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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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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并日益影响当前的传播格局以及传播研究。从印刷媒介的出现开始，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更是构建了“地球村”，而当今网络的四通八达，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创造了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促进了不同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机构之间的联系。积累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一种担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会变得一体化？相对“弱势”的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立场，或者说屈服于西方霸权而被同化？从全球化的现实影响来看，它导致了两种趋势：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逐渐向边缘扩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弱势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持久的抗争与互动，也导致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差异性与本土化的存在。“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必将影响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多样化、丰富性的文化建构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大众传媒突破了传播的障碍，推进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与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担了后一种功能，以本国的经济文化等为传播内容，构造出符合移民受众接受标准的信息空间。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移民数量迅速增长。以美国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人数占居民总人数的1/4，在华盛顿的移民比例为1/6，内华达州和佐治亚州在过去十年中外来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国新加州传媒、美国进步中心和民权教育基金会领导组织联合的一项媒体调查表明，移民媒体的受众高达5千1百万人，几乎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数量的增长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传媒。移民传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国的媒介环境中，相对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国文化为主要信息内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创办或母国媒体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国经济文化的媒介。移民传播媒介跨越边界，进入异域的传播空间，从而构建起另一种传媒格局。
一、移民传媒的人种学背景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不同的种族，各自属于在繁殖上隔离的群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隔离，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等传统由此而生。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强调人的本性和遗传因素对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从种族遗传性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大多数人类学家主张的观点是：文化扎根于每个人，但同时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类学家罗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类性格的许多共性来源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环境中人的经历、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产物。环境中的差异和共性就导致了人类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产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3]因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异族之间的冲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立场与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中，文化界限被轻易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遭到“异文化”的影响，在新的语境中难免需要进行调整与重构。一些根植于母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尤其是基于人种差别基础上的差异，则需要更为漫长的历才能融合。前苏联文学家杰缅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4]而移民传媒就是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本民族的话语权，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以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同时也能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将不同的种族，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设想，但这种“熔炉”论的理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当面对异族文化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认或反对这种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族文化的稳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数族裔仍然被排斥在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本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对该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绝对的归宿感。比如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墨西哥人等，都拥有自己社交活动的社区与空间，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难在短时间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们为打造“共同的消费群体”而努力。当异质文化处于强势状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促使自身与其同化，渐渐培养起相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欲望，也可能会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国处于被处于强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包围的境地。为了解决移民社会地位内在的脆弱性，移民传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众之间的桥梁，并成为强化母国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拥有不同的民族根源、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和不同肤色的移民，在异质文化的大环境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实现各自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并继续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
身处异质文化包围的受众，通过对移民传媒信息的接触与消费，能够帮助其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归属感由于时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种障碍，不利于与其本国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人种学的研究表明，移民传媒能使受众在全球化危机中构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与态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觉性增长，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加强了。例如在美国的传媒消费者之中，有2900万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国30%的成年人，不只经常接触移民传媒，而且他们喜欢选择自己族裔传媒，其接触频率远在主流传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传媒在构筑受众与其母国文化交流空间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虽然文化不断交融，但并未导致完全的同质化。传媒集团大规模的跨国发展，一些外来的文化价值观也随之跨地域的传播，但是独特的民族性表达仍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居住在他国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为某一民族成员其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他们可能因为母国文化传统而产生优越感，比如法国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绪，如来自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这些不同的接受心态，将会影响媒体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另一个思考的焦点则是移民受众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7]。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是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识别自己。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冲突便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文化认同，而移民传媒正是文化认同的其中一个支点。
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移民对本国相关信息的获取往往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样的信息获取仍然是他们争取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求归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为与母国的文化连接。从主流文化对这些移民的态度来看，一方面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处于从属状态，以免影响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这些亚文化群形成的时候，一个个以之为中心的价值共同体也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连接各个独立个体的纽带，也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不断强化其母国的经济文化影响。
二、移民传媒状况
（一）移民传媒的受众群。1、从受众的组成来看，以移民为主。虽然移民传媒的传播内容与其母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但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使大多数的消费群集中在移民当中。当然，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受众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非移民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获取移民传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国主流媒介无论从信息的权威性、丰富性，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胜于移民传媒，从而导致移民传媒的受众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随着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众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2、从移民传媒受众接受心理来看，由于其所处环境存在着与自己母国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冲突，受众渴望寻求到民族和文化的归宿感，于是，他们对本国信息更加渴求。移民虽然生活在异文化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风俗与习惯，并希望将这种传统代代相传。因此移民传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国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国的信息，以维系其与母国在文化与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体接触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亚裔移民中各语种存在很大的分化：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赖于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中，移民媒体的主要受众比例仅为个位数。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的人称自己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群体中，也各有64%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76%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国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这样做。[8]而传播学者罗伯特·帕克在其经典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以及主流文化对移民报刊的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移民传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移民母国媒体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存在于所在国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国的传媒大环境中。对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说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
与本土传媒相比，移民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弱一些。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移民在居住国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于是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在居住国的传媒环境中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母国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适应移民受众的需求，移民传媒尽力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相异性大为降低，从而凸现出更丰富的实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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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传媒的发展现状。世界上的移民报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移民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以美国的移民报刊为例，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移民报刊主要有：《阿拉伯之声》（ArabVoice）、《金字塔报》（Al-AhramNewspaper），华人移民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明报》(MingPaoDailyNews)、《星岛日报》（SingTaoDaily）、印度移民报刊有《印度邮报》(IndiaToday)、《印度论坛报》(IndiaTribune)、韩国移民报刊有《韩国日报》(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单从华文移民传媒来看，第一个移民华文传媒兴起的地区是北美。20年前，美国的华文报业市场基本由部份台湾和香港移民所办的中文周报、月刊，以及以台湾、香港地区为总部的华文报业集团通过美东、美西版的形式进入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区。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约有100万左右的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华文报业的市场同美国情形类似，主要由香港和台湾移民所垄断，其表现形式是以香港和台湾为大本营的华文报业集团所办的《世界日报》、《台湾日报》和《星岛日报》、《明报》(加东或加西版)一统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约有30家左右的华文报纸，其中有70%以上为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
其次是澳洲。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现有的200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外来移民，其中有近50万是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现有的华文移民报刊主要有《澳华时报》、《星岛日报》澳洲版、《新报》澳洲版以及《华联时报》。
第三个移民传媒的热点地区是日本。在日华人数量的猛增是日本华文报纸得以确立的基础，目前在日本登录的中国人近40万。主要的移民报刊有《中国经济新闻报》、《中文导报》等。[11]
另一方面，移民传媒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移民传媒主要表现为各种纸质媒体的创办，如报纸与刊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以及网络也成为移民传媒的重要载体，移民传媒也借此扩大了影响，在更大范围内将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语境中移民传媒的生存局限与发展空间
移民传媒所构建的是两种本土文化认同，一种关于地域，一种关于民族。从所在国的现状来看，多种来自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跨越国界，并对移民国家中的文化构成做出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移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忠诚度。[12]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从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那就是从跨国的、跨文化的层面去考察传统文化，这种立场、角度和思路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新的认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对民族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增强移民传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响。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移民的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属“谋生型移民”，出国的途径也多是通过亲属移民和劳务移民的方式，血缘和地缘特色重。而现在的新移民则很多是髙学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出国的途径更多的是通过出国留学或技术移民的方式，这批人到海外寻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环境。据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约有80%流向美国，而北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则有76%到美国深造。[13]一般而言，旧移民由于语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传统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与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传媒较为兴盛，并且其传播内容也主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作为新移民而言，他们具有更强的海外文化适应能力，但从现状来看，新移民仍然对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与认同，从社会交往来看，与本族裔接触的频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传媒仍然十分繁荣。
从当前的移民传媒发展来看，不仅仅是单一的报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等地，逐步形成了广播中心与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一些留学生纷纷创办了网络杂志，传统报刊的电子版也随之兴起。使得移民传媒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报刊进一步发展。
另外，集团化也是移民传媒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华文传媒中的泛华传媒集团（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该集团已经在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出版16种报刊，在全球的发行量据称已达20万份，读者约有200万人。[15]
虽然移民媒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这就导致它在现居国的发展，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信息的获取上看，移民传媒难于主流媒体，尤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美国纽约独立媒体协会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纽约市及周边地区32家移民媒体。结果显示，75%的被调查者认为主流媒体的员工比他们更容易从政府获得信息，85%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官员没有向他们提供具体或有用的信息。[16]
从媒体结构来看，大多数的传媒产业都集中在主流媒体的手中，并主导着所在国的舆论。以美国为例，少数大型传媒公司垄断了全国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信息传播业务。而对主流和精英舆论有重要影响并能左右国际舆论的是3家报业集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传媒《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等等。[17]
从媒介发展所需的资金来看，移民媒体往往较为缺乏。与主流媒体相比，移民媒体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援，广告收入与市场空间都相对较低。在美国，每年的广告花费为1千5百亿美元，但是只有30亿流向移民媒体。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就会导致移民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进一步影响其新闻资源的获取。
因此，在当今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探索更为广阔的空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仍然有着不小的发展空间来增强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在居住国的主流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移民媒体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报道内容以及受众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体往往有更大的优势，移民媒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涉及移民母国文化及事务的时候，主流媒体在新闻资源和报道角度上又存在着局限性，容易导致报道失实，误导公众舆论。而移民媒体在此时就能利用对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体现出优势。所以，应尽可能进行两类媒体的相互沟通，以获取更为充足的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言论的力量。由于与主流媒体存在着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新闻理念等的差别，移民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和观点与主流媒体不同。尤其是关于移民母国事务的观点性报道，更应该以贴近本土受众的视角发表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意见，并对居住国的政策做出透彻的分析。由于主流媒体缺乏表达这类意见的空间，而移民传媒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四、结语
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养起来的移民传媒，是适应多样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种种传播人种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族群文化传播和接受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出与居住国的主流传媒不同的传播模式，还影响了世界传媒的环境与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众身份认同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文化的忠诚度也有着差别。因此，我们不仅仅强调移民传媒在保证文化传统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传媒在构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1。
[3][美]罗伯特·F·莫非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吴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页。
[4]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7]陈明著：《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补议》，2005-07-26。
[8]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9]程曼丽著：《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性思考》，《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经验、种族与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网，2005-3-28。
[14]《海外华文传媒集团的发展》，传媒研究网，2005-03-23
篇4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5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二、现代传媒与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篇6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电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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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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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传媒作为高校思想宣传阵地和信息交流工具，它包含教育、经济、文化、娱乐、体育等众多内容，满足了大学生学习、娱乐、交往的需要。作为高校德育对象的大学生，他们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校园传媒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过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关系，利用校园传媒做好高校德育工作是摆在校园传媒工作者和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其互相结合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能经常接触校园传媒的德育信息
由于校园传媒几乎覆盖了学生所有的信息来源，无论是听广播，看报刊、宣传栏、电视，或者是上网，校园传媒在课余时间成了与大学生相依相随的生活、学习的伴侣，大学生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德育信息的影响。这为高校德育信息的选择、定位、宣传，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途径。
2大学生愿意接受校园传媒这种教育形式
由于高校的报刊、广播、电视和校园网所采取的讨论、深度分析报道、广泛参与等教育形式贴近学生生活，适合学生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了学生情感共鸣，所以，更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大学生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教育。这为高校改变德育方法，做好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3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
由于校园传媒能为大学生提供大量的各种实践机会，所以很受学生欢迎。大学生既是校园传媒的受众，又是校园传媒的参与者，有的参与了校园广播的编辑、播音和撰稿，有的成为高校校报的作者、新闻记者和通讯员，有的担任了高校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还有的成了校园网的维护者和管理员，他们在主动参与校园传媒的活动中提高了能力，受到了教育。这为高校拓宽德育形式，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提供了切入点。
4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在校园传媒中能真实地得到反映
由于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他们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体现在所创作的作品中，无论是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喜欢的人物、歌曲、关心的国内外大事，在网上发表的观点、意见，进行的各种交流、讨论，都能流露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这为高校比较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动态，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重要载体。
二、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互相促进
在加强对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互相结合的研究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探讨二者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问题，不断探索借助德育促进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和利用校园传媒创新高校德育的新路子。
1校园传媒是消除现代大众传媒负面效应的中坚力量
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来说，大众传媒的多元文化以及良莠不齐的传媒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面对现代校园传媒给高校德育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德育工作者单纯地采取“堵”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高校应该主动出击，充分利用校园传媒这一宣传、教育阵地，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针对现代大众传媒中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来袭，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建东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深层次的稳定的内涵文明，充实浅层次的脆弱的肤浅文明，充分展现高校的文明形象和人文精神，增强校园传媒的文化含量；同时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现代大众传媒的本质，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传媒素养，增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媒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和筛选能力。
2校园传媒为高校德育提供了坚强阵地
校园传媒是高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阵地，也是开展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因为，校园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群体，能深入学生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与大学生形影不离，并且传播的信息具有及时性、针对性和知识性等特点，所以它在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将相关德育信息随时通过校园网、校园电台、校园电视台自办节目、校报、系报、社团刊物、橱窗、板报、横幅等传媒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职业理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教育以及将所开展的相关活动的信息，传递给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发挥校园传媒的育人功能。3校园传媒已成为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
校园传媒弥补了高校德育课堂教育的不足。高校可利用校园传媒各媒体的优势，促进高校德育的有序开展。校园报刊传媒具有易于收藏保存、随身携带、反复阅读、相互传阅等优势，高校可利用这一优势对大学生关心的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做深度报道，刊登相关的理论文章，使大学生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启发和鼓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高校广播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有着快速、灵活、生动、覆盖面大等优势，是高校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之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是学校育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高校广播通过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栏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思想，引导他们的行动，配合课堂教育，完成教育任务。校园宣传栏是师生相互交流、沟通、传递信息、探讨学术的园地，它具有内容替换方便自如、常换常新、形式设计多种多样等优点，尤其是大学生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宣传板面，不仅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更是学校德育潜移默化的催化剂。校园网具有数字化、高速化、交互性、全时性、丰富性、开放性等特点，它真正地实现了把只有老师说教的“单向式”德育改为师生、生生交流的“双向式”“多向式”德育，把以处罚为主要手段的“管理式”德育改为以引导为主的“引导式”德育，把单调、呆板的“单一式”德育改为生动活泼、声图、音像并茂的“多样式”德育，把靠堵截为主的“封堵式”德育改为面向社会的“开放式”德育。
4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高校德育取得实效
校园媒体作为独特的校园舆论宣传工具，一直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近几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它由原来的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栏等单纯传媒，发展到今天拥有校园网、手机等多种传媒；它由原来较单一的校内舆论宣传、文化服务等功能，发展到今天多样的社会化、开放性、人文性、信息化导向性等功能；它由过去大学生的“被动接受式”，发展到今天的“主动吸纳式”；它由原来自身设置的单一栏目，发展到今天的合理、多样的栏目；各栏目的内容由过去的呆板单调，发展到今天的图文并茂；由过去单纯的纸质信息发展到今天拥有数字化等多种信息；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它将有着更大、更惊人的发展。从校园传媒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它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受众获得更多的德育信息，有助于对大学生的思想困惑进行及时指导；有助于大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受到德育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及早了解德育信息；有助于德育工作者采用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由此可见，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使高校的德育信息和德育内容更广泛、更快捷也更多样化了，并且为高校德育的创新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使高校德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5高校德育的创新有助于推动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德育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德育工作者如果惯用以往的一些德育理论、德育工作方法与途径，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校园传媒作为高校德育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在高校德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高校必须借助于在大学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校园传媒，来促进高校德育的发展。因此，高校应对校园传媒的发展规划做出统一部署和要求：一方面要加大校园传媒建设的投入力度，优化和整合校园传媒资源，为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保障；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传媒的的栏目设置和主要任务，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高校德育信息，不断去更新校园传媒内容，以自己的特色去应对社会媒体的影响；对校园传媒中出现的不良信息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同时要实现校园传媒间的有效互动，发挥协同效应，构建校园宣传强势，以达到多个传媒之间相互造势增值、延伸各个传媒功能的目的，实现对大学生的有效教育和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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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现状
第一节全国移动传媒现状
一、全国移动传媒的繁荣发展
随着国内移动人群及移动时间的增加，广大消费者对移动中的信息、音视频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伴随通信及广播技术的发展，数字移动电视市场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数字移动电视能在移动状态、时速120公里以下的交通工具上保持电视信号的稳定和清晰，使观众可以在移动状态中轻而易举地收看电视节目。目前，数字移动电视在国内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产业链已经趋于完善。产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及产业企业的大力推进。
截至2007年2月，我国已经有40多个城市陆续开始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2006-2009年中国车载电视市场每年的增长率将超过50%。其中，借势奥运，2008年同比增长率超过80%，2009年中国车载电视市场销量将超过100万台。车载数字移动电视产业潜力巨大。2009年，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将超过36.7万台，到2011年，中国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将会达到54.6万台，2009－2011年，中国车载移动电视年复合增长率为29.1%。2008年，由于奥运会提供的商机及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超过21.17万台。到2012年，中国车载视听系统终端的累计数量将会达到42.47万台，2008-2012年，中国车载移动电视年复合增长率为23.7%。
二、全国第一个移动电视传媒城市—上海
2002年，上海正式推出公交车辆为主要载体的移动电视商用系统及其相关服务，目前是中国首个、全球第二个普及移动电视的城市。由于使用了代表最新科技成果的数字电视移动接收技术，移动电视系统无疑将为上海进一步提升其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象、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风貌起到巨大的作用。上海市广播科学研究所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技术承建单位，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经过长达4年的技术积累和实践摸索，在广泛借鉴了欧洲、北美等多达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数据、资料、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开发出国内首套数字移动电视系统并投入商业运营，迅速填补了国内空白。同时，由于上海地区的地形复杂，有着高楼众多、靠近海平面等特点，上海广科所凭借自身雄厚的技术力量，在该地区成功地组建单频网实现数字地面广播覆盖并正式投入大规模商用，使该套系统具备了大规模商用推广的实践基础。2002年底，上海广科所成功完成上海数字电视公交移动接收系统建设，使上海市区固定和移动接收覆盖率达95%以上。建立了由东方明珠电视塔、虹桥广播大厦、东视大厦和教育台大厦四个发射点组成的单频网系统。目前，数字移动电视已经进入上海135条线路的3000多辆公交车，年内总平台将突破7000个。目前，数字移动电视已经进入上海135条线路的3000多辆公交车，年内总平台将突破7000个。①
第二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现状
移动电视于2004年5月28日正式试播，由北京广电系统五家单位出资建组，是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北京市唯一一家运营地面移动数字电视的机构。五年来，移动电视完成了主业架构：建设了“一主三辅”（中央电视塔、北广中心、名人广场、491发射台）4四个数字发射机站、十一个地区14个直放站的单频网，实现了六环路内95%以上的地区有效覆盖；搭建了以公交电视为主，包括出租车电视、社会车辆电视等在内的移动电视业务平台；拥有公交电视终端总量24，000个。CTR监控数据显示，移动电视终端全年平均完好率打97.03%。
移动电视开播以来，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城市服务媒体、应急媒体、交通媒体的优势，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即时播报市民关注的新闻资讯，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安全快捷的传输，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户外媒体。
历经五年艰苦探索，移动电视具备了发展的良好基础：一是单频网传输稳定，初步形成了4+N的网络格局，有力保证节目安全播出‘二是集成、自制、引进“三位一体”，基本构建了以新闻、资讯、娱乐、服务为主要特色的节目体系；三是终端覆盖数量、质量领先，安装在城区的380多条公交线路、12000辆公交车上；四是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日受众超过1，300万次：
五是组织架构运转有序，初步建立了由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班子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六是公交车移动电视广告服务费收入稳定，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第二章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市场环境及SWOT评估
第一节SWOT分析之“O”（opportunities,机会）
移动电视是新兴户外媒体。立足北京，着眼发展，面向未来，必须深刻认识所处的外部发展环境，找准定位；必须理性剖析自身优劣，扬长避短。从发展环境看，移动电视要认清发展趋势：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好，加上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动电视产业增长空间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积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广播影视制作、传输、播映、存储、交易等领域的数字化，积极发展移动电视。未来三年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和“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低于8%。这些因素，为移动电视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
二是信息技术融合加快，移动电视运营领域进一步扩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孕育、催生了信息产业，通信、媒体、技术（TMT）的融合趋势已经显现。2009年5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城市、资讯获取便利的城市、移动互联的网络城市、信息新技术新业务的现行城市、信息安全水平一流的可信城市”。在信息技术融合趋势下，特别是在北京信息化过程中，移动电视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终端能够跻身其中，汲取产业新技术，开拓运营新领域。
北京市继续实行“公交优先”战略，到2012年，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将从目前的37.6%提高到45%，移动电视受众规模将持续增加；与此同时，“绿色出行”、“公交出行”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移动电视受众结构将继续优化。
北京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行《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2009-2012）》，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扩大移动电视发展空间。
移动互联网、数据广播和蓝牙技术更新，移动电视终端满足人们对象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可能性大增。
还有就是通过全媒体大交通服务平台，依附于交通工具，无论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工具，有一个全媒体大交通服务概念，一定要贯穿出行前和出行中，比如跟有线数字电视可以合作，在有线数字电视或者数据广播平台上开辟交通服务平台。
举个例子，2008年的奥运会，奥运对移动电视的机遇，体现出一种现象，叫做奥运漩涡收视，由于非奥运频道的塌陷，会引发奥运频道收视率的暴涨，这种现象称之为漩涡收视现象，有两个结论：一个奥运频道收视率爆发性增长可能由几个原因形成的：第一总体观众规模的增长而形成的，还有一种可能，由于总体收视时长的增长，比如原来平均每个人每周看几个小时电视，奥运会期间可能看十几个小时或者二十几个小时。
所以，马上要迎来的上海世博会，无疑和奥运会一样将成为2010年对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最大的机遇。
第二节SWOT分析之“T”（Threats,威胁）
产业竞争、同业竞争加剧，移动电视不进则退。作为户外视听媒体，在公交车内，移动电视主要面临报纸、手机、CMMB终端和1039新媒体机等异质媒介的竞争；在北京，还面临CCTV移动传媒的竞争。
在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蓬勃发展的道路上，不仅仅要抓住机会，更要时刻关注身边的威胁，而在北京这个首都，文化之都，政治中心，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所以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也正在面临着以下的挑战。
第一，2009年6月，中央电视台把“开拓汽车、火车、飞机、地铁、楼宇等公共试听载体以及机场大屏电视、亿元移动电视等业务”，列为发展重点。
CCTV移动传媒凭借着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有线电视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及电视台领头人的优势，正在抢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市场份额，CCTV的卫星覆盖率远比北广传讹米要大，作为全国最大最权威的电视台，在威望和政府支持上给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带来的很大的压力。
同城、同业竞争构成移动电视现阶段发展的最大挑战。
第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现在的便携式多媒体终端越来越多样化，比如手机3G、CMMB终端和1039新媒体等等，而且都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移动性比移动电视更强，可以随身带，而且对节目的收视行为也比移动电视更容易转变为选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移动电视的信息化是发展的趋势，既然地面数字电视都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移动电视就更应该是了。所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基础电信业务，广播电视业务都是普遍服务，当然以后的互联网业务也是普遍服务。但是，目前移动电视应该是离普遍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上还有很大的差异。②
第三，人们对公权的关注，也将影响公共场所视听终端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公权意识不断加强，都更加重视自己的人权，并更强烈的希望自己的人权得到尊重，在公共场所播出节目，对于那些不愿意在出行过程中观看节目的乘客来说，是一种对他们人权的侵犯，因为移动电视的节目输出是强制性的，乘客无法拒绝。这也影响了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视听终端发展。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好，加上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动电视产业增长空间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积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广播影视制作、传输、播映、存储、交易等领域的数字化，积极发展移动电视。未来三年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实施和“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不低于8%。这些因素，为移动电视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
二是信息技术融合加快，移动电视运营领域进一步扩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孕育、催生了信息产业，TMT③的融合趋势已经显现。2009年5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城市、资讯获取便利的城市、移动互联的网络城市、信息新技术新业务的现行城市、信息安全水平一流的可信城市”。在信息技术融合趋势下，特别是在北京信息化过程中，移动电视作为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终端能够跻身其中，汲取产业新技术，开拓运营新领域。
第三节SWOT分析之“S”（strengths，优势）
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全国移动电视竞争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树立了北京移动电视的市场信心。与其他传播传媒和其它城市的移动电视甚至是全国第一个移动电视城市的上海相比，目前的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优势。
第一，政治优势。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作为北京地域性播出机构，是党的和政府的喉舌，肩负媒体指责，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主张、弘扬主旋律、引导舆论的任务。由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独有的地域优势，地处首都之地，又作为政府的文化输出机构，所以，政府在政策上都会给予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额外的支持，使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可以直接与国家政府和中央机构相扶相持，在北京市场上利用政治优势稳固自己的市场份额，政府的支持相比资金的支持会减少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发展阻力，使得其在层层的审批下能够更加顺利的通过，也能更快的获得相关政策的信息，以提早预测市场走向，制定经营方案。这是上海移动电视和其他城市的移动电视所没有的优势。
第二，经济优势。作为媒体机构，承担为政府管理和市民生活服务职能，在资金、项目等方面，得到政府公共文化采购服务的支持。由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职能内容与要求，使得政府对北京市文化市场的资源和资金都会优先给予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支持，影响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资金和项目。没有资金，节目无法制作，无法播出，更重要的是没有项目根本就无节目可做，也就基本没有市场。而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政府的公共文化采购服务的同时会给予其资金和项目的支持。这对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发展开拓北京市场带来的极大的优势。
第三，技术优势。正如同前一章节里的“一主三辅”模式，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作为首都唯一一个移动电视媒体，身处科技发达且政府部门、中央传输机构林立的北京，利用广电专用频率实时传输视听信号，各个中央传输机构的合作使得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节目安全播出有保障且下行成本较低。
第四，文化优势。移动电视相对于其他媒介，本来就是文化企业，其终端显现的视听节目，文化味浓，能够满足北京市民作为文化之都居民的特殊文化生活需求，相比手机，报纸等媒介方式，在北京这个富有文化气氛的城市，通过节目的动态制作和实时播放更能吸引受众群体，更有媒介优势。
第五，地缘优势。由于北京人口众多，平均GDP较高，教育机构众多，独有的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特色，使得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拥有相比其他城市数量更多，层次较高的受众群。又因为北京的公共交通的便利发达，也给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市场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例如，杭州的公交车票价是三元，而北京只有三角，地铁也只有两元，使得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这就是北京的典型地缘优势。
第四节SWOT分析之“W”（Weaknesses，劣势）
虽然2009年，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希望通过与各省级卫视频道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各台在京的节目发行平台。通过将各台优秀节目介绍给首都观众的方式，密切各台与北京受众的联系，左右受众的遥控器选择，提高优秀节目的收视率，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受众文化消费需要。但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依然存在着不足。
第一，终端处于移动状态，收视环境欠佳。众所周知，移动电视是架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的，所以有的线路的公交车在距离发射站过远或者速度过快的时候信号就会不稳定，影响观众的观看，而且电视的位置是固定的，电视会与有的乘客视距很短或者过长，眼睛不断的变焦，时间稍微长点老百姓会受不了，移动电视终端所处的环境是移动传媒平台与其他通常的媒体平台，比如电视，报纸，电台相比下最明显的劣势。
第二，习惯性收视行为尚未形成。相比传统的普通电视平台和平面媒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乘客都不会像在家中一样坐在沙发上踏踏实实的观看自己想看的节目，都是段时间的随机观看，上车的时候播放什么就看什么，仍旧属于随机性光看，这使得节目的收视率很不稳定，上班和下班高峰的收视与平常会有明显的差距。不是像平常家中观看的节目是自己想看的节目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看，无法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形成选择性的收视行为。这不光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移动电视共同的问题。
第三，资源禀赋不佳，“三分天下”。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面临的市场资源是全国最特殊的，和其他城市的移动电视媒体不同的是，北京的移动传媒分为移动电视，地铁电视和城市电视，其他的城市都是一家移动电视传媒，而且这三个公司还都是隶属于北广传媒集团，不能够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资源禀赋差。地铁电视转播的是移动电视的节目，两者有着合同合作的关系，但地铁资源又不完全属于移动电视，所以，怎么能让三家集团下属的公司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是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盈利依赖于广告，收入来源单一。目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广告，与华视传媒有合作关系，依靠传媒公司，靠广告收入盈利，使盈利的方式和渠道多样化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市场上长久立稳脚跟的基础，不能一辈子吃牢广告。
第五，与空间提供商的议价能力较弱，成本压力不能有效转移。移动电视公司的所有移动电视设备都是架设在公交车上，而且合作伙伴也只有公交系统，地铁和城市公共电视又分别被地铁电视和城市电视经营，没有其他的空间提供商可以选择，所以议价能力较弱，成本附加给空间提供商的部分很少。
第三章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经营策略建议
移动电视节目不同于普通的电视节目，它是有很大程度随机性收视的节目。对于移动电视的经营方来讲，如何让乘客在公交车上被节目吸引才是最重要的，就目前而言以节目的丰富、深刻的内容来培养乘客忠诚度似乎并不切实际，因为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时间很短。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到吸引乘客的眼球，做到稳定收视，是移动电视经营的主要工作，而其中精炼播出策略是当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经营的最佳出路。因为要让乘客在短时间内从节目中可以获得实在有用的东西，这样才可以吸引乘客。
本文所提出的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经营建议，以精炼播出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其它城市的移动电视实际经营策略，就其在经营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提出实质性的建议。但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外的策略固然重要，对内的经营策略一样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实现移动电视的业务创新和信息化，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完善北广传媒移动电视。
第一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对外经营策略建议
一、抢占宣传阵地，扩大市场份额，合理应用资源禀赋
由于北京移动传媒终端市场的特殊性，使得移动电视公司在与地铁电视、城市电视的市场资源中处于平衡状态，但是竞争依然激烈，移动电视不进则退。要在北京的移动传媒这一块已经分割成三块的大蛋糕上再寻找机会，才能使移动电视在北京移动传媒市场的地位得到巩固。
所以要在现有的资源禀赋中开发和拓展，根据北京市广播影视行业“十一五”规划，仅仅依靠政府，利用财政性资金，将地面数字电视单频网络向远郊区延伸，北京地域比较大，郊区的公共交通线路虽然不是很丰富，但是当地的乘客很多，通过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比城市更多，所以在整体的收视率上前景可观实现移动电视在远郊区的覆盖，是对有限的资源禀赋开发最好方法。
还要实现在地铁内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因为地铁电视也是北广传媒集团下面和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目前已经在五号、十号、十三号、八通线实现了地面数字电视的播出。一二号线正在做改造，一旦一二号线改造成功后，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信号将覆盖所有的地铁内广播电视网络，虽然视听终端属于地铁电视管辖，但是全范围覆盖的节目将极大的提高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媒体影响，而且没有视听终端的沉淀投资，不失为一件一箭双雕的好事。
二、丰富节目内容，增强受众粘性
由于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政治特点，节目的受众有政府和乘客两种。
（一）以政府为受众的群体就要以服务政府为己任，将移动电视简称政务信息、应急信息、公共服务信息的重要平台，与政府委办局长期合作2-3档节目；因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政策支持特殊性，具有浓厚的党和政府的北京，要充分发挥这一政治优势，所以服务政府的宗旨不能变，要通过与政府合作的节目来争取政策的支持，以期优化发展环境，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2009-2012年）》，力争将移动电视列入信息基础设施范畴，纳入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积极争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把移动电视纳入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政府部门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机制。咨询政策，掌握信息；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节目让政府了解移动电视，用好移动电视，支持移动电视。
（二）服务政府的同时，也要以民生服务为重点。中国传媒大学曾经对北京的民生受众群体做了一系列调查：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的调查，受众对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满意度超过80%，87%的受众认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是北京地区很重要的户外媒体。随着城市人群在家时间和电视收看时间的缩短和户外出行时间的增长，移动电视媒体，已经成为社会主要消费品生产企业向目标人群介绍产品、推销产品的首选信息投放媒介平台。根据中国传媒大学的调查，移动电视已成为人们获取最新信息的首选户外媒体，超过了传统的报纸。
总体来说，受众对公交移动电视媒体的接受程度较高，超过76％。而社会消费品主流购买群体15-25岁、26-35岁和36-45岁三个年龄段人群对移动电视接受程度更是分别达到79％、81％、73%。
所以，根据受众的特点，不光要自制节目，更要集成和合作新的节目，争取制作出3-5档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栏目；深化与其他传媒机构的合作，争取与2-3家电视台、2-3家电影电视剧发行单位、2-3家图书音像发行单位建立密切的商业合作，比如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合作的《生活一点通》虽然不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自制节目，但是集成转播后极大的提高了移动电视在公共交通上的收视率，所以，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丰富节目内容，让受众群体在移动电视的平台上可以看到电视台的节目，大片和新潮的音乐，图书以及自制特色节目，强加节目互动环节，吸引观众参与；做受众文化消费的“搜索引擎”。
在节目的播出安排上，不光要有节目内容，也要有节目的时间安排，可以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受众收视习惯和节目播出时段的特点，优化节目编排，形成工作日与节假日，高峰与平峰的差异化节目编排。比如在上下班高峰时间段播放简短的招聘信息，新闻和交通信息，在节假日的出行高峰播放旅游节目。
三、扩大媒体影响，树立品牌形象。
品牌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进行企业CI建设，同意公司对外形象，精心制作宣传片、宣传册；高度重视活动的组织与经营，力争每年策划举办一两个有影响力、可持续性的活动，例如，去年国庆期间举办的“我爱祖国”短信互动，有数百万的群众参与，扩大了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影响；大力加强媒体自身的对外宣传，提高移动电视知名度。同时，通过提升服务水平也是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因为移动电视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服务，在终端维护、广告上刊等日常工作中为合作伙伴做好五福；做好热线电话、网站、短信的受众反馈服务；注重节目的服务性，多报道民生方面的新闻。同时充分发挥中广协移动电视分会的组织作用，团结各地的移动电视公司，集中协会成员单位的资源和优势，开展节目互换、交流培训、合办活动，来树立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北京移传媒市场的良好形象和移动电视的影响力。
四、探索多种模式，实现多元增收。
前面对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现状阐述中提到了，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电视广告收入。所以要想稳定的增收，就要探索多元化增收模式。首先，认真的履行合同，确保公交车电视广告的收入，只有做好现有资金收入的基础，才能更好的探索新模式。
所谓的多元增收，就是要积极探索多种经营模式，在一定规划期内，重点打造、发行平台；神话与政府委办局的宣传合作，通过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努力在经营创收方面实现增长；另外可以加强外联工作，推出《卫视剧场风云指南》节目，就是对每个卫视即将播出的连续剧做评价、介绍和预报，因为在移动电视的终端对象都是乘客，都希望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多了解一些休闲的时候可以干的事情，而电视剧就是众多家庭选择的重要休闲方式，力争提供有偿服务；积极运作出租车图文电视项目，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力争建立给你哦公司的商业运营网站，开发移动人群商业网络价值。
第二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对内经营策略建议
一、完善组织体系，提高运转效能。
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以及由部门主任组成的经营团队的作用，保证移动电视健康有效发展。坚持公司领导班子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提高党性修养、业务素质和领导能力，做好公司发展带头人；部门领导要一身正气，境遇业务，认真履职；树立优化工作流程，做到清晰严谨、简明高效、运转顺畅。
二、加强制度建设，文件规划运营。
继续不断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制度办事；坚持每周办公会制度，集体研究、决策公司所有重大事情；实施稳健财务策略，构建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坚持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进一步加强合同谈判、签署、执行、效果评估的全面管理，做到依法经营；每年委托权威机构对受众收视行为、广告效果进行调研；每半年召开一次观众座谈会或者专家研讨会；逐步推行节目评价体系，并纳入到绩效考核体系中。
三、提升员工素质，培养用好人才。
以提高全员媒介素养、文化素质为重点，持续不断的抓好员工教育、培训；着眼新闻宣传和企业经营，培养一批既懂新闻、又懂经营，既是业务尖子、又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鼓励岗位成才，满足员工职业成长的愿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继续完善薪酬，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确保培训费用只增不降。
四、重视思政工作，培育企业文化。
作为一个文化输出企业，一定要培养和供养自己的企业文化，外塑品牌，内聚人心。
第三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业务创新探索
一、平台
因为信息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前谈信息化，很多人都局限在电子政务，因为电子政务是前几年国家信息化推的很重要的方面，包括北京市做信息化的时候，今年特殊，以前都是发的文件主要讲的是怎么建网站，怎么搞电子政务，从来没有说把广播电视纳入进去。今年不一样了，因为他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推新信息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的内容就是怎么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你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有很多政府的事情实际上是面对普通大众的，普通大众和移动电视的受众是一样的，高度重合的。比如民政局、司法局、教育、体育都是高度重合的，所以移动电视和政府委办局有很大合作的空间，包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和司法局、跟统计局、跟卫生局、安监局都有长年的合作。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可以实现政务信息的时时和高频次。时时，通信网络是不行的，北京市要一个应急信息，北京市这一千多万人，要每个人发一个短信，比如过年了要发焰火爆竹的，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发完。传统的广播电视不一样，但是传统广播电视不可能做到高频次，因为面对的受众不一样。移动电视不一样，因为移动电视的受众是流动的，一天播十几次，很可能在每个针对的受众形成三到四次有效的传播，这是符合传播学理论的，有三到四次就能够留下这个印象。包括北京市奥运期间的限行，包括一卡通的使用，都是通过户外电视来进行高频次传播，传统电视做不到，因为传统电视的受众不是移动的，或者他的收看时间是比较长的，让他在两个小时里面收看三四遍是受不了的。
二、发行平台
发行平台作为北京来说比较容易做一些，因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跟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电台不是属于一家的，所以在北广传媒移动电视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宣传浙江卫视播什么节目，就能够宣传安徽卫视能够播什么电视剧。提一个口号，原来提的是电视指南，现在更愿意提一个TVGoogle，老百姓回家看什么电视是随机性很向的行为，北京模拟频道40个，付费频道100多个，加起来200个频道，这么多加起来怎么看，当然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都会有一个电视指南的频道，但是很少有老百姓看电视指南的频道，都是用遥控器，不合适就换，除非某一个节目有品牌意识，比如娱乐就是湖南卫视。但是电视剧频道有品牌吗？没有品牌，你频道里面的栏目是没有品牌的，老百姓回家看什么电视？大家知道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70－80%是依托于电视剧的广告，这块是很大的市场。如果通过移动电视告诉大家每天下班的时候，就是5－7点之间告诉老百姓北京卫视今天晚上播什么电视剧，中教三播什么电视剧，安徽卫视播什么电视剧。因为受众群体在消费之前受到信息的有效传递，他回家很可能看节目推荐这个，这就直接影响他的收视行为。实际上实践中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已经这样做了，包括去年北京地区收视第一的《最后的王爷》，就是在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做的宣传，因为片花很短，30秒，一分钟，把最抓人的东西告诉老百姓，就可以直接提高收视率。除了电视剧以外还有其他的栏目，还有杂志，杂志发行也是一样的，比如新闻杂志，周刊性质的，每周可以出一个节目叫周刊扫描，这样可以直接带动这些内容提供商发行内容产品的行销。
三、基于数据广播的图文电视
这个是跟移动电视在过去五年的探索有关的，移动电视信号的接收还是有些问题的，尤其是北京的观众，经常有老百姓写信给市委说信号不好，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想一下在有线电视出来之前，家里面信号不好，弄一个室外天线，到处摇解决雪花的问题，那个时候没有人写信给政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移动电视一出来，老百姓就认为是公共服务、普遍服务，因为是时时传输的。所以，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应该利用数字广播技术开发一个新的业态，当然这不一定适合公交车移动电视，可能适合出租车移动电视，出租车电视在全国搞的好的很少，除了广州。问题是视距过短，无论安在什么地方，你跟乘客眼睛之间的视距太短，所以，全国移动电视搞的很好的很少。但是，如果是图文电视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图文电视大体上跟这个框架一样，就一幅幅图，比如讲新闻，一会儿有新华社的领导演讲，跟新华社的合作就是搞图片新闻，不搞动态视频。由于广播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出租车电视是为乘客服务的，不是为司机服务的，司机看不见，如果你两个媒体都存在，两个媒体都有声音，司机就不干。所以，出租车电视的黑屏率非常高。但是播图文就不一样了，就没有冲突了，这样在技术上更简单，成本上更低，效果上更好。
四、三网融合
最后一个，就是基于移动电视终端的智能互动业务，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服务终端。现在电视只是很基本的广播式的信息服务的，传播视频内容，实用信息，但是如果有本地存储，有智能互动以后就不一样了，比如公交车开到国际贸易中心了，说今天有车展，广播电视节目介绍车展的信息是有限的，因为毕竟时间有限。比如这个车模长的好看，有人想了解具体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方式，或者是蓝牙技术，用手机终端和移动电视终端发生关联，因为移动电视终端有存储的功能，就像家庭数字电视一样，受众群体对这个节目里面某一块信息感兴趣，可以跟他发生关联，发生关联就自动下载。这样就真正把移动电视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户外的信息服务终端，这当然只是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
第四章结论与展望
北广传媒移动电视依然是北京移动传媒的核心，是振兴北京移动传媒市场，与其他城市竞争的中坚力量。未来几年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发展不仅仅是在节目本身质量上的提高，更有经营策略的正确运用。专业而系统化的特色经营将会使北京移动传媒产业真正走向成熟。
首先，要迫切对移动传媒这个市场经营的重要性，适度运用节目外包和合作方式。既不能贬低经营方式的运用，亦不能将“经营”等同于“自力更生”而停留在低层面的经营方式上。经营应把握住节目的关键价值所在。
其次，切实分析移动电视节目的市场定位，进行受众心理分析。移动电视的节目内容和编排应是针对大众和政府，节目的核心价值定位也也应超越小众市场，节目的风格和内容穿心上也要有所突破。
再次，精炼制将继续是节目播出的主要方式。但是，北京市乘客文化需求的区域性依然明显，因为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员流动大，来自全国各地。受众群体多样化，不同城市之间的文化隔阂依然存在。节目的编排策略也要不断的更新，必须结合北京市场现状，使用正确的经营方式，找到合适的节目点制作节目及节目的编排。
因此，北广传媒移动电视需要的是一种整合经营体系，需要的是我们能够从整合的高度，去建构北京移动电视市场；能够从整合的视角去制作、播出、经营移动电视节目；能够从整合的思维去营造移动电视节目收视氛围和市场培育环境。
总之，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整合经营和节目制作编排精炼化将成为一种趋势，且将成为北广传媒移动电视的主要经营方式。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必须强化峰式的节目经营概念。
上下班高峰、出行旅游高峰，平峰、特殊节日或特殊时期的节目市场培养将走向逐渐成熟。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将身体力行地进入开发其他峰期的节目编排行列，贺岁峰期不是移动电视节目峰期的重要资源，受众群体调查机构的介入，以受众需求为核心的精炼式移动电视节目将会大量编排。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在节目编排和产业创新方面将实现一个较大的飞跃，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将从单独依靠公交车广告收入的盈利模式转变为移动媒体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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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具有不同的要求类型技术是指某一类性质相同、功能互补的专业技术集合，是解决某一类生产和消费问题的技术模式。它能支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过程或产业链，如演艺产业、出版产业、新闻产业、广播电视产业等。类型技术具有技术轨道的特性，能够沿着既定的技术方向和路线不断自我强化。类型技术具有由技术范式性质决定的明晰的外部边界，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基于这种技术范式边界建立的文化行业系统，必须遵循技术轨道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动力和功能。平台技术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平台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资源，体现的是技术资源互补和对现有技术资源的统合，是对类型技术的集成创新。②平台技术具有开放性和通用性特征，可以为任何开发者的创建应用提供基础服务。与类型技术不同的是，平台技术能够同时为众多产品生产线或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信息平台、数字平台和网络平台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平台技术构成了所有类型技术的“母体”。目前在文化行业领域，由云计算为核心的各种云平台构成的平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环境。平台技术能够为类型技术提供通用性基础，因而具有包容性特征。从技术类型与制度结构的关系看，类型技术对应专业型管理结构，它与科层官僚体制有着良好的匹配性。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层官僚体制的日益普及和强化伴随着类型技术的日益精细化进程。平台技术对应网络型管理结构，它与扁平化管理体制有着较好的匹配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管理系统业已不需要叠床架屋的管理层级，管理结构的扁平化趋势日渐明显。区分类型技术和平台技术的意义在于，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进程对制度创新的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渐进创新难以对传统文化行业制度的变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相反，它按照自身固有技术轨道的发展甚至可能强化传统行业制度。平台技术的发展则会对文化行业的根本性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体系本身是一种包含基础性制度安排与第二层制度安排的层次结构。③行业制度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更关涉所有制与产权制度，因此是一种基础制度。技术创新（如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基础制度创新（文化体制改革）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紧密联系。类型技术的渐进变迁一般难以推动行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平台技术的发展创新将会对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强大动力。
三、平台技术抹平了类型技术的轨道特征，消解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合法性
在技术与制度关系框架下，平台技术与类型技术对管理系统创新的影响和作用不同。类型技术的发展在创新层次上主要属于第一个层级的渐进性创新，而平台技术则属于第二个层级的质变性创新。渐进性创新体现为技术系统的积累式变革，一般不会伴生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观念的重大变革，其影响也不会超出由技术范式划定的行业范围。质变性创新则是基于信息技术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变革，不仅有观念上的突破，而且伴有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并引发产业结构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其影响范围将远远超出行业本身，渗入到所有行业（包括文化行业）和社会生活。因此，平台技术的创新不仅影响类型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影响到行业意识形态的演变。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将重建类型技术的范式并改变其技术轨道。信息技术与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类型技术的单向发展轨迹，使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从各自的专用技术平台转向非专用平台，从窄带要求转向宽带要求，实现了在互联网信息平台基础上的产业融合。④同时，数字技术对表演、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及文物保护等传统技术进行冲击并融合而成数字表演、数字广播、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字出版、数字文物遗产保护等技术，逐步向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具有兼容性和通用性的方向发展，构建了新型的内容产业，从根本属性上抹平了传统文化行业分工的技术类型特征。美国斯坦福大学罗兰德•格林（RolandGreene）教授通过对全球诗歌现状的调查发现，数字化已经改变了诗歌的定义：“诗歌的媒介载体早已不是印刷物或舞台表演，而是建构在数字化王国中的媒介手段”⑤。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创新发展本身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在重建类型技术范式的过程中，逐步消减了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身体表演技能、造纸和印刷技术、电子成像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四个递进阶梯。不同的技术类型具有不同的生产和传播效率，形成不同的文化行业或文化市场结构的“势能位差”。这种技术类型之间阶梯递进的特征，在文化消费上即体现为审美替代效应，即高一级技术产品对低一级技术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如电影对戏剧、电视对电影、数字音乐对模拟音乐、电子书对纸质书、网络音视频产品对传统音视频产品、移动终端对互联网终端，高技术产品对于低一层级产品具有天然的效率优势，因而也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高技术行业逐步替代和覆盖低技术行业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改变了类型技术的自然逻辑进程，它赋予类型技术新的技术范式，为技术相对落后的文化行业超越类型技术的阶梯性特征提供了可能性。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是一家经营演艺产品的公司，在技术谱系中本身没有先天的技术优势，但它借助于信息技术建立了全球资源配置系统和演出营销系统，这使它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演艺公司。据《纽约时报》报道，漫画出版业在苦苦挣扎多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进军移动终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漫画书通常在报刊亭和书店销售，随后逐渐向专营店转移，此后陷入近30年的萧条期。2009年，出版商comiXology公司借数字革命（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的东风吹开了长期笼罩在头顶上的阴云。从2009年至2013年6月，通过comiXology平台下载的漫画数量已达1.8亿，其中最近6个月的下载量达8000万次。comiXology的成功是数字漫画市场爆发的一个缩影，该领域的交易额已从2011年的2500万美元攀升至2012年的7000万美元。数字技术大大改变了漫画出版业的发展轨道。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能够突破行业壁垒，形成一体化的市场形态要求。信息技术的平台效应模糊了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的边界，数字信息技术与戏剧表演、音乐、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文物博物馆等实现行业间的深度融合，产生了诸多交叉性、互渗性的“蓝海”行业或领域，传统文化行业之间不再是行业边界清晰、技术属性专一、区别性产品竞争的状态，边界模糊、技术互渗、产品互补的新业态将使传统文化行业边界分割的技术壁垒逐步消减。文化行业体制下的文化市场存在“物理隔绝”，但在虚拟世界中行业壁垒则被打破。数字信息技术世界能够为各个行业提供共存的“母体”，推动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尽管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创新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步伐，但他也承认，技术创新能通过提高市场潜在利润空间、降低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跨越体制鸿沟的力量，使传统的文化市场管理和企业管理方式失去效率优势，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和消解行业管理制度的合法性，为突破现在的行业壁垒提供体制外渠道。
四、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奠定大文化传媒行业的技术基础，构建大文化传媒行业体现了生产关系对文化生产力的能动性
一般认为，现实的科技结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上层建筑的结构方式，不同的技术基础会对应不同的制度化表达方式。⑦从文化领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发展历程看，基于数字和信息的技术创新对于文化行业、文化市场和文化管理模式的影响超越历史上任何技术创新，表现为一种质变过程。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平台技术特征，借助文化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进程对文化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提供了整合市场进而整合行业的基础条件。这种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即突破小文化行业的管理方式、重建大文化行业的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文化行业的融合创新进程。数字信息技术对演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物等类型技术的重建，不仅要求进一步完善行业架构技术创新的原有制度安排，而且要求确定一种全新的有利于平台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这种新型技术管理结构即是超越小文化行业体制的大文化传媒体制。大文化传媒体制能够适应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趋势。⑧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使基于行政性垄断所形成的障碍逐步瓦解，引起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的移动和淡化。市场一体化力量的扩张与政府管理职能的缩减，瓦解了文化部与文化艺术行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广电行业、国家文物局与文物博物馆行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国外市场上的“自出版”行为即是明证。“自出版”突破了政府设置的出版体制壁垒，创造出作者直接面对消费者的“P2C”（ServiceProvidertoCon－sumer）模式。统计数字显示，在电子书阅读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畅销书中，有28种是作家“自出版”图书，排名前50名的图书中，“自出版”图书也达到11种。⑨“自出版”现象事实上已经超出传统的行业管理范围。大文化传媒体制应当是一种生产效率型体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管理经验可供借鉴。通过东西方比较不难发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的“行业”实行以生产主体—市场主体独立性为基础的“果型”或“果树型”联结方式，中国则实行以行政管理为骨架、直属文化单位内化于国家行政系统的“树型”或“树果型”联结方式。⑩大文化传媒行业体制以呼唤大部制为基础，以生产效率为导向设计管理流程。建立大文化传媒体制，首先需要将业务相近、管理重叠的多部门合并，建立管理结构上的大文化部制，并用具有大文化观念的“文化传媒”话语代替传统的“文化、广电、出版、文物”话语。同时按照决策、执行、评价监督三分离的原则，形成有利于资源开放性配置、社会化大系统循环的职能管理流程，规避传统行政职能分工中常见的“帕金森现象”和“孤岛行为”輯訛輥，使政务流转从繁杂的纵向管理与横向联系中优化为深度的内部有机衔接。
篇12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New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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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传媒话语逐渐摆脱了泛政治化倾向。在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传媒话语也反映了“消费性”特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国的传媒话语生产在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倾向，话语交流(尽管不平衡)的频度进一步增加。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生产的不平衡，有关大众文化的报道或话语形式受消费主义影响，出现了过度膨胀的态势。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传媒话语生产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区建设以及各类有关数据不断见之传媒，对发达、富裕，民主、理性社会的向往，使传媒话语生产成为现代观念的镜像。在国内地区及城市发展竞争中，也出现了通过对媒介事件的控制，如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活动的主办权等，力图赢得话语强势的现象，诸如“全国第一”、“西部最大”、“制高点”“最先进”等话语成为传媒热点，由此产生的传媒话语竞争甚至成为地区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总之，从话语生产角度审视传媒话语或新闻场，把握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控制的特征及规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媒文化的研究。
注释：
⑴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传媒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⑵常昌富：《二十世纪修辞学概述》，《当代西方话语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⑶葛兰西：《狱中杂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⑷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⑸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⑹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⑺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⑻皮埃皮·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⑼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篇13
1.2活化功能
通过对管理进行创新能够更新行业的竞争力，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传媒行业需要积极活跃的生命里，而管理创新恰恰能够满足这一点，将媒体核心能力作为行业的中心。核心能力也是作为电视传媒业的特殊竞争力，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是对资源的重新整合和配置，在关键时刻，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也可以帮助企业制胜。另外这种核心竞争力也体现了当代电视传媒行业的竞争力以及技术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管理创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特定的外环境中令电视媒体形成各种互补资产以及技能和运行机制的融合，使得行业中各个环节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最后，通过创新的管理，将经营权以及所有权有效的分离，从而实现了事业和企业的分离，以及行政和企业的分离，并且通过这种模式还能够培养出大批专业管理技术人员。
2方法和手段
管理创新是现代电视传媒能够继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动力，并且我国的电视传媒行业在不断的发展以及进步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以及措施令我国的电视传媒行业继续健康发展是现代电视媒体工作者的工作重点。
2.1方法创新
从方法上分析，电视传媒在管理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应当在人才的选拔上实行择优录用原则；其次应当进行全责的明确划分，有效的分责以及有效的放权；最后则是对当前的可用资源予以优化。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在选才上，一个媒体在进行任务的分配上往往应当依照人员的特点以及思维进行有效的调用，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人才的特点以及优势，择优录用，并分配到适合的岗位上，才能真正的激发员工的主观热情。第二可以在选择人才的过程中采用赛马的模式，在选拔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人员的智力以及表现，并将实绩作为选拔的一项重点内容，重视真正的人才，并将其安置在合理的敢为上，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强行业中的人事管理质量，调动整体行业队伍的积极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应当明确责任，并适当的放权。管理者虽然应当在行业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的重视员工的价值以及参与性，对员工的工作予以鼓励，从而完成管理工作。最后则是可以从考核以及管理上入手，实行分类管理，并在考核的过程中依照员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别考核，即可以依照业务性质的不同分别以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及考核标准进行管理。
2.2手段创新
电视传媒管理手段的创新是促进发展的抓手和捷径，它主要包括：一是要建立组织知识库;二是要完善自己的专有信息数据库。一个媒体要进行有效决策，实施最优化的战略，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组织知识库。组织知识代表着内部系统、常规、共享的知识和实践。组织知识无论怎样，代表着比组织文化概念更广泛的独有部分，组织知识库被定义为组织所有成员知识库的集合以及嵌于这些个体互相关系中的社会知识。电视传媒产业应倡导创新，提倡挑战，以产业化为指向，着力于内部运行管理新架构的构建，实现集团化、产业化的总体思路，完善功能定位，淡化行政概念，调整管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市场主体，强化市场运作，积极探索既保证公益性事业的健康发展又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的电视运营新模式。电视传媒组织知识库的建立，将使媒体的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营销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极大地提高组织的有效性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努力完善自己的专有信息数据库，将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资料经过有效的统计、分类和分析，挖掘出有价值的竞争资源，加强组织综合建设，整合信息资源系统，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结构。
3电视传媒管理创新的突破路径：理念与制度
3.1管理理念的创新
树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人力资源是电视传媒的第一资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电视传媒管理理念的创新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只按照权力、身份、职位、学历等外在因素来衡量、评价和任用人的思想，真正坚持任人唯贤的选才、用才理念，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理念，构筑以制度文化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系统平台。引入知识管理的用人新思想，即将知识视为电视传媒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把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电视媒体竞争力的关键，把存在于电视媒体内部的人力资源的不同方面和信息技术、市场分析乃至媒体运营战略协调统一起来，共同为电视传媒发展服务，创造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和优秀的员工团队，充分调动媒体中员工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不断地共同学习，努力把人力资源提升为人才资源，形成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有利于促进人才创新，有利于促进人才工作同电视传媒发展相协调的工作新格局，以更快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还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引进电视与专业、营销与管理、制作与技术等各类优秀人才，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形成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用活人才的动态良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