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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复兴日本经济。日本国民热衷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文化思潮，而传统的优秀文化与思想逐步被放弃，品德教育出现滑坡现象。1958年的课程改革加强了品德教育、以“学科知识中心主义”为指导，充实国语和算数的基础学历。此时虽然品德教育依旧受重视，但学历主义日趋明显导致品德教育实质未能得到很好实施。60年代盛行的“教育投资论”掀起了学历社会的升级，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教学的“智育化、应试化”，无形中挤掉了品德教育在教学中的应有位置。朱剑洪通过《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再认识》介绍战后日本全盘照搬美国式的生活主义教育模式，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与日本的国情严重脱节，引发了以校园暴力为代表的品德教育滑坡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文化的滥觞导致日本民族许多优秀传统消失，价值观的普遍贫困和道德沦丧、品德缺失，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教训说明日本品德教育走向滑坡。7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经济转轨后，学生逃学厌学、中途退学等现象说明品德教育达到了滑坡的高峰期。姜相志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道德教育演进历程》指出社会上两极化趋势越发显著，只有毕业于名校才能得到好工作；一些具备创造性但没有文凭的人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残酷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严重扭曲了青少年心灵，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日趋严重。通过对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此次教育改革存在一些弊端，但总的来说使日本教育向前迈了一大步，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新时代，使日本从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教育走向了民主教育，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兴。
三、日本面向21世纪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回归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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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是在清末“西学东渐”和废科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2年至1903年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正式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学制，但前者颁布不久就为后者替代，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实质作用的则是“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吸纳了张之洞以日本为蓝本的西方近代教育精神，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该学制初步构建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到通儒院的不同梯级和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为主干的教育体系，使中国传统教育“读书做官”的目标导向发生巨变。[1]在高等教育学制部分，其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学校制度、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方法、管理体制、教育途径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对应的调整。
探析癸卯学制的文化内核，首先要厘清文化和文化选择的概念。文章采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的概括：“文化指借助符号获得并流传的各种明确的和模糊的行为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各项成果，包括物化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传统（即经过历史的演变和选择而保留下来的）观念，尤其是附属于观念的价值；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产品，另一方面又是构成远期行为的必要条件。”[2]文化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包含物化的结果，而癸卯学制就是文化的物化体现之一。而文化选择是指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本身发挥其选择和整合功能，对外部多元的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淘汰，其发挥功能的依据是正确的文化理念的指导。[3]癸卯学制对外部文化的吸收和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淘汰，一直存在一定争议，因此，从文化选择的视角出发，探析癸卯学制的文化内核，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高等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之上。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特点，将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则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都是该系统中的子关系，那么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即外部关系；单从教育系统考察，知识文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组成教育系统的内部关系，而文化又是以知识为主要形态的，因此又是教育系统内部关系的关键环节。（当然，从文化系统看，也可以说教育是以传承文化的功能作为文化的内部因素。[4]）
基于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关系，其相互作用也呈现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教育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又在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处于中介地位――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都要通过文化折射。教育与文化的双重关系与双重作用，特别突出地体现于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上，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既有为一切教育共有的文化功能，又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5]
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包括文化传承、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是教育最基本的文化功能，社会通过教育将前人所积累的经验、人文知识等有计划、有目标地传递实现文化的承接。然而，个人的精力往往有限，所能传承的文化往往只是沧海一粟，而文化本身也有优劣之分，因此，教育对文化的传递必须有所选择，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精华加以选择的继承和传播，这就是文化选择，虽然文化选择也是教育的基本文化功能之一，但高等教育在文化选择中往往起到决定性影响。而文化创造功能，仅就教育领域来看，主要是由高等教育来承担的，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文化功能的主要方面。
在文化选择上，该功能虽非高等教育所独有，但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所起的作用更为深远，与其他教育的文化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别。从涉及面来说，高等教育涵盖学科门类众多，遍及文化的方方面面，能够进行最广泛的选择，影响力更为深远。从层次上说，高等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它选择的文化代表了社会文化的较高层次，而高层次的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起着导向的作用，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一定意义上来说，其他层级教育的文化选择，实质是在高等教育文化选择基础上的再选择。从性质上说，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专业教育，不像普通教育那样属于基础教育。尽管通才教育的呼声很高，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仍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对文化选择具有高层次、权威性、多样性、专门化的特点。[6]
三、“癸卯学制”的文化选择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导向，不断更新教育内容，变革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在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下，教育演变呈现本土化趋向，在教育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机构变革、教学评价与教育管理等环节，形成一定的民族特性。[7]前者主要涉及近代中国对国外教育和文化吸收，即通常而言的外来性，在近代高等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界多有关注，后者则是高等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选择。
教育变革是一个渐进积累、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历史过程，而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其产生和演化过程中，受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文化课程的影响，形成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对近代高等教育中的外来成分进行探究，对于系统的把握近代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意义，而鉴于近代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局限，笔者仅以“癸卯学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部分为切入，略作分析。
承上所言，结合时代的特殊性和文化选择的一般特点，笔者为便于分析，将近代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具体细分为教育观念的选择、教育制度的选择、课程设置的选择、教学内容的选择、考核管理的选择等。
从教育观念来看，“癸卯学制”体现着当时普遍的教育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东渐使得传统的知识价值观和人才观念逐渐动摇，儒学教育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危机，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技术的价值，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实践，逐渐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该理念虽依附于传统文化之上，却开始体现出中西兼容的时代特点。
以教育制度而言，“癸卯学制”深受日本影响，其中的高等教育学制，以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和新式学堂取代书院、国子监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起新的、完整的高等教育教育体系：按照学制规定，清末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分科大学、通儒院三级，高等学堂为预科，毕业者可入大学，通儒院为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与高等学堂平行的，还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进士馆、译学馆等，注重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已经具有西方专业教育的基本性质。
就课程设置来看，“癸卯学制”基本放弃了以科举为参照的课程体系，如四书五经、八股文，规定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实行西方模式的分科和综合教学相结合，每个学门的功课分主课、补助课、随意课3类，以经学科大学之周易门为例，其主课是周易学研究法，补助课是尔雅学、说文学、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等。随意科目各分科大学相同，从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皆设中国文学、心理学等4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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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教学理论的确定性要求与教学实践情境化特征的矛盾。现代性教学理论在知识观上，强调和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传递性，试图在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中提炼出具有客观和“普世”性质的要素;在教学过程上，重视和提倡教学活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普适性，试图寻找到一种经过精心计算和论证的，可以在最普遍的范围内进行推广的原则和模式。在这种确定性和规范性的要求下，教学目的被社会预设的某个标准所规定，教学内容被一系列貌似真理性和永恒性的知识框架所占据，教学过程更是被精确地设计与规划，成为一个个具体可模拟的步骤和环节。然而实际上，教学实践是具体而微的活动，真正的教学实践是一个个充满着不可穷尽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情境组合，这种充满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情境组成也正是教学生命力所在。“教育理论常常以追求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定论为己任，惯于运用归纳和演绎的语言逻辑，进行思辩或描述的知识阐述。这种宏大叙述因追求其理论层面的总体性、完整性、同质性，在面对实践的局部性、差异性、异质性时，就不免多少显得有些玄思、虚幻。”
教育理论的确定性要求与教育实践的情景化特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而它的深层根源则在于教育理论中的工具理性影响，教学的合目的性追求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教学理论和知识的片面化、绝对化及其与真实生活的脱离。
其三，教学理论的泛技术化倾向对教学活动人文性的消解。现代性教学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引入教育教学研究，使教学理论从“自发”形态进入到“自觉”阶段。这些原则和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进步。然而，技术理性的强大是使其自身逐渐以一种不为人所控制的内在力量向前发展，使其自身成为一种超越了人的主观意志的独立变量，反过来对人的意识和活动产生支配和制约的作用。在强大的技术理性的制约下，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将统计、测量、控制变量、要素分析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教学研究，使之成为教学理论研究的主流方法，这就导致了教学理论的泛技术化倾向。教学理论的这种泛技术化倾向使“教学被规划为一套严整的理性规则和操作规范，具有了实现自身目标的明确自，程序化、可操作性原则渗透到对教学全过程的规划之中，教学似乎成为由技术理性这个独立变量支配的活动”。
这样，教学活动的人文性、情境性被消解了，原本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沦为某种逻辑系统的确定性、单一性环节。教学活动不再成为一种具有诗意和审美价值的活动，不再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而是变成了由若干个要素和环节构成的技术性活动。教学活动的评判尺度渐渐失去了其人文关怀的层面，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内在感受和心灵成长，而习惯于将其分解为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若干要素和环节逐一判定，有时甚至以其中的某一个指标作为评判教学整体发展状态的尺度。教学理论的泛技术化倾向对教学活动人文性的消解是现代性所催生的困境，是对教育本质的伤害，使得教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呈现出不和谐状态。
现代性教学理论之溯源
现代性教学理论的种种偏向，发端于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扩展。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一种观念: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普遍主义的扩张与膨胀的过程。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命题，理性本身是闪耀着普遍性光芒的，然而理性的外部形式，即胡塞尔所说的“它对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偏执”却使其产生了变异，成为单一的实证理性、工具理性，从积极转化为消极，成为统治人、束缚人的力量。最终，“现代性的历史轨迹是从人类的解放走向了自我奴役。”人类在现代性中陷入了深深的危机。
异化的精神带来异化的教育。首先是理性至上对人文价值的消解。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人”本身，而是“有用的人”，教育的出发点不再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人，而是人之外的物化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扩张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力量主宰一切，理性化操控现实世界。尽管它带来了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政治机构的严密精细，但也带来了价值消解、人文失落、精神工具化等种种弊端。“从夸美纽斯的‘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到卢梭的培养‘自然人’;从赫尔巴特的培养‘有道德的人’、小原国芳的培养‘全人’，到涂尔干的培养国家公民;从斯宾塞的‘教育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到我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等，都是以‘未来人’、‘理性人’为前提假设的。”
自马克斯•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后，西方哲学家大多认同，理性主义操控一切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并致力于对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的批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性”，无一不是对工具理性、系统生活扩张的反思与批判。在他们眼里，理性操控一切消解了生活的诗意和生命的意义，对工具理性的片面追求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最后导致了价值的消亡和人的异化。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教学理论追求所谓的理性规则和操作规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学原本具有的批判性、人文性、意义性被消解，使得教学理论呈现出背离教学本质的特征。
其次是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僭越。科学以一种不可一世的至高权威俯视着世间，经过科学研究得来的知识被认为是确定的、普遍的、客观的，而教育应当就是这种确定的、普遍的、客观的知识教育。正是这种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客观性赋予了教育研究者之对于教育践行者权威、教师之对于学生权威的基础。然而，这种知识观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知识“决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它既作为一个探究过程的结果，同时又作为另一个探究过程的起点，它始终有待于再观察、再检验、再证实，如同人们始终会遇到新的、不明确的、困难的情景一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依赖的知识主要有两种形式: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学科知识看起来是客观的、普遍的，但是，每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都会从具体情境、个人风格来使用，因此，学科知识也会打上教师个人风格和具体情境的色彩。而实践知识更多是一种意会知识、经验知识和个人知识，虽然其没有理性化的表现方式，却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现代性教学理论对知识的流动性、情境性、生成性和实践性的遮蔽，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使其离真正的教学活动需要越来越远。在它的指导和要求下，教学原本具有的流动性、诗意性和灵活性被忽视，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技术的大力推崇、对程序的严格遵循、对规范的严格要求导致教学对人的本质关注基本丧失，教学变成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华丽演示。
教育理念的异化带来了教学实践的困境:一是消解了教学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和意义性，用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束缚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导致了教学行为的程式化。而当教学成为科学知识的附庸、成为传递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它已然失去了“生成文化”的使命和活力。二是造成了教学行为中规范和经验、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教学活动被科学管理、规范管理所支配，学校成为一个追求经济和效率的组织，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在教育中的体现。教师难以展现出自由和个性，容易产生自我认同的困难。三是导致教学研究者与教学践行者之间话语权的不对等。理论研究的实证化、系统化方式占据了强势地位，进而创造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规范，垄断了教学研究的话语权、政策抉择的建议权甚至决定权以及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权。与之相对的是，大部分践行者即一线教师开展教学更多的是凭借和依靠“缄默知识”、“默会知识”和“实践知识”，难以以“科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也难以获得承认、总结和推广。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学研究、教育抉择、教学质量评价以及教师进修学习都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教师个体的失语最终则会造成研究者与践行者之间交流渠道的断裂，变成教育研究的自说自话与一线教师的我行我素。
现代性教学理论之重构
西方学者为走出现代性的弊端开出了各自的药方，如哈贝马斯提出重建“交往理性”来克服系统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殖民，吉登斯主张通过“反思性”来修正现代性，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来纠正现代性的偏向，德里达则认为需要通过对现代性的彻底解构以清除其宏大叙事的种种弊端。尽管这些方案在形式上具有巨大的差异，但其都隐含了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关照这一共同主题。颇为反讽的是，教育原本是作为解放人、培养人、塑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但现代性教学理论却在“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强大逻辑下成为忽视人、异化人和压迫人的工具。为此，需要回归到教育培养人的本真当中来，强调教育的形态、教育的发展不能脱离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来抽象地理解。换言之，教育的本体性问题只有从人的角度，从促进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这一角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当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从实践主体的地位来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解放人、发展人的目标来审视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地位，这就为重建现代性教学理论明确了基本方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立足于培养活生生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教育的根本目标，我们就能找到走出现代性教学理论的困境的思路，即应当坚持教学理论的学术旨趣不仅仅是建构某种自足的逻辑体系，而是要改变以往解释教学的模式，解蔽出被传统理性主义教学观和语言分析模式遮蔽下诸如教学智慧、具体的教学情景和本土化、个别化的教学知识以及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等要素的价值和意义，让教师和学生在生命发展的意义上重新确认教学的价值。为此，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转变。教学研究的理念从建构规则转变为关注教学本真世界。马克斯•范梅南强调:“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因为如果我们将种种假设和给定的意义都搁置起来的话，所剩下的就只有教育学的生活体验了。”
教学是在特定情境下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一定意义下的人的世界、人的存在方式。真实的教学是情境性的、建构性的、个别性的、流动性的，有自身的运动方式和轨迹，不能按照某种既定的逻辑和程序来实施教学活动。而恰恰是在这种情境性、建构性、流动性的“探险”过程中，生命的诗意、教学的智慧、个人的知识、个性的发展得到了肯定，这才是教学的本质。倘若教学活动被设想为依照某种事先预设好了的“脚本”展开的过程，人的存在与发展过程就会被既定化、模式化，教学则会变成对师生人性的背离。由此，应当转变那种尝试在诸多的教学实践当中抽取、概括出统一的模式然后加以普及和推广的理性主义观念，把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放在教学活动本身，去除外在规则对教学本身的压制，揭示和阐释教学的流动性，肯定教师的个别化知识，恢复教学的本真。教学研究的角色从“立法者”回归到“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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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教学，课堂是教师的舞台，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要“独揽天下”，没有给学生充分自由思考的时间，没有让学生有创新的机会，更不利于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说教式”、“灌输式”，看来是无可厚非的。那又是不是说只要在教育中应用现代技术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了呢？我认为也不然，光有现代的技术，没有先进的思想同样是不行的。如今，在我们教师队伍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有教师认为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占用了教学时间，影响升学率；大部分教师对现代技术的驾驶水平还偏低；有的教师虽然会使用现代技术，但不会处理它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就只有在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努力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
那要从哪些方面来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呢？我认为：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要发展现代教育技术，首先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现代教育技术？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明确现代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素质，使自己能游刃自如的操纵各种现代化教育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态度有两种：主动的学习和被动学习，一个乐意学习的人，肯定要比一个免为其学的人要学得更好，要让学生由“强学”变为“爱学”，这就需要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设他们喜爱的事物与情境。例如：小学数学在所有学科中，它是最抽象化，概念化的一门学科，模糊的数字概念，枯燥的定义定律，不适合小学生的特性，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数字的定义、定律等转变成生活中生动、鲜明的形象，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觉得：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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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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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罗斯师范教育现代化再出发:方向与措施
4.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师培养:我国免费师范教育的新探索
5.“教师教育”不能取代“师范教育”
6.免费师范教育政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及建议
7.试论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国际趋势
8.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
9.论我国后师范教育时代的教师教育制度重建
10.师范教育的转型与教师教育发展
11.师范教育免费政策的历史考察:1897-1949
12.免费师范教育硕士培养的困境前瞻与预防——基于综合实验区的探索
13.学前师范教育急需调整发展机制、加强宏观调控
14.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
15.嬗越与创新:中国百年师范教育传统及其现代意蕴——基于江苏百年师范发展史的思考
16.缄默知识与师范教育
17.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18.试论师范教育的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
19.师范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标准:荷兰的案例
20.师范教育与大学:比较分析及其对香港的启示
21.积极推动师范教育转型 构建开放式教师教育体系
22.师范教育研究30年——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
23.从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状况看师范教育的课程改革
24.试论美国师范教育的转型
25.俄罗斯师范教育政策调整的动因、策略与措施——基于《教育的创新发展——提高俄罗斯竞争力的基础》报告解读
26.师范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目标、对策与措施
27.从世界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看未来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走向
28.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范式转变
29.新世纪中国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构想
30.国外师范教育层次结构的变革及其启示
31.师范教育的传统与变迁
32.毕生探索为师之道——管窥张敷荣先生关于师范教育的思考
33.建国以来师范教育发展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4.师范教育免费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目标及制度设计
35.后师范教育时代下我国师范生培养路径的构建
36.师范教育与教师专业化成长:问题与对策
37.部分发达国家师范教育课程设置述析——兼谈我国师范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38.当前俄罗斯师范教育改革研究
39.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历史、现状与模式
40.强化还是削弱——略论“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换的问题与弊端
41.面向基础教育,突出师范特色——地方应用型本科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42.师范教育体制的变化与师范生免费政策的存废
43.教师职业专业化与我国师范教育
44.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产生及其意义
45.师范教育实践性课程的思考
46.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变的思考——从话语转变到制度转变
47.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及教师待遇问题初探
48.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49.师范教育的人文性与专业-教育学双重性
50.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
51.台湾师范教育转型探析——以“师资培育法”的颁定为界点
52.师范教育的市场危机与国家的有限干预
53.教师角色转换及其对师范教育的影响
54.我国师范教育的历史省思——20世纪前半叶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研究
55.关于合并后的综合性大学中师范教育模式的思考
56.反思性教学与高等师范教育的改革
57.英国大学与师范教育
58.高等师范教育应突出实践取向——“顶岗实习置换培训”的启示
59.近现代广东师范教育思想的历史回溯与现实观照
60.我国师范教育收费历史与思考
61.西方国家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路径、成效及动因
62.高等师范教育付费主体变更的政策诉求及逻辑
63.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三性”办学特色辨析
64.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65.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制演变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66.高等师范教育课程发展走势分析
67.师范教育开放化的现状与前景
68.俄罗斯师范教育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69.新世纪我国特殊师范教育培养目标的调整与转型
70.综合性学院发展师范教育的潜在优势与挑战
71.公费师范教育:兴邦强国的重要建议和国家设计
72.近现代我国师范教育的学费制度研究
73.从“三个学制”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
74.美国重视师范教育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75.重新审视师范教育 实现教师教育综合化发展——兼论陶行知的教师教育思想对我国教师专业化的启示
76.百年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
77.师范大学生逆商现状的调查及对师范教育的反思——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
78.论美国师范教育的转型
79.日本教习与清末师范教育的创始
80.试论“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转变
81.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群体
82.现代师范教育的本体转向:培育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83.重视职前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英国DfEE1998(4)号文件及其对提高我国师范教育质量的启示
84.教师培养制度的变革: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
85.试论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
86.近代我国师范教育学费制度嬗变的内在逻辑及特征探析
87.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源起
88.简论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师范教育
89.论师范教育的特性
90.关于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的几点思考
91.民国时期免费师范教育的衍变
92.综合性大学师范教育的师范性研究
93.日本的师范教育与小学教师的培养
94.我国师范教育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研究现状
95.论我国师范教育的制度缺陷及其改进
96.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
9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及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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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化阶段
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是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教育理论体系当中，他的理论起点是自然，他从教育学的高度第一次拉开了自然主义教育的序幕。本文主要研究他在《大教学论》中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必须建立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他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要遵循自然的“秩序”进行教育。他在《大教学论》中明确提出，“改良学校的基础应当是万物的严谨秩序”。秩序就是事物的灵魂，它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因此，必须把万物的确切规则作为改革学校的基础。二是要依据儿童天性、年龄和能力进行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考虑儿童的性格特点。他认为教育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要遵守适当的时机，凡是超过儿童年龄阶段所能理解的知识都不要强迫他去学习。
夸美纽斯的“适应自然的原则”被称为“客观自然主义”。他是从教育学的高度来论述自然主义教育的第一人，使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具有理论色彩。然而他的自然主义思想仅仅停留在客观化阶段，未能真正领会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普遍法则，因而使得有些观点不免片面和机械。
二、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观化阶段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自然主义”到了18世纪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开始转变为“主观自然主义”，促进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卢梭，他所理解的“自然”已纯人本化了，它是指儿童本身，儿童的自然本性。他并不是像夸美纽斯那样强调完全顺应大自然，而是要利用自然规律，回归自然本性，根据儿童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教育，脱离对人的疏忽，培养反封建的“自然人”。他被誉为“教育学上的哥白尼”。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爱弥儿》中。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并且要按照儿童自然的天性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不同的教育。二是要保护和发展儿童善良的天性，回归儿童的自然本性，要使儿童的身心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三是要去乡村大自然的环境中去接受自然的教育。
卢梭明确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然人”。他的“自然人”是相对于“公民”而言的。他的自然人也并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独人，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自然人.
卢梭的主观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了近代教育的新纪元，其核心就是要求教育要遵循儿童生来善良的天性，顺应儿童的天性进行教育。卢梭的教育不仅仅是学自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人自身的“自然”。这就使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了主观化的阶段，其对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心理学化阶段
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非常重视人的天性，要求根据人的天性进行自然教育。但他不像卢梭那样美化儿童的天性，他认为不仅仅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同时教育也要对人的本性加以约束。他是第一个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理论的人。他把自然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特点科学地联系起来。这使得教育以更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定义，可见这种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在裴斯泰洛齐这里达到了更高更深的层次，开创了新的时代。经过他的发展，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入了另一个转折点――“心理学化”阶段。
裴斯泰洛齐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中的“自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指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及其规律，但是更多的是指儿童的天性尤其是其心理活动的规律。另外裴斯泰洛齐并不像卢梭那样认为儿童的本性都是“善”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两面性，即低级天性和高级天性。低级天性即动物性；高级的天性则指人所独具的理性。他认为，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也要对人的本性加以约束。因此，为了使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内在能力的发展，他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主张。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显然比卢梭的主观自然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他力图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并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的心理发展，要求教育必须与人的这种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心理过程相一致。他具体化了自然主义教育，开启了19世纪欧洲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对自然主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形成阶段经历了“客观自然主义”――“主观自然主义”――“心理化自然主义”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目的各个方面都在一步一步走向科学化，从夸美纽斯到卢梭开始重视追求人本身，从卢梭再到裴斯泰洛齐又进一步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特点重视人的身心发展。他们都用各自继承和创新的思想，论证了自然主义教育对于时代的意义。所有他们三个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仅都对当时束缚人性、违背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卢梭.爱弥尔[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M]・夏之莲，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5]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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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课程”的理论背景
（一）“活动课程”的理论来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活动课程”理论，有的来源于“自然教育”和“实用主义”思想，有的则来源于“活动主义”思潮。而无论哪种“活动课程”都体现出同一种教学思想，即“活动教学”的思想，活动教学的思想最早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维多利诺、拉伯雷和蒙田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在对中世纪封建教育的批判中最先表述了活动教学的某些观点；他们反对摧残儿童身心发展的强制性教学，反对纯书本学习，提出应尊重儿童的个性，主张让儿童通过观察、考察、游戏和劳动等活动来理解事物，获取经验。
到了近代，活动教学的思想在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自然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卢梭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要保持儿童的自然本性，他认为“我们真正的老师是经验和感觉”；他不仅要求从现实中去找真理，而且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教条主义而着重行以求知，他说：“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都要从做中来教学，而且只有在做的方面没有问题时，才进行文字教
学。”\+①他的后继者裴斯泰洛齐提出“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福禄倍尔则主张“自我活动”。这些思想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理论和方法，促进了欧美各国新教育运动的开展。
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了“学校即社会”这种哲学认识和“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和不断改组”、“从做中学”、“儿童中心”等观点，杜威认为教育“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是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课程理论即后人通常所说的“活动课程”理论，且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关于活动教学所具有的人文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活动的本质所做的明确规定也可以作为佐证，他把人的实践活动规定为本质活动，他既不同意费尔巴哈的纯客体理解，也不同意黑格尔的纯主体的认识，而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③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活动课程”来源于什么，其要义都只有一个，即教育应当以儿童的活动为基础，围绕儿童的活动来设计课程，重视儿童的本性与自由，体现出浓郁的人文精神。
随着1896年～1903年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活动课程的开展，这种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为基础的活动课程，在美国历时五十多年，影响深远。我国于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中就有关于活动课程的规定，日本1947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日本初中开展“特别活动”，这些举措显然都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活动课程理论的影响。
（二）新型活动课程界定
我国新型活动课程是对杜威“活动课程”理论的扬弃与创新，杜威主张为了学习，必须动手做些事。他认为“教育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儿童活动的能力”\+④叶圣陶也说过“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⑤新型活动课程吸收借鉴前人的理论精华，以充分而有特色地发展学生基本素质为目标，以最新信息和学生在活动中获取的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按照各种实践活动项目和特定活动方式组成的一种辅的课程形态。
我们把“活动”定义为一切内隐和外显的精神和肌体动作，是“外在的物质活动与内在的观念活动”的统一。\+⑥新型活动课程同学科课程相比，从内容上看，活动课程主要是学生以直接经验的形式来掌握的、融合于各项实践活动中的最新知识、技能和技巧；从师生关系来看，活动课程主要表现为学生的独立自主活动，教师则起辅导作用；从活动的空间来看，活动课程不受课堂限制，可以灵活选择，既可选择在课堂内或课堂外进行，也可以在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从学生所处的状态和地位来看，活动课程表现为学生的亲自实，动手操作，手脑并用，学生始终处于动态的活动之中，居于主体地位；从活动组织形式来看，活动课程可以开展群众性活动、个别活动和小组活动。尽管在课程计划中，学科课程是主要部分，活动课程是辅助部分，但活动课程可以弥补学科课程的诸多不足，具有学科课程不可替代的功能。在学科课程的学习中，学生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学习直接经验为辅，学科课程可以满足学生掌握间接经验的需要，却不能满足学生掌握直接经验的需要，而间接经验的学习也必须通过活动来帮助理解，从而形成能力，培养情感。同时，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又相互联系。活动课程通过学生自主活动，掌握学科课程难以包容的最新信息，同时使学科课程知识融于主动积极的活动之中，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真正变成学生的有机知识构成；育人功能上与学科课程相互补充，使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同时又能实现特色发展。
二、语文活动课程的内涵
要充分说明语文活动课程的内涵，应当从什么是“课程”和“活动课程”开始。课程论专家钟启泉老先生在《课程设计原则》一书中论述了课程设计应该以学科、学生和社会为理论基础，由此就构成现代课程的三个板块，即：理科课程、实用性课程和人文社会课程。而语文活动课程便是以学生因素和社会因素设计为主的，是一门实用性课程。活动课程又常被人们称为儿童中心课程、经验课程。目前学术界对于活课程的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九年义务教育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讨论稿)》中对活动课程内涵的论述为：活动课程是指在学科课程以外，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多种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趣味性以及非学科性为主要特征的多种活动内容的课程。
三、语文活动课程的作用
语文活动课程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走向素质教育的桥梁。
（一）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决不是简单的起传授知识的作用，更应当承担起素质教育的任务。“现代课程论力求把理论框架放在一个三角形上，三角形的中心为人的素质。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语文才可以改变单一的课程结构，设立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个板块。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⑦而语文课外活动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一堂好的语文活动课，最终实现的教学目标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种语文能力的综合实现，甚至是多学科的综合运用。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学目标是具有开放性，决不是仅限于语文科内。
（二）语文活动课有助于语文知识技能的形成和系统化。学生语文知识技能的形成，不仅需要有较高的认识能力、阅读能力，还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具有较好的智力品质和非智力品质，而这些素质的培养，可以通过语文课外活动来进一步完成。语文活动课决不是教师的讲解课，而是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实际操作。在活动中学生必须运用课内所掌握的语文知识，获得对语文知识的直接经验，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在熟练的基础上高度迁移，形成语文能力。语文活动课课题的确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安排、方法的采用，都要经过形象生动的感知性活动上升到理性活动，所以在活动中有助于使学生的知识技能系统化、完整化。
（三）语文活动课能做到把思想性寓于知识性之中，用趣味性带动知识性，使知识活灵活现，更好地把语文教学的审美和人文因素挖掘出来。比如在诗歌和散文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感受诗歌的意境之美，可以开展配乐的朗诵比赛。
（四）语文活动课有利于因材施教原则的实施。课堂教学的一个明显的弊病就是不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个别情况进行教学。学生在个体上存在着差异，每个学生的兴趣所指向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而多样的语文活动课正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教师也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以及知识能力缺陷有目的地加以锻炼。学生可能在 “听”“说”方面的能力较差，那在语文活动课中通过教师的诱导鼓励他参加演讲比赛，使学生在语文的缺陷方面得到锻炼和补充。
（五）语文活动课有助于促进学生思维的多样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语文活动课程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极佳途径。语文活动课以课堂为阵地，但也可以走出课堂，如参观人文景观、检查城镇标牌规范用字情况、了解民风习俗等等。而活动课程的这种与生活贴近性的特征，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六）语文活动课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在教与学的关系中，长期以来比较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在学习和自我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近年来学生的主体作用已经得到了较大的重视。在现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就非常强调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语文活动课中不但要求学生在协作和会话中完成任务，而且特别强调满足学生个性心理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从而使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也得到培养。
伴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语文教学改革的层层深入，通过语文活动课这座桥梁，将使语文教学走向生活这片广阔的天地，使语文教学走向素质教育的广阔天地。
［注释］
①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②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③选集编委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卷第18页.第2卷第118一119页
④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⑤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上、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页
⑥王升.主体参与型教学探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5页
⑦陈钟墚・中学语文教育参考・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杂志社1994年第8-9期16页8
［参考文献］
［1］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上、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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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技术院校中“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其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向学生传授现代汉语言文字知识；2.培养学生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3.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4.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具体讲授这门课时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达到以上目标的。
一、汉语言文字知识的讲授――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
作为大学生，关于汉语言文字知识（如语音、语调、字词的构成、修辞、句法等）在中学里绝大部分已经接触到了。有人觉得汉语言文字知识在大学里没有讲授的必要了，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有些知识在中学阶段学生们是学过了，但是，学得很肤浅，许多内容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这一阶段不仅要讲授其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让学生们真正懂得这些知识，进一步夯实学生的语言基础。
二、文学作品的导读――培养学生分析鉴赏能力
1.文学史的概述
每个单元的讲授都先从文学史的概述讲起，勾勒出时代轮廓，使学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了解。以史带文，用史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贯穿起来，形成知识系统。我们主要讲授了先秦文学概述、汉魏六朝文学概述、隋唐五代文学概述、宋元文学概述、明清代文学及近代文学概述、现代文学概述、当代文学概述、外国文学概述。通过这些介绍，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学生们对中外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印象，从而丰富他们的文化知识，拓宽学生的社会视野。文学史的概述讲完之后，再进入作品的选讲。
2.文学作品的选讲
由于大学语文这门课存在着课时少和内容多这一对矛盾，我们不可能把教材中所列举的每一课作为重点来详细讲解，而只能选一些典范作品来讲读，演示分析，让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技巧，最终达到让学生掌握不同体裁的作品的赏析技巧，学会自己分析。如：我们主要选讲了《先秦诸子语录》、《陈情表》、《将进酒》、《前赤壁赋》、《醉花阴》、《红楼梦・宝玉挨打》、《孤独者》、《再别康桥》、《哈姆莱特》等名篇。通过这些名篇的讲授，学生们懂得了不同体裁的文章的写作技巧以及赏析技巧。诗歌：分析其独特的意象和优美的意境以及作者抒发的感情；散文：分析其取材的特色和感情的抒写以及形神关系，体味形散而神不散的文体特点；小说：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和背景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戏剧：分析其在体式、台词等方面的技巧，体会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戏剧的各自特色。掌握了这些赏析技巧之后，学生可以自己运用这些技巧对不同国别、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加以赏析，从而使自己的分析鉴赏能力不断提高。作品选讲完之后，再以总结的方式简述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历史概况，以明确所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对作品意义的理解。
三、应用写作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关于写作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主题、选材、结构、语言等）在中学阶段已经涉及到了。还有，一些常用的基本文体（如：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在中学时也训练得很多，对于这些文体的基本写作技巧学生们也基本掌握了。因此，我觉得考虑到学生的毕业以及毕业后的工作需要，应用写作的训练应侧重在常用应用文和科技论文的写作。
1.常用应用文的写作
常用应用文包括计划、总结、合同、简报、广告、求职信、申请书、消息、通讯等。对于这些文体，先要把它们的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讲清楚，让学生们对其写作理论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当然，应用文最关键的是要学生自己操作，要求学生们能够写出比较规范的文章。因此，学生们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要花大量的时间让学生练习，然后教师要反复修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直至能写出符合规范为止。
2.科技论文的写作
科技论文是向读者介绍自己在某方面的科研成果而写成的文章。这类文章在写作上与一般文章有一定的共性，但又有其自身的特色。而且对绝大部分同学来说，科技论文是陌生的，不懂科技论文应如何写作、如何表现，这些都应作为大学语文教学的主要部分。如：科技论文一般由标题、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正文、结论、参考文献、致谢等部分组成。这些最基本的都应该让学生掌握。
以上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沟通的。由于一学期的大学语文的课时较少，在具体讲授时，我们侧重在文学作品的选讲，经过一学期的讲授学生们普遍感觉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有所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至于应用文的写作，我们开设了科技应用文写作的选修课，这将对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合职业技术院校的特点，注重语文教学的实践性
职业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应用教学，注重素质培养。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就直接步入社会从事社会实践工作，学生动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就业。所以，职业学校尤其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大学语文课的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语文教学的实践性：1.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发挥学生的主体性。2.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外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3.鼓励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总之，职业技术院校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大学语文课的教学中，注重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注重语文教学的实践性，充分发挥语文这门课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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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由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所构成的，无论是自然生命的发育，还是精神生命的成长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造物。人只有受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已然成为一种“工具”，对教育的关注不是因为人本身的需要，而是因为社会的直接需要，为培养社会人而存在。这种工具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功利主义教育盛行，造成了生命意识的缺少。
生命性教学理论的提出是新课程改革的一大突破，该理论在认识到生命与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有效、可行的课堂教学实践，不仅在理论上将生命教育的理解上升到新的层次，而且在实践上也探索出具有创造性和有效性的教学策略。以下将首先从生命性教学的理论基础出发，并对生命性教学的特征和实践性进行探讨。
一、生命性教学的理论基础
纵观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面对传统教育留下的一系列漠视生命的弊端，新世纪的教育迫切需要一个以人为本，为人自身发展，体现人的生命意义的教育理论。生命性教学理论的提出正是满足了现代教育的需要，也由于中西教育历史上对生命本性的尊重，使整个生命得到全面发展，为生命性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1.西方教育思想奠基。古希腊哲学确立了人的理念，强调对人的尊重，并使其充分发展。他们认为知识的种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自己发现真理，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柏拉图的教育引发潜能说，亚里士多德把教育看成一个内在发展的过程，是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过程。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把人从中世纪的经院教育模式解放出来，赞颂人的伟大，提倡人的尊严，反对禁欲主义，尊重人的个性，走向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的教育是对生命的第一次追寻，他强调教育按照人的天性，促进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另一个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他提倡教育要顺应自然，培养反封建的“自然人”，主张根据儿童的特性实施教育。自卢梭的《爱弥儿》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教育，关注儿童当下的教育再到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关于“教育即自然发展”的理念，实现了尊重人权到尊重童权的过渡。六十年代兴起的人本主义教育是以马斯诺和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潮为先导的，是以“完整的人”的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充分发挥潜能的基础上，实现丰满的人性，强调人要理解自己和他人，并与他人友好相处；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强调人向自我实现的发展。这种教育将帮助人尽其所能成为最好的人。人本主义体现了教育对完整生命的复归，对个体自由的诉求，对生命的个性呼唤。
2.中国教育思想探索。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表现的思维方式更整体偏重人文伦理，就教育而言，由于封建制度和宗教法制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及西方，在关注个体，关注自由和个性上受到压制。但是在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群雄争起的多元文化，影响至今的是儒家和道家文化，儒家思想以孔子为先导，其中，孔子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学思结合等都是主体教育的成功实践。如果说儒家是通过伦常礼教来规定生命的内涵，那道家就是将人性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认为生命的本质不是外在的规定，而在于他的自然本性，教育就是把生命置于自然的背景下，使其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近代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推翻封建制度，从根本上为教育发展人的主体性、关注自我和生命提供了保证。在近代教育史上主张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教育家有、陶行知等。通过自由个性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格，在教学上尊重思想自由，顺应个性发展，在办学上追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陶行知在留美归国后，借鉴和扬弃其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合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上改变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存方式，教育要“以人为本”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教育研究在20年前才开始关注个体生命。“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课堂中极力引发学生的主体性，成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识。其中，叶澜教授的《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的命题，从生命的动态生成角度，给主体教育作了新的阐释。该文指出突破“特殊认识活动”的传统框架，必须从更高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这包括：①是课堂教学成为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②课堂教学目标上应该关注生命的全面发展，即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③课堂教学蕴含着极大的生命活力，因此教学过程不应机械设计，而应具有生成性。
二、生命性教学的特征与实践探索
生命性教学是生命化教育在课堂教学上的实践表现形式，其特征表现在对生命的敬畏，对儿童的尊重，对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文环境的关怀。
1.敬畏生命，让教学体现生命意识。由于生命具有两重性，人是意识动物，为意义而存在，然而没有生命的存在就谈不上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关注首先要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授者，只注重知识技能的培养，还有责任和义务教育学生尊重生命，学会关怀他人，并与他人相处。生命性教学的目标，基础是教人珍爱生命，更高层次则在于教人体悟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理想。生命性教学是知识、智慧和人格教育的统一。把知识归结为创造性的智慧，把智慧归结为时时处在价值抉择中的人的灵动的生命。
2.解放儿童，让课堂体现生命关怀。所谓解放儿童，就是要在教育中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一方面把儿童当“人”看，教育过程尊重人的特性，另一方面，把儿童当“儿童”看，承认童年生活的独特价值，让他们的生活充满童真、童趣。儿童的天性是自由活泼的，现在严肃的课堂纪律让生机勃勃的课堂变得死气沉沉，学生课上正襟危坐，课下狂乱反叛。犹如弹簧，压得越低，释放后反弹得越高。今天解放儿童的任务应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吧儿童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其次，课堂规训不应成为阻碍学生自由思考和创造的障碍，第三，让儿童走出成人世界，活在当下，尊重他们身心的自由发展，不要将成人的意志强加在儿童身上。
3.融入生活，让教学充满生活情境。关注学生个体生命自由成长的教学，必须在生活世界中进行。个体生命的发展不在抽象的科学世界，而在富有韧性的完整生活世界里。课堂教学不应只是将死板的知识灌输给学生，没有生活联系的知识对学生是没有意义的，更不能真正理解掌握，因此创设生活性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做中体验学习的乐趣，还学生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盐需要融入汤中才能被吸收，知识也要融于情境之中，才能显示出活力和美感，才能被学生理解、消化、吸收。这就是情境的价值。”
4.人文关怀，让教学评价以人为本。功利性教育的盛行导致教育成果的评价也具有很明显的目的性，“以分数论成败”的观念依旧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主体性缺失和情感性缺失等弊端主要的根源。因此，努力探索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就显得极为重要。需明确的是对教师和对学校的评价源于对学生的评价，应着重探索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在具体评价学生时，评价的内容要向着多元化方面发展，既要重视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也要重视学生日常行为中所反映的道德品质、兴趣爱好、特长等其他方面潜能的发展。此外，还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的考察。
新世纪初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要满足儿童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促进他们和谐发展，教育从关注社会，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到关注人，作为人的发展的自觉需要；从关注知识、能力、情感单一的发展到关注让人的身心完整的发展，不断的实现向生命的回归。生命性教学理论作为一个新的突破，将对新课程改革注入一股强心剂，对教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1.
[2]刘德华.让教育焕发生命的价值[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刘济良.生命教育论[M].杭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2002.
篇11
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总存在着人们对价值的追寻和选择。这似乎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并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决定着各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暂且可将其称为教育自身所具备的一种“先天性”特征。对此,滋生于教育系统内的电大开放教育也概莫能外。对一种教育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并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是促成一种教育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电大开放教育试点成功与否的“关键”。教育目标的确定,教学模式的建构,专业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安排以及课堂教学的设计等等,均需一种价值取向的“引导”。这种“引导”应该是理性的,符合当前人们对教育价值所持的一种共同倾向。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我们无法简单的判断其对与错,它对教育发展的“引导”只有适合与否的问题。因此,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是每一种教育自身所无法回避的现实。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态,电大开放教育从其肇始就决定了与其他高等教育形态的明显差异。但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应体现在具体的人才质量标准的指标体系上,对其价值取向而言,在教育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它与现存高等教育的其他形态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一 何谓价值及价值取向
作为教育领域内专有名词的价值是教育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教育哲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其实,在教育哲学里,关于价值的研究与解释,更多是借助于哲学中的既有成果。我们将哲学中的价值赋予其教育学上的意义,使之适合于解释具体的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而揭示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教育的本质认识。对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言,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科的学者似乎总有侑于自身的不同见解。这些在各学科发展中曾经存在的价值的具体概念,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丰富的观念体系,左右着各个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正是基于这种原由,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探讨价值及其取向。
价值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又附着在各学科的发展上。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涵义会在不同场合、不同学科、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变化。一般认为,“价值”起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价值概念,如某人的建议是可取的、这个人是好人等。二是指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价值概念,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涵义,是指凝集在商品中一般的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三是哲学意义上的一般价值概念,即从各门具体学科抽象出价值的本质特征而形成人们对价值最普遍的认识,或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现象而形成的理论体系。[1]尽管价值的涵义有多种的解释,人们对此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多数人倾向于赞同马克思对价值的阐述,他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如果对马克思的话进行解读,我们似可将价值进行如下表述:所谓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和作为需要对象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
在理解一般意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辨明价值取向的涵义。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对价值进行选择时所持的一种倾向。在这里,主体、自身需要、价值以及倾向是涵义所要表达的“关键”。综合起来,关于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我们似可用以下的话语进行解释:从事开放教育活动的主体(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制定者)根据现实及自身的需要对教育价值进行选择时所持的一种倾向。
二 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
在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上,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与选择:一是开放教育的整体目的;二是个体发展的具体内容;三是教育内容的价值追求。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三个层面,构成层次分明的价值取向体系,指明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制定方向。
1 注重个体,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
电大开放教育属于教育的范畴,其本质特性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对学生没有任何限制,开放各种机会和资源,对学生没有任何特权;2、管理上具有满足各类学生各种需要的无限适应性;3、应用多种媒体进行教学;4、充分重视和满足学生的各种学习需求。[3]尽管在教学理念、方式、方法上,电大开放教育独具特色,且与其他类别的教育有较大的差异,但仍不失其教育的本质特性。其终极目标指向人的培养,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色彩的培养人的活动。对于所要达成的教育目标,电大开放教育自身有一种内在的诉求,这种诉求与开放教育的本质、涵义、教学模式等相衔接,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人才质量标准实质是开放教育目的的具体化与规格化,它的建立与完善必须符合教育目的的总体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目的统领并限定人才质量标准相关内容的范畴,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对人才质量标准加以“指导”。
在开放教育的目的结构和职能上,可进行两方面的划分,一种是对人的身心素质发展的影响;另一种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的影响。前者体现了开放教育的个体价值,后者则体现了开放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追求与选择,总是纠缠于各时期的教育活动中,并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演化延续至今。作为终身教育的一种重要实现途径――开放教育,在教育目标的确定上,依然不能回避对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明确。如何从社会发展及个体发展中来确定社会与个体二者的价值,我们似可从教育发展历史的追溯上来窥其端倪。“社会本位论”和“个体本位论”是教育目标价值取向选择上两种最为典型的观点。所谓社会本位论,即主张教育目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个体只是教育加工的原料,他的发展必要服从社会需要,所以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符合社会准则的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在“社会本位论”者看来,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个体的存在与发展依赖并从属于社会,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所谓“个体本位论”,即主张提出教育目的应当从受教育者的本性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出发,教育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充分发展受教育者的个性,增进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在“个体本位论”者看来,个体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体发展时才有价值,评价教育的价值也应当为其对个体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衡量。[4]两种观点会在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从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看,“社会本位论”占据了近现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主张个体应依附于社会的发展,以社会为个体发展的导向。近代以来,随着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影响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体现在教育目的的确定上,倡导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健全个体的人格,以此作为教育的中心。而开放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决定着其人才质量标准应更多考虑到个体发展的因素。在开放教育中坚持注重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即意味着在人才质量标准的指标体系中,要把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等与个体直接相关的因素置于核心地位,按照个体发展的要求制定各个指标的具体内容。但教育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活动,承担着将个体培养成社会人的重要任务。并且培养公民是一切教育目标的基础,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重要的是培养一代认同、积极参与并具有实践能力的公民。[5]因此,注重个体,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理应成为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选择。
2 知识、能力并重,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
教育目的确定了培养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但其最终要落实到培养对象――受教育者――的发展上。对受教育者而言,社会与个体价值的体现都要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来实现,这种发展包括了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每一方面的发展都系之于受教育者个体。如何才能使个体更好地实现教育目的的社会价值或个体价值?或者通过知识的传授,或者通过能力的培养,又或者通过二者的结合。每一种可能的选择都决定着我们对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所持的一种价值取向的抉择。这些会最终决定人才培养的规格。
对个体在某种方面认识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教育中对人才培养“重点”的倾向。知识传授的价值取向,人们往往坚持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课程编排上重视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强调对学科知识的强行记忆和掌握,能力的提高与否则无关紧要;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教育的任务在于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特殊的训练和培养。完全把两种价值取向割裂开,在教育活动的实践中片面坚持某一种价值取向,都可能造成个体发展上的缺失。显然,这种较为偏执的主张无助于促进个体的和谐发展。在近代教育史上,曾经存在与之类似的事例。在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的关系上,由于认识的差异,形成了形式教育论和实质教育论两种派别。他们各执一端,看不到二者在个体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从开放教育的现状看,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是电大办学的宗旨,也是电大开放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虽在以往的教育中,民国初年就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建国后,我国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又确立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目标。但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育的发展轨迹出现了偏差,一味注重学生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其综合能力的培养。随着知识化、信息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培养个体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当前教育的主流。立足传统教育,新的教育理想开始“破茧重生”。在初步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教育理想开始向追求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转向全体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强调学生的自由发展,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独立型人格的培养。[6]这种转向,或者说趋势,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教育。开放教育是否要与之相适应?如何适应?开放教育强调学生的自主化学习,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希望能为其以后的终身学习提供较为有力的保障,这些特点符合了当前国际教育思潮的发展趋势。开放教育要培养具有鲜明主体性、综合素质均衡发展的合格公民,知识与能力的争议在当代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等思潮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其既有的意义。基于对传统教育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开放教育更应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展望未来人才的培养。
(三)人文与科学并举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和科学在教育的知识层面上有着此消彼长、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近代以前,人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科学教育则处于其“边缘”。自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后,以数学、物理、生物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迅速崛起,其有关的科学知识也呈现出一种“爆炸”的发展态势。为了彻底结束过去教育体系中被排斥和压抑的状态,摆脱尴尬的“边缘”地位,科学知识开始逐渐进入教育领域,与人文知识争夺在其中的“话语权”。以斯宾塞为代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出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7]自此,教育总是在科学与人文的“犹豫不决”中“徘徊前行”。
正如教育的内容来自对人类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一样,开放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与普通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关于人文和科学的纷争在开放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仍然存在。从素质培养的角度看,人文和科学分别决定着个体所要养成的两种素质,即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它们均为个体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人文和科学的价值取向对确立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何谓人文?何谓科学?二者的关系在确定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过程中应如何阐述?对于二者,我们的倾向是什么?关于人文和科学,我们在此不做具体的解释。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科学则是指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追寻与探索。经过提炼、加工,与之相对的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成为了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而又相互融合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在教育的过程中,渗透、浸洇着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进而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着他们的人格、品行与精神等。从人类文化的构成上看,人文与科学有着均等的地位。而在彼此的发展上,它们相生相成、相伴而行。对此作出正确的抉择,需要我们正视人文和科学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在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上,坚持知识与能力并重,人文与科学并举。
参考文献
[1] 王坤庆.现代教育哲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1-122.
[2]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406.
[3] 陈丽,李芒.论“开放教育”和“远程教育”的本质及其关系[J].中国电化教育,2001,(2):49.
[4] 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104.
篇12
美国教育界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它还是主科(如语文、数学等)的“饭后甜食”或“装饰花边”。①当时音乐教育在美国并不是处于核心地位，“它比核心科目低上一二英寸”。②但美国音乐教育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步提升。以《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和原理》等著作为发端，美国不断进行音乐教育改革，直至1994年3月克林顿政府承袭布什2000年教育战略的几乎所有内容，用立法程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该法令对美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给予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艺术被法定为六点国家教育目标中第三项所列“核心学科”之一。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美国学校教育已将艺术列为与读、写、算并列的四个基本能力。美国2000年联邦法案已规定艺术为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的核心课程，而各州大学已将修读高中艺术课程定为大学入学条件之一。
据上世纪90代初的统计，中国的音乐教师至少缺50万人。正统音乐教育的缺乏，自然导致许多学生更多地接受娱乐式、快餐式的流行音乐。虽然音乐讲究多元化，但单一地接受流行音乐会造成“营养不良”。中国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落后也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存在着缺陷。人们常说，现在的大学生，学理的就是“一文不染”，而且大部分理科生连论文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音乐了。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应试教育；其二则是因为许多大学生视野太狭窄，偏重专业而忽视博览百家之长，尤其缺乏音乐艺术方面的素养。
通过对中美音乐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质，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重弊端，而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是高校人才成长的严重障碍。
中国高等教育观念的文化缺陷
中国音乐教育缺失的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教育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还没有取得核心学科的地位。
从文化的起源和演变来看，西方自古希腊文明以来，一开始便是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理性思维进入其发展历程的，这种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人为性；相反，中国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我们还可以用哲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文明结构上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将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而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没有任何一派是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文明结构的区别，使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精神的“大学”；而中国古代除了道观禅院之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八股文的考试向世俗官僚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并且所谓“用”也只局限于狭隘的做官和发财，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教育心理经过长期积累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局限性，从而造成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
反观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突出地表现为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生自主发展之路所需要的人文教育思想和文化建设被严重忽略，大学存在着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倾向，“大学为什么服务”的观念模糊。因此，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大学文化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要从培养实用人才转变到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质的人才上来。现代大学的文化观念需要新的构建方式，大学不应该只是成为人们追求好的工作或物质生活的跳板，而应当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特区，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并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化场所。
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创造力低、技术落后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单单是市场意识不够，而是因为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缺失，缺乏对科学追求的好奇心。虽然音乐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许多研究显示了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批判力、反省力及解难能力，并对他们的学业及行为有正面的影响。此外，学习音乐还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因此，音乐教育对弥补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中存在的缺陷有着独特的作用。
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
将音乐融入文化之中，与其他人文学科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许多音乐教育家认为，“音乐文化应转向文化中的音乐”③，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学习世界上的各民族的音乐，有利于学生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可以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正确的思维模式。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一些音乐学家提出了人类音乐文化身份的问题。从社会学意义来说，音乐包含了人们对其文化内涵、语境和形式的把握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集团心理、情感的内聚方式。④目前，音乐教育规划及课程设置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文化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比如从1986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促进了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受到国家艺教委的关心与支持，音乐教育正在各个层面蓬勃发展。
因此，在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任务已不是简单地给大学生加一门音乐课，而是树立一种正确的高等教育文化观念。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大学“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教育精神，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力，用音乐之魂重塑我们大学教育的文化观念。
注释:
①③④《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展望》，管建华著，百度网
②《音乐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参考文献：
篇13
一、新世纪文学教育研究现状与文学教育问题反思
21世纪初期，随着中小学与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文学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和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对象，近十年来，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有近2000篇（部），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关于文学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河北学刊》，2013） 、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与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等。这些研究对文学教育的内涵、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文学教育的基本范畴，即以文学作品（文学“读本”）为核心，以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知识为拓展，将审美教育、思想学识教育以及道德品质教育与文学教育相结合，以培养人格健全、思想独立、学识系统的现代人才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二是对文学教育内容的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文学教育中的西方文学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学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以及古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总结了中美文学教育、传统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差异。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娇，邵秀芳《西方文学教育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与赵焕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
三是对不同教育阶段文学教育实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卢建红，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王立昌《中学文学教育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与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2001）等。这类科研成果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大中小学与高校）的文学教育的内容、特征及其功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强调了高校的文学教育对于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形成以及对理工专业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的重要作用。
四是对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学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与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其次，文学教育还具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红，刘连梅《文学教育与大学生德育之我见》（《语文建设》，2013）、阿茹汉《文学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及道德情操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与叶杰琳《如何通过文学教育帮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等。
五是对文学教育现状的反思。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鲁枢元，赵玉平《文学教育与教育生态》（《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龙军《对当前“文学教育”的一点反思》（《名作欣赏》，2013）、杨邦俊《回归真正的文学教育》（《语文建设》，2009）、傅书华《时代病症：文学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与于晓泉《文学教育的反思及对策》（《语文建设》，2013）等。此外，还有少量成果是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开放以来河南高校儿童文学教育的经验与现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
国内外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阐释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与范畴进，揭示了中小学与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对文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为进一步研究文学教育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师范院校文学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较为缺乏，尤其是对文学教育效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少数研究者关注了文学教育方法的问题，如赵炜，冯宇，尹树萍《立体多维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育中的应用》（《芒种》，2012）、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任树民《教师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文学教育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学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对方法的注重，文学教育往往止于艺术欣赏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论欠缺，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强调文学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二、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科学思维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总结的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假说方法、逻辑方法（包括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等近代思维方法，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类比、转换与外推思维方法、溯因与预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包括联想与想象、直觉与灵感、逆向思维、悖论思维）等现代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进行一切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在实践中培养科学人的思维，是人类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平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偏重感性体验的文学教育来说，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养成科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培养奠定基础。
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对于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又是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因素。强调文学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是文学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思维方法的理性与文学教育的感性互补，可以塑造出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重视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对推动教育改革、培养21世纪复合型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有利于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哲学思考、历史体悟与实践相结合，为师范生的课外自学与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
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就要以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根据文学教育实践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应用及其效果的调查统计，探讨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与意义。研究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反思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揭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探讨科学思维方法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其对文学教育系统化与学理化的建构功能，对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总结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实践经验，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课外阅读延展、毕业论文与学术论文写作为例证，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对文学教育纵深化发展的作用，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价值，才能进一步揭示科学思维方法在文理贯通的学识培育、理性与感性融合的人格教养上的关键地位。
3.弥补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的不足。
文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学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文学教育的效果，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价值。科学思维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强文学教育的学理性、逻辑性，也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方法，弥补以往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所带来的不足。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础教学与文学教育中将这一方法传递给中小学生，为培养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怀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纪新型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