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金融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调查发现，民营金融机构文化建设存在以下误区：企业文化口号化；把企业文化和企业家文化混淆。在民营金融企业中，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内涵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盲目的认知使相关民营金融企业着重偏向口号、服饰等看得见的形式上，进而忽视了企业文化内涵的建设，使企业文化处于空谈的状态。企业文化落地难企业文化落地需要一套系统的企业文化体系通过实践来体现。文化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文化活动和形象宣传，缺少思路和总体执行力，片面的文化理解使企业文化与战略目标难以匹配。未能做到用先进的文化审视、指导和升华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实践，使得企业文化难以外化于实践。企业文化与实践脱节随着民营金融机构日益增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化，部分民营金融企业依旧延续陈旧的企业文化。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过多关注生产经营指标，而忽视企业文化的柔性管理，造成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的不匹配；伴随经济形势的改变，部分金融机构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使企业文化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形势。
三、针对民营金融机构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途径探究
篇2
我们用各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C）I的发展，用各省域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保费收入的合并值衡量金融体系（FS）的发展，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体系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1）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主要用来检验经济变量的空间集聚状况，如果经济变量的Moran值为正且越接近1则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越表现为空间集聚。从表1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表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全部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中国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从表2各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我们可以看出，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也均为正值，说明中国各省域金融体系同样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2）Moran指数散点图检验Moran指数散点图（见图1和图2）将各省域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分为四个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二象限L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三象限L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第四象限H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其中HH和LL空间关联模式为正的空间相关性，LH和HL空间关联模式为负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空间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也是如此。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HH空间关联模式有12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3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11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集聚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2005年金融体系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7个省域，说明金融体系呈现空间集聚趋势。
2.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LISA分析
我们可进一步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分析不同位置的空间关联模式，检验局部地区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聚状况。由2005年、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和金融支持体系的LISA分析图（见图5至图8）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与金融体系发展形成两个不同的集聚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长三角高值集聚区；另一个是以新疆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青海等省域在内的低值集聚区，从2005年到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空间集聚趋势在加强。我们还可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高值集聚区域一般也是金融体系高值集聚区域，可以初步做出金融体系可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判断，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金融体系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三、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LαKβ，其中Y表示文化产业增加值，L表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K表示文化产业资本投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金融体系规模（金融体系又可分为银行业金融BI和证券业金融S）I，两边取对数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2.度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提出用M2/GD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但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M2/GDP自1990年以来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按常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可能高于美国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选择其他指标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里用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作为金融资产的变量，其与GDP的比值分别代表银行业（B）I和证券业（S）I金融发展水平。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为2005-2011年的年度数据，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产业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2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其中2010、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SPSS软件的估计。3.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一个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员、资本投入，还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还会受到周边地区金融体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的空间集聚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应该引入空间因素。传统OLS模型估计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我们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SLM模型和SEM模型来分析金融体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1）2011年当期模型OLS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11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本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当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5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1.9042822，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11年当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6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0901，说明了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09个百分点；银行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3.5889，说明当期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有显著的支持作用，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3.59个百分点，证券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1.6132，表明证券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11年人员投入、资本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8和0.31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当期模型中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资金投入，而证券业的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2005-2011年跨期模型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05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金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跨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7跨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0.5778529，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05-2011年跨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8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1110，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11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回归系数是1.7264，说明2005年银行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支持作用，2005年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1.72个百分点，证券业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05年证券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难以确定。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05年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6和0.38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跨期模型中银行业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文化产业本身资本投入，而证券业金融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确定。
篇3
二 、当前金融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2．1服务管理不够新
在激烈的竞争中，系统内各级行都已认识到服务的重要性与现实差距，也更加重视服务工作。尤其是周边兄弟行，都加快了服务管理创新的步伐，涌现出了许多服务管理上的新制度、新办法、新举措，走在了我行前面。
2．2基层银行员工对银行企业文化建设认识肤浅
企业文化建设在基层银行还属于新鲜事物，不少基层行员工对企业文化认识不足，不理解企业文化建设的真正内涵和企业文化的管理功能。其表现为将企业文化建设混同于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地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就是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企业文化建设等同于员工的业余文体活动；将企业文化只理解为喊喊口号,写写报告；将企业文化建设完全依赖于现在新兴的银行形象识别系统,而不是去关注文化的内核。
2．3激励与惩戒机制力度不够，导向不明确
内控制度执行不力根源在于内控制度缺乏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好与坏的区分标准模糊。并且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往往以“是否造成损失”作为评判标准，当违规没有造成经济损失，甚至产生经济效益时，往往对存在的违规行为既往不咎，致使员工合规得不到奖励，违规受不到惩罚，甚至反而会获益。这样不合理的机制使得员工觉得合规与否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时候为求业绩甚至刻意违规操作，导致金融文化氛围难以形成。
2.4重利轻义广泛存在
“无奸不成商”说的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重利轻义的投机文化。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是损人利己的奸诈手段来实现其目的。近几年来重利轻义的事例依然屡见不鲜,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毒幼儿疫苗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仍使得人们群众心有余悸。遍观这个金融机构市场，从领导层、管理层到市场参与者都是重利轻义的,对金融市场上的契约和法的精神都是轻视的。
三 、借力金融文化发展金融机构的方法与具体措施
3．1文化建设需要持之以恒并因材施教
文化管理创造的是一种需要内外兼修的管理。在金融机构工作中，由于每个人的具体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不同，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受的教育影响不同，从而使得每个干部、职工都有自己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比如兴趣、习惯、能力、气质和性格等等都构成了人们各部相同的心理状态。因此，灌输金融文化建设的时候要持之以恒并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第一，总结提炼出科学准确的企业管理理念，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是要使这些理念能被全体员工所认同、接受。
第二，文化理念是无形的，只有转化为制度和行为准则，才能规范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强调的营造一种氛围。
第三，管理必须也必然体现在经营过程中，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管理的效果也就是通过员工的自觉行为和团队一致的面貌为社会所接受。
3．2拓宽交流渠道，吸纳对银行战略发展有益的员工价值观
银行网点企业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是以员工为本，但它的重要性仅仅落实到引导是不够的，还应当充分拓宽员工内部、员工与管理层的交流渠道。对我行来说，是基层网点，员工与负责人接触相对轻松一些，但基层员工和比其职位更高的人交流时就会感到压力，下级只会按照指令做事，鲜有建设性的意见反馈给上级领导，从而形成了一种阻碍正常交流的文化气氛。
3．3建设个性化营销服务文化
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企业，银行所从事的是货币、有价证券等有形与无形资产的交易与流通，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银行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银行的员工必须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职业道德，必须更加遵守诚信原则。银行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赖于人们对它的信任和银行自身的信用，失去诚信基础，银行就无法生存。
在银行自有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在以客户为中心的前提下，建设好个性化的营销文化，树立独具特色的营销理念。
第一，创造优美环境，以此吸引客户。通过设置优雅的环境，配齐各种便民设施，使客户拥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第二，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能力。大力推行“人性化、差别化、多元化”服务，精心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服务品牌，全面提高服务客户能力。
第三，创新服务品种，追求增值服务。实行“以客户满意”为标准的“需求服务”和“增值服务”，追求让客户尽可能享受到超出预期的服务结果，从而对银行产生信任感、忠诚度、依赖感，不断提升银行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4强化内控文化教育
篇4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自身经营管理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创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金融企业文化是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又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金融企业素质水平和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对金融企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金融企业文化是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保证。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及执行力
一直以来多数金融企业较为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很多金融企业视思想道德建设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是金融文化深层次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有的从金融产品创新角度出发,有的从诚信文化角度出发等,这些固然都非常重要,但是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而且贯彻执行很不到位,流于形式。重视金融企业经营,轻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甚至于认为搞一些员工培训和文体活动就是金融企业文化。对塑造金融企业形象、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等深层次的领域重视不够;也没有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自身经营融为一体。
(二)价值观念定位不适应经济形势
有的地方金融机构价值观念定位比较准确,比如湖南省武冈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为:服务“三农”,注重效益,以人为本,诚实自信,争创一流。但是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业务主体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控股为主的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念明显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比如业务服务对象的重心始终放在大中城市的大中企业上,反而忽略了经济改革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及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影响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大量金融机构设在城市,在广大农村设置较少的金融机构网点,而且像抽水泵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农村金融市场抽取资金流往城市,使农村客户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难题,使非正规民间金融大行其道。
(三)道德规范问题较多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但是很多金融企业的内部人员存在利益驱动和,一些内部人员违背职业道德,如国内曾经有一些银行擅自挪用资金进入股票二级市场,一些基金公司经理自建“老鼠仓”,一些员工不遵守业务操作规范等。此外,信息披露不充分,例如商业银行对外信息披露的数据多以财务信息为主,缺少对自身经营状况、经营质量、经营效率和经营风险程度等的披露,尤其是表外业务风险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更是少之又少。
(四)金融创新环境不理想
我国金融企业金融创新的主动性不够,创新意识不足,战略意图不明显,缺乏金融创新的系统性设计。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金融工程方面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没有认识到金融创新对金融企业的重要意义。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在各行各业均是如此。但是美国存在着与过度金融创新不相适应的金融监管,这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中国的情况又是金融创新不够,创新的进程太慢,这就使得金融业务开展受到影响,大量资金云集到银行,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巨大压力。
三、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金融企业要全方位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面对金融危机对各国众多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方位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对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重视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甚至把它当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这样的观点。要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金融企业价值的重新准确定位,不断凝练自己的文化特色。要进行形象塑造,企业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要从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方面进行。要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全方位开展金融企业文化建设。
(二)重新定位作为金融服务型企业的价值观念
金融企业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因此,金融企业在品牌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员工在价值观上与市场接轨,树立“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营销理念,自觉为客户服务,树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质量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标准。目前融资支持的重心应该适当向民营以及中小企业转移,给效益好的民营及中小企业注入急需的资金,支持它们发展,解决更多人就业,以便使中国经济更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三)端正金融企业道德规范
金融企业道德规范建设要围绕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规范、行风作风等内容进行,弘扬新的金融队伍风尚。重心是围绕“至诚服务”和“以人为本”进行。对客户开展“至诚服务”,要把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作为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金融员工行为管理的基本点,竭尽全力地为客户提品安全、业务高效、服务优质、办事便捷的金融服务。“以人为本”,是指金融企业在客户服务中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很难维护和壮大客户队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了。
篇5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从企业管理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理论，是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到行为科学、以及现代管理的一场新的管理革命，是当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被人们广泛地称为是企业经营成功之道，目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效用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突出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在企业内建立起一种企业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以这种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以企业精神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为和活动。魏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实践得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所奉行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
二、企业文化的特征
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在不远的将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企业兴衰、企业发展当然是由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但企业文化肯定对企业兴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总结企业文化大体包含四个特征：
1．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文化则主要研究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员工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因此，企业文化必须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来协调企业的内部关系，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来沟通企业的外部关系。如果企业文化脱离了“以人为本”这个中心原则，那么它也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终将被企业抛弃。
2．以文化人。企业文化不同于泰罗制、不同于行为科学、不同于理性主义管理、不同于过去的行政型企业管理，关键在于它能够“以文化人”，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管理之中。通过文化来改造人，使人能够产生创造性、自觉性，从而对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然后发挥其积极性并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这是一个作用的积累。
3．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个词来源于老先生的著作。文化自觉主要指企业家用文化的视点去查找企业问题根源的自觉性。大部分企业家在分析企业不景气的原因时，往往强调资金问题、体制问题、包袱过于沉重的问题等。不可否认，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但这些都只是现象，它们并不是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文化，是企业家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是员工的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行为背后的文化，这才是根本问题。所以企业家要想经营好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文化自觉性，不具备这一素质，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企业家。
4．文化主导。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须有一项是主导因素。像泰罗制以经济要素作为主导因素，行为科学把满足每一个体的需要作为主导因素，企业文化则是把文化的培育放在各要素的首位，使其成为主导因素。既然文化的培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导因素，那么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培育企业的文化。
三、企业文化中的创新文化
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技术鸿沟，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通过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技术模仿、扩散和技术溢出)，可以缩小这种差距。Caniels(2000)指出：“知识(技术)溢出是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智力成果的价值。知识溢出与知识扩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扩散的含义更广，它覆盖了知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而知识溢出则只是其中的一种”。
当今世界，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创新变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生产规模或成本不再重要，而创造性和灵活性是最宝贵的资源。自然人或者法人这个经济活动主体本身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对付明天的不确定性。
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世界级领先企业，“更多的是由超越现实的抱负和在低投入产出中表现出的创造性来维系的，很少是由共同的文化或制度的承袭而维系成一体的”。因此强调，“如果要解释索尼、本田或雅马哈公司的成功，真正应当研究的是它们在善用资源方面的特点，而不是管理方面的特点。西方管理人员不应过分重视对日本文化的学习，而应确保本公司有充足的奋力拼搏能力，促使大家不懈地追求更好地利用资源的机会”。
正因如此，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文化与传统企业文化强调创新有着差别很大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内容。前者更加重视经济主体的独立性、个性和灵活性，提倡和保护具有个人冲动的“灵感”和独创性，鼓励不畏风险，激发创造热情，允许尝试失败，对人的尊重首先要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正当欲望，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释放方面，而对工业经济中所提倡的“集体观念”、“群体意识”、“步调一致”、“绝对服从”等传统企业文化理念则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创造性。事实上，世界软件开发史上所有的重大里程碑始终都是由个人或很小的组织所创造的。适合个人创新、组织灵活机动、完善的人才流动体系正是使硅谷始终充满新活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四、企业文化中的知识管理
安德鲁?卡内基说过：机构拥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本就是员工的知识和能力。企业要做到以知识领先带动企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必须对企业文化中的知识加以管理。
知识四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是这些人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这些人探索，人之企业和企业文化的框架总和。真正的企业往往注重企业员工的学习、培训活动。由企业提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期收益和跨期收益的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于短期内提升企业成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的整体绩效(IntegerPerformance)。除了企业培训，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的自我培训也越来越重要。“干中学”即边干边学是指在工作当中自觉和不自觉的学习他人的知识、技术以及互相学习。由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人单靠企业培训来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是不现实的，个人知识、技术等的获得往往是十分落后于知识本身的发展，这就要求人力必须自觉的学习。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学习和互相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成本(边干边学极大地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是一种极为可取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结合人力资本的学校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人而言，个人在学校学习期间的个人收入几乎为零(如果允许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则个人的收益不为零，但一般来说相对于未来收入是很小的)，而人力资本真正起作用的阶段是在工作阶段，也即人力资本只有和非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体现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本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增值，这样的学习活动在现今企业组织中被称为学习型组织。
毫无疑问，崇尚知识将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对现代企业而言，还不仅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持续运行期限或生命周期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只有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在学习中不断实现企业变革、开发新的企业资源和市场，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学习给企业带来利益和机会。知识的积累只有学习，创新的起点在于学习，环境的适应依赖学习，应变的能力来自学习，这就需要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文化氛围，因而企业不再是一个终身雇佣的组织，而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组织”。现代企业只能作为一个不断学习的组织，才能够“善于创造、寻求及转换知识，同时能根据新的知识与领悟而调整行为”。
知识管理是通过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知识共享与创新的企业内部环境，从而实现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目标。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筛选、分类、分析、评价和分配、利用等内容，而知识管理则强调把信息、人力资源、知识、市场与经营过程等协调统一起来，从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管理区别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
人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信息、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交流与分享是提高人的创新力的关键。优秀的企业文化恰恰能够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新经济时代为获得优秀的企业文化，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篇6
同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一理论。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应当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和控制，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机制自由运行，充分反映市场上资金与外汇的供求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爱德华·肖教授认为，解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深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繁荣金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可见，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实现金融深化首先要实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金融自由化就是指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程度，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从内容上来看，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自由化——废除对利率和信贷配置的管制，以及国际金融自由化——消除资本管制与外汇兑换限制。我们下面讨论的金融自由化主要从国内金融这个层次上来讲。因此，从本质上讲金融自由化是指政府在金融领域行为方式的转变。相应地，金融自由化的衡量只能采取质的标准，即政府对金融部门行政干预的程度。
“金融深化”则是通过金融自由化，让资金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适当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实现金融增长带动经济全面增长。它的关键在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金融深化有质和量的标准。量的标准，麦金农认为可以用广义货币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深化质的标准则包括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化，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金融资产的优化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深化是目的，金融自由化是手段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条件，不消除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不实现金融自由化，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就根本谈不上金融深化。然而，金融深化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结果。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它如果促进了储蓄与投资，提高了金融部门的效率，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推动作用，这便是金融深化，否则，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便不能被认为是金融深化，也就是说，金融深化仅是金融自由化可能的结果，在这方面，东亚和拉美的金融自由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多数东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深化，而拉美则没能达到整个目的。因此，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金融深化需要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三、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
1拉美三国的实例考察。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三国进行了激进式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取消利率管制和指导性信贷管制、国有银行私有化、降低存款准备率、取消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限制等。三国金融改革后，实际利率急剧上扬，金融资产大幅提高(表现为M2／GNP比率的飞速提高)，金融部门迅速发展。但从提高资金分配效益这一目标来看，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即实际贷款利率超过实际资本边际生产率，企业还贷成本猛增，造成大量亏损倒闭；存贷利差拉大加剧了银行系统的垄断程度；银行为少数财团控制，风险评估能力低下，银行坏账激增；央行为救济银行和企业而采取的信贷膨胀措施演变为恶性通胀，政府管制再度强化，金融抑制卷土重来。尽管90年代以来，三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金融体系也进入了良性循环，但激进式改革失败的后遗症使其金融体系仍很脆弱。比如：为偿还政府的坏账援助资金，智利政府与银行股东就银行利润资本化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乌拉圭的负实际利率水平显示其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阿根廷更因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而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而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
2亚洲国家的实例考察。亚洲各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这里以韩国为例说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第一步，实行国有银行私有化，放松对银行信贷分配的监控；第二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第三步，逐渐放宽资本流动管制和利率限制；第四步，推行商业存贷款利率自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政策性融资制度，开放资本账户，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等。改革的成效基本令人满意。从宏观经济成就来看，GNP持续增长，储蓄与投资稳步提高，通胀得到较好控制。从微观操作成果来看，实际利率逐步提高，且未引起利率狂升和金融混乱；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和规范化；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与非正式市场逐渐一体化，金融深化度提高。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历告诉我们：金融深化论既有合理积极的一面，又有片面消极的一面，在实践中必须慎行，否则会过犹不及。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失败的教训中，世界银行总结了以下几点：
(1)金融自由化首先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应控制通货膨胀，否则会引起利率和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及不正常的资金流动，造成银行企业破产。这一点从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中可以发现。
(2)金融自由化必须以价格自由化为前提。在价格受到管制的情况下，扭曲的价格信号将误导资源配置。
(3)金融自由化不是绝对的自由化，而是相对的自由化。政府在解除不合理的金融抑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审慎监管机制。
(4)金融自由化改革，必然会触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应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来减轻社会动荡
四、对我国金融深化的启示
基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许多问题与矛盾被掩盖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发展开始由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买方市场开始形成，经济与金融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为了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深化。具体来说，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1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实现国有独资银行完全商业化。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是金融深化的微观制度基础。只有消除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实现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主体市场化，才会有金融市场的规范化；金融创新动力增强，才会有金融风险管理水平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更加有效，才会有金融效率的提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重组银行资产和负债，增加呆账准备金提取，核销果账与坏账，逐步降低不良资产，优化资产存量，这是我国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从长远看，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方向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现阶段应以完善国家对银行经营者的监督、考核、奖罚机制为主，理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实现两权分离与约束有力的统一。
2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现代金融市场。金融深化的核心是以市场机制提高金融效率，只有金融市场实现了统一、规范，市场机制才不致于扭曲，才能使资金在各个市场的流动中得到合理配置。当前，应在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市场的信息公平和信息效率。应当加快货币市场的建设，推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要把股票市场的建设与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革相配合，并以适当的形式推动公有股上市流通，促进资本运营。股票市场的发展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最重要的连接点，而企业改革又是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金融市场的改革应以实现股票市场的规范、有效运行为核心来展开。
3建立更加灵活的利率机制，实现利率水平、利率结构的优化。利率自由化是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利率自由化已有了相当基础，今后应视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的状况，逐步放宽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并最终过渡到完全的市场利率，使利率成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有力武器。
4要加强金融监管，为我国审慎推进金融自由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前所述，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主要手段，但它也需要约束，成为一种受到约束的、有纪律的自由化。现在推行的信贷登记系统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储蓄实名制的推行，建立全社会法人和个体信用数据库系统，加强对金融机构和经济人的监管手段是实现金融自由化从而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廷科：《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建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金融研究》1998年第9期。
篇7
一、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的一般性分析
当代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理论揭示了企业知识、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长期以来，在企业优势根源的研究中存在着各种理论流派，人们通常用这些理论研究的结论作为对企业竞争优势预期和判断的依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视作一个“黑箱”，由于完全竞争的假设，无所谓竞争优势，并由此得出经济学关于竞争优势外生论的S-C-P梅森——贝恩范式，将竞争优势的分析放在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要素结合中进行。而以迈克尔·波特占主流地位的战略理论同样把竞争优势归结为外生优势，其核心是分析市场结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转移到企业的层面，产生了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观、企业动态观、企业能力观、核心能力观等。这些理论为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平台，即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作用，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真正将竞争理论、管理理论更新的是企业能力理论，这是企业文化研究不断演绎和推进的前提。能力理论将知识所固有的性质作为企业的核心刚性，把测度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尺度定为创新能力、难以模仿、可持续性及学习能力。在这里，企业作为知识集合体，企业资源发挥效用程度上的差异、创新能力的差别，都是由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所决定的，彼得·德鲁克把知识看作是企业所拥有的、且唯一独特的资源，在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理论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的各种流派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企业知识存量和认识结构的研究上，据以得出知识决定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并进而决定竞争能力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说是目前正在热烈讨论的有关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二、核心竞争优势取得与保持的一般原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有企业无不期望获得制胜市场的长盛不衰的竞争优势，基于此，企业管理理论出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的融合，其标志是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并由此开始将企业核心能力的取得定义到企业内部，强调企业核心竞争力产生于企业组织内部，其后在关于核心竞争力的讨论中形成了基于资源的战略观和基于能力的战略观，后者更为强调企业的无形知识和能力方面。在我国的管理研究中，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实践作为过去10来年间我国管理工作中的十大问题之一，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极大关注，致力于研究本土文化制约下我国企业(当然包括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造与内涵、培育与提升等问题，其中核心竞争力的取得和保持这一命题是讨论的中心内容。随着研究的延伸，人们似乎承认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假若一个企业能够在动荡环境中保持其持续的竞争优势，可以认为这是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因此，所谓核心竞争优势的取得与保持，实际上就是企业在各种环境中怎样形成并保持住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问题。
借鉴美国管理学家坦南鲍姆和施米特提出的领导模式连续统的概念，可以类似地用“连续统”的概念来描述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在“连续统”中，企业总是在竞争优势的第一阶段，当其竞争优势尚未出现下降时，就转入其竞争优势的第二阶段…，直至第N阶段，从而构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使得每个循环的起点都高于前一个起点，每一循环的终点也高于前一个终点，由此一环推一环，不断往上发展，进而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连续统，为企业创造整体的持续的竞争优势。然而，如何才能使循环不致中断，“连续统”的运行能够始终持续下去，从国内外成功企业实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将文化力作为一种新型管理力而进行的有益实验。
三、金融文化力的内涵及基本结构
文化，是人类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活动的产物，它由文化最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聚合形成文化丛，由文化丛的系统联结形成文化模式，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化不仅影响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行业文化的金融企业文化具有亚文化的形态和管理学属性，前者表明它是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微观经济的文化，后者主要说明它充满了管理科学、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按照企业竞争优势根源的一般分析，金融文化力可以这样表述：它是以金融企业的知识为基础形成的对企业及企业成员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鼓舞力量、推动力量。其基本结构和包含的要素是：
1．金融企业知识。利用国内外学者对知识的分类，金融企业的知识可以分为哲学角度的知识和管理角度的知识。从哲学的角度，企业知识被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从管理的角度，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密切有关的是企业组织中累积性的常识、协调不同生产技能的有机结构和多种技术流的学识，尤其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互补性知识。金融企业的技术性知识、管理性知识、制度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个人知识和共有知识是互补性知识，他们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金融企业的互补性知识意味着知识的专用性，它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这些知识的特点是：专业性和互补性决定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知识积累速度的加快；具有递增效益，只能在企业内部渐进积累；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其具有的路径依赖性使企业知识流量的选择受现有知识存量的约束；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特征，其他企业难以成功模仿；由于包含个人知识及企业共享知识，使得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价值大于市场价值；互补性知识构成企业创新的基础；在互补性知识中决定技术性知识能否很好发挥作用的因素是企业的制度性知识和管理性知识。因此，制度高于技术。企业所积累的互补性知识，是企业长期竞争行为的基础和利润来源，核心互补性知识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金融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美国管理大师托马斯E·L·彼得斯在《成功之路》一书中认为：日本企业的高效，是在企业中培育了一种良好的文化品质，特别是树立了共同遵守的正确价值观，并能够把它保持下去，因而导致了“日本奇迹”的出现，这种良好的文化品质集中地表现在塑造了突出群体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的企业精神上。中国金融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汇通天下、信誉至上、法至精密等充满礼、仪、仁思想，迎合当时的需要、体现自己存在价值的金融企业文化。在建设现代金融文化时，我国金融业已经将其作为合理内核加以吸取。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是一种力量已为所有企业所共识，将其作为塑造人、培育人、凝聚人的第一要素，这是因为是否拥有忠诚于本企业的比较稳定的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群体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自然环境的差异造成植被和动物种群的不同，同样的道理，企业人文环境的优劣也必然决定人才群体的优劣，人才群体的优劣则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培育人、凝聚人、激励人。反之，即使人才也会因环境不适而渐渐退化失去光泽。这是将其作为金融文化力构成要素的意义之所在。
3．金融企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导。管理科学发展到企业文化阶段已经根本不同于泰罗制、行为科学、理性主义管理，也不同于过去的行政型管理。倡导“以文化人”的管理观念，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主导。在文化自觉的要求下，金融企业家会用文化的视点去查找企业问题的根源，这不仅是管理科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管理科学发展进步的结果；用文化主导的观点，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须有一项是主导因素，就像泰罗制以经济为主要因素、行为科学以满足每一个体的需要为主要因素一样，文化自觉和文化主导都将主导因素强调为企业文化的培育。
四、金融文化力与金融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按照普拉哈拉德和G·哈默的定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3个基本特征：第一，核心竞争力提供了进入多元化市场的潜能；第二，核心竞争力应当对最终产品中顾客重视的价值做出关键贡献；第三，核心竞争力应当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有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将核心竞争力比作一株成长中的大树，分为8大根系、7大主干、6大果实。8大根系是基础层，分别是企业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形象、创新、特色、人才和信息。7大主干是载体层，为企业结构、机制、规模、战略、品牌、关系和制度。果实也被称作转换层，由服务、质量、成本、营销、技术、能力组成。可见，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需要多方配合，系统推进。而且，不同的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也不同，如中海油的标杆管理、华为的技术为王、联想的刷新理念、格兰仕的比较优势，等等。那么，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它与金融文化力又是什么关系？
1．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含义。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金融核心竞争力是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整合企业资源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知识理论、企业创新理论而得出的管理科学概念。它的特征是：核心竞争力是金融企业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是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时代服务文化、竞争文化、金融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团队精神。
2．金融文化力与金融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1)金融文化力是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讲求综合国力，一个企业讲求企业力，有一个公式把企业力归纳成：企业力=商品力销售力形象力，不论这个公式是否全面，但却已经说明了决定企业力大小的所有因素中都包含文化的要素。文化向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渗透是当代企业运营的重要特点。文化是一种力量，在企业运作中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约束、纽带和辐射6大功能，每个功能都与核心竞争力有关。导向功能的作用在于引导全体员工奋发向上，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一致化。凝聚功能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约束功能形成全体员工的行为准则，是一种单纯依靠制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纽带功能可以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通过员工个人加工进行反馈，使企业及时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准确信号。辐射功能可以通过企业形象和员工形象传达给社会。这些功能综合所形成的力量就是企业文化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8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2、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具有透明的政策法律环境，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当地企业有良好的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引来资金，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
3、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对该地区授权授信的程度。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各地方行政干预程度、不良资产比率、信用环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能否在保证处置效率的同时保护债权人利益，地方在司法、执法方面的力度以及对债权人的实际保护情况，各地区处理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破产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再贷款偿还进度表等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商业银行根据评级给出信用等级，并按等级确定对一个地区投放授信大小，最终形成信贷资源在全国地区间的分布。可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区域性信用等级，是争取更多信贷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土地，还有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森林储量；此外，东北地区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还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1、现行的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东北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一般，体现为保证或促进当地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办法少，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判决或者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较少。
2、政府信用环境欠佳影响金融债权落实。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信用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金融债务落实情况一般、金融债权落实不好，而且，金融债权落实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度，金融业要想更好的履行为经济保驾护航的使命，以上的问题亟待解决。
3、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较高。近两年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城镇居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招商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围绕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潜力较好，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加之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调整、信贷授权授信上收，削弱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不利于对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剧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
4、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地区的企业能做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企业以破产、改制名义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多，与当地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金融纠纷。
5、金融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一些部门金融服务水平较好，但当地的担保、服务水平不能很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多元的、竞争性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地方政府要关心金融业的发展，要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权，保证金融业发展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等等；还包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处置等内容。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在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应采取更多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应在立法方面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适当修正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利于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条款，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在执法方面，执法部门应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强化司法公正，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千方百计提高案件的执结率，以增强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
其次，从金融系统的角度看，需要做好几件工作：
一是对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和自律。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建立健全更多适用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当地金融业良好稳健地运行。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应加强行业自律，以确保金融业稳定运行。
二是央行的职能和作用要得到有效发挥。新时期央行职能重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当前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强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等重点行业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积极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合力，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篇9
我国的金融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开而发展壮大并不断规范着，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争辩的重大推动作用，但在当前WTO框架下开放金融市场的承诺逐步兑现和不断显现的混业经营的大环境下，各自为政或者说分业监管、多头监管的监管架构制度安排将很难满足市场监管需要，金融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监控，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也将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及监管现状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改革，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壮大，金融市场运作、监管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加强。据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03年底，我国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20.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7%，各项贷款余额1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1.1%；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上市公司达1313家，全年股票市场融资额达32115.13亿元，财政部全年累计发行国债6355亿元；基金市场从无到有，各类基金有80余只，全年累计发行各类基金总份数达到1164.8亿份；保险市场也空前壮大，全年各类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较上年增长27.1%；外汇市场由封闭到开放，产品由单一逐渐多样，全年银行间外汇交易额达12450.64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截止2004年9月达4700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为将来我国外汇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将起到根本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黄金市场全年总成交量235.35吨，总成交金额229.62亿元，黄金日均交易量960.59公斤，日均成交金额9372.28万元，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交易主体和成交量不断拓展或放大，进一步繁荣了我国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国家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金融市场和其他产品市场一样是建立在委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如银行系统是接受客户的存款委托从而运营资金而存在的，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客户买卖股票、债券进行股权、债权投资的资金委托运营的基础上的。整个金融市场由于依托这种委托——关系，便导致两种风险不断发生，其一是道德风险，其二是逆向选择风险，两种风险的存在或发生均是因为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发生且难以消除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主要担当的是资金融通的作用，其风险的危害程度是依乘数而扩张的，如此金融风险发展成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便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因此，各国政府都力图通过加强监管、信息公开等的方式来解决或者弱化风险的危害问题或程度。我国政府在国内金融市场逐步发展的同时也营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相对有效的金融监管架构。
从图1和表2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当前的金融业以分业经营为基本运作形式，因而便当然的出现了分业监管的监管架构，这种监管制度安排很难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和金融风险控制的需要，具体包括：
1、由于金融市场各类别市场间关系密切，因而分业监管形式会人为的割断信息交流，不仅不能解决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信息不完全，从而不利于监管应有效能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如货币市场（主要以银行为例）和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例）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业务和交易上的关联性，股票市场资金存放、资金汇划、结算无不与银行有关；另外由于货币市场资金与资本市场资金在数量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有存在相当的冲突可能。然而监管方却人为的对市场进行了划分，致使银监会与证监会权力交合，界限不明朗，同时容易出现推诿而致使监管真空，监管部门为了控制风险的发生，便严格限制两市场边缘产品创新行为，这样对整个货币和资本市场都将造成极大的危害，市场的运行效能受到极大影响；或者监管部门对此种边缘产品创新行为不闻不问，这样又必定导致金融风险失控的可能，毕竟边缘性的金融产品引致金融风险的概率是很高的。
此外，由于分业监管，原本各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造成的风险监控漏洞由于监管部门的平级运作和直接协调机构缺位而导致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问题加剧，进而出现更大的监控漏洞，这样的监管架构制度安排必将归于低效甚至无效。
2、多头监管模式难以有效支持金融政策的实施。金融政策的制定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为目的的，而这与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即保障金融市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是一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是以稳定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尤其后者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要求更高，否则就会出现政策与市场运行风险同向乘数扩大的可能。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做具体分析，其为达到政策目标通常可以运用三个手段：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很明显这一政策涉及的不仅是政策本身制定这个层面，还要涉及到实际运行中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然而当前的监管架构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却对这两个市场没有直接的监管权，这样必定导致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脱节，进而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必将受到影响。
3、各行业自律组织名义上是各市场主体的自愿组织，但事实上却带有很浓厚的官方性质，这样的自律组织建设明显有违设立的初衷。政府对这部分自控机构的介入必将给很多原本只需市场主体间协商解决的问题复杂化、扭曲化，不仅政府监管的成本加大，同时市场效率的流失也必将是严重的（市场主体缺乏主动权而致使其市场行为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
综上，目前存于我国的监管架构制度在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效能上较低，对金融市场运作上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当然总体的组织要素还是合理的，因而这种制度安排需要优化。
[NextPage]
二、优化的金融监管架构设想
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得比较成熟，其监管机构设置和具体制度安排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成熟的、科学的，因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
（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架构及运作简介
1、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混业监管模式。英国1986年建立了由财政部领导的三级混业监管架构。第一级是财政部，其负责督察国内的所有银行、证券等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活动和对市场主体的资格进行认定；第二级是证券与投资管理委员会（SIB），该机构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全面监管金融市场；第三级是自律性的各类民间协会组织，负责一些行业内的自律性监督职责。1997年英国成立了金融管理局（FSA，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由其负责对金融市场进行系统全面的监管。此外，德国也计划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等监管主体进行合并，成立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组织。在欧洲历史上的和新近出现的混业经营倾向是促成这种监管体制转变的根本动力，如德国历史上就是以混业经营为金融市场运作为基本模式的，另外法国也取消了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中长期信贷银行的区别，逐步放松了其他主体间业务范围的限制。
2、日本的大一统监管模式。在1998年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前，金融监管主体是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而且日本银行在行政上接受大藏省监管，所以大藏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监管者，这种过于大一统的金融监管模式由于大藏省监管力量和协调能力的限制没能发挥很好的金融监管作用。1997年日本提出“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案”，1998年6月金融监督厅开始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运作，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12月金融再生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国务大臣任委员长，是与大藏省平级的行政机构，并且在金融危机时，有首相处理危机的权力，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从2000年起，金融厅开始承担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权，大藏省（现财务省）只保留与金融厅对证券市场的合作监管权。
3、美国的混业经营现状和分业监管模式。在1998年以前美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这是由其政治组织形式和各州的权限及立法的限制导致的，此种经营模式导致了美国的分业监管，各类市场和各州间的市场被人为的割断。但是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金融市场上的分业经营的限制被不断打破，终于导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破产，新的金融法规对混业经营没有严格的限制，与此种金融市场运作模式相对应的应该是混业一统的监管，但是由于美国联邦制度的存在，致使其监管架构上的制度创新难度较大，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其发展方向必定是大一统的。
（二）、优化后的我国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安排
针对前面分析的结果，我国分业监管、多头监管的监管架构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的，在借鉴国外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优化后的监管架构和制度安排，如图2。
具体运作安排如下：
第一层次：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主要负责对金融市场各机构主体的财务、会计、审计、税收等进行监督；中央银行则主要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的交易行为的合法性、效率性及行为与货币政策一致性等的宏观监督，具体权力行使包括：（1）对第二层次的各具体监管机构的督察，主要指的是对银监会、证监会等执行监察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以确保市场风险能得到有效控制；（2）对第二层次的监管机构的行为进行协调，促进信息的及时、有效的沟通。这主要指的是对各类具体市场监管者监管过程中需要全面信息及职责明确划分等的问题提出的，中央银行应该负起这方面的职责；（3）全面协调各监管主体的具体监管行为，保持货币政策稳定、统一、高效。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通过对第二层次的监管机构的监管的实时监控，可以确保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朝着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方向发展。
第二层次：各类具体的金融市场监管者。（1）银监会负责对银行及其他以信贷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涉及到的主要是货币市场，监管的重点是此类机构的自身运作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对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等；（2）证监会负责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以保障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监管的根本出发点，加强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考核，确保证券市场能朝着更加健康和更具吸引力的方向发展，同时注重对市场行为主体配合货币政策执行方面的引导；（3）保监会针对保险市场的运作进行全面监督，以确保保险市场资金的安全性为重点；（4）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旧负责整个外汇运营及操作方面的监管；（5）金融创新监管局主要负责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及其他边缘性创新产品市场的监管。目前这几个市场的规模还不大，但是他们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的危害程度却并不亚于其他市场，尤其创新产品形成的市场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同时该部门还要负担起鼓励和支持金融产品创新的责任，确保其活力不断增强并对运作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第三层次：民间各行业自律性组织。考虑到政府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率的问题，这类行业自律性的组织应该负担的是对政府监管机构无法深入监管或监管效率较低的一些业务和一些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业务运作方式等的业务监管上，如行业服务标准、服务定价等的监督和协调问题等；另一方面是作好市场信息的反馈工作，保障市场动向、市场发展障碍等的信息能及时有效的传递给政府监管部门，使其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或及时消除发展障碍，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三、进行上述优化安排的利益分析
前面已经明确提出了优化的金融监管架构，并且对其具体的运作亦已作了安排，笔者认为这种优化相对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向，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1、有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利用财政的手段如税收、转移支付、财政投资等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则是中央银行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体有三种方式：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从优化的架构之第一层次看，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直属于国务院，在行政上统属一个层次，而且无其他政策制定者（指具体市场监管者）干扰，因而可以确保政策制定上和执行上的协调和统一。（1）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归于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利于意见的统一，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容易协调。通常财政政策的效果比较快，运用比较方便，对经济全局的影响可控程度高，因而一般用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货币政策直接通过控制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影响经济运行，而且控制的通常是基础货币，因而其乘数作用明显，容易引起经济大幅波动，一般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如果这两种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很好的协调，将极大可能的导致财政政策的运行无效，甚至于导致经济大幅波动、出现严重经济衰退；（2）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金融政策，其他市场运行方面的监管者全部纳入中央银行统一协调监管，在没有其他强权监管机构的干扰下，更有利于保证金融政策的稳定和高效。
2、有利于保障货币政策得到统一、完整的执行。由于各具体市场行为监管者统属于中央银行管理，中央银行便有权监督其行为，确保政策的传导机制高效运作，从而保障货币政策能得到统一、完整的执行。第一，法定存款准备金。在现行的监管模式中，调整权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而具有真正监管银行经营行为的银监会却无权调整，而中央银行又没有市场直接监管权，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监管权和调控权的人为分割，不利于市场信息的及时反馈和市场行为的及时调整，一方面是中央银行无权得到第一手资料，及时修正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监管部门无权对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样一来，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效果和监管的效率都受到了影响。而优化后的架构安排有效的避免了这一点，所有市场调节工具运用权统归具体监管部门具体运用，但是又必须在中央银行统一领导下运用，这样上面出现的尴尬问题便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第二，再贴现率。这一货币政策运用手段是通过对信贷市场的直接调控从而调节社会资金流量的，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基本类似于第一点的分析；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它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一种政策手段，依照当前的金融监管架构，证监会除非在国务院直接授意的情形下才有可能主动支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否则资本市场将不会主动协助货币政策的运行，如此货币政策的及时性和效率必定会大打折扣。而优化后的架构安排中，中央银行直接监督证监会的行为，市场信息传递、反馈准确和及时，故而可以确保证券市场能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突显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的迅捷和可控性强的优势。
3、优化后的监管架构职责安排清晰，通过国务院和中央银行的协调可以确保金融市场监管的完整。各层次、各类市场监管者的职责分工明确，且监管边缘部位由于存在有权机构（金融创新监管局）的协调，可以减少监管效能的漏损，提高监管效率，降低金融市场风险。
篇10
所谓多元化经营，它是指所有金融行业之间的经营关系，金融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多元化经营已成为普遍趋势。
(一)金融全球化发展是金融业多元化经营的宏观环境
金融全球化是当前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全球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金融业并购热潮，除了银行合并出现大型化、垄断化趋势以及合并活动趋于全球化、跨国化外，更为突出的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交叉并购成为新热点，大银行全能化与综合化经营成为大势所趋。新的重组浪潮不仅包括银行之间的兼并，而且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之间的跨业兼并。金融业的传统分业经营体制在合并中被打破，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之间的合并是三业合并的典型，合并后的花旗集团成为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全方位金融业务于一体的“超级金融航母”。
(二)多元化经营具有极大的优势
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实行多元化经营的全能银行对于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对客户和银行，还是对经济都非常有利。首先，它可以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即全面的金融服务；其次，它可以使银企关系更为密切。全能银行通过全国的金融服务，使客户与银行之间更加相互了解，加强了双方联系，有利于巩固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最后，它可以更好地促进储蓄的发展。全能银行通过众多的分支机构为广大的客户提供多种方式的储蓄机会，特别是作为投资的各种证券，使每家全能银行都能与成千上万的储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从
而使全能银行更好地充当储蓄与投资者的中介入。
二、我国目前金融经营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业的现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我国的分业经营制度，把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业务范围分别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金融业的风险实际是更加集中和扩大。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全能银行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从而影响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单一，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信贷资产中80％左右投向了国有企业。这种资产结构存在很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风险剧增、经营效益下降，使国有商业银行处于高风险运行之中。
（三）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事实上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我国的银行、证券商、保险公司分别处于无差异经营和无差异竞争的状态，包括机构发展和市场定位在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层次、有分工、有竞争、有合作的良性发展格局，对金融业资源的总量利用造成了极大浪费。
三、我国金融经营模式的几点新思路
(一)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多元化经营的全能银行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银行逐步进入我国市场，必然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考虑着手按全能银行方向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并据此完善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可以选择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试点，率先突破分业经营的限制，进行多元化经营的试点。逐步放开业务限制，形成相对完整的网络体系。在这里，集团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由银行来参股，证券公司来参股，更多的是吸收其他产业公司的加盟，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投资入股。在集团公司内部，设立各自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这样，集团公司就具有了完备的金融业务，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时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整合
我国现有金融机构种类繁多，门类复杂。金融机构种类繁多，有利于形成竞争，但也过多地加大了竞争成本，尤其是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其无差异竞争成本更大，我国金融业的普遍不景气状况也就难以改变。而整合现有金融机构，可以实现经营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在境外多设立分支机构，并实多元化行经营，发展全能银行，与此同时，则减少境内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在境内重组金融机构，实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相互并购或相互参股，并以一业为主，他业为辅，他业则以独立子公司形式存在，并分别设立账户，分别核算经营成果，分别进行风险控制，建立系统内垂直管理体系，成为金融集团公司。
(三)建立一套跨市场的、连续性的、统一的监管体系，实行金融业统一监管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是分业监管，监管部门有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业监管的初衷是良好的，但随着混业经营成为国际金融改革趋势，统一监管也将成为一种必然。因为面对全能型的外资金融机构和即将成为全能型的中资金融机构，不能不进行统一监管。为此，应制定统一的金融安全标准和监管标准。
当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时，通讯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得金融风险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难以集中控制和监管，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协调的监管体系。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所言：“监管体系应适应被监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现阶段，我国应加强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将来，可对此三者进行整和，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对我国金融业的综合监管，从而形成我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戴相龙.中国金融出版社
篇11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篇12
（一）企业缴税具有不可避免性
企业在营运过程中会支出成本，目的在于收获利润。大部分企业会采取措施以减少成本，以追求利润的增加。税收也算是企业支出成本之一，但是属于纯成本，且具有强制性。若金融企业不予支付，则属于偷税，需受到相应处罚。若企业可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减少这种纯成本，例如一个单位，那企业便会收获一个单位的净利润增加，并非营业收入获得一单位增加。
（二）税收筹划可增强金融企业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水平
对于金融企业而言，其开展财务与经营管理主要包含三大要素：资金、成本以及利润。企业开展经营管理就是探讨如何促使资金使用率最大化，并对成本进行摊销，以实现经营目标。而税收筹划即促使上述三大要素产生最优效果，故而金融企业在开展税收筹划时与财务息息相关。若在处理会计的过程中其方法不同于税法要求或者可自主选择财务政策与方法，金融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活动调整纳税，使财务报告的编制更具科学性，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三）可促使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获得提升
纳税主体要开展税收筹划必须十分熟悉国家税法，因此，金融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可促使纳税主体在对合法利益进行谋取的过程中，去主动自觉地研究税收法规，从而提升自身纳税意识。
（四）对企业结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税法中含有税率与税基，两者差别较大，纳税人可基于税法相关鼓励或优惠政策，开展筹资、投资或者企业重组以及调整产品结构等活动。从主观上而言企业自身税负有所减轻，但是从客观角度而言，企业是通过税收经济杠杆逐渐迈进对产业结构、生产力进行优化配置的道路。
（五）税收筹划是条生死线
我国税收体制主体为流转税，这意味着企业缴税主要是依据其征税额，并不将企业盈利与否纳入考虑范围。这样一来对于某些资金难以周转或者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而言，税收筹划是一条生死线，可决定其存亡。
三、金融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措施
（一）具体操作
主要包括筹资、用资以及经营这三个环节的具体操作，具体如下：
1.筹资环节
金融企业的经营对象较特殊，主要为货币，而企业运营主要是基于筹资，故而筹资具有重要地位。筹资方式的不同会对金融企业后期所获取的纯利润或者需缴纳的税额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一定要考虑其是否能够降低税赋。例如若金融企业开展债权融资，其成本可在纳税前便予以扣除，此时可对股权、债权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比例进行调整，使其最优化。特别是金融企业若已经上市或者准备上市，则更需要采用类型不一的筹资结构模型开展综合分析，以确保所选筹资方案的最优化。
2.用资环节
金融企业若要拓展经营领域，则要做好投资业务，例如贷款、证券、中间业务、外汇以及期货等。在开展具体投资时要基于国家所颁布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品种以及投资企业采取的组织形式进行合理选择，因为类型不一的金融产品在处理其利息税赋时方式也不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可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直接使用，而后投资环保项目或者高新技术便可降低税赋。
3.经营环节
金融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都在实现利益，故而其全过程中都与税收有所关联。故而在经营环节开展税收筹划也具有较大作用。可在经营过程中选择交易方式，以对收入与支出会在何时发生进行明确，避免成本与利润会在某一个纳税时间段集中。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关联方交易形式，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税法，可对此差异进行利用，在内部进行价格转移，将赋税较高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赋税较低的企业中，从而降低企业整体税负。但是一定要保证转移的合理性。此外，还可对成本费用的提取、计算、分配以及财务成果计算等方式进行合理选择，达到养活税负的目的。还有对外进行合法捐赠或者对固定资产进行合法折旧等方式。
（二）整体操作
1.需对税收筹划进行正确认识
开展税收筹划是为了实现金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对税收筹划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行判断时并非考虑其缴纳税款额是否降低，而应该考虑价值能否实现最大化。税收筹划不同于逃税，只有制定合法的筹划形式与内容，将税收意图明确反映，才会受到税收法律的保护。因此，在开展税收筹划过程中，企业需对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细致了解，避免由于粗心或者疏忽导致税收筹划本质转变为逃税。
2.有效控制税收筹划风险
金融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需将各种风险因素考虑进来，例如税制改革、税收政策出现变动或者税种有所调整等。还有一些政治或者经济因素，都会成为风险。结合风险因素对筹划可能产生的收益进行预估从而选取最合理的方案是金融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关键点。因此，企业在制订方案时眼光一定要长远，同时预测与估计各种风险因素，制定补救方案，避免风险出现时措手不及。
3.提升税务管理水平
金融企业开展经营活动主要在合理进行税务管理的前提下。企业需将税务管理各项基础工作落到实处，采取授权审批与岗位责任制，这样可防止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产生违法行为，降低企业损失。可通过外聘税务管理专家的方式，提供定期咨询服务，在其科学指导下提升税务管理水平，确保税收筹划工作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