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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动画片，在美术的设计风格看，各国动画创作者都从本土的传统艺术形式出发，从中吸取本土文化的养料，并形成了各国独特的表现形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在美国动画美术设计风格中连环漫画起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动画作品中的《大力水手》等，初步构成美国动画片的艺术风格。西方动画片多为剧情片，注重刻画细节，动物形象的设计多以夸张的手法处理，形象逗趣，“米老鼠”等形象成为著名的西方动画形象代表风格象征。人物设计的风格一般造型巧妙、个性突出，取得了完美的画面效果。以美国动画设计风格为首的西方动画，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动画作品创作思路和造型风格。中国早期动画影片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西方的动画形象，但在中国动画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却要数中国古典的传统艺术形式。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下，中国动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化表征，如在《大闹天宫》与《天书奇谈》等动画片中，中国传统戏曲风格都得到具体的体现。例如影片中动画人物的脸谱化处理，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在中国动画美术设计中绘画表现形式是很丰富，在单线平涂的形式中有重彩和工笔，儿童画、岩画、壁画等各式各样的动画更是独具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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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灵魂是求美，形式美感高于一切，即形式高于内容。这正是装饰绘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装饰绘画艺术功能在各种绘画中比较起来更长于歌颂、象征、启发、诱导”…的原因。正因如此，装饰绘画被有些人认为是肤浅的，缺乏崇高的审美理想，而难登大雅之堂。艺术就像一个大舞台，各种艺术形式就像不同的演员，它们在艺术的舞台上极尽能事表现自己，目的是在愉悦中教育观者。在这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都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当然这是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化”的生存趋势也影响着艺术领域，艺术语言、艺术风格趋向国际化、多元化，而多元化、民族化的文化特征，使得装饰绘画在现代社会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艺术价值。装饰绘画有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审视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1．装饰绘画的“现代”时态认识观
“现代”时态的语态认识观，是将装饰绘画的语言，放置于当下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使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保持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装饰的风格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为基础一～诸如宗教、哲学、王权、风俗、实用和唯美等意识形态所产生出的装饰艺术，往往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已故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说：“装饰艺术即是思想的表性，故装饰亦与其他美术同样有其时代的背景。埃及时代的装饰，希腊时代的装饰，罗马时代的装饰，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王权中心的装饰，自然各自由时代思想为背景而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美术样式都不能脱离当下的时代文化背景。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下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只有坚持“现代”时态的认识观，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反映时代的精神。
(1)全球性、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当我们穿着牛仔裤，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看着世界足球赛，挂在互联网上聊天、购物，欣赏着高清好莱坞大片，谈论着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在人们的13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维、复合的概念。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全球范围的国际性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中国艺术也在这样的语境中转型。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要得到振兴发展，必须吸收他种文化先进的、科学的、有益成份，经过异质同构，使民族民间的艺术获得新生。“当一项艺术开始拒绝向另一项艺术吸收营养时，它就开始僵化了。”丁韶光先生的重彩装饰绘画，就是传统中国重彩画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完美结合。丁韶光先生的画作融中国线条、中国风格的重彩、敦煌主题，以及西方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创作中的平面变形人物于一体，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现代装饰重彩画。由于有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又有西方装饰绘画的韵昧以及世纪末分离派艺术的情趣，丁先生的现代装饰重彩画作品能为东西方普遍接受。
(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哲学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依德的影响，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试图突破传统审美法则的约束，淡化和消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主张艺术贴近民众，大量采用大众传播媒介。在多数作品中带有某种戏谑的调侃的意味，带有强烈的娱乐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实际上都是要求改变以往西方文化艺术“人”的“主体”和“物”的客体相分离、相对立的状况，以人们需要为本，进入“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联系，相融合的更高的境界。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同传统文化的联系，在其创作中，传统被引用、被改造和重构，使之生成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的装饰艺术吸收历史上各种装饰风格，汇集了各种文化、历史、美学和视觉语言的材料，表达出了从未有过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鲜亮色彩的不调和，在自然中看似矛盾的材料组合，奇异造型的堆砌，让材料自身说话，以表达个人情愫，使艺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美国艺术家麦克·j·阿信布莱纳的作品常以玻璃、金属、麻绳以及树皮等材料制作，以表现“骨骼”为主，以此来象征战争之恐怖。他的作品通过综合材料和奇特的造型构成关系，给人的视觉和精神上带来强有力的刺激，风格独特、制作精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和合的审美趋势
自从“国家问世界”转变成了“全球世界”，许多知名学者提出了关于全球文明的见解，其中先生与张立文先生的学说最有代表性。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国文化应在“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加上新人文精神的追求，促进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和谐共生状态；张立文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间。他根据和合生存世界(地)、和合意义世界(人)、和合可能世界(天)的原理，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用和合观来化解冲突、构建新文化。“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融合，结合，合作；“和合”即是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和谐。和合包括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原因，融合是冲突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处于共同存在、共同生长的状态。
滕守尧先生在《审美文化与艺术生存》一文中指出了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一种健康的文化最终必然发展成一种审美文化，而审美文化就是以文学和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就是物质生活不断向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提升的文化，也是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文化。”张先生的“和合”的文化观建构了“融突”、和和愉悦、审美意象，以及审美体验的主客体、情与景、心与物、善与美的融突和合。这些和合美学要素的构成方式，是最具生命力的方式，是艺术创造和心灵境界的生命活动。但它们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获得生命的存在、延续以及发展，“全球化”、“多元化”、“后现代主义”、以及“和合”的审美趋势，是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大语境，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要坚持“现代”的语法时态。转2．装饰绘画的“主动”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演进和丰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在不断地自我增益、完善中成为了语汇丰富、句式多样的语言形式，它不断以主动的姿态完善自我，作为主体的创作者也应以主动的姿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
自然界的物种多种多样，才使得整个生物世界的生态保持着平衡；人类的艺术世界也因为不同艺术门类，不同画种各自独立的面目，才使整个文化艺术世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艺术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其它艺术门类不能替代的本体语言。同样是戏剧，话剧不能代替歌剧；同样是曲艺，相声不能代替小品；同样是绘画艺术，油画不能代替版画，水粉不能代替水彩，装饰不能代替装饰绘画。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语言构成了艺术种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客观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们审美感觉能力的丰富多样。装饰绘画以其独特的面目和形式，记载和表达了人类的情感，扩大了人类的审美感受，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如果装饰绘画不坚持自己的本体语言，而向某一大画种看齐，那它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装饰绘画原本就是借助于别的画种的表现方式，由于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得以脱离依附，具有任何画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装饰绘画如果放弃自身的本体语言，就等于放弃了装饰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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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在1918年旧历7月到杭州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这一年的9月在杭州灵隐寺，他受共49天的具足戒，此后就成为了一个“比丘”。《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这篇文章中，李叔同是这样陈述这段经历的：“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介绍，到灵隐寺去受戒了。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很喜欢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好！”在1918年秋、1922年夏李叔同之后还挂单灵隐寺。李叔同出家以后的活动局限于浙江、福建一带，后示寂于泉州，且仅限于佛教界。出家后他在有生之年，研律、著律、讲律、弘律。李叔同曾在《发愿文》中说：“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书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逝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所以，之后词、诗、文作明显减少，李叔同大量写作从内容上分析，都与弘扬佛法、护持佛法有关，除了诗作还有在各处的推崇佛法的演讲、对有关光大佛学的研究著作等所作序跋题记、有关僧人的疏铭传记，以及佛学论述也是如此。李叔同将其所余精力，都集中放在了佛学上，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其特点与出家前大相径庭。
2.1佛学意味浓厚
大量佛学词语在李叔同所写题赞、题偈、说偈中随处可见体现了这一点，在此不多说了。其次，如《印光李叔同文钞题赞》、《西冷华严塔写经题赞》、《竹园居士幼年书法题偈》等等的李叔同写作大多和弘扬佛法有关，还有很多大致相同的序跋题记。识律师、心灿禅师、法空禅师、本妙禅师还由弘一李叔同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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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体木结构装饰
我国古代木质结构建筑中，不管是民舍还是宫殿均由很多单独的建筑物组合而成，但是对于每个单体建筑物来讲主要由屋顶、屋身以及台基组成，不过在北宋时期将这三个部分称之为上分、中分、下分。下面主要围绕这三部分内容对北宋建筑装饰艺术进行分析。
1.北宋屋顶装饰特点
（1）屋面装饰特点。北宋大型建筑中以九脊殿为主，例如黄鹤楼和滕王阁均是采用九脊殿屋顶组合而成。九脊殿和四阿顶相比多了两个山花面和四条屋脊，欣赏起来形象更加丰富，而且还多出一些装饰位置，北宋屋顶装饰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有正脊和鸱尾、垂脊和垂兽、走兽和嫔伽、瓦当和重唇板瓦、垂鱼和惹草等内容。
（2）正脊和鸱尾。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北宋建筑等级较为严格，其中正脊和鸱尾受建筑物等级划分影响比较明显。建造时必须依照建筑物的等级，通过调节瓦的层数来确定正脊高度，另外建筑物等级高低还会给鸱尾大小带来影响。对现存的北宋建筑调查并参考相关文献得出北宋建筑鸱尾形象有两大特点：一是和之前鸱尾相比造型更为丰富，欣赏价值有了很大的提升。北宋建筑鸱尾除了边沿刻画有鱼鳍外，身上布满了鱼鳞，而且其嘴、眼以及头部位置的雕刻更为精细。整体形状也有很大的区别，有高度较高且呈现矩形的，也有高度较低接近于方形的。二是鸱尾的形象由鱼逐步向龙转化。通过对《瑞鹤图》中宣德楼鸱尾的研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眼、须以及鱼鳞等造型和龙的造型非常接近。
（3）垂脊和垂兽。北宋时期的建筑中垂脊由瓦垒砌而成，和正脊的主要区别在于高低和位置的差别。垂兽和唐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垂兽由平板浮雕方式逐渐向立体龙头形象转变，其上唇向前伸，同时张开大口，不过后身仍然保持直板状态，形成了只突出头部形象而不露身躯的垂兽形象。
（4）走兽和嫔伽。早在隋唐时期垂兽之前，走兽并没有出现，当时建筑建设过程中通常使用三角形戗砖支撑上部的垂脊，到了北宋时期才添加了走兽和嫔伽形象。走兽和嫔伽在很多北宋建筑上都有体现，比如开封铁塔每层塔沿挑角位置都布置有嫔伽形象，雕刻精细，造型非常优美。考古工作者在北宋永昭陵甚至发现了陶制的嫔伽形象，由此可见北宋建筑中嫔伽形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5）瓦当和重唇板瓦。北宋建筑上使用的瓦以圆瓦当比较常见，并且在瓦当正面雕刻有、宝相花等图案。例如在北宋皇陵中曾经出土一批瓦当和重唇板瓦，并且瓦当上雕刻有兽面纹、莲纹等。整体来看这些瓦当和之前时期的瓦当相比，装饰性更强，而且图案各种各样，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6）垂鱼和惹草。这两种形象主要用于装饰屋顶山面，北宋《营造法式》对这两种的使用尺寸和位置有明确的规定：“凡悬鱼，施之于屋山搏风版合尖之下；惹草，施之于屋山搏风版之下，搏水之外。”其中垂鱼能够使拼接更加牢固，而惹草能够达到遮朽的目的。其实这两种物件的作用是保护椽头，避免雨水腐蚀，只是古代建筑建造者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其进行了处理。《营造法式》中“造悬鱼惹草之制”对垂鱼和惹草纹样做过描述“或用花瓣，或用云头造”。该描述和黄鹤楼建筑上的垂鱼和惹草形象基本符合。建筑物上的垂鱼和惹草能够很好地装饰山面，增加了山面的可观赏性。
2.柱子和柱础装饰特点
北宋建筑中的柱子造型多种多样，主要有方形、八角形等，其中圆柱占据很大比重。圆柱材质以石料为主，且圆柱上雕刻有各种花纹。在北宋现存的遗物中，晋祠圣母殿前龙檐柱和登封初祖庵大殿石雕柱均是北宋建筑柱子的典型代表，其中晋祠圣母殿前龙檐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盘龙柱。初祖庵大殿石柱雕饰和《营造法式》中的描述基本相同，尤其对雕刻的花纹、人物等内容和其记载的完全一致。从雕刻手法上来看，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十二根内、外柱上雕刻的内容含有几十幅画面，植物和人物的安排非常巧妙，几乎没有雷同。例如，在莲花、荷花等花草中出现的化生童子形象各不相同，十分生动有趣。内、外柱使用的雕刻手法不同，在柱头和柱脚位置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内柱的八角轮廓，但是在柱身这八个棱面则融为一体，和雕刻画面起伏不定，只能大致分清正面和背面。其正面雕刻的是一个手持宝剑站立的大王，其头上雕刻有飞舞的降龙，脚下雕刻有云朵。背面雕刻有飞舞的双凤，采用的雕刻手法十分巧妙。宋代柱础大多使用仰覆莲和覆盆等形式，且柱础上大都雕刻有花草、动物图案，例如河南汜水等慈寺柱础上雕刻有多只玩耍的狮子等。不少柱础上雕刻有很多花纹，其中以莲花和牡丹花比较常见，例如，苏州罗汉大殿柱础上雕刻的有牡丹花纹等。另外，有时候即便使用同一种花纹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通过对北宋建筑的柱础研究，得出当时人们已经将柱础当作重要的装饰位置这一重要结论。
3.北宋建筑台基装饰特点
台基是古代建筑三分中的下分，一般使用砖石砌筑，当时使用台基主要为了增加建筑的气势，从而达到“高台榭，美宫室”的效果。为了实现和地面的自然过渡，需要建设成不同形式的台阶，其主要由阶基和须弥座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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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佛经仪轨，佛像没有制作完成是绝对不能够向人展示的，更谈不上供养瞻礼了。制作半身佛像、菩萨像，那将被佛教戒律认为是对至尊至圣的最大亵渎和不敬。然而，到了宋代，在大足石刻造像中出现了半身佛像、半身菩萨的雕造和力士、明王、胁侍、供养人物等的半身塑造，并且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石窟艺术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大足宝顶大佛湾第11号释迦佛涅槃图，释迦佛的身体只雕刻出一半便于整座大山连为一体，菩萨弟子均刻半身像从地下冒出，可谓是十分大胆的艺术创造。这些半身像的塑造无形中放大了整个造像的体量和气势，烘托了整个道场的氛围，并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半身像的塑造在大足石刻中，俯拾即是。大足宝顶大佛湾第21号龛柳本尊行化图直接从地面涌出的五大明王半身像创造；大足宝顶小佛湾第5号窟从云中出现的明王半身像；既增大了明王造像的体量，又凸显出明王的神威。宝顶大佛湾第20号地域变图中雕刻的半身吹笛女、养鸡女，更富韵味与意境创造，宛如画作一般。龙红先生认为，这一革命性的的艺术创造实现了文本语意场与图像语意场的合二为一。大足石刻造像将佛典文本中叙述佛、菩萨众神灵等超验形象出现方式的文字描述如诸天‘半身出地，半身不现’或‘从地涌出，现半身相’；佛、菩萨、四众须臾间在‘宝树枝叶花果’中半身出现等转化成了‘最优孕育力的瞬间’的图像表达方式。李巳生先生也关注到这一现象，认为“半身像的形式，在所占壁面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其形体实际上比全身像放大乃至数倍，既有利于构图中突出形象的主体，还便于安排更多的壁面来刻画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此外，大足石刻中半身像的塑造，亦是宋代文人画高度写意化追求和世俗文化高度繁荣的反映。宋代文人画‘重神轻形’与佛教美学中的‘神存形灭’‘贵神贱形’‘形粗神精’及‘遗形取神’等相一致。在这些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雕刻匠师们实现了打破常规的艺术创造。艺术创作中‘追变求奇’精神符合世俗民俗信仰中对于神通奇异的心理渴求，最后凝结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创造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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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人生的艺术
万一战争爆发，罗兰和他的同辈青年一样，势必应征入伍，被送上火线。青年罗兰氶于在文艺上留下一点成绩，便开始了他的创作，其创作的目的不在于追求个人名利；他追求的是“光明”,是“真理”，他说：“我在地底下盲目地、长期地摸索，竭力设法达到光明之路。光明在那儿，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中途而死，我一定能达到光明。”后来《约翰•克利斯朵夫》被他写下。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写下了被众多有识之士赞誉的《超乎混乱之上》，它能凌驾于国家边界，种族矛盾等问题之上。他无视当时的法国当局对他嗤之以鼻，仍然相信自己是正义且正确的观点。在《贝多芬.序言》中有几句曾经脍炙人口的名言，说得非常动人：“欧洲的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快打开窗子吧，让英雄的气息吹进来！”几乎同时，他给友人索菲亚的信中又说：“我们需要找到给人以清新之感的灵魂。这种灵魂是不多见的，我们必须创作它。1916年，罗曼•罗兰被瑞典文学院宣布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当时的法国抛弃的他，获奖后说：“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他是属于整个法兰西人民的。如果这个荣誉有助于传播使法国在全世界受到热爱的各种思想，我感到幸福。”胸襟博大，正如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所写，“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发射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西方的评论家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艺术而艺术”；另一类是“为人生而艺术”。罗曼•罗兰的艺术属于后者。罗曼•罗兰的艺术以表现“和谐”为最高境界。他的主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都是用最后若干页表现主人公临终前的心情时，突出“和谐”的意境。这正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处。他既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又强调艺术的个人主义特点；既强调艺术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又强调艺术的“纯洁性”，甚至提倡“纯诗”。“纯诗”的说法是他在1934年5月给苏联作家协会写信时提出的：“必须为诗歌保留‘纯诗的沉思’的自由场所和精神的广阔天地”。他在日记中写道：“谁也没有像我这样提倡艺术家和具体现实的活生生的结合任何不以行动为归结的思想，不是流产，便是叛卖。我一贯努力使我的著作成为行动。”他认为必须“抢救”人的灵魂：“现在我觉得我的第一责任在于将人从虚无中抢救出来，在于不惜代价地给人灌输魅力、信念与英雄主义。”以上各观点，都体现在罗曼•罗兰早期创作的剧本当中。戏剧代表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这种艺术观点主要表现为“人类爱”，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一切使人团结的是善和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丑和恶。”代表这一阶段的作品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人生而艺术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从“人类爱”转变为具体行动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作品是《母与子》。罗曼•罗兰认为艺术应当为人生服务，应当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它的最高使命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相团结，因为艺术的灵魂是一种博爱。
2豪爽质朴的文风
风格是灵魂的镜子，罗曼•罗兰的豪爽质朴的文笔成就了他的艺术成就，刻画了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追求光明、正义识分子形象，他无愧于“人”这个称号。他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典型，几个从个人奋斗、个人反击出发，在时代的风浪中受到教育，在艰苦的生活中受到磨练，逐步提高觉悟走上进步道路。他能够把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分析和表现出来，也能够在反映这类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将处于剧烈动荡与深刻变革中的社会生活的一些横断图展示给大家。罗曼•罗兰的文章，常常掩卷沉思，觉得这个作家豁达的气度，宽广的襟怀，和他的经常面向未来和全人类的激情，确实能使读者的精神世界也被引向无限开朗的地平线上，瞩目于辽阔和光辉的愿景。罗曼•罗兰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点只希望别人用诚恳二字来评价，他一生的最高奢望和抱负，就是能够做到始终如一的诚恳、真诚。罗曼•罗兰生平最憎恨文学艺术上的谎言。1959年增订重版的《内心旅程》中，有一段从1912年的日记中摘下来的话：“从全部文学中，经常出现谎话，像一团腐臭的烟雾，冉冉升起。谎话等于死亡。这些作家，如果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生活要表达，何至于这么说谎一切风格上的花花草草，都是发臭的有病的躯体上掩盖的衣服。艺术的第一条规矩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干脆闭上嘴；如果有话要说，直截痛快地说，别扯谎。”他对自己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真诚”分为两方面：一是提笔来写作品的原因是有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二是不要口是心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言必由衷。这两条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都不容易做到。要做到，必须付出代价，下苦功，要正确地用最清晰、最准确、最直接和最简练的方法，正确地表达你要说得真实情况。“真诚”的先决条件，是言之有勿。罗曼•罗兰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艺术创作的大前提。在小说《比哀和吕丝》中，他写道：“你不应当去搞艺术，除非你所感觉的东西实在太多，绝对不能将它们闷在心中而不加以发泄”。创作是什么？创作是艺术家内心火山的喷爆。喷射出来的是光和热。不能设想，一个艺术家心中冷冰冰的，根本没有火山，却偏要假轰隆轰隆的爆发和喷射。不幸的是，这样的“艺术家”，世界上确实是有的。而罗曼•罗兰绝对不是这样的艺术家，也绝不欣赏这样的艺术家。罗曼•罗兰心中充满了非发泄不可，非表达不可的激情。往往他一个作品尚未完成，已经忙于构思第二个，第三个了。创作是他唯一的乐趣：“我所有的一点快乐，几乎全部从创作中得来。”总而言之，如果艺术家内心充实，不必借助于华丽的外衣，也能产生好作品。如果艺术家内心空虚，华丽的外衣，是足以证明他在说谎。罗曼•罗兰说：“一句漂亮的句子不是艺术。一处漂亮的笔触不是艺术。这都是物质标志，通过它们，眼睛瞧不见的艺术得以表现。艺术存在于艺术家的内心。”因此，在20世纪初，西方文坛正面形象聊聊无几，颓废派作家们塑造的那些意志消沉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人公战胜了，感情反常的有气无力的人物，在英雄消解的时代屹立不倒，并且与作品所描绘的强烈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光辉图景一起向读者展示了向上的生命力量和不息的奋斗精神。罗曼•罗兰的一生是处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重要的交叉路口。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他来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罗曼•罗兰认为，人们精神的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生命力强烈，对于浮华表面下虚假的艺术他给予无情的批判，尖利的嘲讽和苛刻地指摘，他认为，应摒除所有缺乏生命力的艺术，他要创作乐曲要震撼欧洲，他要把响彻世界的英雄交响乐建立在艺术废墟之上。在世纪末的欧洲，他恰似一盏指路明灯，探索拯救人类精神的方略，一生追求人类生存的真理，照亮了处于迷茫、颓废的人们前进的道路。在罗曼•罗兰的一生中，塑造了许许多多为其所定义的英雄，始终关注的就是—人，他有崇高理想，为传承西方人文精神做出了卓越贡献。莎士比亚的脂汁，伏尔泰的沃土，瓦格纳壮士们所饮的蜜酒，托尔斯泰纯净饱满的谷粒，还有斯宾诺莎那美妙的葴言为年轻的罗曼。通过罗曼•罗兰自己的融会贯通，化成他独特的生命泉流，罗兰提供了精神世纪的一切甘露，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融欧洲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的人文精神及自己人生感悟于一身，使濒临衰败断裂的艺术精神得到凤凰涅槃般的新生。
作者：兰铁梅 单位：辽宁省辽阳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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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意描形、意在而形神皆备”的独特画派，写意画历来讲究构图布局的设计运用。写意山水画也是如此，在淡化了对于景物对象的具体描绘之后，构图布局就成为了影响画作整体表现力的关键因素，从“一山一水皆为己之物，移置腾挪便知境有无”中就能看出构图布局的重要性。石涛深谙构图布局的肯綮之理，常于云游之际遍览景致，变换景物之性，融合己身所思，在构图布局上力求出新，所以其写意山水画的构图布局也每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种洒脱新奇的构图特色也使得石涛的写意山水画充满了意趣之妙。石涛的写意山水画注重以寻常之物入画，描摹其形而自出己思，其疏朗明妍的幽奇意境遂飘洒自成。在石涛的山水画作品之中，看似随意勾画的浅淡山峦、苍茫江湖、连绵芦岸、蜿蜒小道自然分布，粗看上去平淡无华，细细把玩顿觉丘壑万千、意境无穷，其构图布局所蕴藏的妙思奇想不由使人击掌称快、激赏不已。《淮阳洁秋图》即是颇能体现石涛构图之妙的典范之作，该画为石涛晚年定居淮扬胜地扬州时所作，对于构图章法的设计驾驭已臻化境。作者先预留出了画面最底部的空间进行粗笔晕染的浅色留白，凸显了秋日雾霭淡薄、江水苍茫潋滟的空濛之态。接着再对底部画面的起伏江岸进行晕化处理，以粗笔斜染出一条草色浓重的坡岸，坡岸之上垂柳摇曳、密槐高耸，坡岸东侧又随意散落着若干灰瓦人家；而在坡岸西侧，作者又以皴笔斜点出高低崎岖的坡岸、斜划出随风婆娑的苇丛，这一条随性挥划的坡线就巧妙地将画面底部的主体部分分割为东南、西北两部分，这两部分一侧浓深、一侧淡浅、一侧密重、一侧疏清，两片画面彼此呼应，使得闲适澹泊、幽深自得的渔家野趣相映而生、自然天成。而在坡岸的高槐、垂柳之上，作者又以连贯曲折的侧锋笔继续勾画出连绵起伏的江岸轮廓，用笔沉练、晕化浑厚；在滨岸的转弯之处则回笔以左侧留白，并用大量的涂染晕化对江岸的水岸相接之处进行晕化处理，这样江岸由近及远就呈现出了清晰隐约的变化之态；在江岸之上又用笔法一致而色彩渐淡的侧锋斜划出了深远的连绵密林，密林随江岸起伏延伸而呈现“之”字形的蜿蜒纵深之势，悠远淡幽的淮扬江色跃然纸上。在江岸的尽头，作者则用粗笔大片以浅色斜抹晕化，形成了江雾烟波的清空之态，在江岸尽头的偏西南侧，作者则用侧锋浓染出了一痕江岸，从而使其与对面东侧的疏淡江岸相互呼应，强化映衬了浩渺淡远的秋日江景。而在画面中心偏左的沧江之上，作者又以细笔侧锋轻勾出了一叶扁舟与一名渔客，此可谓神来点睛的绝妙之笔。统观整幅画作，蜿蜒纵深的坡岸、深幽绵延的林木以及浅色留白的江水浑然交汇、融成一体，悠远清淼的沧江飞烟澹阔之感布满画纸、流动摇曳，洒脱巧奇的章法布局与恬淡闲逸的高远意境水融，令人胸生江乡、品味无尽。
三、爽净明润的用色表现
石涛初学山水丹青之初，对于水墨较为偏爱，常自取水、自调墨进行创作，其在水墨山水的用色上也主要效法元明文人山水画的淡墨清约来进行。而在完成对于笔法技艺以及构图布局的提升改进之后，石涛开始尝试在保持己身风格的基础之上，大胆进行多种色调的撞合交汇，以求色彩表现的淡净轻朗和疏爽盈润。在石涛中期以后的写意山水画中，浅青、淡绿、白灰、褐靛、幽蓝等冷快莹润的色彩元素频频出现，这也使得其写意山水画的用色表现整体呈现出了爽静明润、匀和朗秀的鲜明特色。不惑之龄以后，石涛对于写意山水画用色表现的雕琢运用日渐纯熟，往往随地近取染料、以心作稿、旋即调色、乘兴挥笔，在用色表现上彰显出了随性潇洒的朗润盈爽之态。《溪南八景图册》是石涛暮年之时追忆壮年旅居皖南黟县溪南村的思怀之作，整体用色明润精爽、秀朗纤丽，其眷念旧居之情无不渗于丹青之间。该图册中有三册为水墨作色，余下皆为多色描摹。其中第二图册描绘了溪南村后山的清幽闲逸之景，用色以浅绿、淡黑、浅青为主。作者先以大片的浅青晕化擦染出了占据画面右侧大部的山间云岚，在云岚左下侧则以中锋细笔勾描出了淡黑色、浅青色相间的茂密林木与低矮石坡，色调清润深幽。在矮坡之上，作者以中锋直笔勾描出了几株较为突出的淡黑高树，在郁葱淡碧的林木之间，数间浅灰茅屋错落分布，与云岚、矮坡相呼应。而在茅屋人家的上方，作者又以略显浓粗的侧锋笔法斜勾出了起伏绵延的主体山峦，用浅绿、浅青双色自如稳转地罩染点抹，山坡之旁的灌木乔木用色深微匀净。浅碧山峦的尽头又是几户用中锋淡灰色所勾描的茅屋人家；在茅屋人家的右侧，作者以侧锋细笔勾划出了数株密布的淡黑乔木，并使其飘然腾立于右侧浅青晕化的山间云岚之上。细赏该作，淡远晴润的山峦遂连绵而起，沉深无尽的乡思悠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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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音乐发展中，中国声乐艺术经历了漫长的演唱、教学实践，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实践，已形成了自己独特、多样的音乐艺术风格类型。根据其艺术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民族民间型、戏曲曲艺型、民族传统型、现代民族型、混合型和美声型等。分析各种类型的形成及特点，探索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各种唱法的融合、交叉，而且对于促进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并使其在世界音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声乐艺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中国歌坛上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也包括戏剧、曲艺舞台上的戏曲唱法与曲艺唱法。即凡具有中国风格、运用中国语言与音乐语汇表达中国人情感的歌唱方法通称为中国声乐艺术。中国的民族音乐宝库中积累了丰富的财富，包括传统声乐理论、教学方法、演唱技艺和文献资料等等。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欧洲传统唱法(美声)在中国的传播，各音乐艺术院校借鉴外来的优秀教学法，培养了一批批高水平的歌唱人才，建立了新的歌唱体系。
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史上曾出现几次的纷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激烈的“土、洋”之争。学西洋唱法的人认为民族唱法“不科学”，“直着嗓子喊”；搞民族声乐的人则认为洋唱法是“打摆子，含橄榄，洋腔洋调听不懂”。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流行音乐的涌入才告一段落。改革开放之后，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电视机、录音机等音响设备的普及，尤其是港台流行音乐大量涌入，引起青年人的“共鸣”，流行音乐充斥大街小巷，在坚决取缔“黄色音乐，靡靡之音”无疾而终之后，只得“加以正确引导”而让其存在。其后，音乐界又展开了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争论。歌坛内部分人认为：“流行歌曲是狂喊乱叫，不能登大雅之堂，根本不能叫唱。”而歌星们则认为：“只要有群众喜欢就是好的，你思想跟不上趟。”这种对峙的局面维持了一个时期，流行音乐一度占领了大半音乐阵地。直到90年代，在极力扶持严肃音乐、弘扬民族文化的政府行为下，三者才得以平衡。近年来，音乐界大胆创新，使不同唱法携起手来、相互合作，体现了歌坛的民主气氛和包容性。笔者认为：各种风格互有短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才是中国声乐艺术未来发展之路。
二、中国声乐艺术风格的形成
1．艺术风格的内涵
所谓艺术风格，是指艺术形式所体现的风貌、特色、气质等。声乐艺术也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由于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其语言、生活习惯、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传统喜好、民族特性、审美情趣及社会发展、政治思想变革诸多因素都有差异，这是构成艺术风格的主要因素。对于声乐艺术而言，风格是歌者在音质、音色、语言、共鸣、力度、润腔、情感和音乐处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同时，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及个人气质也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演唱风格。以上诸因素的总和便构成了一个歌唱家的演唱风格。
2．艺术风格的内涵的形成和发展
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们由于民族的不同，生活的地区、国家不同，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语言文字、风土人情、生活习性、社会意识、审美观念等特性。这种风貌体现在文艺作品之中，形成了这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艺术风格。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音乐艺术风格绚丽多姿自在情理之中。不仅56个民族有56种风格，仅是汉族因居住的地区有草原、山区、平原和盆地，加之各地区语言特点、风俗习惯和气候条件等差异，使我国北方音乐高亢嘹亮，南方音乐婉转秀丽。魏良辅在《曲律》中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不仅如此，各地音乐尤其是山歌、小调、号子、花儿、信天游、歌舞、说唱、戏曲以及现代创作歌曲等都有鲜明的特色。如江南小调温柔秀丽，东北民歌开朗诙谐，藏族山歌宽广豪放，广东南音柔美雅致。这些各具特色的歌曲包含着音乐语汇、旋律、节奏、调式、曲式、语言、发声、唱腔运用、声音色彩、演唱气质和表演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和因素，从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特色和演唱风格。
三、中国声乐艺术风格的特征比较
1．民族民间型
此类唱法大多来自民间、基层，来自广阔的农村、草原、山区和边寨。在劳动和生活中接触了许多原始山歌、号子、小调和歌舞等民间音乐，经过祖辈口传心授代代传承，形成它们的演唱特色。民族民间唱法具有以下特征：
(1)声音明亮、真实，歌唱自然、纯朴。此类型基本保留本地区、本民族的原始风格与韵味，是最地道的“原汁原味”。
(2)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是专业作曲家、理论研究工作者所需要的珍贵原始音乐素材，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3)表达感情直接，抒发不同情感。此类型能根据不同的生活、劳动情景而选择相应的歌曲以抒发心中的情感。如劳动打夯时的《打夯号子》，船夫拉纤时唱《船工号子》，秧田除草时的《薅秧歌》，姑娘出嫁时的(婚嫁歌)，男女青年择偶时的对歌，与西方人小夜曲表达爱情具有同样的浪漫色彩。
(4)语言朴实无华。多采用本民族或当地方言演唱，强化了演唱风格。
(5)多为原始民歌或改编的新民歌。反映该地区、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色。
2．戏曲曲艺型
中国的戏曲唱法是传统民族声乐中高度发展的一种类型，起源甚早，到宋元时期已得到迅速发展，在唱法风格及方法上又有了新的要求；明清时期，戏曲唱法更趋完善和系统化。戏曲唱法发展至今，更具独特的演唱风格，形成了口、眼、身、法、步、唱、念、做、打的“四功五法”表演体系。戏曲、曲艺唱法具有以下特征：
(1)剧目和文献资料百年流传。各剧种有固定的词牌、曲牌和音乐格式。由于戏曲带有鲜明的地方性，音乐风格和运腔方法有明显差异，闭目一听可知“京剧”“川剧”还是“豫剧”“粤剧”。
(2)训练方法传统程式化。有一套培养演员基本功的传统方法，教学方法沿用传统的“口传心授”法。
(3)嗓音运用各不相同。各剧种由于风格的差异，在嗓音运用上也各不相同。以旦角(女高音声部)为例，京剧等由于唱腔音域宽广而运用假嗓，另一些剧种如黄梅戏等则运用真声为多，豫剧则下真上假、用嗓独特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曲艺唱法也在不断发展，尤其青年演员，其声腔运用已融进歌唱方法，从而增强了唱腔的表现力。(4)戏曲以生、旦、净、末、丑(类似歌唱中四个声部的划分方法)来区分剧中人物的性别、年龄，各类人物的用嗓方法也不尽相同，大多以运用局部共鸣为主。
3．民族传统型
在声乐界学习民族传统唱法的人甚多。他们综合了戏曲、曲艺及各类民歌的唱法，民族音乐基础坚实，同时还能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使自己的歌唱既有浓郁的风格又有较松弛通畅的声音，歌唱深受群众喜爱。民族传统唱法具有以下特征：
(1)声音明亮靠前，运用局部共鸣多，音域宽广，歌唱能力强。
(2)歌唱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能驾驭各类风格作品。
(3)字、声、情、味、形协调统一，演唱时能达到声情并茂的境界。
(4)演唱曲目大多为改编民歌或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作歌曲及外国民歌。演唱曲目范围较宽。此类歌唱人才有两种：一是从小在戏曲团体接受正规训练，后转入声乐领域从事职业歌唱。老一辈歌唱家郭兰英等最具代表性。二是非民歌手或戏曲演员出身、但具有民族歌唱的天赋条件和乐感，通过学习戏曲、民歌的演唱技巧，出色掌握各类风格运腔方法，结合科学发声，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演唱路子。如胡松华、蒋大为、鞠秀芳、邓玉华和于淑珍等。
4．现代民族型
“现代民族唱法”是周亨芳1988年《歌唱与训练》一书中提出的。用“现代”是为区分年轻与老一辈在唱法上的某些差异。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音乐院校设立了民族声乐专业。招收了少量学生。由于多种因素，成名者甚少。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民族声乐演唱的演员和学生纷纷进入音乐院校接受系统正规训练，大胆学习西洋唱法的歌唱技巧和音乐理论知识，走出了一条宽广的、并具有时代气息的歌唱路子。如、董文华、万山红、阎维文、乌日娜、宋祖英和张也等，他们的演唱体现了现代民族唱法的水准。现代民族唱法具有以下特征：
(1)歌唱自然流畅，轻松洒脱。受民族传统音乐的熏陶和良好训练，具有优良的发声技巧和扎实的基本功，具备从事民族声乐演唱的先天素质条件。
(2)吐字清晰，语音标准。此种唱法声音明亮结实，音色甜美，灵活运用混合共鸣，声音穿透力强。
(3)音域宽广。可掌握多种风格，能驾驭高难度作品及胜任歌剧角色。
(4)演唱曲目大多为作曲家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时代特征的歌曲、歌剧和中外民歌。
5．混合型
根据演唱风格及发声方法的区别，在混合型唱法中又可分四种类型：
(1)美声混民族。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声乐界不少从事美声唱法教学与演唱的人按照洋为中用的思路，运用美声唱法的良好功底，结合民族风格、韵味，可驾驭高难度美声、民族韵味的创作歌曲或歌剧。如李双江、马玉涛等歌唱家的演唱就具有代表性。80年代至今，走中西结合路子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中坚力量。如殷秀梅、韩延文等歌唱家。
(2)民族混美声。以民族传统唱法为根基，掺和一些美声发声法，声音效果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外来唱法的特色。声音明亮、结实，上下统一，真假运用适度，可运用混合共鸣于歌唱中，音色富于变化，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演唱曲目多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和改编民歌。如吴雁泽、姜家锵和德德玛等著名歌唱家。
(3)民族混通俗。20世纪70年代中期，李谷一、朱逢博等人在演唱中大胆使用通俗歌曲的发声技巧，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歌唱声音明亮靠前，自然亲切，口腔共鸣运用较多，声音更为真实，色彩极其鲜明，表达感情直接，演唱民歌、小调及具有浓郁风格的创作歌曲更是能得心应手。由于当时的认识偏差，声乐界对二位歌唱家的演唱风格曾褒贬不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演唱风格日益为听众所接受。
(4)通俗混民族。80年代中期，通俗唱法从单纯的模仿港台逐步发展到唱内地创作的通俗风格作品。在崔健的《一无所有》、《信天游》流行后，刮起一股“西北风”。此后，作曲家创作了许多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好作品，将通俗音乐引入正规发展轨道。由于作品的产生和需要，促使通俗歌手学习掌握民歌风格、说唱风格，涌现出一批演唱带民族风味的通俗歌手。如刘欢、李娜等。事实证明：“因材施教”永远是重要的也是第一教学原则。
6．美声型
美声唱法传入中国有近百年历史，发展至今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虽然历史上它曾遭批判，但改革开放以来，音乐艺术院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声唱法歌唱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且其演唱日益为听众所喜爱，从而使中国声乐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如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教授所演唱的中国作品《黄河怨》、《茶山新歌》和王秀芬、么红、郑咏演唱的《我爱你，中国》等充满着深深的爱国激情，是美声唱法的中国化表达。美声唱法具有以下特征：
(1)声音连贯通畅，音色圆润，音域宽广，声音表现幅度大，整体共鸣运用极佳，声音的穿透力、爆发力强。
(2)美声唱法的发音特点用于合唱是最佳的发声方法，人声的粘合、谐和性能强。
四、结语
声乐艺术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随着时代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歌唱艺术。中国声乐艺术中的不同类型、风格，只要符合时代和群众的要求，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声乐经过近百年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迅猛，造就了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歌唱人才，他们在世界级的比赛中频频夺魁，说明中国的声乐已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中国唱法、中国学派的独立与崛起，还要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伟萍．谈民歌演唱中应注意的问题[J]．聊城师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1(3)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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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瓷器包装的装饰艺术发达，纹饰题材丰富，纹样华美
瓷器包装的装饰工艺除了刻花、画花、剔花、堆塑、点彩等装饰手法之外，宋代瓷器还将绘画手法用在装饰上。由于宋代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人物画也发展得更加精细完美。宋代宫廷画院和文人士大夫将中国画导向了一个鼎盛时期，这自然影响到同时代的瓷器包装上的纹样。宋代出现了磁州窑系的釉上彩或釉下彩装饰工艺与釉结合的新型装饰工艺，白釉釉下黑花，釉上红绿彩就是典型。主要形式是绘画、诗文。宋瓷的装饰纹样，随造型的多变而为之一新，题材丰富、构成形式自由活泼。常用的装饰内容是花卉、龙、凤、麒麟、鹿、虎、兔、游鱼、鸳鸯、鸭等，人物纹中婴戏、自然风物中山水等也是常见纹样。另外，回纹、卷枝、卷叶、曲带、云头、钱纹等也是中间纹饰和边饰的常见纹样。宋代瓷器包装中，还利用不同的处理手法，表现出不同的神情意态，与器物形态巧妙结合成完美和谐的整体，有主题突出构成完整的图案纹样，还有利用窑变、釉裂、流釉等可控制技术表现自然装饰的新装饰方法。三、器表所饰瓷釉晶莹剔透，纹理优美
宋代是最为重视釉本身对陶瓷器的美化装饰作用的时期，也是最成功地真正实现数百年来人们不断追求的釉质如冰似玉、釉色雨过天晴、千峰翠色的愿望。此时期釉本身的装饰效果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
宋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如果说宋代被誉为是一个“瓷器的时代”的话，那么瓷釉所体现的艺术特色与工艺技术成就即是这一“瓷器时代”的特征。宋瓷包装中无论是单色釉和复色釉所采用的厚釉装饰方法，还是釉与胎体纹饰结合的薄釉装饰方法，都极力追求釉色的自然美。这种自然美的形成，则又体现在制釉工艺技术与艺术审美及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上。这种审美观，受益于宋代盛行的理学审美思想，崇尚天然真实，鄙薄雕琢伪饰，把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可谓达到了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的妙境。例如，均窑创造了窑变釉、铜红釉。汝窑、官窑、龙泉窑，均重视釉本身的美化装饰作用，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制造了极佳的装饰效果，釉的凝重、深沉、含蓄、厚润，极好地美化了瓷器，达到了其他装饰手法达不到的装饰效果。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宋代各种精美的瓷器包装，被世人誉为奇珍异宝，这也是宋代瓷器包装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并成为宋代包装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类的重要原因。
宋代瓷釉的美不仅体现在釉色上，而且更体现在釉的肌理上。如果说，釉色之美还只是瓷器包装体现的共性之美的话，那么，肌理之美则是体现其个性之美。古代文人曾以许多名词称颂这些纹理，有的和纹理的形式有关，有的形容它的颜色。如“冰裂纹”是形容官窑器上的开片，有如冰块之晶莹透亮作层层开裂状；“鱼子纹”是指哥窑器内小开片，状如鱼子之密集者；“牛毛纹”是形容钧窑厚釉流淌的纹理，如同牛毛状；“橘皮纹”是指烧成中釉内气泡密布破裂所造成的表面呈细小针孔状，若橘皮；“兔毫”是形容建窑器之铁釉结晶有如兔之毫毛；“鹧鸪斑”是形容黑釉上的白色斑点，恰似鹧鸪鸟胸部羽毛黑白交杂状而言。
结语
瓷器包装是中国古代包装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宋代瓷器包装艺术在中国古代包装艺术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装饰和造型设计以及审美体现方面都为现代包装设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对丰富包装形式有着传承和借鉴意义。
瓷器包装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各具特色。其中以五大名窑、窑系为代表，最能凸显沉静素雅的美学风格。宋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名窑峰起、名瓷迭出的承上启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代的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上已达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界。宋代的制瓷技术精益求精，在工艺、造型、釉色和装饰上，既各具风格特征，又在地域分布上表现为交错关联，并相互仿效，使中国陶瓷呈现为“百花齐放”的精神面貌和艺术境界。在众多的传世瓷器中，有许多是作为包装容器而使用的。宋代瓷器包装，总的来说，有如下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霍然.宋代美学思潮，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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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悟人物情感。秦腔小生表演的感情是舞台风格的第一要素，感情主要包括爱情、亲情等。因为人对环境和思想意识的接纳程度和适应能力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小生只有将这些感情都表达出来，才能够让人物表现得更加真实。人物主要通过事件表达感情，具有感情的生物才是有魅力的，将感情表现出来才能够打动观众。在秦腔表演的过程中，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性情有很大的关系，表演者要通过事件来展示人物的个性，对人物的情感进行分析。小生在表演的时候，要认真揣摩人物在感情和性格上的内心变化，通过这些细致的刻画，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戏剧表演不仅是演绎他人的生活，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悟，所以小生要将角色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人，要能够将人物的表现经历和情感的变化进行融合，从而让观众能够通过事件感受到人物的感情。小生要对每个动作和情节进行细致认真的刻画，一点一滴地展示人物的感情。（四）情景交融表演。小生在表现人物形象的时候，要通过行为、动作、语气、语言展示人物的内心情感，因此小生要认真审视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要对剧情有深刻的认识，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进行深刻的分析。在进行表演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的表演功底和人物个性进行结合，能够真实、生动、灵活地展示人物的个性。演员要将形和情进行良好的结合，做到情景交融，提高人物的可塑性，能够顺利地完成舞台的表演。
二、在作品中探究小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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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部分（7—44小节）：第一部分主要是阿迪娜的唱段，大体内容是帮内莫里诺将参军协议书要回，然后交给他并希望他留下。她告诉内莫里诺不要离开这里，你淳朴善良我们都喜欢你，我们都希望你留下来。这时表演上更多的是呈现出阿迪娜温柔善良的性格特征。
（1）第一段（7—16小节）：虽然标注为2/4节拍，但音乐的速度非常舒缓，几乎放慢了一倍。大线条的大乐句贯穿音乐始终，旋律充满歌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2\4节拍要求的并不是速度，而是音乐上的紧凑与流动。旋律看似简单，但正是由于旋律简单，才使得每个旋律音的色彩变化显得非常重要。演唱时必须对每个音符进行推敲，特别是那些具有色彩变化的节奏，如装饰音、三连音以及逻辑重音，应给予它们色彩变化，发挥它们在旋律中的作用，以生动地表现阿迪娜那种屈尊、恳求内莫里诺不要弃她从军远离他乡的心情。
（2）第二段（17—44小节）：这段开始前有两小节的间奏，舞台表演是阿迪娜上前抓住内莫里诺的手，并将协议书塞到他的手里。这时阿迪娜挽留男友的情绪更加激动，利用各种装饰音施展自己的魅力，利用各种速度和力度变化表现她的温柔。她的魅力和深情通过音色和力度的变化充分显示出来，相信再坚强的男人此时也会为之动容和倾倒。这部分的爱的甘醇演唱中，要注意的是很多一连串的华彩音阶的节奏划分，在享有同一个元音的前提下，每个华彩音阶含有若干音符，要将这些音符分成不同的节奏组合爱的甘醇演唱，按照一定的色彩、节奏、速度、重音和逻辑关系来分别爱的甘醇演唱。注意被连接线连接的两个三十二分音符（如谱例3），每两个音符享有同一个元音，要将两个音唱得均衡，就必须在第二个音上保持前一个音符的元音。爱的甘醇演唱这句时要注意气息的保持，吸气的时候尽量把气息沉下来，用关闭的状态一点一点的推着唱，这样既能够做到气息的平稳又能够将顿音唱好，在语气上更加坚定也更加贴切。第二段的最后四个小节，加入了内莫里诺的对白，因为内莫里诺对于阿迪娜让自己留下很感动，却迟迟听不到阿迪娜的表白，内莫里诺开始着急了。
3．第二部分（45—115小节）：这时内莫里诺告诉阿迪娜“如果没有人爱我，那还不如让我去当兵，死在战场上吧”，阿迪娜听到此话心急如焚，于是进入了第二部分的火热表白阶段。
（1）第一段（45—67小节）：这段的节奏从2／4拍变成了4／4，速度也从开始的舒缓悠扬变成了快速激扬。这时的内莫里诺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直不停地问阿迪娜是否爱自己。这一整段都是内莫里诺的唱段，主要目的就是逼迫阿迪娜向自己示爱。
（2）第二段（68—83小节）：这一段是最能体现阿迪娜内心的善良和温柔的乐段，大段的花腔和跌宕起伏的旋律都在表现阿迪娜内心的激动与无限的爱意（如谱例4）。爱的甘醇演唱这句时需注意的是整段速度又变慢了，每一句的高音都要尽量弱唱并且保持一会再唱下行旋律，形成一种悠扬回旋的感觉，从而体现出阿迪娜细腻而温柔甚至有些害羞的内心情感，从而融化了内莫里诺的心。
（3）第三段（84—115小节）：这段是整个唱段的段，也是整个歌剧的部分，内莫里诺问阿迪娜：“你真的爱我吗？”阿迪娜说：“是的，我爱你，我爱你！”这时旋律速度又开始加快，两位主人公都非常兴奋而快乐地唱着，两个声部叠唱在一起，这是全段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唱，作曲家用这种重唱的形式来表达人们内心的激情澎湃。然后紧接着的是阿迪娜的花腔部分，以此来体现阿迪娜的激动与热情，将阿迪娜善良热情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段一结束，内莫里诺和阿迪娜就激动而幸福地拥吻在一起，掀起了全剧的。
4．第三部分（116—143小节）：是阿迪娜的独唱段落，全段很多快速的音阶，这种快速的节奏感体现了阿迪娜内心的喜悦与快乐，所以爱的甘醇演唱此段时，情绪需要非常的激动。表演上，阿迪娜和内莫里诺拉着双手绕着圈子激动地舞蹈，而爱的甘醇演唱中还要注意音符的颗粒感与跳跃性，需要很熟练的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对于歌者是极高的挑战。在练习过程中，可以先通过放慢旋律速度，把每个音高都唱准，然后再逐渐加快节奏，做到一气呵成。
篇13
奥古斯都的雕塑作品无计其数且丰富多样，有穿托加祭司状的，有英雄般立姿的，也有代表他青春不老的胸像等等。在这里，笔者以一尊普利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雕像分析为主体来探讨古罗马雕塑美化与写实相结合的艺术风格。从图像上看，熟悉希腊古典雕塑的观者都可以一眼看出此尊雕塑有着神一般的英雄气概，毫无疑问，美化的艺术手法在这里占据了上风。在当时，对所塑人物理想化，希腊神话题材雕塑是最好不过的范本了。而从制作祖先蜡质遗容发展起来的古罗马雕塑，又有着自己特有的写实风格。如何把这两种风格揉捏在一起，就成了当时艺术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于是，雕塑家在人物特征基本写实的情况下，通过借鉴和运用希腊神话特有“人物”或“物什”这一象征性手法，来达到作者想要表现的既美化又不脱离客观对象的目的。在古罗马的雕塑中，那些象征性的局部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我们必须从作品以外的特定历史情况以及社会风尚去观察它们，这样才有可能“读懂”这些象征性细节的内涵。如果缺乏对希腊神话故事、希腊古典雕塑和古罗马当时社会情况的了解，观众就会如潘诺夫斯基假设的《最后的晚餐》在南美土著的眼中仅是一群人的宴饮一样。从图像上来看，这不过是一个穿着盔甲、光着脚丫、面部表情严峻沉着的青年。而这样的结论则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差之十万八千里。那么这个主题是如何通过雕塑艺术清晰地传达给观众的呢?我们看盔甲的正中间是一个士兵在接受一杆旗标。从他们的着装我们可以清晰辨认出:右边士兵身穿典型的罗马军服，他右手伸出准备接受旗标;左边是一个穿着宽松服饰(当时东方人的标志)的双手拿旗标的帕提亚人，旗标的顶头立着一只鹰(鹰是宙斯的宠物，象征统治与权威)，他正在把旗标递给罗马士兵。这里的士兵实际就是整个罗马军队或者罗马人民的代表，而那个帕提亚人同样也代表着整个帕提亚，旗标的收回标志着胜利果实的收获。旗标的收回、胸甲下方的大地之母忒路斯手举满盛丰产水果的丰饶角，这都预示着美好和平;而胸甲上方的天神双手高举华盖，这象征着和平已经降临整个古罗马帝国。再看胸甲四角:右下方是手持七弦琴的音乐神阿波罗，左下方是骑着鹿的狩猎女神狄安娜，胸甲右上侧是驾驶四驾太阳车的太阳神索尔(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左上侧是手持火柱的月亮女神卢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在古代的希腊，人们对体力与美给予了普遍而崇高的估价。体魄的强健、意志的锻炼，对于祖国保卫者———民军参加者的培养来说，意义非凡。希腊学校的基本课程内容就是运动、竞技训练，无论男女老少，都把经常的锻炼视为一个和谐发展的漂亮人的必要因素。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对参与者肉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的检阅，胜利者会赢得鲜花和掌声，同时人们还会为其树立雕像。在当时希腊人的实际生活中，人们也的确着装很少，一般也就一件套衫。而在古代的罗马，人们的服饰则丰富多彩，内着内衣和托尼外套托迦，还有着大披肩、短披风、带风帽的大氅、长袍、蒙头长袍、军袍、羊毛短袍等各式披风。古罗马的学校也不再仅仅以体力锻炼为主要目的，他们教授学生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早期男女孩都要学习读、写和算术，较大年龄的男孩还要接受修辞学的训练。时代不同，雕塑艺术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直接复制的希腊雕塑之外，着托迦的雕塑在古罗马基本占据着主流，只有少数的雕塑还是创作的。具体到这尊普利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雕像上，奥古斯都身着盔甲，左手托缠绕腰间的斗篷。而与希腊诸神雕塑的联系就在于奥古斯都光着的双脚，这就意味着雕塑中的他是一位英雄，甚至俨然就是一个神。他脚边骑着海豚的小孩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丘比特，丘比特的出现，更加预示着奥古斯都犹如神灵一样的身份。
三、《奥古斯都》与《持矛者》雕塑动态比较
我们再来看看这尊奥古斯都雕像的动态，相信熟悉希腊古典雕塑的人都会想起坡力克利特的《持矛者》，除去右手姿势的不同，其它各方面均是惊人的相似。这尊《持矛者》雕像是古典风格的代表，很好地利用了“对偶倒列”艺术手法，通过右侧收缩与左侧伸展这一对衬来达到动态的平衡，打破了古风时期雕像左右两边基本互为镜像的那种静止的对称。这一古典“对偶倒列”艺术手法，被后世艺术家一遍又一遍的运用，赋予了许多艺术作品中各种人物形象以非常生动有力的感觉。《持矛者》精心的姿态设计、安详的形象、威严的气氛肯定也深深地打动了古罗马的雕塑家，这从普利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雕像上就可以窥见一斑，其骨架结构基本与《持矛者》雕像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表现人民对统治者权力的尊敬和对其伟大的赞赏，才是奥古斯都塑像的目的所在。而《持矛者》意在表现人的英雄气概、热爱生活的精神和对于人的崇高品质的尊重，这显然与奥古斯都雕像的表达意图有差入。那么，雕刻家是如何在美化和写实两种艺术手法中采取一种折衷，神话与现实互相结合塑造出奥古斯都的形象呢?首先，《持矛者》表现的肯定不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个体，而是一个希腊人民想象中的神的形象。如果完全按《持矛者》的形象来塑造奥古斯都，那就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奥古斯都仅仅是个神的形象而非特定的奥古斯都本人;而实际生活中的奥古斯都则身体矮小、体弱多病、面容苍白，如果按现实中的这些特征来写实塑造雕像肯定也是行不通的。于是，雕刻家就在基本忠实奥古斯都真正面貌的基础上做了许多理想化的修改，使其面容显得威严高贵，这样才能与《持矛者》纯正的体型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不至于头身脱节。其次，《持矛者》雕像表现的是形象。如此塑造英雄形象，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很正常自然的。但对古罗马人而言，特别是对一个古罗马传统礼节的统领者而言，塑造成这种形象就显然不合时宜了。再次，《持矛者》反映的是一种生活常态，没有视线的焦点和方向，缺少统领者的威严气概。如梦一般地散步于空间对古罗马皇帝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与之相反，他应该以一个统治者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向古罗马的臣民直接演讲并统领他们。相比《持矛者》，奥古斯都的头抬了起来看着前方，右臂不再自然垂落，而是扬起成了一种指挥的姿势。通过视线和手势的修改，奥古斯都似乎在以他伟大的个性力量支配着眼前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