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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选教学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也是教师对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的基础保障。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如果教师没有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没有让学生找到学习的乐趣，学生就不会提起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无法对所学知识进行有效了解和掌握，而无法对知识进行了解和掌握，即使出现迁移，学生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因此，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激发其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在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想要成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找到学习的乐趣和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其最好的就是在教学时对信息技术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选择。教师所选教学内容，既要具有实用性又要新颖有趣，使学生集中精力于学习和实践操作上，在边学习边应用的过程中加强对知识的掌握。在此过程中，教师所选教学内容要能够主动引发学生进行迁移式学习。比如，在对PPT、Word、Excel以及FrontPage等Office办公软件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都设计到“插入”和“超链接”的学习，而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先对Word操作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都会对其进行讲解，学生已对其进行掌握。因此，在对PPT、Excel等进行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对Word中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学习迁移理论进行教学，使学生能够在进一步对Word功能中的“超链接”和“插入”进行掌握的同时，也自行学会PPT、Ex⁃cel等办公软件中的相关操作。
（二）营造和谐的竞争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学生所拥有的求知欲望越强烈，其在学习过程中对迁移理论的应用效率就越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对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行有效激发。而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最佳方式，就是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和谐的竞争气氛，通过和谐竞争，来激发学生心中的竞争意识和优胜意识，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引导或者暗示，去激发同学们内心的竞争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起与其他学生的无声竞争，以此来迫使自己加强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为了能够对学习迁移理论进行有效应用，教师还应该通过巧设问题情境，有意识对学生所学过的知识进行引导，使其与学生新学知识进行引导，进而加强学习迁移理论的应用。比如，在PPT、Excel等的学习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对Word中知识进行应用和联想，进而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让学生们进行自主学习，不断提高学习效率。
（三）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的教学
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学生只有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进行充分掌握之后，在学习中才能够通过迁移理论加强对新知识的学习。因此，在对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应该不断加强对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的教学，进而在原有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教学中引出新知识和操作方法，在新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中，加强对原有知识和操作的迁移应用，突出新旧两种知识的内在联系，比如，在学生对PPT、Excel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将其与已经学过的Word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进行；如果学生对Word基础知识和基础操作掌握比较牢靠，就能够将其活用在PPT和Excel中，不仅能够加强对新基础知识和操作的学习，还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原有基础知识和操作的掌握，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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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计算机硬件学习过程的
3个阶段计算机是由硬件、软件系统构成的复杂数字系统。硬件教学的目标在于数字系统的设计。EDA（elec－tronicdesign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将传统的手工布线式电子电路设计方式改为计算机自动地完成。设计者完全从系统布局、器件连接布线、调试与仿真等工作中解放出来，工作重心集中在设计上，即从系统分析、算法、协议等开始利用设计数字系统，具有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对硬件结构和工作方式进行重构特点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使得硬件的设计就像软件设计一样便捷。在虚拟仿真实验环境中，如果没有器件管脚、信号、布线、电路图等基本概念就直接面对EDA设计数字系统，也会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跨度太大而无从下手，难以应付，根本谈不到理论的应用，更谈不到对学科的认知。依据教育部计算机教指委制定的专业指导规范，IEEE－CS及ACM指导计划，硬件课程设置包括“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成”、“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接口技术”、“计算机维护”、“计算机体系结构”。要求结合数字电路的发展史，遵从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原则，将3个学期要求的能力培养目标按抽象化程度分成3个阶段实现，依次是：要求学生掌握数字系统的电路原理图设计；利用可编程逻辑器件软件化设计；利用集成芯片实现设备扩展。这3个阶段分别对应数字系统设计的3种方法，虽各有特点但互不冲突，原理图非常直观，便于学生建立硬件系统的感官认识和体系模型，有利于组件式软件技术开发的转型。
2基于学习迁移的计算机硬件教学改革
计算机硬件教学要求学生利用软件技术设计出能运行自己系统的计算机。这个任务要求学生自主完成，通过学习迁移，激发学生的潜能。学生自主完成学习的迁移，需要对计算机硬件教学进行改革
2．1以学生“计算思维”为核心的教学体系构建
计算思维强调的是计算模型的抽象以及计算过程的自动化，因此，硬件的“计算思维”也就体现在问题求解的部件及计算模型建立和自动处理序列的实现。这种能力的迁移离不开科学的教学体系支持，离不开教学过程诸要素，也离不开知识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效果评价的有机结合。第一，授课前，细化课程间的教学脉络，抽象出技术应用模型、问题求解可计算性模型和规范化的方法论，突出教学层次性，修订了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第二，授课中，规范课堂教学中选用的例子，将抽取的数字系统设计与分析的方法融入每一个实例，有意地训练学生硬件级进行问题描述、设计算法、评价结果的能力。实验教学中，开发实验素材采取验证性与设计性实验并举的教学模式。验证性实验引导学生掌握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熟悉开发工具；设计性实验以项目驱动模式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文献，自己设计选题，写出设计方案，编写具体代码，自己调试并解释运行结果。第三，考核中，实验与综合题目相结合，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
2．2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学习迁移理论为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积极主动、自我迁移的过程。在教师的教授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积极参与知识传授的过程和学习迁移的过程，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点，进行正确的迁移。
2．3注重实践教学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是把学习的知识、技能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解决问题，计算机硬件课程要求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技能迁移到实际系统的研发中，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以数字逻辑课程设计为例，首先，选取的题目全部来自现实生活，如多功能计算器、交通灯控制器、空调控制器、洗衣机控制器、自动售货机、电梯控制器等。其次，明确要求底层用硬件描述语言实现，顶层采用原理图实现。第三，指导教师督促学生按照软件工程的思想规范化地开展工作，从需求分析、功能模块划分开始明确任务、解决步骤、部件设计、原理图设计和成果验收。最后，学生撰写实验报告。
2．4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
学生学习效果一方面来自实验的成功，另一方面来自教师客观、积极、肯定的评价。鼓励学生去挖掘自身的潜力、克服学习的困难是教学的首要基本点。科学的评价机制在客观评价学生能力的同时应鼓励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中，采取理论考试、实验报告、科技作品等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评价策略，同时融入形成性评价并及时反馈给学生，通过学习态势的感知进行学习调整。
2．5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堂
第一课堂是基础知识的积累，第二课堂是基础知识的拓展与运用。计算机硬件的学习应当把课堂知识迁移到各种技能竞赛、作品设计等活动中，依托第二课堂的活动，为学生的技能展示提供一个平台，学以致用，用以创新。只有让学生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才能达到学习迁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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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搬迁工程的目标就是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实现新馆全面开放，具体工作包括：搬迁前总馆、分馆部分图书的磁条更换、所有图书的打包、设备清点整理；搬迁过程中总馆分馆图书、设备的整合；搬迁到馆后的图书上架整理、设备安装调试、家具摆放到位等等一系列复杂工作。根据搬迁项目的特征，成立以图书馆馆长、图书馆部门主任、图书馆工作人员、勤工俭学学生为主的图书馆搬迁项目组。
项目组分为几个子项目组，部门主任作为各子项目的项目经理，根据具体任务分配子项目组成员，打破常规状态下按图书馆业务流程实行的职能组织模式，使各职能部门按照搬迁项目要求进行人员重组，组成临时的团队，原有的业务职能让位于搬迁项目，形成5个子项目组，加强子项目组之间的横向沟通，通过各子项目组的工作进度的管理，保证搬迁项目的总体进度。所有子项目组人员由子项目经理直接管理，各子项目组经理由项目经理———馆长统筹协调管理。按搬迁项目不同阶段，将项目划分为搬迁前准备和搬迁及搬迁后整理两个阶段，项目经理和子项目经理始终不变，根据不同阶段任务对项目团队成员进行适时调配。
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阶段，在项目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项目计划规定了谁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该用多大代价做到什么程度，是项目团队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项目执行与监控的依据，也是项目收尾的依据。因此项目计划是对项目任务或工作进度进行计划并安排一个可操作的进度，以确保实现项目目标的阶段。项目计划包括工作分解（WBS）和项目进度计划。
（一）搬迁项目分阶段工作分解（WBS）
WBS（WorkBreakdownStructure）是项目中所有工作的逻辑分解和层级结构。主要是把一个项目整体分解为易于管理、控制的若干个子项目或工作任务，是制定项目进度计划、确定项目资源需求的基础。通过对图书馆搬迁项目的两个阶段的任务做详细分析，按不同阶段工作分解结构，把图书馆搬迁项目分解为可执行的、具有先后顺序和层级结构的最小单元任务，并将其分别落实到5个子项目组。
（二）项目进度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就是确定项目活动的起始和完成日期。它是在工作分解结构的基础上，对项目活动进行一系列的时间安排。通过项目进度计划的制定,可以列出所有要执行的工作任务、各项任务之间的关系、完成各项任务预计的时间及各项任务的相关责任人，其目的是控制项目的时间，在实施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保证项目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们利用MicrosoftProject制定项目计划，并将其保存为初始“比较基准”，作为下一步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计划调整的参照。
首先，定义项目基本信息。根据图书馆搬迁项目的要求，定义项目开始日期为2009年2月23日，项目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定义常规工作时间，项目从开始日算起，向后排定工作日程。
其次，按照WBS分解任务表把子项目及相关的工作任务输入MSProject新建项目文件的任务名称栏中，进一步形成大纲式的详细WBS。
再次，确定任务间的关系。根据WBS得到的各项目任务间的逻辑关系和层结构，确定每项任务的工期、开始时间、完成时间和项目之间的链接关系及各子项目的责任人，制定初始的项目进度计划，形成项目进度计划明细表及甘特图。甘特图通过活动列表和时间刻度形象地表示出项目的活动顺序与持续时间，可以直观地表明任务计划在什么时候进行以及实际进展与计划要求的对比，并能用于评估工作进度。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的过程就是把项目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实施项目计划包括项目执行和项目控制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按照项目计划控制工作进度、配置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要定期将实施过程中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进行分析比较，根据实施情况不断更新进度计划，以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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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即合同的签署。它在商务交往中，被视为一项标志着有关各方的相互关系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及为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或抵触而达成了一致性见解的重大的成果。因此，它极受商界人士的重视。
在商务交往的实践中，尽管君子协定、口头承诺、“说话算数”，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作用，但是更有效的取信于人、让交往对象心安理得的，则是“口说无凭，立此为据”的文字性合同。
商务合同，是指有关各方之间在进行某种商务合作时，为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正式依法订立的、并且经过公证的、必须共同遵守的条文。在许多情况下，合山又被叫作合约。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所说的合约则是指条文比较简单的合同。在商务往来中，带有先决条件的合同，如等待律师审查、有待正式签字、需要落实许可证的合同，又被叫做准合同。严格地说，准合同是合同的前身，也是最终达到合同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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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中西文化由隔膜而冲突,这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出现了向西方文化趋同的情形;另一方面,非西方文化的民族担心本民族文化特有的文化特性被西方文化的趋同化所湮没,纷纷强调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凸显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同样的在一元和多元并存的状况下,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而实现“文明的和谐”,对于中西方伦理学来说当然需要的是对对方的了解与沟通。下面我们就从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中西伦理学价值取向及中西伦理的思维方式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中西方伦理的异同。
一、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的异同
在讨论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之前,我们可以先介绍下在中西伦理学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几个概念。中国传统伦理学有仁、义、忠、恕等范畴,一般认为,“仁”是中国伦理,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者,二人也。”“仁者,爱人。”中国伦理中的“仁”的基本含义集中在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实践就是爱人。儒家爱人的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爱人是有等级差别的,是有特殊性的。从这个“仁”来看,我们的儒家伦理是私德,而且传统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私德。而在西方伦理里更多的是强调公德。人是抽象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是规则、制度和法律将他们联结为一个公共的团体。所以在他们的伦理范畴里根本就没有“仁”这个概念。
同样有很多西方伦理学强调的重要概念我们中方伦理里面也很少论述到。例如正义、友谊、健康、节制等等范畴。在西方伦理学中“正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范畴。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无论是在西方伦理学界还是法学界“正义”一词都是核心范畴。而在我们中国伦理学里面“正义”这个范畴很少讨论到。
通过讨论这几个在中西方伦理学分别占有相当地位的范畴我们可以知道中西伦理学范畴体系的第一个差异,那就是范畴本身完全不同,即使在最简单的称谓上都不同。而第二个差异表现在即使范畴称谓相同,但却往往具有差异的内涵。所谓差异的内涵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的内涵具有某一种一致性,但也有很大的不一致性。在中西传统伦理学上都研究诸如“善”“公平”“节俭”等概念,以及“勇”“智”“中庸”等概念。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虽然采用相同的概念,其实内涵具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善”的范畴。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还是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善”都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质。就此而言,它们是共同的。不过它们在共同之中又存在差异。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家一般只是在讲人性的时候,具体讨论“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很少对善本身作专门的探讨;同时,中国伦理学所谓的“善”的内容,就是包括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在内的道德品质,似乎这些在中国传统伦理学里面是不用研究的内容。而在西方伦理学界,“善”始终是一个需要界定和研究的概念。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既然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不仅对于不同的人,而且对以同样一种人(如对朋友),可以是善行也可以是恶行,因此,具体的有条件的善行是不真实的,只有一般善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善行。“善”这个范畴只是众多不同里面的一个,例如“智”“中庸”都在中西伦理中具有不同的范畴内涵。
第三,中西伦理学范畴的特征不同。中国传统的伦理范畴首先是需要处理人们之间的宗法亲缘关系,比如在“仁”爱上,我们前面论述过中国伦理的仁爱是有等级秩序的,那么在仁爱上我们应该先爱谁呢?在我们的“小家”上我们应该先爱家长,在国家这个“大家”上我们应该先爱君主。爱家长我们被看作是“孝”,爱君主我们被看作是“忠”的,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这一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伦理范畴特征有“私人”的特征。而在西方需要处理的是人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强调的主要是一种“公共”特征。西方伦理更多地是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本体性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抽象,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从而淡化“家庭”的范畴。这种不同的范畴特征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现在的中西方的生活方式上,我们更强调家国观念,而在西方更强调个体的私人概念。我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私德较好,公德较差;西方人公德较好,私德较差的历史原因了。
二、中西古代伦理文化背景的异同
比较完中西伦理的范畴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下中西方伦理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古代思想家们都曾经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群体与个体、道德与利益等多对矛盾,以指导人们做出适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中西古代伦理文化的主体具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众所周知中西古代思想家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重义轻利是中国古代伦理文化最为显著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人作为一种有道德的理性动物,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差别,“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数,则近于禽兽”(《孟子•腾文公上》);“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其中有一种实现自身道德价值的精神需要最为重要,“生吾所欲也,义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王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普遍重义而轻利,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生活,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西方古代的思想家们也认为: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人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感性,理性高于感性,故而他们或是要求人们克制物质欲望,发展理性,“过智慧的生活”;或是要求人们首先并且主要是注意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或是主张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以回归到理念世界之中,使灵魂得以安宁;或者提倡通过娱乐的方式再塑人的精神,获得精神的满足等等。所以,轻物质生活、重精神生活亦是西方古代伦理文化的一种传统观念。近代以来,虽然西方古代的这一思想传统受到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的批判和扬弃,但它仍然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潜在地影响着西方的伦理观,不断激励着后世的思想家们,使之“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始终不渝。
第二,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既是中国的伦理传统,也是西方古代伦理文化的思想主脉。中国古代大加弘扬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视为家,宣扬“家天下”,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体是昭天著世的,这里勿庸赘言。在古代西方,柏拉图认为,个人利益随着个体被当作立法者管理国家的工具而丧失;在马可•奥勒留那里,个人利益需要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在伯里克利那里,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个体利益,最终还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而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则把国家利益置于超乎一切之上,并以此作为判断人的德性是否崇高的价值标准。因此说,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是中西古代伦理文化普遍的主导观念。究其根源,最主要的一点是:人是理智的动物,人具有杰出的社会性。人的理智与社会性决定了人在肯定个体利益的同时,必须把人的整体利益作为最根本的价值依归。
三、中西伦理的价值取向的异同
我们知道,用一定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所有伦理学的共同目的,这些道德原则规范的对象不仅包括个人的行为,而且包括组织的行为。因此,所有的伦理学都必然存在特定的价值取向。这是他们共同目的决定的必然选择。概括地说,中西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差异在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更偏向个人,更加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且喜欢通过个人德性的发展来发展社会正义,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而言,西方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则侧重社会,或者说整个集体。它们更加强调社会体制的道德基础,并且喜欢通过社会正义的整体发展来确保社会道德的发展。
前面我们探讨中西伦理范畴异同的时候谈到过中国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反映和规范宗法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伦理学重点规范对象是个人。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忠和孝,都是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目的是要培养个人的高尚德性。而且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把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建立社会正义相结合,通过个人道德的培养促进社会正义的生成。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也要把我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于建立正义社会的实践中去。例如《大学》里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条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王道”之路。这条“王道”之路也就是我们说的“从个人德性到社会正义”的道路。我们必须先具有高尚的如正心、诚意、修身等道德品质后,才能建立正义的道德天下。
而在西方则与中国传统伦理学不同,在上面我们也谈到过西方传统伦理学的范畴主要是反映和规范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强调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公正成为伦理范畴。在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伦理概念。就是在于它规定着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公共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这个出发,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正义社会推出普遍的伦理。他是想通过建立正义的社会来使人们过上合乎伦理合乎正义的生活。这与我们中国传统伦理学从个人德性来推出社会普遍的伦理是相反的。
从现实社会我们也能看出这种中西传统伦理学价值取向所造成的不同。在西方他们是通过个人“契约”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更进一步地确保人们的各种权利,例如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等。这也是西方社会今天能走在法制社会前面的原因。而在我们今天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了很多,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人治的氛围还是很浓的,在中国讲人情还是第一位的。在这我们也讲到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是还不够,无论是中国学习西方还是西方学习中国,都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就造就了我们中西伦理的未来走向。
美国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在分析儒家伦理道德弊端时指出:儒家传统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没有把中国带到西方的,以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科技高峰、民主制度以及个性解放所唤起的灿烂文化。同样中国的儒家伦理也没有把西方带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社会中。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说的中西方都在互相学习着。总括以上,儒家伦理道德虽然没有有效地促进器物文化的发展,但却有利于社会的和睦;西方道德虽然推动了器物文化的发展,但却使人和社会处在分裂的窘境,着眼于全球性社会的到来和人类的持续性,我们的家园既需要发展,又需要和睦。因此,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来看,未来中西伦理文化的取向应当是,中西各自吸取对方道德文化的优秀之处,努力克服自己道德中不利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弊端,走中西道德文化融合的道路。
四、中西伦理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平常生活当中当我们中国人和西方面对同一个问题时,西方人总是会问:如何解决,你是怎么看的?你为什么是这样想的呢?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是自己随意说的,没有认真想过,经西方人这么一提醒,才发现自己的思维不是很严密的,有时候感觉只是一种直觉罢了。这就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当然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在我们伦理学理论中是否存在这种差异?而这种思维差异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下面我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西方伦理学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强过中国传统伦理学。伦理学中有一对范畴在中西方的伦理学中都同样的重要,那就是“义”与“利”这一对范畴。在中国很多的伦理学家都对义利问题论述过,而且都提出过自己的义利观。在义利观上有坚持义重于利的,也有主张利重于义的。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的持有者,他们的论述都是“断言多于论证”。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的“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但是,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义利”持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观点,特别是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而非那样的观点的理由何在?我们会不会有逻辑的困难?好象我们中国人不太想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是缺少应有的逻辑分析和非常严谨的逻辑论证的,有些时候有也仅是简单的方式论证。而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功利论者还是道义论者,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详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进行十分严格的逻辑论证。例如,功利论伦理学家虽然一致坚持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最大的快乐就是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但是,由于他们重视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因此,他们也会不断地弥补以往功利论者已经遇到的理论困难。正是这种逻辑性的发展,整个功利论的理论才会表现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伦理学中没有表现,从孔子到二程、陈亮他们这都还和原来差不多,很难在历史延续中各种连续出现的理论之间找出必然的逻辑联系。
第二、西方传统伦理学比较重视科学的思维及量化研究。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还是西方传统伦理学都有自己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说过“美德就是知识”。休谟说过“道德的知识也是实在的,因此,道德的知识和数学是一样可以有实在的准确性的。”我们知道西方伦理学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西方伦理学更多的是关注自然,这样也就形成了西方伦理学深厚的科学背景。实际上在西方,伦理理论就是包含科学知识理论在内的一般的知识理论,甚至实质就是科学知识理论,所以在建构伦理学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毫无疑问需要进行科学的思维。而在中国,伦理理论就是伦理理论,它们绝对不是科学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里面,伦理学的地位远非自然科学可以比拟,伦理学属于显学中的显学,而自然科学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既然伦理理论不是科学的知识,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建构上我们很少能看到科学思维的影子。
从上面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西伦理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在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比较重视科学思维,因此注重逻辑推理和量化研究在建构伦理理论和评价伦理行为的作用。而中国传统伦理学则不太重视科学思维,因而也就不太重视科学思维、逻辑论证及量化研究在建构理论和评价伦理行为中的作用。
五、中西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功能的异同
无论是中国伦理学还是西方伦理学,道德在自身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认知、批判――辩护、协调――聚合、激励――进取等四大功能。但不同的是这些功能在中西伦理文化中分布不同,在中西两种价值取向上在实践层次上的表现不同。首先所谓道德的认知功能,是指道德是人对自己以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关系的认识的结晶,道德通过善恶或相应的一系列对立范筹,给人们提供关于现实社会的关系、状况的知识,关于构建合适的生存环境的知识以及关于生活的价值与目的的知识。个人可以通过它,使自己克服自我的局限,超越一己之囿,去掌握全人类的经验。其次批判――辩护功能是通过道德评价的方法,把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判定为有利或有害、公正或者是不公正的,调动主体根据这个评判去变革或维护某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再次所谓协调――聚合功能是指社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但社会一旦产生,就会出现直接属于社会自我维持的种种需要,例如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聚合、人们活动的彼此协调。它根据一定准则,通效教育、评价、指导、沟通等特殊手段,对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子集体与母集体以及平有集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使既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同时又有着对起码生存条件共同需求的各种人、各种层次和性质的集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某些价值或规则,以保证人们不致因彼此利益的差异而在无休止、无规则的纷争中导致社会瓦解。最后所谓激励――进取功能则直接指向于人自身生存斗争的需要以及创造性地发挥自身潜能以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激励――进取功能主要通过对智慧、勇敢、自信、坚韧等富有力度和搏击精神的个人品质的提倡,为人的潜能建设性地释放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活动中提供方向,同时也给人的自我实现以推动。
在中西方伦理学领域内道德的四大功能各有各的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独特作用,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相互凭借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一种健康的伦理文化应使道德各功能可持续协调发展。假如某种功能畸形特别发展,而别的功能趋于萎缩,而其他各功能间所具有的互为条件的内在联系,那种畸形发展的功能也将失去道德价值,甚至走向道德的反面,更严重的是走向社会的堕落。以上是中西方伦理功能的共同点。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西伦理文化功能表现出巨大差异。众所周知西方伦理文化有着不断变化的发展流程。在其发展的每个不同阶段,道德功能的发挥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比如,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文化在道德诸功能中强调协调聚合功能和辩护功能,贬抑激励进取功能、认知功能和批判功能。于是,仁爱、谦虚、服从、信仰、克制被尊奉为最高美德,而个性的张扬和舒张和人的理性精神的宏扬却成为了善的对立面,成为恶的表现。在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近代伦理文化以全面表现人的本质力量为理想,一反中世纪对道德的认知、批判、激励进取功能的废弃,又把这些功能提到了首位。这种变化是以理性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崛起为标志的。新的伦理文化造就了新的时代氛围。个人理性精神以及使个人生命力和意志力充分表现的竞争活动受到肯定和鼓励,相反,盲信盲从者被耻笑,疲于进取、生命力萎缩者受蔑视。这种新的道德观念使个人的潜力和个性得到了张扬舒展,当然社会的发展也获得了动力。但是近代伦理文化在矫正中世纪的偏向中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反面,产生了忽略道德协调聚合功能的倾向。竞争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许多人在竞争中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致使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弊端。18世纪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克服自身弊病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理性资本主义。它在伦理文化方面表现为在弘扬道德的激励进取功能的同时,并重其协调聚合功能。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步的是,西方还发展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律系统,以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区别和补充来共同实施对社会生活的调控。法律主要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道德主要涉及人的内在人格,法律可以在道德不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道德则可以触及法律触及不到的范围。道德因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伦理文化功能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历史的状态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样一种稳定的结构难于被改变,所以这样一种结构赋予伦理文化一种异乎寻常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中国伦理文化在两千年中具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特点,这就是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以秩序为善的本质规定以及为这两点所决定的道德功能的片面发挥。中国伦理文化一向重协调聚合功能,而忽略激励进取功能,重道德维护既定秩序的功能即辩护功能,而轻视甚至排斥道德的认知、批判功能。极端重协调聚合功能轻激励进取功能集中体现为“贬力崇德”的传统和克己自制、爱有差等以及视听言动非礼莫为的说教。认知功能被漠视则表现在只要求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服从,而不提倡这种服从须具备理性认识和选择的基础。道德虽并非全然不发挥对社会的批判功能,但至少这一功能很少有表现在对仍然有力量但却已趋没落的旧有社会关系的批判瓦解上,相反它主要发挥于对新事物的道德非难上。这正与片面强调道德对既定秩序的辩护功能相适应。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及伦理文化的稳定性使道德一部分功能的膨胀和另一部分功能的萎缩形成一种固定格局。中国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则又把道德抬到了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使之在社会调控系统中居于中心,把中国社会推入到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依附于道德,成为执行道德的工具,形成道德法律一体化的传统。甚至道德有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是中西方伦理功能的异同。
从上面我们分析的中西伦理学的五大点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传统伦理学各具有优势和劣势。中国伦理学需要西方的科学思维和逻辑论证的介入,西方伦理学也需要我们传统伦理学对个人道德培养的方式以及对“仁”对“和谐”等范畴的重视。所以中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伦理智慧,并且都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起过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一旦我们能够优势互补,扬长避短,那么一种新的伦理智慧将会融合而成,避免“文明的冲突”而实现“文明的和谐”的目标也可能实现,人类必将有更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布尔特曼.耶稣基督与神话学[C].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启良.西方文化概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篇6
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一)中西方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汉民族的综合型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以多归一”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语序，横向铺叙，层层推动，归纳总结。形成“流水型”句式结构。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惯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各种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递相迭加，结构复杂，但形散而意合，形成“树权形”的句式结构。下面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句子在霍克斯(David Hawks)和杨宪益两种英译本中的译法。
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
霍译：The first girl was of medium height and slightlyplumpish，with cheek as white and firm as a fresh lychee and a nose as white and shiny as soap made from the whitest goose-fat.She had a gentle，sweet，reserved manner.To look her was to love her.
杨译：The first somewhat plump and of medium height. Her cheeks were the texture of newly ripened lichees, her nose as sleek as goose fat, gentle and demure. She looked very approachable.
仅从两个译文与原文的对比就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再比较两个译者的不同，霍译在第一句中仅用了一个with引导的伴随状语就一气呵成地将迎春姑娘的外表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之后他又用一个简单句表达了她的性格。而在杨译中，他用了两个句子，按照由大方面到小方面的顺序描述了迎春姑娘的外表特征。可以说这两种译法只是译者的思维方式以及表达习惯的不同而已。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文的表达形式作相应的调整，以使译文通顺，语意畅达。
(二)中西方文化意象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意象是凝聚在各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中的结晶。在中国文化中“龙”备受推崇，与龟、凤、麒麟合称四录，龙代表帝王，象征吉利的动物，如：“龙眼识珠，凤眼识宅”、“龙投大海，虎奔高山”。西方人却认为dragon(龙)是邪恶的象征，认为龙是凶残肆虐人的动物，应予消灭。龙被称为怪物，恶龙。中国画上的龙没有翅膀，西洋画的龙却是有翅膀的怪物。如“dragon’s pond and tiger’s cave；dangerous place”(龙潭虎穴)。在文学翻译中也有这样的翻译，如《红楼梦》中有一句：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个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霍译：“...And now this new cousin come here who i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 and she hash’t got one either，so...”
杨译：“? Even this newly arrived cousin who is lovely as a fairy hasn't got one either，...”
在这里，当宝玉指到美丽可爱的林妹妹时，他说是个“神仙似的妹妹”。在汉语文化里，当指及某人漂亮时，我们会说真是“美若天仙”。这里杨宪益按照汉语文化中的意象将其译作“lovely as a fairy”，准确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色彩。霍氏将其译为“as beautiful as an angel”.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主源是希腊神话和圣经，angel在这些文化中是智慧与美丽的象征。霍氏考虑到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原文中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便于读者理解，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来源造成了他们译文的不同。以上的翻译中，两位译者由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杨氏虽忠实地翻译了原文，而且在译文中采用与原文同等的文化意象，但由于面对的是译语读者，因此，相比之下，还是霍氏的译文更地道，更易于接受。有时一个文化意象是无法译出的，在翻译时，需要加脚注注明，或给予必要的解释。如：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t 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 [1]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
对于我们汉语读者来说，都知道“比干”是智慧的象征、“西施”是美人的象征，然而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却不一定知道他们是何许人，杨氏以加脚注的方法介绍了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让译语读者充分了解到“比干’’“西施”等人物传说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转移，而霍氏的译文只会让人得知Bi Gan是martyred，Xi Shi是“beautiful”，而不知道其文化来源，因此，使原语的文化信息不能完全传递。
二、文化背景及语言表达差异中翻译的基本技巧
在汉英互译过程中，除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外，如能对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有所了解，对于提高翻译技巧将会大有裨益。
(一)意合句转化为形合句
属于不同语系的英语和汉语在句法上各有特色，差异甚多。当代美国著名翻译家Nida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1983)一书中提出：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英语重形合(bypotaxis)，句中各意群、成分之间一般都用适当的连接词(connectives)组成复合句，形式上比较严谨，但缺乏弹性；而汉语则重意合(parataxis)，即更多地依靠语序直接组成复合句，由于其句子成分用逻辑意义贯穿起来，结构灵活、简洁，不会引起误解。在汉英翻译中如果了解了上述差别，翻译在构句上就有了基础。例如：If one does not enter the tiger's den，how can he get a tiger's cub?“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隐含“条件”从句的汉语意合句，翻译时，这个if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违反了英语的表达习惯。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将意合旬转化为形合句。译者头脑中的形合、意合的意识是否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句的质量。
(二)力求避免词词对应是汉英翻译技巧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故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原文字面的束缚。例如：
第一，翻译注意词与词的机械对应。在汉英互译技巧上，要力求摆脱汉英两种语言原文字面的束缚。因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两种语言中才有完全相等或近乎完全相等的对应。例如，“不要碰它”(“Don t touch it”)；“请填表格”(“Please fill the form”)等等。但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不正确的或机械的对应。例如，“精神文明”被译为“spiritual civilization”，单从表面上看，似无懈可击。问题出在“spirit”一词。Longman Dictionary第一解释为：“a person apart from the body；one's mind or sou1.”是指与“肉体”相对立的东西，除“精神”外，尚含“心灵”“幽灵”等意思。另外，在强调“spiritual civilization”时，仿佛只注重心灵的净化而不求身体力行。
第二，注意词与词的搭配。受到汉语字面影响而搭配不当的例子经常碰到。例如：“grasp manure”——“抓紧施肥(应译为Pay close attention to or attend to the question of manure)；“提高英语水平”——“to raise the level of English knowledge(应译为to improve one's English)”；“啊，好票子!”——“Ah，good tickets”(应译为Ah，good seats!)。搭配不当是逻辑上的问题，但大多数还是语言习惯问题，因此在学习汉英翻译技巧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去熟悉哪些为惯用，哪些为很少用或不能搭配。否则，必然会出现上述“想当然”或“在意乱套”之类的翻译错误。
第三，汉英翻译中对修饰词的处理一般说来，文章中有修饰词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外，但目前汉语里似乎用得较多。例如：不管大小会场常说“隆重开幕”，不管什么工作性质常说“胜利完成”等等。这里确实存在许多汉语修饰，改进文风的问题。因此，翻译时应加以推敲，决定取舍，不一定非全部照译，如果全译，既不符合英语习惯，反显得画虎不成反成犬，对原文的修饰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参考文献： [2]李红满.回眸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百年历程[J].中国翻译，2001，(05).
篇7
一.《文艺心理学》的写作背景
根据朱光潜先生《作者自白》中所说，这部书作为讲稿使用，在很多所大学里面讲过很多次。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本书的体例和行文风格很有必要。《文艺心理学》一书文风平易通俗，这和它作为“讲稿”不无关系。
从本书的《作者自白》以及附录中的《作者自传》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朱光潜先生做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或者说是知识储备。作者自述：“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可是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
这种知识积累对朱光潜先生能够展开专业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无疑大有裨益。文艺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不仅要有文艺知识，同样需要有专门的心理学知识背景，朱光潜先生的写作背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作者自传》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朱光潜先生所受的教育。朱先生从小受的是正统的封建私塾教育，对四书五经以及传统诗文、历史以及必须的科举策论的学习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后来朱先生辗转异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到长期的封建教育和英帝国主义教育”。朱光潜先生其时说这句话无疑是很诚恳的，但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和纯正的欧洲文化的熏陶。朱光潜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他所就读的桐城中学就是由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创办的，因此特别注重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教学所用的课本即是桐城大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提倡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桐城派先驱戴名世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已卯行书小题序》），奠基者方苞树立起“义法”说的大旗，要求文章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我们看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就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在行文上有着很重的桐城色彩。
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其成书的时代环境。这一点在第八章的“作者补注”里有清晰的证明。朱光潜先生在第八章讨论完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之后，补充说这两章“是在北洋军阀和专制时的，其中‘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政治’”。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偌大一个中国放一下一张书桌”的年代。
二.《文艺心理学》的核心理论
前面已经说过，这部《文艺心理学》并不是一部很具体系的理论著作，而更多可以看作是论文汇编性质。但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是一部很散乱的“穿珠式”作品，相反，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架构，但有一个核心的“元理论”，本书中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出发点和落脚地都是很一致的，就是因为基本理论立场稳固且鲜明。笔者认为，这个基本理论就是作者前五章里用大量篇幅、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美感经验”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前五章是本书的“文之枢纽”，后面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是对这个基本理论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展开。
前五章分别从五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分析，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提出观点：“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感经验的特点是意象的孤立绝缘，物我一气。同时作者指出，“形象的直觉”中的所谓“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所以作者又说，“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就无异于说它是艺术的创造”。
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关于美感经验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的距离。这个概念并非是朱先生原创，而是他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那里借鉴而来。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朱光潜先生所用的很多例子和布洛的原始论文都是一样的，而且从论述顺序上看来也有诸多相似。但就此得出朱光潜先生就是忠实地再现布洛的思想还太草率。仔细推究一下可以发现，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和布洛的“psychical distance”是很着较大差异的。布洛所强调的距离作用有着很大复杂性，布洛认为，心理距离同时具有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在先，积极作用是在消极作用的基础上生成的，两者之间有着清楚的先后关系。在朱光潜先生这里，他把距离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看作了问题的两个方面，将布洛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置换成了并列关系。布洛实际上是为位审美无利害说寻找论据，是把“心理距离”即“对于经验的某种特殊的内心态度与看法”，当作审美“静观才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朱光潜先生则把布洛的这种冲突观念“移花接木”到了中国的传统“逍遥游”精神上来。当然，这并非是说朱先生译介错误。恰恰相反，理论的旅行本来就要“入乡随俗”，西方学说的中国化是必要而且十分重要的，正是在朱光潜的阐发中，距离说的意义得以扩展。朱光潜先生所标举的经过其消化的“心理距离”说后来得到广泛流传和运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提法的价值。
第三章讲物我同一，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这里更进一步阐明。朱光潜先生区分了美感与，并指出那些在看戏时最起劲、叫得最响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把艺术当艺术看，得到是只是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在第五章“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中作者亦首先对这种混淆“”与“美感”的成见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说，前四章分别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物我同一”、“美感与生理”四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既有欣赏者的角度，又有创作者的角度，既有文艺理论的论说，又有实验科学的证明。第五章反面着笔，从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着手来巩固前四章的论述，并作出结论。因此，前五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是本书的理论核心，其中前两章可看作是核心中的核心，“形象的直觉”和“心理的距离”是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分析的两根基柱，这在后面的章节可以清晰地看出。
三.学理方法的反思及细节指瑕
朱光潜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说明，“做学问持成见最误事。有意要调和折衷，和有意要偏，同样地是持成见。我本来不是有意要调和折衷，但是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这也许是我过于谨慎，不敢轻信片面学说和片面事实的结果。”简言之，就是“调和折衷”这四个字。
这当然是一个很严谨也很切合实际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往往是能够导向一个合理的结论的。例如第八章讨论艺术与道德的问题，作者在例证分析之后认为“为道德而艺术”和“艺术独立自主”这两个相反的主张“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毛病”。朱光潜先生做出的选择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拿实际的以往的艺术作品来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和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研究路向无疑是明智且有效的。但笔者在此想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言说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势必掩盖论证的锋芒，调和出来的结果往往淡乎寡味，虽看起来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但正应如此，反而往往起不到任何言说的效果，难称之为真正的“学术建树”。很多时候，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偏颇之处
另外需要指出的，任何一部著作无论如何精雕细琢总难免存在一些细节上瑕疵，这一点也同样存在于《文艺心理学》这部著作当中。例如第十章讨论“什么叫做美”时批评“哲学家讨论问题往往离开事实，架空立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我们常人虽无方法辩驳他们，心里却很知道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一回事。”这个批评难免有些武断了，很多哲学家本身也是文学家，像书中所提及的歌德、席勒等人，其哲学思想很多都蕴涵于文学作品或谈话书信之中，绝非“架空立论”。
四.结语
“头头是道，有味”，这是朱自清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下的八字评语，确实精当。“头头是道”，言本书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求真法理；“有味”，言本书之平易畅达、凝练朴实、说理透辟。
文艺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旧书不厌百回读”，作为文艺心理学方面的理论经典，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不仅是要学习其中所涉的具体理论，更要学习朱光潜先生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不仅将其看作一本理论著作，更要把它实际地运用到对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艺事实的分析评论之中。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篇8
(二)社会自觉潜意识社会潜意识的中层为社会自觉潜意识，是指由于自觉性抑郁而造成的不愿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心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制约，人们的一些合理愿望和要求一是得不到满足，这些愿望和要求就被自觉抑制起来，而从形成社会潜意识。与社会前意识不同，这部分社会心理是由于意识主体自觉与社会现实相冲突，而能动地加以抑制，往往是自身不愿或羞于表达的，只有在特定场合以特定的方式才能得以表达(如比喻、语错、梦话、暗示等)。人既是社会的现实的主题，又是自觉的能动的主体。对于那些与现实社会条件不一致或相脱离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不愿轻易向世人透露，只能是指沉淀到潜意识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改善，这部分社会心理也会逐渐转化为普通的社会心理。
(三)社会自发无意识社会潜意识的深层为社会自发无意识，是指由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自发的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心理。这部分社会心理与社会传统心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传统心理是“自觉的”受到认可和提倡的，而社会自发无意识则是“自发的”不易被直接觉察到的。人是社会的人，也是历史的人。在以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积淀而成的各种习惯、成见、定势等，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思维和行为的定势，自发地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社会心理，人们往往并未觉察到，只有经过他人或自己客观地加以反思和剖析，才会认识到。同样地，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由某些思想文化积淀而形成一定的集体无意识、民族潜意识。这种民族潜意识作为民族的传统、习惯、定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和影响着民族文化和民族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并对该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社会潜意识三个层次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如果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长期限制着这部分社会心理的表达或实现，即社会环境的“压力”呈增长趋势，那么这些社会心理就可能沿着社会前意识———社会自觉潜意识———社会自发无意识的方向和路线而转化。从摄于非合理压抑而“不敢”表达，到自我保护、自觉抑制的“不愿”表达，再到“不知不觉”地成为习惯定势，是层层加深的。相反，如果社会环境日趋宽松，社会经济条件日益改善，这部分社会心理则会沿着相反的方向和路线转化，直至转化为社会普通心理。无论如何，社会潜意识的存在都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而已。
二、社会潜意识和宗教的起源
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自然压抑、社会压抑与身心压抑是宗教产生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的力量……但是在自然的力量之外，不久社会的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与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着人。”［3］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能自觉地认识，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生活的极端困苦，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考验十分严酷。人类为了生存，把一切力量都用来对付自然。天灾、疾病、部落之间的争夺，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压迫无法理解和无能为力，是原始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在阶级社会里，人们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则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列宁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对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做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4］社会压抑不仅加重了人们对于自然压抑所造成的痛苦的主观感受，而且还使自然压抑神秘化。剥削阶级宣扬他们的权利和“财运”来自于“天意”、“神意”，被剥削阶级则渴望“天神”保佑和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苦海。所以说，“神首先是(在历史上和生活里)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麻痹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5］自然压抑和社会压抑直接造成了人们的身心压抑。人们不仅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压迫，同时还面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矛盾和痛苦。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但从古到今人们都对这一现实抱着种种臆测和幻想，臆测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操纵这一现实，幻想有一种途径可以超越这一现实。费尔巴哈说:“最容易被人感觉到并且最使人痛苦的一种有限感。就是人们意识到，他总有一天确实是要完结的，是要死去的。如果人是不死的，如果人永远活着，因而世上根本没有死这回事，那么也就不会有宗教了。”［6］不仅如此，生命本身以及因生命存在所造成、引起和感受到的种种欲望和神秘感，也是宗教产生的重要心理根源。“自然界中一切奇异的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激发惊异，以及以特殊的、不平常的、不可能的方式刺激人的感情的东西，都对宗教的产生发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原因和对象。”［7］“总而言之，宗教乃是人的努力上的一种事情，要解除他所有或怕有的坏处并求得他所愿望所幻想的好处:宗教乃是所谓幸福欲的一种事情。”［8］
三、信仰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潜意识
纵观各种信仰及其发展史，信仰的心理基础或心理机制，大略有这样三层:第一，怖畏心或畏惧心理。人在强大压力和威胁之下，自感无力抗争时，必然产生恐惧的心理反应，可谓信仰的低层次心理机制，被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指为宗教的第一根源。第二，依怙心或依赖心理。人在自感孤弱无力时，会有婴孩依恋父母的心理反应，产生依赖、归投、敬爱等感情，它往往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也被认为之源。第三，超越心或超越的心理机制，一种超越现实的向上追求，这是人本性深处潜藏的一种意向，一种驱使人不断向前向上的力源，正如人类学家M•舍勒等所说，对较高级宗教而言，超越心理是更为本质、更为重要的心理根源。怖畏心、依怙心、超越心，乃人性中所本具、无人不备。由于人的心理结构和自性中有以上三层反应机制，所以，只要现实中有阻碍压抑人实出其本性中对幸福需求之不利条件时，便必然会产生信仰，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所证明的事实。然而，只要对信仰的心理基础予以反思审视，便会发现怖畏心、依怙心乃至超越心，从伦理的角度而言皆呈不定性，有可能产生对人生和社会有益的、积极的作用，也有可能产生对人生社会无益的、有害的、消极的作用或副作用。信仰心之利害、善恶，关键在有无正见之导向。当缺乏正见引导，与非正见、邪见相联结时，怖畏心、依怙心至超越心，都有可能产生消极、有害的作用，或使人堕入迷信之暗井，或被宗教狂热迷乱理智。如怖畏心，当怖畏心的对象为风雨雷电、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认为此乃神灵鬼妖之震怒惩罚，或认为人类的命运一系于主宰万物的神时，便会驱使人向鬼魔神妖卑屈服从，献媚供祭，乞哀祈祷，歪曲人本应具有的健康形象，使人丧失依自己力量战胜厄难、改变现状的信心，心灵或受沉重压抑而被扭曲。依怙心理较易产生虔诚、挚爱、崇敬等善的或较善的感情，令人身心易于调柔，但当它与神创宰论信仰相联结时，也难免使人丧失自信，压抑积极自主的精神，片面发展对外在力量上的依赖性，变得畏畏缩缩，有失心智之健全。超越心，虽本来带有积极向上的趋向，但当它与一味厌世、渴求来世幸福的信仰相联结时，也会使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对社会的进步和人间的建设发生不良作用。信仰心理与迷信、低级宗教、神教相联结的负面社会效应，近代以来遭到不少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纵观人类历史、宗教思想的发展，大略与智商的开发、理性的深化相应，经历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理智程度越低，则信仰越低级，理智程度越高，信仰亦随之升高。原始人对魔力、鬼怪的敬畏，对图腾的崇拜，媚神献供以至以活人为牺牲的祭典，出于最低层次的怖畏心，其信仰在今天看来甚显低级、愚昧。后来对英雄神和多神的崇拜虽然进了一步，但也未超过依怙心理，迷信色彩仍甚浓。近代以来神教从崇拜人格化的神转向对人心中神性的崇拜，提倡人文宗教、伦理宗教，重超越心的开发，但仍未摆脱主宰神观念的束缚，尚未升华为真正的以人自发性开发为本的高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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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指标
分别在术前1d、手术当日以及术后第3天时观察两组病人心率以及血压变化，并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评估两组病人焦虑状态，统计两组住院平均时长、住院费用、护理满意度。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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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对文学理论课重要性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理论兴趣
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不是培育作家的摇篮，也不是栽培编辑、记者的花圃，而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基地。对于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学好文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文学理论课程作为理论学科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为学生学好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其他文学课程奠定了理论基础，树立了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文本解读的理论和方法直接来源于文学理论。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文本分析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在：文本解读的应试化，有些教师在分析文本时完全是按照高考题型来进行设计和讲解的；文本有机整体的破碎化，文章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层次都与整个文章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教师将文本肢解得零散破碎，使活生生的文章成为一具“僵尸”；文本分析的模式化，主要表现在文本解读的主题思想、层次结构和写作特点上。这些倾向实际上都是不了解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和缺乏现代文学理论素养所导致的。
理论是人的灵魂，没有理论的头脑，就是没有灵魂的头脑。因此，师范生必须培养自己的理论兴趣。只有具有了扎实的文学理论知识，才能明晰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文学评论的基本过程，掌握文本解读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二、对教材作出适当调整，适应学生的接受水平
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大多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一学生对文学名著阅读甚少。笔者对所在院校中文系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语文教学大纲推荐给中学生阅读的30种文学名著中，只有10%左右的学生读过其中的大约10%。而上海译文出版社针对大中学生阅读名著进行的调查显示，85%的大中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读名著，他们爱好甚至迷恋的是言情或武侠小说、时尚音乐、流行电视剧、好莱坞大片和网上聊天。也就是说，中文系学生在大一时对中外文学史非常陌生，对中外文学名著的阅读非常少，艺术感受能力差，理解能力弱，理论素养低。
目前，大多数师范院校采用的文学理论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这套教材原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教材，其编写者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文艺学教授，他们研究视角多样、文学观念开放、学术视野恢弘，使该教材获得“高、大、全”的美誉。“高”主要指起点高，编写者站在当代西方文艺学学术视野的高度，广泛吸收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接受美学、叙述学的新知识，使教材内容新潮、学养深厚。“大”主要指体系巨大，这本书包括五编十六个章节，体系繁杂周密。“全”主要指理论全面，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兼容并包。应该说，编写者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让学生尽快掌握最新的文学理论知识，但是忽视了大一学生的知识背景，脱离了大一学生的审美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望而生畏，听课也常常跟着感觉走。
针对教材与学生知识、经验脱节的矛盾，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就要对教材“消肿”“减肥”，对教学内容调整和压缩，以适应学生的接受水平。例如：教师可以不追求理论体系的完备，而是先讲学生最熟悉的知识。教材的第四编文学作品包括了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文学典型、文学风格等。对这些内容，学生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感性知识和审美经验，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将第四编调整到课程的最前面，然后可以讲授教材的第二编——文学活动，让学生明白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事实证明，这样安排教学内容效果非常好。因为按照教学的可接受性原则，教学的内容、分量、进度、方法必须符合学生的实际，讲授的知识应该是学生在经过一番努力后能够掌握的，这样才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进步。
三、密切联系中学语文教学实践，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中学语文教师，要求毕业生具有体会、领悟、分析、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高雅的艺术品位、敏感的语言直觉、自觉的文体意识、熟练的鉴赏方法等。因此，在文学理论课教学中，我们在教授文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特别加强了文学文本和文学鉴赏两个章节的讲授和练习。例如：我们在文学鉴赏课的教学中主要讲授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鉴赏的性质、过程、意义，主要解决文学鉴赏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趣味问题；二是文学文本、文学语言的相关知识，主要解决文学鉴赏的知识积累问题；三是鉴赏的方式方法，如评点式鉴赏、语义学鉴赏、接受美学鉴赏、文化学鉴赏等，主要解决文学鉴赏的操作方法问题。
为此，我们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联系中学语文课本，选择语文课本中的作品来阐释、印证相关的理论。例如：当讲述文本具有一种能够召唤读者进行阅读的结构机制，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时，我们就要求学生鉴赏语文课本中莫泊桑的小说《项链》。课文后面“思考与练习”的引导倾向和教学参考书的主题提示主要都在批判主人公马蒂尔德的虚荣心，实际上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是十分深广的。当马蒂尔德夫妇归还了借钱买来的项链后，她那人性中坚强的一面开始显露出来，“路瓦栽夫人懂得穷人的艰难生活了，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毅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就设法偿还。她辞退了女仆，迁移了住所，租赁了一个小阁楼住下。她开始与生活抗争，挺起头来正视现实中的厄运”。通过这些学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马蒂尔德的性格还具有善的和美的一面，她热爱生活，自尊、刚强、诚实、天真，能与厄运顽强抗争，表现出了一个人的尊严和自强。同时，小说还给我们以人生的启示，即生活中不要忽视某些偶然的因素或小事，它常常会扭转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前程。通过这样的理论联系实际，学生既理解了文学理论知识，学会了鉴赏方法，又熟悉了中学语文课文，为以后的语文阅读教学打下了基础。
四、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文学理论
大学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对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教师来说，如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各种感觉器官，让学生去听、去看、去讲、去动，使学生能够把枯燥抽象的理论与自身丰富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在积极主动的参与过程中学习文学理论才是关键所在。
目前的文学理论教学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单纯讲理论，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没有学习兴趣；二是侧重文学现象的介绍，虽然形象生动，但冲淡了学科的理论性。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理论框架的规范下，以基本观点为支撑，运用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质疑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注意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及各种教学方法的配合，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增强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我们在讲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时，首先播放电视剧中的片段，让学生获得感性知识，然后让学生自学教材中的内容，学生就容易理解两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作者情感倾向、典型塑造上的不同。学生学得轻松，教学效果自然好。
篇11
动画造型设计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视觉艺术，需要通过大量实践，认真观察生活，将设计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出来。但是没有理论支持设计出来的造型是缺乏内涵和说服力的，所以我们应该将理论和实践更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好的动画造型。
很多学生觉得学习理论知识十分枯燥无味，也就没有了充分的耐心和毅力，直到进行具体实践操作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束手无策，然而也有一些学生在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做指导的情况下依然能较好的完成课程学习，这两种情况在教学中比较常见，主要问题体现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中的协调性上。
只有用理论知识武装头脑，并通过不断实践，进行大量角色造型的练习，让其回归动画短片的制作中，通过短片检验角色造型的完成情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艺术设计中理论与实践的教育课程体系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得知，理论在艺术设计前期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实践在中后期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实践在实际操作中的体现。首先，要建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尤其动画专业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学科。在动画造型设计中，光靠着凭空想象是创作不出有灵魂的角色的，创作者需要吸收各个方面的知识，背景音乐需要依靠平时积淀的音乐素养，场景的设计需要相应的历史知识等等。
根据角色选择生活中的形象(人物，动物，植物，物体等)进行概括提炼，同时需要观摩大量的优秀动画造型设计，充分掌握一些动画相关的创作理论知识，其中包括设计原理，创作手段等。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短片中角色需要的形象。
在课程层次上，应能涵盖理论、赏析、技巧、实践等多个层次，在课程形式上，则应多样化，体现学科特色和个性。学校可以尝试开设五花八门的艺术实践课，如围棋课、书法课、微电影拍摄、手工艺品制作、吉他演奏等，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可以开办更多的艺术实践活动，如艺术比赛、学生画展、艺术知识讲座、艺术展演活动等，使广大师生广泛参与，提高审美素养。
但根据课程的不同，理论知识的教学也有着分配权重也是不同的，如：动画中的二维手绘课程，教师就必须先把手绘板的适用方法，使用工具的名称，手绘手段等理论部分进行详细的讲解，然后就是学生们根据掌握的这些理论知识进行实践练习和创作。
但是一些史论的课程，例如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这类课程则需要重视理论，甚至是完全的理论学习，只有掌握书上的理论知识，学习前辈的理论精华，才是史论类课程的宗旨因此在此类课程中理论学习可能占得比例比较大，而实践部分则很少，但这种史论课程在本科艺术设计专业中比较少，主要是以实践课程为主。
所以各大院校的相关课程应该与时俱进，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让学生从中学到真本领，将来更好的为社会服务。但是，不管到什么时候，实践的课程安排对导师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最容易出效果的。
三、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更好的融合
理论课程是学习的第一步，就像建造高楼大厦需要奠基，需要打好基础，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就需要我们前期收集大量的测量信息，楼盘的建造样式的借鉴等等。
因此，动画造型设计的理论知识的学习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掌握大量的创作手段，借鉴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成功案例中动画造型的一些共性，观看大量优秀动画短片，课上认真吸收老师讲解的各种相关的专业知识。尤其对于动画创作者来说，更需要保持一颗童心和极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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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与美学，二者相互联系、共同发展，对美的追求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内在驱动力，随着科学的不断变革，物理美学思想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尤其现在面临着复杂性异军突起，不确定性、无序、混沌、非线性已毫不羞涩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对经典科学美学思想形成了巨大挑战。现代物理学的诞生为人类开创了一片新的天空，一切都处在系统中、变化中，原有的简单、和谐、对称、确定性等美学观念日益受到严峻地挑战，新时代的科学美学思想脱颖而出。
一、物理美学的简单性与复杂性:
世界的本质是由非线性控制的，人们对基层规律的掌握绝不能保证对高层现象的确定性认识。进一步讲，简单性只是复杂性的特例，是在一定理想化基础上存在的。从科学史可以看出，任何科学理论均是对实际的近似，都要突出根本性的关系、行为，舍去不必要的细节因素，因此，某种程度上都背离了现实世界，把问题限制到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步。以牛顿为例，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堪称简单性典范，但是他一样不能拒绝混沌现象的存在。在研究月球的轨道问题上，他不能阐明月球在地球和太阳两者作用之下的运动，感到非常恼火。由于无法得到精确解，他不得不求助“摄动法”，把三体问题化解为两体问题，以得到一个近似解。不仅如此，人们发现，最终的科学理论与实际观测之间都允许存在一定的误差，从逻辑角度思考，之所以允许存在误差，就在于人们不能完全确定地把握事物与现象。
虽然人们否定了本体论上简单性，但是从认识论意义上说，简单性原则仍有其合理性。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面对一个复杂的现象，人们必须把整体分成部分，分门别类地去研究，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是认识的必然规律。
简单与复杂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不可能完全抛弃任何一方，而承认另一方，它们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简单性决定了认识的可能性，而且使人类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复杂性决定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辩证性，它防止人类把科学变成恶劣的教条，当成某种僵死的固定不变的东西。
二、物理美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牛顿带给人们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非确定性则作为一种随机的、偶然的、片面的现象日益遭到人们的排斥和拒绝。但是复杂的物理科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把偶然性、非确定性引入历史舞台。非确定性不再是过去那种卑微的角色，由于非线性机制，初始条件的微小偏差，会被无限扩大。一只蝴蝶拍打翅膀都会引进一场暴风雨，可见非确定性的力量，从此，人们再也不能对偶然性等闲视之。蝴蝶的力量同时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体对整体有着不可察觉，但又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由于行为本身有影响力，而是由于这一行为超越了自身，对周围环境起了引导作用，引发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然而，非确定性并非是对确定性的否定，而是对确定性的补充和完善。非确定性在普里高津那里是以一种“新的理性”的姿态出现的，他认为大自然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有不确定性的一面，二者缺一不可。“确定性的意思是预先确定的和可预先确定的”，它体现的是一种稳定性，是对已有科学知识的肯定，否定了确定性也就否定了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确定性，“如果各种事件都按预定的程序发生，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机的一部分，不言而喻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任它的摆布而己 ”。
非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随机，但也意味着希望，从此不会，也不应受到人们的完全抵制，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希望。但如果单纯强调非确定性，系统也就失去了稳定性，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大自然演化的历史，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人类自身，无不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携手创造的神话。 转贴于
三、物理美学的无序性与有序性:
与确定性和非确定性这对范畴相联系，有序与无序是科学美学领域另一对重要的范畴。有序，是指空间分布上的规则性和时间延伸上的周期性;无序，是指空间分布上的无规则性和时间延伸过程中的随机性。从前面对经典科学美学思想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们一向偏爱有序，无序则是人们排斥的对象。一直以来，有序与无序是对立存在的，但是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需要人们重新看待这一对范畴。
有序不仅仅是体现了一种规律性和周期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约束性。赫尔曼·哈肯在论述有序时指出，有序在现实中体现的是可能性的单一性，即只有唯一的实现方式。在这种未来只有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惊奇，没有乐趣了，美又从何谈起呢?无序则与此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变异性、可能性。赫尔曼·哈肯曾指出，“物件所在位置有很多可能性，这就造成了无序状态”，“大量不同的可能性也是物理学中无序的量度”。可见无序对应的是大量的可能性，这众多可能性的存在是否正是为人类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机会呢?并且，无序并不总是意味着杂乱无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有序。激光的诞生就是一个绝妙的例子。激光的产生是通过改变泵入的能量及两平面镜间的距离，使完全杂乱无章运动的受激电子突然之间以同样方式运动，产生一种完全均匀的，几乎是无限长的波列。从这个意义上讲无序难道不是一种美，它蕴含着的难道不是一种创造之美、一种发展之美。
当然纯粹的无序也是不好的，但是世界既没有纯粹的有序也没有纯粹的无序，一切美的事物都来自二者绝妙地结合。如果有序体现的是一种美的形式，无序则是美的源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贴切:“美是两个悬崖之间的狭窄小路;在一边全部有序消融在混沌之中，在另一边，则是对称和有序的凝固世界。只有沿着这条危险的小路，美才能展示其形态。”埃德加·莫兰也曾说过:“单独的、孤立的有序和无序是形而上学的，而只有它们的连接才是形而下的、物理的”。
四、结语
科学与矛盾的对话永远敞开着，科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美也是不断变幻其形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如果说经典的科学美学是从上帝的合理性信仰中派生出来的，它所体现的是对上帝观念的顺从与证明，是一种静态的、无生命的美。那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突破了经典美学思想的束缚，尤其是物理学不再仅仅归结为秩序、简单性、确定性，同时也包含着非确定性、复杂性。可以说也正是这些非确定性、复杂性赋予了科学美学以新的内涵，即适应、创新、发展和进步，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和谐、统一、真正的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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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S·钱德拉塞卡. 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M]. 杨建邺，王晓明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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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属于表意文字，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方式都与图画有关。虽然它已成为一些固定的符号而不是图画，但是图画的意义仍十分明显，早期创制的汉字，就是根据词义而绘出的一个形体，通过这个带图画意味的符号而体现它所代表的具体意义，因此字的形与义是密切相关的。使用汉字的人，可以通过字形而了解其含义。由字形而推知本义，是人们读古书时掌握词义的重要方法。
二、关于形训
书面的古代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几千年以后，口语早已消失，而汉字便成为人们了解古代汉语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国的汉字大部分都是表意文字，最早的汉字也是按照字义来绘形的。所以，字形和字义往往存在一定的联系。由此可看出，以形索义是训诂学中一种重要手段。那么，何谓“形训”呢？形训是训释者从训释的手段出发，主要分为形训，声训和义训三种情况。而形训主要是指以说形来训义。但是，从训义的内容来讲，形训主要是指训释出某字最初的造意。因此，以形释义便成为训诂学最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中，“形义统一”被看作研究古文字和古代文献词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由字及词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是最早的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原则之一。全面系统的贯彻这个原则的是东汉年间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就其编排的体例来说，是一部文字专书，事实上，许慎著《说文解字》的目的却是为了传播和解释经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文解字》是一部在训诂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书。每每论及“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都不能离开《说文解字》。
三、《说文解字》中的“以形说义”法
（一）、从象形的角度说解
何谓“以形说义”呢？简单地说，就是指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即体现在造字意图中的基本词义。造字初期，汉字是依据记录的概念来构形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某字本身就是象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根据字的形体联系字的意义。如见《说文解字》以下字形：
口（小篆为口），《说文》曰“人所以言食也，象形”；
竹（小篆为竹），《说文》曰“冬生也。象形，下垂者答答也”；
果（小篆为果），《说文》曰“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
燕（小篆为燕），《说文》曰“玄鸟也。竿口，布翅，枝尾，象形”；
豆（小篆为豆），《说文》曰“古食肉器也。象形”；
鼠（小篆为鼠），《说文》曰“穴虫之总名也。象形”；
第二，字象某形或象某某之形；
如见《说文解字》以下字形：
自（小篆为自），《说文》曰“鼻也，象鼻形”；
而（小篆为而），《说文》曰“颊毛也，象毛之形”；
眉（小篆为眉），《说文》曰“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额理也”；
象（小篆为象），《说文》曰“长鼻牙，南越大兽，象耳牙四足之形”；
人（小篆人），《说文》曰“天地理性最贵者。象臂胫之形”；
第三，字象某某。见《说文解字》一下字：
屯（小篆为屯），《说文》曰“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
采（小篆为采），《说文》曰“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
田（小篆为田），《说文》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
诸如以上类型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都是从象形的角度说解，为后人简单明了的训释了字的本义。
（二）、从指事的角度说解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从指事的角度出发有两种类型：第一，直接是指事字，如：下，底也，指事；上，高也，指事也。这种类型的字本身具有指事性的含义包含在里面，在《说文解字》中，通过对这类字形体的释义，也能明了的表达其意义。第二，从某，象形也。如：果，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乘，像一个人登上书上。指事字的图画性较强，很好的说明了“以形训义”的概念。
（三）、从会意的角度说解
所谓“立象以尽意”指的就是会意字所要表达的词义，所体现的造字意图往往是通过古代先民在生活体验中确立的意象来表达的。因此，我们可想而知，会意字较多便是会合以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