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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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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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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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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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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曾经维持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外需,依靠高能耗、高消耗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挖掘内需、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使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七大明确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之一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理在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金融改革需要做到：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支持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等。而资本市场是我国实体经济进行直接融资的最佳渠道,在经济转型的这个特殊时期,资本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应如何进行金融创新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国经济转型期进行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性1.1 经济转型期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经济决定着金融的发展,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金融体系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进行经济转型的助推器,金融创新可以促进金融企业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经营效益的增加,丰富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并加速金融市场一体化,促进金融改革,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才能增强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渗透力和作用力,促使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使得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金融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总之,金融创新是“使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具有经济效率的推动力”(Merton，1995)。
1.2 资本市场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
首先,此次金融危机证明,中国经济初级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形式已经遭遇瓶颈,沿海模式将难以为继,转型和升级是必然趋势。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必须通过转型来保持其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自主创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全球二十几个创新型国家中,凡是资本市场程度高、创新能力强的,其经济发展速度就快。其次,资本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及贡献需要进一步延伸与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以其特有的功能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利用资本市场推动经济转型。最后,资本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是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处于发展阶段,其投资者的构成、金融创新产品的类型及其风险管理研究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无论是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品种结构还是机制结构都很不完善。金融创新作为金融领域各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组合,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降低风险和维护稳定。所以,资本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是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必然选择。
1.3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创新
回顾历史,我国曾经推出过外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但由于外部环境不成熟、产品设计不完善及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均于1995年前后暂停。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我国资本市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与创新并未停止过(如2004年真正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融资融券业务及2010年股指期货的推出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仍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间,其金融产品的创新仍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及经济转型期的需要。具体来说,从金融创新产品需求角度看,我国金融市场客观上存在因投资者回避价格风险、投机者追逐利润而产生的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也存在市场组织者和监管者等出于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目的而产生的风险管理需求,其中,市场交易者对资本市场产品创新的需求居于主导地位。
2 我国经济转型期资本市场创新的关键点
2.1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
2.1.1 总体上取得的成绩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进展,中国资本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数量上看,我国已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资本市场,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已拥有两家证券交易所和四家期货交易所,其中,两家证券交易所拥有超过2342家上市公司,投资者有效账户数1.3亿,四家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达到28种；10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57万亿元,净资产6302.55亿元,净资本4634.02亿元；69家基金公司共管理基金915只,基金持股市值约1.29万亿元；165家期货公司。从发展及创新角度看,首先,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其次,国债市场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为国债期货市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加快了我国货币衍生工具的开发进程；再次,股指期货的顺利推出实现了我国金融期货品种零的突破。总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资本市场实现了配置资源、改变中国融资体系和融资方式的目的,最终起到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2.1.2 金融创新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金融制度、市场结构和金融工具等方面的创新。在金融制度创新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逐步处理了证券发行的全流通问题。在市场结构创新方面,我国已逐步建立起股票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拥有商品类和金融类期货市场所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近年来股票市场的业务创新、围绕股票市场的基金品种创新以及权证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也表现活跃,债券市场中企业债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品种(徐进前、肖丁玲，2009)。
2.1.3 出现的问题
但由于历史、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转轨阶段,资本市场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金融产品短缺,缺乏更多服务如中小企业、农业类、房地产类等在经济转型期处于重要位置的实体经济的衍生工具。虽然我国金融市场已存在许多金融产品,但这些工具还不能适应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多为短期的货币工具,而股票市场波动较大难以满足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债券产品种类不够丰富,适合长期投资的理财产品稀缺,为国债现货品种的避险类金融衍生产品种类欠缺。因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除股指期货外,股指期权、股票期货、股票期权、国债期货、利率期货等衍生品都有待推出。同时,期货市场缺少机构投资者,缺乏理性投资的科学管理,无法有效地推动期货市场规范发展。其次,资本市场的监管与其金融创新需求不相适应。在监管理念上,我国资本市场主要是以风险防控为主；在资本市场监管手段上,行政手段多于市场化监管手段,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再次,监管部门缺乏统一标准,监管目标、过程过于微观化,导致监管成本过高,更严重的是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创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理念、监管手段和方式等都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
2.2 资本市场进行创新的关键点
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资本市场金融创新应从两个方面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2.1 进行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创新
根据我国经济转型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产业升级、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三农”、满足证券市场避险需求等,针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进行金融产品创新,解决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实现金融创新产品的避险、融资、赢利等功能,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2.2 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针对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产品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实现风险管理,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促使我国资本市场更加稳定的发展,最终实现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效率、增强金融市场效率,引导、推动我国经济顺利转型。
3 基于经济转型期我国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及其风险管理的思路3.1 经济转型期基金类金融产品创新——转型升级产业投资基金借助金融创新,设计转型升级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政策的落实,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资本。研究产业投资基金如何借助金融创新手段整合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资源,具体来说,主要通过确定产业基金投资方向、组织模式、融资渠道和退出机制及各环节风险控制制度设计,使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我国经济顺利转型。
3.2 债券类金融产品创新——高收益债券
发展高收益债券,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直接而有效的作用,还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直接融资比重,降低和防范银行系统风险。在我国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发展滞后的现状下,发展高收益债券是推动“金融服务实体”便利企业融资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居民财富增长、满足拓宽投资渠道的需要。而高级债券也即垃圾债券,发行主体的资信状况处于投机的级别,与其他债券比较具有很高的投资风险。因此,需要在分析我国经济转型期推出高收益债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高收益债券的风险管理,拟具体从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度、合格投资人的分类管理制度设计、完善保护投资人破产的清算制度、如何加强机构投资者研究分析信用风险能力的建设等方面入手研究。
3.3 衍生工具市场金融产品创新
3.3.1 农产品金融衍生工具创新
期货市场服务“三农”的基础是它具有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的功能。期货价格具有透明、公开等特点,政府可以据此作为制定、执行相关农产品政策的重要依据。农产品期货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此外,从农村金融发展看,涉农企业参与农产品期货可以规避价格风险,可以为银行投放的涉农信贷加上一道“安全阀”。创新此类产品需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业类企业对农产品金融衍生工具的需求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创新农产品期货品种,发展农产品期权；针对企业需求及具体工具,制定交易策略,指导农业企业实现套期保值,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订单农业”,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改善和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
对于农产品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应着重从设计产品者、交易者、中介结构及市场监管角度研究其风险来源及种类,并针对各类风险研究管理对策。
3.3.2 沪深300股指期货期权
在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基础上,设计以此为标的物的沪深300股指期货期权合约,设计合约时包含对期权合约单位(Contract Size)、最小变动价位(Tick Size minimum fluctuation)、合约月份(Contract Months)、最后交易日(Last Trade Date)、执行价格间距(Strike Price Intervals)、合约到期(Expiration)、期权类型(Option Style)等条款的科学设计,并运用我国机构投资者近一年股指期货交易盈亏数据验证所设计期权合约是否可为期货交易进行保值。并在研究拟在有效市场假说下,利用偏微分方程方法对基于分数布朗运动与泊松过程的股指期货期权进行定价,并进行实证研究。
对其风险管理研究主要从交易风险、合约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等方面入手,研究其策略,保证其在我国顺利、高效运行。
3.3.3 国债期货
将通过借鉴美国国债期货合约的设计、交易情况,分析我国“3.27”国债期货失败教训,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现状,重点研究适合我国金融市场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之一——国债期货合约,将解决国债期货合约的设计、交割制度的设计及国债期货风险的评估、衡量,完善国债期货风险管理制度。
我国推出国债期货合约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国债期货的交割制度设计和风险管理制度设计。解决国债期货风险的评估与测量。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以及新巴塞尔协议的相关规定,国债交易风险可以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第一,可考虑运用KMV公司建立的以期权理论为基础的KMV模型,即以选择权的理论来估计违约间距,最后求出违约的期望频率值,对国债期货交易信用风险进行定量分析。第二,将运用风险价值(VAR)管理技术对市场风险进行评估和计量。首先,以每日观察到的市场重要指标或其他对组合有影响的市场风险因素的变化率为基础,建立一个假设交易组合值每日变化的分布；其次,运用此分布结果对历史数据进行模拟运算；最后,利用VAR模型和历史风险数据模拟运算结果,求出在不同的置信度下的VAR值。第三,对于国债期货交易操作风险的评估与测量,将运用《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将标准方法和基于内部评级的基础方法和高级方法(IRB)进行衡量。
3.3.4 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
在借鉴美国住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发展现状,探索开发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的标的物为房地产价格指数,只有科学合理编制与选择房地产价格指数,才能顺利的推出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合约。需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三大权威指数：城房指数、中国房地产指数(简称中房指数)和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总结各自利弊,选择合适的编制方法,科学设计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为我国推出房地产价格指数提供理论参考意义。在确定合约标的指数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价格指数期货合约进行设计,具体设计包括：合约规格和乘数、最小变动价位、价格涨跌幅度、交易时间、合约月份、最后交易时间和交割日等条款。并针对房指期货交易的特点,对其进行风险管理制度的设计。房指期货具有较大投资风险,因此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来预防市场风险。将根据房指期货交易产品的特点,设计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持仓限额制度、大户报告制度、强行平仓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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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韩国经历了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到现在1．5万美元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科技自主创新。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转型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广东自主创新能力与韩国的比较
从地域面积来看，2008年韩国为9.9万平方公里，广东为18.0万平方公里，广东为韩国的1.82倍；从人口来看，韩国为4846万人，广东为9544万人，广东为韩国的1.97倍；从GDP来看，韩国为9470亿美元，广东为5099亿美元，韩国为广东的1.86倍；从人均GDP来看，韩国为19542美元，广东为5369美元，韩国为广东的3.64倍。可见，从地域面积和人口来看，广东远大于、多于韩国，但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看，广东与韩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1961年到1973年这12年间，是韩国工业化重新起步的阶段，韩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类似广东改革开放前期20年走过的道路。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未来自主创新可能的发展路径。以下是广东省和韩国主要自主创新指标的对比：
（一）广东发明专利的数量增长快，但是仍然低于韩国
2004年，在专利申请授权中，广东的发明专利申请只占全部专利的15.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5%，更低于韩国的40.1%。2005年广东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比例和拥有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分别达到18.85%和21.50%。2008年，广东省专利授权量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跃居全国第一位。专利申请量共103883件，授权62031件。发明专利申请量28099件，发明专利授权7604件。PCT专利申请量3120件，连续7年保持全国第一，占全国PCT申请量的53.35%。然而，广东专利授权数虽然在国内占有较高比重，但国外公司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仍然占主要比例，广东发明专利很少。
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调查显示，2006年韩国拥有的专利数己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在半导体和通信领域尤其出色。该调查显示，1997年以来，韩国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领域专利数达到88574项，增加54%，学界专利达到4706项，增加94%。在同一时期，韩国在援引论文数量方面在亚洲的排名升至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06年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基准全球专利申请数目”，韩国向该组织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为5935件，比2005年增加26.6，排名超过法国和英国上升为世界第四位。2009年专利申请数为8066件。
（二）自主创新人才总量和密度与韩国差距巨大
广东的自主创新人才密度与韩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数，韩国是66人，广东为35人。
（三）R＆D人员国际数仍低于韩国
2005年韩国仅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论文数就居世界第14位（共2.3万篇）。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广东省发表国际国内论文总数（国际论文指SCI、EI、ISTP三个系统收录的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之和，国内论文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D）收录的论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专利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和R&D经费（R&D经费来源于2003、200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投入分别居全国第四、第三、第二位。
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出10个数与专利数最多的省市，并分析出其论文数、专利数（含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数）之和与R&D经费的比率。广东、申请专利数产出总量与2003、2004年投入的R&D经费比率为181.6，排在第6位。
（四）R＆D占GDP的比率广东低于韩国
据广东省统计公报，2009年广东只有1.6%，远低于同年韩国的3.1%。广东的R&D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2006年广东企业R&D经费占总经费的80%，政府资金只占9.5%，政府资金投入比例远低于韩国的25.38%。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广东创新能力的提升。
此外，韩国政府科研预算逐年增加，从2005年至2006年增加了14.2%，超过了同期总预算5.9%，2006年，韩国的研发总投入和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进入世界十强。研发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强基础科技研究及培养创造型人才，加快地方科学技术更新及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2009年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与芬兰，增长速度全球第一。2006年韩国的研发经费超过60%来自企业，20%来自科研院校，20%来自政府投入。
（五）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广东远低于韩国
2003年，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数为953件，占三类专利总数的3.3%；平均百万人口专利授权数为25件，仅为韩国的1/38。2006年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数据显示，韩国技术竞争力居世界第6位，科学竞争力居世界第12位。
广东当前正处在类似韩国1980年前后的发展阶段，广东当前仍然落后于韩国，但是，在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广东与韩国的差距并不太大，关键是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太强，如果能够尽快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花大气力研究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广东在未来的新兴产业领域是有可能实现弯道赶超的。
二、韩国科技自主创新对广东的启示与借鉴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三类创新方式在国家发展进步的各阶段是同时共存的，但三类创新方式的组合与重点却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体制机制、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创新方式的重点也逐步演进。韩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显著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强调自主创新，并采取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一）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借鉴韩国经验，根据广东自主创新的现状，紧紧围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科研院所及高校的体制与机制改革，并通过政策引导，使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集中围绕企业的需求进行研究开发，支持和鼓励更多的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要以“产”字当头，支持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逐步实现一些科研院所编入对口企业，使科技力量充实到技术创新的第一线，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特别是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以实现最佳组合，产生最大效益。同时要鼓励联合研发与创新，完善相关机制，加强不同企业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行效率。
（二）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开发投入
借鉴韩国经验，要通过完善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开发投入。一是降低企业的税收和各项社会负担，以逐步提高企业研发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二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幅度，加快培育科技创新的资金市场，调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尽快实现研发费用稍快于GDP增长。三是建立健全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以及新技术推广投资税金减免制度等，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重点支持对行业科技进步贡献大的研发机构建设。四是整合现有的科技发展资金，改进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技术先进、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要对已经认定的国家级和省市级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资助；要安排专项经费，鼓励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资助企业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与此同时，要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是要建立功能完备的、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统，探索并形成各种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例如创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科技担保公司合作，形成风险准备基金等；建立科技产业发展银行或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积极推进科技金融工具创新并运用它们（如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进行融资。
（三）加强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借鉴韩国经验，一是对特殊人才要给予特殊待遇。企业应把80%或70%的奖金提供给20%或30%的技术骨干。此外，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二是建议在企业中实施“人才工程”，积极引导人才向企业流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可以挂职到具有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技术中心工作。三是规范人才流动秩序。有的国企科技人员被民营企业挖走，把核心技术、商业秘密也带走了，给原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建议广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在鼓励人才流动的同时，更要加以规范。四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重视发展国内的高等教育，为高素质人才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条件。实行开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围上要突破单位、部门、区域甚至国籍的限制，面向国内、国际人才资源市场。同时，还须在合同聘任的基础上，采取长期的、短期的、兼职的、临时的等灵活多样的用人方式，为人才投资收益最大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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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中小企业活力的释放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目前中小企业的经济产量支撑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约75%。权威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总比例已经高达99%,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收入,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已占到全省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一大批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业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全国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1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分析
自去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经济带等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8月初披露的信息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交叉作用下,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1)从事供应链低端加工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
国际产业链可以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全球营销三个阶段,附加值呈现两头高、中间低,大体呈U型,俗称“微笑曲线”。通常情况下生产制造阶段创造的附加值占整个产业链附加值不到30%,而在生产阶段的最底端(制造与装配)创造的附加值只占5-10%,甚至更低。当前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中,以低端加工为主,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浙江象山县不到32平方公里的某小镇为30个世界顶级品牌提供加工服务,然而截至2008年6月底,原本的500多家企业倒闭了100多家。
(2)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处境“难堪”。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订单的大幅减少使很多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中小企业处境艰难。据统计,温州地区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纺织、服装、化工和电子机械制造等行业更是“苦不堪言”。
(3)与中小企业资金融资难,受多角债务牵连。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期难题。政府政策需要更多倾向中小企业。虽然2009年政府投资了4万亿来缓解金融危机,振兴经济。但这4万亿资金并没有太多惠及中小企业。国家中长期贷款增加了很多,但用以解决流动资金问题的短期贷款所占比例不高,即便是短期贷款,其中很多也是投给了大企业。
2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分析
2.1从国际环境分析
中小企业危机的源头,首当其冲是世界经济局势的悲观。受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全面进入衰退,无论世界银行还是联合国的IMF的预测都认为:美国、欧元区和本经济均进入负增长区间,今年全球贸易量竟历史性地下降了9%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贸易萎缩。另外,摩根士丹利报告还表明,目前,在190个被调查国家中,有50个正在经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些不利因素是中小企业根本难以抵挡的。
2.2从国内环境分析
在中国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成长”的十字转型路口,“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瞬间弱化,一大批资本依赖型、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型、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全方位吃紧,危机四伏。危机的原因更是多方面:市场竞争的压力,让产品价格无法随通货膨胀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对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能源、原材料涨价;许多企业难以从银行信用社新获信贷或者续借贷款,地下钱庄成了许多中小企业高息求贷的来源,目前,企业“三角债”问题日益严重,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其实已经断裂;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综合的宏观政策应对。
2.3从企业自身因素分析
目前,很多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大多集中在加工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大多数停留在简单模仿的水平,质量难以得到提高。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低,产品质量、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创新能力弱,许多中小企业基本不具备技术开发能力。产业关联度低,在纵向合作上,即在关联的企业之间,没有建立合作关系,没有规定统一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没有做到共享先进技术和设备;在横向合作上,即在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之间没有进行一定的市场分工,没有在信息、人员培训方面共享当地资源。中小企业在相当大范围内存在低水平过度竞争。
3中小企业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外部经济环境对企业而言是不可控因素,内部运营对企业而言是可控因素。中小企业要走出危机,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依靠新技术来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政府方面也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生存状况,制定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政策,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持。
(1)改变中小企业业务内容的“杂”、“乱”、“散”,整合业务和组织化构架。
其一,对外“抱团抵御”。通过企业间的“合力”突破实现产业链整合,增强企业乃至行业抗风险能力。例如为了应对所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国“337调查”,国内同行业中小企业只有组织联合才能保证行业产品避免在出口美国市场时遭遇“灭顶之灾”。其二,对内“协同效应”,实现1+1>2。中小企业强烈的“功利”目的使得各个区域的经营业务惊人地雷同,如温州某镇整个生产纽扣,宁波某地企业“不假思索”地集中于冰箱制造生产,而企业彼此间的合作几乎为零,由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简直无法计量。其三,对资本运作的驾驭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要合理预期扬长避短,重拾“新型老业务”不失为明智之举,例如对于“绿色农业”“都市农业”的经营也蕴含着乐观的效益前景。
(2)挖掘企业发展的内部空间。
其一,中小企业的管理多是“家族式的传统经营,决策和执行的集中难免增加企业风险,河南已经有民企出让控股权以引进先进管理经营团队来做大企业市值的先例。其二,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的中小企业将转型的视野明确指向中国市场,而非局限于在国内“等待”机会和空间。其三,不少国内网络公司通过在纳斯达克的小市值板块挂牌上市得到发展,微软思科也是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小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做成全球顶级大公司,走进纽交所的主板市场。而苏宁电器通过在国内中小板上市后,成为电器销售行业的龙头老大之一。
(3)充分利用政策优势。
其一,扬“优”和避“劣”。如新《劳动合同法》无形中要求中小企业研发新技术减少用工量;而新《合伙企业法》对于“有限合伙人”的创新也助推了风险投资注入中小企业,同时国外经验表明“有限合伙”是吸引民间投资、鼓励技术创新的有效形式;《出口退税法》关于出口商品退税率的升、降、免的规定也是企业业务调整的“指南针”。其二,充分利用政府“救赎式”的政策优势。
(4)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和突破也是关系企业战略制胜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业务+独特的市场需求产品和服务=“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例如,日本创造了卫星公司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中小企业为主体公司配套,可以由主体公司担保得到银行信贷。福卡所提倡的“生态型企业模式”也是走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行选择。而如何去和全球性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各类资本结合,以及了解企业生态,关注政策,去打造一些缺位企业,补充完善中小企业现有生态又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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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基础前提关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会计梦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梦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会计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中国会计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强国梦”的坚实基础与重要前提。因为经济发展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党的“十”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是相辅相承关系。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同样，一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反射作用，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它包括：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生产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包括：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人与人的分配关系等要素。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会计改革发展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当时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分配关系等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时，生产力迫切要求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制度等进行改革、创新、发展，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企业引入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改革等发展，因为会计改革等要素的发展，所以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和基础，在继承中转型，也要顺应形势变化在创新中升级。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联动起来，重点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动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以上措施都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范畴，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这些措施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分配关系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改变。生产力中的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力的某些要素快速发生改变，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使生产力实现了从低一级向高一级“质”的飞跃，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承，循环往复不断地进行下去，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发展。
第三，中国会计改革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动力源泉关系。会计改革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和人力资源支撑，为中国会计“强国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会计改革发展对中国会计梦提供的动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的。中国会计梦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会计行业的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会计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国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要经过三个阶段，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也要过三个重要阶段，即：中国会计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阶段、建设会计理论强国阶段和建设会计强国阶段。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与“中国梦”，每个会计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牢记会计强国梦。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会计人的心底，体现在具体工作上每个会计人要用苦干实干的具体行动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的优异成绩助推“中国梦”，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记会计人的使命。服务经济发展是会计工作者的本质任务，每个会计人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本单位、本系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一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与新会计准则体系，认真落实会计核算规则制度、财务报告制度、会计内控制度、会计考核制度等。二要认真执行会计工作规范化标准，从会计账户设置、会计科目的使用、会计凭证的审核与制作、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等都要认真制作，符合规范化标准要求。三要坚持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忠于职守、廉洁自律，保证各项经济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入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第四，克服无关论。会计人员要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进行分析、归纳、提高，并向有关部门或有关杂志反映，遴选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会计改革发展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会计强国做出了贡献。第五，认真撰写论文。会计人员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新任务，用鲜活的经济活动和会计改革发展的实践，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价值的会计理论，以丰富我国会计理论宝库和世界会计理论宝库，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贡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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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构成
转型成本，概括来说是指从产业转型开始至替代产业的确立、GDP及就业率基本达到或超过转型前的水平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具体来讲，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的构成主要有：
（一）政策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等，这是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支付的成本，政府的支持是企业转型的关键。
（二）劳动力转移成本
主要指由于工资刚性和技能差异引起的转型企业在组织和安置职工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补贴、再就业培训费用等。
（三）环境治理成本
由于资源产业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治理环境，必然会为以后经济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因此转型的过程也就是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以往功能的过程。
（四）清除企业历史陈欠债务所支付的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需要清理的企业陈欠债务主要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
（五）理顺政企关系所需支付的成本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资源企业承担了本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职能，社会职能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转型。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对这些附属部门进行改制和分离，将其纳入社会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支付相关的成本。
（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支付的成本
转型期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本支付
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几十年里，资源型城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诸如经济畸形发展代价、生态破坏代价、社会畸形发展代价等。随着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实施，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地区必然要支付转型成本，而且这种转型和发展成本将由过去资源产区单一支付的模式转变为由全社会支付。从世界资源产业进入转型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的转型经验来看，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给予直接资助、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如减免税间接资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对转型企业实行特别的信贷政策、积极争取国外资金的援助等。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这些经验虽然不能全部照搬，但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各相关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及应支付的转型成本有：
（一）中央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履行的基本功能是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整体战略、制定扶持政策、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制度创新激励、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1.从国家层面制定转型的整体战略
中央政府应立足资源型城市的实际，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制定诸如产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城市化发展战略等。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10年11月，山西省向国家申报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综改区”，面积达到156 579平方公里，包含太原、大同、阳泉等11个地级市，显示出中央对山西转型的支持。
2.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扶持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反而充当了牺牲者的角色，大量的利润空间被其他行业占据。我国大多数处于成长期的资源型城市并不是抛开资源谈转型，而是依旧希望围绕资源谈转型。因此，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考虑修正不利于资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城市顺利转型。比如税负过重是资源型产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从产业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国家应调整资源产品税赋，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扩大抵扣范围来降低应缴增值税税率。制定资源产业转型中专用资产补贴税，落实税收返还政策，降低部分税种的税率。同时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分级财政中增加地方政府留成比例。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资源型城市转型应该是以生存、稳定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发展和繁荣。在选择转型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解决职工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转型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国家需要拿出一定的专项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和基本生活费等费用。同时建立社会最低保障体系，在解决职工进入社会统筹问题时，国家应给予经济补偿。
4.建立良好的服务体系
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市场规律，而是根据国家整体对资源的需要进行布局和发展。市场经济时代，经济转型需要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为城市转型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运用行政手段打破体制障碍，提供制度创新激励，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介入。中央政府要通过监督、激励和服务机制，使得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效用最大化，同时使中央政府的功能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良好的服务体系，政府才可以既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从微观上保证区域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省、市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资源产业衰退，资源型城市就会衰落，而地方政府有维护地区繁荣、保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负责经济转型规划方案的编制，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与经济转型规划的衔接等，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转型成本。
1.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转型政策
我国现有资源型城镇426座；在这些资源型城市中处在成长期的有82座，占19.25%；处在鼎盛期的有290座，占68.07%；处在衰退期的有54座，占12.68%。对于处在衰退期的城市已无需探讨是否转型，而是要及早实施产业转型。国外的转型实践表明，产业转型应在成长和成熟期进行，如果进入衰退期转型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城市会因为拥有资源而陷入可怕的“资源诅咒”。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放弃资源是其在转型过程中承担的最大的转型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城市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承担的。
2.制定优惠政策与区域倾斜政策
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层面的支持主要是针对转型制定优惠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和引进高科技人才政策，同时与金融部门配合，多方筹集配套资金。如日本针对转型地区，采取产煤地域事业补助金和地方支付税等财政政策对产煤地域进行支持，对进入产煤地域的企业实行长期低息的设备资金融资和长期运转资金融资，减免地方税，减收额的8%由国家补贴。
3.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
经济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形成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也可以增强国家对该地区支持的信心。经济转型的环境和氛围需要地方政府来营造，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也需要政府牵头。例如山西实行的生态治理保证金制度就值得借鉴和推广。
4.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减负
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剥离社会功能，解决企业过度承担的政府和社会职能。企业的陈欠债务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在这些成本中，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支付，另一部分则需要国家及政府的扶持和支付。这些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转型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资源型企业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转型成本
1.企业要提早做好转型的预期工作，在企业的兴盛阶段就要着手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多元化的产业链条，并在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将来转型的专项资金，未雨绸缪，做好企业的资金积累，为转型打好基础。
2.逐步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集中精力抓好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完成产业的转型打好基础。
3.打破传统的用人机制，分离企业冗员，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要将分离冗员同组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结合起来，缓解就业压力，确保社会稳定。
4.全社会积极参与转型。资源产业转型无疑是现代社会中的一次重大变革，转型不单单是资源产业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分担转型成本。具体来讲，科研单位应积极为转型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指导；金融部门应主动配合，做好资金的筹措工作；教育界培训机构应帮助搞好转型企业职工的培训工作；社区和工会应力所能及帮助企业职工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职工也要积极参与到转型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充实到新的岗位上，或者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带动更多的人员就业，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三、转型成本支付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虽然目前全国都在提转型，但毕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十年过去了，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指导城市转型的实施细则，政府在实行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否连贯，是否存在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否定当前政策，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二）投资风险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或开发新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在新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技术能否适应和新产品能否开发出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类企业有可能面临技术不成熟，缺乏高科技企业管理经验，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企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三）社会风险
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的特殊性，形成城市职工观念的特殊性，人们比较容易满足于现状，对转型可能抱着抵触的情绪，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如政策风险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加以避免。政府在制定转型政策时，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一旦实施，要保持政策的严肃性和持续性。对于投资风险，可以设立转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替代产业以及优先扶持产业的投资损失予以一定的补偿，并且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于职工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把转型和培训结合起来，积极帮助转型职工再就业，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职工的转型之忧。
【参考文献】
篇12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经济论文，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期刊网。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二、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2.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经济论文，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3.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1.加快四个转变经济论文，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期刊网。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2.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经济论文，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3.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4.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07
篇13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2-146-02
资源型城市是指随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或石油资源的开发而兴起，并以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型城市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能源、资金。但由于资源本身储量的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型城市如果一直依赖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走向因为资源枯竭而经济衰退这条路。所以为资源型城市重新谋求发展之路成为了当前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山西省是典型的煤资源省份，其中以大同、阳泉、晋城最为典型。经过近50年的大规模建设山西的能源产业规模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环境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如何解决资源型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如何实现“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实现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现状
山西素有“煤炭之乡”之称。山西煤炭资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由于山西的地质条件，煤炭资源的开采环境也非常好。随着山西经济的发展，煤炭工业不仅在“量”上发生了变化，在“质”的上面更是发生了深刻巨变，煤炭工业成为山西名副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据统计，煤炭工业收入占到全省可用财政收入的50%以上。也正是煤炭工业的发展，使得山西成为了一个切切实实的煤炭资源型城市，也使得山西不可避免的有了大多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问题。
二、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经济结构单一，对煤炭产业依赖过重。近几年，在国内能源、原材料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拉动下，山西以煤、焦、冶、电为代表的重工业发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重工业占全省工业比重不断加大。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地位，轻工业被挤出的趋势十分明显。山西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属于能源型，科技含量非常低。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加剧。
2.开采技术落后，思想观念落后。山西目前的生产活动始终围绕着资源的开采与加工。生产活动大多集中在开采技术、安全生产等方面。在煤炭加工转化方面也还是集中于传统的：筛选、洗选、炼焦、发电这些方面。而工人的知识和技能也还是局限于煤炭开采与加工方面，对于其他高技术、科技含量的技能掌握程度非常低。
同时，由于山西长期存在的指令性、计划性生产经营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导致自上而下各级管理人员的思想逐渐僵化，缺乏创新精神。不能够及时分析市场信息，墨守成规。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山西的大多数企业家包括当地居民在内，把“煤炭经营”作为了山西的唯一出路。认为山西的老板就全是“煤老板”。人们的主观意识就不敢或不愿意从事其他产业。主要采取保守策略，稳中有升，仅仅追求自己任期内的企业发展和经济赢利，不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产业升级。
3.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煤炭资源型城市以煤炭资源产业结构为主体，属于典型的线性经济。它是建立在对煤炭资源大量开采和消耗基础上的，属于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随着山西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山西的生态环境破环非常严重：水土大量流失，雾霾天气加重等问题都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山西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众所周知，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随着人们挖掘时间的积累总会有枯竭的一天。因此山西资源型城市现在或者不久的将来也面临着“矿竭城衰”的危机，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关键是要寻找一条适合山西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政府引导。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领头羊，就要在经济发展转型的总体设计上全面把关，从宏观上积极促进山西的经济转型。在这一方面，山西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比如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委、省政府随即提出了转型跨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思路，出台了包括《山西省煤炭企业转产煤炭城市转型政策试点实施方案》、《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等。可见，要想转型成功，首先政府要正确引导，积极发挥宏观协调的作用。
2.积极发展优势特色绿色产业。根据山西目前的发展情况，山西要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要着力引导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大力承接、改造和发展一批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二是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大力发展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精深加工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承接发展技术水平先进的高载能产业。加强资源开发整合，允许资源富集地区以参股等形式分享资源开发收益。三是依靠发达城市的力量，与其实现对接，在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产业“孵化园”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绿色创新成果转化。四是我们可以利用山西其他优势资源，比如农产品等建立新的发展思路。
3.改善生态环境，多途径解决就业矛盾。对于山西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改善，要避免走以前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运用标本兼治的办法，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的状况。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环境，我们要下大功夫进行改造、修复以及人员的积极安置。这只是补救措施，我们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善环境。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我们可以通过转变产业结构，积极进行产品的升级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本着生产与治理两不误的原则，生产与治理同时进行，采取“对号入座“，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总之，要通过多方努力，提高城市的服务能力，提升其综合实力。
山西长期的煤炭工业发展，使得山西劳动力大多集中在重工业领域。一旦进行产业改造，必定造成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对此，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进行城市经济转型时，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他们生活实际困难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提高下岗职工的素质结合起来，以解决结构性失业现象。在结合国家政策的同时，山西还要制定一定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促进更多下岗人员就业。只有个人、企业、各级政府共同努力，多种途径开拓就业门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问题。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SZS201101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与协调模式研究。山西大学商务学院院级课题：2012060基于心理契约的知识型员工管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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