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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产业支撑不足恩施州作为传统农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财税收入和扩大城镇就业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产业构成为25.9∶34.1∶40，二三产业的比重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5.8个百分点。
二、如何加快生态城镇化的发展
（一）做好规划文章，引领城镇建设一是统筹城乡空间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和基础性作用，做好省、州、县市、乡镇各类规划的衔接，加大与农村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编制实施《恩施州域城镇体系规划》，加快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进度。城市、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逐步形成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修规为一体的城乡规划体系。二是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州、县市、乡镇三级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推动实施各层次规划委员会为主体的规划决策系统，形成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工作体系，推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执法管理体制。三是彰显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区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镇建设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围绕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彰显民族文化内涵，切实做到传统与现代风貌的协调统一。四是加大对违反规划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做好资金文章，完善投资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增长机制，逐年增加对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交易等政策，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从土地资源的升值、房地产资源的增值中聚集资金。三是推动市场化运作，通过出让公共设施经营权、无形资产商品化、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吸纳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筹措城镇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整合使用国家、省、市投入的专项资金，把涉农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环境保护资金集中使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五是加强金融扶持力度，运用金融手段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态城镇化进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优势，出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创新户籍、土地、就业创业、住房保障、失地农民保障等政策，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二是出台政策支持县市整合项目资金，捆绑住建、农业、交通等项目资金用于城镇及中心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对城镇建设中涉及州、县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支持城镇开发建设。鼓励乡镇采取招商引资、BT投资等方式，将城市房地产开商、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引入乡镇。四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评估考核办法，将城镇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等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的考核内容，共同推动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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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理解和认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全面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首要的是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产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性转变，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农业型发展向城镇型发展的嬗变；工作实践上，从抓种促收的琐事中摆脱出来，把转移农业人口和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为工作大局。唯有观念真正脱胎换骨了，我们才能在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城镇经营、城镇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贡献。
2、建立推进城镇化的机制框架
要从整体机制上考虑推进城镇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导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够的舆论，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它时时念着，念出各级觉悟、群众热情和社会共识。二要有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抓工作先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要有考核办法和指标，对下级考核，对本级部门考核，通过考核提高这项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项工作当中有所突显。四要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切实产生推动力量。
3、合理规划城镇发展体系
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理清县域内城镇体系结构、关系、规模、定位、产业支持、发展策略，等等。
（1）空间适度距离。
农村集市极大多数传统上辐射半径是10-15华里，即成年人1小时步行路程。现在发达地区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指用高速公路来扩充1小时辐射半径，也是一小时概念。可见一小时经济圈对城镇化有重要意义。参照这个逻辑，可以在现有交通条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据地运作形成县城（县级市）为中心——次中心或重点镇为骨干——建制镇为网底的城镇体系。
（2）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和建设基础，限制城镇数量增长，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梯次发展格局。
城镇发展已跨越数量增长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形成合理发展结构和加快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城镇的个数。
（3）尊重历史传统和群众习俗，因势利导。
尊重群众习俗，利用交通基础条件和交通设施改善，加以引导，有利于拓宽、优化、加强小城镇辐射功能；同时，有效促进小城镇发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区划、改变小城镇布局等人为干预，则有可能为其所伤，于事不仅无补，反而有损。
4、紧抓四个重要环节
（1）科学编制并严格实行规划。
首先要强调高起点，高标准。在规划问题上不能搞短期行为，降格以求。其次，要统筹兼顾。不仅要考虑水、电、路的走向，还要考虑娱乐休闲的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生活的舒适，还要满足人们就业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胜迹、风俗民情以及建筑风格。刻意在环境、风格上高人一筹。而且规划一经制定，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公之于众，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2）切实引进经营观念和方法，拓宽城镇建设筹资渠道。
因城镇化发展时日无多，一方面要还基础设施不足和不配套的旧帐，一方面又要求发展甚至求大发展，资金压力非常之大，财政资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资金这个结，出路在于经营城镇。要用市场的眼光来认识和审视城镇建设，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为“有多少事筹多少钱”，走出一条城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换文章。二是引进民资、外资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把公用设施推向市场。三是政策优惠，以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更优厚的回报吸引外商参与城镇建设。
（3）畅通集聚城镇人口渠道，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个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能否聚集人口关乎城镇发展成败。引人进城，要清除农民进城障碍。一是政策引导。彻底铲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门坎，并且在就业、上学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视同仁。二是就业拉动。利用城镇的区位优势，办工业园，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扬优成势。三是资源吸引。相对集中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完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优化美化城镇环境，借以增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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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出口、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前，外部市场需求不畅，投资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唯有拉动内需是最具潜力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统筹谋划、高标准规划，可以使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乡环境上，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拉动各类投资向农村聚焦，扭转过去那种投资过于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可以进一步释放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传统作业模式和习惯的影响，农村活力不足、作业方式粗放、稳粮增产的压力比较大。坚持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按照城乡一体的思路，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就业服务和社会管理等，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产业为基础，以产业推进城镇化，可以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使农村的经济模式更加多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也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增收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特点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趋势。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界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城镇化也开始破题起步，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步伐更快，积累了丰富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但整体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农村基础薄弱，吃饭问题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
(一)城镇化发展多是自主城镇化我国城乡的区分最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土地性质的不同，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村镇的土地多属于集体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已经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沿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的许多村镇，发展成为在居住、生活、生产等方面与城市相似的人口聚集的社区，已经消除了城乡差距，实现了自主城镇化，这种现象在南方发达地区非常普遍，在这些地区已经很难区分城市与乡村。然而这种城镇化并非以先行将土地征为国有为前提，而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城镇化，这种发展明显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局限性很大，潜在的问题也很多。
(二)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起步晚，走的弯路较多，特别是由于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层次。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世界发达国家滞后了近半个世纪。
(三)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早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明显的是工业得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制约城镇化的瓶颈问题有待解决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上楼，简单地把农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城镇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打破城乡间的固有障碍，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让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生存有保障、挣钱有门路、生活有面子，使进城农民能够与城市市民一样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化”待遇，逐步消除因农业户籍与城镇户籍不同而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
中央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镇化也不同于城镇建设，是一种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内涵丰富，既包括城镇建设，也包含以改善农村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的城镇化，可以使农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相融合的城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准确把握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原则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找准方向，走对路子，才能不造成历史的遗憾，留下历史的包袱。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等方面四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想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的愿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扩大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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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发展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2.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3]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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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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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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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服务需求旺盛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现代产业的支撑。随着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降到1%左右，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产业升级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非常旺盛。以示范工业园区为例，31个园区累计签约项目2046个，入驻企业达到6500多家，总投资605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9亿元，后期仍需投入资金超过4300亿元。未来几年，各工业园区将引进更多企业，拟吸纳一百多万人就业、实现销售收入1万亿元以上，金融服务需求更大。而且，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天津的重点产业，商业、物流、餐饮、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蕴含巨大商机。此外，天津市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40家）、农民合作社（4000多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90%以上的农户已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亟需银行业提供高质量的配套金融服务。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产生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业机构拓展信贷、债券发行、财政资金托管、小微企业服务等业务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市民化蕴藏丰富的金融资源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天津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和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带动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以华明镇为例，农民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估价为5万元左右，通过宅基地换房，三口之家可在示范小城镇置换90平方米左右、价值5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家庭财产收入大幅增加；同时，被安置的农民还享有集体企业股金、商铺租金、养老金和薪金等“四金”保障，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3。2011年以来，天津开展了两批“三改一化”试点工作（涉及141个村、40余万农民），即村改居、农改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股份制企业和农民市民化，着力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真正实现医疗、养老、贫困救助等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型农民、新市民不仅在社会保障、投资理财、自主创业等方面需求众多，而且在购置生产和生活用品、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将大幅提高，将为银行业机构开展社保资金托管、养老金、企业年金、创业贷款、消费金融等业务提供良好机遇。
二、天津农村城镇化贷款投放满意度分析：基于AHP方法
根据天津城镇化建设特点、农村产业发展情况和数据可得性实际，本文将农村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的对象确定为两大典型类别4：（1）示范小城镇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三区”基建项目；（2）园区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
（一）农村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
“三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天津银行业贷款投放的重点领域。其中，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长迅猛。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485亿元，同比增长48%，比2007年末增长31倍，支持小城镇项目29个；示范工业园区贷款余额为113亿元，同比增长36%，比2010年增长94%，支持项目28个（见图2）。两类贷款快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均由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宅基地换房后节省的土地（多处于近郊区县）出让收益较高，能实现项目资金预算平衡，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但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主要依靠园区经营主体（多数为民营企业）内源融资。2012年末，银行业机构向此类项目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7亿元，同比增长10%，远低于示范小城镇和工业园区贷款增速。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园区所占土地多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办理抵押融资仍存在介入障碍和政策风险，例如大部分农村集体土地仍未完成确权，而我国《担保法》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二）农村城镇化配套产业经济主体贷款
近年来，各银行业机构大力支持示范工业园区内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施农业项目等小城镇配套产业经济主体，天津城镇化发展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2012年，银行业机构向上述三类主体投放的贷款余额为25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工业园区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增长很快，增速分别为79%和37%，但设施农业受制于农村土地抵押难等因素，融资满足率很低，贷款增速较慢。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城镇化贷款满意度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多个因素作为一个系统，进而将其分解为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进行多因素综合评价的系统方法。本文根据各银行城镇化贷款的投放情况，加上相关主体对贷款投放数量和质量的满意程度的评分来设计评价体系。通过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分析当前银行业贷款投放与城镇化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相关经济主体对贷款满意度的评价体系包括四个指标：（1）对贷款质量的满意指数;（2）对贷款数量的满意指数；（3）对贷款品种的满意指数；（4）对银行贷款创新能力的满意指数。据此构建贷款满意度因素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后对所有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模型中A/B分值越高，说明经济主体对该项贷款情况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则满意度越低；计算出的权重值为归一化后满意度评分值，分数越高，说明经济主体整体满意度也越高。为了使分析更加直观，设定标准分数T的满分为10分：贷款质量满意度得分为T*10=2.886；贷款数量满意度得分为T*10=4.356；贷款品种满意度得分为T*10=1.61；贷款创新能力满意度得分为T*10=1.148。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主体对贷款数量的满意度最高，说明当前银行业对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较大。但是，各银行还需要在贷款产品、贷款服务方面加强创新，尤其要增加更适合农业园区、设施农业等薄弱环节的贷款品种，提高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园区、企业的贷款质量。
三、天津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风险分析：基于信贷决策模型
天津农村城镇化在给银行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外部政策环境也给银行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项目——示范小城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巨大，投资周期较长，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流入“前低后高”，而且主要由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承担，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客观上使银行业在服务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风险。
（一）天津农村城镇化主要基建项目的运作模式
天津示范小城镇和示范工业园区均有各区县政府组建投融资建设公司统筹运作，具体职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建设项目实行统一管理，负责项目规划区内土地整理，包括办理前期手续、工程招标；二是负责项目投融资，以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及其他资产收益作为贷款偿还来源；三是负责依法将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用于平衡项目建设资金。
（二）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的构建
本文拟构建一个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贷款决策模型，具体分析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成本。假设1: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提前赎回等因素，贷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假设2：银行投放贷款可获得的预期收入为E，贷款本金为B，合同利率为i，还款期数为n，投资总期数N，实际利率为R。假设3：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是天津农村城镇化项目的运作实体，但对借入的资金没有处置权，贷款资金的使用和偿还均由政府统筹安排，贷款能否如期归还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实力和未来土地出让收入的高低。在项目法人实际缺位、地方债务逐步压缩、融资平台监管政策收紧、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可能走低等情况下，潜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假设贷款违约概率为P，贷款违约损失率为L；假设4：某个城镇化建设项目可能存在多个投融资主体（实际也存在），银行需要承担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组织成本C1；假设5：城镇化建设项目由政府主导，银行可能承受各类附加的行政干预和市场阻力，产生一定的阻滞成本C2；假设6：城镇化项目投融资主体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一定的排他收益来保障稳定的预期收益，银行需要承担一定的排他成本C3。
（三）城镇化基建项目贷款决策模型简析
从以上公式可见，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项目面临各类风险和成本，只有保证E＞O，银行才有贷款投放动力。因此，如何有效分摊和缓释城镇化基建项目的融资风险和各类成本，明晰地方政府、借款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借、用、还”和“权、责、利”关系，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减少项目运作的协调成本和阻滞成本，保证资金的优化分配和高效使用，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和回流机制，是解决农村城镇化基建项目融资困境的关键。
四、支持天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融资需求巨大，服务需求多样，涉及业务众多，需要政府部门、银行业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等共同努力，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综合发挥各类金融业态的力量，积极稳妥地推进。
（一）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杠杆，以部分机动财力做引导，面向社会募集组建“城镇化建设基金”、“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等，撬动民间社会资本支持城镇化建设。综合运用银行贷款、理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中期票据、私募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和市政设施管理营运，缓解政府负债压力大、融资平台受限多和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
（二）规范项目运作，严密防范城镇化贷款的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应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运作城镇化建设项目。要根据区域国家政策和城镇化发展需要，明确产权独立的城镇化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合理界定政府与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风险分配、责任归属和共同目标。应特别重视加强对项目建设和承贷主体的运营授权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和监控责任，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确保项目规范、高效运作。银行业机构应加强客户和项目准入管理，所支持的城镇化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环评要求、土地平衡和资金平衡测算条件，严格落实项目资本金、担保增信和资金监管等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银行业机构要与地方政府、项目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情况，防止项目超预算，确保项目工程顺利推进；严格按照项目施工进度划拨资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督促地方政府与项目单位处理好与相关利益主体（如周边农户）的关系，降低协调和阻滞成本。
（三）加强金融创新，提高城镇化配套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机构应优先支持天津环城四区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综合收益较好、潜在风险较低的城镇化建设项目。重点发展财政金融、金融IC卡、养老金、电子银行等无风险业务，满足城镇化带来的财税资金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电子支付结算等金融需求。积极发展投资银行、住房金融、消费金融等风险较低业务，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转型农民和新市民投资理财、买房置业、日常消费等提供便捷的服务。择优支持相关产业融资业务，例如运作相对规范、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等等。
（四）加强政策支持，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和长期产业支撑，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推动“三农”发展，要以提升农村经济组织的自身实力为根本，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形成金融、产业、财税、投资等优惠政策合力支持的良好局面。完善政策性的涉农贷款融资担保体系，鼓励银担深化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健全涉农贷款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打通制约农村资产抵押融资的“确权颁证、价值评估、抵押登记和流转处置”等四大瓶颈，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环境，推动金融机构与“三农”经济共生共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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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计算步骤灰色关联度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通过确定参考数列（因变量）和比较数列（自变量因素），求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越高，说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4]。本文以云南省1978～2012年的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指标（注：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表2、表3和表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1979～2013年统计年鉴）为基础，选择城镇化率指标，将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数列，选取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的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共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作为比较数列，计算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与城镇化率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到0.35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弱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35～0.7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中等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7～1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强关联。
1.2.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结果比较分析运用Matlab程序将以上灰色关联计算公式进行程序编程，计算得出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序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处于0.7至1之间，说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强相关联关系，而且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1）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前，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强。这是因为，随着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从而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强。1978年到2012年云南省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7.34%上升到2012年的83.95%，上升了26.6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13.9%上升到2012年的43.2%，上升了29.3个百分点。2）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城乡差距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也是逐步靠前，说明云南省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省城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吸引了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3）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经济水平和教育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后，说明经济水平和教育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比较落后，这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向前推进有一定的影响。2013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进行排名，云南省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倒数第3的位置。4）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始终处于较中间的位置，说明农业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始终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的发展离不开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农业来提供。所以，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农业的影响作用始终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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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平稳高移
城镇化是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建设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活动的空间聚集，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江西产业以《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思想，依托全省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城镇规模扩张和人口集聚，推动城镇化建设稳步发展。按“诺瑟姆”曲线加速发展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相继上升，从江西产业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表4），自2005年第一产业比重出现明显转折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第三产业平稳发展，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期城镇化率37.10%处于加速发展中期起始阶段，基本符合“诺瑟姆”曲线的变化规律。
3.“三低”问题日益凸显
江西在工业化稳步推进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提升的进程中，2013年城镇化率已达到48.87%，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至4.8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2210万，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21.77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始终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目前11个设区市拥有22个城市，按通常意义上城市规模划分，大城市人口100万～500万，中等城市人口50万～100万，其中大城市只有南昌，中等城市有九江、赣州、抚州，总体上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未实现协同，产业与城市未实现融合，城镇化发展速度低于工业化，各主要设市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南昌作为京九线上唯一的省会城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紧邻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3个最具活力经济区域，具有较强的人口流动吸引力和容纳能力，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68.78%，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期宜春城镇化率只有40.27%，高低相差28.51个百分点，仅有南昌、新余、萍乡、景德镇、鹰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另有数据显示，1990年～2012年，江西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6.06%，而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连续统计的15个主要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59.5平方公里扩展到928.8平方公里，增长了3.58倍；但同期户籍人口仅增长了两倍，人口城镇化速率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导致建城区产业强度和人口密度偏低，而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加快，失地农民人数增多，截至2013年末，江西省农民工总数达到789.5万人，其中省外就业540.7万人，省内就业248.8万人，由于各类因素与相关制度限制，省内就业农民工虽逐步转化为产业工人，仍难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市民化进程远低于人口转移的速度。全省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城镇化速率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市民化进程低于人口转移速度的“三低”现状，日益凸显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二、江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1.新型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
诺瑟姆曲线揭示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要实现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发展新型城镇化要走“产城融合”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协调同步规划建设新型社区和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结合工业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人口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园区是产业集群、企业集聚、资源集约的重要平台，引导和鼓励重点产业新建项目、技改项目、配套项目、深加工项目入园建设，聚集发展。突出江西优势和特色，借国家重点发展长江经济带的东风，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朝着“做强南昌、做大九江、昌九一体、龙头昂起”的最终目标，加速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扩大昌九工业走廊规模，并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高端产业集群，根据原有产业结构，南昌将重点建设航空、纺织、光伏、自动化、软件开发、汽车制造等产业，而九江将陆续建成石油化工基地、钢铁产业基地以及有机硅基地，形成南昌、九江双核驱动。振兴千年陶瓷，依托文化创意产业板块，打造景德镇“世界瓷都”，建设国家光伏产业基地，使新余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新型工业城，推进赣湘贸易合作平台建设，将萍乡努力打造成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示范区，突出上饶赣浙闽皖四省交界的交通便利优势，加强传统的有色金属行业基地建设，在此基础上开发并建设光伏和锂电池等新能源基地。抓住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旅游业，实现绿色崛起，并改革规范稀土钨等有色冶金的采挖及开发，引导稀土钨等有色冶金行业企业做大做强，成为行业龙头。预计到2016年，全省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5%，年平均城镇化水平提高约2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届时南昌、赣州和九江将发展成为特大城市，而上饶、吉安、新余、萍乡、景德镇、抚州、宜春将步入大城市行列。
2.城市核心增长构建城镇集群区
城市群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是辐射和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城镇化质量水平提高的重要依托。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各生产要素逐渐向中心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增长极”。坚持城市集群发展的理念，构筑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核心带动、轴带发展，构建南昌为核心、以昌九城镇走廊为重点，以环鄱阳湖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支持建设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有序发展大中城市，打造沪昆城镇发展带和京九城镇发展带，推进南昌都市区、九江都市区、赣州都市区建设步伐。以城市群为载体，促进新一轮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加速南昌都市区建设，使之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核心增长极，加快南昌临空经济区、共青先导区的现代化建设速度，推进昌九新区发展，着力打造昌九电子商务核心新区。大力发展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重点旅游镇、工业镇和商贸镇，支持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城市。率先重点建设南昌都市区内一批专业城镇，打造南昌小蓝汽车工业城、进贤县文化用品工业生产和交易基地、奉新县竹器和纺织品工业生产和交易基地、樟树市酒类食品和药品生产交易基地、鄱阳县水产珍珠基地、高安市建筑陶瓷产业基地、靖安县绿色旅游度假基地、万年县粮食与农产品生产和交易基地、新干县箱包生产和交易基地、万载县花炮产业生产和交易基地、余江县眼镜生产和交易基地、抚州市汽车零部件生产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推进南昌、九江等城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同时进一步增强城市承载能力，创建智慧交通中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重点建设交通枢纽工程，构建一个以地下轨道交通，地上快速高架路网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现代交通系统，推动南昌中心城区部分功能向卫星城疏散，加快南昌为中心的轨道交通建设，形成以高铁和快速铁路为主体架构的1小时交通圈，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城镇集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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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盐运枢纽———三河坝。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地处繁茂的广东三河镇，汇聚了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河镇地理位置优越，上接赣南闽西，下通潮州各府，水运陆运交通便捷，因此成为了赣南粤北的盐运枢纽，众多盐运商贩聚集的大本营。早在宋中期，三河坝就已经建立了盐务，为检验盐运的关务，之后又设三河站作为盐运转运之所，更设三河巡检司，作为巡视盐运的关卡。后因三河坝日渐繁荣，人员往来众多，遂建城称之为三河镇城。据旧史记载，潮盐销路沿“潮—汀—赣”商路，从潮州运盐到三河坝，经三河坝转运至汀江，越过众多府县之后到达目的地，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在盐运路线上的重要性。据潮州盐法志记载当时三河坝的盐运状况，称从潮州运盐，每次用趸船二只，在广济桥下进行交换盐钱，之后经检验后装入大船中，转运到三河坝查验盐，之后在此处将盐分装成一小娄一小娄，再运至别处贩卖。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三河坝作为盐运枢纽，起着盐运关卡的作用。这一点在清朝的其他文献中也可以得知，如《鹾政备览》中讲道：“自经三河坝缉私关排验照，盘查之后，均于该处卸载过驳，凡属嘉应各埠引盐，即分运赴埠销售。”可见当时的三河坝地处盐运重要路段，连接着各条盐运路线，必须通过三河坝转运才能进行正常的互市交易。作为重要的盐运枢纽，三河镇当时的互市交易状况必定繁荣。据《清一统志》的史料记载，当时的三河镇贸易者众多，处处皆是进行盐钱贸易的商铺小贩“，舟楫辐辏，贸易者为浮店。星布洲许，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百货悉备”，可见盛况。三河镇地处要塞，交通便利，往来人员众多，据记载往来的船只每日皆不停歇，大大小小船只六十余艘，又因交易者众多，很多船家都停泊此处，打尖住店，好不热闹。作为盐运之用的船只，称之为兜篷船，有两兜篷和三兜篷之分。而这些兜篷船往来，有的是载米，有的载石，但最为多的，则是运载盐进行交易。还有一种船称为“哨马船”，船体甚大，船头高跷，能够运载盐数众多，是大商铺大商人才会用的船只。“丰市妇女挑盐肩木，往来如织。雇夫过山，辄以女应”。许多的妇人也进行盐的挑运工作，可见三河坝盐运昌盛的景象。三河坝盐运的昌盛，也带来了三河坝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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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传统含义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新型城镇化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兼顾农业、粮食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城乡统筹、城乡互补、产城互动的协调发展。相比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包含的范围更广，含义更为丰富，更为注重发展质量和全面协调发展。
二、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产业集群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即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程度的整合资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效果。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发展要素和产业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作用，共同发展，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一)产业集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作用会导致各企业之间相互共享资源，加大对原材料的投入，优化生产技术，节约生产成本。首先，在技术外溢作用下，吸引大批投资商来涌入产业集群，刺激相关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外部经济效益。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减少人员流动损失带来的风险。其次，产业集群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当前相配套的公共设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促使政府相关部门会不断增加和完善与产业链相关配套公共设施，提升城市竞争力。再次，产业集群的聚集，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政府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的政务环境改善本地区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打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市场秩序向着合理有序的发展方向进行。最后，产业集群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地理空间，进一步影响着城市日常生活。促进了金融、餐饮等服务业产业的崛起，同时又会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一方面致力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坚持治理环境。在两个举措并肩齐驱下会进一步优化城镇的空间结构。
(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要素保障。
有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人类历史上有两件历史性革命事件，除了美国的信息高速化外，就是21世纪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都需要物质保障，都离不开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包括:资本、技术、企业文化等因素。而硬件设施则是指:土地、劳动力、生产机器设备等要素。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把硬件要素经过生产技术深加工，转变成以商品或者服务的形式完成。企业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注入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一旦供应链出现断裂企业则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规模聚集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它凭借自身的特殊优势资源可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土地、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群规模小，效益不明显。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集聚效应不明显。横向对比来看，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大多数是规模很小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利润的减少，使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只能维持企业发展的现状。集群产业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少。纵向来看，产业集群各自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和交流，经济效益比较低。在资源共享，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互利合作、强强联合的方式也是一种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方法。
(二)创新不足，投入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企业的成败在于能否创新，在企业特殊困难时期，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一味的在模仿中求发展这是不长远的做法，目前我国部分产业集群缺乏创新精神，存在大量同类产品，换汤不换药。只谋求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销量的增加，而不改进技术，创新产品种类，企业产品营销人员对营销观念和方式也比较落后。假冒伪劣、山寨、以次充好，却以很少了独创性的特色产品来博人眼球，吸引广大客户群众。曾有人以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以研发投入项目做过一个调查比对，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所占比重少之又少。研发投入少，企业更新慢，制约企业的发展速度，这基本上是所有产业集群的通病，即便是一些来龙头企业也不例外。不进行创新、不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妄想实现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都是空想主义。
(三)社会环境的约束。
存在中国千年的户籍制度一直都没有彻底的取消限制，依旧成为广大进城务工者的一块心病。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意义重大。户籍制度它不仅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吸收，而且给务工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一方面务工者会考虑自身的情况，另一方面会考虑到子女入学问题，户籍问题一直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对产业集群发展有重大负面作用。
四、加快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解决当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进行突破。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主线。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永恒主题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力创新。坚持创新发展驱动的战略部署，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经济与产业的差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能结构。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鼓励倡导企业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更新技术设备，不断优化产能，使之形成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二)以两化融合为动力，加速双轮驱动。
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开放领域，摆正自身的位置，借鉴吸收优秀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特点，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完善内外联动，实现企业、社会、人民三体利互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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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新”体现在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片面地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而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标志是要在本质上实现农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而不是盖了多少住宅楼、有多少农业户口转变成了城市居民户口。否者，即使在城里打工一辈子，也达不到“人的城镇化”的要求。按照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科学理念，城镇化是以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的城镇化，而不是以房地产拉动城镇化。如果本末倒置，先造城后填人，这样的城镇化是一条歧路。传统的城镇化，是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城镇化，其基本路径就是开发区、房地产，忽略“乡下人”，忽略了土地要素、提高效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果新型城镇化像过去一样演变成房地产化，不仅不能驱动城镇经济增长，还会产生巨量的房地产泡沫，出现所谓的“鬼城”。因此，深入推进统筹城镇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引导人口向城镇聚集，才是广大农民想要的新型城镇化。
（二）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农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动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现代服务业所涉及的各类主体。过去一提到城镇化，有一种观点是把城镇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的一种延续。这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工业企业及房地产企业，要靠工业产业升级及房地产业的发展来拉动城镇化，这是一种将城镇化与城市化同质化的错误观点。从我国国情和已有国内外城镇化经验看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定位应该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全面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所带动的城镇化。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思路，不能忽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的农业人口，离开了农业人口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一定是围绕农业经济产业升级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量是农业经济产业升级所涉及的各类主体，包括地方政府、现代农业企业及上下游产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
（三）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以为进城的农业人口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居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需要产业的支持。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不可能长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未来20年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要完成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历史任务，必须要发展新型城镇化，其实现途径就是要以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推进教育公平化、均衡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以现代农业振兴带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新型城镇化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即首先由国家在顶层设计、政策规定、发展方向等方面做出统一部署，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支撑；然后由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城镇建设规划、招商引资、配套服务业等方面做出统一安排；第三是由农业及相关行业和企业在项目规划、资本运作、项目执行等方面付诸实施；最后是农民以土地、宅基地入股相关企业，并参与企业的生产运作。
（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五化”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较长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定位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这是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袁常青，2013）。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农村土地集约化，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以及农民生活市民化。而原有城镇化是定位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小城镇建设，其目标是力争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过去3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原有城镇化的定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重新定位。新型城镇化定位应是在政府战略发展规划框架下，使城市顺应市场力量，更自然、更有效地成长。在目前我国经济增幅放缓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已经被赋予了“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的重要历史使命，其目标注定将与过去不同。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配置人口、土地和资本，以“五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改善城市的连接性、方便人们生活和工作、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促进形成新的城镇化格局。
二、县域产业聚集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化，缺失活力和竞争力。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产业依托是根基，并且这些产业发展要拥有可持续性。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农业土地集约化，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
（一）县域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
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大部分新进城农民则会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无所事事的闲人。因此，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是留住城镇新进人口、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是加快县域产城融合步伐，建设选育优质县域产业聚集园区。县域产业聚集能够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乃至创新一体化。而成熟并且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落户到县域产业聚集区，可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观念、人才、资金、技术和市场。工业项目落地县域产业聚集区，相应会带来就业岗位增多，城镇新进入人口的就业机会增多，进城农民和企业各得其所。农民进入城镇，不仅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生产者、创新者。农民接受培训成为产业工人，参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仅素质将会提升，收入也稳定，让农民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可以在新城镇中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在县域产业聚集园区，企业用地成本低，用工本地化，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了人员的流动性，也提高了员工稳定性。因此，大力发展县域产聚集可以有效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人口聚集。
（二）县域产业聚集为新型城镇化良性发展带来资金支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大量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所需资金不可能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和财政补贴。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完善投资环境，增强民间投资政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培育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解决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资金难的问题。县域产业聚集为城镇化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前提保障和基础条件，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园区通过实体经济的自身造血功能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支撑和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产业集聚园区的企业，在其发展成熟后，可以通过税收使地方财政得到有效的改善，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具备了自我造血功能。有了县域产业集聚园区产业的反哺，新型城镇化就会更有活力，更能持续长久。同时，县级政府有了财力，就可以不断完善学校、医院、住宅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为城镇居民提供均等的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公共服务，不断地改善民生，新型城镇化是以产城融合推进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
（三）县域产业聚集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资源聚集
产业集聚区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聚集。长久以来，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资源、资金短缺。因此，借鉴先进地区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办好县域产业聚集园区，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好形式和有效办法。县域中小城镇也可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集聚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县域城镇各类生产要素和居民生活成本低，只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能够支撑起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企业、当地居民、社会的相得益彰。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是新形势下破解县域资源环境困境、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佳选择。县域产业集聚区建设，能够较好地解决困扰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促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激活当地劳动力、土地、矿产、资金等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县域产业聚集的要素聚集优势，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县域产业集聚的聚集效应使县域资源优势发酵，产业优势走强，强势产业得到发展，提升了县域主导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充分发挥县域产业聚集的要素聚集优势，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县域产业集聚区在实现社会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四）县域产业聚集推动产业向城镇集聚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
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培育、成长和成熟是一个不断吸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在县域集聚区开发过程中，必须集中构建县域产业集聚区的现代服务体系，立足于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实现县域产业集聚区的功能社会化、服务市场化，高效利用资源。由于产业集聚的专业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企业集聚和产业分工的交易费用节约的吸引，当一个企业落户在县域产业集群园区后，就会有相关配套企业跟随进来，形成了一个大企业在中心，配套企业在，最后是服务企业的跟进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大量同类或相关联企业、项目的集中布局、聚集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产业支撑，又有服务业的相对成熟的新型城镇，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能够推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过去倡导的城镇化、建工业园区有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建城镇、建工业园区，而是走产城融合模式，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县域产业集聚区不仅限于工业，也可以是农业、现代服务业或一、二、三产业相互链接、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聚集区（赵华，2010）。县域产业集聚的建设，有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土地集约化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以产城融合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走适合国情的农村新兴工业化道路，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的聚集，以县域产业集聚区的服务功能为新型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创造条件、提供基础支持。当大量同类或相关联企业、项目的集中布局、聚集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既有产业支撑，又有服务业的相对成熟的新型城镇，为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污染集中治理、社会服务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县域产业聚集园区的建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进而能够推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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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目前主要采用填埋处置法、堆肥法、焚烧法和综合处理等4种方法。通过与国外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分析对比，我国现行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存在如下主要问题。第一，垃圾资源利用化不足。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主要以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为主，采取的处理流程普遍是从倾倒、收集到堆放点或填埋场［6］。垃圾的收集、处理方式较为单一，由于长期采用混合收集，导致出现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主要体现为填埋率居高不下、填埋场选址困难;分选投入无效，过程控制不严;资源循环利用不足，影响生态环境。因此，必须对生活垃圾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与改善，有效避免与控制始端污染，促进资源的可回收和可循环利用。第二，垃圾分类推行效果不佳。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是国内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垃圾处理方式，但由于分类收集与分类处理并没有有效地衔接，导致处理的大部分都是混合原生垃圾。另外，由于饮食及生活习惯不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性质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含水率和有机废物方面，西方国家垃圾含水率一般为30%～35%，我国一般为55%～65%;西方发达国家生活垃圾中厨余和餐饮等有机废物比例一般在20%左右，我国却高达45%～55%。因此，我国的垃圾分类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要结合自身特点建立有效的分类标准和处理措施。第三，垃圾综合处理率较低。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用于填埋、堆肥、焚烧的比例分别是79.2%、18.8%、2%，高效厌氧消化、蚯蚓消化及其他新技术处理的比例更小。另外，在综合处理时还需解决填埋、焚烧、堆肥等技术本身固有的一些问题，如填埋场内填埋气体污染大气且存在安全隐患，资源化利用不充分;垃圾含水量大，焚烧时需要添加其他辅助燃料，致使一次性投资大、运行费用高且产生有害气体，造成二次环境污染;堆肥法长期使用易造成土壤板结和地下水质变坏。第四，缺乏垃圾处理系统规划。目前，国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均以城市为单元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一体化规划，这将导致垃圾处理站点布局不合理，处理方法不协调，垃圾处理站点的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例如，对于终处理场的选址，考虑环境问题一般选在人口稀少、交通便利的城市边缘地带，很少考虑对相邻城市的影响，一旦相邻城市间终处理场的选址距离接近，就会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对于中转站的选址和形式规模，一般考虑城市规划与建站成本，很少考虑上下游的约束问题，如果面向填埋则可考虑建设以压缩为主要功能的中转处理站，如果面向焚烧或堆肥则应考虑建设带分拣系统的中转处理站。
三、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