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信用经济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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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关系的处理
在我国信用社的传统制度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相对疏松，难以进行相互之间的合作，而每个部门又受制于上级部门，其能力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内部的改革也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进行。信用社建立之初，其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升级的进行，为我国农村事业的进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随着我国发展建设事业的深化，农村发展需求的增加，信用社各个部门越来越难以独立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因而其改革和发展势在必行。对于信用社内部部门关系的改革，笔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我国信用社融资金额越来越大，存贷款工作越来越好，因此其已经有了一定改革和发展的能力。首先，其要促进部门的相对独立。我国信用社的各个部门都需要的到发展和改革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信用社中的部门，一直受上级的指挥和全权管理，其改革工作缺少时效性和针对性，因而我们要给予其一定的独立权利，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有效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信用社经济能力的提升。其次，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元化，某一个独立的部门，已经难以独自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国信用社中的各个部门缺乏交流，制约着其发展和进步。因此，我们要加强其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使其能够充分吸取对方的建议，促进工作的完善。最后，我们要增加部门职能，或者说提高部门地位，使其在工作中具备一定的分析职能，并根据分析，为我国信用社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促进信用社发展，使其作用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二）管理系统的升级
经济管理系统的进步，能为管理效率的提高、准确率的提高提供更为切实的保障，但是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发展，一直以来将中心放在经济问题上，虽然其经营额变得越来越大，作用也相对提升，但是其工作效率，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这一问题也是严重制约其发展的，因此，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我国的信用社起步较晚，管理系统建设不完善，而其在发展中，也一直缺乏对管理系统的更新和升级，因此是效率一直上不去，因此，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并解决的。首先，我们要根据管理系统的运行，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积极研究解决的办法，保证其准确性。其次我们要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和更新，利用当代信息化技术优化程序，保证其效率。
2完善人才系统的问题
我国信用社的发展速度快，设计面广，因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专业的人才。而我国当前存在的变数较大，信用社工作也有着其具体性，因而对人才的依赖更为强。但是我国信用社一直受人才问题的制约，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发展信用社经济，就必须加强其人才队伍的建设。
（一）完善人才的招募系统
信用社中人才短缺问题比较严重，因而我们要完善其人才招募系统。首先，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招募真正适合自身的专业人才，放弃照单收的人才招募方式。其次，要严格考试程序，对应聘人才进行严格的考量，确保人才的质量，使我国信用社的发展更加完善。最后，要对人才进行合理的分配，避免造成人才冗杂的现象，影响我国信用社工作效率的提高。
（二）完善人才培训系统
在人才短缺的当代社会，我国的信用社已经加强了人才的招募工作，但笔者在对新进员工的调查中发现，其难以很快的适应新工作，更难以对我国信用社的发展任务、发展状况做出全面的了解，因而，我们在人才招募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自身人才的培训。一方面，加强人才的培训能够提高自身人才的素质，为部门效率的提高、工作水平的进步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其能保持自身人员发展的可持续性，避免人才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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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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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育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初的商品交换盛行的是实物交易，但实物交易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价值不等货不对路的限制，使交易难以达成。于是货币便应运而生，作为一般等价物，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又出现了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交易难以达成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先行提货，到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进行赊账，赊帐意味着授信人给予受信人的未来付款承诺以信任。这样，货币的支付手段开始出现，形成了最早的信用关系。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无信用中介的交易方式，就被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现在通行的纸币（信用货币）本身，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或者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由此可见，从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开始，赊购、赊销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行为，信用就成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成长起来的是个人信用制度，许诺、承诺、保证等等都以个人信用为基础，以后又逐渐培育出企业信用、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等各种信用制度。即发达国家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信用制度建立在先，市场经济发展在后，整个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信用这一基石之上，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别国相比，建立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市场经济建立在先，信用制度建立在后。中国政府宣布到2000年末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信用制度建设的试点在2001年才刚刚开始展开。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去通过行政命令衔接企业间和个人间的经济联系，是不需要多少信用来发挥作用的。然而当市场取向的改革被启动的时候，社会并未同步确立起讲求信用的市场规则，于是竞争便在没有信用约束的环境下层开。由于各经济主体趋利动机日益强烈，在社会没有完善法规和执法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社会失信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信用上，欺诈盛行，假贷横流，几乎已经到了“无人可信”，“无事敢信”的程度。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百姓的现实感受，整个市场出现了整体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由于信用缺失，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缺乏正常沟通交往的平台。
据有关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2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产品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款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有调查显示，失信仅次于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在这种存在信用危机的市场环境中，守信成本相当高，而短期内失信收益并不低。这种信用氛围，恶化了市场环境，以致出现了守信者步履维艰、消费者提心吊胆的不良局面。
三加入WT0要求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
由于信用是在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因此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当授信人（债权人）授信失当或受信人（债务人）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我国自古以来即非常重视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维护，然而这种规则多限于道德规则，并没有上升为相对确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显然，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首先从社会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入手，而力图从考察个人的经济行为、提高个人素质德行中寻求出路，是不可能建立起适用于现代社会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的。进行现代社会基本信用规则、体系的建设，是不可以靠个人的感情因素及自我认知能力来建立的。必须靠法律手段来督促个人讲信用，用制度建设的方法来提供社会讲求信用的工具和氛围。靠这些手段督促个人信用比靠个人的感性及认知能力来建立个人信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通过法制来规范信用行为，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完整的、良性的信用链条，才能实现信用制度的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不仅仅需要建立法律规章，还需要重塑一种讲求信用的社会氛围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用意识。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软硬两个方面：软制度包括惯例、习俗、文化影响力、道德观念等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硬制度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各级政府制定的法规。发达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讲信用，“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特别是因为失信和欺骗行为会使加害方自身遭受严重损失，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成为了社会的风尚和习惯。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不但求职谋业困难重重，而且银行不会发放贷款，商场拒绝其购物，电话公司也不会为其提供服务；如果企业没有借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自然不会贷款，公司也休想上市，上市者则股票会一落千丈，各类债主也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偿还债务；可谓步履维艰。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个人或者企业不在意其信用，这样经济秩序自然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具备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环境与竞争机制，但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制度广目前经济生活对建立信用制度已提出迫切要求，社会普遍存在的失信现象已构成经济增长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进行信用制度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信用资料和评估结果。
四社会已有重建个人信用的迫切要求
加入WT0后，竞争将在各方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即所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之间的竞争，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正是这类制度竞争的题中之议。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认证协会主席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政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做出判断的眼睛”。由此可以判断，国家将会加快信用制度建设的步伐，必定从法律上、政策上增强建设的力度，优先建立竞争秩序框架，以夯实市场竞争的基础。
从国家看：江总书记除了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外，还在2000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强调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朱总理也曾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据介绍，国家经贸委正在就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进行尝试和探索，并在今后将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场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同时推动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户籍与个人信用管理系统以及质检、税务、海关等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实现部门间和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
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在2001年12月11日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国家各行政执法部门正在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银行、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建立记录不良行为的“黑名单”制度。
从理论界看：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首次召开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经叔平、厉以宁等众多经济界著名人士郑重地向社会倡议：宣传信用理念，推广信用文化，传播信用管理知识，为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信用回归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有业内人士把2001年称为我国的信用年。2002年3月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诚信”更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从社会看：由于失信现象严重，那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形式受到严重挑战，许多交易退回到现金结算的方式，不少合同因此而无法签定。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企业无法正常地使用信用工具，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信用观念薄弱导致的帐款拖欠和欺诈行为，也使不少企业陷入危机；不讲信用还出现了一种从众效应；使很多企业既是不讲信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表现为发生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的信用交易，这种交易必须以有履约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我国目前存在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重建信用已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
五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和难点分析进展状况
目前，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汕头等城市都已先后开始进行信用体系的建设，但重点主要是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未久，主要是上海、深圳和北京有实质性推进。上海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我国大陆首家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的专业资信机构，承担上海市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开展个人信用信息咨询、资质认证和风险评估业务。这使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上海走在个人信用评估事业的最前沿。
在深圳，“个人信用”的法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经颁布，这意味着今后赖账、行骗者将永远被银行或其他商业部门拒于“信用”的大门外。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深感由于信用管理滞。后、个人信用缺失，严重影响了深圳个人消费信贷等金融业务的开展。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个人因贷款手续繁琐又贷不到钱，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房屋贷款等贷款消费难以刺激起来，客观上也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发展。为了将个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深圳市政府历时两年，数易其稿，拟定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办法》将个人信用信息分列为四大类：一是个人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婚姻及家庭成员状况、职业、学历等；二是商业信用纪录，包括在各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个人信用卡使用等有关记录；三是社会公共信息记录，包括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险以及个人财产状况变动等记录；四是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的特别记录。这意味着个人信用的硬制度建设在深圳已先行了一步。这一初步的地方法规框架，填补了我国个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的空白，在法律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北京则成立了专门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春江水暖，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已切实地起步了。
难点分析
篇4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篇5
(一)重视程度不够
一些企业领导和工作人员开展经济管理时，受传统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的影响，对信息技术应用不重视。忽视应用信息技术，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也未能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影响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对提高经济管理工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专业人才缺乏
缺乏高素质工作人员，既懂信息技术，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难以提高工作队伍整体素质，影响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对更好开展经济管理各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三)管理体系缺失
未能按照企业自身情况，建立完善的信息技术管理体系和经济管理制度，影响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对更好开展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很多环节和工作流程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影响经济管理水平提高。
(四)信息搜集不够
忽视搜集相关信息，未能对相关信息进行整理，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经济管理工作，制约企业经济管理水平提高。
三、经济管理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对策
(一)更新观念，提高思想认识
作为企业领导，应该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充分认识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的作用。并注重完善管理体系，促进信息技术得到有效应用。同时应该认识企业竞争的激烈性，在利用信息技术的同时，也应该更新管理方式，完善管理体系，创新管理模式。推动经济管理顺利进行，促进工作水平提高，让信息技术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加强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企业应注重引进和吸收高素质工作人员，加强既懂信息技术，又懂经济管理的人才引进工作，充实企业管理队伍，为经济管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信息技术有效应用提供保障。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注重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促进他们工作水平提高，业务技能进一步熟练。培训过程不仅要加强信息技术学习，还要学习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丰富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体系，为各项工作开展奠定基础。培训可以集中学习、讲座、调研、交流等方式进行。从而完善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体系，更好适应经济管理工作需要。
(三)重视管理，完善管理体系
完善管理系统，确保信息真实有效，为工作人员获取有效信息提供便利。避免数据信息存在差异性，确保数据真实、有效，从而方便数据分析，更好为经济管理服务。重视数据分析工作，掌握经济活动真实情况，为采取经济管理各项措施提供依据。注重管理决策阶段数据分析，分析存在的不足，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合理估算成本和效益，以降低决策风险，为企业获取更大经济效益。
(四)搜集信息，推动技术应用
要注重搜集经济信息，为开展各项工作准备资料。只有在充分掌握企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和管理，为做出各项经济决策提供依据，也让信息技术得到更好应用，促进工作水平提高。(五)完善网络，建立信息平台加强企业网络建设，构建有效的信息工作平台，从而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根据各项计划和要求，及时、准确处理各种数据和信息，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更好为企业服务。另外，还应该注重先进技术应用，注重软件更新和升级，让信息技术更好为企业服务。
篇6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的绩效评价
早期西方经典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主题，按全要素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15]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专著，试图或简或繁地计量技术进步对形形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法确立了早期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结论（Solow，R.M.1957）。[16]这种测度结论的准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在两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一是将余值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二是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视为同质的假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忽视了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衡量。对此，学术界持续地改进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精准度。如丹尼森将知识的进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单列出来，并从总量层面上考虑了劳动投入的多样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经济增长中不能直接由实证测度因素所解释部分的大小，并细化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Denison，E.F，1962）。[17]乔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因素的多样性，并落脚在各产业部门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层次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余值”的范围（Jorgenson，D.W.，1967）。[18]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都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时，尝试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投资（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之间（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关系进行实证测度，以期对影响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27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技术变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认为因为大量技术变化涉及资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发现活动配置，这些资源仅得到正常回报，当技术被发现且实施时，技术变化的价值转化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为零。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如全球创新指标（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区（TimothyF.Slaper，2010）、一个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个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DavidJ.Spielman，2011）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阔了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视野。总的来说，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近似度量还存在一些质疑甚至争议，但将之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不过，理论界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价。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关于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学者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1776）。[23]还有学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生产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的要素间替代本身就是刺激发明和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JohnRichardHicks，1960）；[24]这种分析思路被后来一些学者发展为诱致性技术变迁模式，用来分析某一特定行业技术变迁的原因和发展路径（速水佑次郎，1998）。[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JosephA.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成功欲、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业心等创新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不仅是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传递手段。[2]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阿罗（Arrow，K.J，1962）的“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模型”（Schultz，TheodoreW.，1961）开创性地将无意识的生产经验积累和有意识的教育投资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内生化来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促进了知识经济化与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研究。随着技术进步原因的内生化，特别是当理论界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那些促进生产要素积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分析经济增长原因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模型被艾林•杨继承和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微观层面系统地形成了博兰德—杨、基母—莫塔迪、贝克尔—墨菲三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微观机制。[26]（P546-576）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发明与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交易费用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理论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技术进步的成本、依托载体、经济背景等，并以更规范的研究范式讨论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市场的联系。当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代替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分析技术创新的经济背景后，技术创新的成本、研发投入、专利、市场结构、企业内部特征和产权组织等会影响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效率的观点逐渐形成理论界的新共识。[27]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使学术界对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认为资源投入量、企业的作用、隐含知识存量，外部性、获利能力与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将影响或制约一国获取知识和积累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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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参考文献】
邱曙东《灰色经济造成信用缺失潮汕背上假货标签》新华社通稿2001年11月7日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5页
阮德信《区域信用体系与和谐社会构建路径》《求实》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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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一所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调查发现，当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在职业核心能力方面普遍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生在职业核心能力方面的认知水平不高，也就是说对于职业核心能力的没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实用经济数学来说，学生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因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没有认识到实用经济数学的重要性，以及其实用性，在实用经济数学的教学中，学生没有感到该学科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的用处。因而，严重的缺乏积极性。
三、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在实用经济数学中的建立
由上述可知，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尤其是高职类的学生发展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调查研究，当下的许多高职院校内，本应该具备较强的职业核心能力的学生都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在实用经济数学中应用职业核心能力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如何建立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模式却成为了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笔者在此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希望能够为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而做出一些贡献。
1.数学知识与职业核心能力的结合
就笔者看来，要想提高实用经济数学中职业核心能力的运用，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首先就要将实用经济数学中的知识与职业核心能力有效的结合起来。如在教材中，或者是教学的过程中，添加关于数学的职业方面的实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教学中，时刻的渗透职业核心能力的思想。
2.职业核心能力中的“数感”的训练
“数感”，即对数学的感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具体地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数和运算有敏锐的感受力，有意识地从数学的角度去观察、解释和表示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数据特征和空间形式，善于捕捉一般问题中潜在的数学特征。数感是人对数与运算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可以帮助人们运用灵活的方法做出数学判断和为解决复杂的问题作出有用的策略。在职业核心能力不同等级标准的训练中，培养一个人的数感是指能够从数字信息中以数学的思维模式，通过对数字以及数量关系的把握，筛选适当的方法，对数字实施运算，从而得出结论并展示运用于实际工作问题的一种思维策略。实用经济数学是一门比较奇妙的学科，它能够使得生活中、工作中，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有序，并在经验的积累中形成一定的规律。而数感的培养，能够很好的将职业核心能力运用在实用经济数学的教学中，进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将职业核心能力很好的应用在实用经济数学的教学中还涉及到许多方面，如学生、教师、校方等等。以上只是对职业核心能力几个方面且比较浅显的研究。所以，以上所提出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以及相关的改进措施对于提高职业核心能力在实用经济数学中的应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需要高校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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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建立规范、高效、诚实、信用的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对于提升我国信用等级，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形象以及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建立外汇市场信用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外汇局对应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等相应开发了国际收支统计监测、汇兑业务统计申报系统、银行结售汇管理系统等十几个应用系统。这些系统的运用，增强了监管的时效性，方便了涉汇主体的外汇收支活动，为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这些信息系统在数据共享、预警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远不能适应外汇管理的需要。
一、当前我国外汇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1．外汇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数据共享性差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是在适应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是每增加一项新的外汇业务就要增加一个系统或报表。外汇管理的外汇业务信息应用系统已有十几个，基本覆盖了外汇局所有业务领域，但由于每项外汇业务需求的提出时间先后不同，指标设计口径不一，各个应用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无法充分发挥子系统有机整合后的整体优势，对于有效利用外汇数据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资本账户的放开以及证券、保险和服务业的进入，为了保证有效监管，每项业务都要增设新的系统，那么，外汇管理的信息系统要以成百上千计算。
2．外汇信息系统数据采集方式原始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对外汇信息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数据的采集方式和统计监测系统的综合分析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现行的统计监测系统游离于银行自身业务系统之外，以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为例，客户国际收支交易的涉外收付信息虽已存在于银行自身业务系统中，但在进行申报信息的报送时，银行仍须将这部分信息录入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中，既加大了银行工作量，又存在二次录入错误的可能。目前，外汇局与银行、企业的信息传导载体还主要是纸质报表，大部分数据采集来源于手工台账登记，然后手工汇总后通过专门的统计程序上报。这种数据采集方式不仅会发生因填报人在统计内容理解上的偏差而导致人为统计错误，还会由于手工采集速度的限制而导致在信息掌握上的滞后性。加入Wl’O以来，我国涉外经济增长迅猛，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新的交易种类不断涌现，跨境收入金额迅猛上升近10000亿美元，如此大规模、高频率的跨境资金流动，如果都要用手工台账方式统计汇总，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3．外汇信息监测系统缺乏有效的预警、预测机制高效的外汇流动预警、预测机制是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指标的设置必须体现管理者的意图，从目前国际收支申报系统和其它系统看，还停留于信息的采集、汇总阶段。仅局限于对各类具体业务的事后统计，缺乏必要的信息加工、利用、分析和反馈机制特别是缺乏对异常信息的的监测、筛选以及对外汇流向的事前预测，加上外汇信息的流动渠道不畅，信息反应迟缓，所以对违规、违法的外汇流动的监管就缺少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
4，外汇信息监测系统不能反映涉汇主体的交易全貌账户是统计的基础。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虽然已在全国推广实施，但该系统不能反映全部企业或企业全部的外汇收支活动。一些对公单位的结售汇，如出口结汇、捐赠结汇、进口购汇及其相应的收支等，可以不通过外汇账户进行收付，致使外汇账户收支不能完整地反映涉汇单位的涉外经济活动。特别是作为对银行外汇业务监管的主线的结售汇未能在该系统得到体现。另外，该系统还未含银行自营外汇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账户，企业开证付汇保证金账户等，因而导致外汇管理部门在对企业外汇收支活动监测中，没有目标、没有重点，使企业的一些外汇违规行为因账户系统的局限性没有及时暴露和制止。
二、构建我国外汇市场信用体系的思路
外汇市场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规范的行政执法和内控制度，畅通的政策宣传和反馈渠道，高效的外汇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互通互联的信用信息共享系统，科学的信用评价和奖惩制度，以及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等。其核心内容是高效的外汇市场信息管理系统。虽然外汇管理已经建立了十几个信息系统，但是由于这些系统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外向型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直接管理的烙印。这些信息系统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建设外汇市场信用体系，首要任务就是对相关外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逐步建立高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1．更新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理念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外汇管理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管理方式的转变，实行平衡管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外汇管理经历着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现场检查向非现场核查、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如果再延用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行政管理思维方式，显然是难以解决复杂和深层的问题，外汇管理的有效性越来越弱，而且管理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并且我国现在外汇资源已由稀缺转为相对过剩，因此，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思路也必须随之转变，并且应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统计指标和统计内容的设计上，应紧紧抓住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主要指标和重要内容。彻底摒弃面面俱到的管理理念。国际经济的交往相比国内经济有着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的交往中，抓住主要矛盾，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尽量简单化。这也是对我们的管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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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这一概念，通常包涵两种内容：一是指因为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说某单位或某个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时偿还，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证，比如说信用贷款。
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侠义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动机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缘、多拉关系。侠义，旧时指讲义气、肯冒险助人。这一点很像昔日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为。部分非公有经济界人士一旦赚了钱就容易财大气粗，甚至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随便表态，随便许愿，随便承诺。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帮，什么难都能解。但因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亲者与疏者不能一视同仁，加之前说后变，致使侠义性的信用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夹杂着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偷税骗税、走私行贿。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自然地就赢得利益、赢得利润。在商言商。非公有经济总是要获取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讳避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什么？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义、规则。如果有人标榜非公有经济不要赚取金钱、不要谋取利润、不要获取财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盗铃、痴人说梦。但是，非公有经济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经济不能见利忘义、只顾财富的积聚，不择手段；要求非公有经济把对金钱、利润、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因为单纯获取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不可能成为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诱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更加雄辩地证明，一旦物质冲动变为经济行为的根本诱因，经济活动就会丧失理性，人们就会急功近利，只想从市场经济中捞取什么，而不想能为市场经济建设贡献什么。这种现象的泛化，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升华非公有经济的行为动机，使其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主旨在于重视企业生存之本，重视从业者的为人之道。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与交往。这种交换与交往应当遵循公开竞争和人已互惠的规则。但是，在商品交换和市场交往过程中，有些非公有经济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却错误地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有损人才能利己。他们片面地夸大“市场如战场”，简单化地把商战等同于兵战，从而得出在市场竞争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错误结论。认为只有在经济总量、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对方的份额，才显得自己聪明、精明、高明。其实，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不义经济行为。因为这种经济赢利原则是以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经济行为本身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用道德伦理。这种经济行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率来创造经济剩余，获取经济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经济总量，只是想多占别人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既不能提高国家经济的总效率，又不能扩大国家经济的总收益。非公有经济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摈弃损人行为，确立利他意识，并把这种利他意识升华为互惠、双赢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实现非公有经济负责人的人生价值。
不同的非公有经济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同一个非公有经济在不同时段也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层次都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一是侠义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侠义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层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断提升。
非公有经济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危害。
第一，常遭别人不讲信用的报复。唐代魏征在《群书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说，你对别人不讲诚信，别人对你自然也不讲诚信了。诚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与合作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公有经济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毁坏信用，那么，非公有经济反而要求别人对自己讲信用，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法兑现的。虽然社会公正舆论并不赞成把别人失信作为自身失信的缘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很难避免的。欺诈反被欺诈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经济中并不少见。
第二，难以应对优势信用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面临外企总体优势竞争能力的挑战，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比这种挑战更严重的挑战是外企优势信用的挑战。不要说外企的优势能力，就是仅靠优势信用就能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瑞士银行、友邦保险、IBM服务、丰田质量、通用六个西格玛、沃尔沃顾客永远是对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赢得客户、赢得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公有经济面临与国外优势竞争能力与优势信用的双重挑战，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构建非公有经济自己的信用优势去应对外企的优势信用的挑战。
第三，恢复信用要花昂贵的代价。非公有经济要在较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信用优势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则很简单；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复信用，却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昂贵代价。回首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状况，应该说总体上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在非公有经济的信用方面，过去曾经有、当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担忧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的轻工、食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们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轻工、食品市场占有率一直没有超过5％。曾经向中国开放的黄金般的市场现在仍然开放着，只不过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国。当年温州的纸底皮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致使温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标明产自温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温州人为了挽回这一信用损失，付出了昂贵的惨重的代价。这种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第四，私企业主丧失立身的根本。人无信不立。对于私企业主来说，信用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的金字招牌。讲信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和维护，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契约社会，非公有经济没有信用便意味着没有市场，而私企业主没有信用，则没有了立身之处，其结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场。我们有些私企业主，对不讲信用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损害了企业家的职业信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了投资环境恶化，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成为我们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重树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私企业主：一要认识到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信用危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必然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妨碍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清醒地认识到，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是私营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更是巩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中华民族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的需要。二要认识到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私企业主、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从经济学的概念上讲，它是一种素质、品格和能力。他们的职业信誉是其职业道德、职业业绩的体现。它既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不仅是对他们过去的总结，也是他们创造未来的资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论述，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古人云：“巧诈不如拙诚”。做人如此，经商亦然。私企业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诚”之道。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誉经济、诚实经济。21世纪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业主、私营企业家不能只是一个经济人，更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个拥有良好职业信誉的人。总之，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长，社会无信不稳。私企业主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信誉，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中，才能够持续发展，快速前进。
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多维性
造成非公有经济的总体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仅靠独善其身是难以奏效的。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全民信用意识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要努力营造信用优势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作为政府，必须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信用优势环境。以往我国较多强调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而较少关注对一些权力部门的道德约束。其实，就某种意义说，在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权力部门的诚实守信，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它们的诚实守信是难以言行到底的。而权力部门要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就必须切实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一要切实健全产权制度。产权明晰，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产权制度的一个理想目标，这方面虽有不小的进展，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可能是完全具备信用优势的经济。完善的产权制度能够使人干了坏事必然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做了贡献必然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人们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也可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这就容易让人因不必顾及后果而产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场秩序，就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越不健全，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就会越多，个人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人们就可能更狂热地追求短期利益，从而进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中，政府必须帮助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二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市场经济有了政府对全世界的庄重承诺，有了来自国际的、具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力的监督。这些都是信用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更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转变自己的职能，在不放弃、不削弱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减少政府部门的交易行为，减少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直接干预，切实把某些地方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管制式的领导变为服务式的帮助。要用政府本身的信用建设促进、保证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在自律与他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日趋完善。
三要切实公示信用状况。目前，我国信用信息的透明度还比较低，收集非公有经济的准确信用信息非常困难，也缺少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其实，我国政府一些部门保存着相当多的企业信用信息，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企业诉讼记录，房产部门的房产抵押情况等还要多。但是，这些信用信息既没有统一管理，更没有向社会进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建立一个完好的信用信息传输载体，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并及时公示企业信用状况。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业踢出重点培育的企业行列，上海吊销了十家有欺诈行为的企业执照，深圳、青岛规定，个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内不仅不能自己开公司，而且不得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这些做法有利于促进非公有经济及其从业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向往信用优势，鄙视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作为企业，“打铁需要自身硬”，要练好内功，遵纪守法，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自身信用程度，这就必须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能增强风险防御能力，提升企业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业逐步淘汰出局，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非公有经济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篇11
通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进程中,通信业的重要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通信业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先进、从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通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通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尝试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1计量模型分析
1.1理论模型
本文尝试用菲德模型来分析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个用于测算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由于出口部门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促使它不断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门正好吸收这种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外溢效应,从而增强其自身实力。因此,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长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就是用来估计出口对于非出口部门外溢作用以及出口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力差别的数学模型。
通信产业作为一个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联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计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通信产业对非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鉴于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将借鉴菲德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来测度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国内部门划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
模型建立如下:设各自的生产方程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别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两部门的产出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下标代表部门。(2)式生产函数假设,通信产业的产出水平P将影响非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
劳动力(L)与资本(K)总量可以表达为:
L=Lp+Ln(3)
K=Kp+Kn(4)
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部门产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将不同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fk代表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gl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gk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着通信产业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高于非通信产业部门。
对(5)的两边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据(3)、(4)、(5)、(6)、(7),可以推导出如下回归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γ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为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力和通信产业产出的增长率;P/Y是通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在统计数据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写为:
参数γ代表通信产业外溢作用与两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两种作用之和。将一个常数项和一个随机误差项加入到方程(9)中,同时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则方程(9)就成为所需要的回归方程。
通过方程(10),对的系数γ的估计,可以得到通信产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将整个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同时,非通信产业的产出不仅依赖于配置在本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还取决于同一时期通信产业的产出量。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假设: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个假定与现实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分析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1.2样本的选择
在本模型的计算过程中,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GDP用当年价格计算。L用年末从业人数表示,从业人数合计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I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它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P用每年通信业务总量代表。样本区间为1998-2005年。样本选取时间从98年开始,是因为1998年邮电分家,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如表1所示:
该回归模型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平均平滑处理。处理数据结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EVIEW统计软件对方程(10)做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方程(10)的回归结果看,所有的回归系数估计值α、β和γ都通过了统计的显著性检验,R2达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拟合效果好。从方程(10)的估计结果,得到最关心的系数γ的估计值为1·764966,γ就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义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通信部门每多生产出一单位的产出,国民经济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
2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参数的估计值γ为1·764966,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信业每多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整个国民经济GDP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这就说明了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作用。
通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不仅包括对GDP的直接贡献,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渗透作用与倍增作用,尤其是对其他产业的推动和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资源节约利用等改革需求越来越迫切,通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必须为有效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这不仅要求通信业加快自身发展,更要求通过它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改造提升其他产业,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基于上述的计量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加快通信业的发展,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业倾斜,以发挥通信业的高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篇12
二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育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初的商品交换盛行的是实物交易，但实物交易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价值不等货不对路的限制，使交易难以达成。于是货币便应运而生，作为一般等价物，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又出现了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交易难以达成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先行提货，到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进行赊账，赊帐意味着授信人给予受信人的未来付款承诺以信任。这样，货币的支付手段开始出现，形成了最早的信用关系。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无信用中介的交易方式，就被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现在通行的纸币（信用货币）本身，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或者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由此可见，从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开始，赊购、赊销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行为，信用就成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成长起来的是个人信用制度，许诺、承诺、保证等等都以个人信用为基础，以后又逐渐培育出企业信用、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等各种信用制度。即发达国家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信用制度建立在先，市场经济发展在后，整个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信用这一基石之上，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别国相比，建立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市场经济建立在先，信用制度建立在后。中国政府宣布到2000年末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信用制度建设的试点在2001年才刚刚开始展开。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去通过行政命令衔接企业间和个人间的经济联系，是不需要多少信用来发挥作用的。然而当市场取向的改革被启动的时候，社会并未同步确立起讲求信用的市场规则，于是竞争便在没有信用约束的环境下层开。由于各经济主体趋利动机日益强烈，在社会没有完善法规和执法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社会失信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信用上，欺诈盛行，假贷横流，几乎已经到了“无人可信”，“无事敢信”的程度。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百姓的现实感受，整个市场出现了整体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由于信用缺失，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缺乏正常沟通交往的平台。
据有关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2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产品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款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有调查显示，失信仅次于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在这种存在信用危机的市场环境中，守信成本相当高，而短期内失信收益并不低。这种信用氛围，恶化了市场环境，以致出现了守信者步履维艰、消费者提心吊胆的不良局面。
三加入WT0要求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
由于信用是在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因此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当授信人（债权人）授信失当或受信人（债务人）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我国自古以来即非常重视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维护，然而这种规则多限于道德规则，并没有上升为相对确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显然，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首先从社会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入手，而力图从考察个人的经济行为、提高个人素质德行中寻求出路，是不可能建立起适用于现代社会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的。进行现代社会基本信用规则、体系的建设，是不可以靠个人的感情因素及自我认知能力来建立的。必须靠法律手段来督促个人讲信用，用制度建设的方法来提供社会讲求信用的工具和氛围。靠这些手段督促个人信用比靠个人的感性及认知能力来建立个人信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通过法制来规范信用行为，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完整的、良性的信用链条，才能实现信用制度的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不仅仅需要建立法律规章，还需要重塑一种讲求信用的社会氛围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用意识。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软硬两个方面：软制度包括惯例、习俗、文化影响力、道德观念等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硬制度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各级政府制定的法规。发达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讲信用，“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特别是因为失信和欺骗行为会使加害方自身遭受严重损失，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成为了社会的风尚和习惯。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不但求职谋业困难重重，而且银行不会发放贷款，商场拒绝其购物，电话公司也不会为其提供服务；如果企业没有借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自然不会贷款，公司也休想上市，上市者则股票会一落千丈，各类债主也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偿还债务；可谓步履维艰。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个人或者企业不在意其信用，这样经济秩序自然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具备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环境与竞争机制，但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制度广目前经济生活对建立信用制度已提出迫切要求，社会普遍存在的失信现象已构成经济增长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进行信用制度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信用资料和评估结果。
四社会已有重建个人信用的迫切要求
加入WT0后，竞争将在各方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即所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之间的竞争，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正是这类制度竞争的题中之议。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认证协会主席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政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做出判断的眼睛”。由此可以判断，国家将会加快信用制度建设的步伐，必定从法律上、政策上增强建设的力度，优先建立竞争秩序框架，以夯实市场竞争的基础。
从国家看：江总书记除了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外，还在2000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强调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朱总理也曾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据介绍，国家经贸委正在就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进行尝试和探索，并在今后将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场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同时推动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户籍与个人信用管理系统以及质检、税务、海关等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实现部门间和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
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在2001年12月11日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国家各行政执法部门正在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银行、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建立记录不良行为的“黑名单”制度。
从理论界看：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首次召开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经叔平、厉以宁等众多经济界著名人士郑重地向社会倡议：宣传信用理念，推广信用文化，传播信用管理知识，为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信用回归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有业内人士把2001年称为我国的信用年。2002年3月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诚信”更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从社会看：由于失信现象严重，那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形式受到严重挑战，许多交易退回到现金结算的方式，不少合同因此而无法签定。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企业无法正常地使用信用工具，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信用观念薄弱导致的帐款拖欠和欺诈行为，也使不少企业陷入危机；不讲信用还出现了一种从众效应；使很多企业既是不讲信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表现为发生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的信用交易，这种交易必须以有履约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我国目前存在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重建信用已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
五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和难点分析进展状况
目前，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汕头等城市都已先后开始进行信用体系的建设，但重点主要是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未久，主要是上海、深圳和北京有实质性推进。上海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我国大陆首家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的专业资信机构，承担上海市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开展个人信用信息咨询、资质认证和风险评估业务。这使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上海走在个人信用评估事业的最前沿。
在深圳，“个人信用”的法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经颁布，这意味着今后赖账、行骗者将永远被银行或其他商业部门拒于“信用”的大门外。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深感由于信用管理滞。后、个人信用缺失，严重影响了深圳个人消费信贷等金融业务的开展。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个人因贷款手续繁琐又贷不到钱，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房屋贷款等贷款消费难以刺激起来，客观上也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发展。为了将个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深圳市政府历时两年，数易其稿，拟定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办法》将个人信用信息分列为四大类：一是个人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婚姻及家庭成员状况、职业、学历等；二是商业信用纪录，包括在各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个人信用卡使用等有关记录；三是社会公共信息记录，包括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险以及个人财产状况变动等记录；四是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和行政处罚的特别记录。这意味着个人信用的硬制度建设在深圳已先行了一步。这一初步的地方法规框架，填补了我国个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的空白，在法律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北京则成立了专门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春江水暖，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已切实地起步了。
难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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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輯訛輥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中国温州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