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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进口市场本国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分为两类:中间品投入以及最终商品。中间品投入用于本国出口品的生产，而最终商品用于国内消费。遵循Han的方法，引入财政政策变量，假定政府支出完全用于购买进口最终消费品和非贸易品。1．进口最终商品市场在此市场上，假设本国政府花费uG用于购买进口最终商品，其中G表示政府支出，u表示政府花在进口最终商品上的比例。第i国提供的最终商品供给为即进口最终商品均衡价格的变动是本国非贸易品价格的变动、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第三国实际汇率变动、实际收入变动以及名义利率变动和政府支出变动的函数。将式(7)代入式(5)，可得进口最终商品的数量变动M^是本国实际汇率变动、第三国实际汇率变动以及其他弹性参数的函数。2．进口中间品市场进口中间品价格是外生给定的，数量则由出口品需求决定，二者的变化分别为
(三)非贸易品市场本国非贸易品的需求设定与进口最终商品类似，即其与非贸易品均衡价格的变动影响因素相同。若其他条件不变，进口中间品价格增加则会降低非贸易品均衡价格、增加非贸易品均衡数量。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价格增加导致出口部门意愿劳动的需求减少、而非贸易品部门意愿劳动的需求不变，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最终导致实际工资降低、非贸易品部门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非贸易品部门的产出增加，进而降低了非贸易品均衡价格。
(四)货币市场实际货币需求是实际收入与名义利率的函数。
二、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的计算
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均衡的条件下，假定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据此求解最优权重。式(21)表明在垂直贸易方式下，本国实际汇率变动不仅与外国实际汇率变动以及本国财政支出变动有关，而且与进口中间品项(J^i+q^Ii－q^N)有关。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本国从第i国进口的中间品价格发生单位变化，则会改变贸易余额，其变动为Γ3i单位。为了保持贸易余额不变，e的变动应为wTBIi单位。而第i国货币贬值1单位，将会恶化贸易余额(Γ2i+Γ3i)单位。为了弥补第i国货币贬值影响，保持贸易余额不变，e应升值(或贬值)(wTBi+wTBIi)单位。当政府增加1单位支出购买进口最终商品时，贸易余额同样会恶化，此时本国货币应升值(或贬值)Z1单位。式(22)右边比式(21)少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以及G^项，而式(23)右边比式(21)少了进口中间品有关项。这是因为Branson等是在最终商品贸易模式下求解最优货币篮子权重，且未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与Han模型的差异在于:在出口品生产中引入进口中间品变量，考虑垂直贸易对一篮子货币权重的影响，贸易品生产函数式(1)、非贸易品生产函数式(11)均出现了pfi。在这些假设下得到式(21)，表明在垂直贸易模式下，进口中间品会通过贸易品成本的变化影响生产要素(劳动)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配置，从而影响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均衡价格及数量，进而影响到本国实际收入，最终对最优货币权重产生影响。因此，当pfi发生变化时，为了维持贸易余额不变，本国实际汇率应相应改变wTBIi，尽管第i国实际汇率与政府支出未发生任何变化。式(21)中wTBi是保持贸易余额不变的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Z1则是e针对政府购买变动的最佳反应。
三、实证分析
以中国经济为例，实证分析垂直贸易、财政政策对篮子货币的影响。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2006年～2012年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依据方程式(21)提供的实际汇率、进口中间品和政府购买之间的内在关系，将美国设定为基准国，实证分析模型设定。表示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的非贸易品价格，qIEU、qIJP表示中国从欧盟、日本进口的中间品投入价格(对应国货币计价)，JEU、JJP表示欧盟与美国、日本与美国的双边汇率(间接标价法)，e表示1单位美元等于多少单位人民币。因此RCN表示中国实际汇率，REU、RJP分别表示欧盟、日本的实际汇率，RIEU、RIJP分别表示欧盟、日本的中间品有关项。由于各国的非贸易品价格没有现成的数据，本文根据Engel的方法，将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服务价格指数作为非贸易品价格。由于未找到日本的服务价格指数，故用日本服务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serivesproducerpriceindices，SPPI)作为替代。中间品价格使用出口价格指数替代。笔者选取2005年7月至2014年3月为样本期，数据为月度数据。中国的名义政府购买支出、服务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美国、欧盟(18国)的服务价格指数分别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的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2010=100)来源于日本央行。服务价格指数的原始数据除中国外，都是以2010年为基期。中国的服务价格指数是以上月为基期。欧盟(18国)、日本的出口价格指数分别来源于欧洲统计局与日本央行，二者均以2010为基期。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以2000年为基期。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中国的服务价格指数均换算成2010为基期。中国的实质政府购买支出通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得到，使用X12进行季节性调整。数据处理采用Eview6．0软件。
(二)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进行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在该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为I(1)。
(三)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述6个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说明经济变量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基于VECM的分析1．模型简介Granger定理提出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成存在。根据这个定理得出VECM的一般表达式。其中，αECMt－1为向量误差修正项，即分量之间的协整方程反映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整个VEC模型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及变量滞后期的短期波动对当前变量的短期波动Δyt的影响。VECM的系数α则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因此，VCEM用于考量经济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关系。式(27)及式(28)中［］均表示t值。协整方程表明:中国实际汇率、欧盟实际汇率、日本实际汇率、欧盟中间品有关项、日本中间品有关项以及中国政府购买这6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中，lnREU、lnRJP的系数符号相反，说明欧盟实际汇率增加会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减少，而日本实际汇率增加会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增加。lnRIEU、LnRIJP的系数符号也相反。政府购买支出(lnG)增加会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减少。协整方程反映了6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短期相互影响和协整经济变量之间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调整的动态过程。得到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且统计是显著的，表明在每个时期内lnRCN的实际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差距约有6．01%得到修正，lnRCN在受到短期干扰后能调整到长期均衡路径上，但是调整的速度较慢。从自身和其他变量的t统计量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滞后1期的自身、欧盟实际汇率、欧盟中间品有关项lnRIEU以及政府购买支出的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影响较弱。3．方差分解表3提供了中国实际汇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实际汇率自身影响很大。在前5期，日本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要大于欧盟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但以后各期，欧盟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反而大于日本实际汇率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这可能是因为初期日本距离中国较近，便于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但后期欧盟市场的广阔容量，使得距离的影响变得次要。随着预测长度的增加，中国实际汇率对欧盟实际汇率的变动更加敏感，这表明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lnRIJP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非常小。政府购买对中国实际汇率的贡献率也随着预测长度的增加而变大。
篇2
1937年英国学者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阐述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后来美籍爱莎尼亚学者纳克斯通过分析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后，在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19世纪的英国（即他所认为的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外贸带动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他所认为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外贸起到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关键因素，是中心国家经济增长使得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扩大，这样，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即国家就成为国际分工格局的受益者，其初级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高度的出口增长率会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其它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传统的发动机理论把先进国家描绘成了后进国家的“恩人”。它构成了符合西方偏见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框架，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推崇。
2.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的质疑
从发展经济学家中产生的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不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同它们自身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更着重强调它们的出口增长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79年12月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就指出：“发达国家控制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环节是贸易，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时，它们的进口增长速度也加快，而欠发达国家就出口得多。”他还根据统计得出，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正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率所能预测的2／3，不多也不少。
而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主要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从分析贸易条件（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恶化的角度展开了“中心——论”。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着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带，国家只能顺应中心国家的发展，这种依附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贸易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普雷维什还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3.纳克斯的自我否定
对于传统命题的质疑从未停止过。欧文·克拉维斯也曾指出：19世纪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几乎都不是以出口主导型增长为其标志，而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倒有过相当大的出口扩展，其规模不亚于一些温带地区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出口扩展。他认为，应该把贸易扩展形容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侍女，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自主发动机。也有人认为，对于岛国或小国，贸易可能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外贸对其经济增长一般只起着相当程度的作用，而非发动机的作用。
而丰富和发展了发动机学说的纳克斯本人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他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只适用于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到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导致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主，生产制造对原材料尤其是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务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原材料的需求落后于生产的增加，以及发达国家对工业原材料的节约使用，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主义蔓延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因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通过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而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这一观点，基于实际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否定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命题。
4.再度流行的发动机理论又面临诘难。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先后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再度流行。经济学家迈耳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货物的进口不仅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越来越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3）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4）出口的扩大，特别是加工制成品的扩大，会增加对向出口部门提供物资投入的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转而向其他供给部门增加需求，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不仅带动所有部门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为重要；（5）出口的不断扩大鼓励外资的流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难题，而且能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普遍缺乏资本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6）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会促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相关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相比传统的贸易发动机理论，迈耳的论述显得更为完善。进入80年代以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相继效仿日、韩等国，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并且取得成功，成为东南亚经济圈的“四小虎”，然而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贸易发动机理论再次面临诘难。
二、贸易发动机的实现条件——从争论中得到的启示
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再度流行的贸易发动机理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孤立地论述对外贸易的作用，忽视了对贸易发动机实现条件的分析。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原理不会变，但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发动机的实现条件被满足的程度。
1.稳定的出口市场是贸易发动机启动的外部条件
对于19世纪新殖民地区的国家，国际贸易作为经济成长的发动机，首先依赖于稳定的出口市场，这是发动机启动的条件。新技术革命趋势出现以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呈现减弱的趋势，这就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那种“带动兼控制”的作用强度降低。对于当展中国家来说，新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面临的是激烈的国际竞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困难远远超过当年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冲破自然经济壁垒的困难，传统制成品的生产出口受到发达国家更高科技的竞争优势的压力，大量依靠低工资的生产出口又受到各种贸易壁垒的抵御，而且，整个世界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繁荣而保持较高需求的，这样出口市场并不是有保证的，这些原因都使得发动机的启动比以往困难得多。
日本及“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从50年代起美国出于政治目的采取的对外政策是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对东亚各国，美国一直保持其国内市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市场的相对开放状态，另一方面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1950—1974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使国际市场保持了长期稳定的需求，东亚各国抓住这一机遇，成功地启动了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出口相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当东盟四国效仿日本及“四小龙”先后加入出口导向行列后，东欧、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加快向出口导向转化的步伐。对东盟四国而言，出口市场越来越没有保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日趋拥挤，这必然会加速东盟四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其出口导向战略遭受重创也就在所难免了。而对于当年获得发展的新殖民地区国家和60年代取得成功的日本、韩国，贸易发动机启动的外部条件是相同的，即保证贸易发展的稳定的出口市场。
2.贸易动力的转换是贸易发动机持续运转的内部动力
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贸易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这样就会合乎逻辑地推出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边际增长收益下降，贸易增长会逐渐减缓，发动机将无法持续运转的观点。东盟四国便是一个明证，在经历了十来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期后，出口增长开始下滑，而导致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1996—1997年起国际市场电子产品的过剩，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贸逆差增加。所以香港有影响的怡富证券公司报告指出“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已从经济的推动者变成拖地区后腿的因素”。
建立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上的贸易增长动力会随着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逐步丧失而减弱，贸易增长到了一定时期就面临着贸易动力转换的问题。贸易增长动力转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比较优势的高级化，即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上升到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等后天禀赋，二是建立起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实现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贸易动力的转换，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往往表现出另一种形态：“贫困化”增长，即随着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上的出口的增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事实上是由于贸易增长动力没有随着贸易增长阶段变化而相应转换造成的。
3.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于促进其结构转型
贸易的基础是现行的价格结构，价格结构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结构，但这两个结构只有形成贸易和强化现有分工的功能，而没有使产业结构优化和转换的功能。
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看，对外贸易的发展应有助于国民经济及贸易结构的转型能力，当这一条件不被满足时，则会付出经济结构僵化，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代价。所以不能为贸易而贸易，发展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换能量来自于技术进步、要素积累以及产业政策所造就的优惠的价格条件。在这里贸易动力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内在统一的。
4.资本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结构转型的关键
实现贸易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于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素积累的核心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在平衡的国际收支上，商品出口的顺差与资本要素流动的逆差是并存的，商品出口实现的国际价值用来“购买”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以及与资本相伴随的技术与管理，而降价出口、亏损出口则不利于出口部门的发展和资本要素的积累。
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仍然是基础。一旦贸易与技术进步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那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更大刺激。尽管技术进步不论发生在任何部门对经济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当技术进步发生在出口部门时，它可能会大大提高本国该产品的出口优势，为本国创造一种新的出口产品，扩大贸易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应当特别注重于出口部门和有潜在出口可能的产品上，以形成贸易与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贸易靠技术进步创造更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又为技术的进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即资金来源。
如果出口的扩大不能导致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要素的积累，并进而形成出口增长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关系，出口发动机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如果出口部门的发展是相对孤立的，或者出口部门是一些低档次的产业部门，而非高附加值、深加工的制造业，那么出口产业对其它产业的带动力就很小，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就不会很明显。
总之，作为经济成长的总体来说，出口是诸动力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发动机，外部市场可以利用到何种程度，国家贸易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贸易动力的转换，以及贸易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是否形成良性循环，都直接关系到贸易作为经济成长发动机的作用效果。
三、开放还是保护？出口导向还是大国经济？——并非贸易政策的本质所在
篇3
战略性贸易政策论者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理论境界上的，他们用国家之间在自然环境、技术、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
由于贸易能改善贸易双方的资源配置状况并使双方的国民福利得以提高，所以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选择。但现实的情况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减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这种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前提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结构处于“次优”境地。适当的政策干预，指的是战略性的政策干预，由于国际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市场份额对各国企业变得尤为重要，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根据对手行为调整自己的战略，可以使本国经济福利最大化。 战略性贸易理论有两个分支——“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性的贸易政策可将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使本国受益。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倡导者布兰德 (Brander)和斯潘瑟(Spencer)，借助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结果和手段，创造性地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补贴对于生产和出口的影响，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外部经济”理论是把政府战略性的贸易干预政策看作是追求外部经济的手段。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扶植与保护那些能够产生较大外部经济的产业，即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这些产业由于具有外部性，而这个外部性不能被企业所享有，因此单凭企业的自我决策不能使企业发展到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这样，政府就要通过补贴等保护行为使企业发展到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之上，其研究也普遍针对具有众多规模经济产业的发达国家。对于其是否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因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就其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历史上发达国家的那种自由竞争程度。总体来看，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市场特征。在这种发展阶段，市场不完善的最大特点就是竞争不足，市场未发育完全。但是，以上分析并不等于说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根本不适用，它只是指出了其实施的局限性而已。
我个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措施，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其幼稚产业(即民族工业)也有战略性产业的某些特征。但是以往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只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要实现“赶超”，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扶植本国的战略性产业，从而谋求后来居上。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实用性分析
第一，经济体制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国内市场容量及资源条件都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前提。一方面，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已经拥有较为独立的市场权利，并追求较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其生产经营活动已纳入市场调节的轨道;另一方面，我国已基本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日益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使产品的转移更为便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小，同时能够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主体行为会日趋规范，市场体系也会更加健全，这将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创造更好的体制条件。
第二，市场结构条件。在分析市场结构时，我们用市场集中度这一最基本的指标来反映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程度。一般而言，市场集中度越高，寡头企业支配市场的能力就越强，寡占特征越明显。若以CRn指数为衡量指标，根据美国学者贝恩的定义等级进行划分，中国列入寡占行业的大类企业有4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及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这一结果表明我 国已存在一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并且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第三，规模经济水平。从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虽然总体的规模经济水平高低不等，但是寡占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的，其规模经济水平也高于其他行业。根据“2000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数据可知，2000年，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有39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11家，化学纤维制造业有11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35家。由于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工业区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割现象，无法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提高寡占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同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市场需求的环境下，充分利用我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实现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张。
三、政策建议
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大特色就是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通过政府的贸易干预来攫取和转移外国政府的利润，充分发挥产业间的国际竞争潜力，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产业政策上，可以将那些具有潜在竞争优势、有较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利益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如半导体、飞机、钢铁、汽车和化工原料等，从战略高度对它们进行保护与扶持，并且要有意识地鼓励我国厂商大胆进入一些有待开拓的高技术产业，如电子通讯等。同时要在这些产业中实施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的政策、专业化分工协作政策、行业进入壁垒政策、促进企业兼并联合政策，实现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化。
在产业发展上，政府一方面要维护有效竞争，防止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保持行业内的竞争活力;另一方面， 也要考虑到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大的现状，在选择战略产业时要兼顾就业规模的扩大，尽量使规模投入增加的就业人数多于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相对减少的就业人数。 在贸易政策上，要在产业政策的目标产业中主动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 保护和扶持一些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以获得潜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例如：在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的行业，对国外进口可以施加适度的关税实施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在国内为完全竞争、国外有垄断力量的行业，也可以采用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抽取利润。对于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本国出口较多、出口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以实施补贴的战略出口政策;对具有寡头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国内外企业在本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争夺激烈的行业，特别是一些国内尚不成熟的新兴产业，可以采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战略，以带来长期动态收益。
篇4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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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戚自科.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J].现代财经，1999.
篇5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篇6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进口国，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贸易累计进口总值达2686.3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2.76亿美元，同比增长7.7%；2012年1～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35002.8亿美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5.8%，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进口总值增长速度之快，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增长的同时难免也会存在很多问题[1]。
1.进口产品产生污染
随着中国进口总额的不断提升，很多国外易污染产品也趁势进入中国，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样的进口趋势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类产品在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同时也对我国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比如一些进口的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杀虫剂等在使用结束后无法进行有效处理或存在残留，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2.对资源消耗型产品依赖性增加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部分资源消耗性产品在进口产品中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相关产品的增长尤其明显。在看到进口资源消耗型产品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给我们的巨大负面影响。数据显示，我国对油气产品的需求呈逐年增长趋势，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国际油气市场依赖日益严重。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进口原油2.5亿吨，进口依存度高达55.3%.。大量的新建炼油化工、煤化工企业集中在沿海和部分内陆地区，碳排放及含硫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给空气、水质、土壤等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
3.废弃物转移进口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的不断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向中国转移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包括： 含氰废物、含多氯联苯废物、石棉废物、废酚和酚化合物、醚类废物、废有机卤代化合物、废无机氟化合物等。有些西方国家在带动中国就业的幌子下将一些危害性物质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或者销售，在中国建厂、设厂进行产品生产。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去年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共查出环保项目不合格废物原料267批，重2.9万吨，同比增长分别为2.3%、54.7%。截至今年9月28日，就已经查出不合格进口废物原料226批，重5.4万吨。在进口产品中，部分国家将本国禁止使用的产品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4.重污染类产品转移生产
在进出口货物贸易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吸引外资逐年增加，中国的沿海、沿江以及部分发达内陆地区，已经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的背后，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威胁。发达国家有着非常严格的环境管理法规，排放标准要求高，企业环保成本高昂，许多医药、化工中间体等高污染类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避免了对本国的环境破坏。
二、完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
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中国面临着国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同国际上来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挑战的双重压力。作为新兴的贸易大国和环境大国，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竞争和合作。既在竞争中赢得利益，又在合作中抓住机遇，在争取主动权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2]。
1.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标准
面对国际上各种环保法规的出台，我们必须及时掌握信息以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应性。因此国家商务部、环保等相关部门应当担当起自身责任，及时保持对外消息的畅通，加强对世界各国有关贸易法规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充分掌握各国法规下环境标准的新走向和新动态，及早采取措施掌握主动权，避免新贸易措施的实施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政府要积极鼓励我国企业争取早日拿到ISO14000认证书。我们还可以以国际协议为后盾，合理利用国际环保组织和协议抵制绿色保护主义。
2.积极开展环境外交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展环境外交，为了更好地保障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提升我国环境贸易的影响力，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影响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和义务来推进国际贸易的合作和发展。在坚持国际贸易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与贸易的谈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公正、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同时在国际环境公约立法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环境标准的制定。还应当加强同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多边合作，建立相互认可的机制，共同抵制国际贸易壁垒。此外，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时要采取积极灵活的外交手段，在争取利益的同时做到不损害我国可持续发展利益[3]。
3.发展环保产业
随着国际市场上环保商品和技术需求的扩大，庞大的绿色市场也在逐步兴起，并不断影响着国际市场的结构。我国环保事业起步晚、技术落后、经验不足，需要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同时抓住当前国际环境的合作性趋势的机遇，利用外资加大对环保的投入，提高环保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可以从金融信贷、税收等方面出发大力开拓环保产业市场，扶持环保产业，进一步争取国际环保市场份额。同时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在产品设计和包装上增加环保因素，并提高产品质量。政府积极鼓励企业争取拿到国际绿色认证，以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绿色产品打开国际市场，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4.加大进口产品检验和环保监测力度
随着国际贸易产品安全标准的不断提升，我国也要不断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环保监测力度，积极应对我国进口贸易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在进口易污染产品的时候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检验和监测体系，根据我国自身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然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测体系，对有害我国环境的产品拒绝进入或者高门槛进入。比如针对一些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进口，应该先分析它对我国环境带来的影响再决定是否进入。同时针对部分国家转移废弃物到中国的情况更是要加大环保监测力度，严格执行国际安全标准，坚决抵制危害我国环境的产品进入我国。
5.建立健全环保标准，加强新建项目审查力度
环保部门应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今后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环保标准。对于新建项目，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估，达不到标准的，不准开工建设和试生产。开工生产后，还要加大其监测检查力度，同时从外资引入的源头上加强审核，对于环境危害的项目，要加强评估，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对环境带来长久危害，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参考文献
篇7
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中,企业将“税务、外汇、海关部门规定不配套”视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与管理中存在的第一位问题(参见表1)。
(二)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
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已成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的焦点问题。深加工结转政策涉及面广,据调查,山东约25%,江苏、浙江约40%,福建、广东约60%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需要深加工结转后再出口（《关于研究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据海关统计,2000年深圳市80%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20%;苏州市21%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1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国家有关部门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但是,税务部门认为,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属于国内销售行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应该征收增值税,出口时再予退税;如果使用国产料件加工成半成品后结转,不能退税。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自2001年1月1日始,所有企业的间接出口应统一执行中间环节征税,出口环节退税的政策。显然,税务部门的政策与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并不一致。
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货物实行“免、抵、退”政策,改变了以往的深加工结转货物保税政策,在出口退税手续繁琐、周期长的问题仍没解决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变化将直接打击加工贸易企业国内加长国内产业链的积极性。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具体执行政策中的混乱,不同地区的作法存在明显的差别,大部分地区没有征税,有些地区采取挂帐,有些地区给予免税。
(三)一些政策违背了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方向
加工贸易发展的方向是三个:即上规模、上档次和提高附加价值。满足第一个目标,需要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营造一个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总体制度环境。针对第二个目标,则需要吸引技术水平更高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产品升级。提高附加价值则需要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长国内产业链,分别向上游零部件产业上溯和向下游物流业延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其提高国内采购率。提高附加价值不仅关系到我国从加工贸易中可能得到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而且可以使加工贸易从“无根工业”变成根植于我国的产业,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各个部门往往从本部门管理方便的角度出发,较多地关注了如何防止不法企业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骗退税”,忽视了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有的政策客观上甚至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例如:
出口退税按计划而不是按出口实绩进行,导致欠退税越来越多,加大了企业财务负担,阻碍了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积极性,是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境外“一日游”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实行的对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降低了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的积极性。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增值税率很低,来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大体相当,来料加工国内增值率为23.1%,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高出2.22个百分点。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为46.32%,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则已经达到61.58%,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已经比进料加工贸易低15.26个百分点。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国内增值率变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具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但因为我国现行政策中存在不少与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目标相矛盾的规定,加工贸易企业感觉现行政策与政府宣传的目标不尽一致,从调查结果看,企业认为“鼓励国内采购政策不明显”是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位列第四位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政策调整方向与长期政策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暴露出我国现行政策制定机制的弊端。各个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从本部门的目标与管理出发,例如,海关关心的是如何加强监管力度防止走私,税务部门关心的是如何防止税收流失,对于如何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从而提高其对国民经济贡献这个根本的政策目标,却考虑得较少。因此,部门的有关政策虽然有利于局部目标的实现,但却有损于宏观目标的实现,政策的机会成本相当高。要保证具体的政策规定有利于实现宏观目标,就必须有超越部门之上的强有力政策协调机制。这正是目前我国政策制定机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四)加工贸易中的一些政策与管理手段不适应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上对我国产业转移的速度与力度均大大加强,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现行政策与管理手段未能针对加工贸易的新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实际运作中政策与管理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传统管理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台湾对大陆投资为导因,境外大量IT产业转移到我国,从事出口加工贸易活动。目前,IT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第
一大类商品。IT产业是一个国际分工非常明显的行业,其运作具有“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这就大大缩短了从采购到交货的周期,对于货物通关效率提出了比传统产品高得多的要求。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依然采取80年代初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不能适应IT产业加工贸易的要求。例如,IT产品加工贸易只有电子订单,没有合同,为了适应加工贸易需要经外贸部门审批合同的规定,企业只好人为地编造一个毫无意义的合同;IT产品对通关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我国通关效率不高,不少跨国公司将其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放在中国境外进行,国内只能开展低端IT产品的加工贸易,这不利于实现我国提高加工贸易档次的政策目标。苏州和深圳已经开始了改革这种监管模式的尝试。苏州海关对关区内的四家IT企业进行了联网管理。这些企业的特点是料件繁多,用手册管理困难大。具体的监管程序是外经贸局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总量备案,海关与被监管企业实行联网,海关直接从指定的数据库提取数据,抽查核对产品单耗,定期查验库存,查验时间与企业盘点一致,最后进行核算核销,对差异进行核销。深圳实行的是联网保税工厂的方式,即利用网络和电子摄像技术对整个企业实行全封闭的监管,整个工厂相当于一个保税区。与苏州海关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在防范结转过程中的走私、“飞料”方面效果更明显,但投入较大,一般的企业可能无法负担。无论哪种方式,对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实行联网监管是今后加工贸易管理发展的方向。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快统一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比较一致的做法,避免因地区间差异造成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现行政策与管理规定不适应在华建立采购与配送业务中心的要求。随着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制成品重要的出口基地,因此,不少大型跨国公司计划在华建立采购配送中心,同时发展物流业务。但是,由于我国在保税区退税政策、保税区(仓库)监管等方面的规定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大大阻碍了加工贸易向下游产业的延伸。
(五)某些新的政策调整脱离了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现实,政策效果低于预期
以出口加工区政策为例。出口加工区是国际上不少国家采用的加工贸易管理方式,而且成效卓著。我国参照国际经验建立出口加工区,有利于提高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水平与效率。但是,出口加工区政策出台以来,实际运作效率并不理想,不少出口加工区入区企业很少。究其原因,就在于出口加工区有关规定脱离了加工贸易发展的实际。
加工贸易企业迁入出口加工区的愿望比较低。从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参见表2),86%的受调查企业不准备在出口加工区投资,准备将现有工厂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只占2.6%。
现有加工贸易企业之所以不愿搬入出口加工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参见表3)。对于现有企业而言,搬迁成本高昂,58%的受调查的企业将此作为不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原因。另外,31%的受调查企业因不了解出口加工区政策而拒绝做出搬入的决定。除这两项原因之外,某些具体的规定由于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企业入区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都不再是“大进大出”的100%出口企业,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已经成为主流。出口加工区的管理政策,对于“大进大出”型的企业而言,监管效率大大提高,但对于与国内产业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加工贸易企业,则存在诸多不便。例如,出口加工区企业可以不实行手册管理,但区外的深加工结转企业必须用手册,区内企业没手册就无法与区外的企业做生意。对于部分产品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加工区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只需按进口零部件税率补交进口零部件的关税和增值税。但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内销产品时,补交关税时适用成品关税税率,在大部分情况下,成品的关税水平高于零部件,由此将加大区内企业内销的成本,削弱其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总之,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规定,实质上削弱了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的联系,这对于大多数已经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企业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联系的削弱,与加长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发展目标也是不符合的。这就决定了出口加工区只适合那些新建的100%出口型的加工贸易企业,而且国内采购不能太多,对于这样的企业,区内监管效率方面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对于其他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仍然将留在区外,因此,出口加工区政策只能有利于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的合理布局,不能改变目前已经存在的加工贸易“放养”现象。如果将出口加工区政策定位于给“大进大出”的100%出口型企业创造一个监管效率更高的局部小环境,出口加工区政策将是成功的,如果定位于以此改变加工贸易“放养”的状态,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则注定是不会取得明显效果的。
二、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未来调整的方向
政策是对现实的反映,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促进发展。加工贸易政策应该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出发,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促进加工贸易充分发挥其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加长产业链的潜力。为此,加工贸易政策应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进口额为289亿美元,占全部加工贸易进口额的30.7%。受现行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的影响,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低15个百分点。如果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退税,将有力地促进来料加工贸易企业扩大使用国内料件,带动国内上游产业的出口,加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按来料加工出口的国内采购率达到进料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计算,2001年来料加工国内采购值约可增加44亿美元,而且,随着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逐年增长,其国内采购值也将逐年增长。但需要强调的是,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与监管成本和风险的增加成正比,因此在采取措施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延长的同时,要研究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的办法。
(二)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
深加工结转涉及面广,情况非常复杂。深加工结转政策实质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进口料件在国内加工后转厂时,是否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另一个问题则是对深加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国产料件是否退税。由于这两个问题高度的复杂性,不同部门对深加工结转政策调整存在不同意见。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贸主管部门倾向于维持现行的保(免)税政策;财税部门则主张实行“免、抵、退”政策;监管部门结合了上述两种政策选择,主张对部分优秀、守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对其他企业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则实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对于第二个问题,各部门分歧更大,经贸主管部门认为应该对深加工结转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即对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产原材料在结转时给予退税,由海关对结转产品(其中含国产原材料成分)进行保税监管;财税部门认为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税收风险过大,操作困难;监管部门则认为如对国产材料进行保税监管,将进一步加大监管能力不足的矛盾。
结合各部门的意见,课题组认为,对于深加工结转政策,应该统筹考虑,分步实施,短期内为了避免对加工贸易产生过大冲击,应该总体上保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只作局部性改进,中长期则应该按照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和附加值的原则,以及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对现行政策进行根本调整。为了合理引导企业,确实落实吴仪同志“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经营,提高水平”的指示精神,政策设计方案一经确定,就应该公布政策调整的内容和实施的时间表。
具体而言,短期内(例如3年内):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仍维持现行政策,即对结转环节视同出口,免征增值税,由海关对结转进口料件继续实行保税监管。
———对深加工结转环节所采用的国产料件维持不征不退的办法,增值税进入产品成本。
———对销售给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企业视为出口,即深加工结转产品出口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当作出口办理核销手续;国产品进入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给予出口退税。
———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销售给区外企业的产品视为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的可以实行保税监管。这样,至少可以用“境内一日游”替代“境外一日游”,节省加工贸易成本,同时,增加了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引导企业逐渐进入区内。
———对易于管理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参照钢材“以产顶进”做法,在生产企业销售给加工出口企业时视同出口并办理增值税退税。
中长期(3年后):
保留短期政策的后三条,除此之外,另进行如下调整: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实行分类管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区外实行电子联网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深加工结转实行保税监管。其他加工贸易企业产品可出口到境外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如要进行深加工结转,海关对第一环节结转企业按加工贸易内销规定办理。其他环节结转,则视同国内销售,按规定向税务部门照章纳税。转入企业将其作为国产料件,享受“免、抵、退”政策。这样,海关只需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电子联网企业的深加工实行联网监管,监管效率将大大提高。
———对深加工结转所用的国产料件实行“免、抵、退”政策。
———取消现行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各级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所结余资金用于对出口退税不及时造成的企业利息损失进行补偿。这样,即使退税有时滞,企业也不会承受过大的财务损失,实质上保证了及时退税。
———足额退税,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与增值税征收税率相同,保证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税的零税率。
(三)促进加工贸易技术进步
———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现行的手册、合同管理办法,比较适合上下游企业关系稳定、价格变化慢的传统产品加工贸易的管理,但不适应国际市场价格瞬息万变、生产配套企业众多的电子产品的加工贸易。因此,要适应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改革现行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取消不必要的合同审批环节,探索电子手册管理办法,提高监管效率。
———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实施的“大通关”试点,为提高口岸管理部门管理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摸索了很多好的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加以总结,向全国各个口岸推广。
———加强各监管部门工作的配合,提高监管效率。
———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在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力的制造平台,国家应加强对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R&D活动的开展。
(四)促进加工贸易向下游采购、配送领域延伸
篇8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将所有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产品视为货物，应用GATT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传输不征收关税，现在就是这样，等同于WTO成员承诺对互联网交易完全实行自由贸易。这是因为国民待遇是WTO的一般原则。在国民待遇原则下，成员方在国内税收上，将放弃对互联网进口的歧视。此外，不征收关税将使互联网进口关税为零。现在，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及以后所做的承诺，是建立在假定大多数的这些交易是服务，而不是产品贸易的基础上。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同时放弃GATT和GATS，采纳新的互联网贸易规则。但是没有人赞同这样的观点，为电子商务建立新的规则没有实际意义。互联网服务，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电话线路传输流动早就受GATS及基本电讯协定的管理。所有经互联网的电子传输，在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上都有其对应物，所以GATT及GATS中亦均有必要的规章措施。
实际上可以将GATS应用于所有的互联网贸易，或将GATT应用于有相对应实物的贸易，而将GATS应用于所有的其它电子贸易。为了平衡，将所有的电子传输定义为服务的意义将更大。问题是当电子传输跨越两国边界时，一般不存在相应的实物贸易，但是如通过电子传输的书或光盘等最终形成商品时，这样不能否认跨界传输没有实际的实物。在多数情况下，电子传输下的商品不能转变成实物贸易，例如，收货者可以将书存为数字形式，在屏幕上阅读，音乐在计算机上播放就属于这种情况。
即使如此，这依然不能成为建议将所有的电子贸易归类为服务贸易的理由。从这一点上看，需要制定一个全面性的定义，其优势在于可以使产生争端的可能降到最低，这种争端可能产生于一些国家将某些传输定义为无形贸易，而有些国家归类于服务。在一种综合性的定义下，在关于互联网贸易的争端上，工作小组将不得不首先决定争端的目标是货物还是服务，来决定是否运用GATT或GATS规则来估价争端。采用全面性的定义将自动解决这一问题。
全面性的定义要首先考虑关税，关税可以应用于以实物进口的产品，但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则不能。只要电子传输的成本低于实物交付，关税对后者不构成问题。电子传输比实物交付的成本低得多，这种变化相当于一国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改善福利。但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消费者没有计算机或不能接触互联网。
如果电子商务归类于货物贸易，不征收关税是有意义的，但现状及美国建议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则存在疑问。目前，对电子提供的外国服务关税唯一可行的改变办法是，对其征收相对于国内提供的相同服务较高的税收。只要一国尚未承诺对外国服务以国民待遇，则对外国提供的服务征以较高税收是可以的。现在对电子传输不征收关税以及美国建议持久下去，不能避免一国对进口服务征收的增值税，或税收水平高于国内提供的服务。只有成员方承诺给予进口服务以国民待遇后，才不会出现歧视待遇。但是这样的话，现行的不征收关税以及美国的建议不会产生其它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禁止征收关税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效率上，GATT和GATS不同在于，前者不允许使用配额，而后者则可以。如果成员方对电子贸易产品运用GATS规则，一国将限制通过互联网传输的CD的数量，如何限制现在不太清楚。但是假若这样做，贸易将转为以实物形式，这是一种次优的交付方式。如果这种方式变得可行，其结果将次于在GATT规则下的结果。
模式1抑或模式2
GATS是全球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是在透明及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展贸易。GATS纳入WTO几年来，其服务分类的规则不足以处理快速发展的电子交易的发展。在电子服务的归类上存在模糊地带，并且各成员在电子服务所做的市场准入承诺上也存在模糊之处，实际上很难确定这些市场准入承诺是针对电子服务的。
GATS第一条的分析框架允许成员根据服务交付的4种方式来确定市场准入承诺。即：1、模式1（跨境消费）；2、模式2（国外消费）；3、模式3（商业存在）；4、模式4（自然人的流动）。从GATS的分类角度，有必要决定这样的电子服务交付是跨国界的（模式1）或国外消费（模式2），或不在GATS现有分类中的其它模式。归类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对服务提供者保证何种程度的市场准入水平。因此，互联网不仅使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分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提出了电子服务是否在GATS框架内的问题。
1998年5月25日，WTO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工作计划来检查所有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贸易相关问题。似乎存在一个一致，GATS涵盖了可能是与新的电子商务相关。但未列入现有承诺计划中的电子服务。但是在哪种模式中包含电子服务则不那么一致。将通常的模式1和模式2运用于电子服务时存在困难，是因为电子服务更多的是跨国界交易，更像是国外消费式的交易。
现行的市场准入承诺水平说明，在许多服务类别中，大多数国家同意不对模式2限制（即在模式2中不作承诺），保留对模式1限制的权利（模式1中所列的非约束）。在这样的承诺水平下，电子服务的模式2归类意味着许多WTO成员将发现不会对电子服务加以市场准入的限制。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通过电子交付，成员将发现市场准入的承诺超出了原来承诺的范围。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市场准入扩展是一个好的进展，并且与在GATS第19条规定的自由化谈判一致，但是电子商务的自由化待遇将会出现问题，原因有两个：
第一，这将改变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随后准入谈判中的承诺。这些承诺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结果，即一方用在市场准入上的承诺以交换其它方利益。将电子服务纳入模式2中，相当于在不进一步谈判的情况下改变各成员方之间已经达成的交易。这似乎与GATS要求成功谈判的原则相悖，即“为了在互利的基础上提高所有参加者的利益，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如果各成员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2而做出新的市场准入承诺，这样的减让将带来一些成员方相似的承诺，这些成员方因为现有的承诺而不必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或这些成员方认为从电子商务的自由化中得到的利益不成比例。
模式2的电子服务归类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在模式2下，国家不做出承诺，因为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国外交付及消费服务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规范的情况下，所有在模式2下做出承诺的成员方将在电子服务方面做出承诺，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所以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2将导致GATS承诺的重新谈判。
第二，如果将电子服务归类于模式1，服务方面电子贸易的潜在利益可能消失，因为这些服务可能被另一种模式所代替，在这种模式下，成员方比在模式2下所做的“非”承诺较少。在模式回下缺乏非承诺意味着WTO成员将有能力对电子服务设置障碍。因此，电子服务提供者发现不能进入市场，消费者得不到电子服务。
在GATS对电子服务的归类问题上，不但要为电子服务留出发展的空间，而且不能改变现有的对GATS的承诺以及不修改GATS协议，这一两难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能否永久免税
目前，WTO成员同意电子传输产品暂时免税，但有的国家建议使免税持久下去具有法律效力。
WTO的决定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只包括电子传输；由电子手段定货，而通过正常渠道进口产品不包括在内。尽管所有类型的产品可以在电子网络上刊登广告和购买，但是电子交付的产品是有限的。只有最终产品是数字化的信息，方可以通过电子化，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传输。许多服务可以以这种方式提供。一些信息及娱乐产品，如书籍、软件、音像制品，体现了数字化信息的特点，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此类传送方式不征收关税，而对其它的则征收关税实际等同于优惠贸易协定。在这样的规定下，存在着正的贸易创造及负的贸易转移。当免税劣于征税，但这样做只是为了避税时，则产生贸易转移。尽管电子交付是最有效的交付手段，但在有些情况下则并非如此。例如，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影或音乐的成本很高，高于以实物形式得到的成本。进口国家贸易转移的福利成本相当于放弃关税收入，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但是现在难以预测出对现在免税的产品征税将得到的收入是多少，估计将实物贸易变成电子渠道导致的收入结果的变化将很小。
第二是仅包括关税，没有提及其它方面的限制。如果同意将所有电子交付的产品看作是货物，则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GATT禁止其它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大量的电子交付产品，实际的或潜在的，无疑是服务贸易，由GATS管辖。GATS协定允许国家来决定是否承诺市场准入，即不施加配额和国民待遇。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对电子商务可行的许多服务部门未做出承诺。在这些部门，决定给予免税待遇实际上也无效，因为各国仍然采用歧视性的内部税收，或更糟的是，可能使用配额。
建议免税的原理在于，对于种类有限的电子传输的媒体产品，可保证以后的贸易不受限制，只要同意这样的产品应视为商品。建议的弱点是未考虑服务的贸易制度，服务主要是通过电子传输的产品。
保证电子商务免税的最好途径是，在GATS下的市场准入（排除数量限制）及国民待遇（排除任何形式的歧视性税收）上谈判一个充分自由的承诺。这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现在距离这一目标有多远？实际上通过电子传输的服务才是主要关注之处，如商业，娱乐和金融服务。当分析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承诺时，集中于跨境供给（模式1），尽管与模型2也有关系。在分析对不同部门供给模型的承诺水平时，可以区分三个等级的自由化承诺；一是保证非限制性准入的充分承诺；二是部分承诺，即准入是有条件的，限制性的；三是针对相应模式的非限制性准入，即无承诺，对市场准入不做保证。
面临的重要任务
WTO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电子商务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可预测的环境，并使这一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的发展不仅给所有国家的消费者带来利益，并且有利于各成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篇9
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和法国的柯尔培尔,他们意识到只有将货币不断地投入到流通中去,才能使货币财富不断增加,他们主张全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因为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管制政策为主要手段,实现国内贵金属的存量增加。
重商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出口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0亿美元,30年间增加了125倍,比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快三倍,被国际社会称为“出口增长奇迹”。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不断扩大,从1999年的2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28年间增加了约13倍,经常顺差额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07年的11.7%(数据来源: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7)。
有着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外贸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巨额顺差的情形下,重商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下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恶化我国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它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有数据显示,我国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19%,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5%,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24%。这主要是因为出口商品的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主力军仍是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加工贸易品几乎没有定价能力,国内出口厂商在出口政策推动下,为了获得比内销更大的利益,竞相出口甚至恶性竞争压低出口价格。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市场容量正在萎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抢占市场份额,有的出口产品已经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二)扭曲国内经济资源的配置
对外贸易的实质是通过经济交往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配置,使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的环境成本上,由于国内的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多数资源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因此出口产品的成本显得很低,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保持在全球较低水平,刺激了出口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急剧扩大。
(三)加大外汇储备的成本和风险
据统计,至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额达1.5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居全球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形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我国为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买入外币投资本币,其后果是我国面临着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全年CPI上涨4.8%,12月CPI上涨6.5%。此外,我国购买了巨额的美国国债,这样大部分以国内实物资源换取的外汇,又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经由美国政府以信贷形式发放给美国企业,帮助其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的资本,来到我国市场获得收益。在这样一个资本循环过程中,我国仅得到极低的美元债券利息。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相关数据,计算出2002-2008年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其中最高年份2005年的平均利率也只有3.5%,比相关专家预测的平均4.05%的利率更低。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得到的是以生产性直接投资方式获取的生产收益。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我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而我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到5%。近年来,美国面临着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系统安全及双赤字压力、巨额国债、过度消费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美国政府为缓解经济压力,长期刻意执行“弱势美元”的政策,引发美元持续性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财富随之蒸发。
(四)加剧贸易摩擦
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美国、欧盟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持续13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对华反倾销案件数每年高达平均30.7起。
(五)损害消费者福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政府给予外资企业和出口企业诸多优惠条件,导致很多企业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换取出口优势,这无疑会损害国内的劳动者利益和环境,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福利,削弱了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措施
对外贸易必须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继续推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发展弊大于利,我国必须调整贸易政策,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或者保持适度的贸易逆差。
(一)开拓国内市场
按照经典的经济理论,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储蓄过度,造成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政府投资和国外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拓国内市场,挖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对于调节贸易顺差具有重大作用。因此,要扩大内需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以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和证券市场,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优化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结构
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或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出口商品,产品附加值低,结构单一。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减少大量消耗资源型产品和消耗能源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加强对高新技术出口产品的支持。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这种情况使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难以分散风险。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开始大幅下降。2008年1-6月,我国对美出口金额比2007年同期增长8.8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2007年同期对美增长速度,因而形成了对这些国家的过分依赖,增加了双边的贸易摩擦。今后应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尤其应当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
(三)重视进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优势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规模机械设备等的进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重视进口,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者福利,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成真正的贸易强国。
综上所述,我国在今后几年之内的出口增长速度仍将继续高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和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增长水平,与一些国家的多边贸易失衡状况很难得到完全解决,甚至会有所恶化。因此,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施顺应经济形势的外贸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曹亮,王平.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篇10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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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二．巨额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使我国贸易环境更趋紧张。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容易引起我国贸易伙伴国的不满，进一步激化贸易争端。特别是基于战略利益考虑的贸易摩擦增多。同时，贸易保护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其次是推高外储，造成流动性过剩。第三通胀压力上升。第四，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增大。在中国贸易顺差屡屡创出历史新高的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据公布的美国4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美国贸易赤字上升至634亿美元，与中国的逆差也上升了13.4%达到644亿美元，市场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很可能再度刺激美国政治家的神经，从而使一度降温的人民币问题再度升温。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近期可预测的发展趋势
近年我国外贸将保持稳定增长，但贸易顺差的规模超过去年的可能性不大。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多的人立即发表如此多的悲观论调？为什么中国有钱不敢赚？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两个：
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认为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已经有了静悄悄的变化。进口方面未来将进入一个稳定期，顺差的多少将主要取决于出口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投资力度的增长，中国的进口，除非政府未来推出明确的鼓励政策，否则将会维持稳定状态。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主要商品的供应国而不是需求国。而外商投资增加导致的进口增长，因国内配套能力的加强，今后也很难大幅转化为进口增长。
第二个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比今年有所减少。这方面有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在发挥作用。外因是各国对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活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出口的增长。而外商投资的高峰期已过，外资拉动的出口增长也趋稳定；内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处于不稳定周期内，高油价使得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资金也因宏观调控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收紧。而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显然又抑制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些原因都将导致中国的出口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
四.解决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增长，需要从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出发，加强外贸促进体系建设。要完善出口退税等财税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要建立和完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解决企业信息不畅问题；要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提高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开展跨国经营的能力；要有针对性地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外贸经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实质上就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过程，改变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条件下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机遇，将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国际产业转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解决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
篇12
(一)国内环境分析
1．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工业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我国主要行业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国内企业仅万分之三有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产业国际竞争力弱。
2．跨国公司利用其地理优势地位，控制市场、克制竞争的倾向初现出来。
在国内包装企业诉利乐案中，利乐倚赖其在无菌包装机方面的垄断地位。在包装耗材上实行了不正当的限制性商业策略，控制了绝大部分包装市场，并且使利乐纸的平均价格在2003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内上涨了大约2倍。
3．国内行政性垄断问题严重，行政性垄断产业的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产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民航、电力、电信、城市公用事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特殊行业、邮政、城市公交、烟草食盐粮食药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军工、铸币、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产业部门涉及面广。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双重恶果：
一方面，垄断地位使得这些产业内的企业一方面攫取了远高于其他行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约束机制不健全和发展动力的缺乏，长期以来．使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产业经营绩效低下。行业的特殊性加上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这些产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二)国际环境分析
1．跨国兼并成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第五次企业兼并浪潮，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单项兼并交易金额世界记录屡创新高，兼并规模日趋扩大。三是跨国并购发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围广。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加剧的结果，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取得竞争优势，同行业的领头企业纷纷走向联合。同时，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现并没有缓和竞争。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通过此次兼并，在某些产业，只剩下实力超群、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企业，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这些企业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调整竞争政策，放松规制和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改变了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性质。竞争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动向是从对反垄断的强调转向扶助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对垄断的认定已从结构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并且还要考察垄断行为的市场绩效，“一事一议”已经成为通行的原则，对横向兼并等过去严格限制的行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网络经济的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经济是以计算机网络业为中心以及由这个产业派生出的若干相关产业。网络产品固有的规模经济性、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和网络产品技术标准造成了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和先行者优势。从而使得垄断成为网络产品市场上的一种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在结构和行为上显然构成垄断的厂商，在绩效上却无可指责，结构、行为和绩效的脱节将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反垄断，意味着绩效损失；不反垄断，从道义上又说不过去。网络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对各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提出严峻的挑战。从1997年开始的微软垄断案，2002年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和解协议中，微软并没有做出多少让步。
二、我国调节外汇储备对中国产业调整的举动
2008年12月以来，计有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超过10起贸易救济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国出口的政策也屡屡出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保持增长的前景更加难测。印度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南共市成员试图将外部共同关税提高5％，但未获其首脑会议通过。
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5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900亿美元，吸引国外投资900亿美元。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95万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国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净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这两方面的净流入使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剧增。其规模已远远超出理论界提出的外汇储备应维持在其外债总额的40％左右的水平上。摆脱“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锁，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扩大内需。加快产业调整步伐。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以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这是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的根本方法。中国储蓄率高，除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的缘由是居民有许多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和没有能力消费。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政府应加大在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国内居民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少对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尤其是限制初级原料加工出口的企业。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及资源性原料进口，从而减少国际贸易顺差，降低巨额的外汇储备。
(二)谨慎地购买美元资产，逐步加大黄金购买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购买美元资产是拥有外汇储备国家不得不的选择。美国国债因其良好的信用、稳定的收益及流动性，是各国政府首选的投资对象。但近几年美元贬值的狂潮也令各国忧心匆匆，外汇储备多样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风险。同时。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还可以考虑购买美国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行的债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国已拥有黄金储备1054吨，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五。2000年以来，中国调整过两次黄金储备，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别从394吨调整到500吨和600吨。但目前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约占全部外汇储备资产的1．6％，该比例远低于超过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黄金在中国总储备的比重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中国黄金储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至少应达到10％左右的国际水平。
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亚洲国家签署了《清迈协议》，开辟区域货币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600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也在香港和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这种“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模式，是两国规避美元汇率风险，扩大双边贸易的新探索，它对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区域自由化进程，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帮助，为中国外汇储备摆脱美元体系的束缚提供了新途径。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一)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历来是国家重点的关注行业。根据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商品共分为十类。在这十类中，出口的主要是计算机类、通讯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相关产品，而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的出口相对薄弱。在进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类。可见，信息技术类商品在高新技术贸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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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绿色消费和废弃物处理。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利用完以后，要尽量降低对环境的破坏；
第三，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在对产品进行包装时必须努力减少完成商品包装后残留的废弃物，力争对环境的污染达到最小。
第四，绿色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污染。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构建绿色贸易体系的政策转型
(一)我国构建绿色贸易体系的必要性
能源、气候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焦点问题。世界各国正在逐步进入低碳经济时代，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影响变大。改革开放30年的速发高速发展之后，我国开始采取措施推行产业升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行降低能源消耗、发展绿色GDP等政策。绿色贸易思想，将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基调。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高碳型向低碳型转变，已经成为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我国构建绿色贸易政策转型的措施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片面的环境保护观点和贸易保护观点的立场都站不住脚了，绿色贸易措施的解释逐渐趋于中性。综合有关各方的观点，笔者坚持“中庸”的立场。认为，绿色贸易措施是指采取的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生态和谐的各项政策措施国际贸易的目的是生态和谐具有限制作用。绿色贸易措施是各国根据其具体情况而采取的具体政策手段，根据绿色贸易措施的性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为环境目的所采取的直接管理措施，如环境标准、卫生检验检疫措施等;其二是自愿的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措施，如环境标志、环境管理体系(15014000)、绿色包装等；其三是类似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到生产销售和消费这三大环节而且对对外贸易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在“低碳经济”大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想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先解决现有问题，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具体战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
1.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积极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务实发展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是经济与资源消耗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系统，也是我国企业出口增长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的主要方向，应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2.以技术创新推进低碳贸易的发展
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领先地位就必须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开发新型低碳产品。为此，我国政府可以与山东各高校联合成立山东低碳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大力发展节能技术、低碳和零碳能源新技术等。这些都是发展低碳贸易的基础。
3.积极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应对新型低碳贸易壁垒
2009年世界银行对外公布了全球碳市场的市场价值高达1440亿美元，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低碳市场的潜力非常大。但是要与国际接轨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碳交易涉及政策、交易平台、政府和企业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国内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10多个环境类交易机构，但还没有真正进行碳排放交易。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先搞试点还是很有必要的，在火电、化工、炼油厂等企业试点，强制企业因过渡排放污染物承担责任。
4.建立低碳金融体系
低碳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保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研究：第一，加大“低碳信贷”的支持力度。第二，扩大“低碳”外贸企业的投资规模。第三，我国政府应努力为减少碳排放和低碳技术开发的出口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5.着重开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优化传统产业，促进服务贸易尽快由高碳模式渡到低碳模式
综合考虑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国际市场需求前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以及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应大力推进三大新兴服务业的快速成长，包括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稳固提升两个生活服务业，即居民服务业和餐饮旅馆业。
6.完善预警防御机制，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各种摩擦、冲突
我们也应该关注新的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政策的主要贸易伙伴，调整和变革措施，及时收集新型低碳型贸易保护案例，加强预警信息和出口风险的。提高贸易摩擦应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