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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芝加哥学派及其“规则－越轨”范式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E•帕克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包括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在内的各类亚文化现象进行参与式研究，并用“社会解组”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群体产生的根源。1955年，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提出了“问题解决”概念，认为下层阶级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是一种用以解决自己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地位挫败问题的独特方式。芝加哥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霍华德•贝克尔在其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标签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互动与博弈中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建构过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制造出各种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给边缘群体本来无可厚非的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芝加哥学派从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围绕社会规则的建立以及解组展开研究，开创了亚文化研究的“规则－越轨”范式。这一范式涉及了越轨行为的动因、越轨人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强势文化对越轨行为的塑造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伯明翰学派及更晚近的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伯明翰学派及其“抵抗－收编”范式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融入了英国本土将具体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之中进行考察的学术传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更是从欧陆哲学中吸取营养，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引入亚文化研究。将亚文化现象看做是边缘人对主流文化和霸权文化的抵抗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表明，亚文化抵抗是通过一种亚文化成员共同享有而又与主流文化迥然有别的“风格”来实现的。他们从阶级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努力从“风格”之中挖掘弱势青少年群体进行“仪式抵抗”的潜能。与“风格”相对应，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收编”。他们认为，亚文化抵抗的“风格”形成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和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遏制和收编。收编通常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商品的方式，即把亚文化符号和风格转化为大量生产的商品，从而消解其先锋姿态和价值深度;二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即主流文化通过自己支配的媒介对边缘群体的“异常行为”重新加以界定，并贴上相应的标签。由此，我们可以将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思路概括为一种“抵抗－收编”范式。这一范式通过揭示抵抗的权力和阶级背景，抵抗所借用的“风格”及其实践策略，主流文化和强势媒体对亚文化风格的塑造与收编等方面，向我们呈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的社会学机理，对我们研究今天的青年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极具开创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如对风格和抵抗的过分强调，对亚文化只采取了共时性的态度，缺乏历时性的分析，过多的强调了阶级等宏大结构的决定性等问题［1］(P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思路进行反思与修正，“后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
3.世界新图景与后青年亚文化研究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曾经将“文化”和“阶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化却使这种稳固的关系发生了动摇。在思想政治领域，一度影响深远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式微。一方面，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逐渐在欧美盛行。这种政治经济思潮主张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从而从根本上冲击了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实践层面宣告了阶级政治的失败。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与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新的地域性文化的出现，使整个世界处在了全球性\地域性、世界性\民族性的多重张力之中。这些新变化促使文化学者们纷纷修正以往的阐释模式，以便把全新的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由于世界图景的如上变化，以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思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后亚文化理论”之类的提法，旨在阐释亚文化群体在繁复多变的新媒体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后亚文化”研究吸收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各种新出现的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场景”、“部族”和“亚文化资本”等新范畴。“场景”一词最初是指音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现场位置，后来被威尔?斯特劳等人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化，从而用来真实地描绘各类人群、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和一种变动的文化空间［2］(P18)。“部族”概念则是学者马弗索利针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日益流动性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所提出，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3］(P16)。萨拉•桑顿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而提出了“亚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当某种风格成为青年们所推崇的“亚文化资本”的时候，便会催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链，而对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或被消费，便能够获得一种共通的品味感和文化归属感。“亚文化资本”向我们揭示了伯明翰学派的“风格”概念在消费时代的发展和变异，它淡化了“风格”的抵抗姿态，而呈现出与商业文化的共谋性。后青年亚文化理论对当前社会中青年亚文化所呈现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显示了其思路的灵活性和非本质主义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资源考察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化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二、从青年亚文化看青年艺术
1.同构与变异———青年文化、青年艺术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探讨
从字面上看“青年艺术”与“青年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自从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用“青年亚文化”取代了“青年文化”的说法之后，这种边缘青年研究好像就和更为广泛的青年文化行为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现象成因的不同阐释模式，结论就会有所改变。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结构论和世代论两种分析模式。前者认为阶级、种族等社会结构在亚文化生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是下层阶级青少年对父辈文化所面临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伯明翰学派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明确提出了“青年亚文化”的说法以区别于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而后者强调不同代际的年龄差异所形成的代沟对青年亚文化产生带来的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所揭示的问题或隐或显的存在于一切青年之中，强调青年人共同的行为模式。伯明翰学派的努力深入地揭示了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阶级根源，但却又因为对阶级结构的过分强调，几乎将青年亚文化研究推向了本质主义的境地。实际上，在经过了后亚文化研究对以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反思之后，任何本质主义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模式都不能令人满意。既有基于青年的年龄特点和行为模式的普遍动因，又有不同结构要素所决定的独特语境，可能更符合青年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未对“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进行截然区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以及日本学者滨屿郎等编纂的《社会学小词典》都将“青年文化”定义为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亚文化［4］(P9)。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与青年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变异”的关系。青年亚文化以一种更为具体和鲜明的方式，典型化的呈现出青年文化所共有的表意方式以及与主文化的互动模式，而这种表意方式和互动模式对于作为特殊青年文化形态的青年艺术同样具有阐释力。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青年艺术现象，将会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2.从关注趣味到深入情境———青年亚文化视角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艺术理论界对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分析大都是围绕艺术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所选择的美学趣味来展开的。孔新苗先生在其《“民族情怀”与当代艺术的实践景观》一文中就把当代中国艺术用主导趣味、学院趣味、大众趣味和先锋趣味四个层次进行概括［5］(P82－85)。这种划分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对当代艺术形态进行了理论归纳，并在当代艺术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模式日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正如孔新苗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艺术创作所形成的多元趣味格局，是一种正发生着复杂变化的不稳定现象，显示了处于‘过程中’的特点。”［6］(P22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艺术领域日趋多元的组织形式和愈加灵活的运作模式日益消融了以往四种趣味之间的清晰界限:一向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己任的主导趣味，在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国家及各省市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愈加显示了它广采博收、突破自我的包容品格;一些学院趣味的画家在各类商业性展事活动中频频亮相，反而学术性的展览、获奖倒成了他们推销自己的筹码，以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面孔已不复存在;先锋艺术的变化更是值得玩味，2005年由吕胜中牵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实验艺术专业(后改为实验艺术系)，以往作为先锋艺术主力军的实验艺术被正式纳入了学院教学模式之中。2009年11月，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先锋艺术的领军人物一同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家官方机构的首席艺术家。诚然，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本来就是在美学定位的意义上使用，而并非在从属机构的角度对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归类。但是，随着时展，中国当代艺术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学院、先锋、主流等概念俨然已经抽象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和文化符号，学院趣味与学院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主导艺术主要是一些艺术家为了积累资本而完成的参展作品或政府定件，先锋姿态变得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策略［7］(P103－106)，“大众”这一概念也不再能够清晰的传达它的所指。或许艺术趣味视角在对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划分去界定与这一作品对应的艺术家，其阐释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上述语境的转变，更加凸显了运用青年亚文化这一社会学视角，从“边缘－主流”、“年龄－代际”的维度切入当代艺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犹如后亚文化理论研究者提出“部族”概念来应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流动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一样，“青年艺术”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在趣味界定方法的阐释力削弱之后，通过从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对艺术从业者的艺术经历、成长环境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特定语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艺术策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机理与实践逻辑。
篇2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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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篇4
一、青少年亚文化的主导方向是积极的成长
纵观历史,观察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不难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青少年亚文化中的极端与“反叛”的表现也只有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仅仅极端的走过了10年左右的历程,在更多时空中,青少年是以丰富的、独特的、多元的、新颖的、温和的文化生活方式呈现于世人,青少年借助诸多的亚文化形式,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被社会认可的、独特的而积极的文化,如,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美国黑人“嘻哈文化”(Hip-Hop)到当代街舞等。青少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有时代价惨重,但追求生命意义的心理目标,在整体上,宏观上,使得青少年亚文化逐渐的走向成熟。反叛不是青少年亚文化的目的,只是其中的某些部分发展的不协调和扭曲。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也曾有街头的身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也有留着长发、听着邓丽君歌曲的“另类人士”,然而30多年过去了,青少年亚文化的背后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文化生活,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尝试,更是对自己未来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体验的探索。许多曾经的“亚文化”形式或内容,逐渐的被社会主流所接受,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的成分。如,当年极为流行的“粤语歌曲”中,许多已经成为现代的励志歌曲,很多流行歌曲也成为人们抒发积极向上情怀的有效形式。
青少年在其涉世未深、急于了解社会和自我时,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建构一种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存在于内心的价值体系与精神世界,进而体验和建构自己能够有效适应的文化生活。尽管有些青少年亚文化表现的比较极端和消极,但是诸多的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②
二、当代社会在背景下青少年参与文化创造的特殊表现形式
工业社会在带给人们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给了人们一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等负性的价值取向,带给人们理想化、标准化的思维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化即理性化”,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和认知理性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具体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使得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着真理、完美和财富,在价值判断中,处于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的两极的选择之中,精神世界被割裂和线性化,使得人在其精神生活中焦虑频频,不甚重负。青少年借助种种自己认可的文化形式,常常不求其高雅和规范,只求一种表达,甚至是呐喊,主题涉及到人生、社会,更多的是人的情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最不容易触犯理性与规范的。只要你去解读一下流行歌曲的曲调与歌词,即可略见一斑。例如,透过流行歌曲“死了都要爱”,你会解读出青少年内心的烦恼和无奈。也要看到,在这种亚文化表达之外,他们总体上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接受还是很自觉的。
当代社会,青少年亚文化虽然层出不穷,其中的主要意义是作为一代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用他们的方式,对文化的变迁与引发的精神震撼的回应,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尽人意。美国人类学家,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文化与承诺》指出,“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③“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④米德还提出了后喻文化的理论,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变迁、青少年在成长中已经参与了文化的创造。青少年亚文化可以被视为在当代社会在背景下青少年参与文化创造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我建构
1992心理学家K.勒温将青少年称为“边缘人”(Marginal men),指出其特点是缺乏安定感、容易神经过敏和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靠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年人的主流文化,以取得某种安定感⑤。实质上所谓的对抗,就如同心理学意义上的青少年要与父母进行情感分离一样,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分离是为了从更深的意义上与父母保持更为持久的情感关系,没有分离就没有成长。反抗只是一种“空”的境地,远离价值判断,是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在避开价值判断的空间进行的对话和表达,用以独立的体验世界的意义。
成人的教导、书本知识的学习、习题的练习主要掌握的是经验,参与文化的创造和表达则是一种体验,体验可以从中发现和获得意义,这也是青少年在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独立的社会地位时的一种类似游戏的方式。实质上,成人如果以平常心加以反思就会发现,自己在年轻时,也曾经有过属于自己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特有的亚文化形式和内容。实际上,当青少年心理能量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文化的表达形式就不具有原初的魅力了,高中生就远没有初中生对影视文化和明星有那种狂热的追捧,大学生群体理性成分也大大胜于中学生。青少年个体在对群体的亚文化形式传播中,也保持着独立的判断能力,许多低俗的文化形式,并没有绝对广泛的市场。因为亚文化的传播只是成长中的过程和手段,而非目的。青少年更多的是诸多的文化的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成长中的一种重要的文本和教育资源。青少年亚文化不同于反文化。反文化是以为其主要目标,而亚文化则是一种中间状态的文化形式和文本,其主要的目标是独立的价值体验、情感表达与心理成长,所以透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状态应该是最为有效和直接的。青少年亚文化以其娱乐性、丰富性、普及性被广大青少年所热衷。如果能够丰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提高其文化鉴赏能力,培育其文化表达才能,通过价值体验的方式传承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青少年亚文化的积极因素必将成为主导因素,有效地伴随与促进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特注:本论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青少年学生亚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为07SJD880035课题的研究论文
①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Boston;Beacon Pres②③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7,P276
②③④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等译《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⑤Lewin,K.ResolDing Social Conflicts[M].New York:Harper,1948
参考文献:
1.(美)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卢德平著.《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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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教学的基础，一部好的教材不但能够指导学生的“学”，还能为教师的“教”提供帮助，最终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何为一本较好的教材呢？如何对教材进行一个评估，也是众说纷纭。现今，对教材的评估多是从教材的内容：课文、词汇、语法、练习的角度入手进行综合分析。相关的文章有：《留学生教材汉字复现率的实验研究》（郝美玲 刘友谊）；《初级汉语综合教材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朱素第）等。本文选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作为研究教材，试图对该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二、文化的分类
“文化”，自从187l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给文化下第一个定义后，现在已多达300余种。概括说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的涵义相近。即文化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它不仅仅包括城市、学校、旅游景点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
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对文化分类的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文化分成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亚文化（subculture）。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鲍德里奇等根据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区分主文化和亚文化。根据他们的观点“主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所有正常人共有的文化，是划分民族的核心。”我国学者认为，主文化“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其各自的生息繁衍和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属于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亚文化是各民族中某些特定的人群所特有的文化，凡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者，都被称为亚文化。从二者关系来看，亚文化存在于主文化之中，主文化是各类亚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内容。一定的民族、地区、经济或社会群体的文化就属于此类文化。
本文又将主文化和亚文化进行细分：
表一：主文化的具体分类
表二：亚文化的具体分类
三、课文中的文化分析
1.课文话题文化分析
一本教材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课文来体现。下面笔者将从课文的题材和体裁两方面来分析。题材也可以称为话题（《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话题是教学内容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该教材以话题理论为原则，由八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包括了两课，一个单元即为一个话题。每一个话题又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别。
表三：主流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由上表可以看出：该教材的一般文化和民族文化分配较为平均，其中人类共有的普遍文化占56.25%相对多些，不但有成长的烦恼、职业的选择，还有健康、旅游、环保等这些全世界感兴趣的话题，便于学生形成文化通感。而在民族文化上，选取了最易显现中国文化的几个切入点：职场文化、家庭文化、婚恋观念、送礼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既把握了中国特色文化又没有一味的弘扬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中国文化。
表四：亚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表四体现出：该教材在男女比例分配上很均衡，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年龄阶层上青年占37.5%，儿童和中年都占12.5%，但没有老年文化。由于使用该教材的人群大多都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年人，因此，以青年作为主体，符合学生的实际，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并且富有时代气息。但年龄阶层涉及得不够全面，应该涉及一些老年文化，而且老龄化已经是全球面临的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应该有所涉及。对于地域文化，该教材也有涉及，将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做了简单的介绍，便于学生对中国的地域、风土人情有个大体的了解。
2.课文中的句子分析
表五：《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每课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
表六：
表五、表六反映出：
1、该教材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理念。全书共十六课，其中十二课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国文化。可见文化教学渗透到了每一课之中，并且对于文化知识的安排并不是非常密集，而是分散到各篇课文之中，从而使得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既没有让文化成为学生的负担，又让留学生们在学习言语技能与交际技能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逐渐了解与习得中国文化，这些文化知识又促使其加深了对有些语言知识的理解。譬如：成语、俗语、一些词汇的构成，汉字的书写等知识的了解。
2、对于历史文化、观念文化、家庭文化及送礼文化这些相对抽象的精神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该教材都做了较详尽的描述，运用事例，生动而形象。教材把握了所教授的教学对象是留学生这一原则，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虽然有中国文化的介绍，但是，主要控制在言语知识地掌握上。
四、总结与建议
1.调整主文化的选文，建构和谐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教材，绝不简单地是帮助学生学习语言要素或言语技能，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虽然这是它们其中重要的目标，但是对外教材、对外教学，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承担着其他课程所无法单独完成的传播文化的任务。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汉语课承担的文化传播任务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文化的传播；第二，民族文化的传播；第三、对于多元文化认知和尊重理念的传播，第四，对于世界文化精华的传播。一套好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应该考虑怎么样使其承担上述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得以实现。
用这样的认识考察本文所分析的教科书，审视《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在实现上述任务方面的程度，不难发现，虽然编者们作了很大努力，力图体现教科书承担的文化传承或传播的任务，但是，从国家现代化、民族现代化和培养学生具备全球视野方面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博雅》在文化的选取上虽然具有多样性，由学生身边的生活、学习，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向历史、环保等抽象概念过渡，体现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但是在广度上还有所欠缺，除了主体文化――汉文化以外，对于中国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毫无介绍，并且也没有涉及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缺乏文化横向上的对比。
2 .关注亚文化，建构符合学生需求的教科书文化世界
在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亚文化问题从90年代末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不少学者从年龄，阶层，性别等角度针对不同的语文教科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但在对外汉语教材上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笔者尚未查到。教科书中的亚文化比主文化还贴近生活，主文化只能通过亚文化才能被具体化。合理安排教科书中的亚文在对外汉语教材能否贴近学生生活，能否满足学生需求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性别文化的构成方面，要让师生能够认识现代实际生活中男女社会地位的转变；在年龄文化方面，应该涉及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对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有所展现；同时还应涉及到不同职业、不同层级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教师、工人、医生、经理等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状态，让学生能对周围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地域文化方面，除了南北方地域的对比外，还可以涉及一些城市和乡村间不同文化的对比。
参考文献：
[1]、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M]， 商务印书馆
[2]、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3）
[3]、刘景泉. 关于文化分类的反思[J]广东社会科学，2006（3）
[4]、刘雪.文化分类问题研究综述[J]岱宗学刊，2006（第10卷第4期）.
[5]、李巍.“结构―功能―文化”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应用中的反思――兼谈对外汉语教材文化因素的定位[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12）
[6]、赵建.对《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几点意见[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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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热拉尔・热奈特的现代叙事学理论，叙事时间是指在叙事文本中出现的时间，其不以实际中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以及时间长短进行表现；而故事时间即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则指按故事发生发展先后顺序排列出来的自然顺序时间。{3}通过对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调节，可以控制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从而使情节更加生动，进而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穿越小说的主人公往往穿越到真实的历史时期，这类小说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主人公以在场的方式见证或无形中参与历史的发展，历史仅仅充当小说情节发展的框架。在这种类型的穿越小说中，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时间是小说的故事时间（也是历史时间），通过叙事时间将历史与虚构统筹起来，从而达到想象历史的目的，它是支撑穿越小说故事情节进展的框架时间。
大部分的穿越小说均选取一中国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作为小说叙事的时间节点，小说的主人公穿越到过去，总要先估算一下自己身处于哪一个历史时间，以预知接下来的历史走向。在历史时间里，女性主人公穿越过去往往与王公贵族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男性主人公则实现了建功立业、挽救苍生的梦想。因而，历史时间本身就会成为主人公思想情感的出发点，乃至行为的动机。桐华《步步惊心》中的主人公若曦，因为预知了四阿哥会成为雍正帝的历史走向，为了自己日后能够获得四阿哥的庇佑，因而时时处处留心四阿哥的喜好，最终对其产生了爱慕之心；又因为预知了众皇子日后的悲惨命运，常年忧思在心，因而造成寿命减损。历史时间为穿越小说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理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叙事基础。
如果说历史时间是穿越小说文本的外部标识和框架，那么叙事时间则是文本的内部形式和结构。穿越小说的叙事时间依据历史时间发展，叙事时间包含在历史时间之内，并在某一历史时间点上展开，形成故事情节。历史时间是客观存在不会发生改变的一个常数，但是当它被纳入叙事过程中时便会改变这一特性，成为一个变数。叙事时间既可以浓缩较长的历史时间点，用较少的文字描述较长的历史时间，也可以拉长较短的历史时间点，有时讲述的一日事情甚至比讲述几十年的事情所用的字数还要多。这是因为叙事时间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历史和人生的主观感觉在作品中的投射，人作为叙事者自然就会依据自身情感和心理经验对历史时间进行选择，好的小说家会灵活均衡地布置时间点，协调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故事情节的设置更丰富生动，故事内容更丰盈充实，双重叙事时间的叠合避免了单纯的历史时间叙事造成的流水账似的叙事效果。事实上，在穿越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历史事件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作者只不过是借用历史这个外壳来填充自己的想象，这在架空历史类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末世朱颜》《篡清》这两部“清穿”小说，选取的历史时段是中国饱受西方殖民侵略的晚清时期，主人公穿越过去，改变了中华民族被殖民被侵略的屈辱历史，并引领中国走向强盛。历史无法被更改，但是“穿越”的时间叙事模式在改造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在完全架空的穿越小说中，主人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虚拟的时空，作者已经摆脱了历史时间的限制，可以任意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海飘雪的《木槿花西月锦绣》，作者可以随意设置情节，虚构故事背景。这类小说没有了历史时间的限制与束缚，穿越的叙事时间会更好地构建，更可以毫无束缚地释放想象力。
不仅通过调节叙事时间改写漫长的历史时间，穿越小说还因主人公的“亲历”行为，囊括了人物的心理时间。最初将“心理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观念区分开来的是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的一系列心理研究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其“心理时间”观念逐渐被应用到现代小说的创作中，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叙事上的单一性。人的意识流动多神游八极，无方向感可言，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心理意识活釉谙咝允奔湫鹗轮惺悄岩哉箍的，心理时间的运用可以弥补线性时间叙事的不足和缺陷。穿越小说在心理时间上具有三重性，即回忆“过去”、感受“现在”和预知“未来”。《凤求凰》中的主人公楚玉穿越到了南北朝山阴公主刘楚玉的身上，在心理上既要饱受思念亲人之苦，也要时刻担心历史上山阴公主被杀害的悲惨命运，在预知历史的走向中战战兢兢地度日。因为穿越人物对于“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预期，相对于当时的时间来说都是“过去”，故穿越小说的心理时间具有多重性和相对性，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段，从而与历史时间、叙事时间交相辉映。
线性时间叙事是传统文学叙事中惯用的表达方式，即故事的发生发展一直到和结局遵循固定的直线式方式。穿越小说打破了现实世界中时间的线性思维，穿越前和穿越后的时空因着“穿越”这一行为得以交叉和沟通，线性的时间观变成了环形的时间观。环形的时间逻辑使得穿越小说主人公既可以进行多次穿越，也可以进行反穿越，在时空的跨越上具有相当大的广度，而且环形叙事时间的建立使得人物在另一时空的重生甚至永生也成为可能。比如，《木槿花西月锦绣》的主人公投胎转世为新生婴儿，人类希望回到过去重写人生的愿望在穿越小说中得以实现。此外，环形的时间思维使得各个历史时空与未来时空的改变和重构成为可能，穿越主人公也便拥有了优于古人的预知历史走向的能力，《凤求凰》的主人公楚玉便运用了此能力才避免了杀身之祸。穿越过去、预知历史，这为小说的情节设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也是中国的穿越小说钟情于古代时空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叠加
空间叙述也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维度，有研究者将小说的空间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的内容，它承担着人物的活动，同时又限制着活动的范围；二是社会的内容，它将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统统网罗于内；三是景物的内容，它是地域内容与社会内容在作品中的具体化与形象化。小说空间，就是这三方面内容的相互结合与相互渗透。”{4}“地域内容”即小说的“物质空间”，其主要作用是为故事的发生提供场景以及为人物的活动提供具体的场所，故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情节都得在这个物质空间中展开，这也是小说空间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社会内容”即小说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小说的叙事空间能够为一切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人和物的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场所，但是空间除了具有物质属性外，还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是由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叙事空间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属性。而人们在不同的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中又有不同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因此，小说除了具有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外，还有另外一种空间形式，即心理空间。新世纪穿越小说是由以上三种空间形式组织起来的，多维空间的叠加使其在叙事上更具层次性。
物质空间是最基本的小说空间，也是人们具体真实可感的空间。物质空间在小说叙事结构中起着“负载”和“框定”的作用，它是作品中一切事物实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背景，是小说叙事中最不可或缺的空间形式。物质空间根据所选择时空的真实与否可以分为历史性空间和虚拟性空间。历史性空间指的是史书记载的真实存在的历史时空，如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以及世界历史中的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等。如悠世的《法老的宠妃》以古埃及作为小说的历史性空间。虚拟性空间即全架空小说的物质空间形式，小说中的环境和人物完全是虚构的，有些虚拟性空间类似于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但其本身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如猫腻《庆余年》中的庆国、禹岩《极品家丁》中的大华王朝；另一种虚拟性空间是将“穿越”与玄幻、魔幻、科幻、奇幻题材相结合产生的异度空间，如唐家三少《斗罗大陆》中的斗罗大陆、小佚《萧然梦》中的天和大陆。
无论何种小说，都会包含一定的社会因素，由于人的生存空间总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穿越小说便形成了两种社会空间，即穿越前的现代社会空间和穿越后的古代社会空间。现代社会空间和古代社会空间分别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因而处于F代空间中的人物在进入古代空间后，便带着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逻辑来看待另一空间中的人和事，这便造成了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形成两个空间社会文化的碰撞，穿越的效果便得以显现出来，形成一种新奇的叙事方式，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在空间叙述上，尽管穿越前后的两种物质空间是平行的，但是穿越前后的社会空间是叠合在一起的，小说的虚拟空间便在以现代社会为代表的现实空间和以古代社会为代表的历史空间的交叉中得以成立，在叙述历史空间的同时并没有将现实空间束之高阁，而是将现实空间化为碎片化记忆穿插在历史空间中。如《步步惊心》中若曦对月跪拜，寄托自己对现代空间中父母的思念；《绾青丝》中叶海花在现代空间中因患乳腺癌遭遇情感挫折，便想在古代空间中寻找到真爱。
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是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够真切体会到的空间形式，属于空间形式中的“外空间”和“显空间”，那么充实在作品中人物心理空间相对前两者来说则属于“内空间”和“隐空间”。“显空间”与“隐空间”的交汇与转换，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穿越小说人物心理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内心独白和回忆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人物心理空间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相互重叠，在叙事上建立起因果联系，推动了作品的叙事进程，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效果。《末世朱颜》中的主人公欧心妍穿越到饱受列强欺凌的清末，面对国破家亡的历史处境，如果不去改变历史的轨迹，那么就要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走向任人宰割的命运，但是如果自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势必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未来时空中亿万民众的凭空消失。两种艰难而又矛盾的选择时刻煎熬着欧心妍的内心，这种心理上的挣扎便是小说的一条叙事辅线，表现方式就是以欧心妍的内心独白呈现的，并成为下文改造历史的叙事起点。
三、“拼贴”：时空交错叙事的生成
穿越小说在时空结构上具有突出的交错式特征，跳跃性和灵活性鲜明，可以跨越不同时空之间的限制，将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与历史性或虚拟性时空进行联结与并置，从而造成了不同时空间鲜明的对比，产生独特的叙事效果。在叙事手法的运用层面，这种时空交错效果主要是由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技法来完成的。
“拼贴”手法起源于绘画，原指将不同的素材收集起来进行加工的技法，后被应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指“（文学创作者）将各种典故、引文、表达法、谚语、笑话等杂揉在一起，混合不同作家作品中的词语和段落，将文学作品、科学论文、哲学、历史、心理、日常生活用语等不同风格的元素整合在一起，将彼此毫无关联的散乱碎片拼贴成一个整体”{5}。简言之，“拼贴”是对古今元素进行汇聚与杂糅，从而形成陌生化叙事效果的一种手段。穿越小说时空交错叙事的“拼贴”方式主要是通过身份拼贴、语言拼贴、文化拼贴、价值观念拼贴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人物身份的拼贴主要体现在灵魂穿越小说中，一个现代人物的灵魂穿越到古人身体中，从而在人物名称、外貌举止、衣着服饰、生存环境上面体现出穿越人物的古今“合体”性。如《凤求凰》中的现代女青年楚玉遭遇飞机失事，灵魂穿越到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山阴公主刘楚玉的身上，楚玉因此具备了山阴公主的身份和容貌，完成了古代身体和现代灵魂的拼贴。在性别转换的穿越文本中，主人公灵魂穿越到异时空，不仅人物名称等发生改变，其性别也发生了改变，在生理性别和文化性别上完成了拼贴，具有了“雌雄同体”的性别身份，形成鲜明的戏剧性效果。如狐兮的“男穿女”小说《西周香魂记》，现代刚刚毕业的二十几岁的男青年因感觉生活无望，于是求助穿越公司，希望穿越到古代开启新的生活，不料，自己不仅保留着现代记忆，性别还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周美女褒姒，一个男性青年的灵魂被拼贴到异时空的绝世美女身上，这一切都为其时空叙事增添了诸多曲折、趣味、诡异的“陌生化”效果，甚至有着某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意味。{6}
语体拼贴也是穿越小说的一大特色，它将网络语言、俚语、外语、笑话等现代语体与古语、书面语杂糅、交织，形成了不同话语风格和语言类种的“混搭”使用，增强了文本的时空交错效果。比如鲜橙的《太子妃升职记》，一位现代社会中的男性，灵魂穿越到了异时空的太子妃身上，为了生存便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太子，口语、书面语、外语和网络语言拼贴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再如《凤求凰》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世界上最深的寂寞和绝望――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7}，则是古代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的巧妙拼贴。
现代与古代价值观的碰撞则将穿越小说时空交错的拼贴性质往纵深处书写。如《步步惊心》以二十五岁的单身女白领张晓穿越到了清朝成为十三岁的满族少女若曦的故事，小说以张晓的叙述视角和现代人的知识、思想看待当时周围的一切。得知十阿哥被康熙指婚，在古代即使是皇子也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小说叙述到：“我难过不是因为他的婚事，而是因为他的婚事是别人强推给他的，他并不想要……我难过是因为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听别人摆布，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决定？”{8}这种话在清朝这个封建王朝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若曦之所以大胆地道出内心的悲愤，就在于她身上带着前世根深蒂固的现代价值理念。不管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敏敏格格x择一份适合她的婚姻，不希望她与其她女人共侍一夫沦为皇室联姻的牺牲品，还是在姐姐临死前让八阿哥写休书，以便让姐姐死后与她的心上人团聚，都是现代人自由平等观念的体现，这与清朝等级制与男尊女卑制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二者的平行拼贴也加剧了小说的时空交错性质。
古今文化拼贴在穿越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也正因为各种文化的穿越和拼贴，看似十分荒诞的时空交错情节才具有了某种可能性和可观赏性。事实上，这正是穿越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步步惊心》的作者桐华在答记者问时便指出运用时空交错叙事手法的创作目的：“用现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人互动，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容易接受。”{9}而据调查，穿越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也便是时空交错所带来的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的摩擦、碰撞{10}。
总之，尽管有着过分追求情节奇异性的消费主义倾向，穿越热潮的兴起还是突破了传统文学与常规叙述的拘囿，带来了小说写作的又一次革新，时空跳跃性带来的“陌生化”叙事张力，以文学想象的方式突破和超越了人们自身存在的既定时空限制，满足了现代人对“异”时空的神秘遐想与精神上的自由感，并由此大大拉近了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距离。调查显示，穿越小说的读者几乎全是年轻人，而这是有着深层次心理原因的。从内容上说，穿越小说以文学想象的方式释放了现实世界中青年人被压抑的激情与梦想，给尚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人极大的心理代偿感；从形式上说，穿越小说的网络连载、论坛、跟帖、留言、打赏、情节接龙等运作方式，给了青年读者多样化的参与机会，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穿越小说的艺术创作之中，提供给了他们自我发声的渠道，这是符合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原则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通常所理解的以激烈地对抗主流文化以表达自我“不同意”诉求的青年亚文化有所不同，网络穿越小说似乎更符合迪克・赫伯迪格所说的宽泛意义上的“亚文化”定义，“亚文化可以代表生活中的主要范围……围绕这一核心凝聚着秘密的完美认同；或者，亚文化可以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娱乐，稍稍减轻了现实的单调意味……亚文化可以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一种完全脱离周围环境的方式，或者作为在度过一个放松的周末或夜晚之后，回过头来适应环境并安定下来的途径”{11}。的确，网络穿越小说的自由、轻松、戏谑、拼贴、随心所欲的轻喜剧风格与其说是对主流文学与精英文化的对抗，不如说是反讽与逃避。比如，本文所论述的其所建构的穿回过去的奇特“异”时空，实在是因为太过天马行空而近乎现代人的“白日梦”，使人寻求心理安慰有余，提供问题解决之道不足；还如穿越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问题，尽管穿越小说中的女尊、女强等类型塑造了强悍的女性形象或以女性视角言说女性为中心和主体的女性故事，但因为过分浪漫主义的我行我素而削弱了女性表达的现实力度与艺术深度，并没有有效承载亚文化应有的颠覆，反而在近乎闹剧的自由与轻松中迷失了其女性主义的话语力量。
因此，网络穿越小说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并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本文对其奇特“异”时空叙事的分析目的也在于此：一方面，穿越小说以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叙事时间、历史时间、心理时间、环形时间的交汇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叠加，以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方式鲜明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狂欢化”特征，满足了青年人的神秘遐想与精神上的自由感、颠覆性、超验性；另一方面，该“异”时空因为与现实联系过于稀薄而仅仅囿于文学想象的范畴内，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发挥其亚文化力量，反而有可能沦为逃避性的乌托邦所在对青少年的现实成长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12}可以说，青年亚文化对青少年的正负影响力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均有所体现。
注释：
{1}关于“虚构”“非虚构”的言说见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谈起》，《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2}吕同六编：《20世纪小说理论经典（上）》，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3}[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4}金健人：《小说的空间构成》，《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5}李玉萍：《网络穿越小说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6}孙桂荣：《现状与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实践》，《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
{7}天衣有风：《凤求凰》，起点中文网2008年。
{8}桐华：《步步惊心》，晋江原创网2005年。
{9}童雯霞：《桐华：用现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人互动》，《羊城晚报》2011年10月3日。
{10} 《问卷星：关于穿越小说的调查问卷》，见[EB/OL]. http：///report/165429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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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2.02亿，即使用手机终端访问微博的微博用户高达65.6%。由此可见，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使用的主流应用。高校学生作为网民的主流人群，其微博使用率正在不断增长。而关于微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尤其是针对微博中的大学生用户群体。
笔者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对微博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论文的调查发现，一部分关注的是微博的媒体价值，研究如何宣传和推广信息；一部分关注的是微博的教育价值，研究如何将微博技术应用到课程教学过程中来提升教学效果。大部分研究者已认识到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了大量广泛的研究。但是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缺乏系统化，急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本文是在正确认识高校青年亚文化微博亚文化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引导亚文化与高校主流文化相一致，研究微博文化对高校青年学生的影响及其在校园内广泛传播的原因，并共同作用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
二、微博在松江大学城学生群体中的扩散状况分析
本次调查共访问230人次，填写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73份。问卷有效率为86.5%。下文对问卷收集到的样本资料进行详细分析。
（一）学生结构分析
在173份有效问卷中，有45.6%的同学使用微博，58%的女生使用微博，男生的比例为34%；不同学科的同学使用微博也存在差异：文科学生使用的比例为42%，理工科学生使用的比例为33.3%。
（二）使用偏好、频率、方式分析
1.使用微博的主要目的
数据分析表明（见图1所示），开设微博的动机中，“取得信息”所占比例为最大，“记录自己的生活”也占有相当多的比例。
“记录自己的生活”表明了大学生借助微博，寻求个人认同这一动机。作为心情的记录，可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碎片化的信息，关注的话题具有较多的私人性和自我意识;“表达自己的观点”，则体现了微博使用的深层社会价值，这一点，是微博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参与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一个基础动因。140字里，微博作者们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个人表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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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使用微博的主要目的
2.阅读微博的主要目的
阅读微博的主要目的见表1所示。
表1阅读微博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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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博关注度
1.微博内容大部分为时政类、财经类、社会民生类、娱乐八卦、体育类、文艺类和闲文轶事。
2.在大学生的微博关注度中（见图2所示），最主要的是社会民生类信息，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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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微博内容关注度
三、基于微博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分析
微博不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定有利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在必须解决如何在保证有利影响的同时消除其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一问题。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正确认识微博这个新媒体并迅速占领微博客平台，在增强高校主流文化建设的同时，开拓微博客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功能；明晰学生的思想动态，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针对性地对微博文化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进行干预。
（一）搭建微博传播平台
青年学生群体极易受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冲击，进而渗透并且改变其生活方式。这些新兴媒体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好处。教育工作者应正确面对并且用好这些新兴媒体。作为新兴媒体的一种，微博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教育工作者不能因噎废食，一味凭借教育者的地位去阻止学生的使用，而是应该去主观上正视这种新兴事物，主动去接触、去了解，积极探寻其吸引人使用的原因、利弊，然后针对这些采取积极的对策，使其发挥有力作用，避免给大学生带来不良影响。
（二）强化微博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高校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其校园文化尤其重要。其中加强高校主流文化建设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特别重要。从学生的角度讲，学生文化价值观的精神内涵首先需要满足“只争朝夕、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这五种精神，其次需要体现学生群体的总体需求。微博式交往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机遇在于可充分发挥出微博积极因素的影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互动的新途径。
（三）对微博文化过度娱乐化的降低，加强审美培养
如何在糟粕与精华中选出对自己的生活、学习和成长有利的信息是一个不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界定这个信息对自己有益还是有害，除了要具有基本的生活常识、理论知识外，审美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高校青年学生使用微博的过程中，对“美”的正确辨识有利于避开低俗文化和不良沉迷。提高审美能力能够降低微博文化的娱乐性，能主动促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性的树立。
（四）对“微博控”进行心理疏导
微博虽然给大学生提供了宣泄情绪、彰显个性等精神活动的空间，但也带来了很多心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为使用者依赖微博的现象，即“微博控”。“微博控”会每时每刻用网页或者手机刷新微博，关注博友们的动态。要使用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校园文化建设双管齐下的对策。
［参考文献］
［1］CNNI. 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1/P020130122600399530412.pdf.
［2］韩恬恬. 微博在教育领域的应用［J］. 教育评论，2013，（1）:30-32.
［3］国青松.微博文化的冲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D］.华东师范大学，2011.
篇8
由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艺术学院共同协办的“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昆明花之城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90多位会员与受邀而来的德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缅甸的专家和艺术家，围绕着“东南亚音乐”这一中心主题，就“东南亚音乐研究”、“其他地区音乐研究”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三个议题分别展开了讨论。
在气氛热烈的开幕式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致开幕词。致辞中，他首先对此次会议的筹备和论文收集情况进行了说明。其次，他对世界民族音乐在我国取得的长足进展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世界民族音乐学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目前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根据管建华副会长的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00所院校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南京艺术学院正在筹建中国第一个“东方音乐系”；围绕“世界音乐”的中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年7月，一场以秘鲁民族乐器演奏中国民歌名曲、以中国传统乐器表现秘鲁名家佳作的音乐会就在北京举行；而多元文化与世界民族音乐的意识在青少年群体的普及程度也逐渐提高；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世界民族音乐”书籍也从几本增至30余本，翻译类书籍有7本。与此同时，陈自明教授也指出了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一是，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质量问题。他提出应开办培训班，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并开设网站，加强基层教师的联系、交流和互动。二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为把世界民族音乐建设为成熟的学科，应向“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学习，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学科的“文献学”，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并进行实地调查。他就此提出设想，认为可以针对世界各地区的民族音乐成立学术小组或分会，设立召集人，进行独立工作。致辞的最后，耄耋之年的陈自明教授对新一任会长的选举进行了动议，表达了对世界民族音乐后继者的殷切希望。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赵塔里木教授，首先代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向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暨东南亚音乐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其次，他指出世界音乐文化体现了人类独特的创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对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培养音乐学术事业和文化胸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他强调中国音乐是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构成之一，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区域民族音乐的研究既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同时也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以此形成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平等对话的平台。第四，他对中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内涵、兴起、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脉络和新的变化规律；二是，有助于拓展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范围；三是，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四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更加有助于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理解。
会议特别邀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圣达研究员作了题为《漫谈东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报告。他首先对“文明与文化”和“东南亚与东盟”两组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他将东南亚文化划分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结合为主导、以受斯里兰卡影响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导、以马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以菲律宾特色的基督教文化为主导、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导等五种文化形态，强调了东南亚文化多样、多元、复杂的特点。第三，在此基础上，他梳理出东南亚文化形成、发展、变迁、转型的层累式脉络，指出东南亚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趋势。第四，他分析了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即：传统宗教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相结合，避开争议，；注重民族文化复兴，调整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第五，从注重周边外交、避免“大国心态”、加强民间交流等方面对我国文化交流提出建议。贺圣达研究员的报告提示民族音乐学者，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要从更高层次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整体布局与研究，将民族音乐学学科置于文化、社会、国家的概念之中和框架之下。
此次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其中有14篇从乐器、器乐、乐律、音乐形态等不同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了深入探讨；10篇对印度、土耳其、中国台湾等世界其他地区的音乐进行思想交流；另有9篇对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分享。
一、东南亚音乐研究
原上海音乐学院赵佳梓教授以自身学术背景、丰富的田野经验和生活经历为基点、以中国东南沿海与太平洋南岛民族音乐间的联系作为切入点，对南岛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以及民族音乐的特点等内容进行了报告。同时，他与在场青年学子分享了个人学术经验，强调民族音乐的学习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从声学角度，对东南亚竹管打击乐器声学原理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其共同特征，即：“典型棒振动”的模型“腹点”和“节点”都是对称的。根据此原理，他对昂格隆等竹乐器进行了开发以及科学的改革，避免了闭管的“开口处”处于“节点”的情况，同时改变了竹制乐器因受潮等因素导致变音的情况。在发言后的交流中，陈自明教授对昂格隆在儿童和老年音乐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补充。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将视点放置在柬埔寨吴哥窟佛教乐舞壁画上，将其与元代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进行比较，并将吴哥窟的舞蹈雕像按艺术体裁分为：以Apsara仙女舞为代表的表演性歌舞、佛教节庆期间的群体舞、皇室出巡仪仗及民间佛事中的鼓乐及舞蹈以及飞禽舞。
多年从事二胡演奏和二胡教学的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陈坤鹏教授，对东南亚擦弦乐器进行研究，将气分为以一弦胡琴和二弦胡琴为代表的胡琴类以及以二弦提琴和三弦提琴为代表的提琴类。他着重对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文化丛进行了剖析，将其划分为同宗共生层、形制和材料共生层、功能性共生层以及音律技法共生层。
中国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徐天祥以《巴扎（Baja）：流传于中缅景颇――克钦族的苏格兰风笛》为题，对“巴扎”这一乐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他从题目关键词的解题、研究缘起、中缅英三国的史料梳理，到分析巴扎的音乐构成以及“巴扎”的民族化和面临的困境五个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报告。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教授从乐律学角度，对音高频率和音位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柬埔寨传统音乐不属于七平均律，其乐律特点体现在“偏小的大二度和偏大的小二度”的二度音程上，并将此归结为柬埔寨民族音乐心理的宽容性。
此外，还有苏毅苗《以祈甘雨，介我稷黍――中国滇南彝族尼苏人与越南北部倮倮人的求雨仪式记》、楚卓《东南亚铜鼓的流转情迹》、杨琛《东南亚范围内的竹筒体鸣乐器研究》、武蕊《印度尼西亚克隆钟音乐的音乐学分析》、张小梅《一歌纡萦良久，一境相望千年――中越京族民歌音乐形态共性个性之比较研究》、杨瑾《印尼竹乐器安格隆的发展与应用》等来自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生力军”的报告。这些报告体现出青年学者敏捷独到的学术思维、科学厚实的田野积淀、踏实肯干的治学态度，在他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世界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希望。
二、其他地区音乐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玉榛教授将学术关注点集中于印度传统音乐的传承模式，通过对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的分析、阐释，探寻出区别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印度传统音乐教育的特征，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董云副教授对土耳其卡拉戈兹皮影戏的历史源流、它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和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联系、其喜剧程式与音乐特征进行了阐述。
山东艺术学院李如春副教授则通过对《天乌乌》作品调式、节奏、音高、曲式等方面的分析，展现出台湾民歌谐谑、风趣的一面。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庄静，通过学习印度塔布拉鼓10年来的经验和思考，归纳出北印度塔布拉鼓的节奏圈“双层结构”的概念。她还通过现场展示让与会人员感受到了塔布拉鼓的独特韵律和魅力。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宁颖研究员，通过对“盘索里”这一长篇说唱表演形式进行中韩跨界田野考察，对“盘索里”的音乐内容来源、传入中国的方式、表演风格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并将问题提升至延边歌手通过演唱“盘索里”实践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层面。
秘鲁阿亚库乔排箫是当地民间音乐和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典型，中央音乐学院候选博士孙波对秘鲁阿亚库乔的排箫及其音乐形态进行了分析，揭示出阿亚库乔排箫的特色，阐述了其在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价值。
印度德里大学硕士刘慧媛通过西塔尔琴的现场演奏，对印度传统曲调拉格（Raga）的常用音阶和曲式框架进行了演示。
三、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传媒大学Reinhard Ring教授在题为《Different types of rhythm in different culture》的报告中，打破按照“地域”对节奏进行划分的传统模式，将节奏分为三类，即：无规律的节拍、划分明显的节拍、有节拍但划分不明显的，展示了国外对于世界各个民族音乐节奏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通过珍贵的影视民族音乐志资料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以中国音乐学院对民族音乐学博士研究生提出的提供40分钟的影片的要求为例，强调了影像记录在民族音乐学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性。
云南艺术学院朱海鹰教授对“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师在知识、资料、语言、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以相关文献中的错误实例进行举证，强调阅读资料要有质疑的态度。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系潘林紫副主任，以广西艺术学院承担的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中心”高端智库建设为例，展示了广西艺术学院在区域音乐领域的教研成果，为高校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参考范式。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李悦，以其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跨学科的视点和研究方法，以《少数民族音乐普及中的常见问题》为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何璐，通过现场演奏的方式对古巴打击乐器进行了展示，呈现出古巴打击乐器具有和声性音色的特点。
此次会议还请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艺术家，以及来自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的艺术家以“音乐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更加深入、生动的研讨，并结合工作坊举行了三场音乐会，让与会者全面感受东南亚各国的文化、风情，体会东南亚音乐的“广泛、多样、美妙与独特”，更加真实地“触摸”民族音乐。其中，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工作坊中，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艺术学院张文俊教授通过对指法运用和气息控制等技巧的钻研，对葫芦丝古老而传统的音色进行了“复原”；缅甸仰光“围鼓乐队”对围鼓、围锣、排锣、巧龙巴鼓等代表性乐器的精湛演奏，视听效果震撼且富有感染力；越南的特龙琴、克隆布特琴、克尼琴、无底琴、独弦琴等典型乐器，歌筹艺术，以及越南特色国服“ao dai”都尽显越南文化的柔美纤细；马来西亚舞蹈和服饰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特质；印度西塔尔琴的直抵心灵、塔布拉鼓节奏的复杂多变、印度舞蹈的宗教与肢体的统一性，无一不令人称道。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此次会议的特点，就是“理气互为，新生曲”。而这也是会议举办成功之所在。所谓“理”，“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见、捉摸不着的东西……是形成一种事物的基本原则”。所谓“气”，“它是一种现实的、有象的、形而下的东西……是造成事物的原料，这种原料，随着理的线索，形成出一种有形有象的物件”。[1]22-23此次会议的成功：其一，是围绕着“东南亚音乐”的会议主题，与会者从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声学、律学等不同视点对东南亚和其他地区音乐进行了深度探讨，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是对“理”的探究不断加深。其二，论文宣讲和“音乐工作坊”、民族音乐会在此次会议中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理性思考+实践+感性体验”的学科特点和会议传统。这就是“理气互为”，将世界民族音乐的道理、原理、规律等形而上内容的探讨与形而下的具体音乐事象紧密结合，彼此互生、互证。其三，“新生曲”，是指会议中涌现出的年轻学者。世界民族音乐学中坚力量的成熟、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长，以及老中青三代学者间的互通、互助，正是在用实际行动谱写世界民族音乐之“大曲”，这是学科正在成长、向前的有力证明。
但是，也可以看出世界民族音乐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一，“多元文化”的意识和概念还未得到足够的普及，使得公众对世界民族音乐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发展依旧存在阻力。其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学科教育思想、教学思想体系、课程设置等基础性内容都有待加强，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篇9
当代社会的新兴文可债踌冷社会中的人们在新的生活方式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已理,别创i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嘟}伏况约当下表现。它总是指向现在，总是和当下的经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相互韵向的。它与当下的新生事物相结合，呈现出新的文}k}象与文了凄舰0
当代新兴文化在开放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他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他民族文可招乍为一种异质文化，作为一种暂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常常构成当代新兴文可留懂要内容。在对夕目妾触的过程中汗似兄族文才匕经常成为时尚的代名词，被青年人不假思索址点团浙胞。
从上世纪so年代末，中国社会就呈现出文不公法型的趋势。前工业化、工州
七、与后工业才廿价段的并存，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私家小汽车与马拉大车抢道的光怪陆离的景象，这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在全球才廿付f七进一步加剧。这使得一部作品经常像穿越了几个超丝己，既包涵非常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包涵当代新兴文化的内容。比如在王全安的(惊蛰》中，在余男扮演的关二妹身上，我们奇怪地看到了她叛逆、追求个体自由幸福的现代女性意识，又倚靠、服从夫权的传}i.态,就像她既对城市现代化生活节奏向往、又对城市价值标准的失衡感到恐惧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又如霍建起的《暖》，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本身就穿越了现代化大都市与偏僻落后的乡村，穿越了古风尚存的上世纪中国山寨与五光十色的当今社会，讲述了穿越文可廿付空的爱与恨。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代新兴文化是刺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前进的动因，它被民族传统文才匕吸收、改造、整合之后，又形成民族传统文4}’7一部分，继续生息繁衍。
从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新兴文化形态看，表现二.者的对立、冲突既深刻又能激起人们的兴奋点。电影《离开雷峰的日子》表面上写雷峰的战友乔安山的人生经历，实际探讨的是雷峰精神的当代遭遇，完全可以改名为《如果雷峰活在今天》，他将怎么在今天的社会中生存呢，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价值体系会崩溃吗?这个话题通过时间的错位反思了几代人的文化际遇，同时聚焦于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它是一个关于“钢铁是怎样磨损的”与还要不要‘.炼钢”的话题，肯定能击中几代人的兴奋点。果然，编剧王兴东与导演、制片人独特的眼光迎来了票房的春天。
近年来的国产影片，能立足折日刘长中突蒯民少了，不过，冯氏的贺岁片却是例外，他一直聪明地打着文化分裂的球。‘.《不见不散》把中国市民的文化想象伸展至I--国，让他有玉生异国他乡纵情契龄稗场冷人束I的人生。’，②在《大腕》、《手机》等影片中，冯小刚更是通过游戏反讽将市民阶层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层文化，已理、从80}丰代落后的乡村至J手机遍布的现代化大都市光怪陆离的文}f雄瞩示出来，从而扁得了观众的亲睐。
甚至话剧创作，如果能直面文化冲突的趋势，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被称为巴蜀怪才的剧作家魏明伦，就善于从时代的变迁中寻找文化变异的因子。使右坦江透大江南北的“荒唐”剧《潘金莲》，就是分别从古代女权主义的代表武则天、封建男性社会的执法者武松、现代知识女性、现代的执法者女法官的视角，来评判这一桩中国文学史上的“红杏出墙”案，从而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立场的代言人汇聚一堂，让她们/他们的唇齿交锋尽现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各自的弊端，以此来调动成天围着摄影棚转的观众对话剧的兴趣。
时代文化队其表现形态来看，包括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主脉，处于显在状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大部分角落杨更无阻。亚文化生存在主文化的阴影之下，是时代文化的潜流，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流行于社会生活中被人遗忘、忽视、不受关注的角落。反文化则是时代文化中的暗涌与异类，是主文化的对立面，它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大都流行于青年人之间，其活动也处于地下状态，受到主文化的压抑与打击。反文不廿良少浮出地表，它一旦进人地面，就会发出刺目耀目良的光芒与振聋发瞪的声音。
亚文不匕站在主文化的影子里，说着自己的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看法。在当代，亚文化有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另类”。“另类文化”在电影中时有所见，甚至被一些大师级的导演关注、表现出来。比如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关锦鹏的《蓝宇》以及最早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都讲述了在异性恋影子里生存的同性恋者的寂寞与感受。又比如在李扬导演的《盲井》中，小煤窑主、煤矿工人、民工、农家孩子的生活状态第一次被真实地搬上银幕，他们的道德底线与人性的呐喊在警醒世人。在王全安导演的《惊蛰》中，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两个女孩互相嘲讽对方愚昧、无知、落后时，用的语言竟然是“你个农民!”她们的文化意识完全被主文了扫听占领，连感知事物的方式也被奇特地修改，亚文化淹没在主文化强势的宣传话语体系里。
反文化是一个时代必须的声音，它可以及时纠正主文化的偏颇，可以将主文化中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第六代导演，大多有一种“地下”嘟吉，他右下付歌舞升平、报喜不报忧的影视传媒不满，对第五代导演在体制内不痛不痒的娱乐说教感到不屑，于是携带着诚挚的艺术电影，走了一条国际化的路线。我们看到了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中残酷、冷漠、令人绝望的青春;看到了贾樟柯《小武》、《站台》、《任逍遥》三步曲中那个关于晋城、关于中国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忆，那种真实得近乎记录片的流水帐表现方式，那种被主流话语系统遮蔽、窜改过的原汁原味生活与原生态文化;看到了王超(安阳婴儿》中下岗职工与那无可奈何、令人窒息的血淋淋生活现实……从表面看，它是对主流文化的抨击与批判，但它的建设性正孕育在它的批判性之中，如果主文化能及时反思的话。
从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形态看，走亚文化的策略讨巧一些，既能通过审查，又能满足观众的猎奇}L.}理。主文化的一套，所有的媒体每天甸寸每刻都在不停的说，已经形成了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话语体系，不能进入观众的真实心理。至于反文化，虽然能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但是通不过某道关卡。而亚文化不同，亚文才匕现能引诱观众慷慨解囊，又能乔装改扮蒙混过关。电影面临的这种文不担境况在目前世界各国都一样，并非中国特色，所以应该去适应。
近几年来以边缘、另类自居的文艺作品与文化人越来越多。港台电影中更是不乏边缘空间的寻觅者，蔡明亮的城市三部曲《青少年哪吁》、(爱情万岁》、(河流)反映的是都市生活的落寞者，那些消蚀了精神在繁华街头游荡的躯壳，典型如《爱情万岁》中的几个人物，那个从来住不起高楼却售掉了不少新房的售楼女人，那个在夜市上摆地摊卖女人内衣的无聊男人，那个以卖骨灰盒为生的小青年，他在俺无情感的相互取暖与无动于衷的分开，他们的文化根基在哪里?那是从主文化根上派生出的枝蔓啊，它的一切恶与毒，在主文化的母体中便开始孕育了，这便是发掘亚文化的意义所在。给香港影坛带来新鲜空气的陈果，其《香港制造》、《榴莲飘飘》等影片沿着亚文化的道路绕来绕去。《榴莲飘飘》中那个在大陆主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女人，在香港的短期旅游中成了中的一员干将，她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钱，却再也回不去了。东北老家，那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她的身躯可以在那里任意行走，可灵魂却留在了亚文化的土壤里，她对主文化的不适应症，以与她还深爱着的丈夫离婚告终。
同样，能收回成本的几部内地电影也走了亚文化的路线，反映生活在主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们的人生感悟与空虚精神。在陆川的《寻枪》中，那个边睡小镇的警察本来是在主文化系统中如鱼得水的人物，突然有一天，那把象征男根、权力、主文化地位的手枪不翼而飞，他面临着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危险。在那些寻枪的日子里，他分明感受到了亚文化语境中的不自在，为了重回主流，他用生命的代价去寻找那把该死的手枪。在《卡拉是条狗》中，男主人翁的名字颇有意思的叫做“老二”而不是老大，是一个精神和文化心理都处在亚健康状态的落魄工人。《盲井》干脆把摄影机搬到了地下的矿井中，把表现对象对准了私有小煤矿的农民矿工。《十七岁的单车》中那个永远只能依附城市大人物们生存的快递小男孩，那个梦想骑上单车进人同学圈的贫穷工人的儿子，那个偷穿主人衣服装扮时髦妄图跟上潮流的小保姆，其实都被潮流、主流群体、主文化的享用者们抛弃，他们徒劳的挣扎才显得可怜、残酷和令人绝望。事实上，《盲井》与《十七岁的单车》经过剪刀过滤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阳光下放映，因为他们属于亚文化范畴，不像《蓝风筝》、贾樟柯系列、《安阳婴儿》、《蔓延》等影片，反文化的意味太浓。
主流文化系统是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模式，它控制、引导着文化的宏观发展走向。大众文化系统乃是相对于官方主流文化系统而言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文化行为。在印刷、电子等传播媒介产生之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众文化渐渐兴起。精英文化则是指以学者、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阶层所倡导的独立于主流、大众文化之外的文化系统，它往往具有批判性、独立性。历史的大多数阶段，都是由官方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精英文化一般处在附和的地位，而流落于民间的大众文化则被人们忽略，成为可有可无的声音。
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大众文化部分。代表大众文化的快餐化通俗文学取代了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由官方控制的媒介也进一步使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渐渐靠拢、融合。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复制性，不仅复制艺术品，还复制价值观念。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二就是消费性，不仅物质产品是消费的对象，而且文化、艺术、审美、甚至精神也成为消费的对象。物质与精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着全球可扫阳市场化，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和视觉化使大众文可长斩渐侵占了原来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位置。
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官方文化的形态看，走大众文化的路线符合影视的大众传播特性，能赢得大多数消费者的青睐。创作者如果能巧犯现把精英的文化视点与文化立场隐藏在大众文化的表象中，会获得文化与市场的双丰收。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之前，一直被称作“银幕上的哲学家”，他在《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等影片中，用电影的手段表达了相当深沉的哲学思想，他采用远距离的间离性的视点，启发观众进行严肃的理性eeV"考，其影片打上了强烈的个人风格的烙印。尤其在《孩子王》中，导演的主观意念与文化反思意味表露的非常明显，其作品“在叙述上没有起承接转合引人人胜的完整故事，在剪辑上没有把观众注意力‘缝合’其内的严密组接，与之相反，其结构是开放的，故事冲突是不明显的，观众是被间离的，由于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先锋性、实验性，需要观众在欣赏时做积极自觉地思考。’，③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在票房上遭到失败，它们只能流行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之间。但其影片《霸王别姬》却一改过去艰深晦涩的路子，巧犯嘟肥对历史的文化反思潜藏在中国的民俗景观、政治景观、与大众化的同性恋/三角恋的套层故事结构中，完成了从精英文化立场、精英文化策略到精英文化立场、大众文化策略的转变。也许他的电影里少了些哲理的思辩色彩，但从文化价值、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等综合因素考虑，谁能说《霸王别姬》就比《孩子王》逊色呢?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性大众文化的话语体系就浮出水面。当时的一批先锋小说家如莫言、苏童、余华、格非、刘恒的文本里，就用了许多粗俗和调侃的语言，其文字非常适合通俗的大众阅读方式，其作品中的青春心理、民俗幻想、解构历史、与性若即若离等元素也具有了大众消费的性质，致使许多作品频频地拍成电影这种大众娱乐游戏。还有“新写实主义”的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就有强烈的“返回平民”、淡可匕隋英意识的倾向。他们的作品贴近生活，追求经验的直接性和情感的冷漠性，缩短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其作品也与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上作家的平民意识与大众意识虽然诞生了，但还没有彻底脱离精英文学的传统。
真正在文学娱乐上掀起大众狂欢心态的作家是王朔。1988年是中国电影界的“王朔年”，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轮回》、《浮出水面》和《顽主》同时出现，引起了文学领域与影视领域的“流氓热”，标志着昔日的精英文化的中L,}地位开始动摇，精英及其文化与“社会边缘人”及其文化的分裂与分流在所难免，“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此后根据同名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的电影，以象征精英知识分子的女大学生企图感动和拯救象征大众的“流氓”，自甘堕落主动投入“流氓”的怀抱，并得知“流氓”与其他女人有染时也痴情不改的故事，宣告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彻底征服。其后《编辑部的故事》轰动京城红遍全国，更是大众文化走向中L}走向社会主流的宣言书。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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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校园文化与广大在校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大学校园文化由大学生创造，由大学生传承。近几年，在大学校园主流文化引导之下，学生的伦理道德、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及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意识特征基本成型，并得到有效规范。但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文化形态多元化发展的影响下，即便是一些主流文化在大学校园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也不乏各种表现形式的亚文化涌现出来。校园亚文化是相对校园主流文化而言的，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也较为真实的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在校现状，本文所研究的贴吧文化亦属于校园亚文化范畴。高校辅导员作为当代在校大学生思想上的引导者，了解并研究校园亚文化，有利于更加深入的解析在校学生的意识形态，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有效关注他们的行为模式。从而能够有的放矢的制定相关学生管理的政策，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在校学生的流行心态及价值观念，对于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到未雨绸缪。
二、校园贴吧文化的含义
研究校园贴吧文化就不得不先提及贴吧，在计算机日益普及的当今社会，对于接受力较强的在校大学生而言，网络无疑成为大学生又一强有力言说的工具。依托于电子传输，信息共享的网络区域有很多，例如各大论坛、QQ空间，博客等，都成为了当代大学生表达观念，相互交流的平台，在众多的网络沟通领域中，贴吧中在校大学生用户的数量及语言力量不可小觑。贴吧是近几年来网络上十分流行的言论场所，在全球最大的中文社区，即百度贴吧中，可以搜阅到各大院校的学生群体在其中开创的校园贴吧，即以学校名称，亦或是具有学校标志性的词语命名的子贴吧，例如矿大人吧、师范大学吧，理工大学吧等等。每天都有无数在校大学生在网络的世界里游走于各类校园贴吧，不断的发帖、看帖、回帖。将帖子作为互相获取信息、增长学识、了解交友、表达心情或是展示自己的运输载体。各类型的帖子不但表述出对于各类事物的看法与评价，同时也体现着当代在校大学生独特的审视能力和时代价值观。
这种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依附于互联网络语言而传载，广泛出现在贴吧中的电子信息化交流已经成为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贴吧文化。当代在校大学生是青年中一个既重要又较为特殊的群体，作为社会新鲜事物最直接的接收者，在校大学生自然也成为了网络传播的主体，在校园贴吧文化的建设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校园贴吧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渗透进大学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校园贴吧文化最早脱胎于校园论坛文化，属于校园网络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而校园论坛文化的兴起早于校园贴吧文化，虽然两者都是提供信息、话题讨论、互动交流的文化形式，即便很多人常常把其混为一谈，但仍存在区别。校园贴吧文化较校园论坛文化而言更具开放性，文化自主性较强，可以在贴吧内建立自己的文化版块，交互性强，内容丰富。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创建一个论坛是较为困难的，而贴吧却相对较易。校园贴吧的内容可以覆盖在校大学生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在校大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由此可见，校园贴吧文化的盛行，已经逐渐成为校园网络中独一无二的言论集散形式，成为校园亚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文化潮流。
三、校园贴吧文化的特点
各类文化都具有自身的文化形态及其存在特点，校园贴吧文化也不例外。当今校园贴吧文化的盛行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大学校园网络亚文化发展过程中，必将经历的一个文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性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校园贴吧文化展示了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指向性
校园贴吧以具有指向性的讨论话题作为贴吧的分类方式，以矿大人吧为例，吧内讨论的就是矿大学生学习、生活周边的事情，展现的是矿大学子长久积淀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交流形式。理工类大学的主要以理工科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平时的学业任务较重，交际范围较小。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虽然逻辑思维能力强、语言表达清晰、思维活跃，但是思考问题不够全面，心思不够细腻，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特点。很多同学不能够将内心真实想法很好的与其他同学交流，随即选择在矿大人吧内以发帖的形式将自己的内心所想转换成网络文字，“畅所欲言”，而其他看到贴子的同学也可以及时做出信息回应。校园贴吧的吸引力在于吧名所指向的话题，校园贴吧用户大多冲话题而来，有针对性的观察别人的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话题的指向性越受人关注，讨论越热闹鼎沸，校园贴吧的吸引力也就越强。
（二）时尚性
校园贴吧文化的出现，可以说彻底颠覆了在校大学生之前传统的学习、生活和交流方式，延伸了他们现有的活动空间。校园贴吧文化时代下的大学校园不再是封闭的四合院，而是网络信息高度流转的地方之一。在校大学生将生活中较为时尚的语言、观点、新闻等引入校园贴吧中，使用一些时尚的流行语言，例如“火星语”、表情符号等展开另一番解读及讨论。无疑使得对时尚有着高度敏感、先天爱好的在校大学生迫不及待的追赶着校园贴吧文化。年轻在校大学生是时尚文化名副其实的创造者，推动着校园贴吧文化的不断发展，反映出大学生追求时尚、崇尚自由、颠覆常规和重塑社会问题的内心想法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转贴于
（三）互通性
经常关注校园贴吧的人不难发现，吧内各种兼职招聘、学术讨论、买卖信息应有尽有。很多学生会在贴吧内声讨学校的不合理制度，评价某个课程设置，甚至是任课老师，自己看到一些凡人奇事，发起各种校园活动，抨击各类不文明现象。除此之外，各大校园贴吧的追捧者也经常互通有无，互相转载对方校园吧内的新鲜事及精品文章。据调查，校园贴吧内的一个普通帖的点击率平均至少能达到几十次，另外一些较有吸引力的精华帖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几点数以千计，更有数百人争相回复，流转率极高，使得校园贴吧文化具有较高的互通性，可以更好的互相交流和学习。
四、校园贴吧文化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
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普遍的联系，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的发展，因此校园贴吧文化对于在校大学生的影响十分值得学生工作者的思考。校园贴吧文化已经广泛地渗透到大学校园的每个角落，不仅对整个大学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在校大学生的成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也有消极影响。
（一）校园贴吧文化对在校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看，校园贴吧文化为在校大学生接受校园主流文化熏陶提供了新的载体。在现实社会中，校园亚文化与校园主流文化相互摩擦，相互碰撞，但是两者都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校园贴吧文化依靠其相对自由、开放的特征，使在校大学生能够得以将在现实校园中，受到限制的行为和观念移植到网络虚拟中。校园贴吧文化将这样一个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信息流转，互相帮助的网络空间构建的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当你发表在吧内发表言论的时候，或许有很多你可能在校园里擦肩而过，却不认识的人纷纷对你的言论发表看法；当你一则求助信息之后，或许立刻就会看到好心的同学热心的为你解答；当你提出一个倡议，或许很快就会有人做出回应，一起去实践。毕业之后回想起来青春校园里这许多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一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随着校园的包容度日益增强，开放度不断扩大，原本不为人重视的校园贴吧文化也开始逐渐为广大在校师生所关注，更以多元形式逐步融入校园主流文化。当这种校园亚文化形式更多的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两者相得益彰，大学生们也就更多地接受了校园主流文化的熏陶，弱化校园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只有如此，校园主流文化才能牢固根基，引导校园亚文化的健康发展。
（二）校园贴吧文化对在校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部分，对待校园贴吧文化的这一课题，要抱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去探究。校园贴吧的载体为互联网，易导致国内外一些不法分子或是一部分不怀好意的人或群体，利用这一便利的传播途径，散播反社会、反学校等言论，甚至恶意歪曲事实。在校大学生仍未真正步入社会，明辨是非的能力相对薄弱，加之处于青春期特有的反叛心理和追求新奇思想的多因素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容易被消极的网络亚文化所误导，从而丧失应有的思想政治观点和立场，政治观念淡化，背离主流价值观。这就要求社会、学校及网络相关人员，有效的加强对贴吧的即时管理，时刻监控发帖内容，防患于未然。还原校园贴吧这块净土，推进校园文明建设，保护校园贴吧文化的健康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在《青春期》一书中讲到：“年轻人觉得世界混乱无章，就想对教会、学校，甚至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改造；他为既定习俗的虚伪而忧心忡忡，对有钱有势者的专横感到愤怒，对于他的初具雏形的理智来说，他很想对那些似乎不合于真善美的东西加以怀疑、抛弃，并亲自予以改造。”大多数人在接触社会之前，心理和生理都还不够成熟，容易感情用事，具有很强的非理性冲动，甚至会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拥有充满活力、思维活跃，不愿墨守成规的特质，他们总是以置疑的眼光审视过往与当下，特别是对一些事件往往有不同寻常的看法，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他们不满足于一味遵从既有的学校权威和等级秩序，而是容易形成逆反的心态和行为。只有将校园贴吧文化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更好的抑制其消极作用的产生，同时才能引导学生找回对社会及学校核心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再徘徊和游离于其边缘，有效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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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文明号创建意义
青年文明号活动是团中央实施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重要内容，以基层青年集体为基本单位，在服务、生产、经营、管理第一线，以弘扬职业文明、创造一流业绩为基本内容的文明创建活动，旨在动员广大青年爱岗敬业，优质服务，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打造特色青年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青年文明号“以人为本”服务理念是青年文化产生的根源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集中体现。青年文明号集体积极引导青年职工树立新型的现代服务观、价值观和责任理念，从而不断促进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环境，激发潜能，主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医疗服务工作。
1.制定“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明确创建集体文明行为要求。进行全员专题教育培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开展“优质服务护理”，推出“规范化护理模式”和“医患角色换位”等系列优质服务活动。使“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以人为本 人文关爱”成为集体青年的共识，从而培育积极向上的青年文明号群体价值观。把职业道德规范、礼貌用语、岗位规范、行为准则汇编成《文明手则》，形成特有的集体文化。
3.青年文明号集体制定《五化服务标准》，即：管理工作制度化、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工作规范化、质量控制数据化、整体护理程序化。倡导《五心亲情理念》。
（二）青年文明号“岗位创优”示范效应是青年文化发展的基础
青年文明号集体努力营造争当先进、争创一流的争先意识，以“树形象、立标杆、创先进”为主要目标，切实提高各项服务的内涵和质量，不断提高科室青年的综合素质，提高凝聚力，提升科室的核心竞争力。
1.通过大力开展学习型团队建设、操作技能竞赛、三基三严训练、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活动，营造有利于青年成长的环境，使青年得到很好的锤炼、熏陶和培养，人才结构也逐年提升。
2.狠抓质量和安全，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也是对服务质量创优的重要保证。青年文明号活动发挥青年人肯吃苦、善钻研的特点，在科研工作中起到排头兵的示范作用。
3.加大核心期刊论文和SCI的发表奖励力度，激发科研热情。青年文明号为青年的发展搭建了平台，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浓厚。
（三）青年文明号“卓越品牌”特色魅力是青年文化绽放的能量
青年文明号集体培养这一特定人群对社会的归属感，把不同年龄、不同类别、不同“身份”的职工融合成一个优秀的团队，打造科室对青年的凝聚力、对人才的感召力、对患者的吸引力，把立足岗位与奉献社会、服务群众联系起来，创新服务方式，树立良好品牌形象。
1.对口周边卫生院、社区携手共同发展。深入农村和社区开展卫生服务下乡、送医送药、健康宣教等活动，树立青年文明号集体的良好社会形象，同时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提高沟通交流能力。
2.开展各自特色服务，优化服务流程，方便患者。我院门诊化验室开展义务上门抽血服务;妇产科面向产妇和家属开展爸爸课堂;急诊儿童输液室开展激励输液法等等。
3.一流的技术和服务，打造了青年文明号的品牌效应，更让许多患者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勇气。注重科室内部环境建设，为患者营造一个宽敞、整洁、舒适、温馨的医疗诊治环境。
（四）青年文明号“共同愿景”引领作用是青年文化传播的动力
青年文明号集体拥有共同愿景：医院建设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医院;科室建设成一流管理、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效益、一流人才的临床基地;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安全、满意的服务，从而实现医护人员的人生价值。
1.各创建集体注重培育和宣传，在大力宏扬医院“大医精诚 以宏慈善”院训的基础上，结合科室特色提炼了各自的科训，并通过院内标语、电脑屏幕、院报院刊等形式，扩大医院、科室文化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
2.开展“医德医风标兵”、“最满意医生护士”评选，提倡宣传“文明服务、严谨求实、团结协作”的良好职业风尚，树立典型，相互影响。
3.引导集体青年崇尚健康高尚的文化追求，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帮助青年树立牢固的精神支柱。营造快乐的读书氛围，开展读书月活动，推荐《你在为谁工作》、《没有任何借口》等优秀书籍，采取集体阅读或个人学习的方式，并通过一次演讲、一次沙龙、一个金点子来交流学习心得，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与审美能力，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
医院青年文明号创建与特色青年文化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如何更好地把两者互动结合起来，特别是实现青年文明号创建对医院青年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意义十分深远。只有充分认识到发挥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作用，青年文明号才会青春永驻，医院青年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并最终更快地推动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为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霞.加强大学附属医院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10（5）：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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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是指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交流和整合过程中，主体对不同价值的选择过程，从而造成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理论中主流观点大体就是规范文化冲突论、价值文化冲突论和集团文化冲突论三种：
（一）规范冲突论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塞林在1938年出版了《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而这本著作奠定了他在犯罪文化冲突理论中的鼻祖地位，在该本著作中，他认为：“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 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规范意识与部分社会的规范意识是不可能统一的， 因此，两者极易形成冲突，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条件中，对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来说， 社会的文化冲突必然深刻的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扩大他的规范意识的冲突， 从而引发行为人自我行为的矛盾，最终导致犯罪。”
（二）价值冲突论
价值冲突论的代表人物是柯布林，他认为，在犯罪频繁的地方，不仅住着很多不良青少年，也住着很多正常的青少年，正常少年可能长大后会犯罪，而不良少年可能会成守法公民，因此表明犯罪原因并不是犯罪频繁的地方的犯罪亚文化强于传统的合法文化，而是当地的居民同时接触犯罪的价值体系和传统的合法的价值体系，使得犯罪文化和合法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致使二者所附带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内部产生不安，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集团冲突论
沃尔德，集团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理论犯罪学》中，构建了沃尔德“集团冲突论”体系，从而提出了以利益冲突为基础的集团冲突理论。“犯罪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其理论的核心观点。
二、文化冲突语境下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解读
（一）“青少年犯罪”概念界定
法律规定的青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到25周岁的人群。而青少年犯罪是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但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研究或在司法统计中经常使用的概念。
（二） 文化冲突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青少年犯罪已经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有学者将青少年犯罪、环境污染和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并且趋势日益见长，不仅困扰着社会，还给家庭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振荡器，而且由于文化的濡化、渗透功能，其振荡范围会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源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故其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尤其在一些特殊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文化冲突是青少年获得社会化成功的严重障碍。”
人类创造了文化也必然受制于文化，一种需求的满足必然以抑制和牺牲另一种甚至数种需求为代价，当有人不愿付出这种代价，就会冲破这种文化对其的限制，直至不可容忍的程度。当青少年受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实施了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一方面他们会受到冲突一方的认可， 另一方面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并且制约强度越大， 反制约的作用力也就越大，从而就会在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犯罪行为。
三、文化冲突下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
（一）对未成年犯从宽处理
近年来，对刑法中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且对于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不适用死刑，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而且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就是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作为累犯，还有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和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
除此之外，司法机关还可以尝试建立档案封存保密制度制度和轻罪纪录消灭制度，对未成年人或在校青少年犯罪的档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从而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
（二）人性化公诉
最近，国内司法界新起了一种针对未成年人新的公诉模式，即人性化公诉模式，坚持秉承对青少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审查批捕阶段对未成年嫌疑犯扩大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主要适用取保候审，重点考察犯罪情节、个人表现等情况，对逮捕必要性进行量化评估；对初犯、偶犯以及被协迫、被诱骗参与作案无逮捕必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予批捕，又在审查阶段扩大适用不措施；对于同学乡邻间或因民事纠纷引发轻微刑事犯罪，引导双方当事人刑事和解。
（三）社区矫正
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顾名思义，就是把符合矫正条件的违法犯罪的青少年置于自己家庭生活的社区，接受惩罚和矫治，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规定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于所有的非监禁刑，如缓刑、假释、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监外执行对象，还可以适用于因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而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罪犯以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将收容教养、劳动教养以及工读学校矫正对象纳入社区矫正体系。这样做既有助于体现惩罚的公平性，提高矫正效率，节约矫正资金，又有利于青少年矫正对象的改造和成长。
（四）“社会服务令”和“禁止令”
轻微犯罪“社会服务令”是去年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的首次创新性尝试，“社会服务令”的对象，仅限于有轻微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取得受害人谅解且按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内容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到社区、街道敬老院进行义务劳动等社会公益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其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中实现自重，并培养积极的生活方式，达到重新回归社会并补偿社会。
“禁止令”是去年天津首次对青少年犯罪的使用宣判形式，其法律依据在于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和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即对于被判处缓刑的青少年，根据其犯罪的原因，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其进入网吧、电子游戏厅等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公共娱乐场所。
参考文献：
【1】 [美]索尔斯坦・塞林著：《文化冲突与犯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
【2】 许章润著：《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版。
【3】 颜小冬著：《当代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版。
【4】 韩宏伟：《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分析》，青年探索2005年第2期。
【5】 屈琦：《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青年探索2006年第1期。
【6】 万明之：《文化冲突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11月第18 卷第4期。
【7】 皮艺军著：《越轨社会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
【8】 单勇：《犯罪的文化研究―从文化的规范性出发》，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9】 单勇，侯银萍：《犯罪的文化冲突论――基于中国转型社会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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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坚并非一味皓首穷经、埋头书斋的老学究，虽然他是常被仰望的学界前辈，这位“80后”，却常与二三十岁的80后、90后打成一片，与年轻人畅谈，向他们求教如何开微博，用微信，在网上互粉和点赞。在他的微博上，80后、90后粉丝活跃不断。与这些和自己孙子同龄的人在一起，他全无长辈的威严，仿佛自己真是一位出生于1980年代的小青年，轻松自在，相谈甚欢。因此，每到毕业季，总能看到即将走出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拉着他合影，而一些已经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也常来他家串门。
与许多“80后”耄耋老人相比，黄志坚的精力似乎更充沛，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兴趣。除了一如既往地研究和思考，他爱种菜养花、游泳、外出游玩，偶尔还打打麻将。2013年，单位工会组织参观世博园。园区占地面积大，景点众多。他对各个景点都充满了兴趣，走走看看，溜溜达达竟然逛了5个多小时，如此体力与兴致，令一班早已回到返程车上休息的老人自叹不如。
与青年研究结缘一生
年逾8旬，却有年轻人的朝气与快乐，这与黄志坚所从事的工作密不可分。他一生都在从事青年工作与青年研究。1950年1月，18岁的黄志坚走上共青团工作岗位，此后一生，都从事青年工作与青年研究，一干数十年，未曾倦怠。他当过江西省德安县团委书记，九江地区团地委组织部长兼地直机关团委书记。1954年9月，他收到了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身）的入学通知。中央团校创立于1948年9月，是中国共青团的最高学府。那时的培训对象是全国团地、市委部长以上干部，由团中央分配学员名额至各省、市、自治区委，再由各团省、市、自治区委按条件选调入学。获得这份珍贵的学习机会，这位当时22岁的团干心里“充满了欣喜与自豪”。
在中央团校学习之后，黄志坚留校任教，从青年工作的实务部门正式转入青年工作与青年研究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从编写“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讲义”开始踏入青年工作理论研究的殿堂，此后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历59年。
做青年与青年工作的研究，他认为自己有两个比较好的习惯。一是总是与青年在一起，因而对近60年来不同时代青年的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他说：“要深入体察当今青年的思想特征，不能以成人之心度青年之腹，不能满足于以往对青年的了解，不能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当今的青年。”总是与青年在一起，让他对当前青年中各种流行用语、热点现象都耳熟能详，说文一点，就是能融入青年的话语体系。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常青斋”，之所以如此称呼，是为了要让自己常怀青年心态、常思青年发展、常随青年足迹、常交青年朋友、常助青年超越。
他还有一个几十年不改的习惯是随手做资料搜集与整理。凡是对研究青年有用的资料和信息，他都会仔细地收录起来。他的书房有一个资料库，是他50多年来收集的剪报、摘抄和随记等，分为50多个类别。拉开卡片柜的每个小抽屉，可以看到一张张有序排列的卡片和每个小类的导卡。如“青年文化”类的导卡就记载有：“青年文化学”“青年亚文化”“网络世代”“青春偶象”“超女现象”“青年流行语”等各类鲜活信息。
与青年研究结缘一生，从未停止思考青年的问题，赋与了他青春的气息与智慧。
如果初入社会的青年来拜访，问他有什么好的建议，他常常说：“谁想获得社会平均数以上的成就，谁就必须付出社会平均数以上的劳动。在自己的立足处深挖下去，必有清泉涌出。”其实，这句话正是他与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结缘一生的真切感悟。
80岁后再出发
对于搞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当有了对研究工作的热爱与热情，加上乐观的心态、良好的身体，年龄就会成为重要的资源和优势。在黄志坚看来，青年研究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青年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的需要，党和政府都有必要深入体察。”正是由于对青年研究秉持着始终如一的使命感，在与不同年龄段朋友的交谈与交往中，黄志坚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青年研究发自内心的喜爱。
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他从未衰老和落伍。岁月的沉淀和酝酿，带来广博的阅历与智慧。作为我国第一代专职从事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数十年的观察与体悟，对我国60余年来青年理论研究与青年工作的全程参与，让他对青年工作的发展脉络、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每一个时期青年研究的进展状况了然于胸，而这些又成为他形成新的思考与观察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