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环境心理学调研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基于环境心理学的色彩初步探究
环境心理学是在基于继承和吸收环境设计的基础上，将人的心理需求体现在环境设计，使设计更舒适宜人。色彩存在于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的每一个角落，又是人的心理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因此，它起着连接环境与心理的媒介作用。不同的环境色彩能引起人们不同的心理感知，主要有：温度感觉、轻重感觉、距离感觉及面积效果、对比效果与协调效果等。
城市外部空间的色彩分析
城市外部空间的色彩构成可分为三类：自然色、半自然色和人工色。在我们所调研的公园、广场中，其空间组成元素有：水体、植物、铺地、建筑小品等。这些元素都有自己的色彩偏向，自然色与人工色的交织构成了一个色彩空间。这些色彩的设计与搭配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们的心理感受。当然，公园及广场的性质及使用主体不同也会对色彩的整体布局产生影响。
环境心理学在城市外部空间色彩布局中的应用
（一）绿化
绿化随季节和生长的变化而不停地改变其色彩、质地、叶丛密度以及树冠形状等。这种变化赋予城市生命力，使城市空间更富有自然的意味。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中，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色彩景象，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
即使是同一种植物，其色彩也会随季节时令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色调来。和所有物质一样，绿化植物也有肌理的表情，具有粗犷、厚重、轻柔或细腻之分。由于夏季和冬季的色彩表现占据着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而秋天的色彩维持时间却很短，因此在对不同植物进行配色设计时，最好更多地考虑夏季和冬季的色彩：在植物色彩的处理上使用一系列色相变化的植物，考虑四季所呈现色彩的变化，使之在构图上具有丰富的视觉层次。
在烈士公园，高大的乔木形成一条幽深的林荫道。四季常绿的树木使得即使是在略有寒意的秋季，也依然绿意葱茏。这条林荫道地势平坦，且周围缺乏灌木、花卉的点缀，单调的植物设置使得整体色彩单一，缺乏变化，容易引起人的视觉疲劳。然而，在湖南文化村落里，地势高低起伏，周围的植物种类较为丰富，颜色各异，随着地势高低错落。缤纷的颜色倒也不显得杂乱，反而更让人觉得温馨自然。因此，在植物搭配上，一些季节性的高低错落的灌木、花卉，将会使景观更加丰富而有层次。
（二）铺装
铺装是为了便于人的活动而铺设的地面，具有耐损防滑、防尘排水的性能，并以其导向性和装饰性的地面景观服务于整体环境。另外，不同的活动区域，使用者不同，对色彩的心理诉求也会有所差异。如儿童，好奇心强、色感较单纯，喜爱一些单纯、鲜艳而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因此儿童活动区宜使用明度高、纯度也高的红、黄、绿、蓝等色彩组合；青少年大多性情强烈，有着活跃的朝气，对色彩偏爱明快与活泼的组合，因此青少年活动区可考虑明度高、中等纯度的暖色的运用，并注意形成视线焦点；老年人喜静，好回忆往事，性情沉稳，视觉需求中以视觉经验为主，与流行色常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芙蓉广场，使用者为城市居民。主要休息区多采用鹅卵石铺地，同时在平面上呈现出曲线的构图，与广场的主要吸引点——拉小提琴的铜色女神飘逸的长发形成很好的呼应，统一而和谐。
（三）雕塑与小品
橘子洲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头像雕塑是该公园主题的点睛之笔，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游人都怀着一颗崇敬、瞻仰的心情。站在淡黄色的巨型雕塑下，仰望之中，只觉得伟岸高大而没有压抑的感觉。一个成功的雕塑就是要有好的内涵，并给人美的享受，这个雕塑无疑做到了这一点。雕塑家准确的运用色彩的象征意义使雕塑的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统一，给人以强烈的雕塑艺术色彩美的感受。
东方红广场作为一个纪念性广场，它的历史韵味比较浓重。广场整体色彩以灰色绿色为主。同时，广场的北、西、南三面被周围道路栽种的高大乔木围合起来，形成较好的半封闭空间及视觉景观，处于中心地位的雕像显得高大伟岸，淡淡的灰色让人肃然起敬。同时，又不会产生疏离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特有的情感效果来，同样体现着广场的主题。
（四）水景与照明
水可动可静，可无声可喧闹，平静的水使环境产生宁静感，流动的水则充满生机。水的蓝色是一种令人产生遐想的色彩，使人感到幽雅宁静。橘子洲的水景设计，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地理气候条件，并与周围环境和人的行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出了包括看水、戏水的安全近水场所和空间，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照明也是城市开场空间的重要元素之一。在橘子洲头像营造的主空间中，采用橘红色的高压钠灯，给人以温暖的高亮度的感觉，符合整体环境的氛围。另外，其不足之处在于，光源的选择还应考虑季节的变换，冬天宜采用桔红色的光使整个环境充满温暖感，夏天宜采用高压水银荧光灯使整体环境充满清凉感。
结语
色彩是城市外部空间设计中需要关注的要素之一。在景观视觉效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人们的心理，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探究色彩对人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将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实践之中，然而这却是景观设计中常常被忽视的地方。通过运用环境心理学分析城市开敞空间中的色彩美的特性，同时对构成空间的各个要素进行色彩设计，必将使城市开敞空间的色彩更加合理宜人。
参考文献:
篇2
1.使用后评价的概念
使用后评价（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简称POE）是指对建筑物及其环境在建成并使用一段时间后进行的一套系统的评价程序和方法。它关注的是建筑及其环境的实际使用情况和使用者的意见和需求。其原理是通过对建筑与规划的预期目的与实际使用情况加以对照、比较，收集反馈信息，以便为将来同类建筑与环境的规划、设计和建筑决策提供可靠的客观依据。
2.反馈机制的作用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是人类在20世纪提出的三大理论。维纳提出控制论的核心，就是特别重视反馈机制的作用。维纳的控制论论述了人类、动物和机器是如何利用反馈信息来学习、调整并改进自身的行为。没有反馈的控制是不可能的。以射箭运动员为例，每发出一箭，都要了解所射之箭偏离靶心的信息，作为调整下一次射箭的依据，使之越来越准确地命中目标。开展使用后评价的目的就是在规划与建筑设计中建立反馈机制。缺乏这一过程，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程序就不完整。
欧美建筑界通过使用后评价发现，大量建筑物中存在的缺点、不足和问题，是由于建筑设计不当造成的。这些问题若不是通过使用后评价及时发现，就可能在类似的其它工程中一再发生，甚至延续数十年而得不到发现和解决，将造成极大的损失。
3.“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体现
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适用、健康、安全、节约资源能源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建筑空间、场所等人工环境，来满足人们的各种使用需求（包括居住、工作、生产、休闲与娱乐等各种活动）。因此，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为建筑物的使用者着想，为他们设计良好、适用的建筑空间，是建筑师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也是衡量建筑设计水平优劣、质量高低的根本判别准则。
4.使用后评价的作用
一个建成的建筑物及其环境是否令人满意？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使用者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长期在其中居住、工作、生活，最有切身体会，他们的意见也因此而极具参考价值。
归纳使用后评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有助于改善建成环境的质量与功能，使之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要求；
②有助于促进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形成导则、规范和标准；
③有助于提高建筑师、规划师的修养和业务能力。《红楼梦》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俗话也说：“木匠要巧，郎中要老”。一位成熟的、高水平的建筑师、规划师应同时具备木匠之巧和郎中之“老”。如果不了解使用者的多种要求，不熟悉人们在建筑空间中发生的行为模式和引发的环境心理状况，是难以胜任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工作的。而使用后调研与评价正是建筑师、规划师了解、熟悉服务对象，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和修养的一项基本功。
④有助于科学地检验和评价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是否合理、是否优秀。如同评价影视作品设有金鸡奖、百花奖，要依赖专家的评价和观众的评价一样，对于规划与建筑设计的评价，也一样既要依靠专家的评价，又要依靠群众的评价，二者不可或缺。而此二者的评价都涵括在使用后评价的范畴之中。
⑤有助于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和四节一环保（节材、节地、节能、节水）建筑的实现。
使用后评价的最新发展：绿色建筑使用后评价，着重于对建筑的四节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量，对建筑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建成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起重要作用。
二、使用后评价发展简史
1.发达国家的使用后评价[1]
首个严格意义上的POE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是由Osmond等人于1966年对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特种建筑开展使用后调研。这些工作着重调查评估这些特种建筑对特殊使用者的健康、安全和心理的影响，并为今后改进同类建筑设计提供依据。
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整个70年代，发达国家建筑界有若干重要的相关论著发表。如1969年，Robert Sommer出版著作《私人空间：设计的行为基础》（Personal Space:The Behavioral Basis of Design）;1974年，又出版《紧密空间：硬的建筑及如何使之人性化》（Tight Spaces:Hard Architecture andHow to Humanize it）;1975年，Edward T.Hall出版了《建筑界中的第四维度：建筑对人之行为的影响》（The Fourth Dimensionin Architecture:The Impact of Building onMan’s Behavior）。可见，当时西方建筑界已十分关注建筑设计与人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用后评价的开展正是与这些理论动向密切相关的。在此背景下，1968年西方建筑界成立了“环境设计研究协会”，其成员包括建筑师、规划师、设备工程师、室内设计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等。7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建筑界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涉及使用后评价方法及案例研究，并办有专门的杂志，如《环境与行为》（《Environment and Behavior》）、《环境心理学报》（《The Journal of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建筑学和现代建筑》（《Architecture and ProgressiveArchitecture》）等。在这些重要建筑类杂志上，也重视POE论文的发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C h r i s t o p h e rAlexander先后于1964年出版了《形式合成注释》（《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Form》）;于1969年出版了《模式生成住宅》（《Houses Generated by Patterns》），后又于1977年出版了《模式语言》（《A PatternLanguage》）。这些著作对建筑使用后评价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75年，美国成立了《通用设施管理》（《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机构，开始对办公建筑的性能开展可测量指标的研究。自上世纪60-80年代，美国已对学生公寓、医院、住宅公寓、办公建筑、学校建筑、军队营房等建筑广泛地开展使用后评价研究，发展出一套关于数据收集、分析技术，主客观评价指标、评价模型及设计导则等方法体系，包括调研、访谈、系统观察、行为地图、档案资料分析和图像记录等一整套开展POE的技术手段。
在英国，70年代也出版了有影响的关于POE的著作，如苏格兰《建筑性能研究中心》的Markus于1972年出版的《建筑性能》（《Building Performance》）一书，影响相当广泛。
总之，到80年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POE已成为政府和建筑界的例行活动。一些建筑学院还将POE列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除了美国以外，在欧洲、大洋洲和日本，有三个重要的组织在执行POE研究。它们是：
①欧洲的IAP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eople&TheirPhysical Surroundings》）(国际人与实体环境研究协会)；
②澳洲、新西兰和东南亚的PAPER:《People&The Physical EnvironmentResearch Association》（《人与实体环境研究协会》）；
③日本的MERA：《Man-EnvironmentResearch Association》（《人与环境研究协会》）。
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生态建筑学和开始环境影响评价，注意建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与自然生态、环保的关系。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资源问题的加剧，自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更加关注绿色建筑。如美国成立绿色建筑协会USGBC（United StatesGreen Building Council）。有关绿色建筑与建筑环境评价的方法体系也纷纷推出。如英国建筑研究所（BRE）于1990年推出的“建筑环境评价方法（BREEAM）”，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于1993年推出的“LEED绿色建筑等级体系”；1996年由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14个国家参加的“GBC绿色建筑挑战”。还有德国的生态导则LNB及ECO-PRO、澳大利亚的建筑环境评价体系NABERS、挪威的ECO profile，荷兰的ECO Quantum，法国的ESCALE、EQUER，日本的《环境共生住宅A-Z》等。这些评价体系对建筑是否节能、环保的性能标准给出系统的分析与评估方法，并设计了各类图表及电脑软件，便于设计者或使用者评估。
2.我国的使用后评价
我国的建成环境使用后评价及相关工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常怀生先生于1982年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介绍建筑环境心理学，并于1984年翻译出版了《环境心理学》一书，其中介绍了日本的环境评价工作。1992年常先生着手调查全国9个城市123户住宅、4个城市7家医院近60间病房，以及深圳6栋办公楼近40间办公室。其评价实践偏重于研究人与微观环境的心理互动关系。后来，他又在1999年《室内环境设计与心理学》一书中介绍了POE的理论和方法。
关于建筑物理环境的专项使用后评价方法的研究也在80年代陆续展开。例如，杨公侠先生于1984年出版的《视觉与视觉环境》一书，结合视觉环境进行环境评价研究。
笔者曾于上世纪80年代研究厅堂音质的评价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到对居住区生活与环境质量的使用后评价。1990-1993年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笔者对4城市17个居住区居民进行居住区生活与环境质量使用后评价。以人群的主观评价为核心，利用量化的方法，初步建立了建筑环境综合评价的科学架构。
1998年在《建筑百家言》[2]一书中，笔者发表了《提倡建筑师进行使用后调查》一文，强调了在我国建筑界开展使用后评价的重要性。此后，笔者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招收博士生，开展建筑使用后评价的较为系统的研究。目前已先后有朱小雷、陈建华、尹朝晖等三位博士生毕业。另有若干位博士生仍在这一领域耕耘。他们分别就使用后评价方法体系以及城市休憩性文化广场、住宅、大学校园教学建筑以及办公建筑等建筑环境开展较为深入的使用后评价研究。朱小雷博士还于2005年出版了《建筑环境主观评价方法研究》一书。
1993年，在吉林召开了我国首次“建筑与心理学”研讨会。李道增先生于1999年出版了《环境行为学概论》一书。胡正凡、林玉莲于2000年出版《环境心理学》一书。他们在“环境、行为”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认知地图对校园环境和风景区质量做了评价研究。该书还介绍了POE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特点。
庄惟敏于1999年出版了《建筑策划导论》一书，系统介绍了日本住宅空间的评价方法。他结合建筑策划理论研究，系统地发展了以“语义差异法”为中心的建成环境评价方法，强调利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评价现状环境实态，收集建筑策划基础信息的重要性。
关于绿色建筑评价的研究，我国在进入本世纪以来也有很大发展。如2001年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制订了《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同时多家科研机构、设计单位合作，制订了《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价体系》，并出版了《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另外《现代房地产绿色开发与评价》一书也于2003年出版。同年8月，由清华大学等九家单位合作，完成了《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1996年香港地区参照英国的BREEAM，建立了HK-BEAM。1999年台湾地区也推出了《绿色建筑解说与评估手册》。[3]
三、评价学要点
使用后评价涉及评价学，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评价学的要点。
首先，评价可分为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两大类，并且应当以后者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尤其是使用后评价，更关注使用者的主观感受，如满意不满意，舒适不舒适，方便不方便等。
其次，评价可以按定量和定性的方式进行。通常客观评价多依赖于定量指标进行，而主观评价则多以定性的方式进行，但也可以利用诸如语义学标度等方法予以量化，使之能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
再者，评价通常还会依靠一套指标集（或称因子集、参量集）来进行。这些指标要求是彼此独立的，并且对于所评价的对象而言，应当是力求完备的。对各指标还应寻求适当的容限和优选范围。
探讨主客观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评价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何由各单项指标的评价合成为综合评价，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外，依靠什么人去评价，用何种技术方法去评价，也是十分重要的评价学内容。
四、使用后评价的常用技术和方法
1.文献资料收集与分析
通常需要收集的资料包括有关建筑设计图纸、维修记录及变更设计的情况。若是欲进行绿色建筑评估，则还应包括用电、耗能的记录等资料。
2.现场踏勘与测量
进行现场踏勘的目的是熟悉欲评价之建筑及其环境。专项评价还应包括必要的测量：如光学、声学、热工学与室内空气品质测量等。
3.问卷调查与访谈
调查访谈的对象主要是建筑的使用者，也包括该建筑的服务与管理人员。有时还需要向相关专家（包括建筑师、规划师）作调查、访谈。例如，欲评价观演建筑设计是否良好，则可向音乐家、乐队指挥、演员、导演及剧场经理等作调查和访谈。
若涉及的调查访问对象过多，则需采用随机采样的原则来获得调查对象的样本。若所需研究、评价的项目与被调查者的身份与社会统计属性有关（年龄、性别、职业、民族、收入等），则尚须记录这些信息资料，以供后期分析之用。
设计调查问卷也有许多讲究。通常须涉及对使用者的健康、安全，工作效率与生活方便性和心理舒适性等方面的问题。如询问何项设计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某工作与活动空间的面积、体积是否足够？各房间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否恰当(包括平面关系和竖向关系)？交通面积和路径（包括门厅、过道、楼梯等）是否足够与恰当？指向性是否明确？物理环境（声、光、热、空调、通风、遮阳）等是否满意？墙、地板、天花等各界面的装修材料是否合适？建筑外观及美学效果如何？使用者在各种空间中所感受到的领域感、私密度如何？是否便于社交接触？建筑物是否便于变更使用？是否便于维修等等。同时，还可询问是否需要某些使用者认为必需，而所在建筑又缺乏的房间或设施以及使用者对改进设计的建议等。
关于空间利用率的调研，可以询问使用者在一个平均周内，花多少时间于某个空间。具体时间（小时数）可按每4~5小时分档。
为了量化主观评价，可采用语义学级差标度法来获取评分。通常采用4、5、7、9、乃至11级标度。例如：
采用4点标度的好处是不设中间态度，要么是正的评价，要么是负的评价。如：
当欲作某专项使用后评价，在设计问卷时，可以把其它项目的问题也夹杂其中，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来调研，避免诱导、暗示的作用，以便更真实地了解到使用者的反应。
4.直接观察与行为记录
对人们如何使用某一建筑空间或设施进行直接观察，并利用草图来记录其行为，从中发现规律，是行为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例如陈建华等人[4]在对岭南地区休憩性文化广场所做的使用后评价中，就曾利用此方法发现乔木下人群的若干行为模式，包括主要使用人群的年龄、性别、利用时间和人数的分布，人群集聚特性与活动类型等，并得出在设计休憩性文化广场乔木下空间时，应注意其坐椅的布置和设计，注意周围景物的可视性等设计导则。
5.拍照与录像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人们如何利用某一建筑空间或设施的行为加以拍照、录像，也是行为记录的一种常用方法，可作为直接观察和草图记录法之补充。朱小雷[5]在对华南理工大学文化广场作使用后评价时，曾于2002年4月24日下午利用拍照记录行为资料。图1是他在半小时内每隔5~7分钟对该广场的拍摄样本。通过拍照，他发现了一些空间异用行为，如有18人在中央主花坛就座，说明原设计在花坛边布置的坐位数量不足，或坐位设计不舒适。他并发现有小车开到广场中停车。这显然不符合设计者设计该文化广场之初衷，说明设计者未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护类似行为之发生。拍摄还发现跆拳道小组和交谊舞小组共同利用该场地作为活动空间，但在时间上有冲突等问题。
6.认知地图与使用方式记录
让被访者画出某建筑环境或空间的认知地图或意象图式，也是一项行为与环境心理学的调研方法，从中可以了解建筑等认知对象在使用者心目中的印象，以及使用者是如何感知所处的建筑空间环境的。此外，提供给被访者一些建筑的平面图，让被访者画出（或用文字注明）其是如何利用该空间的，也是一项辅助的调研方法。如尹朝晖[6]在对珠三角地区住宅实施的使用后评价中，就利用此方法了解到居民如何使用住宅的许多细节和方式。图2示出部分居民住宅的使用方式记录图。她从中归纳出居民有希望设独立书房和第二主卧室的倾向；居民有希望主卧室有私密化个人休闲空间或读书空间的倾向；有自己划分出玄关的倾向；居民有喜欢在客厅设置酒吧、装饰柜或鱼缸的倾向；以及多数居民较喜欢圆形餐桌，较重视阳台的休闲功能等意向。
7.变更设计与改变空间使用功能的记录
在了解使用者对建筑空间与设施的使用方式时，注意了解使用者是否及如何变更设计和改动原设计空间的使用功能等信息，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些行为的发生说明设计者的意图未能被实际使用者接受，二者发生差异。这些反馈信息提示设计者今后在设计类似建筑和布置同类设施时，应特别注意加以改善的地方。
8.利用图片或虚拟仿真技术来进行主观优选试验
何种设计方案和建筑空间环境更为使用者所青睐？欲对此有所了解有时可利用相片、设计图案、计算机仿真乃至虚拟现实技术提供给被调查、访问的对象，供他们进行主观择优试验。通常可采用二者比较择一或多者比较排序等方法。所提供的供择优、排序的图片，或虚拟仿真场景，最好在某一参量上加以变化，而其它参量尽量保持不变，以便了解被试者对某一参量的优选意向。由于计算机仿真技术容易做到仅让单一变量变化，故特别适宜于此种主观优选或排序试验。至于所提供的图片或场景是否需要十分逼真，则应视所进行的试验目的而定。通常只要被试者能作出优选、排序判断即可。
9.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对所收集到的调研资料、信息，尤其是量化数据尚需根据评价的旨趣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处理。常用的数理统计分析包括以下几项:
⑴平均值分析：可以了解大多数人的中心判断倾向；
⑵标准差分析：可以了解调查对象意见的分歧、离散程度；
⑶相关分析：可以了解调查参量之间的关联程度；
⑷独立性检验：可以检验调查参量之间是否相互独立；
⑸因子分析与主成份分析：可以了解哪些潜在的重要因子在起作用；
⑹回归分析：可以将所欲预报的参量（因变量）用一个或若干个自变量来定量地表示。
由于数理统计涉及专门的课程，为了更好地开展使用后评价，建筑师、规划师应当学一点统计学。现在已有专门的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可以利用（如SPSS统计软件）。
10.小结
综上所述，建成环境的POE主要可分为三个层面进行：其一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主要是根据现行规范、标准的一套客观指标来检验；其二是从功能层面上进行，主要涉及各类专门建筑的功能，如医院、超市、剧场等；其三是从行为层面进行。这一类的POE更加关注的是使用者是如何使用空间的，其行为规律如何，以及环境心理效应。要考虑人体测量学、人类工程学的因素，注重研究建筑空间的次序、位置、相互关系、形状、比例、尺度、细部等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包括私密性、领域感、安全感、社交距离、亲切感、方向感、舒适感及对环境的认知等。
各类建筑使用后评价研究还在发展之中，尤其在国内建筑界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然而使用后评价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当今建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予以关注，共同推动使用后评价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参考文献
[1]W.F.E.Preiser et al，“Post-Occupancy Evaluation”VNRCompany.New York.1988.
[2]杨永生.建筑百家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3]刘启波，周若祁.绿色住宅综合评价方法与设计准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4]陈建华，吴硕贤.岭南地区休憩性文化广场中乔木下人群的行为模式研究.中国园林.2002.（5）：48-50.
篇3
Keywords:village-in-city；crowded space； high-density；living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6-0038-03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用地急剧扩张，很多原有的郊区村落进入到城区范围。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减少城市化压力，城市干道往往绕行村落，原农村居住用地、村民集体关系和文化氛围等就地保留，没有纳入新的城市体制和管理机制，村民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形成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
深圳特区内除盐田区外，共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城中村72个，其中罗湖区25个，福田区15个，南山区有32个，而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城中村和旧村则更多。在地域上广泛的被包围在城市高楼大厦的内部，罗湖、福田、南山三区的一些城中村更是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如福田区的福田村、田面村；南山区的南光村、南园村。在村落面积上，除皇岗村、上沙村、下沙村等少数几个占地面积较大的片区外，其他“城中村”大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碎片状补丁形态，与城市已经连为一体，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笔者以福田区的福田村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调研分析，搜集研究数据资料。福田村，行政隶属于福田区福田街道办事处，位于深圳中心区华强商业中心东南面，主要分布在深南大道以南，滨河大道以北，福田路以东，华强路以西区域内（图1）。
2福田村人口特征
2.1年龄构成
城中村中的村民在市场需求的诱导下，通过仅有的土地资源，提供出租房屋，扮演城市廉价生活区的角色。由于房源供应充足，房租相对低廉，区位交通便捷，成为城市千千万万的新移民或暂住者的首选之地。福田村人口的年龄构成呈现出年轻化的现象，年龄层集中在20~35岁之间的青年人群，约占总数的65%以上，老人和小孩的人口数量较少。家庭结构中以单身和两人居住为主，家庭居住群体较少。
2.2文化程度与职业构成
从外来人口的文化程度来看，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差不多占一半，高中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均占四分之一不到。而且近几年，城中村的人口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反映出来深的务工者技能和教育水平正在向高层次发展。从职业类型看，可分为职员群体、店主群、和为了找工作暂时在此居住的群体。他们一部分是附近餐厅、服装店、商店的职员。在城中村居住的，已经绝不仅仅是传统的“蓝领”打工族。在深圳这么高的房价和房租面前，城中村内的“白领”租房者越来越多，包括IT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公司文员等等，还包括很多自由职业者（摄影师、画家等），如南山区深圳电子网络公司云集的白石洲村和罗湖区布吉镇的大芬油画村。此外，还有不少小业主和自主创业者选择在城中村度过最初的“孵化期”。
3拥挤的城中村空间
由于村民对土地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在有限的用地面积和建筑空间中，带来了城中村高密度的拥挤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人口高密度
相对于城市小区的高房租，较低的租住门槛吸引了众多的外来人口。福田村总人口为4万余人，其中村民2000多人，外来人口为3.8万人。原住民大都移居香港和国外，外来人口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所有权房屋大都委托亲戚和雇佣，外来人口比例达94.2%。规划用地面积为69.81hm2，本村用地面积26.02 hm2。每公顷人口密度高达1590人。
3.2建筑高密度
福田村的私宅建筑面积69.5万m2，建筑层数平均在7、8层，高的达到15层以上，建筑密度达到40%以上，容积率达3.12。建筑见缝插针，楼与楼之间的间隔，宽的约4m，窄的约两尺，人称“握手楼”、“贴面楼”，走道光线阴暗，犹如傍晚。这些楼房之间房窗靠窗，终日难见阳光，在炎热潮湿的南方天气中通风极差（图2）。
3.3居住空间高密度
由于村民是以房租收益作为生活来源，最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他们尽量把居住生活空间面积压缩到最小，增加出租房间套数。据调查，最小的出租单间只有3~4 m2，仅能容下一张床，共用卫生洗浴设施。单间带卫的面积一般在10~15 m2，缺乏专门的厨房和供晾晒衣物的阳台。即使每层建筑平面是按照几室几厅的户型设计，也会被房东分租给不同租户使用。
3.4空间行为高密度
多元化人口的大量聚居导致了城中村内空间与行为种类的多样化聚集，城中村内的麻将店、生鲜店、水果摊、临街叫卖等等，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空间生活（图3），城中村中行为种类的高密度也是城中村中一种重要的密集方式，丰富多样的空间行为种类让城中村更加有活力和多样性，而这种差异性的密集让城中村的空间行为关系更加复杂，外显在地域空间上就表现出混乱、拥挤的视觉现象。
4拥挤空间下的居住特征
4.1拥挤机制
高密度的拥挤环境被环境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对人的情绪产生消极的影响，它影响了人的情感反应和生理唤醒水平，肾上腺素浓度升高，压力增大；同时证明，高密度环境容易引发相关疾病，有利于病菌的传播。拥挤使人际之间的吸引力降低，产生退缩行为，回避社会交往，破坏人际关系网络，工作效率下降；影响人的亲社会行为，降低人们帮助别人的概率；并引起攻击行为的增加。居民强烈的拥挤感，让他们的居住控制感很弱，安全和私密性受到了威胁，迫切的需要公共空间的情感释放。
4.2拥挤引发私密缺失
私密性可以定义为一种控制意识或是对个人接近度的有选择自由。私密性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心理需求，《华沙宣言》中说：“人类居住建筑的设计应提供这样一个生活环境，既能保持个人、家庭、社会的特点，有足够的手段保持互相不受干扰，又能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城中村的高密度居住使居民时刻感受到外来的私密干扰，如相距不过数米的窗户视线干扰，强烈的邻居噪声干扰和有味气体干扰（图4）。人们面对私密性缺失，寻求各种办法规避。笔者在村中发现了一户原住民黄先生，他感觉一楼的居住空间时刻受到周围过往的人流视线干扰，采用了房屋四周摆放花木的方式，阻碍人流接近房屋和阻挡视线（图5）。
4.3拥挤与社会交往
在拥挤的电梯空间，即使是很熟的人也很少谈话而保持安静，在拥挤的居住空间也是如此，居民为了减弱环境信息的超负荷，不自觉减少与邻里的交往。笔者在访谈了20位对象发现，其中有16位不知道同层邻居姓名，更不要说职业和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有2位甚至不知道同层有没有居住者（这可能相互的时间关系没有交集）。被访问到有困难是否会向邻居求助，被访者大都表示不会，少部分表示有这个想法，但和邻居并不认识，只好作罢。这种冷漠的邻里关系没有了守望相助，城中村的安全感不断丧失，治安问题严重。
4.4拥挤与公共环境的漠视
拥挤的空间环境导致居民紧紧地抱守自己的专属空间，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采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视态度，缺乏公共责任感，村中的脏乱情况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图6）。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中村处处可见垃圾，特别是空间行为聚集的场所，比如临街，临路的公共空间，白色垃圾丢弃，建筑材料随意堆放（图7）；有不少居民还将旧沙发、纸皮箱、破木板等废旧物品丢弃在街角，成为废物存放地，成为城中村卫生死角，而居民往往掩鼻而过。
5公共空间的需求
高密度的居住模式现状不易改变，其中有原住民的利益和外来人口的需求，拆除重建困难重重，而有效的整治改造较为容易，对城中村外部公共空间环境的营造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物质空间上可以提升景观环境与居住质量，从社会形态上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并激发城市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如福田村环庆股份公司拿出村内的黄金宝地，投巨资兴建的大型多功能文化广场――福田环庆文化广扬，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文化娱乐、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图8）
公共空间环境设计中，通过绿化和铺装使空间形成一定的场所，激发起居民的归属感，有助于密切邻里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居住环境的安全防卫（图9）。以街道改善为例，城中村的街道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营类街道，街边店铺摊位林立，为改善购物环境提高导向性，可以选择变换街道铺装使之具有标识性；另一种是生活类街道，承载休闲交流生活，可以通过增加街道家具的手法促进街道活动。改善现状公共空间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和拆迁量，减少高密度拥挤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维持社区的整体性与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徐磊青，杨公侠. 环境心理学.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林玉莲，胡正凡. 环境心理学.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深圳城中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一）.《南方论丛》，2004年9月第3期.
篇4
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color=#000000]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篇5
关键词：单纯；高效；西方雕塑；演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公共环境、居住环境的品位和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城市雕塑、室内装饰、环境雕塑等提高城市品位和和居住品位的艺术品需求量很大，装饰雕塑专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装饰雕塑专业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目前国内开设装饰雕塑专业的院校为数不多，人才缺口较大。雕塑和建筑艺术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城市的显眼处，一般都有几座标志性的雕塑，代表这个城市的主流文化。在空间模型制作方面，学雕塑的人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房地产开发商和汽车等大型机械加工厂等都离不开模型制作。
1.单纯化与复杂化二者关系
2.1.1论文研究对象
雕塑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在它与其他作品的视觉差异上，高度概括的思想内容，作品基于完美之后的升华表现逐渐转变成我内心最渴望达到的境界，这也正是我自身对作品一直期盼的的发展方向，也是对当今社会和谐发展趋势的向往：“简约而不简单”“单纯而又富含哲理”，以此作品推崇个人思想理念。
孩子是天使化身，思想单纯却又丰富绚丽，采用儿童的形象完成我的研究课题再合适不过。作品外观形式是五个生动活泼的小孩以哈哈镜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形态各异，夸张的表现手法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加以颜色的运用更能活灵活现的体现出儿童皮肤的质感与特征。并列的五个小孩呈弧形让整个作品趋向平面化，而披风的加入让整个雕塑立体化，也正是雕塑的本质所在，呈现出全方位观看视角。
雕塑从各个方面反映着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和思想，更是一个凝聚人们视觉焦点的球体，在现代雕塑思想中，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的作品既不同于传统雕塑的写实主义雕塑，也不同于西方的抽象主义雕塑，而是通过稚拙古朴的艺术形成，达到了美术史上罕见的简洁而完美的程度，使西方现代雕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
1.2论文课题的主要意义
我认为雕塑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视觉的愉悦性、内容的深刻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体验的丰富性与持续性。艺术创作是有感而发的，也是理性的，没有触动、没有充分的酝酿，没有对雕塑本身规律深入的理解和探索就失去具有创造力的可能，这种探索包含感知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相关事物，整理由此形成的感受。它服务于雕塑作品的情感主题同时又在作品中得到体现。它可以使作品的精神内涵发挥到极至并满足于人们的审美需求，使作者易于表达观者易于接受。
2. 雕塑由单纯至复杂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谈到艺术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绘画。殊不知在人类的艺术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雕塑的创造都要早于绘画。原始雕塑是生命的直接体现，是人类对自己生命的关注和探求。他们的每一件作品几乎都是为了满足繁衍生息、延续生命的需要而创作的，那些丰乳、肥臀、鼓腹的女性雕像，无不体现了原始人对生命的崇拜和渴望。这些原始雕塑和后来的西方雕塑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即从原始时代起，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雕塑就始终都早把人的形象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
2.1抽象雕塑的研究理解
20世纪现代雕塑的发展变化快，差异大。然而，画家们在传统的雕塑语言向现代雕塑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真正学雕塑出身的人却显得有点缩手缩脚。雕塑的变化是从形体的变异开始的。由于形体的变异在绘画中不需要过多的技术支持，所以，当画家们制作雕塑时，就很自然地把在绘画中已然存在的变异的形体带进了雕塑领域。在绘画中，马蒂斯已经抛弃了体积与光影的描写，以及细微的色彩关系的表达，而是经过提炼的抽象形、色、点、线的整体组合，以表现音乐的节奏感和抒情意味。因此，当他客串到雕塑领域时，也毫无顾忌地放弃了体积与光影效果，放弃了细腻的肌肉起伏的塑造，而只强调造型本身的形与线的视觉效果，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体的节奏与韵律。
3.1 现代雕塑的极简主义
作为现代主义的发展与总结，伴随着现代主义的开始，极简主义的艺术因素就包含在了前卫艺术当中。极简主义的特征就是尽量减少或简化艺术语言，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极简主义的探索有时在某个时代、某种流派、某个国家，显得很强烈和很突出。极简主义艺术是对极度物质化的社会审美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强调作品的真实存在，作品更纯粹、更单纯、更本体。
3.2现代雕塑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
现代雕塑更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色彩和发展，表达一种世界的味道，雕塑作品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着。人类对于艺术的发展前景有一定的潜力，艺术的氛围有着不同泯灭的思路，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一种想法，让更多的雕塑作品为城市的装饰做出应有的贡献。城市雕塑是雕塑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丰富和美化人们生活环境空间的同时又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体现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运用着雕塑形成着自己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以致力于精神的表达和环境的改造，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文化内容。
3.3雕塑的人性化及其感染力
本文期望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大量调研国内各个城市地区的园林雕塑设计，根据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园林雕塑设计的一些方法和对策，充分体现其现实意义。本课题主要运用人体工程学、环境心理学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美学理论等作为支撑，对人性化设计进行阐述，总结出园林雕塑人性化设计的原则，以及不同人群的、不同空间环境中园林雕塑人性化设计方法，阐述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下，园林雕塑的设计既要遵循生态学规律，更要从它的使用者―人的角度出发，从人的生理及心理特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出发，满足人的使用需求及审美需求，充分体现园林雕塑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提升整个城市园林环境的文化内涵。
上色前对作品进行试渲染，颜色尽量贴近肉色，作品最终要以写实的风格呈现在我们前。
参考文献
[ 1]陈望衡著.艺术创作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2]朱福临.关于中国当代雕塑现状的思考[J].艺海，2009，（1）：62-63.
[3].试论中国当代雕塑本土化发展的意义[D]：（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河
篇6
本文从微气候景观的舒适性方面入手。针对人与动植物的生境需求，通过对寒地气候环境的分析，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与实地观测调研的方法相结合，对住区景观环境进行微气候评价，并研究具体的景观改善途径。主要对住区的日照环境、风环境进行分析研究。通过与人的行为模型的动态叠加、权衡后得出冬季室外场地舒适性综合分布图，并根据区域特点提出场地布局建议，研究住区布局、风向、日照、采光、朝向、绿化种植形式等等要素在微气候景观环境中的综合组织。
1.日照环境模拟与景观设计
日照对于室外活动场布局具有很强的影响。日照不仅仅为活动场所提供了光线，同时也是室外场地热量的源泉。景观设计如果忽视自然条件的限制，单纯从图案和构成的角度出发，或者一厢情愿的将各种功能强加于场地，必然会造成种种问题。观察我们身边住宅小区室外活动场的设置，会发现很多活动场地被闲置，长期处于阴影之下，成为住区中的消极空间，无人问津。这是因为项目在设计之初就没有充分考虑室外活动场地日照的问题，想当然的去布置场地。因此，在进行室外活动场所布局前，应先进行日照模拟，将室外场地日照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将最终分析后的结果作为活动场地布局的依据。
1.1 寒地日照环境与居民活动分析
通过对北方寒地几个典型住区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居民对活动场所日照的需求迫切性依次为儿童游戏场地大于老年人活动场地大于青年人运动场地大于住区广场大于住区花园大于住区商业内街。设计中首先应该保证儿童游戏场地与老年人活动场地在一年中的日照时间至少为日均4小时以上，如果是客观条件和规划条件都不许可，也应该至少保证在日均2小时以上。严寒地区冬季室外比较寒冷，若没有充足的日照，很难吸引居民进行室外活动。所以在场地布局时，参考冬季的日照分布，尽可能将活动场地布置在拥有充足日照的场地。活动场的选择在大寒日的日照时间不应低于2小时，并将冬季拥有最好日照的场地留给老年人和儿童活动使用。对住区活动场地的设计时应该考虑活动内容与日照分布的匹配性。
1.2日照环境数字化分析技术
各日照模拟软件拥有不同的技术特点，根据不同项目的需要可选择使用。如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不仅可以分析具体某一天的日照及太阳辐射情况，还可以对具体地区的任何时间段进行日照积累和平均分析，可以通观全局。缺点是只能生成一个趋势变化的图，不能生成具体的等时线，不利于设计范围的画定。清华斯维尔日照和天正日照分析软件，则可以对具体地区的某一天日照平均情况分析，可以生成等时线，显示每一块场地日照具体分析情况，缺点是不能按照年和季度进行分析。因此，要把日照分析出的结果应用到设计就需要两个软件配合进行。用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分析出全年和冬季、夏季的日照平均分布，从全局进行把控，用清华斯维尔日照计算出的大寒日和大暑日的日照平均分布等时图来指导设计，再用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的模拟图将其局限性进行有效的修正补充。
参照日照分析软件得出的日照等时线图，并根据住区活动场地所需的日照条件，在总图上绘制出不同日照水平的场地范围。综合分析居民对场地的需求，进行场地布局控制，为景观设计提供最为直观便利的依据。
1.3某北方住宅组团日照环境分析实例
通过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对北方某住宅组团全年平均日照分布图（见图1-1）的分析，可以看出日照在场地上的整体分布情况。日照由深蓝到中黄变化，颜色越蓝代表日照时间越少，越黄则反之。由此可知组团中心部分的全年日照平均在6-7小时/日，属于日照较好区域。住宅北侧深蓝区域的日照相对较少，均在2小时/日之内，最北侧与商业相邻的楼间日照最差，多数时间内处于阴影里。通过对全年日照的分析，可以基本了解场地内的日照情况。但要确定具体的场地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具体考虑冬季不同的日照条件和场地需求下进行场地布局的权衡。
图1-2与图1-3分别是利用Autodesk Ecotect Analysis与天正日照模拟软件分析出的冬季（11月―3月）与大寒日的日照平均分布情况。将大寒日的日照分布小时数转换成室外舒适性图。综合考虑两图的日照分布，将“大寒日”没有日照的区域作为舒适性最差区域，这是冬季日照最差的最外边界。此外的区域舒适性在冬季依次提升。在“大寒日”拥有3小时以上的区域作为室外舒适的区域，可以推测在冬季的其它时间里，这一区域日照均在3小时以上。可将此范围作为室外场地选择布置的备选区域（图1-4）。
2.风环境模拟与景观设计
风对住区景观环境舒适性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严寒地区，冬季应该避免在风速过大的区域布置活动场地，风会加剧室外的寒冷，同时也会给参与活动的居民带来一定的危险。对于已确定了规划方案的小区，同样可以进行风环境模拟验证，利用模拟出的结果在景观层面对方案进行修正完善。
2.1 寒地风环境与居民活动分析
严寒地区，冬季风环境直接影响着环境舒适度。但在不同季节的风向、风速不同，因此要将一块场地的风环境作为景观设计的依据，应该挑选典型季节的主导风向进行模拟对比，以此获得不同季节的模拟结果。在冬季时对活动场地的布置，应该选择风模拟图中风速较低的区域。实验表明，风速在3.3米/秒以下时给人感觉较为舒适。冬季选择平均风速在1.5 米/秒以下或无风的区域为佳；夏季则选择平均风速在 1.63.0 米/秒之间为佳。在最后权衡活动场地的位置时，尽量选取冬季处于最佳风速的区域，对于冬季无法布置在避风区域的场地则需要配置密植林或布置风屏障来阻挡寒风。
2.2风环境数字化分析技术
篇7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 association space, living environment
0引言
村落[1]，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地，它为我们提供了接近自然和生态的居住场所，具有独特的自我价值。传统居民在居住场所的生态、形态和情态等方面均有诸多认识和实践，诸如相地选址、保土理水，尤其是在营造独具意味的交往空间方面，造诣深厚[2]。尤其可贵的是，传统村落人与自然和谐的营造思想，促进居住环境生态、形态和情态的有机统一。但是，伴随着物质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设计及规划对于“现代化”表现出过多的关注[3]，对交往空间的营造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精神需求，造成和谐邻里关系的缺失，人与人的交往变得冷漠，因此，研究传统村落交往空间的营造方法，对当代建筑与城市规划、营造和谐有序的人文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交往空间的定义、划分及表现特征
交往空间顾名思义就是人的交往活动发生的空间，它有两方面含义[4]：首先是有具体区域范围，具有一定形式的物理空间；再者是在此区域内人的交往活动。由于交往行为与空间具有同一性，对交往环境有意识的设计，会对交往活动的发生率和适应度起积极作用，进而有效改善交往的状态和深入层次[5]。
交往空间通常可分为户外交往空间、户内交往空间、交往的中介空间[6]。
交往空间主要有以下3个表现特征：
（1）空间功能的复合性
人的交往心理与交往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群体会按照自身特点选择不同区域，随着时空组合系统的影响，产生不同的交往活动。人的交往活动的伴随性特点会使人在同一交往空间中发生更多的交往活动。例如有休息设施存在的儿童游艺空间更加适合交往活动的进行。
（2）领域性
每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同时具有自己所属的其他组团[7]，这个有组团形成的集合称为领域群。在领域群中，个人空间也会被集体成员视为“自己的领域”。空间领域的形状、面积、边界状况及个人所属领域组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空间使用方法。
（3）层次性
当个人空间加强时起围合程度就越高，呈现的领域性就越强，反之越弱。由此在领域群中会产生不同的层次关系，构建起相应的空间结构，从而形成了从小组团到较大组团与空间、从较私密空间到逐渐具有更强公共性空间的过渡。
2 村落的各种交往空间
传统村落交往空间的空间构成形态具有自发性，但组织紧密、节点丰富。空间的展开总是有规律有铺垫地展现出来，而不是突然性地暴露在环境中。这种环境，更易诱发人的交往行为的产生。
2.1 村落公共开放式空间
开放空间是建立乡村聚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元素[8]。聚落中的人在共同的区域内一起生活，共同交流，促进了相互间认同感的形成。乡村聚落的公共开放空间可表现为：
（1）广场空间
乡村聚落的原始广场形式实质是人们用于劳作的场所，诸如晒谷场之类的空间形态，其并不存在交往意义上的空间。广场往往是村镇中公共建筑外部空间的扩展，并与街道、河道空间融为一体，构成一定容量的外延公共空间[9]。作为节点的广场是多种交通流汇集的地方，步行、船行以及桥梁的汇集点，各种人流的来往，丰富的户外活动，塑造了富有活力的广场空间。
（2）水空间
井台、溪水、河流、水塘空间是最为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人具有亲水性的特点外，这些场所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地方。井台是为原始村落中生活而设的，一般设在方便到达的区域，相对开阔，且有容纳多个人的面积。这种空间特点，为使用者提供了理想的信息交流场地。井的实际功能带动了它的交往功能，反映了一种活动能够吸引人的集聚并且促进人与人交往的作用[5]。
河道是村落的肌理脉络之所在，无论建筑还是道路、桥梁均和水存在着多层次的关联。人们赶集、喝茶、听戏、逛街都或多或少地借助于水空间，人们参与到水空间中来，深化了水面与街道、建筑的交往空间。曲折的河道，两岸柔性的边界，精致而又细琢的建筑，无疑都是水空间富有活力的因素[9]。
2.2 村落半公共空间
乡村聚落交往空间的半公共空间形式指的是街巷空间。街巷的主要功能是交通功能。有别于城市街道，极少机动车辆的出现，对于居民而言是安全性的保障，而安全感又可以使同行或偶遇的路人集中精神交流，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对于更多交往活动的发生是极有意义的。另一方面，街巷的交通形式界定了街巷中以步行为主的慢速交通状态．“慢速交通意味着富于活力的城市”[10]。这对于诱发行人的交往活动和伴随往活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乡村中街巷的尺度对人交往活动的产生是有积极作用的。当街道宽度＜3m时，人们能够正面相对，对行的双方都能引起注意，交往的可能性最大；5～6m时过往行人对感兴趣的人也会引起注意，通常交往活动会发生在熟人之间；10～12m时，只能通过非口头形式进行交流，但基本根难发生交往活动；25m以上几乎无任何交往的可能性[6][9]。相对来说，街巷空间尺度都比较狭小，传统街巷的宽度通常都小于3m，即使是贸易活动频繁的街市也不会超过6m。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村落街巷中只要两个对行的居民出现通常会有交流产生。
2.3 村落半私密性空间
半公共空间与半私密空间在空间序列中，实际上为过渡性空间，这两个空间的存在，可使整个空间系统更加完善化．有效地促进了开放性公共空间的使用率。在乡村聚落中半私密空间形式有：
（1）门前空间
门前空间实际上是与街巷交往空间融合在一起的，属于街巷空间的一个节点形式。门前空间半开放半私密的空间性质，表现出领域性相对较强的特点。另外，由于是住宅的延伸，具有便捷性，正如扬・盖尔指出的“狭窄的临街面意味着缩短出入口之间的距离，而出入口正是活动发生最多的地方”[10]。
（2）檐下空间
屋檐是屋顶的延长，往往因气候多雨而产生，并非是有意塑造交往的场所。在檐下，交往活动受天气的影响减弱，从而增加了交往机会。有时居民也会将一些家具放置于此，形成外部院落的感觉，更加加强了领域性。
（3）廊子空间
廊子是一种阴阳互含的产物，是沟通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桥梁。人们在廊子中可随时与朋友倾心交谈，也可静观框景或动观连续渐变的画面，享受步移景迁的乐趣。传统聚落的廊为人际交往提拱了驻足停步的场所。传统聚落的廊以人的尺度、行为模式和借鉴自然环境为依据，创造了促进人际交往的空间过渡形态[6]。
2.4 村落私密性空间
在村落交往空间中院落相对封闭，该场所映射出较强的领域感，属于私密性空间形式[11]。居住于同一院落中的人们局从同一个门进出，共同的院落给其很强的归宿感、归属感、亲密感。亲密交往便成自然之事。
3 村落交往空间积极因素对人居环境建设的借鉴作用
城市居住区交往空间以优越物质环境曾经一度被人推崇和欣赏，但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交往活动往往是被动的、冷漠的，而村落交往空间形态的有序状况促使着乡村居民交往行为自发地、积极地进行着。村落交往空间的积极因素对人居环境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村落交往空间的积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交往空间的复合功能及适宜的尺度
功能复合的交往空间（例如村落广场等）形式既满足了村落居民内部相互间的交往需求，也同时满足了内外信息交流的交往心理需要。而具有单一使用功能的城市交往空间会减少居民交往活动的发生。
（2）符合交往心理需求的空间层次序列关系
一个完整的有序的空间序列如从私密空间一半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的过渡，有助于人们在不同的空间形式中进行不同层次的交往活动。在功能主义指导下的城市居住区空间布置是按整体的规划要求进行的，空间被放置在界定的区域内，有时不利于深层次交往活动的发生。因此，不失时机的在城市小区中设置一些亭、廊等过渡空间对促进交往大有益处。
（3）重视对自然生态交往空间的塑造
贴近自然的环境会带给居民舒适感。利用景观的组织和小品、园林等的塑造形成凹凸的空间，为人们提供轻松的交往场所，以增进人们的心理安逸感，进而促进交往。
（4）营造具有地域性标志的空间环境
村落空间形态的构成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居民表现为对村落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归属感的形成使得村落居民对所在领域产生较强的界域感。现代城市建筑盲目追求华丽、前卫的外部特征，往往会造成居民归属感、认同感的缺失，不利于彼此交往。
参考文献
[1] 藤井明著，宁晶译.聚落探访[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 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3] 陶锋，包伊玲. 传统交往空间构建浅论[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
[4] 于冬亮. 住区交往空间研究[D].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 王国胜. 交往空间的秩序重构―乡村聚落空间对城市住区交往空间的借鉴与探讨[D]. 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6] 连蓓.传统聚落的交往空间对现代人居环境的启迪[J].安徽建筑，2001（6）.
[7] 汉宝德．环境心理学―建筑之行为因素．台北：境与象出版社，1986.
[8] 曹海林．乡村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4）.
篇8
一、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等建筑教育为与国际接轨不断探索教学改革，在评估的标准要求下， 培养计划逐步规范，产学研结合较紧密。但总体而言，全国近80 所建筑院校普遍存在着重技能培训的倾向，教学体系中主干课与相关课的关系呈纵向线型模式，基本知识的传授较扎实。但是我国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重书本轻调研， 重表象轻能力
从教与学两方面来看， 大多重视和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学生多依赖于书面资料获取知识， 重视对优秀作品的表象学习， 轻视调查研究， 缺乏对深入、细致、艰苦的实地考察环节重要性的认识。而我们的设计课教学由于受课时的制约， 学生调研“走马观花”，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也不够深入， 势必影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二）重成果轻过程
建筑设计作为主干课程， 我们一贯以“最终图面成果”为评判依据， 图面的表现技能则直接影响了其好坏的评价。而对设计过程中学生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思考及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重视不够， 或少作评判依据。在此无形的导向之下， 学生往往只注重手上功夫的技能训练， 计算机制图等手段的运用， 而淡化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因而涉及问题面窄，研究问题肤浅。
（三）重仿学轻创新， 重专业轻综合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量大、速度快， 查阅资料十分便捷， 加之我国建筑知识的普及性低， 人们对建筑好坏的评价常取决于表象、取决于 “新奇”。 出现了在建筑设计中拼凑“名作”、“复制杂志”的“仿学”现象。这样一来无形中抑制了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造成在特色与创新方面能力的匮乏。
（四）重分值轻素质
建筑学专业具有艺术与技术的双重特征。在我国目前的招生制度下， 大多数院校建筑学专业招生按分数线自高而低进行录取， 几乎无法考察考生是否具备攻读建筑学专业的基本素质。招生中这种重分值轻素质的现象， 常常导致大学学习阶段“高分低能”的局面。
二、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
专业教学改革措施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建筑学专业教学特点是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和专业的开放。如何发挥优势， 学习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探求自身培育特色， 形成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开放性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值得广泛、持续和深入地研究。专业间相关课程的开放，目前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12个学分的跨学科选修课，体现了专业间的开放性。根据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开设了建筑经济、建筑环境心理学、西方哲学专题、现代企业管理概论、建筑文化与评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摄影等选修课，这样，既可与社会对建筑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相接轨， 也可以使学生在建筑设计中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深度得以升华， 进而起到促进其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专业的开放， 则应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 发挥教师来源广泛和年轻富有活力的优势， 加大系内选修课的开课量。城市建设学院有建筑学、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属相关学科，专业间选修课甚至专业课和学科基础课亦可以有一定量的开放性， 如土木工程的“房屋结构、地下结构、大跨度结构、特种结构、道路立交设计”及建筑学专业的“美术、设计基础、公共建筑设计(一)、建筑构造、阴影透视”等课程， 若以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选修课环境， 相信定会对学生的培养创造富有特色的良好发展空间。主要措施如下：
1.贯彻整体优化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并严格执行，以保证教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2.改革设计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变类型教学为目标教学，重新修订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3.在一至三年级实行教学年级责任人和骨干教师制度，而在四至五年级则实行教学专门化制度，强调教学的环节控制，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
4.聘任教师实行公开评图制度，加强学生参与意识与竞争意识；
5.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通过对教学各环节的规范化要求，实行规范化管理，建立教学保障体系，以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正常进行；
6.抓紧重点课程建设，以专业主干课(含试验课) 、专业基础课和主要基础课为课程建设重点，对其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配备、教材及参考资料等均进行了认真研究，制订出改革措施。从而带动了各相关课程的整体发展；
7.发挥教学督导小组的作用。组成由系主管副主任任组长的督导小组，对教学计划、上课情况、设计任务书的制定、各个教学环节的检查等作出评定工作；
8.完善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实习中的教学环节，规范实习要求和内容，全面提高实习质量；
9.构建专职兼职结合的教学评价机制；建立开放的教师教学业务能力资质认证制度，扩大学生在教师评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三、在成功素质教育理论指导下的
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为了避免技术基础课与设计主干课脱节的现象，要求按职业资格考试和专业评估要求培养学生。根据成功素质理论在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每个设计课程中，注重配合环境设计、建筑物理、技术、设备、防灾等方面的知识要求;注重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分析，按教学要求将技术基础课的知识贯穿到各个设计主干课教学环节中。该系列课程包括建筑技术、建筑物理、建筑设备、建筑力学及结构等，它的建设主要是解决与设计主干课程的配合、交融问题，使其真正起到为设计服务的作用。采取的主要措施为:
1.三年级上期的设计课中，结合住宅设计将建筑构造的知识运用，让学生完成从环境设计、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建筑构造设计等系列设计。
2.在三年级下期的设计课中，结合科技设计将工业设计、智能设计等构造知识相融合。结合博览、美术建筑将建筑物理中的光学、热工等知识相运用。
3.在四年级的高层设计中，要求运用建筑设备、建筑防灾知识。
4.五年级的厅堂设计中，要求结合建筑物理的声学知识。
5.毕业设计则是综合运用各类知识。
四、几点思考
城市建设学院建筑学专业从起步到稳步发展，虽然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了一些特色，但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拼搏。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何解放思想，树立“可持续性”的学科发展观念，完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宗旨，我们初步设想：首先，强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教育模式，使建筑学专业在成功素质理论教学体系中求发展，以加强教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密切结合，为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培养学生的成功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立足“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改思路，要积极培养、引进高、精、尖人才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要研究探索学生乐于接受、行之有效和适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新方法。此外，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强化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建设与应用。只要我们勤于思索，勇于创新，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成功素质教育理论的建筑学教学体系一定会显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首届全国建筑学专业学位研讨会、专业教育评估研讨会资料汇编. 国务院学位办编印，1992.
［2］林涛.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 高等建筑教育， 2004(1).
篇9
我国的办公空间理论研究发展比较晚，几乎从起步，就是沿着国外的路子走，无法摆脱国外设计的影子。现代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在70年代末才由外资公司带到国内，就连我们在办公间设计中使用的人体比例尺寸都是国外的。此后，我国的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工作者们不断引入国外办公空间相关的发展技术和模式，对于现代办公空间、现代办公家具、智能办公建筑的研究都在慢慢深入，为我国的办公空间设计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国内很多办公场所仍然流行单元式办公室，并且不太注重室内环境与办公气氛，很多人性化的因素都没有加以考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基础在办公空间环境上的反映。其次也是现有办公空间的建筑形式决定的，另外设计师也没有切实地从使用者角度进行设计，或者单纯追求形式的表现，造成了大量冷漠、雷同的办公空间。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我国办公建筑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出现了数量众多的5A级智能办公建筑，其内部空间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但是对办公空间的系统化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只注重办公空间环境的优化，而忽视了办公空间应有的对信息化社会、新型组织结构的潜在回应。在理论研究的文献资料方面，虽然国外办公建筑的作品与理论推陈出新，但我国关于办公建筑的文献资料要么偏重于办公建筑相关设备系统，要么偏重于纯纯粹实例图片信息，还有就是偏重对办公建筑外部造型探讨，研究其内部空间理论的资料还是相对缺乏的。
办公空间作为与人们日常息息相关的建筑空间类型，历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外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办公空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并获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国外的办公空间研究发展较早，欧美及北美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工作环境的优劣，美国企业家成功的经验是：必须有一流的办公室，这是一项重要的企业投资。国外的建筑师们更是不断探索新型的办公空间，不断对可能出现的办公方式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环境做出预测。北欧和日本的研究也都有自己的风格。例如日本学者主要致力于办公系统自动化的研究，预测信息的迅速发展对办公空间带来的影响等等。当工业社会逐渐进入信息社会后，智能化办公建筑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重心，英国办公建筑专家弗兰克·代菲在“智能化办公建筑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theintelligence officebuilding）一文中对智能化办公建筑的特点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智能化办公建筑的特点
主要应体现在四个方面：办公室自动化、先进的通讯设备、．建筑自动化、对未来发展的第一章绪论手法。大多数研究者均将办公空间的设计
作为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同时，办公空间的设计不仅受到功能需要与技术可能性的转化的影响，而且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映。
三、办公空间发展趋势
办公空间相应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一个根本性的办公空间设计变革即将来临。2000年以后，这种新型的办公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将变成一个网络的系统，包括高度灵活的交流空间和工作方式，它不再是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办公模式，单纯的程序性工作场所将转变为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目前，办公建筑的建设规模和数量都在日益扩大，扮演着社会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对新型办公空间的研究在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各种专门的学术会议、期刊、研究论文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深入分析研究新型企业组织结构、办公模式和相应的办公空间之间的关系，重新对现代办公空间的性质和特征做出科学的判断，并用于指导新型办公空间的设计工作，这对于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科学的人性办公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四、现代办公空间的设计特点
4。1人性化
自从Internet出现以来在短短的数年内，网络就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通过网络看新闻、购物、学习、娱乐、工作，甚至与人交流。网络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办公方式，只需要在显示器前点击鼠标、敲击键盘就可以进行工作从世界各地了解自己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通过网络下达和通知任务，甚至进行网络会议接治客户。在此强大的技术之下孕育出两种新型的办公方式。一种是以新的管理模式和高科技的办公设备为代表的现代企业，一种是为家庭办公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式的办公。如此便利和高效的办公方式是否让我们充满了创造力和工作热情？答案是否定的。高科技的应用并没有使我们工作精神状态得到极大的改善，我们常常过多地依赖于电脑千变万化的网络信息与不断更新换代的操作软件把我们搞得头昏目眩。而大部分SOHO人士们常常是长时间独处变得不善于和别人交往造成心理上的障碍。据调查表明在我国新型办公模式下的工作人员40％左右的人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现在的办公空间设计更多地强调科按发展给工作带来的高效而往往忽略了人文关怀，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出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和人性化的办公空间是我们设计师要考虑的问题。
4。2生态化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人类越来越体会到需要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在设计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建筑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在室内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在室内设计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正成为广大室内设计师的共识。办公空间的绿色化涉及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人体健康的关注。从对自然的尊重而言，涉及尽量引入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尽量在办公空间内实现节能设计，通过一切技术手段减少办公空间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减少对自然的伤害，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等内容。当然，办公空间的绿色化也表现为尽量在内部空间引入自然元素，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室内自然景观可以满足人类向往自然的天性，具有缓解工作压力和获得理想视觉景观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尽量通过运用植物、山石和水体营造富有自然气息的人工环境，为广大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从关注人体健康而言，在办公空间的室内设计中，应该注重使用绿色材料。科学研究证明：以往的不少装饰材料中存在对人体有害的元素。因此从保障员工的健康和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出发，必须采用绿色材料，改善办公空间的室内空气质量，这在当前发达国家的室内设计中已经成为共识。
4。3智能化
其次从智能化方面分析一下：便携式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办公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国际著名的策划公司DEGW统计，目前大约有20%～30%的白领人士处于流动状态，这些白领在全市、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奔走，因此如何为这些白领人士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趋势不少设计师都进行了尝试。例如：美国海沃氏家具公司和上海瑞安集团就试图通过公共区域、半公共区域和私密区域的划分来应对办公智能化的趋势。在海沃氏家具公司新天地企业大厦的亚太区办公总部内，办公区分成三部分，即：公共区域、半公共区域和私密区域。公共区域向所有办公人士开放，在这一区域内设有工作式休闲椅和因特网接口，办公人员可以随时通过网络与客户联系，同时办公环境也设计得相当休闲，既可以俯瞰新天地的人工湖，又可以免费享受欧式咖啡，使人感到舒适放松；半公共区域主要为企业大厦的租户和海沃氏家具公司的客户服务，该空间可以容纳80人左右，适合进行展览、会议、小型培训等活动，并能提供餐饮服务；私密区域则通过灵活隔断与半公共区域分开，仅为海沃氏家具公司的工作人员服务。海沃氏家具公司就试图通过公共区域和半公共区域为流动的白领人士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激发员工的灵感，展示未来办公空间智能化设计的新理念。
五、现代办公空间的设计
办公空间的各项功能设计
办公空间包括了办公工作场地和相关的配套空间。其首要任务是：
1、使办公工作达到最高效率；
2、其次是塑造和宣传企业的形象；
3、再者要突出使用者的身份和个性得到体现，同时还必须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如放火、防盗、防震等安全性能。
办公空间的室内设计程序
一、设计前期的调研工作
1、施工现场的研究
应注意的事项：
A、应记录各窗户的外部环境，以便使某些办公室有较好的朝向和景观。
B、应仔细考察建筑的结构，考虑将来装修结构的固定和连接方式。
C、应检查楼板和天花是否有裂缝或漏水，窗户的结合处是否紧密等。
D、应在现场对一些较特殊的位置和结构进行装饰处理的构思。
2、与用户沟通
考察现场之后，应充分听取用户意见，其内容如下：
A、充分了解用户的工作性质
B、了解用户的审美倾向
C、了解用户的预计投资
D、对某些特殊处理要与用户达成共识。
二、办公的平面布局与天花设计
篇10
引用格式：许嘉仪， 林恬恬， 甘春梅. 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O-R模型[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1）： 55-68[引用日期]. http：///p/1/98/.
1 引言
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的衍生模式，是借助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如SNS、博客、微博、微信等），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己生成内容等手段来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的行为[1]。在社会化商务中，用户成为生产型用户，他们不仅进行购买活动，还将自己购买全过程的经历与心得分享给社会关系网中的朋友用户，同时将自己对企业的评价和建议持续快速地反馈给企业[2]。用户作为社会化商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社会化商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探索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相关的营销建议。
已有研究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用户行为进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理理论，通过引入其他变量，如信任、主观规范、网站质量等因素，探索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S. Kim和H. Park研究发现，社会化商务中的关键因素（如声誉、信息质量、交互安全等）显著影响用户信任感，用户信任感进一步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和传播行为[3]。D. H. Shin认为，与感知有用性相比，主观规范是用户使用社会化商务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4]。M. Hajli运用技术接受模型进行调研，发现参与论坛讨论和感知有用性对用户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信任感进一步强化用户的消费意向[5]。Y. Wang 和 M. Hajli的研究结果显示，关系质量和社交商务结构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有积极的影响，社交商务结构和社会支持直接影响关系质量，社交商务构造也影响社会支持，但其对用户的品牌合作意向影响作用最为明显[6]。
在社会化商务领域的相关研究中，部分研究结合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研究。例如，L. Xiang和X. Zheng等运用准社会交往理论和S-O-R模型对用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用户的冲动购买行为有重要影响[7]。H. Zhang 和Y. Lu等以S-O-R模型为框架，发现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的社交功能通过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流动经历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的社会化商务行为意向[8]。B. K. Jin基于S-O-R模型， 探究存在感如何促使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网站中，结果发现社会存在和临场感在交互性、生动性对有用性、愉悦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9]。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社会化商务用户行为。但前人的研究框架大多基于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理理论，基于S-O-R模型的研究较少。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以用户感知作为有机体的研究对象，鲜用情感这一要素。综上所述，本文以S-O-R模型为基本框架，从用户情感的角度探究用户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中行为的动因，以期为社会化商务平台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基础：S-O-R模型和情感
S-O-R模型最早出现在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由A. Mehrabian和J. A. Russell在1974年提出。该模型可解释为当个人遇到了某种刺激（Stimulus， S）后，他/她的内部状态（Organism， O）将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其行为（Response， R）的产生[10]。1982年，R. J. Donovan 和J. R. Rossiter 首次将S-O-R模型引入到零售情境中，认为零售环境会刺激消费者的愉悦感、唤起、控制，即PAD（pleasure-arousal-dominance）模式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接近/回避行为[11]。基本的S-O-R模型如图1所示：
在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引用S-O-R模型作为基本框架的有很多。如V. Mummalaneni基于S-O-R模型研究网上商城的网站特征对消费者网上购买行为的影响[12]；A. Floh 和 M. Madlberger研究发现，虚拟环境因素通过刺激用户购买欲望来影响其冲动性消费行为[13]；H. Zhang和Y. Lu等基于S-O-R模型探讨了社会化商务情境下技术因素（包含感知交互性、感知个性化和感知社交性）在虚拟客户体验（如社会支持、社会存在和追逐潮流等）中的调节作用下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8]。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作为有机体（O）的研究对象。此处的情感是基于情感PAD理论提出的[14]。愉悦感即用户在使用产品时所产生的好的、开心或是满意的感觉程度[15]；唤起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产生的刺激的、活跃的或是激动的感觉程度[15]。当前，在线上消费、电子商务领域，已有不少针对用户情感的研究，如K. N. Shen和M. Khalifa研究了在线购物环境中，愉悦感和唤起对冲动购买的影响[16]。H. Y. Hsu和H. Tsou对在线购物网站的网站质量、用户情感和持续购买意愿进行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17]。
在原始S-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情感状态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理模型，如图2所示：
2.2 研究假设
2.2.1 刺激（S）对有机体（O）的影响
刺激由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信息质量和关系强度三者组成。在《后现代话语》一书中，N. Fairclough指出“话语”是指社会实践中涉及到的符号学元素，它包括语言、非语言沟通和视觉形象[18-19] 。作为商业信息的最基本属性，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是商家对商品信息的阐述与描画，是顾客所接触到的关于商品的第一手信息。信息质量是指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品信息的质量，它包含了网站提供信息的及时性、相关性、完整性、准确性、有用性等多个评价维度[20]。商业信息的信息质量是相对于其图文特征的更深层次表现。社交性是社会化电子商务区别于电子商务的最根本属性。社交活动的产生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被定义为两人或多人之间的社交互动的集合[21]。其关系强度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社交关系的亲疏程度[21]。从信息的图文特征到信息质量，再到存在于使用信息的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体现了社会化商务运作中各基本要素的递进关系。
情感状态（包含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是本研究中S-O-R模型的有机体部分。A. Mehrabian 和J. A. Russel在研究环境心理学时，将情感状态分为愉悦感、唤起和控制3个维度[10]。J. A. Russell经过进一步验证，摈弃控制这一维度，认为仅仅愉悦感和唤起两者就能充分反映模型中由刺激带来的情感变化[22]。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后续很多研究的证明[11， 23-24]。
F. Aisopos和G. Papadakis等在利用Twitter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研究中指出，微博和Twitter文本的内在特征包括非标准词汇、表情符号和外部指示等。非标准词汇是指微博帖子中使用的非正式词汇表达，人们喜欢使用俚语和非标准表达式来交换信息 （例如“koo”，而不是“cool”） [25]。同时，微博帖子的长度限制要求作者缩短词语本身的长度，但所表达的意义和词汇本身相似（例如用“gr8”代替“great”）。表情符号被认为是计算机中介传播中“情感的符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展示面部表情的替代方式[26]。表情符号通常被用来预测Twitter上帖子的情感[27]。外部指示是指个人在Twitter上的相应链接，告诉他人一些有趣的网络资源，如在线视频、图片。
C. M. Chen和H. P. Wang在研究学生面对不同类型的多媒体课件且教材内容相同时的情绪状态变化，发现多媒体视频材料会对学生产生最佳的学习效果并引起最积极的情感反应[28]。L. Xiang、X. Zheng等的研究表明，蘑菇街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会受到图片视觉吸引的显著影响，同时，视觉吸引会加强用户的消费行为[7]。S. H. Lim、D. Kim和S. Watts研究了表情符号、愉悦感、交互性、感知有用性和信息丰富性之间的关系，发现移动信息和文本信息的表情符号对用户愉悦感有显著影响[29]。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在网络购物、计算机网络通信等其他领域中，有部分学者已对图文信息特征和唤起的关系进行研究。M. Omata和K. Moriwaki等研究发现动画的视觉效果显著影响用户唤起[30]。Y. Ha和S. J. Lennon认为在线购买环境中，商品的网络宣传与展示设计显著影响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31]。D. Thompson和G. Mackenzie等利用皮肤电反应和面肌肌电图技术进行研究，实验证明表情符号的存在会引起用户更高的唤起状态[32]。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基于信息质量的研究内容广泛，已有学者从信息的可接受性、适应性、信息数量、完整性、易用性、准确性、可解释性、客观性、相关性、及时性以及可理解性等不同维度对信息质量进行研究[33-34]。E. P. Pe-Than、H. Goh等研究发现感知信息相关性对愉悦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35]。Y. Hwang和D. J. Kim研究了电子商务系统的用户行为，发现感知网站信息价值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愉悦感[36]。C. Liu和K. F. Arnett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质量作为电子商务网站设计的一个组成成分，显著影响用户使用网站的愉悦感[37]。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的愉悦感。
查先进、张晋朝等发现信息质量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对微博学术信息的情感反应[38]。谢连连通过研究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发现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对顾客的感知情感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9]。M. Koufaris研究发现，网站的质量因素影响用户的情感反应[40]。而在情感PAD理论中，唤起是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M.S.Granovetter认为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指出关系强度由弱至强。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弱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仅仅是相识但不相知；如果人际关系被定义为强关系，则个体间的关系是相知的朋友[41]。R. Lin和S. Utz提出关系强度可以用来度量Facebook上帖子和用户情感的关系：关系越强，用户情绪的感染力越强。同时，关系强度显著影响愉悦感：关系越强，用户在阅读积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愉悦感越强，或者在阅读消极的帖子时产生的悲伤感越强[4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愉悦感。
B. Searle、J. E. Bright和S. Bochner发现在工作压力模型作用下，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唤起、满意度和感知性能[43]。闫幸和常亚平通过对企业微博主贴与跟帖的搜集，发现企业微博互动策略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情感和品牌认知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品牌关系，其中消费者的品牌情感主要包括愉悦情感和唤起情感[44]。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b：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唤起。
2.2.2 有机体（O）对反应（R）的影
本研究模型的反应部分由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构成。N. Hajli将购买意愿定义为用户在社交网络中参与线上购物行为的意愿[45]。目前，国内社会化商务仍处于发展初期，用户基数尚未强大，用户的实际购买行为不及在传统电子商务中多。基于当前情况，最终保留了购买意愿而非购买行为作为模型的反应要素之一。已有研究证实，意愿可作为实际行为的一种有效预测[46]。内容扩散则是用户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除购买意愿以外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情况，即消息内容在不同沟通渠道被分享/传播的可能性[47]。在本研究中，具体是指用户对于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特定商品信息的扩散行为，如对其余用户可见的情感反应、对信息内容的查看、评论、转发等。
L. Xiang、X. Zhe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化商务中用户的感知愉悦性显著影响其冲动购买意向和冲动购买行为[7]。R. Z. Wan Chik和A. M. Lokman研究了用户网上购买蜡染布的行为，结果表明用户情感显著影响用户购买行 为[48]。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在网络购物和线下营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与愉悦感一起影响用户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因素还有唤起。Y. Ha和S. J. Lennon对在线服装购买网站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愉悦感和唤起正向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31]。Rajagopal研究了消费者的休闲购物行为，发现销售推广人员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者的唤起，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物决定[49]。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
S. Alhabash、J. Baek等认为内容扩散可分成3个维度：情感评价、扩散达到和信息评审。情感评价是指对其他用户可见的明确的情感反应（如喜欢与不喜欢）；扩散到达，即对内容的分享和查看；信息评审，即在线讨论和评论[50]。B. K. Jin的研究表明用户愉悦感对用户参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意愿有显著影响[9]。H. C. Yang和Y. Wang结合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用户网上视频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用户的感知愉悦性可用来预测他们传播网上视频的意向[51]。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用户愉悦感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S. Alhabash和J. Baek等对Twitter和Facebook上用户的视频信息传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唤起程度的影响，唤起程度越高，信息传播行为越明显[50]。J. Berger和K. L. Milkman研究发现唤起程度越明显的消息内容，无论其唤起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将导致消息更强的扩散力度[5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b：用户的唤起程度正向影响其内容扩散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考虑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已有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本研究情境进行完善。各变量的测度项来源如下：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测度项综合了F. Aisopos、J. B. Walther、J. Eisenstein等的研究[25-26， 53]，信息质量的测度项来源于D. Park等[20]、R. Filieri和F. Mcleay [54]，关系强度的测度项来源于M. Park等[55]，情感（包括愉悦感和唤起两个维度）的测度项来源于V. Mummalaneni [12]，购买意愿来源于D. Gefen和D. W. Straub[56]，内容扩散来源于S. Alhabash等[50]。所有测度项均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进行测试，其中“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1”表示“非常不同意”。
同时，对问卷调查进行了预测试，以便进一步确保问卷内容的有效性。预测试阶段，邀请了30名社会化商务平台使用者进行小样本的预调研，针对问卷的具体内容、题项顺序、清晰易懂等方面加以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3.2 数据搜集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国内几大社会化商务平台和媒体（如微信、微博、博客、美丽说、蘑菇街等）的使用者作为数据搜集对象，向其发送问卷邀请链接。共回收问卷303份，其中有效问卷277份，无效问卷26份（包括不完整问卷5份，全部或几乎全部勾选同一答案的问卷21份）。有效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测量模型
评估测量模型的主要依据是对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聚合效度的主要考察指标有因子载荷、CR和AVE[57]。因子载荷和CR的阈值均为0.70；当因子载荷值、CR值高于0.70时，表明测度项、因子具有较好的可靠性[58]Wynne W.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295-3362951998。AVE可接受的值必须大于0.50[59]。表2显示的各值绝大部分满足上述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区别效度的评价标准是每个因子的AVE值的平方根须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系数[59]。表3显示的各数值均满足这一条件，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2 结构模型
图3显示PLS分析结果，描述了各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愉悦感、唤起、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的方差解释比例分别是33.9%、21.0%、25.0%和28.1%。就显著关系而言，除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愉悦感、商业信息图文特征和唤起之间的路径不存在显著关系以外，其余路径均存在显著关系，即假设H2a、H2b、H3a、H3b、H4a、H4b、H5a和H5b成立，假设H1a、H1b不成立。
5 结果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S-O-R模型以及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对S-O-R模型和模型中各要素之间的定向关系提供支持。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品信息质量和社交关系强度均对用户的情感有正向影响作用，用户情感状态显著影响用户的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而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则对情感状态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用户接收到的信息的质量越高，用户愉悦感越强。这一结论与C. Liu和K. P. Arnett[37]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社会化商务情境缺少面对面的交流，面对社交网站或社交软件，商业信息是用户得到的某在售商品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的质量越高（如信息与自我需求相关性高、信息全面、价值高等），越容易使用户感到满足、认为接受这则信息的性价比高，从而提高用户的愉悦感。
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的商业信息的质量优劣亦会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即商业信息质量越高，用户唤起越强烈。强调其信息质量在促进用户唤起生成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这一结论与D. Park等[20]观点一致，与C. Hsu、M. Chen 等[60]观点不同。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作为在售商品“第一手资料”的商品信息，其质量越高，如信息相当及时、信息有用性足够等，使用户在获知这则信息时感到惊喜与兴奋，则会引发用户强烈的唤起状态。
其次，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对用户愉悦感有正向显著影响关系。社交互动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如卖家与买家、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越容易产生愉悦感。这一结论与R. Lin和S. Utz[42]、J. Brown 和P. H. Reingen [61]^点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 [62]不同。社交性是社会化商务情境的一个重要属性，用户会更多地依赖与自我关系强度较强的人，对于关系越密切的朋友会表现出越多的接受信任，因而也为个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同时，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社交互动中的关系强度正向显著影响用户唤起。存在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用户唤起状态越明显。这一结论与闫幸和常亚平[44]、J. J. Brown 和 P. H. Reingen [61]一致，与A. De Bruyn 和G. L. Lilien[62]不同。当某一用户活跃在社会化商务平台上时，与之具有强关系的个体的动态更容易引起该用户的注意，进而使该用户产生更明显的唤起状态。
但研究结果也表明，社会化商务情境中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愉悦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表现情况如何，不会显著影响用户愉悦感。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 C. 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L. Xiang等[7]、S. Lim等[29]观点不同。这一结果虽然有悖于研究假设，但鉴于社会化商务系新型电子商务情境，参与其中的活跃用户量不够多，平台上的商业信息占比也较小，信息的图文特征未能在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由于社会化商务平台上用户日常交流也较多地使用了俚语和表情，用户对商务信息的图文特征敏感性较低，因此这些信息对用户愉悦感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商业信息的图文特征对用户唤起的影响不显著。用户唤起状态不随用户接收到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论与S. M. Loureiro 和H. Roschk [63]观点一致，和Y. Ha与S. J. Lennon[31]、M. Omata等[30]观点不同。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微信和微博的被调查者占比较大，而微信和微博平台上的用户更多地关注信息的内容，而非信息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信息中是否直接插入了店铺链接等，也难以激起用户的兴奋状态。
为更好地解释商业信息图文特征与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笔者删除了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变量并重新进行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商业信息图文特征显著影响用户购买意愿（β=0.247，p0.05）。这一结果说明了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不会对用户的情感状态产生显著影响，但符合用户偏好的图文信息仍会直接促进用户的购买意愿。
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显示，用户愉悦感和唤起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37，稍微偏高。笔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发现愉悦感和唤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D. E. Berlyne认为消极的情感与高唤起相关[64]。D. Derryberry和M. K. Rothbart发现悲伤的情绪、愉悦感和唤起密切相关[65]。
最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愉悦感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用户自身愉悦感越强，其产生的购买意愿越强烈。这一结论与Z. W. Lumpur和A. M. Isbn[48]、L. Xiang 等[7]观点一致。当用户处于一种开心、愉悦的心情时，往往更易促成购买意愿的形成，甚至购买行为的直接产生。
同时，研究结果验证了用户唤起对用户购买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关系。唤起状态越明显的用户，其购买意愿会更强烈。这一结论与Y. Ha和S. J. Lennon[31]、Rajagopal[49]观点一致。用户在社会化商务中的情绪唤起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用户内心的占有欲望，促成其对商品的购买意愿甚至购买行为。
用户愉悦感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与B. K. Jin[9]、H. C. Yang和Y. Wang[51]观点一致。用户参与到社会化商务中时，舒畅愉悦的心情使用户更乐于接受该情境下获知的信息，并会对自身接收的信息进行表态与扩散，如“赞”这些信息，转发这些信息等。
同样，用户唤起的增强将加大用户发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唤起程度越高，用户针对社会化商务中的信息其内容扩散行为越显著。这一结论与S. Alhabash和J. Baek [50]、J. Berger和K. L. Milkman[52]观点一致。越深层次的唤起状态，使用户更直观地感受到自我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角色与地位，出于从众心理的影响，用户产生内容扩散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如对某信息进行评论、与社会化商务下的其他个体进行交流、直接针对商品或店铺发表原创内容等。
6 结论
6.1 研究意义
该研究在前人对社会化商务平台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其理论贡献体现在：①以S-O-R模型为框架，将该模型应用到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对社会商务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技术接受模型等传统模型上，而以S-O-R模型对社会化商务的研究非常少。本研究引入了S-O-R模型，检验了S-O-R模型在社会化商务研究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扩大该模型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广度，同时将研究视角深入到社会化商务领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内容。②引入情感作为影响因素和用户行为的中间变量。已有学者大多从用户感知的角度对社会化商务平台进行研究，而本研究则在感知愉悦性的基础上，引进了情感PAD理论，为后续对用户情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研究得到的结论对于社会化商务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用户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模型的多个假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实证性验证，获得了较大的支持。社会化商务平台在建设过程中，从信息质量、关系强度等方面考量，通过对用户情感的影响，以提高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其次，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新型的社会化商务平台的类型（如微信）和特征以及用户在Web2.0环境下的语言特征和行为特征，引入了不规范语言的表达，用户的转发、评论、赞等行椋符合当前社会化商务平台发展的特征和需要，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最后，根据对模型验证得到的结果，对社会化商务情境下的商家的启示是，及时最新的商品信息，捕捉最新时代潮流以及用户需求，为用户定点定向投放其感兴趣的商品信息，尽可能将商品信息的高价值、有用性传递给用户。商家以提高信息质量来增加用户的关注，加强其购买意愿以及内容扩散行为；借助内容扩散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提高商家品牌价值，以此增加用户粘度，提升用户留存量。此外，商家还可以选定合适的用户向他/她的朋友们推荐自己的商品，从而通过这些用户来推动他们朋友的购买意愿。值得提出的是，在社会化商务情境下，商家不仅要保证商业信息质量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强度，也要时刻关注推出的商业信息图文特征的表现。如在推送相关产品信息时，多使用大众用语、流行符号表情，以多媒体形式展现信息，适当嵌入商品/店铺链接等。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对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化商务这种新兴的商务平台进行了探讨。但是，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其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调研对象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集中在30岁以下的在校学生群体，尽管社会化商务是一种新型的商务社交形式，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不少其他年龄阶段的用户也开始涉足这个平台，而本研究缺少对其他年龄层的研究，研究结果不具备普适性。前人对在线购物的研究有些也引进了年龄的因素，如S. M. C. Loureiro和H. Roschk在研究用户线上购物和线下购物的忠诚度时，引进了年龄因素，发现对于年轻群体（30岁以下）来说，积极的情绪显著影响忠诚度，而对于年级较大的群体（30岁以上）则没有这种现象[63]。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年龄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对于用户行为的影响，期待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结论。②研究模型可以进一步拓展。本研究以用户的购买意愿和内容扩散行为作为S-O-R模型的反应结果，主要是从用户的行为特征考虑，但是缺少对用户心理特征因素的引入，如信任感、满意度、忠诚度等，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引进上述因素，以期更加全面地研究用户的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或者情感对其心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J Brase， U Rosemann， I Sens. Kommentar aus bibliothekssicht[J].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2011， 58（58）： 172-176.
[1] JU Y， HE Y.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socialization commerce[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12， 32（11）：6-9.
[2] RITZER G， JURGENSON 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0）： 13-36.
[3] KIM S， PARK H. Effects of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ommerce （s-commerce） on consumers’trust and trust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3， 33（2）： 318-332.
[4] SHIN D H. User experience in social commerce： in friends we trust[J].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2， 32（1）： 1-16.
[5] HAJLI M.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social commerce adoption[J].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Computer Security， 2013， 21（3）： 144-154.
[6] WANG Y， HAJLI M N. Co-Creation in Branding through Social Commerce：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rivacy concerns[C]//Twentie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MCIS） Savannah， Georgia， USA， 2014： 1-16.
[7] XIANG L， ZHENG X， LEE M K O， et al. Exploring consumers’ impulse buying behavior on social commerce platform： the rol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6， 36（3）： 333-347.
[8] ZHANG H， LU Y， GUPTA S， et al. What motivates custom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commerc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virtual customer experience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4， 51（8）： 1017-1030.
[9] JIN B K.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ence on consumer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a social commerce site[J]. Journal of Internet commerce， 2015， 14（4）： 425-454.
[10] MEHRABIAN A， RUSSELL J A.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4.
[11] DONOVAN R J， ROSSITER J R. Store atmosphere： a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pproach[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82， 58（1）： 34-57.
[12] MUMMALANENI V.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Web site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 emotional states and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5， 58（4）： 526-532.
[13] FLOH A， MADLBERGER M. The role of atmospheric cues in online impulse-buying behavior[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3， 12（6）： 425-439.
[14] SAUTTER P， HYMAN M R， LUKOSIUS V. E-tail atmospherics：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and model extension[J].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04， 5（1）： 14-24.
[15] LEE S， HA S， WIDDOWS R. Consumer responses to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product attributes， cognition， and emo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11）： 1195-1200.
[16] SHEN K N， KHALIFA M. System design effects on online impulse buying[J]. Internet research electronic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 policy， 2012， 22（4）： 396-425.
[17] HSU H Y， TSOU H T. The effect of website quality on consumer emotional states and repurchases intention[J].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1， 5（15）： 6195-6200.
[18] CHOULIARAKI L，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政. 微博语篇的互文性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1.
[20] PARK D， LEE J， HAN I. The effect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con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vol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7， 11（4）： 125-148.
[21] WANG J， CHANG C. How online social ties and product-related risks influence purchase intentions： a Facebook experiment[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3， 12（5）： 337-346.
[22] RUSSELL J A. Affective space is bipola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3）： 345-356.
[23] BAKER J， LEVY M， GREWAL 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making retail store environmental decisions[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2， 68（4）： 445-460.
[24] WARD J C， BARNES J W. Control and affect： the influence of feeling in control of the retail environment on affect， involvement， attitude， and behavior[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1， 54（2）： 139-144.
[25] AISOPOS F， PAPADAKIS G， TSERPES K， et al. Content vs. context for sentiment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ver Microblogs[C]//Proceedings of the 23rd ACM Conference on Hypertext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ACM， 2012： 187-196.
[26] WALTHER J B， ADDARIO K P D. The Impacts of emoticons on message interpret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01， 19（3）： 324-347.
[27] BOIA M， FALTINGS B， MUSAT C C， et al. A： ）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how people attach sentiment to emoticons and words in tweets[C]//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socialcom）. Washington： IEEE， 2013： 345-350.
[28] CHEN C M， WANG H P. Using emotion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ultimedia materials on learning emotion and performance[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1， 33（3）： 244-255.
[29] LIM S H， KIM D， WATTS 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usage performance of mobile emoticon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 management， 2011， 18 （4）： 21-40.
[30] OMATA M， MORIWAKI K， MAO X， et al. Affective rendering： visual effect animations for affecting user arousal[C]//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Computing and Systems（ICMCS ’12）. Piscataway： IEEE， 2012： 737-742.
[31] HA Y， LENNON S J. Online visual merchandising （VMD） cues and consumer pleasure and arousal： purchasing versus browsing situation[J]. Psychology & mrketing， 2010， 27（2）： 141-165.
[32] THOMPSON D， MACKENZIE I G， LEUTHOLD H， et al.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rony and emoticons in written language： evidence from EDA and facial EMG[J]. Psychophysiology， 2016， 53（7）： 1054-1062.
[33] KAHN B K， STRONG D M， WANG R Y. Information quality benchmarks： product and service performance[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2， 45（4）： 184-192.
[34] YING S， JIE P， JIN Z M， et al. Modeling information quality risk for data mining in data warehouses[J]. Human &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009， 15（2）： 332-350.
[35] PE-THAN E P P， GOH H L， LEE C S. Enjoyment of a mobile information sharing game： perspectives from needs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tion quality[M]//The outreach of digital libraries： a globalized resource Network. Berlin： Springer， 2012： 126-135.
[36] HWANG Y， KIM D J. Customer self-service systems：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Web quality with service contents on enjoyment， anxiety， and e-trust[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7， 43（3）： 746-760.
[37] LIU C， ARNETT K P. Exploring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Web site success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0， 38（1）： 23-33.
[38] 查先M， 张晋朝， 严亚兰. 微博环境下用户学术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双路径视角[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3）： 71-86.
[39] 谢连连. 在线旅游网站信息质量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X公司的酒店业务为例[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4.
[40] KOUFARIS M.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flow theory to online consumer behavior[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2， 13（2）： 205-223.
[41]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73， 13（2）： 1360-1380.
[42] LIN R， UTZ S.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of browsing Facebook： happiness， envy， and the role of tie strength[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2： 29-38.
[43] SEARLE B， BRIGHT J E H， BOCHNER S. Helping people to sort it out：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Job Strain Model[J]. Work & stres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rk health & organisations， 2001， 15（4）： 328-346.
[44] 闫幸， 常亚平. 企业微博互动策略对消费者品牌关系的影响――基于新浪微博的扎根分析[J]. 营销科学学报， 2013（1）： 62-78.
[45] HAJLI N. Social commerce constructs and consumer’s intention to bu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5， 35（2）： 183-191.
[46] FISHBEIN M A，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J]. Philosophy & Rhetoric， 1975， 41（4）： 842-844.
[47] HANSEN L K， ARVIDSSON A， NIELSEN F A， et al. Good friends， bad news - affect and virality in Twitter[J].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185： 34-43.
[48] WAN CHIK R Z， LOKMAN A M. Effect of product customization on consumers’ shopping enjoyment towards the intention to purchase online[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uala Lumpur， Malaysia： UPENA. 2006.
[49] RAJAGOPAL. Building shopping arousal through direct marketing in retail environment[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 globalization of retailing applications， 2010， 16（4）： 445-466.
[50] ALHABASH S， BAEK J， CUNNINGHAM C， et al. To comment or not to comment？： How virality， arousal level， and commenting behavior on YouTube videos affect civic behavioral intention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1， Part A： 520-531.
[51] YANG H C， WANG Y. Social sharing of online videos： examining American consumers’ video sharing attitudes， intent， and behavior[J]. Psychology & marketing， 2015， 32（9）： 907-919.
[52] BERGER J， MILKMAN K L. Emotion and virality： what makes Online content go viral？[J]. GfK-marketing intelligence review， 2013， 5（1）： 18-23.
[53] EISENSTEIN J， O’CONNOR B， SMITH N A， et al. A latent variable model for geographic lexical variation[C]//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 2010， 9-11 October 2010， Mit Stata Center， Massachusetts， Usa， A Meeting of Sigdat， A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f the ACL. DBLP， 2010： 1277-1287.
[54] FILIERI R， MCLEAY F. E-WOM and accommod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avelers’ adop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online review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124（3）： 221-226.
[55] PARK M， SHIN J， JU Y. The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consumer purchasing yntention of social deals[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14， 43（1）： 25-41.
[56] GEFEN D， STRAUB D W. Consumer trust in B2C e-Commer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resence： experiments in e-Products and e-Services[J]. Omeg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32（6）： 407-424.
[57] QU X.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J]. Technometrics， 2007， 49（1）： 103-104.
[58] CHIN W W.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1998， 295（2）： 295-336.
[59]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60] HSU C， CHEN M， KUMAR V. How social shopping retains customers？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websit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16， 1-24.
[61] BROWN J J， REINGEN P H. Social ties and word-of-mouth referral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7， 14（3）： 350-362.
[62] De BRUYN A， LILIEN G L. A multi-stage model of word-of-mouth influence through viral marke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8， 25（3）： 151-163.
[63] LOUREIRO S M C， ROSCHK H.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tmospheric cues on emotions and loyalty intention with respect to age under online/offlin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retailing & consumer services， 2013， 21（2）： 211-219.
[64] BERLYNE D E. Aesthetics and psychobiology[J]. Journal of aesthetics & art criticism， 1975， 31（4）： 553.
[65] DERRYBERRY D， ROTHBART M K. Arousal， affect， and attention as components of tempera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5（6）： 958-966.
作者献说明：
许嘉仪：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林恬恬：负责研究课题设计、问卷调查设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
甘春梅：负责研究课题设计及论文定稿。
Empirical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User Behavior in Social Commerce
Xu Jiayi Lin Tiantian Gan Chunm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