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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anandBraudel)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长时段理论”连同年鉴学派一起，对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进行解读。该书是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演讲，并附录了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布罗代尔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新解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界说，例如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中心与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布罗代尔重视从生活世界人手进行观察和研究，他的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所作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结果，从而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实历史并对于人类前途有着热忱企盼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特质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期盼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布罗代尔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质与特征时有不少观点是经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惑。
在该书中，布罗代尔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探索。布罗代尔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术与市场。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分析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斯·舍勒以及马克斯·韦伯存在着根本的歧异。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归因于物质生活中的人口、技术与市场等客观因素，而马克斯·舍勒与马克斯·韦伯均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本质上归因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怨恨”，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动力根源于新教伦理精神。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是由商品交换引发的，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坚持对市场经济作出某种区分，“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在他看来，第一种形式的交换包括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种形式的交换主要是远程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容易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布罗代尔总结道，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程方面，布罗代尔正确地指出物质生活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他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认为，“其实，一切都驼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张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这种观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相符合的，与的唯物史观也有着很好的吻合。
二
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义末期的传统不同，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也不是在旧的封建土地贵族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级制内，利用它的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攫取它的财产。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并且，他以欧洲、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命运迥异的原因。与我们传统认为东方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与稳定性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构成远远不如欧洲封闭与稳定。在布罗代尔眼中，中国的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布罗代尔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洞察，觉察到了那些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将受到国家的怀疑，而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这就使得在中国，“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所制服”。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18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领由国家分配。因此，社会的顶峰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而大家族正是布罗代尔所相信的初始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通过比较，布罗代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等级是开放的、流动的，而欧洲的社会构成显得远为封闭与稳定。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论证。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欧洲，“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财产关系：“财产和社会特权相对地受到保护，名门世家还能相对平静地坐享其成。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必须确立这种平静或相对平静的局面，才能使资本得以积累，使名门世家得以绵延长存，使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降临人间。”过去流传下来的财产继承制度、封建地产、世袭家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尽管布罗代尔是在全面考察资本主义长时段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论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但对他的某些观点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辩证的对待。例如，布罗代尔此处论证的符合逻辑并不能消除与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与他对垄断与资本主义关系看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一切垄断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上述说法，也不能消除布罗代尔的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国家对资本家是支持的话，那么显然国家就不是处于中立的状态之中，这与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判断是矛盾的。
另外，在阐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层面，竞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诚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由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跨国垄断，但是，竞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否认了竞争，也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
最后，在关于专业化即劳动分工问题的阐述上，布罗代尔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论。布罗代尔认为：“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对此，布罗代尔作出了三项判断：(1)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因为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全部的活动拢固；(2)大商人经常要更换经营活动，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3)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对他的三项判断都不难予以驳斥：第一，他所谓的商人即资本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市场规律的作用确实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倾向于将各行当的利润平均化，然而，由于竞争与市场规律的作用，资本家要在部门利润趋向平均化的市场中生存或取胜，就必须实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第二，高利润确实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直至竞争使得其利润向社会平均利润靠近。然而，如果布罗代尔承认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话，则大资本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已为别的资本家所垄断的高利润部门；如果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的话，那么大资本家还是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则专业化乃是其必然的结果。布罗代尔的第三个判断，事实上是对其关于专业化问题的自我反驳。金钱交易即金融产业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其走向专业化与其他资本主义部门的专业化一样，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质疑不仅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家专业化的命题，并且又一次对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三
篇2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篇3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篇4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对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未能正确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第三种观点则代表了当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
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部分质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形式：即事物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部分质变，经过诸多部分质变的中间环节，最终突现根本质变。所谓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非根本性质﹑非基本矛盾已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尚未改变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出现了局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固有因素在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否定因素或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入口”的特征日益增多。
大量的实际资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其非根本性质和非基本矛盾则有所改变，从而“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斯大林选集》下卷P35）这主要表现在：（1）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然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倾向。国有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者经济﹑股权分散化﹑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资本占有形式社会化的例证。（2）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经济运行有序化，可调控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有序的﹑可调控的，在有些国家还实行经济计划化。它不再具有无政府的特征。（3）在贫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收入分配兼顾公平的倾向，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幅度得到了限制。（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中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对立和斗争，亦出现了对话与合作，劳资谈判制度，共同决定制度已较为普及。同时，阶级的分野也出现了非固定化和复杂化的倾向。（5）在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构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的倾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想总资本家”的特征，它服务于全社会，服务于全民的特征也越来越多。
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并非根源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改变。它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上百年不懈斗争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对资本主义构成强大推动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优越性初步得以显示，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不仅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理性和恒久性的印证，恰恰相反，这种变化正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因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注定要通过部分质变的方式来否定自身，逐步向新社会制度嬗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结果，是资本主义衰落的特殊形式，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在这种部分质变的过程中，与其说资本主义的自我肯定因素在增长，不如说它自我否定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在生成和扩张。其中，国有经济﹑合作制经济﹑利害攸关者经济等是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因素；国家对经济的有序调节是无政府状态的否定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及有些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是贫富分化的否定因素；共同决定制度﹑企业民主管理则是阶级压迫的否定因素。这些自我否定因素的生成及发展，无疑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也在生成和积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论断是否成立，不能只看它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求证是否精当，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得住现实实践的验证。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实践证明，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以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2）以共同决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企业管理社会化。（3）以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计划化。（4）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标志的社会生活福利化。（5）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三大差别逐步弱化。（6）以国家强化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为标志的国家职能的社会化。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足以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部分质变的实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是当代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嬗变。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是资本主义不断反思自己所进行的一种生产关系上的局部变革，这一变革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正作为资本主义母体内部的否定力量改变着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作着某些必要的准备，也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7;
篇5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
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
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超级秘书网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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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上并无差异，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转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超级秘书网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篇7
自考论文答辩需要遵循如下流程：
首先，由考生简单介绍自己的论文观点并做简要陈述。然后由答辩小组就论文提问，问题多少因人而异。之后会给学生留出准备时间。准备完毕，考生需针对老师的提问，一一作答。接下来，答辩考生退场后，答辩小组对每位考生的论文及答辩情况进行分析、讨论，并写出答辩小组意见，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每位考生的答辩成绩，导师不参与论文的投票。投票结果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答辩委员会给出的成绩还要通过系学位委员会和学校学位委员会的评审。如果考生最终成绩为优或良，即获得了申请学士学位的资格。
通过了解论文答辩的过程，考生们大概能了解到论文答辩的注意事项了吧！
篇8
其初始的思想被经济学家奥尔森（M. Olson）在《民族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予以阐述。芝加哥大学的金格欧斯（L. Zingales）提出了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并用于指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后来，这个词汇却被指菲律宾、韩国等东亚国家。见Kip Beckman， The Scourge of Crony Capitalism， .
[美]汉弗莱・霍克斯利：《无数失败的输出民主计划令西方民主遭遇信任赤字》，《参考消息》，2016年8月25日。
见.
见http：///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9/map-us-ranks-near-bottom-on-incomeinequality/ 245315/.
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格局只是形而上学的假象，由此假象可以得出是国家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制度、发展阶段等决定贸易格局的结论。参见王今朝提交给第六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年会的论文《重新思考比较优势理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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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奥多・W・舒尔茨，2001，《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9
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家学者认为，社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认清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现及其危害。专家学者认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表现为在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现象，政治领域的个人专权现象，人际关系上的庸俗化现象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封建迷信等。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存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侵蚀党的健康肌体，败坏社会风气和党风，是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变质的重要思想根源，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上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从历史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看这种文化是否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价值尺度来判断文化先进与否，就是要看这种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在当今世界，只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反映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真正处于时代前列、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反映最先进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这种基于两个尺度有机统一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既是我们划清两者界限的认识前提，又是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两种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上划清界限。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一是在社会基础上，前者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后者以私有制为基础；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坚持“人”本位，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官”本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坚持“物”本位；三是在历史作用上，前者推动社会发展，后者企图复辟倒退，前者为人民服务，后者损人利己，前者健康有益，后者消极颓废。
从“公与私”、“新与旧”的维度划清两者的界限。专家学者认为，在“公与私”维度上，前者包含了集体主义、公平、公正、公意、公益等思想观念，后者以私有观念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新与旧”的维度上，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看起来旧，却具有扬弃、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价值；有些来自西方的时髦思想文化花样，看起来新，却不过是借尸还魂，或者变异翻新。
把人类文明成果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区别开来。专家学者认为，对待以往人类文化时不能简单粗暴，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清理。特别要区分追求自身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界限，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生活享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
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专家学者认为，划清两者界限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实践上模糊性，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之一，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思想文化实行“彻底决裂”，忽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可以共享的一切文明成果；误区之二，认为划清两种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然后才能以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没有看到人类社会发展除了顺序模式外，还有跳跃模式和后来居上模式。
处理好“一与多”、“拒与纳”、“破与立”等重要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尊重多样，又要确立主导；二是正确处理“拒与纳”的关系，在坚决摒除糟粕的同时撷取精华；三是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要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思想文化，又要破除貌似新潮而实质腐朽的西化思潮，还要破除似是而非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闫志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人民日报．2010-04-14．
篇10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福斯特的思想研究主要是美国的者，既有批评其理论的，还有肯定其理论的。批评的文章：艾伦?鲁帝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和裂缝分析》，考斯塔斯?潘娜若塔基斯的《自然、辩证法和解放政治学》，乔?柯维尔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价值》，马登?德卡特和S?恩格第马洛的《失败的承诺》等。肯定的文章：柏格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和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局限》，刘易斯?普罗耶克特的《福斯特―奥康纳的论辩》等。
（二）国内研究概况
与国外对福斯特的思想研究现状比较起来，我国学术界对福斯特生态学理论还是比较关注的。主要译作：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耿建新、宋兴无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翻译的论文有：郭剑仁译演讲稿《马克思生态学的历史进程》，刘仁胜摘译《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与资本主义》，康瑞华译《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庄俊举译《社会主义的复兴》等。理论专著：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研究》等。 论文主要有：博士论文有郭剑仁的《福斯特的生态学思想研究》，硕士论文有王喜满的《福斯特论马克思的生态学》、张书平的《约翰?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研究》等。
（三）研究述评
从以上的研究概况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福斯特生态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第一、从总体上看，国外对福斯特的思想特别是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但对福斯特的思想产生背景的评论较少。第二、绝大多数文章只是评述性论文，侧重于理论介绍。这就使得目前国内关于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理论层面，很难真正深入下去。本文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方面对福斯特生态学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二、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可见，福斯特的生态学的形成也绝非偶然，它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经济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处于相对和平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受益于新的科技革命并普遍采用科学技术，从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发达国家创造了空前规模的物质文明。然而，就在人们尽情享受这些物质文明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问题却魔鬼般的“从天而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魔鬼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在短期内人群大量发病和死亡的“公害事件”震惊全球。接连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导致了许多无辜百姓的疾病缠身，不幸身亡，而且把更多的人民置于日益恶化的生态泥潭中，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与此同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道德滑坡、酸雨污染、人炸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在人类面前。除上述种种令人担忧的事实与可能性之外，人类还受到热污染、核污染、噪音污染、生物污染、电磁波污染等污染的威胁。这就表明：我们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运用现代科技对自然展开疯狂的掠夺和征服，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内在形成的、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个的顽疾。无数的环境恶化问题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简单而严峻的事实：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已严重脱钩，我们正处于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历史拐点上。人类不得不对解决生态问题、拯救地球和人类社会的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寻求灵丹妙药。福斯特生态学就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政治背景
自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高速恢复和发展时期，国家矛盾逐渐被国内各种矛盾所代替，西方发达国家的群众运动逐步兴起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欧美“新左派运动”兴起，这个运动在60年代末达到，并逐渐趋于衰落。进入70年代以后，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此起彼伏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危机，“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它是“新左派运动”斗争的积蓄，是“新左派运动”衰落后另一种形式的复兴。“新社会运动”是一种基础十分广泛的群众运动，绿色运动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绿色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它们都为福斯特 “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投身绿色运动的人，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既有教师、学生、医生、生态学家、法官、律师，也有一定数量的工人、职员、农民和家庭主妇。从本质上讲，这一运动实际上是对西方所谓的“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否定。因为，正是工业文明使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产品的极大丰富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掠夺。面对生态危机的凸显，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人类文明的全面危机，全球燃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是自然而然的事。生态政治运动和以对资本主义构成挑战运动的社会主义复兴即将到来。福斯特认识到历史并没有终结，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主义正在复兴。
（三）科学背景
当代西方生态学、系统论、未来学等理论的产生与流行对福斯特生态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背景。给予他以理论启迪，并拓展了其理论视野和理论深度。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许多科学家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自19世纪以来，拉马克、洪堡、华莱士、达尔文等科学家把生物机体与其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福斯特正是通过将环境问题和生态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而逐步走向“生态学”的。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次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开始把生态学和系统论结合起来观察认识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的出现，促使福斯特从生态系统的层面思索生态危机的原因，也促使他反思究竟该以什么为尺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1943年德国政治学教授奥?克?弗莱希泰提出“未来学”的概念。未来学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重大领域的未来趋势、可能图景，探讨发展变化可能给未来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为人类提供面对未来挑战的对策。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深，未来学逐渐将研究重点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向环境问题，并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热潮。未来学为人类探索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福斯特分析当代生态危机及其实质，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篇11
虽然，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思想进行专门分析的文章和著作并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期刊和著作中，并且这些成果分布在各个学科范围内，很难让读者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体系，从而容易引起误解。即便如此，这些研究成果仍然从不同角度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进行了阐释，对相关概念做出了界定，对一些核心理论进行了梳理，对重要文本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一、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阿瑞吉曾出版过在国际上影响甚大的《漫长的20世纪》，但国内学术界对阿瑞吉的关注却始于其最后一部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出版。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崛起”大胆而谨慎的预言和对“中国奇迹”新鲜且充满挑战的解读，不仅吸引了国内普通读者的眼光，也引起了各领域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尚未形成研究阿瑞吉及其世界体系思想的热潮，更鲜见集中系统的分析和解读。目前，国内对阿瑞吉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阿瑞吉及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
目前，国内关于阿瑞吉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其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上。从已经掌握的材料看，率先对阿瑞吉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佘江涛和丁嫣霞。阿瑞吉的代表作《漫长的20世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后，佘、丁两位学者即在《博览全书》上发表题为《研究资本的杰作》的文章，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他们指出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思想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一种非传统的观点上，他将“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顶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体系积累周期解说了资本主义四大积累体系的因果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了非常慎重的预言，从这个角度上说，《漫长的20世纪》是至今为止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描绘最为有力和精彩的著作。[1]江华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阿瑞吉及其思想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认为《漫长的20世纪》从世界体系的宏观视角重构了近代以来的资本积累周期，即体系积累周期，这一周期的演进大体可以从空间上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一隅扩张到今天的全球规模，从时间上阐释现代世界体系周期性的变迁和兴衰，同时也为我们描述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严重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黄平作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译者之一，对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这三部代表作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解读，从学术视野和现实价值方面介绍和评述阿瑞吉，在他看来，阿瑞吉在学术和思想传承上，继承了马克思和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传统，同时，他和沃勒斯坦长期共事，也受到沃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但从根本上看，阿瑞吉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其理论充满原创性和挑战性，在解释美国霸权如何走向极端，中国奇迹怎样影响世界等问题上提供了充满启示的解读。[3]
从翻译成果来看，目前我国已翻译的阿瑞吉著作主要有：2001年由姚乃强、严维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2003年由王宇洁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2009年由路爱国、黄平、许安结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翻译的论文主要有：黄文前翻译的《霸权的瓦解》、丁骥千翻译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陈燕谷翻译的《帝国的谱系》。可以说，阿瑞吉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关系到其思想形成、成熟的几部著作和相关论文至今仍没有被翻译出版。
2、对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阐释
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对理解和把握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首推江华，他在论文《重建资本积累周期》中，将阿瑞吉的体系积累周期归纳出4个特点：第一，四个周期之间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续，而是互相重叠的；第二，积累周期递减而非等长；第三，积累体制伴随积累周期交替更迭；第四，成本内部化水平越来越高。[4]虽然，他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但应该认为这四个特点的归纳，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这一理论产生了提纲挈领的效果。南开大学学院的孙寿涛教授在论文《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中首次分析了这一理论的思想来源，他指出积累周期理论的思想渊源有两个，分别是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及资本主义的非传统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除此之外，孙还对左派学者纳格里对阿瑞吉理论的评价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纳格里对阿瑞吉积累周期理论的评价——“阿瑞吉的循环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陷入了一种宿命论”有失偏颇，实质上，阿瑞吉的积累周期理论固然关注了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中的“周期性”一面，但更多的是考察每一个周期的资本积累的新特色。[5]
3、对阿瑞吉霸权转移理论的研究
霸权转移理论是贯穿阿瑞吉“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和世界体系思想的重要线索，国内学界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东亚崛起这两方面，特别是对于东亚崛起这一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关注。贺志刚认为阿瑞吉对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缺乏非常明确的证据，同时对东亚崛起持保守态度，即便如此，在文章最后，他还是指出对霸权转移的梳理给我们理解这个充满了矛盾与动荡的世界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脉络。[6]海裔总结了《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书中关于中国崛起的思想，分析了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并对中国发展道路做出了评判。[7]吴苑华在《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一文中比较分析了阿瑞吉和沃勒斯坦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最后指出了阿瑞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误解。[8]王尔德认为，阿瑞吉的理论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他对未来世界体系的预言，而是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王把阿瑞吉关于“中国奇迹”的观点创新性地概括为“通三统”，其中，第一个传统是：通过对斯密的重新解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最应当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典范；第二个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崛起的社会基础；第三个传统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而高速的发展是因为探索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9]
4、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的解读
目前，国内学术界将阿瑞吉的思想明确概括为世界体系思想的学者只有华侨大学的吴苑华教授。他已经向教育部申请了题为“乔万尼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转贴于 吴苑华在《“世界体系的研究”述评》中总体介绍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内容和当今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不足，指出了阿瑞吉在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中的地位和贡献，对阿瑞吉的世界体系思想做了简单的介绍和评价。[10]吴对阿瑞吉的思想进行比较集中的探讨是在其题为《阿瑞吉 “世界体系论”：今日中国关乎未来世界》的论文中，文章对阿瑞吉世界体系思想作了扼要却准确的定位和梳理。吴明确指出，阿瑞吉的理论阐释不同于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沃勒斯坦的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它是一种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其世界体系论以整体主义思维为分析的核心理念、以结构主义思维为分析基础，将周期性变化视为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将资本积累视作考察世界体系的核心指标，将帝国主义看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保障性力量，将中心—边缘关系当做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基础。[11]书评人李半聪在对《亚当斯密在北京》的评价中指出，通过对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比较分析，阿瑞吉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在前两部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和《漫长的20世纪》中，通过对14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总结，对近代以来的世界谱系做了系统梳理，其最后一部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延续了前面的命题，以美国霸权的衰落为线索，勾勒了21世纪的谱系，为我们理解和指引21世纪的走向指明了方向。[12]
二、国外研究现状
阿瑞吉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几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我们时代的三部曲”出版以后，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评其述著作和理论成就。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访谈录的形式，在《资本的曲折道路》[13]中介绍了阿瑞吉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情况，展现了阿瑞吉学术思想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走向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梳理了阿瑞吉主要论著的主要思想，并就几个核心问题与阿瑞吉本人进行了深度探讨。这篇访谈录后来成为了《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文版的代序，为国内读者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汤姆雷弗（Tom Reifer）发表了题为《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的文章，以纪念阿瑞吉，文章对阿瑞吉的生平和理论成就作了述评，认为纪念阿瑞吉及响应其创建一个更人道的世界体系的理想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回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的讨论上来。[14]作者认为阿瑞吉在社会长时段的宏观演变、霸权转移、资本主义危机等问题上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并在这些问题上将他分别与布伦纳、布罗代尔、熊彼特、阿明、沃勒斯坦等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文章最后指出，阿瑞吉的著作代表着一种先驱性的分析尝试，未来的学者应继承发展他的思想，尤其是其所有作品中都显现出来的那种学术敏锐性。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从历史学角度对《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这本书从历史角度出发，对当前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但他在欧洲和东亚两种发展模式、21世纪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斯密的理论是否适用于现代中国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15]其中，他和阿瑞吉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的看法上：阿瑞吉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历史必然，而伊懋可则认为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丢失的战略失误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在中国崛起问题上，很显然，与阿瑞吉相比，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并没有那么乐观。
阿瑞吉的思想和著作，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和肯定，但在英美学术界也不乏批评的声音，美国左翼学者乔尔安德斯（中文名为安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安德斯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在《中国变化的颜色》一文中用生动的事实驳斥了阿瑞吉的乐观主义。阿瑞吉认为中国将成为替代美国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安德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矛盾，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中国是无法超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创造新未来的，事实上，中国或许会开创一个并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的发展道路。[16]
[1]佘江涛 丁嫣霞. 研究资本主义的杰作[J]，博览群书，2001，第三期.
[2]江华. 重建资本积累周期——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简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2，第三期.
[3]黄平. 重读阿里吉的启示[J].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22日.
[4]江华. 重建资本积累周期——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简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2，第三期.
[5]孙寿涛. 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J]，生产力研究，2006，第二期.
[6]贺志刚. 霸权何以衰落[J]，经理世界，2003，第五期.
[7]海裔. 亚当斯密在北京:阿瑞基对中国崛起的分析[J]，乌有之乡，资料来源：wyzxsx.com.
[8]吴苑华. 中国崛起：后美国世界的希望[J]，当代国外评论.
[9]王尔德. 阿里吉的“通三统”[J]，资料来源：http//brotherlyboy.blog.163.com.
[1o]吴苑华.“世界体系的研究”述评[J]，研究，2011，第二期.
[11]吴苑华. 阿瑞吉 “世界体系论”：今日中国关乎未来世界[J]，中华读书报，2011年5月27日.
[12]李半聪. 阿里吉预言 东亚的阳光未来[J]，新京报，2009年8月29日.
[13]The Winding Paths of Capital ，by David Harvey， New Left Review 56，March-April 2009.
[14]汤姆雷弗（著），张焕君、王志超（译）. 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J]，国外理论动态，2011.
[15]伊懋可（著），吴晓佳（译）.作为预言者的历史学家——评《亚当斯密在北京》[J]，国外理论动态，2010，第二期、第三期.
篇12
一、创新能力的减弱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
这里的“创新”指的是企业家创新，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对企业家是这样说的：“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他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显然企业家是最富有创新能力的人，但创新是从何而来的呢？静止着的东西不会发展，只有敢于去摸索、敢去冒险的人才能出现创新的灵感。但是正如熊彼特所说的“人类的经济欲望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得到充分满足，以致推动生活继续前进的动力将所剩无多……生活方法已经达到了无可改进的完善状态。”企业家再也无需去冒险，一切都达到饱和状态以至于一切事物都近乎于静止了。于是企业家就如同处于和平时期的将军们的处境一样，已经无事可做了，即使是属于企业家职能创新，也是由于旧产品与新产品的交接，周而复始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经济职能，由于人们在做“熟悉的例行事务以外的事情，在现在比过去容易得多了----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于是，熊彼特无不可惜地指出：“早期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在急剧地磨灭”。因而创新似乎已不再是创新，而只是同义重复了。
除了企业家的冒险意识磨灭外，还有一些非人为的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长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周围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最好的例子是，新的消费者货物和生产者货物滚滚而来--它不但不抵抗这种经济变化，而且还把它看作当然之事；在这种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必然不那么重要了。于是经济的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企业家作为一个职能已失去了原先的战争期间将军的角色，失去了其固有的社会地位，至于资产阶级是否会吸收他们进入自己的角色已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熊彼特在另一本书中也指出：“只有企业家在实现新组合时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企业，开始经营他的企业时，他已不再是企业家。”究竟变成了什么角色，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讨论。在结束这一问题之前，我有必要对创新的内容做一介绍，熊彼特说，“发展即是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情况：（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五种情况的一些情况，如生活方法的充足完善状态，对市场环境的很快适应性以及新组合等。都已经决定了所谓创新已经无法再在经济事务中实行的，加上创新的主体地位丧失，已经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在进步的静止中日趋灭亡。 转贴于
二、“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实质
资本主义最终是要灭亡的，但由谁来继承它如此庞大的经济文化的社会。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继承者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熊彼特头脑中又是如何绘制社会主义这副蓝图的呢？他真的甘心情愿把资本主义社会拱手让给社会主义社会吗？其“社会主义”的实质又是如何？
（一）从主体看实质
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趋势均一无所知，但是却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显然主要是合作的关系，任何相反的理论多半只能拉扯一些病态的事例来作为证明”。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既然主要是合作关系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下，无论是谁作为经济主体便都无所谓了。而在另一本书中，熊彼特又谈到当代社会是需用信用制度的，又因为企业家在经营这一企业的时候已不能称为企业家，而信用的主体又只能是资本家，所以，我们不难猜测上面的问题所遗留的疑点，即企业家在新组合后摇身变为了资本家，成为了企业的主体。而信用在任何社会的任何一项活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信用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我国企业中信用的主体也是资本家，那么社会主义性质不就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熊彼特进而分析说，“问题（指官僚主义的管理问题）的成功，首先，要允许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做事，按照他的才能和传统有资格作事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要实行民主政治，而“官僚主义不是民主政治的障碍，而是它的不可避免的补充部分”，而“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头脑中多数是和这个官僚机构或民事机构相联结在一起”，所以，让资本家当管理者这个角色是无可厚非的。熊彼特不认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让资本家从事于社会主义这项职业，只要把习惯改改就可以了，可见熊彼特对社会主义性质有何等的不了解。
（二）从过渡看实质
资本主义社会最终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我们希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肉体而不是灵魂，因为灵魂是最本质的东西，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熊彼特说：“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事物和灵魂”“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可以指望的事情。”由于熊彼特根本不清楚将来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在书中不停的夸耀资本主义灵魂--文化。他说“不仅现代机械化的厂和由此倾吐出来了大量产品，不仅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组织，而且现代文化的一切特色和成就，也直接或间接地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事物。”既然一切都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事物，那么过渡与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仍旧是资本主义文化从头至尾发挥着作用。熊彼特当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总在为自己作辩护，甚至他否定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赞成只是为保持资本主义文化，他说，“事实上，我现在准备作截然相反的结论。”但他又是如何做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我们知道俄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次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按道理来讲，他应是拍手称赞的，但他却斩钉截铁地说，“资本主义政体在在俄国是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的，更不必说社会主义政体了。” 不能实行资产阶级政体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政体，那么俄国光环是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但在另一面，熊彼特却对美国大力赞扬，他说，“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内，才无须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背后，潜伏着经济进步和群众实际收入的立即增加之间根本性的矛盾，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会使负责人的意志瘫痪下来的。”美国是实行资本主义的，运行的这么好，是不能抹杀资本主义作用的，熊彼特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却没有一个模型，叫人怎么不怀疑其社会主义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
话已至此了，不管是从社会主义的主体上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的过渡上来看，熊彼特蓝图中的社会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之所以让其毁灭过渡到社会主义，无非同时在宣传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与经济成果，仍旧在为资产阶级在说明，说明了他的资产阶级的本质。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 何畏等译. 《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出版社.1991.
篇13
关于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动力和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其他行业？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农业是近代经济基础”；“基本动力来自农民个人力量的壮大”。全书立论的基础是英国农业生产力考察。农业经济特别是具有专业化、企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特点的大规模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英国封建生产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现代化第一基石》论证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在哪一类经济部门最先站住脚？首先起源于农业还是工商业？这是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在前述的西方两次有关“过渡”动因的论战中，除“贸易根源说外，其他几种观点虽强调重点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论者都从农业内部因素的发展寻找西方向近代过渡的动力。近十余年来，国内学者探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时，“农业劳动者个人力量决定封建制度解体论”和“经济结构制约论”，也都突出强调农业与农村经济变化的至关重要性。
最早重视农业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转型中作用问题的，是重农学派。马克思对此曾给予明确肯定：“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英国13世纪以来农业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以温切斯特主教地产为例，其所属的32所庄园中， 1208一1209年平均每一庄园小麦出售量占生产量的48.5%，到这个世纪结束时，同一主教地产所属42所庄园小麦出售量平均每一庄园占生产量的70%。
二、中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农民
农民构成封建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其个体经济发展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封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作者指出，“考察以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是透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第36页），同时也是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基础。这一时期英格兰庄园领主自营地上的农业收入的成倍增长，以及农奴份地的亩产量有时甚至超过经营条件较好的领主自营地，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农产绝对总量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实质。要科学地论证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最可靠的途径还是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据中世纪农业生产特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典型的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多少农产品”。综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认为，在庄园经济鼎盛时期的13一14世纪，半维尔格特（在三圃制下实际播种面积是10英亩）大约可视作英国一般农户的耕作面积，每英亩产量约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这样，每户的劳动生产率则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国中世纪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台阶。而15、16世纪之交是英国以庄园农奴制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转折时期，其间存在“一条历史的接缝”。主要表现为，13、14世纪传统佃户地产的均衡性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牺牲普通农民起家的大农经济作为一股强劲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使乡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