好坏有其合理性，那么，现在的电视产品以满足大众的欣赏心理，即收视率的高低为成功的标志，这也反映了时代的某种要求。
2、短信热线
技术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它使大众文化得以广泛接受成为可能，也赋予大众参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能力。在所有的选秀比赛中，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或热线的方式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或让已经被淘汰的选手“复活”重新参加比赛。由技术带来的市场规律的影响，使大众文化的商业价值往往重于其他任何价值，文化艺术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它遵循市场的需求变化，市场需要什么便提供什么，生产终结了创造。以《超级女声》为例，在全国总决赛中，李宇春的短信支持票数为352万，周笔畅的票数为32万，张靓颖则有13万票。如果一条信息以1元算，2005年的超女前三甲仅在短信上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达到了810万。
3、广告
此外，广告也成为了追逐利润的工具。电视节目的关注度往往决定了广告的价格，因此，节目的收视率是支撑广告价格的基础，电视选秀由于其新颖性、独特性和对大众的诱惑使其成为大众必然关注的对象，也因此让选秀节目成为各个电视台趋之若鹜的节目形式，引发了电视选秀节目风潮。
三、传媒文化：选秀节目盛行的文化动因
电视所构造的传媒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媒介生成的物质性基础与审美文化的精神构成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国家必须重视传媒文化，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敏感的判断其走向，或者说期待它即将成为什么样的走向，就是因为传媒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很容易成为其本身和传统文化的交汇口和突破口。这种突破因为媒介自身的影响而对大众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传媒文化会很容易冲击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一般来说，电视是主动强迫观众接受的，这就是所谓的媒介霸权。但是，媒介的本质又是为大众服务、被大众欣赏所支配的。在今天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电视的强制功能必然减弱，受众的主动寻求会愈发增强。如果媒介意识并利用了这一点，观众就会喜欢，反之则会被抛弃。这种转型要求媒介要更为主动地加以创造，以引导观众的情趣、兴趣，尤其是提升传统的文化内涵。因此，媒介应更加努力缩小传媒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差距，应在人性、人本、在挖掘人的心灵上寻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在接受传统文化的集体情感时兼顾传媒文化的个体情感。
四、反思与定位
现阶段我国电视选秀节目还停留在娱乐的层面上，常常以看谁秀得狂，看谁秀得极端，看谁秀得匪夷所思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就忽视了从节目本身去挖掘其良性的发展空间。因此，目前的选秀节目呈现出缺乏创新、恶意模仿、相互克隆的趋向，加上主办方不断采取低格调的炒作方式，已使得广大观众质疑选秀节目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选秀必然会给选手和大众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对热爱唱歌、渴望成名，但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影响更大。
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选秀节目的良性健康发展，就必须探讨在选秀节目中该以何种方式实践人文关怀表达及其表达重要性。在这点上，电视选秀节目应该自己有明确的节目定位和价值取向。而事实上，要在选秀节目的娱乐性中表达某种文化价值，这对于主办方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也是所有类型节目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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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充斥着当代社会，成为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安・E・韦斯在《奇妙的广告世界》一书中说：“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由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的。”广告出现在城市、农村和山区的各个角落，广告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化我们的环境，街道上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广告，把城市的夜景装点得更加美丽，城市各种悬挂的广告牌，使得城市充满迷人的色彩和图像，汽车上的广告也使车体不再显得单调，而是既美观又充满着诱惑。
然而广告日常生活审美化（简称审美化广告）主要是一种经济化的策略。在广告中运用美学手段，遵循审美规律进行文案的写作、图案的设计，文字与图案的组合，广告故事的编排、镜头的处理等等，其终极目标不在审美，而是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这就使得广告注定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它的出现充满了反传统美学的意味，让人看到了一片独特的美学风景。具体而言，审美化广告的美学效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告的功利性与物欲性对审美价值的消解
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是超功利性的。在这一点上广告审美活动显然是不符合传统审美的要求的。作为销售促进的重要手段，广告必须朝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努力，其审美化表现必须为功利目的服务，功利化是广告审美活动的本质，审美化是本质的现象，是包裹着功利性本质的糖衣。在审美化广告的世界里，美不可以损害功利，功利则需要美为它锦上添花推波助澜。审美与功利水融，不可分割。隆力奇的一则企业形象广告《江南之恋》（如图1），让受众追随着一对恋人，男生是中国人，女生是外国人，从旧上海的战乱年代，来到现代的江南水乡（隆力奇的发源地），乘着一条乌篷船，经过一座又一座小桥；撑着油纸伞，走过一条条青石路，捣药、品香茗，听评弹，赏亭台楼阁，看荷花绽放，雨打芭蕉；从笛声、刺绣、举手投足妆容打扮里品味江南女子的温婉，而后用心用相机珍存这一切，登上海轮驶向远方。柔情似水的音乐，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传统的文化，让受众沉迷陶醉，仿佛进入一个世外桃源，一个梦境，直到结尾屏幕上打出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广告。前面所有的美都是一个铺垫，目的是演绎隆力奇集团的企业文化，突出其江南底蕴，历史底蕴，文化积淀和面向世界的雄心，达到促销的目的。没有前面的美的呈现，人们对隆力奇无法产生深刻的印象，而仅有美的呈现，与隆力奇没有任何瓜葛，《江南之恋》便失去了广告的意义。美就像高处招摇的风筝，功利是拉扯风筝的线，线和风筝不可分。
广告审美对功利的追逐反映了广告他律性的审美本质，它与传统审美活动以自身活动特性规律为根本动力的自律性审美本质不同。它依靠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闯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消解了审美超功利性的经典定义，在现代消费者心中植入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
审美欲求在经典美学理论中始终排斥对对象的占有，以保证精神处于一种鉴赏愉悦的境地。审美化广告使受众被美的产品包围，并强烈激发了人们占有这些物质的欲望以及物欲基础上的精神欲望，消解了传统审美的非物欲性追求。这是广告审美的功利性导致的结果。广告要达到推销产品、服务或企业形象的目的，必须研究其目标受众的心理，把握其需求欲望，使广告内容、广告表现与目标受众的欲望需求吻合。消费社会尤其如此。因此在利益的驱动下，指明、唤醒、创造欲望成为广告审美的主要任务。于是台湾中兴百货广告说“时尚精神病比世界大部分人都健康，他们从不和欲望进行哲学辩论，而是持续在服装店无怨无悔，克制物欲是专断的道德主义”；乐途自行车让你想象自己是时尚青春的少女，沐着阳光，迎着风，骑着车，乐在途中，途我自在；益达口香糖告诉你，因为益达，你可以拥有洁白的牙齿，邂逅美丽的姑娘，有一段美丽的恋情，家用电器、各类饮料、食品、服装、汽车、化妆品、电信服务等日常生活消费品依托美文、美女、美景、美丽故事、美丽人生、美的生活方式传递着物质的诱惑，激发着消费者对物质的占有与消费欲。
广告审美夹杂着欲望与功利的轰炸式诱导，一方面起到了引导消费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了消费者物质欲望的膨胀和精神追求的缺失。在这样的过程中，审美走下了精神圣坛，走向了大众的平凡生活。有学者曾对这种浅表审美化提出强烈质疑：“霓虹灯、广告牌……等以身体为指归的审美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非审美甚至是反审美的，简言之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变种。”这种“见小利忘大义”的行为表明了当下设计伦理的严重失范。
二、广告的世俗化与感性化对审美趣味的颠覆
所谓审美趣味，指的是在审美活动中，人们对某些审美对象所产生的自发性的喜好或偏爱。在传统美学中审美趣味主要指向那些纯艺术的东西，不涉其他，同时有高雅低俗之别。高雅审美趣味通常与社会精英、上流阶层人群密切关联，具有远离功利，无涉物欲的特点。低俗审美趣味则反之。高雅审美趣味是社会的主流趣味。审美化广告的审美趣味与传统审美趣味不同，它表现出的是对世俗事物的好感，充满世俗化的倾向。
首先它的审美对象主要是那些日常消费品，吃的喝的玩的用的乐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房子车子，它都一网打尽。“你是我的优乐美，这样我可以把你放在我的手心”，说的是饮料；“看病人，送初元”说的是保健品；“有机会更美”说的是化妆品；“我家的盘子会唱歌”，说的是洗洁精；“一毛不拔”说的是牙刷；“天下第一厚皮”说的是皮鞋。广告里一切俗物都可以是尤物，只要是有需求，有利润。
其次审美化广告里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只是为日常消费品服务的。我们常常在现当代广告中看到艺术招摇的影子，但是这种招摇恰恰打击了艺术的骄傲。以国内第一个由广告界人士创立的生活品牌《艳遇中国》广告创意（见图2）为例。作为洋溢着中国风情的现代生活用品，广告中运用了大量中西方艺术的元素来体现自己古典与现代混搭、东方与西方杂交的品牌文化与风格。比萨斜塔、法国的凯旋门穿上了中国的土布花棉袄；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主角罗密欧遭遇了四大传说中的祝英台，只见落英缤纷，浪漫无限；《白毛女》和战士们手里挥动的不是枪而是高尔夫球杆。广告中艺术作品偏离了其原本的风格、内涵，成为表达某一产品概念工具，是艺术运用领域的拓展，也无形中造成了审美趣味的俗化。
其三审美化广告它并不只向上层社会投怀送抱。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审美趣味，广告都有兴趣，只要对其销售有利。所以在现当代的广告里各类审美趣味混合，好不热闹。仅从房地产广告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陶渊明每天都回桃花源，李清照又如藕花深处，白居易不再忆江南，这是某房地产系列的广告的标题，与之匹配的画面是桃园、荷塘、秋日江景、现代陶渊明、现代李清照、现代白居易，美景佳句诗情画意迎合的是白骨精们的审美情趣。卧室里，一张床，两双拖鞋；客厅里，一小桌，一对情侣杯；洗手间，两个茶杯，两把亲昵的牙刷，辅之以文字“今年送她一个家”，广告拨动的是新婚小儿女的心弦。东润风景地产以一堆大白菜，一串糖葫芦，一盘热饺子为主画面，再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温暖的是底层百姓的心窝。现当代广告作品中的审美趣味专属于广告产品的目标受众，产品不同，其目标受众不同，其广告中的审美趣味也各异。把所有广告的目标受众汇集起来，芸芸众生便全在它的视野之中，这样一来广告的审美趣味彻彻底底地成为大众的审美趣味。这里高雅与低俗并存，还有大量不雅不俗的审美趣味间或其中，高雅趣味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消失，一些低俗的审美趣味被强调，审美趣味处于一种从两头向中央靠拢的状态，有所谓的滑落，也有一定的超越，但是从总体的态势而言，是审美趣味的中庸化、世俗化。
西方传统美学，崇尚远离物欲的理性审美趣味，鄙视耽于感官享乐的感性审美趣味。广告审美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却对感性审美趣味充满兴趣，因为它能够给快节奏高压力下生活的现当代人带来他们渴望的简单快捷自由放松的消费体验，进而带来消费行为。广告中的感性审美趣味表现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浅层次的感官享乐（以视觉享乐为主）层面，也包括深层次的情感享受层面。前者如某矿泉水的广告，浅红底色中五个女人人体组合成为一朵花，暗示出产品可以带来活力、青春、美好；某沐浴露平面广告以一个巨大的人体臀部线条为视觉元素制造出滑雪跑道的效果，表达产品的特点，强调的都是视觉的刺激与愉悦，让人印象深刻。后者如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爱国之情甚至嫉妒之情主题的广告。广告审美趣味的感性化热衷于对青春、美貌、性感、奢华形象的追崇与展露，让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广告审美趣味的感性化还通过广告表现形式展现出来。幽默、悬念式表达通常很好地突出了广告审美趣味的感性化。一个苹果的卧轨，一根香蕉的上吊、一个西红柿的撞墙，以幽默拟人的手法说明了某橘子饮料的强大杀伤力。该广告审美的感性在于其幽默的表达和其中的嫉妒之情。广告审美趣味的感性化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关注，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喧宾夺主，只见感性不见产品。对于传统美学而言，审美化广告审美趣味的感性化对衣食住行的现实关注，多于对生存精神意义的思考。具有反理性、反传统美学的特质。
广告审美趣味的世俗化与感性化，使得美与日常生活一体化，众人的审美趣味弥漫成为社会的主流审美趣味，大众对审美的接受期待从灵魂的升华、感情的慰藉、理性的沉思转化为寻求眼球效应、感官享乐、精神的愉悦。
三、广告的图像化与仿像化对审美形式的挑战
（一）图像化。高科技衍生出精彩纷呈以假乱真的图像，传媒为图像的广泛传播推波助澜，使得现当代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图像时代。图像对人类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使得传统叙述话语中文本的主体地位被削弱，图像的作用被放大，它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接受方式，也改变着审美表现。广告审美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在诸多的平面或影视广告中文案成为配角，图案、影像成为主体，我们称之为审美表现或接受的图像化，与传统广告表现的文字主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广告审美表现的图像化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图像直接展示产品本身，但是通过构图、光影、色彩、留白的处理使得产品充满美感和吸引力。例如某方便面的广告就属于这种情形。画面中着力刻画的就是一碗面，面被筷子挑起来，热气腾腾，里面清晰可见浓浓的汤汁、绿色的菜叶、鲜嫩的牛肉、红红的辣椒，文字介绍几乎没有，只是结尾突出一下品牌名。一种是图像间接展示产品，用一种人们司空见惯、喜闻乐见的替代物为喻体，去表达与产品相关的概念。例如做汽车广告，为了表达有120%回头率的主题，画面不是直接展示车的原态，而是把颜色各异的车作为罪人插上古代犯人处斩时绑的木签，上写招摇引诱罪、扰通秩序罪。此时的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车了，而是被赋予了人的特点。无论图像是间接展示还是直接展示产品，它都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消费者消费的不只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主要是体现其使用价值的那些形象、形象中的情感体验，影像因此成了使用价值的替代品。受众在影像的感召下，既可以获得审美心理体验，又可以获得实用功利性体验，广告审美主体与广告审美形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消除，颠覆了传统美学的审美距离说。
广告审美表现图像化加速了整个社会审美接受的图像化转向。上街、逛商场、旅游、上网、看报纸杂志，浏览电视节目，甚至上厕所，你都无法摆脱广告图像的骚扰，借助各种大众的自助的媒介，广告把蕴含着各类商业信息的图像塞进了现代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图像的围攻中被动或主动地习惯了图像的存在，文字被疏远了，成为提示或解读图像的角色。
（二）仿像化。仿像常常用来指将表象当作现实的一种概念。仿像是一种表象，是对真实的扼杀。例如欣赏奥利弗・尼古拉的摄影作品《风景》（见图3），会给人们一种树木葱郁，
山峦起伏的印象，而事实是一个小盆景里的几根小草而已，微距摄影技术制造了一种表象，它让真实被掩盖。广告审美表现中充满着这样的表象（虚拟的广告形象）。它完全摆脱了对现实的依赖，既可以看起来比现实更真实，也可以故意远离现实。例如开叉发黄的头发因为某洗发水变得乌黑有光泽；一张有斑的脸，在化妆品的作用下，斑褪去了；有污渍的衣服，在某洗衣粉的作用下，变白了。这些广告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手段为受众极度模拟了一种真实。广告也生产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物象。例如一个人面马身的女子手里拎着一件李维斯牛仔裤羡慕不已，几个男人居然长着骆驼嘴，有人提醒他们用口香糖清新口气。广告仿像化消除了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它使得人们因为广告仿像提供的超现实，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诗意的王国中。例如某房地产广告，画面中是蒙娜丽莎的半身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辅以文字是“生命可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广告的受众群是白领的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看着这样精美的文字与图像构成的浪漫生活，无论是白骨精还是普通大众都很容易陷入广告所创造的幻想中，此时买不买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告图像本身展现的美好让人入迷沉浸向往。广告仿像化也让人迷失。因为广告仿像其实并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在遮蔽现实，它会让人在超现实当中呆久了之后，把广告仿像的超现实当成现实或者认识理解世界的唯一渠道，混淆广告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形成日常生活美化的一种幻觉。
广告审美表现的图像化与仿像化，使人们沉浸在由广告形象所塑造的虚拟的现实世界里，而日渐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把握能力和个体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省和沉思。
审美化广告裸地把功利、欲望、金钱、消费、商品这些传统美学蔑视的东西带入审美文化领域，贴上审美的标签，使美学从神圣的精神殿堂坠落到现实生活之中，美学因此而沉沦。审美化广告也使消费者在接受广告的过程中获得了美的指导，进行着美的生活实践。它消解了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使得美和艺术的法则放下高贵的身段成为普通生活方式的外在点缀与装饰，审美成为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审美化广告在精英与大众之间行走，找到了一条融入精英成员审美取向的大众审美标准，使自己能够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彻底摒弃了传统审美的高雅与低俗的对立模式，创造了审美文化生存的新模式。审美化广告反对传统美学对艺术与功利、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的割裂，强调精神愉悦与感官享乐、感性与理性的共在与融合，符合人类审美的最本真最自然的要求，有其合理性。审美化广告在制造美学的沉沦，也在呼唤美学的回归。对于前者需要我们反思，需要建立广告审美价值评价尺度去控制。因为当广告对消费欲望无限度地宣传、对低级趣味无原则的迎合，对仿像制作粗制滥造无休止地纵容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贫乏，审美素质的整体下滑，广告审美成为伪美。
参考文献：
[1]王纯菲.广告美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