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税收负担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税收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无偿向政府支付的一种费用，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主体，可以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纳税额，使税收负担率达到最低。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存在的，目前看来至少包括政府依法治税的水平和税法变动情况两类因素。
首先依法治税是进行税收筹划的前提，税收筹划是以现行税制为基础的，如果某一地区的实际税收经营不是以现行税法为依据，而是以其他类似收入指标的因素为依据，那么进行税收筹划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其次，由于税法作为一种法律既有稳定性，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应该时刻关注税法的变化。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税法调整较为频繁的阶段，这点尤其要重视，因为税法一旦调整，税收筹划的依据可能消失或改变，筹划的结果就完全可能与当初进行筹划的预期相反。所以，企业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应当重视税法的变化及调整，并据此相应调整税收筹划的策略和方案。任何一个税法的调整，其内容本身就是新的税收筹划的基础。
税收筹划由3个操作层次组成：①初级税收筹划：避免企业超额税负。②中级税收筹划：优化企业税务策略。③高级税收筹划：争取有利的税收政策。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纳税人往往面临着税负不同的多种纳税方案的选择，纳税人可以避重就轻，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企业税收筹划就是合理最大限度地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一、房地产企业项目立项应考虑的税收筹划
房地声企业的税收筹划是一个涉及全局的、统筹性的财务管理活动，因此在房地产项目立项阶段进行的税收筹划最为重要。
1选择合适的建房方式
大部分房地产经营企业倾向于自行建造并销售房地产，这种方式的筹划空间较小，若利用代建、合建等方式则筹划空间较大。
(1)房地产的代建行为。这种方式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代客户进行房地产开发并向客户收取代建收入的行为。就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收入，但始终没有发生房地产权属的转移，其收入属于劳务报酬，为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不是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畴。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减轻税负，但前提是在开发之初就能确定最终用户，实行定向开发，从而避免开发后销售缴纳土地增值税。
(2)合作建房方式。根据《营业税问题解答(一)的通知》的规定，“合作建房”是指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双方合作建造房屋的行为。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建成后转让的，再按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此外，以土地入股合作建房或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的。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对股权转让也不征收营业税。企业可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实现共赢。
2开发多处房地产
房地产公司在同时开发多处房地产时，可分别核算，也可合并核算，两种方式所缴纳的税收不同，这为企业选择核算方式提供了税收筹划的空间。一般来讲，合并核算的税收利益大一些，但也存在分别核算更有利的情况，具体如何核算：需要企业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分析比较。
例1长春某房地产公司同时开发两处位于城区的房地产，第一处房地产出售价格为100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扣除的费用为400万元；第二处房地产出售价格为150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扣除的费用为1000万元。如果企业选择分别核算，第一处房地产的增值率为600÷400=150％，应该缴纳土地增值税600x50％-400×15％=240(万元)，营业税及其附加1000×5.5％=55万元；第二处房地产增值率为500÷1000=50％，应缴纳土地增值税500x30％=150(万元)；营业税及其附加1500×5.5％=83.55(万元)。该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为(不考虑其他税费)1000+1500-400－1000-240－55－150－83.55=571.45万元。如若合并核算，两处房地产的出售价格为250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可扣除费用为1400万元，增值额为1100万元，增值率为1100÷1400=78.5％。应该缴纳土地增值税1100×40％－1400×5％=370万元，营业税及其附加2500×5.5％=137.5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该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为2500－1100－370－137.5=892.5万元。该税收筹划减轻税收负担892.5－571.45=321.05万元。
二、房地产企业项目建设中应考虑的税收筹划
1通过增加扣除项目对土地增值税进行税收筹划
土地增值税是房地产开发的主要成本之一，而土地增值税在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增值率不超过20％的情况下可以免征，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扣除项目使得房地产的增值率不超过20％，从而享受免税待遇。
例2长春某房地产公司开发一栋普通标准住宅，房屋售价为1000万元，按照税法规定可扣除费用为800万元，增值额为200万元，增值率为200÷800=25％。该房地产公司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200×30％=60(万元)，营业税1000×5％=50(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50×10％=5(万元)。不考虑企业所得税，该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为1000－800-60-50-5=85(万元)。如果该房地产公司进行税收筹划，将该房屋进行简单装修，费用为200万元，房屋售价增加至1200万元。则按照税法规定可扣除项目增加为1000万元，增值额为200万元，增值率为200×1000=20％，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该地产公司需要缴纳营业税1200×5％=60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60×10％=6(万元)。不考虑企业所得税，该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为1200－1000-60-6=134(万元)。该税收筹划降低企业税收负担134-85=49(万元)。
2相关借款利息的筹划实务
由于大部分房地产经营企业开发资金来自借贷，具有资金量大、借款期限长、利息费用多等特点，所以可利用合适的利息扣除方式对借款利息进行税收筹划。
(1)针对房地产开发完工之前的利息费用，可以将完工之前的借款利息计人开发成本，并可作为计算房地产开发费用(期间费用)的扣除基数。特别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还可按照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加计20％的扣除，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扣除项目，降低增值额，从税基和税率两方面减轻税负。
(2)针对房地产开发完工之后的利息费用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企业据此可以选择：如果购买房地产主要依靠负债筹资，利息费用所占比例较高，可提供金融机构证明，据实扣除。反之，主要依靠权益资本筹资，利息费用很少，则可不计算应分摊的利息，这样可以多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有利。
3销售与装修分开，分散经营收入
随着装修费在房款中所占比重逐年递增，若房地产企业与购房者签订合同时稍加变通则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若房地产公司事先设立一家装修公司，同时与客户签订两份合同：一份房屋销售合同，一份房屋装修合同，则只需就第一份合同注明金额缴纳土地增值税，第二份合同不用缴纳土地增值税，税基和税率减少，从而减轻了税负。
三、房地产企业销售时应考虑的税收筹划
房地产销售方式的选择也是进行税收筹划的一种好方式，通过改变销售模式的筹划不仅可以直接减少税负，而且可以间接地获得货币时间价值的好处。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1针对纳税主体的新设分立
这也就是说，房地产经营企业可以通过设立独立销售公司负责房地产销售，这种分立使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筹划空间很大。
例3长春某房地产公司销售的普通标准住宅，在允许扣除的项目金额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可采用以下售价方式。①若以1500万元的价格售出，可扣除的项目金额为1167.5万元，增值率为28.48％，应纳99.75万元的土地增值税，净赚232.75万元。②以1400万元的价格售出，可扣除的项目金额为1166.96万元，增值率为19.97％，免征土地增值税，净赚233.04万元。③如果房地产公司设立独立房屋销售公司，那么房地产公司可以将住房以1400万元的售价卖给销售公司，而后由销售公司再以1500万元的价格卖出，当开发公司卖给销售公司时，由于其增值率为19.97％<20％，免纳土地增值税。当销售公司以1500万元售出时，扣除营业税及附加合计：1500×5.5％=82.5(万元)，可扣除的项目金额为1167.5+82.5=1250(万元)，其增值率为16.67％<20％，免纳土地增值税。从全局来看，销售时只增加营业税等税金1400×5.5％=77(万元)，获利润1500－(1167.5+77)=255.5(万元)，比筹划前增加255.5－232.75=22.75(万元)。
2减少账面收入或递延纳税时间
(1)开发企业无偿或收取极少手续费委托销售公司销售房地产，并可协商开具销售清单，由于这种方式应按实际销售额于收到代销单位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的实现，所以在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上可以尽量递延，同时这样可以避免销售公司缴纳营业税。
(2)将原来由开发企业承担的销售及管理费用转嫁到销售公司，使销售公司企业所得税减少甚至不交。当然，对于业务招待费和广告费等有费用扣除限额的扣除项目，应事先商议确定由开发企业承担，以避免上述费用因超标而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
(3)对于客户通过银行按揭方式购买开发产品的，其首付款应于实际收到日确认收入的实现，余款在银行按揭贷款办理转账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所以尽量与客户和银行协商，开立指定代收专户，将客户按揭还贷的部分定期先存入专户，然后分期办理转账时再确认收入并纳税。
参考文献
[1]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苏强，房地产企业如何进行税收筹划[J]，市场论坛，2006(2)。
篇2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论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提到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不论是新设立企业还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可以说，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税收筹划论文表明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但是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这样，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极其明显。
2.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的考虑。
3.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遵守税法，依“法”筹划。税收筹划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新晨
（4）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篇3
[关键词]加工贸易保税出口退税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
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篇4
（一）自然法基础
税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家征税权正当性来源的考察，即税收作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何以能正当化的理由。而税收的正当性在法律上则主要体现为税收公平。量能纳税的核心在于依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支付能力衡量负税是否公平，以此确保人的自由、平等、生存以及法的和平。
历史上，围绕实现税收公平的探讨主要为量能课税原则与利益赋税原则这两大学派的争论。
1.利益赋税原则
利益赋税原则的提出早于量能课税原则，以瑞典学派的奠基人维克塞尔为代表，其从经济学中的自由交易理论和相对价格理论出发，主张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关系，通过利益享有的多少来衡量主体的税负。其和国家租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启蒙时期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单个的个人所没有办法实现的社会任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而公民则将其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利益以上缴税收的方式给付对价，故又称“利益说”，“交换说”。利益赋税原则通过确立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对待给付关系，基于对价给付的特点，民众可以对国家财政制度进行监督，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为差别税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利益赋税原则也有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实践论价值。公民在国家保护之下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在标准上又无法进行规范，这种可行性的缺失必将导致执法恣意，从而损害税法权威，削弱公民守法积极性。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因此利益赋税原则逐渐被量能课税原则所取代。
2.量能课税原则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于课税公平的理解也产生了变化。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利益说”，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主张按纳税能力的大小采用累进税率课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税收公平应是凡具有相等经济能力的人，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则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公平的观念就由最早的绝对公平演变成“受益说”，进而发展为“负担能力说”。
量能课税原则的诞生主要是为了修正税收“利益说”或“交换说”在税收负担的衡量上所存在的缺陷。税收之目的在于满足国家一般的公共财政需要，不可能在国家给付与税收负担之间建立直接的对价关系，而且国家必须对每个国民承担起平等照顾义务，因此，税收负担的归属以及轻重原则，必须以纳税人负担能力为标准，不得以国家对其提供的保障或服务的成本或效益为限度。这其实是在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另一方面，量能课税原则亦是国民之间公平分配的原则，即税负必须依照国民承担税收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租税法律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二）伦理学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上的属人性决定其伦理基础，“人正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犯他的生存（生命、身体和健康）和私人领域。”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具体化主要是在道德选择或价值判断上，即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
生存权保障是人性尊严的基本体现，是一项基本人权，为各国宪法所保护。如日本宪法“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的规定。而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公民的最低生活费缺乏税负能力，不应列为课税对象。这正是伦理学价值判断的体现。
同时，量能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上对于“人”性伦理色彩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对课税对象的要求必须是已经实现的净所得。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是为了获得收入的必要开支，不具有税收负担能力。同时，尚未实现的所得，或者因市场规律而带来的虚假所得亦不属此类范畴。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不仅要体现纳税人在量方面的负担能力，更要体现其在质方面的负担能力。例如对不同性质的同额所得（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要区别对待，对回归性所得与非回归性所得（稿费、退职所得、暂时所得）亦宜做出质的区分。这些都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取舍。
（三）实践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相较于利益赋税原则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即实践论上的价值。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需要一个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证得纳税人广泛认同的标尺。为了引入实践，学术界关于量“能”的评定标准进行了许多探讨，大致可分为“主观说”和“客观说”。
一为主观说。这一学说最初由穆勒提出，又称“牺牲说”，即“课税公平作为一条政治公理意味着牺牲的相等”。每个人在向国家纳税时造成的损失是一种效用损失，只要这种效用损失在主观评价上对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即牺牲均等，税收公平就实现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相应的“比例牺牲说”、“边际均等牺牲说”。但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效用、牺牲等心理因素都缺乏客观性和现实操作性，无法衡量或精算。
一为客观说。由于“主观说”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和制度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客观说”标准，从客观方面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从经济学角度看，表征税收负担能力的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首先，如果把消费作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不甚妥当。这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来说，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贫困阶层消费所占的比重大于富裕阶层。若只对奢侈品征税，则远不能满足财政需要，若对日常生活消费征税，则容易产生逆进性。因此以消费来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用十分有限。其次，财产标准情况下，由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在不同收入阶层的纳税人中有不同的效用，对财政产征税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财产的形态日以多样化，动产乃至无形财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征税造成的很大困难；而且财产课税很难做到对低收入阶层的税前扣除，对富裕阶层征税过重也会影响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因此，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一方面所得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入，稳定规范；另一方面，所得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和纳税能力，且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标准予以扣除，并且根据收入来源和性质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征税办法。因此，所得标准能够相对保证税收平等，实现税收公平。
二、从量能课税原则看我国个人所得税
2006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了1600元，试通过下表分析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前后的效果：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起征点从800元上调到1600元并没有促成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各收入群体间的工资净所得的差距并未缩小多少。因此，仅仅提高工资收入的起征点，对于拉近贫富差距的作用极其微弱。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如下：
（一）实行综合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实行的是分项扣除、分享定率、分项征收的分类所得税，分类所得税是与综合所得税相对应的一种所得税模式，即把所得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别，并对不同类别的所得依不同的税率和征收方法分别计税。我国目前规定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11项所得。下面以某月取得工资收入5000元的纳税人甲和某月取得工资收入4000、稿酬1000元的纳税人乙为例对横向公平问题进行比较说明。
由于分别适用不同的减除费用和税率，甲、乙二人纵然经济负担能力相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同，不能体现税收横向公平的要求。另外，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也会出现越来越多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而所得来源少、综合说入低的纳税人多交税的现象。
由此可见，分类所得税模式难以完全把握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另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无法反应对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的照顾，这对重视家庭经济和社会职能、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不公。再加上台湾和大陆有着相通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模式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二）合理设定所得范围
首先，降低对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建立在工资薪金所得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渠道增多，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将在个人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另外对工资薪金的超额累进税率也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对“质”的要求。因此，对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给予更多优惠与照顾，对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应课以稍重的税负。
其次，设立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有些所得一起客观和理智清醒本应实现，惟可能因个人之偏好、过失或其他法律所不认同之安排而使之未能实现，此时，租税法本诸租税公平原则的考量，将此一类型之所得视同已实现。并对之课征所得税。”这便是台湾的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是对净所得课税原则的例外规定，为了防止纳税人规避税收。
最后，设立福利所得课税制度。对用人单位在正式薪金之外对职工给付的各种额外福利课税。除了因计算困难或征收成本太高可免税外，如误餐补贴、交通补贴、宿舍、人身保险、假期旅游等，其余各种福利所得都应当列入课税范围。
（三）完善所得净额制度
首先，照顾纳税人家庭扶养开支。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上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观念浓厚，亲属之间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牵引。另外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家庭是主要的保障途径。因此在税收上照顾家庭基本开支，是净所得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重要改革。
其次，改革所得扣除制度。设定捐赠、保险费、灾害损失和医疗及生育费等项目。扣除个人必需的生活成本、费用和损失，鼓励以公益或人道目的的捐赠（客观上降低了税负能力），照顾弱势群体，维护法的和平，都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物价指数连动课税机制。物价上涨实际上会带来“隐形增税”，这种“隐形增税”不仅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还加重了低收入者阶层的负担，违反量能课税原则。因此有必要设立这么一个弹性课税机制。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度上涨累计达3%以上时，免税额随之调整；达到10%以上时，个人所得税课税级距的金额随之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以及残障特别扣除额的基准，要根据所得税准及基本生活变动情形，每三年评估一次，以保证税收的相对稳定。
三、小结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与税收正当性密切相关，并同税法学界的基本理念相通。如何在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税法的基本理念，则是值得一生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参考自《量能课税原则法哲学研究》，杨万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2]［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3]参考自《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想》，陈拂闻，财会研究2009年第20期。
[4]图表摘自《量能课税原则研究》，梅晓蓓，《人文社会科学集刊》2006年。
[5]参考自《量能负担与课税公平----台湾个人所得税的启示与借鉴》，熊伟、罗昕，中国财税法网省略/show.asp?a_id=1530。
篇5
一、量能课税原则的内涵
谈到量能课税原则,我们有必要先讨论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与税法的另一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相对的一种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税收法定主义的一种补充性原则。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主旨主要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它要求国家在征税时严格依据法律形式上的规定,而较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相反,税收公平原则更多的是从实质平等、实质正义的角度考虑问题,它要求国家在征税时不仅应考虑纳税人量的负担能力,更应考虑质的负担能力,实现税收征纳的人性化,从而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等基本人权。
那么,量能课税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法中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其实,关于税收公平原则更为详细的含义,一直存在两大传统—利益赋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法学的 发展 历程里,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传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公平的实现。利益赋税原则认为税收是社会成员为了得到政府的保护所付出的代价,纳税人根据各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即公共服务中享受利益的多少而相应的纳税。量能课税原则则认为税收的征纳不应以形式上实现依法征税、满足财政需要为目的,而应在实质上实现税收负担在全体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使所有纳税人按照其实质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
比较这两大传统,我们可以发现,利益赋税原则把税收公平的基点定位在纳税人从公共服务中享受利益的多少,而量能课税原则将税收公平的基点定位于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强弱上。实际上,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衡量税收公平的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实质上反映了对税法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和态度。利益赋税原则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征税主体—国家一方,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思维模式,它只要求纳税人根据其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获得利益的多少缴纳相应的税赋,而不考虑其实际负担能力。换句话说,只要纳税人从国家的公共服务中享受到了利益,不管有无支付能力,都必须依法纳税。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制定的税法必然是一种征税者之法,即保障征税者权力之法,保障国家税收之法。在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在人权保障呼声日益高涨、世界人权事业蓬勃发展的 现代 法治社会里,这样的税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公民的自由权、生存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构成威胁甚至侵蚀。它赋予了征税主体—国家强大的税收课征权,而忽视了另一方主体—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保障,致使弱小的纳税人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样的税法明显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未来的税法改革中必须摒弃这种“恶法”。而量能课税原则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纳税主体一方,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利益”至上的思维模式,它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前提下,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纳税人的个别性上。它要求国家在征税时,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 经济 能力强的多纳税,经济能力弱的少纳税,无经济能力的甚至可以不纳税。如果坚持这种原则的指引,那么,制定的税法就必然是一种纳税人之法,即保障纳税人权利之法、保障纳税人的自由权、生存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之法,这种法律必然是一种“良法”,定会得到纳税人的广泛认同和遵守,从而实现法律实施的预期效果和目的。
二、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地位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税收公平原则的法律价值判断标准,虽然可以较好的解决税收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但是从税收观念过渡到可以统帅税收法律规则的法律原则却仍然需要法学做出诸多的努力。近年来,随着税法学界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研究不断升温,关于这一原则的定位也开始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概括地说,大家的分歧集中在量能课税原则究竟是一种财税思想还是一项税法的基本原则的争论上。如日本学者金子宏将量能课税原则并入税收公平主义原则之中,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 台湾 学者葛克昌、陈清秀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另外,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量能课税只是立法原则,不是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指导性原则。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此观点并不赞同,在此不一一列举。②
笔者以为,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国家对公民财产的一种“合法占有”,从形式上看,侵犯的是公民对其私人财产所享有的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这种私人财产权是一种宪法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前两款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 法律 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因此,为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纳税人的宪法权利能够切实得以实现,税法必须对国家的课税权进行规范和限制,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否则,将有可能造成对纳税人基本人权的不适当侵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我国税法未来的变革方向应当走“纳税人之法”的道路。目前学者们对于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已达成共识,但是,单靠税收法定主义不足以支撑、维系整个税法“大厦”,难以对纳税人的基本人权提供天衣无缝的“保护网”。因此,必须在税法中引入另外一项基本原则,使它和税收法定原则一道来共同防御国家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威胁,并指引以后的税法改革。而量能课税原则的重心在于实质合理性,根据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公平分配赋税,这两种原则一刚一柔、一表一里,既能从形式上保证国家课税权的依法行使,又能从实质上确保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因此,将量能课税原则确立为税法的另一基本原则,使之规范税法的各个领域,将会有效地调节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刚性,并最终实现“纳税人之法”的改革目标。
篇6
（一）、烟草业涉及的税种较多。
我国的烟草业通常是指烟草种植业、烟草制品业、烟草制品批发业。也就是说，烟草业涉及三大产业。目前，我国烟草业涉及的税收包括烟叶税、消费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其他各税种。其中，烟叶税、消费税是对烟草业影响最大和最直接的两个税种。
烟叶税是农业税里惟一现存的税种。2006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4号）公布施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购烟叶的单位为烟叶税的纳税人。烟叶税实行比例税率，税率为20%，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
1994年1月1日起，国家把对卷烟征收的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和消费税，烟类产品的消费税采用从价计征办法，1994年确定的消费税税目为甲级卷烟、乙级卷烟、雪茄烟和烟丝，税率分别为45%、40%、40%和30%，其中甲级卷烟暂减按40%征税。1995年7月1日起，卷烟消费税税率调整为：甲级卷烟（含进口卷烟）50%，乙级卷烟40%，丙级卷烟和雪茄烟25%，进口卷烟50%。2001年6月起，甲级卷烟、乙级卷烟、雪茄烟和烟丝的税率调整为45%、30%、25%和30%，同时对所有类别的卷烟实行从量计征，税率为每箱150元。2009年5月1日起，甲级卷烟、乙级卷烟、雪茄烟的税率分别调整为56%、36%和36%，与此同时，原来的甲乙类香烟划分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原来50元的分界线上浮至70元，即每标准条(200支)调拨价格在70元(不含增值税)以上(含70元)的卷烟为甲类卷烟，低于此价格的为乙类卷烟。此次政策调整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5%。
按照我国的分税制体制，烟草行业所创造的税收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其中，增值税收入是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企业所得税实行增量分成，由中央和地方分享；消费税属于中央税，地方无权分享。
（二）、烟草业税收收入较多。
就近些年来说，烟草业甚至是国内最大的单一税源。从全国层面来看，2006年，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7）》的有关数据整理，全国烟草业的税收收入为2234.15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6.05%。从省级政府层面来看，2006年，云南烟草业的税收收入为390.91亿元，占该省全部税收收入的48.81%：湖南烟草业的税收收入为208.97亿元，占该省全部税收收入的28.94%；贵州烟草业的税收收入为86.36亿元，占该省全部税收收入的22.96%。
另外，烟草业税收在其涉及的各个产业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7）》的数据测算，2006年，烟草制品业税收收入为1819.46亿元，占制造业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2.29%，是制造业最大的税源；烟草制品批发业税收收入为373.25亿元，占批发和零售业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46%，是批发和零售业最大的税源。
二、贵州省烟草行业主要税种负担率分析。
（一）、增值税。
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货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以及进口货物的金额计算税额，并实行税额抵扣制度的一种流转税。国家税务总局测算行业增值税税负的指标为：
行业增值税税负=行业实缴增值税额/行业计征增值税销售额×100%
作为普通研究人员，笔者无法获得行业计征增值税销售额的准确数据，无法复制上述计算方法。但从规律性的角度考虑，产品销售收入（或主营业务收入）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因此，笔者设计的增值税负担率如下：
增值税负担率=本年应交增值税/产品销售收入×100%
表1贵州工业企业与贵州省烟草加工业增值税负担率比较单位%
贵州省全部工业增值税负担率
贵州省烟草加工业增值税负担率
负担率差异
2001
8.51
9.42
0.91
2002
6.4
9.81
3.41
2003
5.88
8.31
2.43
2006
6.02
11.18
5.16
2007
篇7
一是合法性是税收筹划的本质特征，税收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是偷税行为，必须加以反对和制止。
二是筹划性表示税收筹划必须事先规划、设计安排。在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通常滞后于应税行为，如收益实现或分配后才缴纳所得税等，这在客观上提供了纳税人在纳税之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实施税收筹划方案需要调整的是具体涉税行为，而不是具体涉税行为发生以后更改合同和发票。
三是目的性表明税收筹划有明确的目的，即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
二、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筹划的思路与方法
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主要有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论文稿酬所得、科研经费所得等，自2011年9月9日以来，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每月工资薪金所得超过3500元的部分就要按照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相应缴税。因此，可以尽量考虑将个人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部分用于职工福利支出，这样既可以在不增加高校实际开支的前提下改善教师福利状况，又可以降低教师名义收入从而减轻税负，具体方法如下：
（一）包含寒暑假的纳税筹划
首先考虑均衡发放课时费，因为高校职工工作的特殊性，寒暑假工资一般只包括基本工资及生活津贴。因此，我们可以高度利用寒暑假，结合一定的工资发放方式来达到税纳筹划的目的。例如：某教师下半年收入46000年，每月工资5000元，课时费共14400元（学期授课量固定），对于奖金的发放按按月发放（不含暑假）、按月发放（含暑假）两种不同方案进行比较。
方案一：按月发放（不含暑假），授课四个月，每月平均发放3600元，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3600-3500=5100元，应纳税额为5100*20%-555=465元。暑假两个月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3500=1500元，应纳税额为1500*3%=45元。半年共缴纳个税465*4+45*2=1950元。
方案二：按月发放（含暑假），共六个月，每月平均发放2400元，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2400-3500=3900元，应纳税额为3900*10%-105=285元。半年共缴纳个税285*6=1710元。
由此可见，通过利用寒暑假并结合一定的工资薪金发放方式，可以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其中方案二计算的应纳税额最少。
（二）将工资、薪金转变为福利化的筹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对于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对于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等是可以免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以上规定，可以通过降低名义收入，即由高校替教职工缴纳的必需花销并从其工资中扣除。这样在不降低教职工实际的工资水平的情况下降低个人的税负，这样学校就以另一种形式为我教职工提供福利。如：
1.变通的方式发放交通、通讯补贴。我国税法规定：“凡是以现金形式发放通讯补贴、交通费补贴，视为工资薪金所得，计入计税基础，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高校可以提供免费班车，或者按月报销一定额度的汽油、通信费用。虽说教职工个人名义工资减少，但减轻了负税增加了福利水平。
2.为青年教师提供免费住房。税法规定个人对实物没有所有权而仅仅只是消费的话，那么个人所得税是不用缴纳的。如果高校能为青年教职工提供免费的或者收取一定金额的租金而不是发放货币性补贴。例如某高校青年教职工每月领取工资、薪金所得6000元，但是却要自己支付校内公寓1000元的房租，该老师实际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6000-3500）*10%-105=145元；那么一年工资、薪金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款是：145*12=1740元。但是如果高校为在职教职工提供免费住房，把教职工每月自己支付的1000元房租从工资6000元中扣除，这样的结果就是该老师的实际收入减少到5000元，相应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额也降低至（5000-3500）*3=45元，一年工资、薪金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税款45*12=540元。经过筹划，单位在总体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每年为每位老师节省了税款1740-540=1200元，大大降低了青年教师的个人所得税缴纳额。
3.改善教职工办公条件，提供免费的办公设备。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备课授课改作业等均需要电脑、U盘、电子教鞭等工具。学校可以为教职工购置一些必要的电子设备，学校拥有这些设备的所有权，并且将之算作学校的固定资产。教职工拥有的这些设备的使用权。如此一来，增加了学校的固定资产值，也为教职工减少了开支，达到了增加收入的目的。
（三）选择适当的科研及论文奖励发放形式
篇8
一、纳税筹划的含义
什么是“纳税筹划”？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找到一个非常权威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其定义至少应表述出以下几层意思：一是纳税筹划必须是不违反税法的；二是纳税筹划是事先进行的计划；三是纳税筹划的目的应是纳税人税收负担的最小化。
有关“纳税筹划”的概念，国内外的学者也有相应的论述：
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BureauofFiscalDocumentation,IBFD）在其《国际税收词典》（IBFD:InternationalTaxG1ossary,Amsterdam1988）中对纳税筹划是这样表述的：“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和私人实务的安排以达到减轻纳税的活动”。
美国南加州W.B.梅格斯博士在与别人合著的《会计学》中讲道：“人们合理而又合法的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尽可能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纳税筹划……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税收是纳税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还讲道：“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的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的少缴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纳税筹划”。
张中秀在其主编的《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一书中从“纳税筹划”所包含的方法上给出了纳税筹划的定义。他指出：“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非违法的避税方法和合法的节税方法以及税负转嫁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的行为”。可以用公式表示：纳税筹划=避税筹划+节税筹划+转嫁筹划。
综合以上几层意思，我们可以对“纳税筹划”下这样一个定义：纳税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的过程。企业纳税筹划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意图，就是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在守法的前提下，谋求最大限度的“省税”。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目标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内资企业和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人范围比公司所得税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是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后实行的，它把原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统一起来，形成了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它克服了原来按企业经济性质的不同分设税种的种种弊端，真正地贯彻了“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实现了税制的简化和高效，并为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
有效开展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定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目标。纳税筹划目标，是指通过纳税筹划要达到的经济利益状况。它决定了纳税筹划的范围和方向筹划策略，是纳税筹划应当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将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目标应定义为：在法律认可且符合立法意图的范围内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这种定位，既克服了节税目标的狭隘性，又排除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避税问题，是企业定义其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目标的正确选择。
2、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派生目标是涉税零风险
如果说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实现涉税零风险就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第二个目标，也是税后利润最大化这一税收筹划根本目标的派生目标。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中，为了实现日常稽查涉税零风险目标，企业必须要强化其内部管理制度，尤其要着重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创造平稳、有序的内部税收筹划环境，以备顺利通过稽查部门的日常检查。由于目前我国企业对税法的理解不到位，普遍存在着税收风险较高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需要把规避税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纳入进来。这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三、企业所得税筹划策略
根据我国税法法规的相关规定中对税率、减免内容、法定扣除项目等的一系列规定，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税务筹划：
1、合理利用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展税务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后，遵循国际惯例将企业所得税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原内资企业所得税独立核算的标准不再适用，同时规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应汇总到总机构统一纳税。不同的组织形式分别使用独立纳税和汇总纳税，会对总机构的税收负担产生影响。企业可以利用新的规定，通过选择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企业从组织形式上有子公司和分公司两种选择论文提纲怎么写。其中，子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实体；而分公司是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要由总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实体。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分支机构盈亏、分支机构是否享受优惠税率等。选择方案具体见表2-1。
表2-1 分支机构组织形式选择方案
税率选择
优惠税率
非优惠税率
盈利
子公司
分公司
篇9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逐渐加强，从税收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成果日渐丰富。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试着反向思考收入分配差距对税收遵从度的影响。Adams[1]提出的公平理论认为，社会成员会根据个人付出与自己获得绝对报酬量的纵向比较、个人付出与他人付出的横向比较进行行为调整，如其产生不公平感，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别人或自己的经济行为状态。Thibaut et al.[2]发现社会成员的国家制度公平感影响其遵守法律和法规的程度，如果认为国家的制度缺乏，社会成员往往会通过违法的方式使国家的制度重新达到公平。Song and Yarbrough[3]通过对家庭调查样本数据的分析，Westat Inc[4]根据调查数据，Spicer and Becker[5]，Scott and Grasmick[6]通过实验性税收游戏数据，Alm et al.[7]运用历史数据分析，Kim et al.[8]对社会公平以及纳税遵从等变量的动态回归分析，Richardson[9]通过对跨国数据的研究等都验证了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感知影响其纳税遵从。
国内学者在税制公平和纳税遵从等问题的研究中也开始注意到税制带来的收入分配对税收遵从的影响。陈成文和张晶玉[10]、苏月中和郭驰[11]、童疆明[12]等，从收入水平、纳税人地位、税制公平性以及税率等角度展开研究，均发现税制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对纳税遵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
通过上述有关居民收入分配与税收遵从的研究不难发现，收入分配对税收遵从及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反向影响已开始纳入学术界研究视野。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微观视角探讨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税收调节现状，进而提出通过税制优化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二、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分析
随着Adams[1]提出的公平理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税制收入分配引起的公平问题及其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逐步得到了拓展。通过对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公平感的判断，可以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其中分配公平维度是由税制设计本身决定的，在三个维度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国外实验方法、历史数据以及动态回归分析等的应用，纳税人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在其税收遵从决定中存在着重要关系逐步被反映出来。同时，国内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实验分析以及规范分析等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使得我国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逐步得到了明晰和度量。
（一）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影响税收遵从的机制分析，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税收实验、模型分析、根据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从收入水平、纳税人地位、税制公平性以及税率等角度展开，众多研究均发现税制公平性对税收遵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如表1）。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发现，在既定的税制下，纳税人既关心自己缴纳税款带来的自身收入的减少和福利水平的降低，又关心税制带来的相对收入变化。当税制带来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时，纳税人会获得公平感，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实施税收遵从；而当税制并未带来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甚至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时，纳税人会获得不公平感，纳税人会设法实施偷逃税等税收不遵从行为，以减少自己应缴纳的税款，来补偿这种不公平感（如图1）。同时由于税收稽查覆盖面有限，总有部分纳税人获得偷逃税的成功，容易形成模仿效应，导致原来实施税收遵从的纳税人也变得不遵从。因此，保持税制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税收管理的最重要原则，它要求经过税制调节后形成比征税前更为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状态，一旦经过税制调节后无法形成比征税前更为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状态，纳税人就会产生税收不遵从的动机。
（二）我国税制收入分配公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程度
在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逐步明晰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实验分析以及规范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影响程度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度量（如表2）。虽然国内学者的问卷范围和试验对象存在差异，但从表2中的税制分配公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程度研究概况可以发现：税制收入分配公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当纳税人认为税制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能够提高其税收遵从。
三、我国税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调节现状
从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来看，税制通过税种设计、税率选择、税基设定，向社会成员普遍课征以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的不足，缩小收入差距。就我国税制而言，当前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有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①。
就流转税类而言，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向变化，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并且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承担的流转税绝对额存在较大差距。本文采取刘怡和聂海峰[22]估算广东省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不同收入群体的负担的方法，通过对比各收入组所承担的流转税税负情况，发现我国城镇居民各收入组承担流转税绝对额的差异并不足以抵销收入的差距。与流转税绝对额相反，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负均呈现明显的累退性。城镇居民困难户组承担的流转税税负最高，为8.58%，远高于最高收入组（5.73%）和高收入组（6.07%），甚至比平均值（6.31%）高2.27%，累退性非常显著。可见，在我国城镇居民各收入组中，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过高的流转税税收，流转税类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作用消极（表3）。
就具有难以转嫁特征的个人所得税而言，在我国税制中起着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角色，在其税收要素中超额累进税率、费用扣除、加成征收等规定体现了“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的原则。在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别的个人所得税支出中，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趋势较为明显，表4中的数据体现了其累进性。但表4中的数据同样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效果比较弱，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较小。按2011年相关数据估算，我国城镇居民最低收入组个人所得税税负为0.059%，即使在负担最重的最高收入组其个人所得税负也仅为2.159%，这与税率设计相差较大。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有正向作用，体现了一定的累进性，但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未得到有效的发挥。
就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来源透明性较低的“隐性收入”（主要包括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等）税负而言，个人所得税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调节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效果②。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由2011年的0.5602下降到0.5538，并且在2005年到2011年财产性收入税后的基尼系数均小于当年税前的基尼系数（见表5）。但其调节力度却很弱，如2011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在经过个税调节后仅降低了约1%（见表5），并且，2011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税前平均为648.97元，征税后只减少了79.5元，为税前的12.25%。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最大的流转税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公平调节具有负面影响；受税收收入占比小和税制设计不完善等因素影响，个人所得税对城镇收入分配公平调节功能有限。尤其是现行税制对我国城镇居民隐性收入调节作用微弱，亟须完善优化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公平的税制体系和促进城镇居民收入税收遵从的机制设计。
四、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居民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社会，需要一个税负合理的税制体系，如果税制体系不能通过合理征税来改进其收入分配状态，会使得居民降低其税收遵从度，特别是难以查实的隐性收入的税收遵从度。因此，本文建议继续优化现行税制，从以下几个方面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我国城镇居民税收遵从。
首先，完善税制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国税制体系完善中注重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协调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即通过间接税体现税收效率原则，通过直接税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进一步的税制体系完善中应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作为税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从而促进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公平和税收遵从度提高。如应在体现效率基础上，考虑增值税等流转税的公平目标；应进一步明确公平为目标的税种，如考虑完善个人所得税，促进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实现；应加强促进居民收入分配相关税种的立法，如财产税等。
其次，优化税收征管，促使隐性收入显性化。通过税收征管优化和税收征管的实施可以减少纳税人对税制体系不完全信息带来的不公平感。同时，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实施，完善统一的纳税人身份识别码制度、第三信息报告制度和交易的非现金结算等制度，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通过加强税源（如税务登记、税源预测与监控、账簿凭证、纳税信息的采集等）管理、纳税评估、汇算清缴、税务审计、反避税以及税收政策管理等措施可以促使纳税人隐性收入显性化，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最后，提倡约束并举，增强居民纳税意识。开展“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及“税收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宣传，平衡居民纳税负担与公共品收益的公平感，从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纳税意识。形成公民纳税的“社会约束”，实行法律、法规、政策等硬约束与道德规范、舆论氛围等软约束共同作用的纳税环境，增强居民自觉纳税意识。
【参考文献】
[1] 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5（2）：267-299.
[2] THIBAUT J， et al. Procedural Justice as Fairness[J]. 26th Stanford Law Review，1974，26（6）：1271-1289.
[3] SONG Y D，YARBROUGH T E. Tax Ethics and Taxpayer Attitudes： A Surve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8，38（5）：442-452.
[4] WESTAT Inc. Individual Income Tax Compliance Factors Study Qualitative Research（Report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Z].1980：5-8.
[5] SPICER M W， Becker L A. A Fiscal Inequality and Tax Evasion：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60，33（2）：171-175.
[6] SCOTT W J，GRASMICK H G. Deterrence and Income Tax Cheating：Testing Interaction Hypotheses in Utilitarian Theories[J].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81，17（3）：395-408.
[7] ALM J，BETTY R J，Michael M. Estim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axpayer Compliance with Experimental Data[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2，45（1）：107-114.
[8] KIM C K， Evans J H， Moser D V. Economic and Equity Effects on Tax Reporting Decisions[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5，30（7-8）： 609-625.
[9] RICHARDSON G. Determinants of Tax Evasion：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2006，15（2）：150-169.
[10] 陈成文，张晶玉.社会公平感对公民纳税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4）：57-65.
[11] 苏月中，郭驰.纳税遵从行为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7（6）：50-53.
[12] 童疆明.社会公平感与税收遵从的实验分析[J].新疆财经，2008（4）：57-62.
[13] WRNERYD K E，WALERUD B.Tax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Some Interview Data on Tax Evasion in Sweden[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82（3）：187-211.
[14] ROBERT M，et al. A Study of Admitted Income Tax Evasion[J]. Law & Society Review， 1978，13（1）：73-89.
[15] COWELL F A. Tax Evasion and Inequ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992，13（4）：521-543.
[16] BLOOMQUIST K M. Tax Evasi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Costs of Compliance[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2003：91-104.
[17] 罗延平.基于期望理论的纳税遵从行为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8] 邱伊莎.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非理性因素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9] 肖玲.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相关性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篇10
房地产企业投资额巨大，涉及多种不同的税种，税收成本在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因而房地产公司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获利，就必须根据企业本身的特点采取不同有效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创造成本优势是通用的基本手法之一，而税收负担的轻重是直接影响其成本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房地产企业在考虑其生产经营战略时，必须综合考虑税收这一成本因素，作为财务成本很大一块的税收支出，如何通过税收筹划予以控制，对公司来说就变得相当关键。
二、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及依据
税收筹划，是指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经营活动或投资行为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税或递延纳税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其理论依据为：1.税收调控理论与税收筹划税收调控理论认为政府利用税收调节经济实质上是通过税收利益差别来引导纳税主体行为使之产生正向影响，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正是这种税收调控使得税收产生利益差别，从而使得税收筹划成为减轻税收负担最有效的途径。税收调控纳税主体行为是通过弹性税负来诱导纳税主体行为的，因此在税收负担有差异或有弹性的领域，税收筹划是可行的。2.税收价格理论和税收筹划。现代财政理论认为税收的本质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价格。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支付费用，政府就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来补偿。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纳税人即使想拒绝该商品是不可能的，所以纳税人总是试图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来购买该商品。所以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就自然产生了。3.企业契约理论与税收筹划。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与政府间的税收契约就属于其中之一。”企业逐利性和契约的可策划性下，作为契约关系人一方的企业就有动力和机会进行一些安排，以实现企业的价值或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部分方法
房地产业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土地增值税、房产税、所得税、营业税等，房地产业的税收筹划，一方面需要借助其所涉及税种的一般税收筹划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房地产业自身的特点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税收筹划。在现行政策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何能够实现良好业绩，获得企业的利润?除了进行合理的价格策略外，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简要介绍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税收筹划的几种方法:
1.利用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设立销售公司。目前我国的土地增值税采用的是四级超率累进税率，而且对于增值率低于20%的普通住宅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因此，纳税人在销售不动产或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可以适当考虑增加销售环节，将高增值额分解成低增值额，从而降低增值率和土地增值税的适用税率。增值额如果被分散的次数很多，就可以享受到起征点带来的税收优惠。因此，在实践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将企业的销售部单独设立具有法人地位的销售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合理的定价将房地产项目转让给销售公司，再由销售公司进行第三方销售，从而能够人为地调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销售公司的增值率，通过筹划使得企业承受较低的土地增值税。2.利用公共配套设施投入扣除《土地增值税实施细则》规定:可以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加计20%扣除。在市场接受的范围内适当的加大公共配套设施的投入，用以改善环境，增加卖点，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能够提高销售价格。比如:可以在小区内有限的空间内增设体育设施，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锻炼的乐趣;也可以设立会所和在顶层设立游泳池等。这样既可以娱乐，又能够休闲，相应的隐私也能够受到保护。这些项目均可以列入到开发成本里进行加计扣除。
四、充分关注税收的筹划风险
风险管理是经济主体通过对风险的确认和评估，采用合理的经济手段及技术手段对风险加以控制，规避或减少风险损失的一种管理活动。税收筹划风险是指房地产企业涉税行为因为没有正确遵循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使得房地产企业没有准确和及时的缴纳税款，从而引发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调整、处罚等等，最后导致房地产企业经济利益的损失。税收筹划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规则约束，因此其风险更难于掌握，所以，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企业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加强风险管理：1.正确区分违法与合法的界限，树立正确的筹划观。2.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变形、复杂性及不确定事件的发生，税法常随经济情况的变化或为配合政策的需要而不断修正和完善。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应充分收集和整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变动情况，在实施纳税筹划时，充分考虑筹划方案的风险，然后作出正确决策。3.聘请税收筹划专家，提高税收筹划的权威性，可靠性，科学性。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和系统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法律、税收、会计、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能性，需要专业技能高的筹划人员来操作。4.力求整体效益最大化。筹划时，不能仅仅紧盯住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方案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优化选择的结果。优化选择的标准不是税收负担最小，而是在税收负担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企业整体利益最大。
参考文献
篇11
(一)我国以间接税为征税重点的原因
我国虽然是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体制,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却是以流转税为主要征税目标,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所相适应的。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公司盈利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也不够高,所以实施现代的直接税制仍未达到其经济基础。而间接税的征收管理相对简便,税收来源比较稳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的具体实情。
(二)间接税的税负扭曲
间接税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税收负担是可以进行转嫁的,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其实际的负担人通常不是其纳税人,这已经就产生了税收的扭曲。人们通过各种办法使得自身税负降到最低以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税负转嫁一般形式有前转与后转。前转是指纳税人通过抬高价格将税负转嫁到购买者。而后转是指当纳税人无法实现前转时,通过压低进货的价格来进行的。这需要纳税人形成统一强大的集团力量与供货商进行谈判,这也加大了纳税人与供货商的税收扭曲成本。
二、我国直接税的税收问题
我国的直接税是以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税源来自可代扣代缴的工资薪金,而这部分工资薪金很大比例上是生活主要来源,导致的结果是纳税公平原则被破坏。某些富人在纳税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小于其大众工薪阶层,税收监管在富贵层面存在一定的“盲区”。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直到2008年才有正式的法律形式进行规定,以往以外资企业为名进行生产活动能享受很高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企业的泛滥,有些企业利用税收征管的漏洞常年进行虚亏,为其躲避税收而进行帐外经营,这些活动所导致私人部门决策活动的成本支出在税收方面逐步增多,税收不完善现象层出不穷。
为了实现税收扭曲效应的最小化,政府要选择合适的税收征管制度,现阶段政府要对税收征管制度进行不断深化的革新。
三、中国税收征管制度的革新
(一)大力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着手进行税收征管网络的建设,至今也才不到三十年,虽然在硬件层次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相对于我国不断高速运行的经济总态,其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依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调。各种经济活动形态不断演变,税源信息成爆炸式增长,但是其能进行有效利用和系统分析有效信息流不充分,交流不对称,导致各种形式不断高级演变的偷逃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已经投入使用的“金税工程”,它只是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源征管而建立的,但是相对我国基数更大的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他很多税种也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税源流失情况。
现阶段投入税收部门的预算资金应该有专门划出一部分进行信息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信息化建设软件系统的研发,形成一支技术力量强大,并能实际联系业务的人才队伍。税务部门应与有税收专业的各大院校进行通联合作,源源不断挑选优质人才。与技术公司与软件开发公司形成良好合作基础,依据各地本身情况,为不同地区开发设计可全国兼容但可因地制宜的征税管理子系统,为信息化的全国流通做好基础工作。通过一些制度法规的建立,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分享程度逐步加强,与社会其他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做好充分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税源信息资源集中库。(二)税收部门行政体制改革仍需进行
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国税地税两套平行的税收征管队伍便开始在各自的征税领域中发挥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税收收入的增加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国地税进行不同程度税源的争夺,这使得纳税人处于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地。在某些税种的缴纳上。既涉及国税又涉及地税,两者分开办公,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会上升。再者,由于两套不同的管理系统,国税属于中央直属机构,而地税属于当地政府,其行政资源浪费现象和效率低下就时有发生,比如成都地税要进行门头装饰的统一更换,而更换费由财政系统进行拨付,层层下拨的财政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使得这一简单工作耗时几年都没有完成。
(三)我国纳税宣传的力度有待加强,方式有待改变。
篇12
其次，对于时期税收体系、税收构成的研究。建立以前东北一直受以为首的奉系军阀的统治，为了军阀战争的需要，就曾不断地扩大税收，增加税种、税率，建立以后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充税收体系，形成了庞大的苛捐杂税，对东北农民进行肆意的掠夺。对于沦陷时期东北的税收体系，在邱丹丹的《赋税制度述评》中就有介绍，“赋税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按税负能否转嫁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另一种更为直观的划分方法为国税和地方税。”[1]也就是说，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税收由国税和地方税构成，同时提出国税分为内国税和关税，内国税又分为流通税、消费税和收得税这一观点。而李红娟又曾在文章中把盐税划分到国税中，认为“在财政中地位仅次于关税的是盐税。”[2]税收在称呼上也有所区别，在《东北沦陷时期日本的税收掠夺政策》一文中指出，“赋税的名称，省级以上收取的称为税、市县旗收取的称为捐、街村收取的称为费。”[3]这样庞杂的税收几乎渗透到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再加上一些地方税的重复征税，使人们的生活愈加疲惫不堪。
第三，从税收体系的渊源以及战时税收变化的研究来看。面对不断扩大的战事，日伪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窘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保证最大的税收收入，对税收体系进行了整理。王广军曾在文章中提到，“政府是仿照日本的税收制度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现代税收制度。”[4]于一贫在《时期的税收掠夺》一文中也指出，“从1932年到1945年政府共进行了四次税制整理，使殖民税收体制得以确立。”[5]可见时期的税收是建立在日本税收制度之上并随着战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具体如何变化的，在刘信君、霍燎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一书中就有记载，书中通过对东北人民的残酷奴役和疯狂掠夺的叙述，重点说明了战时增税的状况，指出“主要以消费税为重点增收对象，到1943年的国税税种已达到39项，此外地方税26项，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6]东北人民的税收负担可见一斑。
第四，对时期赋税特征的研究。时期的赋税呈现着税收体系庞大混乱，并且导致税收机构重叠的现象。邱丹丹在文章中就指出“内国税达到34种，其中消费税就达到十一种，地方税更是五花八门，许多税种都是国家、地方重重征收。”[7]王广军也在文章中提到日伪通过四次税制调整建立起“以国地税为基础，以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体系的复税制为主体，以经济部和各级税务监督署、税捐局三位一体为主要监督方式的殖民税收体制。”[8]看似完整的税收体制和监督体制，在执行起来却暴露了各级组织机构严密，职员众多的缺点。如此庞大的税收体系以及重叠的税收机构只不过为了最大限度的搜刮百姓，满足战争的需要。税制随战争的变化而变化也是其特点之一，王承礼在书中就叙述道，“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实施‘战时增税’，税收总额增加了一倍。”“1943同1937年比相比，国内税竟增长了近7倍。”[1]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事紧张，税收的榨取也加重，始终是伴随着日本的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五，从税收影响的研究上来看。不断扩大的税收体系，不断翻新的苛捐杂税，是农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章有义曾对前的农民负担做过粗略的估计，“选取1933年位代表年份，农业总产值，包括作物栽培11525246千元，动物饲养2214823千元，农家副业2326668千元。……田赋、其他税捐、临时摊派、以及地租概括起来，已超过农业总产值的40%。再扣除农业生产中的物质消耗的20%，则所剩不到40%。”[2]农民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在张安俊对三十年代南满地区农民家庭收支的研究中也曾说道：“康德二年时四个阶层的农户都入不敷出、处于亏损状态，富农家庭亏损129.33元，中农家庭亏损12.57元，贫农家庭亏损8.20元，雇农家庭亏损2.90元。其中富农家庭的亏损额相当于其全年生活费用的一半，可见数额之巨。”[3]时期对于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最好解释。生活贫困、家庭收支的不平衡必然产生外债的现象，当时存在很多高利贷机构，例如对金融合作社、大兴公司等。李红娟曾文章指出“金融合作社是日本为了使农民专门为他们从事生产工作，想延长农民一口气，利用封建势力的“村公所”建立的贷款机关。在农民用贷急需时把钱贷给农民，到农民收获粮食时，就立即催贷款，农民被迫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把农产品卖出以偿还贷款。”[4]看似为了救济农民，实则是使农民再次陷入绝境的高利贷机构。农民常因还不起贷款变卖土地，从自耕农沦为雇农，雇农再次落魄沦为乞丐、流氓的现象屡见不鲜。可见，时期的东北农民不仅要受到无良政府的税收盘剥，还要受到高利贷的双重压迫。
最后从宏观的研究来看，从赋税的某一角度出发，对经济掠夺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很多。其中，郑会欣在《步向全面前的准备――论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这一文章中叙述了日本阴谋策划夺取中国海关的过程以及操纵东北经济命脉、利用海关对中国财政造成破坏的情况。同时郭冬梅从地方财政这一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项就是租税收入，从地方财政的角度论证了日伪对东北人民的疯狂奴役以及残酷的压榨。从而更深刻地揭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进行统治的侵略本质。综上可以看出近年来史学界对于时期这一段历史日益关注，对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研究的广度深度也在不断增加。接下来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总结，分析其研究趋势以及特点。
二、研究趋势与研究特点
篇13
（一）税收成本的含义
国外学者对税收成本的界定相对较统一，税收成本通常是指税款或税金，但其称谓有所差异，如税收成本、税收因素、税收节约等，而国内并未统一税收成本、征税成本、纳税成本、税务成本等概念。作为企业经营的必须支出成本，税收成本关系着企业最终的收益，税收成本管理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税收成本界定并未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税收成本是征税成本、纳税成本、经济成本的总称；税收成本特指征税成本。国内大多学者选定征收成本为研究对象，从税收部门的角度看，狭义的税收成本是征税成本，即纳税成本或税收成本，将其称为企业税收成本、纳税成本、税务成本、税收负担等。本文从企业角度出发，税收成本指纳税成本。
（二）税收成本的特征
其一，税收成本具有复杂性。由于税收政策变化频繁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呈现的多样化，因此，对于企业税收成本的控制呈现复杂性的特点。
其二，税收成本具有风险性和时效性。企业不可能对税收成本的复杂性进行精确和有效的估计，由于缺乏对税收成本的可靠估计，可能企业的经营决策出现失误，这是税收成本的风险性的体现；此外，按照国家的各项税收政策的规定时间，履行纳税义务或申请税收优惠待遇，体现了税收成本的时效性特征。
其三，税收成本专业性和累退性。作为独立和专业的政策法规体系，税法影响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尤其是交易行为，体现了税收成本的专业性特征；按照规模经济的说法，在涉税活动中，也存在着“规模经济”的效应，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税收成本相对越低，规模越小的企业，其税收成本越高。
其四，税收成本具有隐蔽性和难以计量性。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的有些费用分散在与纳税有关的日常活动中，没有专门归类记载；部分税收成本不能定量，由于其难以与会计成本区别开，使得部分成本不能准确核算。
二、税收成本管理
（一）税收成本管理的含义和特征
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是企业通过税收的计划、实施、控制和创新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管理，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制定和调整生产经营，在规避税收风险的前提下，使企业税收成本最小化的管理活动。
企业税收成本管理仍属于企业理财活动的范畴，主要特征有：
其一，实用性和时效性。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熟悉企业相关的各项税收政策，同时根据战略发展要求，制定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方案；政策的时间性要求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活动的时效性，相关人员针对变化的税收政策及时调整企业的税收成本管理办法。
其二，政策性和整体效益性。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税收成本管理要求企业管理者和财务人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观念和纳税意识；通过资产重组、资源优化配置等手段，实现整体效益的提高。
（二）税收成本管理的作用
降低税收成本。企业应把税收看做企业经营的必要支付成本，在企业的日常活动中通过加强税收成本管理，降低税收成本，是税后利润最大化。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税法观念，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企业应着眼于加强税收成本管理，减轻税收负担。
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产品结构调整。企业可根据国家对各个行业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对各项税种征收税率的差异，灵活进行合理的资金运转、投融资、研究开发新技术等。
三、税收成本管理的现状
（一）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意识已形成
随着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的加大，纳税人对税收的理性认识得到提升，合法纳税是共识，企业已形成税收成本管理的意识，加强了税收成本管理，提高了纳税效率，取得一定成效。
（二）成本分析体系不完善
尽管我国企业已普遍形成税收成本管理的意识，但是税收成本分析体系不够完善。主要包括：缺乏技术分析和成本分析及预测部门；日常成本分析和预测不完善；缺乏成本效益分析，只有成本计划和执行情况；缺少税收成本责任中心管理，成本考核落实不到位；缺乏税收成本奖惩机制，没有形成责任预算、核算和分析的税收成本管理体系，没有按照目标责任制的要求进行管理，税收成本责任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三）缺乏对遵从成本管理的重视
企业对遵从成本管理的重视度不够有待提高，纳税人申报纳税、填纳税申报表所需时间较长，同时，纳税人了解税法相关资料的渠道比较少，但是其花费时间较长。由于缺乏相应的税法知识和纳税相关资料，导致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其向税务顾问咨询或交由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不断增多，从而使的遵从成本不断提高。很多企业对遵从成本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较少考虑遵从成本的管理，甚至忽视不计。
四、加强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机制
建立和完善企业税收成本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制度、税收成本管理互控体系，进行税负统计与分析，实施企业税收成本的全员管理。在既定税收政策下，根据企业所属的行业、企业类型、产品的类型综合计算企业的税收成本，并参考以往年度的预算和决算成本数据，根据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政策变化情况预测税收政策调整引起的成本变动。定期根据税收成本统计分析，检验预算的执行情况，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纠偏措施。纳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是企业税收成本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核心。建立和完善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机制，实施全员税收成本管理。
（二）建立并完善企业内部办税工作体系
企业应设立内部办税机构来管理企业的各项税收工作，同时构建税收成本管理监督体系，检查和督办企业的各项税收工作的进展情况，使企业内部的财务工作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将企业的税收成本管理落到实处。
（三）加强人员培训
通过形式多样的税收宣传和职业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纳税意识和职业素养。对于办税员工来说，培训主要针对其具体的办税业务和技巧，培养他们成为既熟悉企业的生产经营，又精通企业所在行业的税收政策法规的综合人才，并成为企业成本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磐石；对普通员工的培训，主要集中培养他们的纳税意识和服务意识，要树立全员动员、全员参与、全员管理的思想；对企业的高层应该着重培训并灌输其正确的纳税理念，使企业高层破除把税收工作当做财务部门工作的陈旧思想，使企业高层积极支持税收成本管理工作。
（四）税收成本管理要融入战略成本管理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可以制定竞争战略，并通过SWOT方法分析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同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将企业的税收成本融入战略管理，即进入战略成本管理阶段，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战略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秀丽.税收成本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天津财经大学，2006.
[2] 李飞.税收成本及其控制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 李彩霞，盖地.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研究：回顾与展望[J].税务与经济，2013.
[4] 李维亭.中国税收成本管理研究[D].大庆石油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