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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医院文化具有根本性
文化代表着基本的价值观念，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灵魂，在医院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只有那些具有服膺万众的医院文化的医院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凸显出医院文化具有根本性。
随着WTO的加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医疗市场的竞争正面临着全面的开放式的高强度竞争，而医院间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
优秀的医院文化是比设备、资产更重要的医院财富，是医院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医院文化决定了医院与病人、医院与社会、医院与环境、医院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医院文化的根本性表达在医院内部形成的基本价值观上，而这基本价值观的确立应具有独创性和不可模仿性。正如老子所言“万物生于有，又生于无”。因为，只有独特的医院文化才是最不容易被克隆，最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和超越的。
2医院文化具有层次性
作为医院无形资产的医院文化必须通过有形载体来表达和实现。杨曾宪等国内大多数学者根据文化的不同性质，将医院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医院文化具有层次性。医院文化建设应在三个不同、依次递进又相互重叠的层次上展开。
2.1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医院文化中最为表浅的第一个层次，物质文化是医院文化最直观的载体，是医院文化的表象，如医院的院徽、院容院貌、院歌等能在外部直接表达的医院特征，是医院外在形象。
医院环境和建筑是医院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较好地体现出医院文化特征。如协和医院的琉璃瓦建筑结构所透出的那份凝重与协和医院一向稳重严谨的风格十分吻合，体现出了协和医院文化的积淀和历史的绵长。良好的医院表象文化可以起到展示医院个性、熏陶和培育职工精神文化的作用。
2.2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医院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制度文化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点和基础。制度文化是医院精神文化的体现和外化。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医疗活动的流程程序、各种操作规范、医院管理和运作制度等均是医院制度文化。医院员工的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制度文化来表述，通过制度文化来培养，医院运作的高效、有序与成功的医院制度文化建设有着紧密的关系。
2.3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医院文化的第三个层次，也是医院文化的最高层次，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两个有形文化的升华。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和医院精神。核心价值观以员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是医院主导思想。在多元化日趋明显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凝炼医院精神，培育共同价值观对医院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培育员工的服务意识、品牌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就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医院精神文化是不能直接触摸到的，但可以在每时每刻、在每件事、每个角落中和每个职工身上感受和体验到。转医院文化的层次性对实施医院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医院文化的层次性决定了医院文化建设的阶段性。表象文化作为一个低层次文化较容易达到，但是制度文化是需要长期和艰苦的坚持和不断地完善来实现的，而高层的医院精神文化则是长期传统的传承和经久的文化积淀的结果。通常来讲，医院文化需要分阶段实施，根据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互相作用和相互依存的，三个层次和三个阶段事实上是不能绝然分开的，是互为交叉、互为重叠和相互支撑和影响的。因此，医院文化建设中必须统筹兼顾，既分步实施，又主题明确，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统一，使精神文化最终成为医院的灵魂。
3医院文化具有整体性
医院文化是通过医院员工这个载体来发挥作用的，而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团队活动。因此，医院文化具有整体性。医院文化的整体性是由三个方面所决定的。
医院文化的整体性由文化的载体特征所决定。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有形的特定载体来传承和实施，医院文化是医院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其融合在医疗活动和医院管理的每个细节中，医院经营管理要受到医院文化的指导和制约，医院文化也必须服从和服务医院的经营管理，否则，皮之不存，毛之所存焉？
医院文化的整体性由文化的导向作用所决定。文化代表着基本的价值观，医院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在医院员工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为医院发展铺垫思想基础。文化对人们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导向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文化的训导和教化，使医院员工形成和固化医院核心价值观，培养和引导全体员工达成清楚和明了的共同价值观为核心，形成共同的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和道德情操，增强医院内部凝聚力和使员工认知共同的行为规范。
医院文化的整体性由文化的流行特征所决定。从众心理是人类的一个心理活动的本能。文化的流行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表象文化和制度文化更趋流行性。医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最为紧密的学科，只有医院文化与环境、社会和主流文化实现了融合，医院文化才会有生机和活力。所以，医院文化建设中必须整体考量社会、环境和文化多元性等要素。
医院文化是医院的灵魂，创建成熟的具有独特品质魅力的医院文化已是医院成长进步、永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建设先进的医院文化中，必须认真考虑医院文化的根本性、层次性和整体性，以医院文化内涵的深度理解来培育具有鲜明特色和经久不衰的医院文化。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二），1987，824.
篇2
品牌形象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一种企业文化，正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准；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就算品牌的载体消失了，还是悄悄的以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人群中传播。可以说品牌文化是品牌价值不竭的源泉。
品牌文化是品牌最核心的基因，它是品牌价值内涵和情感内涵的自然流露，是品牌触动消费者心灵的有效载体，它蕴涵着深刻的价值理念、情感表达、审美品位、生活情趣、个性修养等精神元素。品牌文化经过精神境界的塑造，带给消费者高层次的情感体验、精神慰籍，触动消费者的内心，激发他们对品牌文化的认同。品牌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把产品从冰冷的物质世界，带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放飞心灵的梦想，寻找精神的归宿，体现生活的品位。未来企业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更是品牌文化的竞争，培育具有品牌个性和内涵的品牌文化是保持品牌经久不衰的“秘笈”。品牌核心价值是品牌文化的灵魂，广告、新闻、公关活动等手段又成为品牌文化传播的途径。创建品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将品牌文化充分的展示过程，持续不懈的演绎，与时俱进的传播，使品牌文化植入人心。优秀的品牌文化提炼着人类美好的价值观念，诠释着人类永恒的情感主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真能被称为民族品牌的品牌是具有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些品牌。这些品牌有的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比如“全聚德”、“五粮液”、“六必居”、“东来顺”、“盛锡福”、“王麻子”、“内连升”、“荣宝斋”等。有的没有很长的历史，但在建立品牌特征的工作中，使用了移情中国文化的手法，让品牌的基础有了浓厚的民族性，比如说“红豆”、“熊猫”、“长城”、“孔府家酒”、“鄂尔多斯”等。
企业品牌策略中利用移情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所移之情，遍及天上、地上、人间情感、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等等。例如上海永新染织厂的“大地牌”风雨衣，北京绅土衬衫厂的“绅士牌”衬衫，北京大华衬衫厂的“天坛牌”衬衫，南京无线电厂的“熊猫牌”收音机，沈阳啤酒厂的“雪花牌”啤酒等等。
如果说利用移情手法托起的品牌一般都有一个人们可以想见的人物、动物、事件或者物体的话，移情手法下的民族品牌所传达的则是人们看不见的和被高度抽象了的文化内涵。
中国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一批国内优秀的企业和知名的品牌。其中那些经过市场考验的传播语都已经成为品牌价值的组成部分，给品牌注入了精神食粮,很好的诠释了企业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例如:
1.海尔:海尔,中国造
国产家用电器一向被认为质低价廉，即使是出口也很少打出中国制造的牌子。海尔在中国家电工业走向成熟的时候，果断地打出“中国造”的旗号，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就广告语本身而言，妙就妙在一个“造”上，简洁有力，底气十足。
2.长虹: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
作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长虹在中国彩电工业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承担起民族昌盛的责任，是何等的勇气和魄力。如今，经过几次降价，进口品牌的市场已经很小了。这句广告语就是长虹的精神图腾。
3.商务通:科技让你更轻松
简单、易用的商务通解释了什么叫“科技让你更轻松”。凭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商务通创造了一个市场。
4.飞亚达:一旦拥有别无所求
当人们的生活品质达到一定高度后，手表就不再是看时间这么单一的用途了，飞亚达用高贵的品质，把自己与身份联系起来，使人们戴上飞亚达手表后，更多的感受是不凡的气质和唯我独享的尊崇感受。
5.李宁:把精彩留给自己
国内最好的体育用品恐怕非“李宁”莫属了。体育用品是年轻人的天下，既没有耐克的超级明星，又没有锐步的国际背景，李宁的“把精彩留给自己”却也同样符合青少年的心态，谁不希望精彩呢？
6.康师傅:好吃看得见
台湾品牌却在大陆发家，标准的“墙内开花，墙外红”，一个普通的方便面，能够让美味看得见，的确不容易。
7.张裕:传奇品质，百年张裕
当进口红酒蜂拥进入中国市场时，以张裕为代表的国产红酒并没有被击退，而是通过塑造百年张裕的品牌形象，丰富了酒文化内涵，使一个拥有传奇品质的民族老字号企业毅然挺立。
8.孔府家酒: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1995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姬为孔府家酒拍的广告，孔府家酒巧妙地把《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嫁接到自己的广告中来，而一炮成名的王姬和“千万次的问”成为最大的记忆点，不过人们也记住了“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句充满中国人伦理亲情的广告语。
9.农夫山泉:农夫山泉有点甜
一句广告语打响一个品牌用在农夫山泉身上绝不过分。没有这句广告语就没有广告的成功，而品牌的长期积累，则离不开这句广告语的作用。换一个角度去看瓶装水，换一个思维去理解瓶装水，就会找到差异，而后，你的品牌个性也就不难塑造了。
优秀的品牌文化超越意识，超越国界，超越民族，可以为全世界人所向往和共有。优秀的品牌文化赋予品牌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使品牌成为市场克敌制胜、点石成金的利器。优秀的品牌文化塑造出许多百年品牌，演绎出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传奇。
二、围绕核心价值演绎有生命力的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的演绎必须围绕品牌核心价值的主线，改变或偏离这根主线往往使消费者雾里看花，对品牌认知产生错乱，自然难以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内涵。比如，万宝路品牌的核心价值是男子汉的“阳刚、豪迈”，万宝路一直鼎力赞助F1方程式车赛、滑雪、沙漠探险等运动，这些自由、奔放且极具挑战性的运动紧紧围绕“阳刚、豪迈”这一主线，完美地演绎了万宝路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从来就是细小之中见伟大。酒鬼酒宣称自己是“中国酒文化的引导者”，然而酒文化又是一个多么宽泛的概念，将自己等同于酒文化，这样的文化又有几个人能领悟其中的内涵。相反，许多优秀的品牌文化以小见大，以少见多，动人心怀。如金帝巧克力“只给最爱的人”表达了情人之间的爱，打动了多少恋人的心；脑白金“送礼只送脑白金”体现出儿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也造就了脑白金品牌。品牌文化，往往是细小之中见伟大。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往往是最自然清新独特的东西。凡是能够穿越时光，跨越国界的品牌往往都蕴含着自然、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自然流露，动人心弦，保持长久的生命。例如，可口可乐的“欢乐、自由”、戴比尔斯钻石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等。品牌建设的短视、急功近利往往导致品牌文化内涵的浮浅、匮乏，这样的品牌文化难以博得大众的共鸣和青睐，自然是一颗流星，转瞬即逝。
文化内涵是提升企业品牌附加值、品牌竞争力的原动力，是品牌价值的核心资源。品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以内蒙古为例，多年来，随着草原文化日渐深入人心，由此产生塑造了一些品牌。
草原文化是原生态文化,它代表着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代表着广阔无垠、热情奔放和生机蓬勃，着力于对绿色品牌的塑造。内蒙古在全国站得住的食品品牌几乎都给了人们绿色的特征，而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几乎都与草原文化的生态特征有关，比如伊利、蒙牛、小肥羊等品牌。
草原文化具有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对品牌的作用品牌文化是品牌价值的依托，是品牌差异化的体现。伊利、蒙牛、小肥羊、草原兴发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饮食文化差异性导致的。
草原文化具有神秘性特征。对品牌的吸引力作用在高度竞争、工作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工业文化为主的社会里，草原文化的神秘和清新气息会扑面而来。草原文化可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和松弛心理的需要。因此内蒙古名牌产品，无一不在宣示自己“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目的都是吸引人们的眼球。
草原文化就是重视信用，对品牌信赖感形成具有推进作用。蒙古人的价值观中以诚信为重，极力推崇诚信的价值核心、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由于企业品牌是抽象的、精神的、文化的，它贯注了消费者的情绪、认知、态度及行为。因此，内蒙古企业在挖掘草原文化对信用重视对品牌信赖感形成的作用打造内蒙古的产品。
品牌文化总是依附于特定历史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受社会发展、经济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了自己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性巨大,食品品牌应积极挖掘产品的地缘文化优势,以特定区域的风物、习俗、人物、历史、建筑、服饰等人文景观为背景,表现地区文化的差异美,不断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度和忠诚度。
“上海老酒”选取石库门这一极具浓郁地方特征的象征性符号,彰显中西合壁的上海弄堂文化和海派文化,在特定的地域和情味中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结,赋予广告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姚生记瓜子之“花样年华篇”,以1931年的上海为背景,在江南特有的小桥流水,烟雨迷朦等象征符号诠释下,表现了姚生记瓜子独特的江南韵味,一种地域情结和江南文化流动其中,感人至深,实现了强势地域文化逐渐向产品或者品牌转移甚至增值的效应。浙江绍兴的咸亨酒店、孔乙己茴香豆更是巧妙地借用了鲁迅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而身价倍增，名气大升。
可以说成功的品牌总是其民族文化的对象化,只有体现民族的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才更易获得消费者心理上的共鸣。比如食品品牌建设时应巧妙利用传统的民族道德情感与价值取向,表现与弘扬民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礼仪风俗、民族艺术与文学,艺术地传达人对物的心理要求,以民族文化丰富品牌的内涵。在长期的封建宗法农业社会熏染下,华夏民族形成了浓重的家国意识、乡土情谊、孝亲忠信仁和等富有人伦情感的民族特点,因此,品牌文化创意时可具体从“忠信文化”、“家文化”“福文化”、“礼文化”、“和文化”、“名文化”、“财富文化”、“情义文化”、“爱心文化”、“健康文化”等方面进行诉求,创造产品的附加值。
这方面的案例多得数不清，非常可乐坚持“中国人,当然要喝自已的可乐”,激发起中国消费者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喜之郎将美味果冻布丁的产品功能扩展为“传达亲情”的产品理念,借青少年、情侣和家庭相聚为表现形式深刻地表达了喜之郎“亲情无价”的品牌理念和主张,传达出人们对亲情的期盼。金六福酒则始终以“福文化”进行品牌核心诉求,从个体的福,走向民族的福,最后定位于世界人民共同的福,让消费者不断感受“好日子离不开金六福酒”、“喝金六福酒,运气就这么好”、“喝了金六福,年年都有福”、“金六福,中国人的福酒”、“奥运福·金六福”等美好的品牌体验与回忆,达到情感与理智的认同。这些广告都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有着极强的情感感召力。
品牌文化不仅需要融注传统文化思想,还可通过特定的传统生活场景、传统修辞方法、叙述方式等来表现。南方黑芝麻糊的挑担卖食品,杜康酒的曹操煮酒吟诗等借用历史生活场景进行现实诉求。可口可乐、水井坊等甚至直接以中国结、石狮、龙等抽象符号进行表达,赋予品牌鲜明的文化个性内涵。
总之，品牌文化的魅力是诱人的，满足人性需求的品牌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品牌文化虽由企业建设培育，但却由消费者需求而定，所以品牌文化的演绎应该洞察消费者的内心世界，满足消费者的人性需求。例如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烟草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是关键。我国的烟草行业不可能去照搬国外的经验，那是不合实际的。因此，品牌的形象延伸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将烟草文化与品牌延伸结合起来似乎才是一条可行之路。不管怎么样，品牌文化的建设和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企业集合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以品牌的核心价值为主线，贯串与品牌相适应的文化背景元素，进行合理的整合、演绎与传播。
参考文献:
[1]余艳波:论广告创意设计的文化内涵[J].湖北大学学报,2002.4
篇3
医院自建立之始就在形成自身的医院文化，医院文化不是某个人可以建设形成的，它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共同创造的结果。医院文化无处不在，体现在医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尤其以医院员工的行为体现得最为充分。员工是医院文化的个体，同时也是医院文化整体的体现。医院文化是基于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强调从现代人的需要出发，重视人性的完整性和人的需求的多层次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将人本观念融入医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内要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人才资源的管理，满足员工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对外则要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以高效、优质、温馨、亲切的医疗服务感动患者，留住患者。
1.1要旗帜鲜明地开展“以人为本”为主题的思想政治工作
文化管理是继经验管理、科学管理之后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医疗机构，不但不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相反非常重视，只不过他们称思想政治工作为文化建设。国外很多好的医院大都通过宣传医院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在医务人员中倡导奉献精神，让员工把一切为了患者的理念化为自觉的行动，取得良好的效果。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之间，目标基本一致，对象完全相同，内容非常相似，手段大体重合。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活力。在抓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通过爱岗敬业教育让员工知道无论多么平凡的工作岗位，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关心集体，关心医院的发展，在工作中及时发现并反馈医疗质量、医院服务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能提出合理化建议。以集体利益为重，不过分追求个人的利益，积极主动地为医院的发展、管理出谋划策。还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发挥导向、凝聚、规范、激励和辐射作用，常抓不懈，让广大职工把文明行医、廉洁奉公、关爱患者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总而言之，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医院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医院文化则为思想政治工作融合于医院管理提供了最佳途径。
1.2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做好人的文章
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已是管理界的普遍共识，人才战略是医院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应视为首要战略，因为医疗市场一切要素的竞争，无论是技术、服务，还是经营、管理，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在如何配置人才、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工作上，要求医院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人才管理的全过程，制定科学合理又富有创新的包括绩效考核制度、竞争激励制度、弹性工时工资制度、全员聘用制度等内容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上能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氛围，让医院员工充分感受到知识的价值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还要重视人才的成长和培养，做好继续教育和进修培训工作，创建学习型医院，促进员工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引导员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和自主管理，让员工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和实现价值，并对医院及个人的未来充满信心，真正实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文化留人，推动医院的持续发展。
1.3要选择好、服务好自已的目标顾客（患者）
在当前的医疗市场竞争中，医院在竞争方式的选择上，或者说在竞争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大多以本地区的其他医院作为自已的主要对手，一切竞争策略和手段均由此而出。好比中国快餐业的竞争，国内快餐从业者往往以洋快餐为第一竞争目标，大呼“狼来了”。但是冷静分析一下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已有没有调查分析、选择认定属于你的目标顾客并稳住你的客源，洋人并没有分掉你的蛋糕，拉走你的顾客，两者的目标顾客并不相同，只有部分重叠，因此双方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现在国内很多医院在制定发展战略、构建核心能力时，也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过分强调竞争对手带来的威胁，把针对竞争对手的策略放在首位，而不积极去争夺属于自己的目标顾客。
2医院文化的核心是统一的“价值观”
医院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在医院全体员工中建立起共同信奉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传统和礼仪，使医院文化在医院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价值观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医院文化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建设起来的，是全体职工共同努力，经过长时间工作积累形成的，医院文化从形式上可以模仿其他成功医院，但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这些个性的东西如同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一样，是学不到、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它就包括医院及其全体员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建立医院先进文化首先要确立医院的价值观，医院的价值观是医院总体工作的指南，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融洽相处的纽带，是医院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保障。医院的价值观主要包涵患者至上，关爱患者，尊重患者、方便患者、平等待人的人文精神，以及精诚协作、爱岗敬业、友爱奉献、图强求精的团队精神和专业操守。医院应花大力气加强对员工的院史教育，对院训、院徽、院歌的宣传、讲解，对个人荣辱与医院兴衰间利害关系的剖析，对医院发展道路和远景规划的认同等针对性强的教育活动，培育、激发员工的责任心、使命感和主人翁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医院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是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样的，医院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保持原状就是后退，不思进取必然被无情淘汰。由于医院的经营管理要受到医院文化的指导和制约，医院文化也必须服从医院的经营管理。脱离了医院管理这片土壤，医院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医院文化建设必然要随着医院管理的创新而不断丰富和充实新的内涵。医院文化建设要有前瞻性和先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有位企业家所说，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发展靠完成计划;市场经济时期，企业发展靠营销;全球经济时期，企业发展靠文化，靠品牌。因此医院管理者在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中，在一日千里的科技竞赛中，在优胜劣汰各显神通的市场竞争中，要提高警觉，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把握医疗卫生事业前进的方向，适时调整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医院文化的创新就体现在医院管理的创新之中，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观念创新。观念的创新是前提，技术和服务的创新是重点，制度创新是保障。就服务创新而言，医院应当随着人们文化层次的提高和需求多样性的变化，积极开发新的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服务项目和特色服务项目，如开展营养咨询、健康保健知识讲座、网上服务、月子病房、减肥手术等，同时努力增加传统医疗服务中的文化含量，提高服务产品的文化品位，丰富服务产品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产品的附加价值，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董凤岐.抓第一要务，建医院文化[J].中国卫生，2004，4:40-41.
[2]吴剑平.我看医院文化的三个视角[J].中国卫生，2004，5:52-55.
[3]周新梅.加强内涵建设，确保医院可持续发展[J].中国卫生，2003，9:35-36.
[5]刁辉钦.培育先进医院文化打造良好形象品牌[J].中国现代医生，2008，46（10）：143.
篇4
作者：王燕红 单位：北京通州潞河医院
员工认同、广泛参与形成了全员重视文化建设的氛围开展医院文化建设不是少数几位领导的事，需要全体员工的认同和参与。调查显示，70%以上的员工认为开展医院文化建设很重要。此次调研过程中，医护人员积极参与，座谈会上大家积极踊跃发言，老职工纷纷将自己所了解的潞河精神、感人事迹与年轻职工分享。大家一致认为，潞河医院建院132年来，优秀文化传统在代代潞河人之间自觉地传递着，时至今日，仍然能从潞河医院员工身上看到这种文化传承的深刻印记。受老主任、老护士敬业、爱院精神的影响，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医护人员在休息时来医院看望病人的身影，对病人负责的态度，病房的优质服务也充分体现了无私奉献的潞河精神。展望未来，大家对潞河医院的发展远景充满了信心。座谈会上，医护人员说，“潞河医院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工作人员，大家要荣辱与共。”导向清晰、目标明确，为医院开展文化建设指明方向调查显示，潞河医院“一切为了病人”的目标，90%以上的职工知道或理解。近80%的员工认为医院有清晰的目标，给员工以振奋和激励；员工了解为了医院的成功，自己应该做什么。潞河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共同的事业，大家的潞河”80%员工认同。员工普遍认为“团结、奉献、创新、爱院”的院训在医院各项工作中得到普遍落实。80%以上的员工认同引导和激励医院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医院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医院的服务理念、行为准则和员工行为准则，认为医院鼓励员工创新、并给予适当的支持与奖励。清晰定位、明确需求，为医院开展文化建设找到发展点员工普遍认为，医院要发展，应该有清晰的定位，明确的需求；要促进医院发展，个人需要提高敬业精神、业务能力和沟通能力及忠诚度；医院需要提高整体的医疗水平、内部管理水平，突出特色科室、加强医院文化建设等。员工认为，医院各项规章制度符合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工会通过组织各项活动，提升了员工的敬业精神，先进典型不断涌现，精神状态良好，在职业礼仪上，能着装统一规范，强调医务礼仪。追求成就，员工队伍是医院开展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医院文化最终要由员工的行为体现出来。调查显示，70%员工在潞河医院工作有自豪感，价值感、成就感。工作中，员工经常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在为医院做有用的工作，80%以上的员工自信自己能有效地完成各项工作。可见，医院已经形成健康向上的积极文化。在医院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员工工作积极主动，任劳任怨，是医院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医护人员工作处于超负荷，有提高个人尊严与成就感的心理诉求调查显示，近90%的员工每周工作均在40小时以上，17.4%工作在50小时以上；潞河医院是通州区内最大的综合性医院，重病人多，工作压力大，医护人员的年假100%休不完，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员工经常或频繁地感到疲惫，58.2%下班的时候感觉精疲力竭。46.3%的员工早晨起来想到不得不面对一天的工作时，经常或频繁地感觉非常累。46%的员工认为整体工作确实压力很大。但工作受人尊重的程度并不高。
目前，三分之一员工认为工作得不到尊重。一半的员工表示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不高，造成不满意的原因前三项分别是，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得不到尊重。对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70%以上的员工表示有进一步发展的愿望。员工个人的工作目标，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实现个人价值，三是提高个人素质，四是为社会做贡献。医院文化建设中，职工是主体，而工会作为医院的重要组织之一，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条件，决定它在医院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参与调研，发挥了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中国工会是职工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具有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社会职能。由于工会与广大职工有着深厚的情感积淀，工会组织的问卷、座谈会等大家积极参加，说实话，吐真情，倾听职工心声，把握广大职工的价值取向，了解职工的需求与感受，为医院开展文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此外，工会搭建了医院与员工的沟通互动的桥梁，形成了心理契约。有专家学者认为，医院与员工的关系靠两种契约来维持，一种是劳动契约，即根据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利益关系，另一种是心理契约，即员工自觉地认同医院的愿景和价值追求，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所以医院文化建设需要员工的参与，要让每一个员工感受医院文化的价值所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那么，员工对医院文化的理解、员工对医院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是什么，是医院管理者要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而调查研究是开展医院文化建设、掌握重要资料的重要一步。本次调研，工会发放的问卷基本做到了全覆盖，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涵盖了全院的所有职能部门，大家一致认同工会开展的调研活动，让他们有倾诉心声的机会。2.以核心价值观渗透为活动主导，提升医院文化的影响力医院文化建设贵在持之以恒。文化讲究积淀，应当在长期的发展和建设中坚持和完善，才能实现用“医院文化”感召人；用“医院精神”感染人；用“医院品牌”凝聚人；用“医院形象”吸引人的目标，才能使广大医务人员产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医院无形资产。工会在开展各项活动时，始终坚持将医院的核心价值理念渗透到活动中，如开展的医院文化建设知识竞赛，突出“团结、奉献、创新、爱院”的院训，弘扬“奉献”的优良传统，推崇“一切为了病人”的文化理念。此外，为了进一步挖掘宣传医院优秀传统文化。建议建立院史展览厅、经典手术文化长廊，以丰富的图片和详实的资料展示医院132年的奋斗史，让广大医护人员了解潞河医院的历史，了解潞河文化，以激发广大员工敬畏历史的心情。同时，树立主动服务精神，培养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服务意识。在员工中开展“我做了什么工作，我能为病人提供什么”的反思活动，激发员工的敬业精神。3.以文体活动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企业文化是思想行为的沉淀，需要长期培育。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企业组织者强有力的推动，需要构建的载体，而活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载体，工会通过组织活动将医院的精神渗透到职工的言行中。多年来，潞河医院工会经过不断努力，开展了丰富的文体活动，如《红五月歌咏比赛》，尽管医护人员工作很忙，大家还是放弃休息时间，积极参加，体现了医院倡导的“团结、奉献、创新、爱院”的院训精神。
工会还建立了文体协会并充分挖掘各个分会特点，依托分会，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把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与医院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把文化娱乐融化于医院文化建设之中，寓教于乐，营造浓厚的医院文化氛围，让职工在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中理解、接受、认同医院理念，在文体活动中养成高度自觉、符合规范的行为习惯，培育团队精神，有力地促进了医院文化的普及和渗透。以人文关怀、劳动竞赛为手段，激发员工的爱岗敬业精神三个满意即患者满意、员工满意、政府满意是医院的管理目标，工会将医院的管理目标分解，通过人文关怀，引导员工的行为向目标靠拢，激发员工的爱岗敬业精神。鉴于员工普遍感到压力高，渴望更多人文关怀的需求，一是给予员工更多的关注，可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放松性娱乐活动、技能比武、知识竞赛等活动表达党委、工会等对职工的关心。二是倡导乐观向上、真诚团结、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培养职工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在宣传医院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召开民主恳谈会、设立意见箱，广开渠道听取群众意见，使职工怨气有地方疏泄。三是关心职工生活，及时为职工排忧解难，使职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创造条件鼓励职工交朋友，真诚待人。如肿瘤科的医护人员面对重症病人，容易受负面情绪的影响，工会特别为并他们安排心理疏导，加强沟通，减小负面情绪的影响。通过开展劳动竞赛，引导员工的行为向医院倡导的方面发展。一是每年有计划地组织“院兴我荣，院衰我耻，我为医院发展做贡献，医院发展我受益”等大讨论活动，激发每一位医护人员爱岗敬业精神。如通过评选“爱心大使”、“最美的微笑”等活动，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激发他们的成就感，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患者满意度，提升员工的成就感。二是组织医护人员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员工的社会责任感。有一位医生说，“曾设想全院职工共同植一片杏林，对医院有巨大贡献的专家可在林中得到一方题名，曾设想当我退休时能有一个刻着院徽和自己编号的纪念章，闲暇时到医院的杏树林走一走、看一看该有多好！三十年、五十年、时间长了就是医院文化的重要载体。”以职工的需求出发，提高员工满意度工会作为联系职工的桥梁和纽带，与职工有密切的联系，大家普遍认为，现在医院有2000多人，平时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虽然是同事，但是互相不认识，通过工会组织的活动，大家彼此熟悉，增加了情感，有利于工作中的相互配合。工会应以推进医院文化建设为契机，以促进医院发展、满足员工需求为出发点。一是医院以开展文化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加强内部管理，加快特色科室建设，为打造潞河品牌奠定基础。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敬业精神，消除“过客心理”形成尊重人才的氛围。三是通过交流学习等多种方式，提高医护人员的业务能力，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员工队伍。四是提高医护人员的物质报酬，使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与医院发展定位水平一致。五要通过组织的认可、同事的支持、个人的晋升、社会的表扬等方式提高医护人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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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是将事物、对象的性质、精神、内容、理念、特征等内在的意念，以图形、文字或图文结合成特定明确的审美视觉形象，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能恰到好处地代表某一组织机构、企业或团体，最精准地表现内涵特征，诠释精神内蕴，表达标志的主题思想。思想文化内涵是标志设计的灵魂，具有不断发展的动态特征，随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更替和文明的演化不断衍变延伸，形成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继承传统文化的积累沉淀。标志设计作为社会文化、中华文明延续的主力军，以审美化艺术化的视觉形象彰显社会文明，诠释思想文化内涵。谭木匠是一个制梳的传统品牌，标识设计完整。“谭木匠”三字分别以隶书、图形造字、魏碑形成拙朴的字体形象。标识的图形部分，用木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木匠形象。整个标志，内容与形式相互呼应，高度统一，设计中融入时空要素，十分准确地传达了行业特征。“云南白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云南以植物和花卉闻名内外，在外形上选用富有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纹样“宝相花”，融合牡丹、芍药、等中国多种传统名花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凸显了地域文化特征。标志图形的中部为象征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葫芦造型。在色彩运用上，则借鉴云南当地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常用色彩，展现了云南的民族风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展示了云南白药的自身形象，巩固了不可撼动的品牌地位。两个标志保留了标志所传达的传统文化元素意蕴和审美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品牌特征和文化个性，同时能满足受众对品牌文化的推崇和信赖，很好地被现代人接受，以独特的方式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标志设计与时俱进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化，互联网和多媒体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印刷方式和平面表现手法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标志设计在创意构思、素材选择、软件使用、外形和色彩表现上，呈现出由静态向动态发展的新趋势，展现出丰富灵活的生命力，已形成多元化动态化的视觉语言和表现风格。全国第十届冬运会标志是个典型的代表，会徽以洒脱的阿拉伯数字“10”为基本设计元素，直接传递第十届冬会的信息。明亮鲜活的红、蓝、黑三色，象征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冰与火的激情。极具动感的人物形象自然流畅，宛如滑冰运动员在奋力拼争，又恰似滑雪健儿腾空旋转，表达了更高、更快、更强与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徽标也是体现时代特征的经典之作，该标志摒弃固定造型，打破单调、生硬、刻板的风格，感性、趣味、多维特征明显，形式丰富灵活，有着外形不固定的随机形态。外形和色彩可根据环境做出相应的改变,合理精确地表现世博会“人、自然、技术：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的主题。强调发挥人类的巨大潜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来创造未来，从而带来人类思想的飞跃，实现人、自然和技术的和谐统一，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未来感和科技感。
篇6
2009年4月28日，各大报刊纷纷转发一条惊人的消息：芭比娃娃的创造者、85岁的露丝·汉德勒女士去世了。半个世纪以来，露丝创造的芭比娃娃几乎已经成为全世界小女孩的心爱之物。随着这个大眼睛、长头发的玩具娃娃的畅销，今天的"芭比"已经不仅是一个玩具，它是美国女性的一个象征，更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象征，正如遍布全球的麦当劳、肯德基一样。作为创造这个品牌的露丝，她用自己一生的努力，给了全球的女性以梦想和希望。
1916年，露丝·汉德勒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她的父母原是波兰人，为了逃兵役，像无数个到美国寻梦的移民一样，他们乘坐又热又脏的蒸汽船，来到了大洋彼岸。一天，她突然看见女儿芭芭拉正在和一个小男孩玩剪纸娃娃，这些剪纸娃娃不是当时常见的那种婴儿宝宝，而是一个个少年，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让儿非常沉迷。“为什么不做个成熟一些的玩具娃娃呢？”露丝脑中迸发出了灵感。经过一番周折，她设计出了一个可以满足对完美女性的幻想的娃娃。
她是个大人，四肢修长、清新动人，虽然身材很好，但被漂亮的衣服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脸上还流露出像玛丽莲·梦露般的神秘，虽然只有11.5英寸高。最后，露丝把自己的女儿芭芭拉的昵称“芭比”给了这个可爱的娃娃。
从第一个芭比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在被不断地改进和创新。芭比娃娃的外形历经约500次以上的修正与改良，成为今日的样子。为了让“芭比”有漂亮的时装，从1995年至今约有10亿件以上的衣服生产出来，每年约有一百款“芭比”新装推出。现在“芭比娃娃”畅销世界150个国家，总销售量超过10亿个。这个介于小女孩和成年女子之间的美国少女，是世界玩具市场上畅销最久的玩具，成为全世界男女老少的心爱之物。
露丝·汉德勒女士创造出来的芭比娃娃，已经远远超越了玩具的定义，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化符号。露丝曾经在她的自传里说过：“我创造'芭比娃娃'的理想就是，通过这种玩具的诞生，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意识到她们能够成为自己梦想成为的任何一种人。'芭比娃娃'代表了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的选择权……'芭比娃娃'已不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她已经成为女性消费者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篇7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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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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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凤阳花鼓的发展现状
凤阳花鼓具有三种表演形式：花鼓小锣、花鼓灯和花鼓戏。凤阳花鼓被分为两种：大花鼓和小罗花鼓。大花鼓采用集体演绎的形式，是由十余人集体敲打演奏出来的一种节奏感强、气氛欢悦的锣鼓乐，并且，大花鼓在演奏的同时常常以山歌演唱为伴；小锣花鼓又称“花鼓小锣”和“双条鼓”，通常采取双人演奏的形式，其中一人负责打鼓而另一人负责敲锣。过去，花鼓小锣是人们常用的一种乞讨工具，随着其广泛流传，花鼓逐渐走上舞台。
2. 凤阳花鼓的发展特征
（1）多元文化的融合
凤阳花鼓是凤阳民间文化的凝聚和升华，既具有民间文化中群众自娱的普及性、大众性和农耕文化等特征，又因帝王的推崇使得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变得儒雅、细腻，无论是歌词还是表演内容都被赋予了华贵的色彩特征。同时经过了历史沉淀，凤阳花鼓融入了南北不同时期的文化因素的品质，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
（2）浓郁的地域特征
凤阳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汇之处，在文化、习俗等方面融汇了南方与北方的双重特征。首先，南方姑娘的娇羞与北方女子的豪爽为凤阳花鼓的人物性格增添了浓郁的色彩，其次，南北方的生活细节也为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提供了良好的演绎基础，这些都使得凤阳花鼓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3）艺术形式的创新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改变、艺术底蕴的丰厚，对凤阳花鼓的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地创新。首先，凤阳花鼓的“腰鼓”由起初的“身背”发展成后来的“手拿”直至演变成当今的“双条鼓”；其次，凤阳花鼓的伴唱“小调”在凤阳本土小调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地域的流行小调，并将其融入凤阳花鼓的表现内容之中。
凤阳花鼓的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是在特定的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渗透于民间生活的民俗形态，充分展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场面，使得凤阳花鼓有其独有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底蕴，值得深入发掘和思考。
1. 凤阳花鼓的农耕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是源于凤阳地区民间生活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表演内容上广泛融入了民间农耕的生产、生活细节。无论是从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还是组织形式上都与农耕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被称为“凤阳三花”之一的“花鼓舞”，其节奏、韵律以及动作都充满着浓郁的农耕气息和民俗特征，同时，“花鼓舞”的大俗即大雅的艳丽色彩也是充分体现孕育花鼓灯的是勤劳的农民。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花鼓灯的舞蹈动作，大多从自然以及劳动生产动作中提取而来，但同时又赋予了花鼓灯更多的情感和艺术性。
2. 凤阳花鼓的历史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源于民间，在地域特征和农耕文化的多重影响下，表现出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凤阳花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时期，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的特征。凤阳花鼓完整地保存了民间地区的劳动、生活以及民俗的记忆，在其广泛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人们所发掘。如今更多的人们接触到凤阳花鼓艺术，从凤阳花鼓的表演中了解到当时的历史文化与人文风情。
3. 凤阳花鼓的区域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是安徽凤阳地区的代表性艺术，在曲艺领域、音乐领域以及文化领域都拥有深厚的影响力，凤阳花鼓已经成为皖东区域的文化符号。作为“凤阳三花”中的“花鼓戏”，在戏曲表演的过程中，完整地保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和传说，其中主要的曲目有《流星赶月》、《狮子灯》、《凤阳花鼓》等。2006年凤阳花鼓被选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现已成为皖东区域的文化名片。
4. 凤阳花鼓的艺术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凤阳花鼓来源于民间艺术、是人民大众的艺术，它将民间生活的美体现的淋漓尽致，正如美学家李厚泽在《美的历程》中所说“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特别突出了几点内容要求的形式美”。凤阳花鼓的艺术文化内涵在于，它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以及审美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了一种艺术，又在艺术的表现中反映了人民对于美的认识。凤阳花鼓在表现过程中，除了花鼓、服装之外，还要借助彩扇、手绢、花伞等道具，这些道具与花鼓和服饰形成紧密的配合，通过优美的艺术展现表达了凤阳人民的劳动生活、情感、以及民俗风情等，从而展现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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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县农民画中色彩选择的特点
户县农民画在我国整个民间艺术的庞大体系中可称得上是独放异彩。画风粗犷豪放，构图饱满稚拙，用色单纯夸张，具有清新浪漫的生活气息。户县农民画贴近生活，多以描绘人民丰收的景象，节日的欢腾，幸福的家庭等，使每一个观赏者都能够感受到激昂的情绪和自豪的心情。户县农民画，粗犷中蕴涵着细腻，浓艳中蕴涵着淡雅，稚拙中有着精巧。
单纯明快与夸张刺激的色彩表现是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显著特点。中国民间美术的色彩体现着充分的饱和度。红、黄、蓝、白、紫等鲜亮的色彩，使人感受到豁朗的情感和明达的风格，正是民间艺术单纯明快的装饰性色彩的充分体现。以具有代表性的户县农民画设色体系来说，“色要少，还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这是户县农民画用色的简要口诀，由此体现了民间美术用色简练的特征。户县农民画诀亦云“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都体现了民间美术色彩高纯度、强对比的特征。这种纯粹的色彩运用，使农民画色彩醒目而和谐。其色彩搭配，运用大色块的红丹与品蓝形成强烈的补色对比，而小色块的竹绿、品桃、紫黄色加上墨线稿的穿插，使画面色彩响亮而又简洁明快。用色虽然只有五种色彩的搭配，极为单纯简练，却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民间美术的色彩运用补色、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原则，是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主要倾向。人们喜爱色彩，往往喜爱有一定纯度的色相，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可以满足人们对色相感的不同要求。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色彩调配形式，运用色相对比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其中，补色对比在民间美术中应用尤为广泛，民间美术的色彩搭配体现着朦胧的补色感知，极力显示对比色特有的张力和刺激性。
当然，民间美术的色彩在表现夸张刺激、鲜艳夺目效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色彩的统一和谐。所谓“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就表露了追求统一性的色彩意识。 色彩的审美心理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受到整个审美意识的制约。
二、户县农民画中的色彩文化
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民间习俗的影响下，民间美术中的色彩显现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审美特征，从而造就了民间美术色彩的热烈喜庆的气氛。在民间美术作品中，色彩是民间艺人和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功能。
(一)装饰功能
民间美术的色彩首先是为了饰美娱目。特别是装饰性较强的户县农民画作品，其设色是极富代表性的，用色艳丽浓烈、丰富鲜明，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画中配色口诀：“红与黄，喜煞娘”，“要喜气，红与绿，要求扬，一片黄”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富有节奏的对比，同时又讲究和谐统一，色彩整体效果鲜艳、热烈、轻松、明快。当然，除了对比热烈、色彩浓重的农民画，也有追求雅致调和的色彩效果，这类农民画在使用纯度较高的色彩后，常以粉蓝、粉绿、灰色、金色等加以调和，又用墨线加以衬托和稳定，因而画面素雅委婉、清淡优雅。即使如此，农民画也仍以喜庆、绚丽、丰富为主。无论哪类色彩的运用，又都是写意不写形，不求现实的真实，色彩在原来基础上更为大胆。
户县农民画诀亦云：“红间黄，喜煞娘；红间绿，花簇簇”，“青紫不并列，黄白不随肩”等，都是肯定原色的运用，色彩搭配体现出朦胧的明度对比，色相、色彩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气，色调清新，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二)象征功能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色彩最能引起人们奇特的想象，它最能拨动感情的琴弦。色彩效果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使大众得到心理上的体验和理解，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所谓“象征”，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重视色彩的象征性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传统。民间色彩象征意义丰富，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在五色(青、红、黄、白、黑)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对色彩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依托是时常要遵循的。“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的口头禅，作为一般的民间艺诀，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下表现出的审美观念，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义为主。
老百姓常常是依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功利愿望去理解和使用色彩。“吉利”所包含的审美意义，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总是和纳福招财、避害去灾等基本生活需要和世俗意愿交织重叠。户县农民画多是歌颂丰收的田野，欢腾的畜群，崭新的房屋等，其中绿色寓意万年长青，红色寓意四季红火，在民间美术中，色彩是一种喻意和心理暗示，是用色彩与形式的特定形象满足大吉大利，祈福迎祥，发财平安的心理。色彩的作用超出了视直觉与自然环境等同的色彩结构和这种表现形式。
色彩的这种观念性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框架中，与传统的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级意识、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相互交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三、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美术设色的整体观念和特征来看，对传统的色彩观念有依有背，既遵循了传统色彩的象征、比附意义和内涵，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重视色彩的视觉审美效果，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热闹景象。可以这样说，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诸于视知觉，同时还受到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必须对包蕴其中的观念性涵义和文化历史内容予以领悟和把握。
作为一种原生态的、历史演化的视觉表现形式，我国民间美术的色彩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突出表现为深受中国传统设色观念的影响。其中，五色观的影响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它们与自然、社会和人生诸方面的观念形态相关联，因而具有丰富的比附性意义，这些意义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意识。色彩情调与民间文化观念相重叠，深受民众生活的制约，与庶民百姓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审美情趣是相一致的，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亲和力。这也是其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我国古人的色彩选择不是建立在对色彩物理性能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宗教化和伦理化的色彩选择习俗为根据的。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形成色彩等差观念，众多的色彩被区分为正色和间色两个等级。这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色彩选择习俗都有支配性影响。色彩等差观念是在五行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强烈的神秘感和崇拜心理的驱使下，古人以五行为中心，用比附、推导等方法，把木火土金水变成5种象征性符号，使之与各种具体的、抽象的、已知的、未知的、经验的、迷信的、自然的、社会的事物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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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历史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某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某个人的经历;二是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个人经历的文字记录。虽然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存在、发展变化是不证自明的,但它的处境却甚是尴尬:要么它是不可知的,人类不可能绝对无误地认识、体察它的存在和变化;要么是必定被主观化的,对于历史的观察、记录必定浸染观察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因素,受其出身、地位、修养、立场、观点、方法、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这为历史的阐释和再阐释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这个观点可能会逻辑地派生出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一,任何一种历史记录都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加以取舍剪裁,或浓墨重彩或一笔带过,或以偏概全或以善饰恶,总之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虽然在意图上存在着差异——有人刻意扭曲历史,有人刻意追求客观。虽然主观性强弱程度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第二,并不存在绝对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历史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缘故写出来的历史常常大相径庭,无论哪一种历史记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惟一”,因为,即使历史事实是可知的,一旦由人写进历史书籍、演义进历史剧之后,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具有界定、说明、解释历史事实的终极权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书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到的历史只是别人书写出来的历史,比如我们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欧阳修那里了解我们民族辉煌的过去。但历史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根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而编写出来的。历史带有主观性,并不存在一元化的、一体化的历史。如果有,那也是借助于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强制规定出来的。历史有客观性,但它的客观性只是一种社会公认性,而不是物质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毕竟不同于物质的客观性。西方人玩拆字游戏,把历史(history)理解成“他讲的故事”(his story),充满了看透世事、大彻大悟后的智慧。我们许多人并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只有古人、文人、精英们写出来的历史才叫历史,否则就有信口胡诌、胡编乱造的嫌疑,这种“王麻子剪刀”式的历史观(“吾乃正宗王麻子”、“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到现在还颇有市场。
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在有关历史剧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历史题材”这个概念。“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要经过剧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因为它是“题材”,是一种用来写作的“材料”。如果说历史编纂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一重加工的话,那么处理历史题材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第二重加工。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第一性的,历史剧是第二性的,历史对于历史剧具有逻辑优先性。违背这个原则的历史剧,就不配称作历史剧。“历史剧应当是: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均于史有据,真实可信。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虚构的部分只能是细微末节,或可能在历史上发生的情节。郭沫若的《屈原》、的《》,都是比较标准的历史剧。离开这个界定,在历史剧中大量戏说、造假、歪曲,根本就不能叫历史剧,只是挂历史的羊头卖狗肉而已。”[1]
即使开明的历史学家,也只能把历史剧视为历史的替充(supplement),即只能成为补遗、补充、附录、增刊之类的东西。他绝不允许剧作家“重写”、“改写”历史。比如编写有关“大禹治水”的电视剧,历史学家能够确定的有关历史史实少而又少,只知道他以疏导的方法治理过洪水,而且三过家门口而不入,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历史剧作家在尊重这一历史的前提下,设想他的音容笑貌、思想感情、人际关系。用郭沫若的话说,便是“在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因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2](P50),需要历史剧作家来补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疑案,如新疆塔里木楼兰古都的米兰壁画,古僚人的悬棺,古夜郎国的神秘灭亡,倘要编成电视剧,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只好依靠假设了。”[3]至于已经确定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但“历史题材”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出了“戏说历史”成分的存在,也暗示出了“戏说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里的“戏”一般说来是“戏剧”的“戏”而非“游戏”的“戏”。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戏说历史”才合情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既取决于历史题材的性质,也取决于剧作者的哲学背景、政治立场、艺术观念、创作原则、艺术惯例等复杂问题,还取决于剧作者拥有怎样的“情”、“理”观。
但长期以来绝对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存在,使得历史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即有“触雷”的危险。久而久之,历史剧作者成了刚入婆家门的小媳妇,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一个个呆头呆脑、形同弱智。这样的现实顺理成章地造就了许多相当低能的受众。《宰相刘罗锅》在祖国大陆播放时,片头上必须冠以“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醒,否则必定有人横刀立马、夹缠不清。饶是如此,有些人还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般地兴师问罪,把“不是历史”视为“就是历史”。《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也没有人以此责备这部电视剧,说它与历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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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味调和”的理论渊源
“五味调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河洛原理》有:“太极一气产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既萌,随含万物。”所谓“阴阳”,本义是日照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代表了自然界中两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属性或能量,如天与地、男与女、动与静等。《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者的相互作用是自然界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也是万物形成的根本。而在阴阳之下又有五行,《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里的水、火、木、金、土,即是后来的五行。“行”有运动变化之意,五行则是对这五种物质属性的抽象和发展,而五行之间又有相克相生的规律,对应于阴阳二者的消长,作用于自然界中的万物。阴阳五行观表面上看来是对自然界事物的简单分类,但实质上是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认识和应用,学者顾颉刚曾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1]阴阳五行观应用的范围之广已经几乎涉及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这对那时正处在萌芽期的中国哲学、科学、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味”说的产生即是以五行为理论模型,《尚书・洪范》较为详细地解释了五味与五行在功能上的对应关系:“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古人认为,水润下溶解了土中的盐分故有咸味;火炎上烧焦了东西故有苦味;树木区直长出的果实未熟时有酸味;金消融之气有辛味;土滋养庄稼百谷,百谷味苦。这是古人根据对自然的观验对五味与五行之间关系的理解。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规律,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平衡与协调。《墨子》有云:“五行毋常胜。”因此相生和相克是事物必然存在的两个方面。五味通过五行系统模型与世间万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中国古人将五味与五脏、四时的对应关系运用到饮食养生中,形成了独特的“食疗”理论。又如中国人将对味觉的感受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进行把握,抽象出很多哲学的和美学的思想,这些都与五行系统模型的建立是分不开的。而五味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正是五味调和理论内涵的核心。
二、“五味调和”与味觉审美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美”解释为:“美,甘也,从羊从大。”甘也,是指羊肉的味道甘甜可口,这显然是在描述味觉上的。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味觉上的能否形成美感,也就是说“味”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
西方哲学家倾向于将美感只限定于视觉和听觉的范围,而将味觉和嗅觉排除在外。如苏格拉底和大希庇阿斯讨论关于美的问题时说:“美只起于听觉和视觉所产生的。”“因为我们如果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2]中世纪黑格尔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因为嗅觉、味觉和触觉只涉及单纯的物质和它的可直接用感官接触的性质,例如嗅觉只涉及空气中飞扬的物质,味觉只涉及溶解的物质,触觉只涉及冷热平滑等性质。因此,这三种感觉与艺术品无关……这三种感觉的并不起于艺术的美。”[3]黑格尔认为味觉只能使人获得具体的感觉,而无法把握感性形式之上的理性内容。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4]乔治・桑塔耶又认为,味觉不能帮助人们获得经验,是味觉低于视觉和听觉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触觉、味觉和嗅觉,虽则无疑可能很发达,但不像视觉和听觉那样对于人追求知识大有帮助……它们被称为非审美的感觉或低级的感觉;这些名称的正确性是不可否认的,但决不是因为这些感觉的卑下或固有的享受性,而是由于它们在我们经验中所起的作用。”[5]总体来说,西方哲学家对味觉审美的评判是倾向于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味觉感受来源于风味物质对感官的刺激,与人的主观情感关系不大。比如说糖是甜的,那么给不同的人品尝浓度相同的糖水,则大多数人感受到的甜味是相同的,这与人本身的年龄、职业、修养等都无甚关系,人们也很难在这样的感受下产生理性的认识,获得新的经验。因此,西方人认为味觉是低俗的,是非审美的,把任何对味觉的关注都理解为享乐主义,而绝非对美的追求。
以西方哲学家对味觉审美的否定反观中国古典美学,却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在古代中国,味觉毫无疑问是与视觉和听觉同等重要的审美感受,并对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庄子・盗跖》曰:“声色滋味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孟子・告子》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荀子・劝学》又说:“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虽然,学术界对“美”字的解释仍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美是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羊人为美,与味觉无关。但是在“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等文化背景的强烈感召下,中国古人对饮食、对味觉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西方,味觉与视觉和听觉一起促成了中国人审美意识的最初形成。中西方学者对味觉审美巨大的认知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体的对立,主体认识客体的过程,就是对客体理性分析的过程,因此西方饮食处处体现着机械和精准的科学精神。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天人合一”为理性核心,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是“内求于心”的过程,认识的目的是追求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因此相同的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认识的结果也是相异的,这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五味调和”是一种智慧,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正得益于此。《吕氏春秋・本味》中有:“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简单的甘、酸、苦、辛、咸五种味道,根据先后多少不同,就可以幻化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同一种食材,究竟可以做出多少种不同的口味,不得而知,中国古人正是在这千变万化中,寻求对美的感受。《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不知肉味并不是因为听觉的超越了味觉的,而是两者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形成了共同的、可以比较的审美情感。老子提出“味无味”,认为“无味”才是“至味”,使味觉审美提高到脱离味觉本身的更高境界,摆脱有限的感官体验寻求无限的精神愉悦,彻底让味觉审美摆脱享乐主义的嫌疑,成为至高无上的美的体验。
三、“五味调和”的文化张力
“五味调和”是一种饮食理念,也是一种文化理念。《孟子・告子》有云:“食、色、性也。”饮食为人生存之根本,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饮食活动,这就使饮食文化具有了最广泛层面的普遍性。于是植根于饮食的文化理念很容易成为一种人人可以理解、人人可以应用的最直观的表达形式。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以味论美,以味论诗,以饮食喻政治,以饮食谈哲学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古人常常以饮食喻政治,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烹制小鱼一样,不要经常去翻动它。治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关乎江山社稷,苍生百姓的安危,可老子却用饮食的道理解释它,既浅显易懂又精妙恰当。《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向齐景公陈述先王之道时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和其政也。”这也是以五味调和来喻政治,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才能成就政事。在哲学上,老子以“味”论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他认为道是没有味道的,是看不见的,听不着的,用不到的,也就是说,道是超越所有感官体验的精神愉悦,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他借有形的色、音、味,描绘无形的道,给“味”增添了一些哲学意蕴。在文学上,文人们常常以“味”言“诗”,如刘勰主张的“滋味说”,司空图所追求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都是以“味”为核心的文学主张。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他将“辨于味”看做是“言诗”之根本,可见“味”在古人的心目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中国古人擅长于从直观的饮食活动中抽象出适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自然规律、艺术准则或人生哲学,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文学,中国古人以独特的视角对“味”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和延伸,使饮食文化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文化,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格局。
参考文献:
[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篇13
1天葬及其仪礼程式
天葬，藏语称“杜垂哦杰洼”，意为“送尸到葬场”；也称“恰多”，意即喂鹫鹰。天葬的葬仪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当一个人死后，先把死者放在屋内的一角，用布或衣物遮盖，停尸3~5天，尸体面前点长明酥油灯，日夜不停，并且请喇嘛念经，以此超度死者的亡灵。遗体出殡的日期要请精通天文历算的喇嘛推算，择定吉日吉辰送葬。[1]有专门从事天葬的僧人，称天葬师。
出殡那天，亲邻朋友都来送葬，表示悼念。所有参加送葬的人，由丧家分发给一根穿有白线的针，表示相互之间存在针线之谊，又体现施舍，为来世积德，以求善报。死者的尸体由天葬师以及死者的亲邻朋友组成的殡葬队伍运至天葬场。天葬场多设在离寺不远的山上，将一块大而平整的岩石作为天葬台，周围挂满经幡。天葬师守在尸体旁边，首先他举起海螺号，朝天空吹响。然后，再燃起柏烟，一边摇动铃彭，一边诵念超度经。随着浓浓的烟火升上天空，远处盘旋在天空的秃鹰以及成群的乌鸦便会闻讯而至，落在离天葬台不远的地方。其次，天葬师要从死者的背部割下一片肉来，仍给秃鹰，这是可以吞食死尸的示意。这时神鸟们便会从天空俯冲下来，啄食尸体。不久，尸体便只剩一副骨架。天葬师再用斧头把尸骨砸碎，拌以酥油和糌粑，捏成团仍给秃鹰，直到把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葬仪也便基本完成。就这样，天葬的过程简朴而坦荡，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让亡灵安静而祥和地抛开一切世俗眷恋，悄然升天。
天葬这种独特的丧葬形式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种丧葬习俗，很多人仍然抱以浓厚的神秘感和恐怖意念。我们要清醒理性地拂去沉积于藏民族传统历史和文化之上的浮尘，撇开母体文化与现代意识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误区[2]，进而从容地解读其深层的文化涵义。
2天葬习俗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人类的丧葬既是物质现象，也是意识反映。它是一种深层次、多元化观念形态驱动下的行为模式，包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它既有理性的概念，情感的表达，又体现着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既有着宗教的投影，阶级意识的表现，又有着集体的生命观、人生观。[3]
2．1天葬习俗反映的藏民平民理想的价值取向。在广阔的雪域高原，除天葬外，还同时存在着塔葬、土葬、火葬等多种葬式。这不同葬式所表现的葬礼，常有着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反映出意识形态中明显的等级偏见和层次观念。比如塔葬只用于活佛及高僧大德，火葬多用于达官贵人。这些属于“上流人”的专门葬式，表现出受葬者血统上、身份上、职业上与普通民众的截然不同，而天葬的形式特点是让人们去选择平等的死亡去处，表现出极端的平等意识和平民理想价值取向。不管生前的身份有多么的不同，任何人只要来到天葬场则是裸的躯体和平等的葬礼[4]，一样规模，一种形式。他们所企盼的，也仅仅是以身饲鹰带来的功德，能在六道轮回中托生于“三善趣”。天葬赋予人们平民理想观，体现了藏民生死观的朴素意识。
2．2天葬反映的藏民豁达的生死观。死亡，是生物界普遍的、不可避免的生命现象。人类自从有了探索欲望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对死亡现象的思考和探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于这个神秘的死亡问题，各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死观[5]，并贯穿于丧葬文化之中。
很多民族都是畏惧死亡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人一旦死亡便意味着：一切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消失；一切美好现实的失遁；理想追求的完结；五彩世界的毁灭……但藏民却有着坦然豁达的生死观。气势雄伟，坦荡广阔的雪域环境陶冶了藏民粗犷豪放、乐观豁达的民族性格，这种意识个性自然也会在其葬俗中有所表现。但藏民豁达的生死观更是源于其。藏民几乎是全民信教，崇尚“万物有灵”，虔诚于大乘佛教。他们坚信，万物都是外壳与灵魂的结合体，人同样也是自然中灵与肉的结合体。死亡只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是灵魂脱离这一躯体投入到另一躯体的投胎转化过程，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如此不断轮回，永无止境。藏民中流传有这样的谚语“生命短如猫打哈欠”，“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他们活着时简简单单，注重生命精神层面的意义，既不否认生命的自然法则，也不认为死亡就是毁灭和失掉一切，而是乐观地面对死亡，并赋予死亡以特殊的意义。在天葬的仪式过程中，人们不会多么的讲求排场，不会有过于繁缛的程序，不会追求奢华的葬墓，更不会要求什么随葬品。亲人对亡者也不过分悲伤绝望，人们坦然地面对死亡，将死亡视作瓜熟蒂落般的自然，只祈求亡者能早日投生福地，顺利转世，希望来世有个美好的命运。这不禁让人想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名利禄奢求几时休？”于是乎，看过天葬，人们便会把世间的名利看得更淡了，生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重要了。生命短暂，从容地去面对世事的变迁。
2．3天葬反映的藏民慈悲乐施胸怀。藏民不仅有着乐观豁达的生死观，认为人类的死亡和诞生不过是灵魂的转换，而且还把转世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生前拜佛布施去恶从善的人，死后可在“三善趣”中托生，不重今生，只重来世。于是，人死了，属于死者生前的财产，死后在送葬前分流。除了固定的不动产留给子女亲属外，属于个人专有专用的衣物钱财均要处理得干干净净。或布施于穷困乡邻；或施舍给孤寡老幼；或捐赠寺院佛僧为供养。[6]而更为极端的表现则是，即便最后的尸体也要回馈天地自然。天葬时，把自己的尸体解剖后喂给被喻为天堂使者的神鹰，在藏族人的眼中这是一种无限的荣幸和高尚的施舍行为，也算是人生的最后一件善事，发挥其最后的价值。一来可以积功德，二来可以使凶禽尽量少伤害其他生命，使众生有个和平、稳定、和谐的生存环境。[7]这种种行为也正是大乘佛教中“六波罗密”思想的体现，讲求菩提道，以大慈大悲为根本。
2．4天葬所具有的生态文明意义。天葬习俗的形成是与藏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息息相关的。藏民自古以来以游牧业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而草原是游牧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为保护草原，人们不能轻易动土；再者，藏区极缺燃料，所以将尸体土埋或焚烧都不是明智之举。天葬避开了这些局限，顺从了现实，尊重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尸体施舍给秃鹫，不留遗体，不修坟墓，不传染病源，留一片美好的空间给其他生灵。在对死亡的处理方式中充分表达了藏民对环境的热爱和对自然生物的珍惜，表达了藏民族古老的生态观。[8]从这种生态思想中，能够衡量藏族丧俗所带来的道德水准和生态保护观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藏民自古就具备了环保意识。今天，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危险：森林滥耗、水土流失、草原沙化、物种灭绝等，其根源都是人类的“贪欲”。倘若人类稍微爱惜自己身边的动植物，完全可以避免当今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从这个层面上讲，藏民的天葬礼法表现了一个文明民族应有的博怀，是非常值得我们敬畏和深思的。
3小结
丧葬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涵着极其博大的文化内容，认识和研究丧葬文化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探讨，意义重大，价值极高。在认识和研究各民族丧葬文化时，我们应有“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研究立场，要以其民族的生存背景、文化心理为出发点，以客观、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和研究它。
独特的背景产生独特的文化。每个民族的习俗都是在其居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反过来又映照出其生活环境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天葬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藏民生活环境的特点，都负载着藏传佛教的文化特质[9]，反映了藏族人的精神向往。随着人们对藏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的深入，天葬这一奇特葬俗的神秘面纱已被慢慢撩开，人们开始去挖掘天葬习俗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品味其所体现的藏民族的宇宙观、生死观和价值观。在文化多元的环境中，我们用心去解读各民族民风习俗的个性和内涵，从而更好地激励自身意识的觉醒，繁荣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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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九顺.“天葬”随感[J].五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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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少林.中华民族文化・中华丧葬[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