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篇2
1、正确理解和认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全面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首要的是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产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性转变，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农业型发展向城镇型发展的嬗变；工作实践上，从抓种促收的琐事中摆脱出来，把转移农业人口和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为工作大局。唯有观念真正脱胎换骨了，我们才能在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城镇经营、城镇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贡献。
2、建立推进城镇化的机制框架
要从整体机制上考虑推进城镇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导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够的舆论，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它时时念着，念出各级觉悟、群众热情和社会共识。二要有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抓工作先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要有考核办法和指标，对下级考核，对本级部门考核，通过考核提高这项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项工作当中有所突显。四要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切实产生推动力量。
3、合理规划城镇发展体系
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理清县域内城镇体系结构、关系、规模、定位、产业支持、发展策略，等等。
（1）空间适度距离。
农村集市极大多数传统上辐射半径是10-15华里，即成年人1小时步行路程。现在发达地区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指用高速公路来扩充1小时辐射半径，也是一小时概念。可见一小时经济圈对城镇化有重要意义。参照这个逻辑，可以在现有交通条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据地运作形成县城（县级市）为中心——次中心或重点镇为骨干——建制镇为网底的城镇体系。
（2）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和建设基础，限制城镇数量增长，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梯次发展格局。
城镇发展已跨越数量增长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形成合理发展结构和加快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城镇的个数。
（3）尊重历史传统和群众习俗，因势利导。
尊重群众习俗，利用交通基础条件和交通设施改善，加以引导，有利于拓宽、优化、加强小城镇辐射功能；同时，有效促进小城镇发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区划、改变小城镇布局等人为干预，则有可能为其所伤，于事不仅无补，反而有损。
4、紧抓四个重要环节
（1）科学编制并严格实行规划。
首先要强调高起点，高标准。在规划问题上不能搞短期行为，降格以求。其次，要统筹兼顾。不仅要考虑水、电、路的走向，还要考虑娱乐休闲的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生活的舒适，还要满足人们就业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胜迹、风俗民情以及建筑风格。刻意在环境、风格上高人一筹。而且规划一经制定，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公之于众，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2）切实引进经营观念和方法，拓宽城镇建设筹资渠道。
因城镇化发展时日无多，一方面要还基础设施不足和不配套的旧帐，一方面又要求发展甚至求大发展，资金压力非常之大，财政资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资金这个结，出路在于经营城镇。要用市场的眼光来认识和审视城镇建设，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为“有多少事筹多少钱”，走出一条城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换文章。二是引进民资、外资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把公用设施推向市场。三是政策优惠，以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更优厚的回报吸引外商参与城镇建设。
（3）畅通集聚城镇人口渠道，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个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能否聚集人口关乎城镇发展成败。引人进城，要清除农民进城障碍。一是政策引导。彻底铲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门坎，并且在就业、上学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视同仁。二是就业拉动。利用城镇的区位优势，办工业园，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扬优成势。三是资源吸引。相对集中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完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优化美化城镇环境，借以增强吸引力。
篇3
(二)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出口、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外部市场需求不畅，投资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唯有拉动内需是最具潜力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统筹谋划、高标准规划，可以使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环境上，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拉动各类投资向农村聚焦，扭转过去那种投资过于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释放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作业模式和习惯的影响，农村活力不足、作业方式粗放、稳粮增产的压力比较大。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按照城乡一体的思路，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产业为基础，以产业推进城镇化，可以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使农村的经济模式更加多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也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特点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趋势。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界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城镇化也开始破题起步，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更快，积累了丰富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但整体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农村基础薄弱，吃饭问题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城镇化发展多是自主城镇化我国城乡的区分最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土地性质的不同，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村镇的土地多属于集体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沿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的许多村镇，发展成为在居住、生活、生产等方面与城市相似的人口聚集的社区，已经消除了城乡差距，实现了自主城镇化，这种现象在南方发达地区非常普遍，在这些地区已经很难区分城市与乡村。然而这种城镇化并非以先行将土地征为国有为前提，而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城镇化，这种发展明显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局限性很大，潜在的问题也很多。
(二)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步晚，走的弯路较多，特别是由于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世界发达国家滞后了近半个世纪。
(三)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早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明显的是工业得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有待解决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上楼，简单地把农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打破城乡间的固有障碍，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让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生存有保障、挣钱有门路、生活有面子，使进城农民能够与城市市民一样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化”待遇，逐步消除因农业户籍与城镇户籍不同而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中央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镇化也不同于城镇建设，是一种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内涵丰富，既包括城镇建设，也包含以改善农村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的城镇化，可以使农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相融合的城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准确把握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原则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找准方向，走对路子，才能不造成历史的遗憾，留下历史的包袱。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方面四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扩大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篇4
1.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发展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2.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3]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篇5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造成固始县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压于经济发展水平。
1.1城镇化水平较低
由于固始县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区位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贫困县，造成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到2000年底，只有8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1.2城镇的量少，人口规模小
全县33乡镇中，仅有8个建制镇，其中城关镇、黎集镇、蒋集镇、郭陆滩镇、往流镇、陈淋子镇等六个镇为老城镇，由于大多数乡的经济实力较差，乡改镇的步伐较慢。城镇分密度2.7个/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全省4.1个/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镇不但数量小，而且规模小。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和第三产业滞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功能薄弱，总体规模偏小，建成区面积只有19.6个/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县总人口11.63%。与160多万人口大县地位很不相称。多数乡镇基本以单一的行政中心为主，并有传统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集市贸易，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薄弱，职能单一，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小影响了城镇职能作用的发挥，难以承担带动全县发展的重任。
1.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道路狭窄，建设标准低，交通拥挤；二是自来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镇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处理问题严重；四是环卫、通讯、环保设施、广播、电视、教育、园林绿化设施、消防、防震等综合防灾设施及停车场地等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许多小城镇主要是依托过境公路发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观念，使得许多小城镇的建设沿路拓展，公路不仅有小城镇内部道路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业市场，难以形成小城镇的完整形态和合理布局。
1.5农村城镇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镇职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水平，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主要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物资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务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小城镇集聚要求的第二、三产业还处在资要地位。二是土地松散，固始县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的比例较大，“一户一楼，一家一院”的传统农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镇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从而导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规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在5000人以下，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制约了二、三产业集中区的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机会不多。
2固始县城镇发展趋势
2.1固始县城镇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农步扭转。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当前县域经呈出一主两副四重点的城镇体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段集、三河尖为二翼，以黎集、蒋集、胡族、往流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为节点的职能结构完善，组合有序，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网络，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城镇的发展处于极化过程，县域内各种经济资源要素都在向县城集聚，城市处于快速膨胀过程。
2.2城镇建设投资呈现多元化
建设小城镇的关键是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大，资金从何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固始县已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来推动小城镇发展，走以地建城、以城养城的市场化路子。对经营性土地一律实行公开拍卖制度，几年来通过拍卖土地，积累资金上亿元，有力的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设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资产吸引增量资金，大胆引进外资。通过有偿转让道路、公厕等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对城市道路、路灯的广告进行招标，出让公益设施冠名权，获得城市维护资金。县城建设已形成企业，民间投资，政府等多元投资机制。
2.3城镇规划成为指导城乡建设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规划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全县33个乡镇都已委托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完成新一轮的整体规划（2000—2020年），城镇规划编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镇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了小城镇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发挥各地的种种优势，为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3用地需求预测
2000年底固始县城镇化率只有16.8%，城镇人口25.62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如果城镇化水平达到45%，全县人口180万人，城镇人口70万人，那么全县将有55万人由农村迁居城镇，按照人均占地100平方米算，还要新建、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其中县城人口由17.7万人增加到35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24KM2；乡镇镇区居住人口将由8万人增加到38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69KM2。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盯当于又要占用土地8.25万亩土地，这的确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内部挖掘与改造老城区，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来解决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占用耕地问题，特别是盘活农村老宅基地。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篇6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篇7
（二）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需求旺盛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现代产业的支撑。随着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降到1%左右，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产业升级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非常旺盛。以示范工业园区为例，31个园区累计签约项目2046个，入驻企业达到6500多家，总投资605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9亿元，后期仍需投入资金超过4300亿元。未来几年，各工业园区将引进更多企业，拟吸纳一百多万人就业、实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以上，金融服务需求更大。而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天津的重点产业，商业、物流、餐饮、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蕴含巨大商机。此外，天津市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40家）、农民合作社（4000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90%以上的农户已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亟需银行业提供高质量的配套金融服务。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产生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业机构拓展信贷、债券发行、财政资金托管、小微企业服务等业务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市民化蕴藏丰富的金融资源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和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带动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以华明镇为例，农民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估价为5万元左右，通过宅基地换房，三口之家可在示范小城镇置换90平方米左右、价值5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家庭财产收入大幅增加；同时，被安置的农民还享有集体企业股金、商铺租金、养老金和薪金等“四金”保障，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3。2011年以来，天津开展了两批“三改一化”试点工作（涉及141个村、40余万农民），即村改居、农改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股份制企业和农民市民化，着力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真正实现医疗、养老、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型农民、新市民不仅在社会保障、投资理财、自主创业等方面需求众多，而且在购置生产和生活用品、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将大幅提高，将为银行业机构开展社保资金托管、养老金、企业年金、创业贷款、消费金融等业务提供良好机遇。
二、天津农村城镇化贷款投放满意度分析：基于AHP方法
根据天津城镇化建设特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和数据可得性实际，本文将农村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的对象确定为两大典型类别4：（1）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三区”基建项目；（2）园区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
（一）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
“三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天津银行业贷款投放的重点领域。其中，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长迅猛。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485亿元，同比增长48%，比2007年末增长31倍，支持小城镇项目29个；示范工业园区贷款余额为113亿元，同比增长36%，比2010年增长94%，支持项目28个（见图2）。两类贷款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均由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宅基地换房后节省的土地（多处于近郊区县）出让收益较高，能实现项目资金预算平衡，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但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主要依靠园区经营主体（多数为民营企业）内源融资。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此类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7亿元，同比增长10%，远低于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速。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园区所占土地多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办理抵押融资仍存在介入障碍和政策风险，例如大部分农村集体土地仍未完成确权，而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二）农村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贷款
近年来，各银行业机构大力支持示范工业园区内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小城镇配套产业经济主体，天津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2012年，银行业机构向上述三类主体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5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工业园区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增长很快，增速分别为79%和37%，但设施农业受制于农村土地抵押难等因素，融资满足率很低，贷款增速较慢。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多个因素作为一个系统，进而将其分解为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进行多因素综合评价的系统方法。本文根据各银行城镇化贷款的投放情况，加上相关主体对贷款投放数量和质量的满意程度的评分来设计评价体系。通过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分析当前银行业贷款投放与城镇化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相关经济主体对贷款满意度的评价体系包括四个指标：（1）对贷款质量的满意指数;（2）对贷款数量的满意指数；（3）对贷款品种的满意指数；（4）对银行贷款创新能力的满意指数。据此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后对所有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模型中A/B分值越高，说明经济主体对该项贷款情况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则满意度越低；计算出的权重值为归一化后满意度评分值，分数越高，说明经济主体整体满意度也越高。为了使分析更加直观，设定标准分数T的满分为10分：贷款质量满意度得分为T*10=2.886；贷款数量满意度得分为T*10=4.356；贷款品种满意度得分为T*10=1.61；贷款创新能力满意度得分为T*10=1.148。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主体对贷款数量的满意度最高，说明当前银行业对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较大。但是，各银行还需要在贷款产品、贷款服务方面加强创新，尤其要增加更适合农业园区、设施农业等薄弱环节的贷款品种，提高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园区、企业的贷款质量。
三、天津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风险分析：基于信贷决策模型
天津农村城镇化在给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外部政策环境也给银行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项目——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巨大，投资周期较长，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流入“前低后高”，而且主要由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承担，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客观上使银行业在服务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风险。
（一）天津农村城镇化主要基建项目的运作模式
天津示范小城镇和示范工业园区均有各区县政府组建投融资建设公司统筹运作，具体职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建设项目实行统一管理，负责项目规划区内土地整理，包括办理前期手续、工程招标；二是负责项目投融资，以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及其他资产收益作为贷款偿还来源；三是负责依法将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用于平衡项目建设资金。
（二）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的构建
本文拟构建一个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贷款决策模型，具体分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成本。假设1: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提前赎回等因素，贷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假设2：银行投放贷款可获得的预期收入为E，贷款本金为B，合同利率为i，还款期数为n，投资总期数N，实际利率为R。假设3：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是天津农村城镇化项目的运作实体，但对借入的资金没有处置权，贷款资金的使用和偿还均由政府统筹安排，贷款能否如期归还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实力和未来土地出让收入的高低。在项目法人实际缺位、地方债务逐步压缩、融资平台监管政策收紧、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可能走低等情况下，潜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假设贷款违约概率为P，贷款违约损失率为L；假设4：某个城镇化建设项目可能存在多个投融资主体（实际也存在），银行需要承担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成本C1；假设5：城镇化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银行可能承受各类附加的行政干预和市场阻力，产生一定的阻滞成本C2；假设6：城镇化项目投融资主体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一定的排他收益来保障稳定的预期收益，银行需要承担一定的排他成本C3。
（三）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简析
从以上公式可见，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和成本，只有保证E＞O，银行才有贷款投放动力。因此，如何有效分摊和缓释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融资风险和各类成本，明晰地方政府、借款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借、用、还”和“权、责、利”关系，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减少项目运作的协调成本和阻滞成本，保证资金的优化分配和高效使用，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和回流机制，是解决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融资困境的关键。
四、支持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融资需求巨大，服务需求多样，涉及业务众多，需要政府部门、银行业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等共同努力，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综合发挥各类金融业态的力量，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杠杆，以部分机动财力做引导，面向社会募集组建“城镇化建设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等，撬动民间社会资本支持城镇化建设。综合运用银行贷款、理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中期票据、私募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和市政设施管理营运，缓解政府负债压力大、融资平台受限多和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
（二）规范项目运作，严密防范城镇化贷款的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应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运作城镇化建设项目。要根据区域国家政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明确产权独立的城镇化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合理界定政府与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风险分配、责任归属和共同目标。应特别重视加强对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运营授权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和监控责任，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项目规范、高效运作。银行业机构应加强客户和项目准入管理，所支持的城镇化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环评要求、土地平衡和资金平衡测算条件，严格落实项目资本金、担保增信和资金监管等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银行业机构要与地方政府、项目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情况，防止项目超预算，确保项目工程顺利推进；严格按照项目施工进度划拨资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督促地方政府与项目单位处理好与相关利益主体（如周边农户）的关系，降低协调和阻滞成本。
（三）加强金融创新，提高城镇化配套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机构应优先支持天津环城四区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综合收益较好、潜在风险较低的城镇化建设项目。重点发展财政金融、金融IC卡、养老金、电子银行等无风险业务，满足城镇化带来的财税资金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电子支付结算等金融需求。积极发展投资银行、住房金融、消费金融等风险较低业务，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转型农民和新市民投资理财、买房置业、日常消费等提供便捷的服务。择优支持相关产业融资业务，例如运作相对规范、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等等。
（四）加强政策支持，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和长期产业支撑，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推动“三农”发展，要以提升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实力为根本，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形成金融、产业、财税、投资等优惠政策合力支持的良好局面。完善政策性的涉农贷款融资担保体系，鼓励银担深化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健全涉农贷款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打通制约农村资产抵押融资的“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处置”等四大瓶颈，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环境，推动金融机构与“三农”经济共生共荣发展。
篇8
1．3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EG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分别对湖北省城镇化率与服务业产值比重、湖北城镇化率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动态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数据可知，湖北省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是湖北省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而湖北省城镇化率则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亦即湖北省服务业发展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湖北省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因而没能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2发展湖北省服务业，促进湖北省城镇化发展
2．1服务业与一、二产业协调发展，促进湖北省城镇化发展2012年，湖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38572元人民币，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之比为53．5％：46．50％，居全国第12位。2013年湖北省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54．51％，高于全国0．78个百分点，进入到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湖北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60万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业成为该群体的主要就业选择；同时，随着他们潜在需求的释放，对服务业需求也会有所增加。2012年，湖北省三产业的GDP贡献率为5．1％：59．1％：35．8％，整个产业仍以第二产业为支柱，服务业在整个产业中的贡献率缓慢上升。只有湖北省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协调发展，提升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湖北城镇化发展。
篇9
2、城镇化发展能增加农村剩余人口的生产资料占有量。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去，才能增加农村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人均占有水平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农业的现代要素才有可能进入。因此，城镇化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经营条件的形成。一方面，随着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增加，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下降，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大发展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可为增加农民创业提供更多的空间与资源。
首先城镇化为进城的农民工从事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增加的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富资产，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技能，成为今后创业的资本。其次大量的人口向城镇聚集，也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未来河南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挑战及不利影响
城镇化的发展必将打破农村现有的生产模式和经济模式，旧的模式被打破，新的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并成熟，这种过渡阶段由于制度等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可能会对农民增收带来不利的影响。
1、可能导致耕地减少。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占有农村的土地，可能导致耕地减少，产生失地农民。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为工业化，为社会进步做出了牺牲，失去了农村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由于自身素质、体制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成为新的困难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推进城镇化不必然导致耕地的减少，如果我们能合理规划，综合整治，把节约集约出来的土地复垦还田并开发新的耕地，就有可能实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保护耕地同时并行。例如:中国最近几年的统计耕地面积为:2007年1．093亿公顷，2008年1．086亿公顷，2009年1．100亿公顷。历史峰值为1992年的1．244亿公顷，与之相比近年来减少了约12．1%。1990年开始耕地面积的增速放缓，2000－2007年后由于生态退耕、城市加速发展和房地产开发等原因导致耕地数量迅速减少。2007年后生态退耕速度放缓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数量减少的幅度逐渐下降甚至转升。河南省正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必须同时合理规划、严格控制，保护耕地。
2、可能导致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
城镇化加速人口向城镇的聚集，由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潜在的个人发展机会和良好的公共设施和环境，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农村流出去的劳动力必定是那些有相对较强竞争力、受过一定教育并掌握相应技能的青壮年，即具有较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只是老、少、妇女、多病者，由此导致了农村"人才流失"。例如:从新增的转移人数来看，河南省转移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幅度增加，从2004年的近83%增加到2007年的89%，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更为迅速，尤其是2007年，这一人数为5，461，121人，较之2006年增加1，191，388人，增加幅度为27．9%;同期，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有缩减的趋势，从2004年的17%下降为2007年的11%。
篇10
2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它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相关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时间序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相关因素的关联程度，如果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必须先确定能够反映每个因素变化的指标序列，然后确定一个参考序列，最后计算其他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上式中，γi为母序列X0(t)与子序列Xi(t)的关联度。对γi进行按从小到大顺序进行排序，可得到影响因子对结果因子的影响顺序。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比较序列反映的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越大，二者的关联程度越
2.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衡量城镇化水平（URB）比较通用的指标是以人口的城镇化指标来衡量，即非农业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它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人口在城乡空间的分布情况，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科技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江苏省2001~2012年的数据样本，以R&D经费支出表示江苏省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以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表示科技人员投入的情况。另外，江苏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因而我们选择了政府的科技拨款这一指标来描述江苏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科技经费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拨款的经济产出有一个滞后效应，当年的科技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往往会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对于科技经费投入与政府科技拨款的数据选择滞后1年的时间序列，即选取2000-2011年的样本。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GDP平减指数对科技经费投入与各级政府的拨款进行平减，折实为2000年=1的不变价数值。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2.3实证分析首先，设江苏省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母序列X0(t)，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政府的科技拨款分别为子序列X1(t)、X2(t)、X3(t)根据前面的步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接下来计算差序列，并将差序列结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系数及最终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1。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度δ0i(t)的数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对其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关联度越接近于1，关联程度越大。当时0≤δ0i≤0.4，一般认为关联程度低；当0.4≤δ0i≤0.6时，关联程度中等；当0.6≤δ0i≤0.8时，关联程度较强；当0.8≤δ0i≤1时，关联程度极强。因而，从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苏省的科技投入3个指标与江苏城镇化的关联程度都大于0.6，说明江苏省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程度，其中，科技经费投入对城镇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员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篇11
根据国家层面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要求，巫溪县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县内产业不发达，现状工业园创办于2007年，建成规模仅1km2。受地域及交通条件制约，企业生产运营成本高，不少实力强的意向企业不愿来园投资，截止2012年仅有二十多家中小企业入驻园区。入驻企业生产项目以资源密集性产业为主导，如煤矿开采、石材加工、木材加工等。企业对本地就业吸纳能力太弱，不能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更难以对农民增收起到支撑作用。在此发展条件下，每年逾10×104人以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但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仅1×104人左右，人口呈外流趋势。
1．2人口梯度转移，县城首位度高
为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敏感区的环境破坏，改善人居质量，巫溪县近年来实施了“扶贫移民、高山移民、生态移民”等一系列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县域人口的迁变呈高山区人口向集镇转移，集镇人口向县城转移的梯度发展态势。县域北部高山区内的小城镇在逐渐地萎缩甚至凋零。县城人口增长速度远大于其他各乡镇的人口增长速度，首位度远高于其他中心镇。
1．3城镇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2012年，巫溪县城镇化率为28．65%，根据诺瑟姆曲线，巫溪尚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均不高。县城城镇化率为69．64%，中心镇与一般镇城镇化率仅10%～30%，特别在设施建设方面，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均集中在县城，城镇建设严重滞后，呈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主要原因是北部高山地区生存条件较差，场镇规模小，导致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低，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难以发挥带动农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作用。
2巫溪人口与城镇化发展的策略
基于以上人口与城镇化特征分析，现提出几点发展策略。
2．1极核发展
县城是巫溪县的经济主要载体及重心，对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人口总量少、经济总量低的巫溪县，很难形成比较完整的“金字塔”形的城镇体系结构的情况下，县城的发展则显得至关重要。巫溪今后城镇化道路应选择以极化县城为主要方向，积极鼓励县域腹地人口向县城聚集，以增强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发挥核心带动作用。同时应积极培育重点城镇，调整、合并弱小集镇，充分发挥资源集约效应，大力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并根据重点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与中心城市形成链式联结，形成二次辐射，由点及线、由线及面整体带动县域城镇化发展。
2．2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城镇化道路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转型为路径，以城带乡、共同繁荣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城镇化的发展应强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结构的转型为路径，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2．3产业支撑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做支撑，从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有利于拓展就业空间，促进农业人口转移，有助于提高城镇综合竞争力。作为生态敏感区，巫溪的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旅游业及生态工业的发展。
2．4精明增长
精明增长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城市无限扩张、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转变人口转移及产业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要集约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二是城镇建设中应以“基础设施先行”为指导目标，区域统筹考虑，避免资金投入的浪费。
2．5制度创新
多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调控手段。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与劳动就业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加快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次，深化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再次，建立城乡建设投资多元化机制，采取多种模式，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城乡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篇12
它的“新”体现在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片面地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而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标志是要在本质上实现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而不是盖了多少住宅楼、有多少农业户口转变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否者，即使在城里打工一辈子，也达不到“人的城镇化”的要求。按照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科学理念，城镇化是以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城镇化，而不是以房地产拉动城镇化。如果本末倒置，先造城后填人，这样的城镇化是一条歧路。传统的城镇化，是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城镇化，其基本路径就是开发区、房地产，忽略“乡下人”，忽略了土地要素、提高效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果新型城镇化像过去一样演变成房地产化，不仅不能驱动城镇经济增长，还会产生巨量的房地产泡沫，出现所谓的“鬼城”。因此，深入推进统筹城镇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引导人口向城镇聚集，才是广大农民想要的新型城镇化。
（二）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农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动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现代服务业所涉及的各类主体。过去一提到城镇化，有一种观点是把城镇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的一种延续。这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工业企业及房地产企业，要靠工业产业升级及房地产业的发展来拉动城镇化，这是一种将城镇化与城市化同质化的错误观点。从我国国情和已有国内外城镇化经验看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定位应该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全面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所带动的城镇化。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思路，不能忽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农业人口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一定是围绕农业经济产业升级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农业经济产业升级所涉及的各类主体，包括地方政府、现代农业企业及上下游产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
（三）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以为进城的农业人口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居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需要产业的支持。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不可能长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未来20年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要完成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历史任务，必须要发展新型城镇化，其实现途径就是要以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推进教育公平化、均衡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新型城镇化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即首先由国家在顶层设计、政策规定、发展方向等方面做出统一部署，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支撑；然后由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城镇建设规划、招商引资、配套服务业等方面做出统一安排；第三是由农业及相关行业和企业在项目规划、资本运作、项目执行等方面付诸实施；最后是农民以土地、宅基地入股相关企业，并参与企业的生产运作。
（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五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较长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定位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这是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袁常青，2013）。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农村土地集约化，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市民化。而原有城镇化是定位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小城镇建设，其目标是力争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过去3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原有城镇化的定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重新定位。新型城镇化定位应是在政府战略发展规划框架下，使城市顺应市场力量，更自然、更有效地成长。在目前我国经济增幅放缓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已经被赋予了“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的重要历史使命，其目标注定将与过去不同。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配置人口、土地和资本，以“五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改善城市的连接性、方便人们生活和工作、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促进形成新的城镇化格局。
二、县域产业聚集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化，缺失活力和竞争力。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产业依托是根基，并且这些产业发展要拥有可持续性。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农业土地集约化，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一）县域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
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大部分新进城农民则会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无所事事的闲人。因此，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是留住城镇新进人口、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加快县域产城融合步伐，建设选育优质县域产业聚集园区。县域产业聚集能够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乃至创新一体化。而成熟并且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落户到县域产业聚集区，可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观念、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工业项目落地县域产业聚集区，相应会带来就业岗位增多，城镇新进入人口的就业机会增多，进城农民和企业各得其所。农民进入城镇，不仅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生产者、创新者。农民接受培训成为产业工人，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仅素质将会提升，收入也稳定，让农民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可以在新城镇中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在县域产业聚集园区，企业用地成本低，用工本地化，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了人员的流动性，也提高了员工稳定性。因此，大力发展县域产聚集可以有效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人口聚集。
（二）县域产业聚集为新型城镇化良性发展带来资金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大量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所需资金不可能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和财政补贴。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完善投资环境，增强民间投资政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培育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解决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资金难的问题。县域产业聚集为城镇化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前提保障和基础条件，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园区通过实体经济的自身造血功能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支撑和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产业集聚园区的企业，在其发展成熟后，可以通过税收使地方财政得到有效的改善，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具备了自我造血功能。有了县域产业集聚园区产业的反哺，新型城镇化就会更有活力，更能持续长久。同时，县级政府有了财力，就可以不断完善学校、医院、住宅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为城镇居民提供均等的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公共服务，不断地改善民生，新型城镇化是以产城融合推进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
（三）县域产业聚集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资源聚集
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聚集。长久以来，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资源、资金短缺。因此，借鉴先进地区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办好县域产业聚集园区，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好形式和有效办法。县域中小城镇也可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集聚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县域城镇各类生产要素和居民生活成本低，只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能够支撑起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企业、当地居民、社会的相得益彰。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是新形势下破解县域资源环境困境、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佳选择。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能够较好地解决困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促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激活当地劳动力、土地、矿产、资金等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县域产业聚集的要素聚集优势，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县域产业集聚的聚集效应使县域资源优势发酵，产业优势走强，强势产业得到发展，提升了县域主导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充分发挥县域产业聚集的要素聚集优势，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县域产业集聚区在实现社会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四）县域产业聚集推动产业向城镇集聚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
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培育、成长和成熟是一个不断吸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在县域集聚区开发过程中，必须集中构建县域产业集聚区的现代服务体系，立足于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实现县域产业集聚区的功能社会化、服务市场化，高效利用资源。由于产业集聚的专业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企业集聚和产业分工的交易费用节约的吸引，当一个企业落户在县域产业集群园区后，就会有相关配套企业跟随进来，形成了一个大企业在中心，配套企业在，最后是服务企业的跟进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大量同类或相关联企业、项目的集中布局、聚集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产业支撑，又有服务业的相对成熟的新型城镇，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能够推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过去倡导的城镇化、建工业园区有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建城镇、建工业园区，而是走产城融合模式，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县域产业集聚区不仅限于工业，也可以是农业、现代服务业或一、二、三产业相互链接、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聚集区（赵华，2010）。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土地集约化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以产城融合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走适合国情的农村新兴工业化道路，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的聚集，以县域产业集聚区的服务功能为新型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创造条件、提供基础支持。当大量同类或相关联企业、项目的集中布局、聚集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产业支撑，又有服务业的相对成熟的新型城镇，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能够推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篇1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目前主要采用填埋处置法、堆肥法、焚烧法和综合处理等4种方法。通过与国外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分析对比，我国现行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存在如下主要问题。第一，垃圾资源利用化不足。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主要以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为主，采取的处理流程普遍是从倾倒、收集到堆放点或填埋场［6］。垃圾的收集、处理方式较为单一，由于长期采用混合收集，导致出现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主要体现为填埋率居高不下、填埋场选址困难;分选投入无效，过程控制不严;资源循环利用不足，影响生态环境。因此，必须对生活垃圾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与改善，有效避免与控制始端污染，促进资源的可回收和可循环利用。第二，垃圾分类推行效果不佳。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国内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垃圾处理方式，但由于分类收集与分类处理并没有有效地衔接，导致处理的大部分都是混合原生垃圾。另外，由于饮食及生活习惯不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性质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含水率和有机废物方面，西方国家垃圾含水率一般为30%～35%，我国一般为55%～65%;西方发达国家生活垃圾中厨余和餐饮等有机废物比例一般在20%左右，我国却高达45%～55%。因此，我国的垃圾分类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要结合自身特点建立有效的分类标准和处理措施。第三，垃圾综合处理率较低。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用于填埋、堆肥、焚烧的比例分别是79.2%、18.8%、2%，高效厌氧消化、蚯蚓消化及其他新技术处理的比例更小。另外，在综合处理时还需解决填埋、焚烧、堆肥等技术本身固有的一些问题，如填埋场内填埋气体污染大气且存在安全隐患，资源化利用不充分;垃圾含水量大，焚烧时需要添加其他辅助燃料，致使一次性投资大、运行费用高且产生有害气体，造成二次环境污染;堆肥法长期使用易造成土壤板结和地下水质变坏。第四，缺乏垃圾处理系统规划。目前，国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均以城市为单元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一体化规划，这将导致垃圾处理站点布局不合理，处理方法不协调，垃圾处理站点的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例如，对于终处理场的选址，考虑环境问题一般选在人口稀少、交通便利的城市边缘地带，很少考虑对相邻城市的影响，一旦相邻城市间终处理场的选址距离接近，就会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对于中转站的选址和形式规模，一般考虑城市规划与建站成本，很少考虑上下游的约束问题，如果面向填埋则可考虑建设以压缩为主要功能的中转处理站，如果面向焚烧或堆肥则应考虑建设带分拣系统的中转处理站。
三、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