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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经济是否到了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非常突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根据WTO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可目前我国政府的黄箱政策补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也就是还有5.2%的补贴空间可用。
2001年农业总产值为26,180亿元，3.3%的补贴是864亿元，如果提高到8.5%，补贴总额可达2225亿元，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361亿元。农民每人可多获得171元的转移收入。然而，我们是否真的到了这个阶段？有四个理由使我认为，我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首先，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为8582.7亿元，按目前3.3%的补贴来计算，已经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0.1%，如果加上地方财政收入的7803.3亿元，也占到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总收入16386亿元的5.3%。如果把黄箱政策的8.5%用足，其补贴的总额为2225亿元，占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将高达25.9%，占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达到12.5%，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如果我国政府将黄箱政策用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仅提高7.2%，而且这样的政策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严重负担，挤压其他建设的支出，引发严重的后果。
其次，如果我们对农业进行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农产品一旦严重过剩，不是让这些产品烂在国内，就是低价卖到国外。我国的收入水平还达不到以财政补贴来支持让大批农产品烂在国内的浪费。如果把过剩的农产品低价卖到国外，从欧美的经验来看，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欧美都对本国农产品进行补贴，出现严重过剩后都试图销到国外，这些年来，欧美之间互相指责对方将补贴的农产品倾销到自己的市场，这是欧美之间外交、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源，维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对农业进行补贴必然会使我国陷入和欧美永远的外交困境。
第三，如果我们对农业开始进行补贴，就很难取消掉，因为取消补贴往往会引发政治问题。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日本目前通货紧缩非常严重，前两年我国提出建立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倡议，这对日本扩大其工业品海外市场和投资领域、走出目前通货紧缩困境大有好处。但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提议反应非常消极，因为尽管农业人口只占日本总人口的3.9%，农业GDP只占总GDP的2%，但是日本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高额补贴，如果日本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农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民是日本的一个重要政治利益集团，为了3.9%的农业人口的既得利益，日本政府只好放弃了一个可以使日本经济富苏的机遇。我国在农业保护的问题上绝对不要重蹈欧美、日本的覆辙。
第四，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进行反周期补贴，也就是对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减产进行补贴，会产生严重激励问题。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性，我们很难分辨一个农户减产是由于自然灾害还是其他人为因素，因而很容易出现故意减少投入造成减产而向政府要补贴的事例。如果我们直接对农民的收入进行补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经济会出现应该得到补贴的农民实际拿不到补贴的现象，拿到补贴的往往是各方面关系较好的中等收入的甚至是富有的农民。美国的农业补贴就是这样的情形。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得到补贴是12500美元，而占农户总数10%的大农场平均得到的补贴高达85000美元。三、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的可行方式
根据第二节中所讨论的四点理由，我国政府现在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增加黄箱政策的补贴，而且将来即使有足够的财力也不该这样做。那么，中央政府在财政上能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呢？
1，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2001年我国农牧业税为285.8亿元，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为196亿元，农业各税合计为481.7亿元，只占200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地方政府不征收这一部分的税收，改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政府因而减少的税收，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才占税收总数的6.6%，如果只免除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只有2.7%，所以，在财政上是可以承受得起的。
如果一时尚不宜完全取消掉农业各税，农业特产税则应该优先考虑去掉。农业特产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且，这几年地方税务人员膨胀得很快，和地方征收农业特产税等有很大的关系。经常因为这些税征收方面的困难而增加税收人员，而为了养这些新增人员就只好增加税收，从而使税变得更加难收。于是只好再增加更多的人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征税人员就可以大幅减少，农民的负担也可以进一步减轻。而且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才能有效利用加入WTO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征收农业特产税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
2，以中央财政来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可行性。
目前农村的义务教育以县为单位来管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靠县财政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税来支付，不足只额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支持。但是各个地方常有挪用、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形。
我国目前小学教师的人数共有580万人，按照我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的比重来估计，粗略计算有380万农村小学教师，按照每人每月500元工资计算，每年工资总额为232亿元。我国目前初中教师总数为334.8万人，按2/3的比例，农村有223万左右，按照每人每月工资800元计算，每年工资总额为214亿。
将中学和小学教师的工资总额加起来，合计446亿元，如果完全由中央来支付，占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2%，由于中西部地区不少县的教师工资已经由中央财政来支撑，实行这项政策，中央实际要增加的支出少于上述的数目。
义务教育不仅表示学龄儿童有接受教育的义务，而且也意味着政府义务为学龄儿童提供教育。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承担，既体现了义务教育精神，也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可以通过建立专款、专帐、专用的制度，避免出现县级政府挪用和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况。
目前，各个县都将教师纳入到县的干部名册之中，由于每个县有三四千教师，占了一个县干部的2/3还多，因此，县政府增加机关人员难以明显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府机构的膨胀。一旦中小学教师不包括在县的干部名册中，县政府干部队伍的膨胀就容易察觉。
3，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我国在加入WTO以后，一些地区、一些品种确实面临着一些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将面临国外进口产品竞争的压力。我以前做过一个农业科研优先序列的研究，发现如果政府给予粮食农业科研足够力度的支持的话，我国的粮食还有很大的提高单产的空间，中国的粮食生产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加入WTO如果能够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需求，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4，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各个地区的农业才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随着东部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失掉比较优势，东部就会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如果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中西部就能够从东部让出的市场中获益，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果国内市场分割，就会出现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要是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所以，政府应该主动、积极地大力推动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有赖于硬件包括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有些由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有些可以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来投资。全国统一市场还有赖于软件，包括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的建设。
5，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
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低的特性，即便全国经济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还具有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当农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和产量增加时，价格会下降很多，出现谷贱伤农问题。
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的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这在国外是如此，在我国也是同样。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为例，1978--1984年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民积极性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上涨。1985年以后到1990年代初则是靠乡镇企业吸纳了约1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90年代开始主要是靠8千万到1亿农民工进城就业。最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徘徊不前，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则是由于国内出现通货紧缩，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乡镇企业破产，出现了离土离乡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回流农业。
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呢？从长期来看有如下几点政策需要考虑：
第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根据宪法，所有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并且不应该受到歧视。因此，除了北京上海等特殊城市或许需要单独考虑之外，其他城市户籍能放开的就尽量早些放开。去年有些地方推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不过目前又有些回头。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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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到第三产业，因第三产业具有分散、规模小、劳动密集、资本就业弹性大等特点，对劳动力的吸收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估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还能容纳16000万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进入的其他领域还包括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的敏感的第二产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仍然要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大约6000万劳动力。这样，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自身外部环境的窘境，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瓶颈。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它发展壮大中的缺点。点多面广、四处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种风险。随着中小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小企业将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城镇失业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1—1997年的7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52万、360万、420万、476万、520万、552万和570万。近几年来，城市就业形势严峻，1997年来企业下岗职业总数为1151万人，加上行政企业单位的下岗职工，其数量达1200万人，1998年新增下岗职工2350万人，分流5O万机关干部，再考虑精简机构、青年就业、学生毕业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万劳动力，1998年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907万人。这样，城市与农村双方劳动力供给都在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小企业的空间就没有多大了，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大障碍。
l。4国际劳务输出环境
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国际社会经济交流的增多、双方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给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在2005年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这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以使国有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万个就业机会，预计在今后十年，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总量增长0．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万一300万个就业机会。入世也会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可以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就业机会。
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国外转移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保护主义加强，限制措施增多，劳务价格越来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条件苛刻，标价普遍压得很低，对外工程项目只能达到保本水平，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三是普通劳动需求明显下降，技术劳务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五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务人员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我国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输出到国外。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在国内各类市场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各国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劳务市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式。
2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对策
2．1消除政策环境的障碍，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本地就业，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自我创业都需要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流动人口收费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迫切需要给农村劳动力以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农业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权租赁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非农化的产业政策。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结合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通过制定政策，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引导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回归创业。同时，注重培育农村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为创业人员构建安居乐业的环境。
2．2消除空间转移的障碍，拓宽劳动力就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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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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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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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策性金融，是以政府发起、组织为前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配合、执行政府农业和农村产业政策、区
域发展政策为主要目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在农业及相关领域从事资金融通，支持、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种特殊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形式。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业，还包括农村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其市场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民)、农村私营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国营农场等等。农村政策性金融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政府组织成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提供优惠贷款或发展资金；二是由政府部门确定使用方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必须为农业提供的政策性贷款；三是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政策受政府干预，不能自主地根据其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信贷分配。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营方向的政策性。二是经营目标的非盈利性。三是经营范围的界定性。四是资金运用的优惠性。农村政策性金融还为业务对象提供优惠条件的担保，以改善借款人的融资条件和地位，鼓励其它金融机构扩大农业贷款。
2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分析
目前在我国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尽管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非常不完善，政策金融缺位现象严重，这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政策性金融规模小、业务萎缩，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近年来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总体上讲规模比较小，政策性金融所发挥的作用不明显，业务面比较窄，支持效果不佳。目前广大农村农业产业化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人畜引水工程、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急需政策性资金支持。而对于这些项目，大部分政策性金融服务都未涉及到，部分已涉及的项目政策性贷款也在逐年减少。
（2）立法滞后，政策性金融无独立的法律依据。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它们在政府支持的产业方向和范围内独立决策和经营，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独立法人。而我国恰恰相反，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关于政策性银行的立法却一直没有出台，对政策性银行经营范围、运行规则、违规处罚等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使政策性银行的业务经营不规范；二是监管部门监管无法可依；三是制约政策性银行职能发挥和自身发展。
（3）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开办政策性金融业务遇到较大困难。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难以承担起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重任。二是农业银行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职能错位，不能有效履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三是农村信用社因开办小额农贷造成部分经营亏损，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职能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要按照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大支农信贷役入。
（4）农村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性资金功能分割，没有形成整体合力。近年来中央明确了“多予、少取、放活”政策，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财政转移支付逐年增大，但未与政策性金融资金配套使用，作用发挥十分有限。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支农资金通过多个途径多个部门分散划拨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二是财政直补资金未能与农村信用社开办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相结合，支农作用分散。
3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思路
（1）推进农村政策性金融立法进程。目前，在农村政策性金融方面应尽快出台《社区再投资法》，规定任何金融机构只要吸收县及县以下农村存款，就应有一定比例必须用在其吸存业务所在社区的农业贷款上，如果不用，就退出存款市场；出台《农村政策性金融条例》，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条例和章程，明确农发行的业务定位、服务领域、经营宗旨、经营原则、风险补偿机制和有关部门对农发行的监管职责；颁布《农业保险法》，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易受灾害的品种、项目和行业确定为政策性险种、由政府对其提供保费补贴免税支持。
（2）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从现阶段农村市场需求来看，单凭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规模和实力，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对现有农村政策性金融进行重构。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有两种思路：一是继续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规模和业务，使农业发展银行成为农村市场举足轻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形成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二是细化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按照不同业务范围设立多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如设立区域扶贫银行、住房储蓄贷款银行、农业项目银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等专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并存，共同构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拓展农村金融业务范围和深度。
（3）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相对分工、适度竞争。需要明确的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以宏观经济管理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必须以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为主。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准确定位，准确界定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充分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要做好协调配合，在相对分工的基础上允许适度竞争。现阶段，要转变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避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混淆，更不能利用政策性金融的幌子来参加商业性竞争。在业务分配上，政策性金融必须立足于政策性业务和范围，为实现经济社会的特定目的，运用政府指令、财政直接补贴等方式，开展业务；在业务运作上，主要通过业务招投标方式保证政策性业务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力求政策性业务的透明，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相对分工和适度竞争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
（4）在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进行不断创新。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拓展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大力发展农业贷款再担保或农业担保信用保险等中间业务，通过引用国家信用对农业贷款担保机构实施再担保或者担保信用保险，以此提升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信用，有效分担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风险。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贷款担保体系，扩大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从而达到以少量政策性资金拉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政策性资金在更宽的范围，以更大的倍数达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拨付、结算以及由财政部门承担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我国农村的转贷款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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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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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因地制宜，精心选择主导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近年来，由于良种良法的推广和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我国农产品总量不断提高，但由于品种单一，并且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程度不够，使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价格持续下跌，农业增产难增收。特别地近几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农产品成本增长较快，而成本收益率却不断下降。因此，仅靠增加农产品数量的做法，难以改变农业目前的状况，必须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第一、结构调整应以种植业区域布局，农作物结构、品种和品质结构调整为重点，同时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加大对科技投入力度，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以及合理、高效的种养技术，开发名、优、稀、特、新、奇产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出口农业、科技农业，增加农产品的含金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建立农业科研、教学、推广“三位一体”的新机制和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格局，要组织科技力量攻关，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要结合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建设一批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积极的引导。重点支持农村种养大户、种田能手、农村专业化生产基地，促进农业生产向企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要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深加工水平，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工转化是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产品增值增效的有效途径。每个加工环节都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转化都是一次增收。据有关资料证明，农产品一次加工可增值5%，二次加工可增值10-20%。与此同时，应研究推广先进的储藏保鲜技术，打好季节与时间差，实现设备现代化、技术先进化、产品标准化，拉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创造条件，把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研院所、农村科技大户和中介服务组织推向市场经济前沿，使龙头企业成为有为纳科技人才、转化科技成果、推广先进技术、开发高新技术的主体，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地带动农村科技水平的提高。同时，要实施品牌战略。对各地名、优、稀、特、新、奇农产品进行全面调查和资质认定，颁发证书，注册商标，并通过新闻会等形式把名牌产品打出去，推向市场。要加大对名牌产品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产品结构调整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要尽快制定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使农民按照一定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减少生产的盲目性。
第三、要培育产业组织体系。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产业组织体系向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务把农民与市场联结起来。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格局。
二、尽快形成开放、竞争、多样、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多年来，农产品市场流通不畅一直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进一步把市场搞活，才能保证农产品价值的实现。
一是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在充分利用农村现有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要培育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建成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积极组织各类农副产品的展销促销活动，努力探索连锁经营、产销直供、配送中心等新的流通方式。随着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要深入研究国外农副产品需求情况，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依靠质量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必须按照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不但要避免“有市无场”，还要避免“有场无市”。要放开政策，通过引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吸引企业、个人、外资等参与农产品市场建设。同时，要加强农产品市场的管理，打击欺行霸市、压级压价、恶性竞争行为，坚决制止“三乱”，保证农产品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健康地运行。各级党委、政府要转变观念，克服重生产轻销售的倾向，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从总体上把握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趋势，不断拓宽市场。
二是要大力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流通组织。国营商业，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方面的作用。要大力扶持发展农村流通合作组织，尤其是大力支持农民个体或合伙创办流通企业，引导他们加入经纪人和个体运销队伍。在管理上，应以放开搞活为主，同时加强对各种流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引导他们合法经营，加快发展，要逐步建立起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村流通体系。
三是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用准确的信息指导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出现的农产品结构性、区域性及季节性过剩问题，与销售信息不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把建立上下通达的农产品信息网络作为开拓农产品市场的大事来抓，上与国际国内市场接轨，下通千农万户，真正使农民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减少生产盲目性。在信息网络建设上，要充分利用农业及有关部门已经建立的农业信息网络，做好农村信息管理、收集、分析和工作。
三、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农村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少是我加的基本国情。如果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的。据有关资料分析，从1990年到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总人数逐年增加，到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4亿多。由于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中近2/3的纯农户增收困难。因此，通过加速农村的小城镇建设步伐，带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可逾越的一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首先，要加快县城和中心城镇建设。要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改革和完善小城镇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形成与大中城市协调配套的小城镇群体。要在审批、户籍、迁居、收费、贷款、经营、就医、上学等方面大开绿灯，真正让农民进城兴业。
其次，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造成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农村工业化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路子，从长远看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四、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发展
乡镇企业20多年来一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乡镇企业，一是要改制搞活，解决“二国营”的问题。二是要依靠科技，开发创新，加大技改力度，优化产品、规模和布局，引导小企业走专、特、精的路子。三是各级政府要从融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人才交流、信息交流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使乡镇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四是要加强生产、成本、财务、人才监管，提高乡镇企业的经营水平。
五、积极扶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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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推动温县“四大怀药”的发展和工农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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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美国根据《农业信贷法》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提供信贷资金和服务,并通过信贷活动调节农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贯彻实施农村金融政策,控制农业发展规模等。主要包括:①农民家计局。其任务主要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②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其任务是对农村非盈利的电业合作组织和农场等发放贷款,用于架设大型电线、组建农村电网、购买发电设备以及电话通讯设备等。③商品信贷公司。其职能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借以提高农民收入。这种通过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地方机构或生产信贷协会向农户提供农产品抵押贷款,从销售和生产方面实行政府干预,增加农场经营收入。④小企业管理局。该局的主要职能是专门为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援助,以促进、帮助小企业发展,维护小企业利益。所谓小企业是指进行独立经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企业,如农产品收获储存,为农场管理、土地规划提供服务的经营性企业等。
（二）日本农业政策性金融
在日本的农业金融中,除存在大量的具有民间互质的合作金融机构外,还有由政府组织、推动或直接办理的政府金融机构。政府农业金融机构由政府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干预,如提供贷款资金、补贴贷款利息、补偿损失和债务保证等,确保其顺利贯彻政府的既定农业经济政策。
日本农业中的政府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资金来源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一般会计和产业特别会计历年所拨入的预算资金;一部分是向资金运用部、简易人寿保险及邮政年金等处的借入资金;还有一部分即为以贷款回收款为主体的自有资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贷款业务,主要是向森林渔业的公共事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贷款一般由公库直接贷放,或委托合作金融系统贷放。就其提供的农业贷款来说,有土地改良贷款、农地购置贷款、综合设施贷款、农业结构改善贷款和自耕农维持贷款等。
（三）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实施绿色革命,以推动现代化农业技术为中心,辅之以农业信贷、财政补贴、价格支持等措施支持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也逐步发展和完善。主要包括:①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该行成立于1982年,是当前印度最高一级的农业金融机构,是印度有权监督和检查农村合作信贷机构、地区农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资助商业银行的农村信贷活动。②地区农业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地区商业银行不追求盈利,不是按商业经营原则办理业务,主要建立在农村金融机构较为薄弱的地区,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活动;贷款主要发放给生产急需的贫困农民,除提供与农业生产发展有关的农业信贷,还提供其所需的消费贷款;目前农业银行已成为印度不发达地区贫困农民得到开发贷款的主要渠道。③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印度1963年建立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主要向各种农贷机构提供中长期农业发展信贷资金,接受和管理国外农业贷款援助资金。该机构主要为大型农业基础项目提供贷款,其中以水利贷款为最多。其资金来源中50%以上为外资,该机构同时对农贷机构信贷活动进行监督。
（四）法国农村政策性金融
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其特点是“上官下民,官办为主”,既承担普通的农业贷款业务,由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的项目。它由三个层次构成:最高层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它是会计独立的官方金融机构,也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负责协调省辖基层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业务,分配管理资金,并可办理转账、投资等业务;基层是到访农业信贷互助银行,主要负责吸收和管理活期存款及储蓄基金,由个人及成员入股组成,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它主要资金来源于其在农村由机构网络吸收的存款和发行债券。资金运用主要有提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普通和优惠贷款,此外还向农业经营、乡村公路建设、农业组织等与农业有关的项目投资,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二、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经验特点
1.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广泛,主要有政府资金、发行债券、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邮政储蓄资金、向国外借款等方式。①政府资金。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由联邦政府出资。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是国家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投入财政资金组建的。②发行由政府担保的债券。如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发行的统一债券。这种做法可以适应中长期的资金需求,又有政府的担保,常被视为一种政府债券,很受欢迎,筹资能力较强。③向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做法还比较普遍。对于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一般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放或充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作为中央银行行为规范化进程的一部分。④少数机构吸收存款。比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吸收活期、定期、储蓄存款。⑤邮政储蓄资金。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资金和邮政简易保险。
2.十分重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和政策性金融的互相补充。有的国家既重视政府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又注重利用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实行官民并列模式。如美国在全美十二个农业信贷区,都有一个由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组成的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还有由美国农业部直属的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和农业电器化管理局组成的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有些国家甚至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互助合作性质金融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是一种“上官下民”的所有制模式,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公有性质的,由政府所有,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实行自治,有自己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权力机构。
3.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保障,如早在19世纪,法国政府就颁了《土地银行法》;1963年颁布了《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法案》。目前,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对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监管严密规范。如美、日关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有美国的《农业信贷法》、《农产品信贷公司特许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关于农业信贷、信用保险的专门法律有农业信贷法、农业信用保证、保险法等。同时,在政策上提供许多优惠,鼓励和保护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具体如减免税收、注入资金、利息补贴、损失补贴、债务补贴以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来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4.各国都把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作为金融政策性支农的一个重要举措。各国都认识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化解转移农业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其对发展农业保险均十分重视。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自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以来,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出政策并与私营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并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的四个阶段。而法国是典型的私有化主导型农业保险国家,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印度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互助合作性质,从1974年～1975年开始,印度综合保险公司试办农作物保险,推出了农作物保险试行计划。
三、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来源较为单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资本金、发行金融债券、财政支农资金、中央银行再贷款、境外筹资、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业单位的存款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拨资本金较少,仅为10亿元,其余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划转的资产和财政退税转增的资本金。资金不足,然而其来源除资本金和吸收少部分企业存款外,主要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资金来源与所承担的任务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二）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较为狭窄
从1998年开始,为了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从农业发展银行划出,其职能变成了单一的粮棉收购银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粮棉市场全面放开,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贷款规模明显下降,业务单一的问题愈发突出,在2003年、2004年粮棉油贷款分别为6809.77亿元和7104.26亿元,占当年农发行贷款总额的99%。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的单一导致其难以扩大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对其他涉农产业如农产品科技研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三）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经营困难重重
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扶持,也离不开资金的回流。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性,地方企业对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落后等原因,农发行的贷款难以回收,信贷资金流失严重。再加上农发行办公费用的快速增长及机构规模的日益臃肿,高成本与低经营利润的矛盾使农发行的发展步履维艰。
（四）农村保险业支农功能不健全，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分散风险的需要
目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国外的由政府主导、各种金融机构参与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未建立起来,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的风险也很难分散。
四、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对我国的启示
（一）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目前,我国农发行的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央行再贷款形式。央行目前正努力试图改变这种资金供求体制,以切断政策性资金需求与央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保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提供给农发行的再贷款,已由1997年的8167.79亿元调减为2005年年初的5699亿元。从2004年7月开始,农业发展银行首次以市场化方式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截止到2005年9月,累计发行17期金融债券,共筹集资金1901.7亿元。此外,利用政府担保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获得低息优惠贷款,从而降低资金成本。
（二）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运用
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泰外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显得不够灵活,主要还是支持粮、棉、油收购和一小部分的扶贫、开发贷款。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必要学习国外经验,随市场变化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内容,在缩减粮食收购资金金融支持的同时转而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较大比例地提高对农业开发、生产、产业化服务等的贷款比重,对经济与生态能协调发展的农、林、渔业等一些获利能力较低的生产经营项目给予低息贷款的支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农村政策性金融法规，完善监管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必须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在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的同时,明确界定其与政府、央行、商行、企业等各方面的关系,摆脱外部客体超越法规的干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资产的安全。有关法规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二是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主管部门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这类法规是国家专门法的补充和具体化,如贷款项目评估办法、贷款审批收放程序、贷款风险防范和管理办法、委托机构资格和职责规定等。要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就应建立多元化、全方位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管体系,突出中国银监会的权威性,完善中国银监会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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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全区范围内农药、种子、化肥的生产经营登记和监督管理工作，受理种子、农药、肥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代行处罚职责，对违章行为给予罚（没）款处理。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依法打击农业产业产品和主要农资产品的假冒伪劣行为；会同有关部门对农资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律程序和标准进行查处。
1 嘉祥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现状
嘉祥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是经县编办批准成立的，属事业性质，股级建制，隶属县农业局领导，经费实行全额预算管理。近年来，全体农业执法人员，按照上级领导和业务部门的部署，结合县级实际情况，确定了农业执法工作的重点是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执法大队以保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农村社会安定的大局为出发点，严厉打击各种坑农害农的行为，严肃处理违法农资案件，深入扎实地搞好农资市场的整顿和规范工作。
2 嘉祥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执法队伍办公经费不足，办公条件落后，执法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嘉祥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依法开展的业务工作，属于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行政行为，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执法罚款收入均全额上缴财政国库。目前大队共有执法人员6人，执法车辆2部，配备的摄像机、照相机等取证设备和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多采购于2009年前，设备不仅落后而且数量不足。面对当前涉农违法活动增多、犯罪者作案手段变换的形势，现有力量和设备配备明显不足，使违法行为难以取证，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或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够，完成千头万绪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任务比较吃力，从而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和时效性。
2.2 农资市场秩序乱，从业人员多、素质低，执法工作难以全面覆盖。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县及下辖各乡镇、村庄的农资市场发展均十分迅猛。由于农资市场进入门槛低，经营农资的多为个体经商户，从业人员数量多也相当复杂，且绝大多数是企业下岗职工和社会闲散人员，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农资生产、经营、使用常识一知半解，从业素质偏低。少数利欲熏心的不法商户和个人，为了盈利不择手段，不把心思用在熟悉行业信息知识、服务农民群众上，而是用在钻研隐蔽违法行为、更新违法手段上，有的甚至篡改伪造农资经销台账，以小恩小惠引诱农民放弃索取购买凭证票据，以达到掩盖违法违规经营农资的行为。同时，由于农业执法队伍不健全、力量不足、设备不力，很难实现对县、乡、村庞大农资市场的全覆盖。
2.3 执法人员缺少专业培训，业务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 随着新的农业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增加了一些新的执法内容和工作层面，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覆盖面更广、技术性更强。而目前的执法队伍由于人员不足的问题突出，需要全员常年奔波于县、乡、村之间，工作压力大，任务繁重，没有时间和精力主动去学习新的法律法规。而缺少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培训，执法人员在查处案件时，对接触到的有毒物品认识不足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现象时有发生，与违法者矛盾突出导致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隐患依然存在。因此，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
3 加快县级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的对策
3.1 提高认识，增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农资质量安全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安全，农业生产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农业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农业生产健康、安全、持续、有序进行的基础条件，实施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是服务“三农”的迫切需要，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执法人员的重要职责。作为农业执法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农业执法工作的政治使命感和执法责任感，认真落实《农业法》等法律法规，充分运用法治手段，紧紧围绕“打假、护农、保农、增收”的目标，加大市场整顿力度，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2 提升素质，扎实搞好执法队伍建设。执法队伍是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的实施主体，执法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搞好执法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抽调精干力量，把现有人员中熟悉农业法律法规、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公道正派、群众认可的同志吸收进执法队伍，专职从事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另一方面要定期组织业务培训，积极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各级执法培训，提高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水平、业务知识水平，强化执法素质，确保所有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都能做到严肃纪律，严格程序，规范动作，确保农业执法活动能够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农民群众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