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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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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无定法，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地培养。尤其是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运用，防止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学无定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基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比如在通过主持人法、放风筝法、捉迷藏法、参赛法等具体学习方法，不断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增强学生探究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四、灵活组织教学形式，提高其课堂教学效率初中社会教学过程中应该打破单一、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章节编写和年级进度，也可以打破传统的课堂授课制以及班级授课制，引导学生结合社会生活现实，通过社会实践和调研，不断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分组教学的方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结合基础逐步提升能力，同时针对学生的个性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学习“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问题”这一章，就可以引导学生结合现实生活，从一些身边的琐事谈起，帮助学生在辩论中更好地加深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实践和调研的形式够更好地去从社会中认识知识，走出教室，走向社会，让社会成为课堂，让群众成为老师。不仅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让学生的综合理论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让学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良好风气的宣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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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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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初见端倪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体育社会学最先产生于发达的欧美国家。1898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体育社会学论文。二战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积极开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1964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次年由该学会主办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刊物出版，这标志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将跨越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是该学会的成立，带来了自1964年以来，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许多国家都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像中国、韩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迅速展开。1980年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nasss)的成立，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在地区研究中正形成集团优势。为了从组织上强调可以广泛参与的学术性，以促进该学科的深人发展，1994年7月，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改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目前，该组织现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进人新世纪，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这对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2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 1引进创建阶段
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相比，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台湾省进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赵铁的《体育社会学》专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开展，我国大陆学者也随之开始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引进了国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这其中既有直接翻译发表的国外资料，也有编译发表的国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间，我国学者就直接翻译发表了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16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参考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介绍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使我国学术界和体育界对国外体育社会学的轮廓和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较早介入了体育社会学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集体优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创体育社会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江苏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学会。从1984年起，在一些体育院校像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或讲座。在刘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强巩固阶段
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自此，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了加强和巩固阶段，体育理论界开始着手加强和巩固我国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建设。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决定》颁布的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将《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人了“七五”规划，成为“七五”期间唯一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领域课题。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也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科组，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研究上的组织保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和银川举行了三次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热情。科研和教学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将学科纳人教学体系才能系统地批量地培养具有学科素养的专业人才。为此，部分师范院校体育系将体育社会学纳人本科教学计划，使我国体育社会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有了保障。这一时期，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陆续回国，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后劲。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成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 3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社会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会每年定期举行学术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的研究热情。同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ssa)将汉语列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流。随着体育事业对我国体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层次需求的不断提高，1996年上海体育学院首次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体育社会学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一些院校还建立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至此，我国体育社会学已形成了函授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学术著述是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我国先后出版了六本体育社会学著述，分别是卢元镇的《中国体育社会学》(1996)和《体育社会学》(2001)、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顾渊彦的《体育社会学》(1999).吕树庭和刘德佩主编的《体育社会学》(2007)。同时，我国许多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论文，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分层、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体育与经济全球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化、老年人体育、闲暇与娱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己有一定的影响。
3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 1学术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中，已有我国10多个个人会员和1个团体会员，其中1位学者还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核心—执委会中任领导职务，并担任着《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的编委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bulletin issa)的专栏撰稿工作。国外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国学者熊斗寅、刘德佩、吕树庭等人到国外讲学。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50余篇，其中许多理论和观点处于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学者正南北携手、东西呼应、不断开拓，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跻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第一热点学科
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在国外许多国家，不仅越来越多体育界人士关注体育社会学，而且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界人士也对体育社会学产生兴趣。21世纪，体育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关注。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国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所占有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课题。在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论文正逐渐增多，并有明显多于其他体育社会科学之势。另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及学校体育学在国内外均成为热点，其中体育社会学被列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侧。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正在悄然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
3. 3体育社会学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让每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社会学知识，是新世纪体育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体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欲把握体育运行的规律，保障其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已成为世界体育科学界的共识。欧美一些国家不仅在体育院校(系)普遍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普及了体育社会学知识，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体育专业也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院校(系)均在社会体育和体育教育两专业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基础必修课程来开设;许多院校(系)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体育专业也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以此来加强学生对体育社会学知识的掌握。一些院校还定期邀请学者来校讲授体育社会学专题，不但体育专业的学生感兴趣，而且引起许多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关注，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为适应现代社会对体育人才知识结构提出的要求，体育社会学课程在我国体育院校(系)各个专业中开设已是大势所趋，体育社会学知识在体育专业学生中普及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3. 4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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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体育社会学界的联系与交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国际上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国;第二，国外同行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直接给予我们启迪和借鉴。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进
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之初，引进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学林启武开始翻译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体育社会学知识的学者。之后，蔡俊伍、刘德佩、牛兴华、王苹、李树怡等人也发表了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上世纪90年代初，刘德佩引进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问卷调查法，并向国内介绍了日本学者金崎良三设计的研究课题样本，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21世纪初，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一议题与争议》(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对美国体育社会学有了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
从引进成果的来源看，有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苏联为主。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国家一直处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苏联等国，熟悉这些国家的研究进展，具有引进这些国家成果的便利条件。
1.1.2成呆输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同行。1988年《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ass)发表了我国王真、陈安愧和钱跃庭的论文《中国纺织女工的体育态度和参与状况》，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开始进人国际学术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会与闲暇》(l& s)又刊登了刘德佩的研究《体育与中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兴华等人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上向国际同行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学十年间的学科进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60余篇。这些成果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极大兴趣。
1.2学者互访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创建初期，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同行学习，我国曾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体育社会学。日本的影山健、近藤义忠，英国的j ·a ·mangan，韩国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学者都曾来我国传授过体育社会学知识。
自1984年起，我国向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派出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1985-1990年期间，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国又陆续派出顾渊彦、苏连勇、金育强、张文健、董进霞、宝勇武等人到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他们回国后，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力量。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进人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育社会学术会议中开始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一些国家前来邀请我国学者讲学。目前我国已有苏连勇、熊斗寅、刘德佩和卢元镇4位体育社会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1.3组织联系
1964年6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1994年，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 )。目前，issa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间，对规划和推动体育社会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国学者刘德佩在前苏联学者h.. и.巴诺马廖夫的推荐下，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也成为我国最早加人issa的学者。随后，我国吕树庭、李小英、金育强等人也陆续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10余位学者加人了issa组织。鉴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icss破例增补我国刘德佩为icss执委会委员，2005年又批准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成为我国在issa中的第一个团体会员。
1.4会议联系
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近距离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和1986年，我国学者出席了日本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结识了著名学者营原礼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国学者分别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格拉兹大学的同行举行了座谈会，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起，issa举办的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学，都有我国学者积极参加的身影。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我国就有8人参加(其中1人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借助国际会议这个平台，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进了友谊。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习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锐地发现自己不熟悉的国度和环境中的问题。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认识到跨国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捷径。早在1987年，我国学者便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分别同奥地利、日本、前苏联、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同行完成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有12项之多。
2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影响
2.1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帮助与促进
2.1.1国外成果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
8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除少数学者在国外接触过体育社会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体育社会学不了解。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创建自己的体育社会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林启武、刘德佩、吕树庭、黄汉升、金育强等许多学者为国外资料的引进发挥了作用。国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不仅在学科创建初期带来很多启示，在我国体育社会学30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给予了诸多的启迪和借鉴。引进的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学科进展和经验教训，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1.2国外学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
跨越国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党和政府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力量，从1984起陆续向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英国、波兰等国家派出学者进修体育社会学。到2008年底，我国已向国外派出10多位专门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像h．и．巴诺马廖夫、影山健、近藤义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学者都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和学者成长做出过贡献。
2.2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 )是体育社会学领域权威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已吸收我国10余位学者为个人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为团体会员。这些学者架起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使国内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学科进展。
2.3承办和主持国际会议，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基础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和其他学术组织多次交由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承办学术会议，体现出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信任和支持。会议以严密的组织、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为国际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台，体现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整体实力，大大引起了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关注和兴趣。除承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在多个体育社会学的国际会议中担任领导职务，组织、筹备和主持会议。通过举办和主持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大大提升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际同行中的影响，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3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与作用
3.1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
在30年的对外联系过程中，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向国际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理论和观点不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具针对性，对世界上一些与我国具有相同社会体制和背景的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具借鉴作用。其中关于体育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体育经验的论述、关于小城镇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体育人口的观点、关于体育价值观念的表述、关于体育游戏对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探讨、关于体育社会的理论、关于体育工作者的观点等，已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共享资源。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成果积淀和学术创新发挥了作用。
3.2力争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为世界使用汉语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学术季刊，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科领域最高权威性学术刊物。该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时，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种语言刊登论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没有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经过我国学者刘德佩长达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在1994年末将汉语增设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从1995年第1期开始irss开始出现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汉语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的副工作语言，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和最新进展，而且也为世界上华语地区使用汉语的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带来了便利。自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起，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一直义务承担着《irss))中文摘要的翻译和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承担，i9%年后移至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计义务翻译审校中译文论文摘要25万多字，编辑10多万字，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机关通讯刊物。该刊物对各国学者了解issa的工作进展、学科新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我国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一直义务承担着issa bulletin的专栏撰稿工作，为issa的通讯工作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4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在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国合作研究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进行课题研究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与日本、奥地利、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共同完成多项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
4.1多次承办学术会议，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作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时，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1997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大众体育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大众体育的法制建设、大众体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在我国北京举办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0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以“21世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体育社会学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展示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来亚洲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国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召开了“2006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体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除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多次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术会议中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4.2促使issa下调会费，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争取了权利
联合国中规定，联合国成员国需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承担不同的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一样，在issa中须交纳的会费也不应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还是发达国家学者，加人issa组织的会员每年都须交纳100美元会费(个人会员)。
1998年，在issa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国刘德佩提出会员的“义务与权利”提案。通过艰苦交涉，该提案终于被issa组织采纳，并调整了会费标准。从此，个人会员会费的标准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发展中国家学者为20美元)。1998年issa会章的修改，结束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使先前一些因经济条件不能人会的学者，从此不再因经济原因而与issa无缘。我国学者的正义行为，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负担，为他(她)们争取了更多人会的机会。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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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我国自1991年6月起，设立了社会科学基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本文以1994—2015近二十二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研究总体，充分反映其发展状况及最新进展。鉴于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社会学立项较少（重大项目13项，后期资助项目21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及成果文库基本没有，为便于统计分析，本文研究将不考虑这四大类。在2400个有效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中，首先对各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立项名单进行汇总，简单整理，然后对社会学的立项项目及其相关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及其进展情况。
二、基本立项情况统计分析
（一）年度立项分布情况
统计发现，自1994—2015的22年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社会学科资助立项共计2400，平均每年资助立项109项，但具体年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1995年资助立项数仅有6项，而在2014年立项数则达到264项。整体来看，1994—2015社会学科立项项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2003，这十年间社会学立项项目处于不断变化中，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现象，如1996年社会学立项项目数为71项，其后的七年则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第二阶段是2004—2015，2004年社会学立项数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而后呈逐年递增态势，从2004年的72项增加到2015年的256项。过去22年间，社会学的立项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其所占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总数比例相对稳定，徘徊在5%左右，位列各学科立项的前几名，其在1996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6.80%、6.76%，表明社会学在各学科立项研究中相对而言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影响社会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与社会学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科研能力有关；其次与社会学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
（二）立项类别分布情况
根据数据，我国社会学的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四大类型中，分别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以及西部项目。其中一般项目占比达到51.08%，所占的比例最高，立项数1226项，其后是青年项目，立项数744，占比达到立项总数的31%，西部项目是2004年，国家为了支持、促进西部哲学、社会学的发展而单独设立的资助项目，数据显示自2004年起，国家对西部地区社会学的资助项目数逐年递增，占比达到11.08%，显示出国家对西部地区哲学发展的重视。但是，重点项目所占社会学立项总数的比例仅有6.83%，立项数164，虽然重点项目标准较高，但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社会学科科研人员对社会学重点项目的承担能力有所欠缺。
（三）立项地区分布情况
22年来社会学科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省份共有31个省，包含了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在近22年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立项数中，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浙江居于前五，合计社会学立项数占总项目数的41.19%，说明社会学立项集中分布在全国少数的几个科研强省。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备及时了解前沿信息和科研动态的先天条件，立项数达到370，占比15.42%，而且北京高校众多，人才济济，因此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研究项目申报立项的主要来源地。然而，社会学研究与立项数在各省市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几乎所有的沿海发达省份立项数都位居前列，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学立项则较少，如山西社会学立项数仅13项，说明社会学立项数与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社科基金项目的承担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作为中西部省份的云南、重庆能够跻身于前十，其科研水平值得肯定。笔者认为在今后研究发展中不平衡性的问题应该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
（四）立项的机构、单位分布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隶属于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党政机关以及军队等五大机构系统。统计发现，高校社会学的立项数最高，共1858项，占77.42%，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对社会学研究而言，高校研究队伍综合素质较高，研究资源丰富且高校人员科研水平较高。社科院对于社会学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表1，社科院系统立项数341项，占比14.21%，其中以中国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为代表。而党校、党政机关、军队及其他系统总共立项201项，占8.38%。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高等院校以及社科院作为科研人才云集的地方，承担了大多数社会学领域研究的课题和重点项目。
（五）立项的单位分布情况
经数据统计发现，1994—2015我国社会学立项有较多单位获得资助，由于2400个样本数据较多，在此只分析社会学科资助项目立项数达到20项以上的机构。共有23家立项总数达到20项以上（含20项）的科研机构。23家单位分别属于社科院和高校两大系统，共立项数740项，占总立项数的30.83%，可以看出社会学立项相对比较集中。在社科院系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69项，上海社会科学院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分别立项24项，位列前三甲，合计占社科院系统341项的34.31%，彰显了较强的研究水平和科研生产力。在高校系统中，中国人民大学以56个立项数的成绩占据榜首，北京大学立项52项、南京大学立项47项、南开大学立项40项、中山大学立项38项紧随其后，在前23名的科研机构中普通高校共有20家，共立项623项，占高校系统总立项数的33.53%，说明在社会学项目立项单位分布方面，高校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尤其是社会学专业传统强校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占有明显优势。
（六）项目主持人情况统计分析
项目主持人是技术比较权威的，主持项目整个工作的人，负责协调整个项目的工作，发挥着领军人物的作用。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主持项目数2项的研究者占大多数，3项的相对较少。而根据统计结果，这22年间，只有陆益龙、傅广宛、刘少杰、乐国安、方文、何明升、风笑天、王耀以及胡荣等9位研究者主持社会学立项数达到4项的，而这9位主持人都为正高级职称，他们所主持的这些项目涵盖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青年项目三大类别，研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社会阶层研究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在22年的社会学年度立项中，仅有吴忠民一位学者主持社会学项目数达到5项，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由此可得出，对社会学的项目主持人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本身的学术水平，其要求都相对较高。
（七）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分析
社科基金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可以选择单一成果形式或两种成果形式，预期成果形式对项目立项的成功几率有着一定的影响，数据显示，在所有的成果形式中，以专著作为主要结项形式的占到47.65%，以研究报告为主的占40.53%。而以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研究报告等为主要结项形式的总数仅为63项，占总比为7.23%，可见专著和研究报告是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科的主要成果形式。相比而言，以译著和论文集为成果形式的项目仅有35项，占比分别为0.23%、3.79%。由此分析，社会学项目在成果形式上的多元化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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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2-0015-03
受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笔者于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进行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工作。期间全程旁听了本科生的电子学（Electronics）和研究生的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课程，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模式及其理念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体会。英国的教育、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位于英国，是美国以外全球最重要的教育枢纽。英国每年吸引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前来深造，不仅为国家带来丰厚的外汇，也为这个属于知识型经济体系的国家吸纳不少人才。因此以纽卡斯尔大学为例，研究英国大学的本科学生课程设置对我们的教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一、纽卡斯尔大学的组成机构及学位授予
纽卡斯尔大学坐落于英国的第五大城市——纽卡斯尔市，位于英格兰北部，距离伦敦400公里。纽卡斯尔大学创建于1843年，位于城市中心，和英国其他大学一样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整个大学融入为城市的一部分。近几年，纽卡斯尔大学在英国近200所大学中排名20左右，2010年统计的在校学生约为18500名，大学教师及职员4800人，全年总收入￡288M。
纽卡斯尔大学类似我国的一些综合类大学，包含理工科、文经管、医学等几大类，但大学管理模式上与我们有所不同。大学下分三个学部（Faculties）：科学、农业和工程学部（Science，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人力和社会学部（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医学部（Medical Sciences）。每个学部下分若干学院，实际上学部是松散组织，学院是实体运作部门。笔者所在的学院是EECE（School of Electrical，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属于工程学部，业务范围包含强电、弱电专业。其中弱电集中在电子、信息和通讯领域。
就学生攻读学位而言，主要包含BEng、MEng、MSc、PhD。本科生有两种学位，一种称为BEng，相当于我国的工程学士学位。另一种称为MEng，相当于工程硕士学位。完成三年的学业并达到学校的标准即可获得BEng学位，如果再继续学习一年且达到学校的标准，则获得MEng。硕士分为授课型（taught）和研究型（research）。授课型硕士学制为一年，主要进行八门左右的课程学习，最后三个月撰写毕业论文。而研究型硕士学制为两年，课程很少，主要进行科学研究，撰写毕业论文。博士研究生学制三年，和大多数国家培养模式类似。
二、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机构设置及主要科研领域
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共有72名教职员，其中教师32人，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员40人。只有教师才有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资格。教师职称分教授（professor）、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讲师（lecturer）三类。EECE设置有教授15人，高级讲师7人，讲师10人。所有教师都具有招收指导博士生的资格。
40名职员中包括4个部门负责人（School，R&BD，IT，Technical），13名实验室技师和IT维修人员，8名行政办公人员，15名助理研究人员（Research Associates）。
通过在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的一年访学，感觉这种机构设置有其一定的科学性，运行职责明确、高效。和国内高校相比，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人数少，而各类保障人员配备齐全、职责明确。这样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及其基础研究上，而工程实现及其实验室保障则有各类技师负责，实验主要有RA（助理研究员）或博士生们完成。
该学院招收的研究生专业涉及面比较宽，包括电力、自控、通讯与信号处理、先进传感器技术等。
该学院科学研究领域包括四个方面：电力电子技术与驱动设备、纳米材料和电子产品、微电子系统设计、通信和传感器系统。
三、本科学生课程设置分析
1.英国大学学制及学期设置
英国本科生学制为三年，学期设置也与我们国家不同，一年分为三个学期。以2010～2011学年为例，安排大体如下：
秋季学期（11周）：10月1日-12月15日上课；12月16日-1月16日，圣诞节假期。
春季学期（9周）：1月17日-3月25日上课；3月26日-4月20日，复活节放假。
夏季学期（9周）：4月20日-6月25日上课，考试，学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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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和核心，关系到我国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整体水平。只有充分了解现有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通过有效途径来弥补现有培养机制的不足。本文从广东海洋大学社会学专业的2015届、2014届两个年级的实地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入手，以期寻求粤西高校优化教育改革、提高就业能力的途径。
一、基本数据分析
选取的样本情况：选取社会学两个年级，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其中2015届共65人，回收有效问卷43份，占66.15%;2014届共71人，回收有效问卷66份，占92.96%。问卷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对就业能力的了解程度、对自身的就业能力的评估和对学院的培养体系的评估三大部分。下面就从这三部分来分析基本数据。
（一）对就业能力的情况了解
“就业能力”一词作为专业术语，不仅是衡量在校大学生的就业优势所在，也体现在获取工作后的满意程度以及企业对其能力的肯定程度等方面。在被调查的同学中，分别有25.58%（2015届）和24.24%（2014届）的被调查者“从来没有听说过”就业能力一词;有41.86%（2015届）和42.42%（2014届）的被调查者“只是听说过”;有32.56%（2015届）和33.33%（2014届）的被调查者“了解一些”;没有调查者“很了解”。
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将其组成要素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基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差异性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在对“就业能力”的具体内容的认识中，被调查者对于“基础性能力”和“专业性能力”的认同度非常高，都在90%以上;对于“差异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认同度略低，处于80%的水平。
（二）对自身就业能力的评估
在提及“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和“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的时候，两届的被调查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2015届学生认为“自身具备的能力”前五位分别为“责任感”（83.72%）、“为人诚信”（83.72%）、“学习能力”（79.07%）、“吃苦耐劳”（69.77%）和“思考解决问题能力”（69.77%）。而“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的前五位分别为“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93.02%）、“文字表达能力”（88.37%）、“分析判断能力”（83.72%）、“思考解决问题能力”（81.40%）和“沟通协调能力”（79.07%）。两种“能力”的交集点很少，因此83.72%的2015届学生认为“只具备了一些”相关的能力。
而被2014届学生推为前五位的“已经具备的能力”分别为“学习能力”（84.84%）、“文字表达能力”（77.27%）、“思考解决问题能力”（69.70%）、“团队合作精神”（68.19%）和“分析判断能力”（66.67%）。而“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的前五位分别为“分析判断能力”（75.76%）、“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74.24%）、“学习能力”（71.21%）、“沟通协调能力”（69.70%）和“思考解决问题能力”（66.67%）。两种“能力”的交集点明显提高，在经历了检验自身能力的大四实习阶段，2014届的被调查者的相关认识更加清晰，有25.76%的认为自身“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60.60%的认为“只具备了一些”相关的能力。
提及就业能力的获取渠道，被调查者都认同“学校专业培养机制”“个人的努力和兴趣”与“社会的磨炼”三种因素的结合。相比之下，2015届更看重“社会的磨炼”对于能力的培养。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学校专业培养机制”是获取能力的非重要渠道。
（三）对本专业现有的培养体系的评估
对于现有的专业培养模式的整体评价，2015届学生中74.42%认为“有一定的帮助”、18.60%的认为“几乎没有帮助”。2014届的有4.55%认为“有决定性的帮助”、68.18%的认为“有一定的帮助”、16.67%的认为“几乎没有帮助”。
涉及缺失哪些具体能力的培养，2015届认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决策能力”（55.81%）、“工作经验积累”（48.84%）、“文字表达能力”（48.84%）、“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39.53%）和“思考解决问题能力”（39.53%）;2014届认为的前五名是“专业知识实践能力”（46.97%）、“思考解决问题能力”（45.45%）、“分析判断能力”（42.42%）、“工作经验积累”（36.36%）和“决策能力”（34.85%）。两届的被调查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专业知识实践能力”“思考解决问题能力”“工作经验积累”“决策能力”四个选项上有着一致性。
对于整体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两届的被调查者都将“培养个性化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课程少”和“理论课较多，实践动手机会少”作为第一和第二选项。
在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的通识性课程方面，被调查者将注意点集中在了就业形势较好的“经济类”和“管理类”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学习之上。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专业大学生对于就业能力的认知欠缺
就业能力是衡量专业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标准，一直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和单纯的就业率不同，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挂钩，侧重的是大学生培养的整体方向和趋势。被调查者对于“就业能力”一词的陌生现状表明，专业大学生自身都没有意识到在大学中应该怎么主动培养自身全面发展的能力。
专业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一方面在短期内难以从高中的紧张的填鸭式教育中适应相对轻松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深受社会风气影响而滋生的普遍浮躁冒进的情绪，使得许多专业大学生很难对自身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以来改进，并在培养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二）专业大学生自身就业能力的欠缺
从调查情况来看，虽然被调查者认为“自身具备的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统一认为“只具备了一些”就业能力，就是专业大学生自身就业能力缺失的明证。
在“专业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问题中，被调查者的选项较为接近（“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思考解决问题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等入选），证明专业大学生对这些能力的重视程度，可以为专业培养模式的改进提供很好的借鉴。
（三）现存专业培养模式的不足显而易见
对于社会学专业的培养模式的评价，被调查者认为缺失的能力正是以“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为首那些受到重视的能力。由此可见，现存的培养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专业培养模式原本应该是培养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但是实际上成为“社会的磨炼”和“个人的兴趣和努力”之后的非重要因素（见下图）。
三、解决对策
（一）加强专业大学生对于就业能力的认知力
就业能力大致分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第一是基础性能力，比如人际交往能力、口才能力、适应能力等，不是课堂上老师能够传授的，需要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提高和增值。第二是专业性能力，是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的体现。第三是差异性能力，倡导的是个性化能力、创新能力等的培养，这是同大学生的个体差异（比如领悟能力、理解能力等）是分不开的。第四是社会适应能力，不仅包括毕业生对自身未来职业的期望与准备，也包括社会对毕业生工作能力的要求。
就业能力的内容，不全是能在课堂上传授的，所以从专业大学生入学开始，就要系统地为大学生提供关于就业能力培养的观念，使大学生有的放矢地增强自身的能力。基础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需要大学生积极主动利用各种条件，在日常的大学生活中得以提升。
（二）为不同的年级量身定做特色的就业能力培养方案
大一刚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适应的心理，一方面要适应从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的学习方式的过渡、适应远离家乡独自住校的生活过渡，另一方面是对新的相对自由的大学学习、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调整。这一时期，大学生的重心多在各种社团活动等课外活动，这就要求专业培养计划能够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利用得天独厚的环境来增强基础性能力，有选择性地参加社团和集体活动，增强人际交往、口才、为人处世等能力，不仅能较好地完成从高中向大学的过渡时期，而且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助推力。
大二学年，大学生进入了一个充满迷惘和困惑的阶段。学生对大学学习的迷惘、对课外活动的重新反思、对自己未来的迷惘……这一时期需要专业大学生的自我重新定位、建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大二学年是通过专业课程和知识对大学生进行塑造的重要时期，是充分培养专业兴趣的关键阶段，专业大学生的分化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专业培养计划需要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到量身定做的高效的学习方法，将高中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篇10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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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中国和美国医学教育的差异
1.1医学院校医学史
我国的中医文化源远流长，自文献记载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而西医发展不到200年。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创始于1866年，名为博济医学堂(现中山大学医学院）。50年间，相继成立了几所医学院校。1912年成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14年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1917年创办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现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1927年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自改革开放后，各大医学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个省份成立。西医起源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1722年美国第一家军队医院在路易斯安那州成立，美国医学教育也有250年历史，1765年第一所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校成立，1910年，教育学家弗莱克斯勒展开了一场教育革新。经过百年发展，现已成为世界医学教育典范。
1.2入学条件
在美国，想成为医学院的学生困难，竞争也非常激烈。美国医学院入学条件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在考进医学院之前首先需要获得学士学位，并以很高的成绩通过MCAT考试。但是，医学院不以这个成绩为唯一录取条件，本科时期的成绩需门门优秀，个人简介、推荐信、工作经验、社区服务经历等等都被考虑[1]。而中国的医学院入学条件只需两个条件，即高中毕业和高考成绩，只要高考成绩达到相关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就可以成为医学院的学生，对于部分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想学医的同学来说，他们也可以选择高职高专来实现他们的医学梦。
1.3医学教育学制
培养一个美国医师需要很长的时间，首先普通本科四年，再进入医学院校完成四年学习，最后是住院医师培训和专科医师培训。医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获取普通医师执照。想成为一名专科医师，还需要不少于八年的专科医生培训。也就是说，在美国想要成为一名专科医生至少需要12年。在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学制种类较多。1988年，我国开始实施7年制高等医学教育，将学制进一步规范为3、5、7、8年制。[2]本科生毕业后一年可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如果不继续深造，5年学习就可以培养一名医生。
1.4课程学习
1.4.1教材美国的医学教材相比中国的教材厚很多，我们不是说书越厚越好，厚书是内容和逻辑的结合，是为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好的让学生理解，更偏向过程与结果，体现故事性。而中国的医学教材与美国相比较薄，只偏向结果，让学生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更注重的是记忆而不是理解。
1.4.2课程一方面，美国课程更重视实验教学，他们认为单纯的实验教学比理论教学更重要，通常可以在实验课上见到顶尖老师、教授的身影。中国医学院校的实验课与理论课比例正好相反，①实验课大部分都是资历较轻的老师授课；②实验课课时数少于理论课；③实验课课时费也低于理论课。一方面，美国医学课程更加注重医学人文教育，每学年都开设有人文医学系列课程，如医患关系、医学社会学等。从多学科多角度，让学生掌握与病人沟通的技巧，为将来成为一名有担当有正确价值观的医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非常注重课程的交叉与融合，基础课程与实践实习课程相综合，将一、二学年的基础学科教学同临床联系起来，并在三、四学年的临床见习、实习中继续强化基础学科教育。
1.5培养目标
美国的医学人才培养分两部分，一是培养临床医生，4年的医学博士全面学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学习过程中，他们不需要做科研工作，也不用完成科研论文；二是对医学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攻读科研类博士。美国允许学生在修完两年医学博士课程，转修科研类课程，完成学位论文后，可以继续完成医学博士课程[3]。而中国的培养目标相对一致，硕士、博士、各级医生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科学研究。
2美国医学教育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启示
2.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不仅是专业上的卓越，更需要有道德，有底蕴。开设更多的人文医学类课程，加强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注重培养医学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技巧。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恶劣，频繁出现的恶性伤医杀医事件，一方面与我们的病人有关系，另一方面与我们医患关系教育的缺失也有关系。如果我们在医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时，将如何与患者沟通交流贯穿其中，更加强调的不仅仅是分数，而是明确医生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样我们的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也会更加游刃有余，成为一名高素质、有医德的好医生。
2.2加大翻转课堂教学理念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加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慕课教学、PBL教学、CBL教学等。我国目前如火如荼开展的医学教育改革，在教学方法与美国相差不大，但是在使用频度和力度上有较大程度的差异。课堂讨论在大课课时中所占的比重较低，独立的小组讨论和病例研讨的开展得较为薄弱。大班教学较多，学生为主导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应该向美国学习，加重现代化教学方式，开展更多的小组讨论式教学，给予学生更多的“头脑风暴”，为学生自主、独立、创造性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美国与中国临床医学教育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认识差距的同时，还应该多借鉴美国临床医学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提高我国医学生的教育质量，争取培养出更多品行兼优、优秀卓越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图门吉日嘎勒.美国医学教育历史与现状的考察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23(3):354-359.
篇12
一、当前我国农经学科培养模式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农业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依然以为政府相关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输送政策分析执行人才为目标，培养内容与方法也注重宏观政策问题、忽视具体农业经营、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农业信息化等市场亟需人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熟悉体制和政策等宏观问题，但管理实务和操作技能极为缺乏（毛迎春、黄祖辉，2006）。相应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关注劳动力、土地制度、粮食安全等宏观问题，而对农场经营、农产品营销、食品消费等具体现实问题不太关心（冯开文等，2014）。受培养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农经学科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市场对以擅长农业政策分析的农业经济学毕业生需求不断下滑，相关专业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导致农经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晓华、郭佩，2015）。其次，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正不断被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显学挤压（张露等，2016），而这些学科拥有更完善的培养模式和更广的就业市场，农经学科缺乏特色，丧失竞争力。
二、市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德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国家，农业GDP占GDP总量不足1%（国家统计局，2016）。由于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太小，传统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相关大学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例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基尔大学据此设置了牛奶生产专业，开设奶制品生产、销售以及产业链管理等相关课程；欧洲居民对养马以及赛马运动尤为热衷，针对这一需求，哥廷根大学在农学院下面设置了马学，除了教授马匹饲养之外，还开设赛马运动以及体育经济等相关课程。此外，狭义农业虽然不断萎缩，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产业、农业资源管理、棉纺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经济产业则蓬勃发展。部分大学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开设了食品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等新兴专业与课程。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德国农业学科课程设置安排非常广泛，不仅有农业经济、国民经济、食品经济等专业课程，还需要了解企业管理、社会学、法律等相关课程。由于德国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各种课程。
三、德国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德国授予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校较少，最为知名的是以农业科学为主的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来我们以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为例来了解德国的情况。霍恩海姆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学习时间4个学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课程（compulsorymodules）与半选修课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学习，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选修课程（electivemodules）与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包括农业与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Econometrics）、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农场系统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等五门课程；另外，学生还可以从农业发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国际农业贸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粮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选修课程里面选择一些课程。除了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求参与上机操作、小组讨论、学术研讨会以及案例分析等训练。第二个学年学生依然要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10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农业经济学教育，并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与意向工作相关的训练。硕士导师会对学生的选课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学年还必须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该硕士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视角、跨学科分析复杂系统、交流、谈判、促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就业领域包括政府部门、NGO、国际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具体目标职位包括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食品产业链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农部门、国家与国际涉农组织、研究与教学机构。
四、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培养方案
德国能够授予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校较少，一共只有十几个，2005年德国开设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简称PAE项目），联合为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这个项目通过大学联合开设课程，制定统一的学位要求，组织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来提高农经专业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后相关学校陆续加入该项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项目，基本涵盖德国境内以奥地利所有能够授于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下来我们将以PAE项目为代表介绍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PAE项目的博士培养要求至少修满30个学分，每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具体学分主要通过三个模块构成：理论方法模块18个学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软技术模块6个学分（Softskills），学术研讨会模块6个学分（Colloquia）。其中理论方法模块又包括理论（Theory）、实证（Empirics）、专业课程（Focustopics）三个部分，理论与实证至少需要各自修满6个学分。具体每个模块课程的选择由博士生与自己导师商量决定。课程的开设由各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自行组织，通过统一的选课网站向所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农经博士生开放，学生注册登记之后会收到授课老师的邮件通知具体上课时间和地点。由于课程由不同大学开设，所以上课地点分布在13所大学，这给全德国农经专业博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具体课程的设置根据教授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以2016年为例，当前一共开设有家庭行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数学等9门理论课程，农业与食品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生产率与生产效率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等15门实证课程，农业部分技术与创新、高级供应链管理、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中的建模模型等6门专业课程。软技术模块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学术研讨会模块则取决于不同学校，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参加18次学术研讨会，并做3次学术报告。每次学术研讨会都要提供一份证明，由导师签字；学术报告则需要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由学院安排时间地点并公告，届时需要邀请导师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点评。修满30个学分之后方能申请进行博士答辩，答辩论文需首先提交学院，自己负责联系包括导师在内的3个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会首先由交给三个评审委员评审，评审委员写好意见之后交给学院密封，答辩前一周告知申请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见做好答辩准备，答辩时三个委员会以提交的评审意见为基础提出问题，要求博士生现场辩解。整个答辩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开闭门会议讨论答辩结果并给出等级，当前的等级包括五个：完美（0分），非常优秀（1—1.5分），优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总结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学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学科课程与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参考。德国经验表明，食品经济、生物经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农经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涉农企业经营管理、食品市场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相关的领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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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1.2师资队伍强健、学科种类多样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师资力量。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教育学科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且学科来源多元化，这不仅是给学科的发展增强了动力，也为了学科建设增添了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砝码。哈佛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其师资力量雄厚，人才辈出，管理机制科学而健全；教授采用稳定的终身聘任制；教师也有相应地激励机制；此外，更有质量评价机制。剑桥大学更是对我国孔子文化教育思想推崇备至，以至于在校内都竖有孔子雕像，胡司德博士专为“礼”、“孝”、“仁”设立专门讲座，听课学生座无虚席，手捧论语认真学习孔孟教育思想。国外一流大学对教育学学科设置的多元化，交叉性非常重视，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思路宽广，名师带动名系发展，学科特色明显，院校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1.3图书资源丰富、科研经费充足
知识时代是信息资源的时代，充足的文献与图书资源，也是反映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指标。所以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教育学院或者师范学院都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料。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拥有庞大的图书系统，据数据调查显示，除中央图书馆，还有30座分散图书馆。馆内藏书总数约427万册，利用者达180万人次。这巨大的藏书量，配备了先进的图书管理系统，真正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凭借着学校的声望和实力，每年会得到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其他基金会所提供的300万美金，并且将其用于教育学科的研究建设，从而更好的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1.4管理者身体力行、高度重视教育学科发展
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为国家的发展与强盛的作出重要贡献。而大学管理者在学校的发展变化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美国教育理事会2002年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的校长群体中，有43.8%的人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同时，他们还是相关领域的建设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赫钦斯正是以其“永恒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高等教育》的著作而确立了他在美国教育学领域的权威地位，并影响着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国外教育学学科建设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历史像是一部漫长的纪录片,告诉我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很多故事,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2.1积极发挥学术带头人和管理者作用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相互协作非常重要。这种协作既指研究者间的协作,也指学术权威和行政管理的协作。体现在学科建设上就是学科学术引领者与学科组织的行政领导者之间的协作。两种角色只有在政治方向、业务素养、心理素养、个人修养等上有相对较高的境界,才能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组织的进步。世界一流大学正是依靠自己的名声吸引了很多的学术权威,也积聚了高水平的行政管理者,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学科建设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2.2紧密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
国外大学的教育学学科课程多样,知名的学者众多，为其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储备和发展空间，同时也对世界教育理念的发展以及学科体系的完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学学科属于社会学科，因此在注重教育学发展的同时，也要了解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从现实出发进行学科建设。所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更加重视加强实践性教学，无论是课堂讨论、课程设计还是实验课，都把注重实际作为最高原则。
2.3高度重视科研与学术交流活动
国外高校在教育体系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比较注重教育理念与文化的交流。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即要求各学科之间相互学习，并通过学分来规定学生的学习程度。运用这种方式培育出来的学生不仅掌握了本专业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其他领域的相关知识，为其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