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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汉文化伯息传递与英汉语言差异
为了提高英汉翻译水平，有必要开展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这种研究的作用，从微观上来说，有利于在进行双语转换时，判断哪些是对应信息和非对应信息，并选择适当的转换模式;从宏观上说.可以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英汉语言之间的相同是相对的，而相异则是绝对的，以免造成翻译中文化信息传递的误差。
汉语和英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可以想象，英语和汉语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不了解两种语言的特点和区别，准确的翻译则无从谈起，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英汉文化信息传递。下面就从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的特点和区别来说说英汉翻译要注意哪些方面。
在词汇方面，英汉翻译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一)在一种语言里的有些词在另一种语言里并没有对应词。如:汉语中的“饺子”、“功夫”、“气功”、“三伏”等，在英语中就没有这些概念;而英语中的‘`coffee" ，"radar"，"bingo”等，以前在中国也没有这些对应的词汇。怎样在翻译中处理这些词呢?我们可以采取音译和意译的办法。如把汉语中的“饺子”、“功夫”、“气功”等分别音译成“jiaozi" } "kungfu" ， "chigong"，把“coffee" ，"radar”音译成汉语“咖啡”、“雷达”;而汉语中的“三伏”则可意译为“the hottest days in summer"，英语中的"bingo”可意译为汉语“一种类似玩彩票的游戏’，。
(二)在两种语言里，某些词语表面L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实指的是另一回事。如英语中rest room休息室，busboy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汉语中“农民”尹farmer ，“爱人”并lover等。在翻译中，我们不能随意“对号人座”，而要根据其词汇的实际意思进行翻译。如:英语中的rest mom指的是大建筑中的一间房子，里面设有厕所，洗漱设备等，我们可根据语言环境翻译成“厕所”或“洗浴间”等;busboy在英语中指是餐馆中收拾碗蝶、擦桌子的杂工，我们可根据语言环境翻译成“店小二”、“餐馆服务员”等;汉语中的“农民”最好译成“peas-ant"，因为英语中的‘`farmer”指的是“农场主”，与汉语中的“农民”大有区别;汉语中的“爱人”最好译成“wife”或"husband"，因为“lover”在英语中是“情人”的意思，与汉语中“爱人”的意思大相径庭。
在语法方面.英汉翻译中要注意两种语言在语法上有以下不同:
(一)汉语里很少用被动语态，而英语则常用被动语态。如汉语中的“家庭作业已经完成”，翻译成英语则是"The homework has been finished".而不能译成:"Thehomework has finished
(二)汉语中常省略句子中的动词，而英语中动词则一般不省略(口语除外)，如汉语中的“这公园很漂亮”没有谓语动词，翻译成英语则是:"The park is very beau-tiful" ，谓语动词“is”一般不能省略。
(三)汉语中只有时间状语的区别，没有谓语动词时态的变化，而英语中时间状语不同，句中谓语动词时态也必定不同。如汉语中的“学生昨天植树”和“学生明天植树”，虽然时间状语“昨天”和“明天”不同，但谓语都是“植树”。但翻译成英语谓语就不同了，“学生昨天植树”译成“The students planted trees yesterday."，“学生明天植树，，则译为“The students will plant trees tomorrow."，谓语分别是“planted”和“will plant" 。
(四)汉语的句式结构是“叠加式”，句子结构像“糖葫芦串”，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叠加。而英语的句式结构是“树权式”，主、谓、宾和主句是主干，定、状、补和分句等是树权，并有一定的顺序。如汉语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两个单句，翻译成英语则译为“Even the dog swaggers when its master win fa-vor" ，“一人得道”变成了从句，而“鸡犬升天”则是主句。
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还有其它很多方面的区别，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们在进行英汉翻译时，要符合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英译汉则要把英语译成地道的汉语，而不是“英式汉语”;汉译英则要把汉语译成地道的英语，而不是“中式英语”(Chingliah) 。
二、英汉文化信息传递与英汉文化差异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不同语言的差异实际上来源于其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因而加深对英汉文化差异的了解，是在英汉翻译中准确地传递文化信息的关键。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语言交际、生活方式、衣着打扮、举止行为、饮食习惯等。但在英汉翻译中，主要涉及的是英汉语言交际上的差异，因此本篇只围绕英汉语言交际方面进行探讨。英汉文化差异在语言交际中的表现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异
英汉日常谈话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打招呼、告别、称呼、祝贺和赞扬等方面。如果你是一名口译者，就要特别注意这些差异。例如，在打招呼方面，中国人都喜欢用“你吃了吗?”和“你到哪儿去?”这类的问句。如果把这两句说成“Have you eaten yet?”和“Whereare you going?”，很容易引起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的误解。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问句，而且是询问他们隐私的问句，这样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而且即使回答的话，也会与中国人所期待的大相径庭。也许回答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那就会使谈话双方都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如果你了解这点文化差异的话，你最好按英语文化打招呼的习惯说成"Hello”或“Glad to see you!”就行了。再如在称呼方面，英语国家的人一般都直呼其名，再客气一点也除非在名字或姓名前加上Mr或Mis、等，如Mr Smith ， Misssmith等。但中国人都喜欢在姓名或姓前加上职务、辈份等以示尊敬，如“黄局长”、“林老师”、“李大伯”等。我们翻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差异，把“黄局长”、“林老师”、“李大伯”通通按英语习惯翻译成‘`Mr/MissHuang" ， "Mr/Miss lin" ， "Mr 1i"。再如:中国人和说英语国家的人在对祝贺和赞扬方面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前者则一般用“哪里哪里!”、“过奖了!”之类的话表示受之有愧，而后者一般用“Thank you”之类表示感谢的话表示接受赞扬、祝贺。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这类句子不能直译，而应根据双方的文化习惯稍加调整。
(二)成语、谚语和格言方面的差异
成语、谚语和格言的英汉互译一直是英汉翻译中的一个难点.难的原因在于它们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英汉文化差异。在英语和汉语中，完全对应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是很少的，绝大部分不同。因而我们在翻译这类内容时，不能直译，我们可以把这些句子翻译成与对方语言相似意思的成语、谚语和格言。如英语中的”Live and learn"要译成”活到老学到老”，而不是直译成”生活和学”。但如果找不到对方语言中对应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时，我们最好先按原文的语言风格直译，然后再加画龙点睛的解释语，如把汉语中的”挂羊头，卖狗肉”译成”Hang upa sheep’s head and sell dog’s meat-try to palm off sthinferior to what it purports to be"，前部分直译保持了原文风格，后部分解释语用了地道的英语说法，效果就很好了。
(三)比喻和联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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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交际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际、理解难题。
例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成语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文化内涵，但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若仅仅理解为“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就没有准确、形象地表达和再现原典故的含义。东施是谁？西施又是谁？就没有交待清楚。为了让西方读者能了解这一成语的内涵，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采用加注的方法: 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 (His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Tung shih was an ugly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这样，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可采用类比的理解方法。据说，有一次陪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懂故事内容。此时，提示翻译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通过这一类比，外国客人马上明白了剧情的主题思想。
中国历史灿烂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历史成语典故俯拾即是，意蕴浓厚，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亡羊补牢、塞翁失马、滥竽充数、朝秦暮楚、毛遂自荐、班门弄斧、名落孙山、三顾茅庐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蜀中无大将，寥化作先锋”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每一个历史典故和成语都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因此在交际、理解时，应在弄懂典故含意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恰当的交流、表达方法。
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圣经》中仅收入辞典的典故就有700条，莎士比亚作品的典故更是熠熠生辉，有些莎士比亚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就成了典故。
2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南面为主，北面为朝”，南为尊北为卑的传统，人们经常说“从南到北，南来北往”，“南”的方位在说法上常常置前。而英语文化却恰恰相反，英美人从英语地域文化上来理解汉语中的“从南到北”，自然是“from north tosouth”，“北屋”为“a room with southern exposure”。诸如“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之类的方位词语，英语方位在说法上也和汉语文化相反，分别为“northwest ”，“southwest”，“northeast”，“southest”。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它吹绿了中华大地，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east wind)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曾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h，the west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理解此诗时应对这一地域文化差异作一注释，否则会给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
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毫无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古往今来我国不少名家皆喜以牛自喻: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明代名臣蒋冕年迈衣锦还乡后，皇上御诗，称其为“江南――老牛”，蒋冕也作诗谢辞:“老牛用力已多年，劲破皮穿只想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
3风俗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定和习俗。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几句客套话是“你到哪儿？”“你要干什么？”“你吃过饭了吗？”，这几句话中国文化里并无多深的含意，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节性的打招呼的一种形式。然而西方人对这几句却很敏感和认真，“你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纯属自己的私事，别人不能随便打听，除非是亲密的朋友。而“你吃过饭了吗？”则使他们不知所措，对方会以为你想请他(她)吃饭。像这样的见面问候，应视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为英语惯用语“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等。
各民族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东西，但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个性的东西。
4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有神话中的“龙王”，有“开天辟地”的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而这些概念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交流、理解时应予注意。例如，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时，把它英译为“Man propses，God disposes”，似乎神形兼备，汉语成语巧对英语谚话。但由于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差异，译文就有使刘姥姥由信佛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之嫌了。因为严格地说，此例中的“天”与“God”并不完全对应。在此认为用“Heaven”来代替“God”更忠实于原文。
总之，文化差异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在两种语言之间交流、交际、表达，除了通晓两国的语言文字外，还必须有深厚的两种语言文化功底，深刻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也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英词典［S］.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2］R•R•k哈特曼，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3］王春晖.英语课堂教学中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J］.中小学外语教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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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苏新春2006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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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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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人们对于同一词汇的使用方法不同。中国是一个崇尚儒家文化的国家，尊老爱幼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在生活中，我们习惯有老奶奶、老爷爷、老太太这样的称呼，老字在中国意味着受人尊敬。而在英美国家则不同，在他们的观点中，“old”意味着他们没有价值了，没有生存的意义了。在进行英汉翻译时，需要对“old”进行合理转换，翻译为令以尊敬的即可。另外，在中国的日常交流中，人们经常会提出工作、年龄、收入、婚姻等问题，大家乐于谈论这些，来增加彼此之间的熟悉度。而在英美国国家，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如果你询问，就说明你没有礼貌。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位英汉翻译者，需要认识到英汉语言中所暗藏的思维与风俗问题，尊重不同国家之间的风俗习惯，将翻译工作做准做精。
三、地域环境差异，造成词汇的涵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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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汉习语中文化的相似与差异比较
人类共有一个客观的大自然，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有语言的“共性”特征。一个民族的习语往往又都能在其它民族的习语中找到它们的影子，例如，英汉语言中都用羊比喻温顺，用钢铁比喻坚硬，用象比喻高大，用狐狸比喻狡猾等。若把英汉习语的喻体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形象相同、意义相似的习语俯拾即是。例如：
①Nomancanservetwomasters一仆不能侍二主。
②Bitterpillsmayhaveblessedeffects良药苦口利于病。
但是，可以看到有些习语尽管意义相似，它们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却有微妙甚至是明显的差异。例：
①Thefoxpreysfartherfromhome兔子不吃窝边草。
②Heliveswithcrippleslearnstolimp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些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表达上的区别突出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之中。正是这种在、思维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才使各个民族的习语各具风采。从习语中可以观察到各个民族相似的或特有的习俗，甚至识见和情感。由此可见，习语是反映民族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一个窗口，对习语翻译而言，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不仅使它成为可能，也为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便可找到对等的习语“Manproposes，Goddisposes”而“当着矮人，别说矮话”，甚至可以找到三条相近的英习语：
①Hethathathoneofhisfamilyhanged,maynotsaytohisneighbor，hangupthisfish
②NamenotaropeInthehouseofamanthathangedhimself，
③Don’ttalkofahalterincompanyofhimwhosefatherwashanged
但是，也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给习语翻译带来了困难甚至障碍。以“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为例,“三更”“五更”尚可在英语中找到基本对等的词“watch”，“阎王”在英语中便找不到对等概念了。尽管英语中有“devil”、“satan”、“Princeofdarkness”等丰富的词汇，但所指的都是邪恶的神、魔鬼，这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相距甚远。在中国传说中，“阎王”作为阴间之神，不仅掌握着尘世百姓的生死，令人生畏，同时他也给鬼魂生前的行为做出判决，是赏罚分明的一个神话人物。这与英语中的“devil”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而，习语中涉及到某一文化有的事物或概念，往往不容易做到理想的传译。笔者试将习语中所涉及的概念和形象归于日常生活现象及动植物，并作一分析比较：
1日常生活现象
（1）饮食
习语中最能体现中西文化差异的要数有关食物和餐具的习语了。观察一下这则习语：“生米做成熟饭”，米，尽管是亚洲人的主食，在西方由于东方式餐饮业的发展，接受米饭的人越来越多了，因而对这一概念来说多数西方人并不陌生。但是该习语中一个微妙的问题是字面意义与内涵意义之间的差距。在汉语中“生米做成熟饭”同“木已成舟”或“覆水难收”意义基本相同，都用以表示一件原非所希望的事情既已发生，只好接受这一现实，因而是用于表达无可奈何情绪的一句常用的习语。由于使用的是比喻，其喻意比较隐含。如果仅仅译成“thericeisalreadycooked”来对应“生米做成熟饭”，则译文完全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有不到位之处,容易产生歧义，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
（2）数字
英汉习语中由数词构成的习语比比皆是，如“一举两得”“千方百计”“万水千山”“手无寸铁”“五光十色”等，英语中相似的例子也不胜枚举：Acathasninelives（猫有九命）。Oneenemyistoomany,andahundredfriendstoofew（敌人一个嫌多，朋友百个嫌少）。Oneeyewitnessisbetterthantenhearsays(百闻不如一见)。
汉语常用“万”或“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表虚指数字。例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而英语中相对应的数字却不具有虚指功能，这同计数单位有一定关系，例如“万”是汉语中一个计数单位，在英语中是“tenthousand”，使用的计数单位却是“thousand”。这对习语翻译也有一定影响。英语中也有一系列虚指数字。
①Don’tworry，wehaveathousandandonewaytodoit.（不必发愁，我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做的）。英语习语athousandandoneway其字面含义是“一千零一个办法”，但这里并非实指，而是虚指“许许多多”。②Thechildrenwasintheseventhheavenwiththeirnewtoys（孩子们有了新玩具，高兴极了）。习语theseventhheaven意为inastateofgreathappinessandcontentment。在犹太文化中，第七重天为最高，也是上帝的住处，喻指在天堂里，自然是高兴万分了。
（3）颜色
在中国，红色是吉祥喜庆的颜色。逢年过节，处处便有这种颜色衬托喜庆节日的气氛：挂起的大红灯笼、门框上的红纸对联、小辈们收到的用红纸包的押岁钱，不一而足。而在婚礼中红色更是无处不在：新娘着红妆，新郎戴红花，窗户上贴有红纸剪成的“喜”字，洞房内红烛高照。红色在中国是一种深受喜爱的颜色，与其有关的习惯用法更是不胜枚举：红双喜、大红榜、开门红……而英语国家中正好相反，红色代表的是危险和警告，它往往出现在交通标志上，有时也表示负债，一个习语“beinthered”即是债台高筑的意思。
此外，像黑、白、黄、蓝等颜色在汉语和英语中的意义多有出入。如黑色，汉语中多表示人心阴暗险恶，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中，黑色便用以指无处不在的官僚腐败等阴暗面。而英语中黑色却是庄重肃穆之色，男宾在婚礼或是葬礼等正式场合，着装都是黑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葬礼上用白色，但西方人白色用于婚礼（尤其新娘）。这反映了东西方人对白色的不同认识。在东方人眼里白色透露的是苍凉和哀伤，在西方人眼里白色却常常意味着纯洁。相反，表示悲伤的颜色在英语中是“blue”，不论“Loveisblue”还是音乐中的“blues”，“blue”都与忧伤有关，这同汉语中的用法是大相径庭的。
2动植物
在各个文化中，带有感彩最浓的莫过于动植物了，人类的灵性、勤勉甚至好恶、丑恶往往不同程度地被赋予动植物身上，折射出该民族的爱憎。但是，同一种动物或植物在不同文化中往往带有不同的感彩，这在习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动物
英汉语言中动物的内涵意义截然不同的例子更为突出。英语国家把狗视为“man’sbest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不少习语都反映了使用英语的民族对狗的喜爱，如asfaithfulasadog（像狗一样忠诚）；It’sdoggedthatdoesit（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汉民族则把以狗指人视为骂人，汉语习语中狗的形象多数是贬义的，如“狗腿子”“狗东西”“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都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蝙蝠(bat)在汉语中因“蝠”与“福”同音，便成了吉祥。幸福的象征，而在西方bat的形象却是一种瞎眼、丑陋、凶恶的动物。许多人迷信bat与巫婆有关，人们相信bat闯入私宅是死亡的凶兆。如asblindasabat（眼力不行），havebatsinthebelfry（思想古怪），bebats（发疯）等。
喜鹊（magpie）在汉语中是一种吉祥之鸟，传说每年7月7日，牛郎织女银河相会，喜鹊群集搭桥。民间认为喜鹊报喜，成语“喜鹊登枝”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英语中magpie的形象却是一种叫声股噪，爱往巢里叼乱七八糟东西的鸟，常用来指饶舌或喜欢收藏破烂、什么都舍不得扔的人。实际喻义是“唠叨、饶舌、叽叽喳喳、嘴巴不闲的人”。
海燕（petrel）在汉语里是一种不畏艰难险阻，迎着暴风雨奋勇拼搏的海鸟，它是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象征，这可能与在中国流传很广的高尔基脍炙人口的散文诗《海燕之歌》有关。可是在英语里“astormypetrel”是指一个“到处惹麻烦的人”。可见英汉文化中动物的喻义不仅仅是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有些甚至是冲突的。
（2）植物
在对植物名称的翻译中也有许多现象值得比较研究，例如牡丹对中国人而言，还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由于其盛开时的绚丽模样，牡丹备受世人的推崇。中国历代诗人词人都有作品诵咏牡丹，把它当作富贵的象征。若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文人多有寄情山水花草，他们的作品中出现的植物许多都有象征意义，如梅花之不畏苦寒、松竹之高洁。之朴素等等都代表着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古人托物言志的习俗更加赋予各种植物多种多样的情感。由此可见，简单的一两株植物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其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极为丰富，往往无法在翻译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中，并且反映民族的风情习俗。不同的民族的文化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是因为不论人们种族、肤色、国籍、民族如何，一般地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拥有同一个世界和宇宙。他们的生理结构、思维活动、感情标准（喜、怒、哀、乐）、道德标准（是、非、善、恶）大致相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追求和爱好也往往不相上下。他们对客观世界的体会和看法在总体上接近。这种文化的普遍性产生了汉英习语的相似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文化主体和创造者的人都属于一定的民族，无不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生活和创造文化。各民族在地域、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文学、历史、宗教、发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从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种独特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导致不同语言各自独特的习语，即承载了大量“民族文化积淀”的习语。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研究习语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因而，在外语教学中应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之正确领会语义，学会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
参考文献:
［1］毕研韬，李闻海语言与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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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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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
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
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
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
2、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3、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
1、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
2、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
3、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
1、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
2、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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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Chinesepoetry;translation;imageactualization
汉语诗词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越来越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甚至对西方诗坛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就曾认为，“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1］或出于传播文化的需要，或出于个人志趣的原因，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诸多译者不辞艰辛，进行了汉诗英译的多番尝试。不少译作被评论家们称之为形神兼备、既“信”且“雅”的再创作典范。但即便是名家的成功译作也无法完全摆脱原语文化和语言存在与表达方式的影响，造成原作里意象与意境在译语作品中的剥蚀与褪色。
一、不同语言词义内涵的差异和词语存在的不同形式造成拙化现象
1.词义内涵的差异造成的拙化现象
“中文诗大半‘句’成一单位，句末一字在音义两方面都有停顿的必要，……所以它是全诗音节最着重的地方”。［2］由于它是某一句段的终结标志，往往承载着一行诗特别着意的任务。“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Difficultitwasforustomeet,anddifficulttopart/Nowtheeastwindhasfailed,andalltheflowerswither.）,［3］这两个诗句表达了李商隐对所爱之人忧思难忘的痛苦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体现出对恋人的绵绵柔情。句末的“难”字，表明今后旷日持久、别后相思的苦痛及复杂的心态；“残”与“难”押韵，写出眼前景物黯然失色：东风无力，百花凋落，形成一幅爱情带走了春天的伤心图景。译文虽也表达了两句诗的基本意思，但还是留下遗憾：原文中一字千钧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分别被“part”与“wither”磨蚀掉了——“part”一词按简明牛津辞典的解释，其含义仅仅是“人们彼此间分离”；而汉语的“别”字，除表示“分离”外，又依据人们所处的各种不同情境具有多种意义，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惜别”，“痛别”，“拜别”，等等，古汉语中就有“别易会难”这样的成语，可见“别”的经历和体验自古便带给人们不尽的伤感与惆怅，于是以“别”为题的许多诗词歌赋传唱千古而不衰。在例诗中，诗人起笔便入主题，“别”字为诗眼，直击人心，“part”一词难有这种效果。“anddifficulttopart”更远远比不上“别亦难”的凝重伤感之情，也无法深切表现出“残”的凄凉蕴意。该诗的后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Springsilkwormtillitsheathspinssilkfromlove-sickheart/Acandlebutwhenburnedouthasnotearstoshed）,［4］作者以到死丝方尽的春蚕与成灰泪始干的蜡炬，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和明知无望、仍愿担荷终生痛苦作执着追求的殉情精神，丝“与”思“谐音，为语义双关字。虽然英语中也有一些双关词，但能与汉语谐音双关词在语义上对应者，微乎其微，因而在翻译中或求“神似”以忠实于原文，或重“形似”以达至辞美的效果。上译便是忠实原文的一例。而另一译文为了追求“形、神”兼备的“化境”，着实下了一定功夫：Silkworm’sthreads,likemen’slongingthought,endonlywhendeathcomes/Candlesshedtearslikementilltheyburntotheirbottoms。［5］这一译文打破原文束缚，明确译出了双关的两重含义，但又似过于直白，与原诗含蓄的风格不符，让读者失去了想像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也令原作浓郁的悲剧色彩有所销蚀。另一首具有挑战性的诗作是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仅举后两句的两种译文：1.Intheeastthesunisrising/Inthewestrainisfalling/Canyouseeifit’sfairorfoul?［6］2.Thewestisweiledinrain,theeastenjoyssunshine/Mygallantisasdeepinloveasthedayisfine。［7］译诗1中，“阴晴”的含义是明白的，因为译者此处巧用foul和fair两个双关词，表达了“阴晴”和“善恶”之义，但读者无法从中领悟出原诗的言外之意；译诗2中，“情”和“晴”字都译出了，抑扬格六音步加上韵式aabb，基本传达了原文的形美和音美，但在意的传达方面仍有一定距离。诗中的“我”，通过天气的阴晴不定，表露自己在听情郎歌唱时的心情，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愁。她主要是以问的形式揣测对方心思。上述两译，可以说各有千秋，皆为上乘之作，但又都留有缺憾。于是有人建议加上注释：“晴”〔qing〕hereisapun.Ontheonehanditmeans“fairnessoftheweather”,andontheotherhanditimplies“情”〔qing〕,ahomophone,whichmeans“love”。［8］该建议的目的是为弥补译诗里的缺憾，但这种中英文混杂的脚注对不通中文的英美读者设置了一道新的理解上的障碍。
2.汉语叠音词造成的拙化现象
汉语诗词中叠音词在传情达意和构成审美意境方面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在对这种词的翻译过程里，译语的“复现”能力同样显得十分有限，也对诗词所蕴含的美感产生拙化作用。唐朝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Acrossthesunlitriver,clearlyseenareHanyang’strees/AndParrotIsland’steeming,fragrantgrasses.）。［9］上句中叠音词“历历”，描述汉阳树木清晰展现眼前的情景，下句中用“萋萋”呼应，通过形容芳草茂盛来展现思乡恋故的情怀。由于两个叠音词韵母相同，且相互照应，因而显得甚为和谐自然，对情景交融、诗画统一的意象创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处如果不用“萋萋”这样的叠音词，任你再怎么绞尽脑汁选择词语恐怕也难以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尽管英文“Now”一词暗示了两句间的紧密对应关系，但却无法在读者的心灵图景上重构原语的意境。
此外，从“预期”理论的角度上看，后出现的叠音词照应前面的叠音词，也是汉语诗词所拥有的、极具独特而玄妙的艺术魅力的节奏形式，“有规律的节奏都必须能在生理、心理中印为模型，都必能产生预期”。［10］正是这种预期的实现，使得节奏带给我们愉悦的。而看译文，我们只能在理解意义的层面去把握诗的语言，这令我们的审美视角受到很大局限，无法像感受原语意境那般获得审美。如李群玉的《黄陵庙》中两句诗：“野庙向江星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Inthespringstillness,therustictemplefacestheriver/Teeminggrassesgrowamongtheancienttablets,theirinscriptionslongeffaced.）。［11］译文对原语诗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造性重构，但同时带来的拙化现象也令人惋惜。公正地说，这并非译者功力不及，实乃不同语言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使然。史奈德寒山诗第八首中“奚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Thevalleysarelongandstrewnwithstones/Thestreambroadandbankedwiththickgrass.），［12］译文里“strewn”一词意象为“散布”，常用于比较轻的东西，如落花、碎石等，用在此处没能表现出原文“磊磊”即“多石貌”之意。美国汉诗翻译家韦理给出另一译文：Thevalleysolongandthegroundsostony/Thestreamsobroadandthebrushsotangledandthick.［13］译文一连选用了四个“so”，旨在突出“多”与“盛”，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冗繁且牵强，脱离了原作两个诗句各语言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削弱了意象的感染力。
汉语诗词中这种叠音词使用手法，也深深打动甚至影响到了一些英语国家译著者，使其在自己的译作中不时创制出模仿或套用中文诗词的行文方式。如戴维·拉铁摩尔所译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两句：“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望相似”（Lifeofmanageonageunexhausted/rivermoonyearbyyearlookingateachother.）。［14］译者的意图值得称道：从形式到内容，似乎把原语与译语的转换完成得天衣无缝。然而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审视这样的贴近，不客气地讲，此种中国式英语的机械模仿，严重地瓦解了原诗的意境。因而，与其如此生搬硬套，不如以平实朴素的手法进行翻译：Manygenerationshavecomeandpassedaway/Fromyeartoyearthemoonslookalike,oldandnew.［15］只是这种力求达意的译句，仍然未能将诗人静静的心灵与眼前天地进行的神秘而又亲切的、悠然心会的唔谈加以充分构图与赋形，进而带给读者无限遐想与情趣。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Fletcher译为：ThroughendlessSpacewithrustlingsound/Thefallingleavesarewhirled-around/Beyondmykenayeastysea/TheYangtze’swavesarerollingfree;Bynner则译为：Leavesaredroppingdownlikethesprayofawaterfall/WhileIwatchthelongriveralwaysrollingon.［16］显然，无论是哪一种译诗，都因使用了连词而未能把原诗里“阴阳对称型视象”——将两种相斥相异或相关的事物加以对称地建构而产生的视象——表现出来，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文的对称美。
3.汉语诗词表达方式造成的拙化现象
不仅在叠音词上，就是汉语诗词中顶真续麻式的表达方式，也有译作者企图在形与神上与原语达成契合，如李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首诗就像许多其它汉语诗词一样，虽然表面上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成，却是利用了古典汉语那种简洁和含混结合的敏锐性，暗示表面之下潜藏的哲理。庞德将这两句诗译成：Drawingsword,cuti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Raisec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17］这已不像英语了，这简直就是把中国字分别转换成英语单词罗列在一起。这种天真的大胆的创意严重地挥发掉了原诗中的意蕴和哲理。
译文在寻找与原语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上受到限制，同样造成汉语诗词蕴意的减损。如杜甫绝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Twooriolesamidgreenwillows/Arechirping/Arowofegretshighupthebluesky/Isflying/Westernridgescrownedwithlong-accumulatedsnow/Areframedinmywindow/AboatcomingfromeastJiangsuProvincefaraway/Ismooredoutsidemydoor.）。［18］“黄鹂”与“白鹭”，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带颜色的动物名词，相互呼应，珠联璧合。译文根本无法体现出这种色彩鲜明的动感图景；以“江苏省”取代诗作中的“东吴”，这关照到了诗意的“信”——两个专有名词指同一个地方，却因未能现出“东吴”隐含的朝代更迭的沧桑历史背景而失掉了原诗里意境的“美”。诚如辜正坤指出：一切诗歌的特定妙蒂总根于特定的语言形式。汉语诗词之所以绝妙无伦，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在于汉语本身无可替代的视角、音象、义象、事象、味象等存在方式。［19］将汉语诗译成英语诗，不仅要把语言译过来，“而且还要把诗意译过来，而诗意又是那么微妙的东西，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倾注的时候，诗意会全部挥发。”［20］二、译语再造的意象偏离原文造成拙化现象
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位，有人比拟为语义学中句子的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中国古典诗词是由意象和意象组合结构而成。作者把心中的意念，寄托于具象与非具象的艺术形象之中，表达出人生的感受，使意念成象，并以这个艺术形象去感动读者，唤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这种意象具有广泛性和模糊性的因子，所以人们能体会到某一意象的内涵，却不能加以精确的量化或数字化，甚至难以用语言完整清晰地令意象毕肖无余。如贾岛诗《访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UnderthepinetreeIaskedthelad/Wherehismasterhadgone./“Topickmedicinalherbs/Hesaidhehadgone./”“He’ssimplyinthisverymountainout/Inthedepthsofclouds/Hiswhereaboutsarenotknown.”）。［21］此诗寓问于答，短短四句，三番问答，体现出访者对隐者之高洁十分景仰，情真意切。后两句诗的景观给人以朦胧美感，但“师”在何处，为访“师”、寻“师”不遇后情绪如何，这一切都“隐”而不露，其中的含蓄美皆由读者去吟味。上例译文，虽说将原诗意境大致表达出来，但由于英语表达形式的束缚，出现了四次“他”，使原诗的凝炼与朦胧之美以及“隐”的质感——“师”只出现一次，却句句都有“师”的影子——未能以朦胧的言语形式传达出来。
汉诗中几个意象的组合，并非只是意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内在因果的逻辑关系，而与之相对应的译语文体却暴露出乏力和欠缺，使原语意象的美感打了折扣。如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远上”与“白云”相联，“石径”与“人家”有关，深秋里的枫林，在经过秋风秋雨秋霜的磨砺后，变成火红，胜过二月里绽放的鲜花。其译文为：“Therockypathslopedfarupthechillymountains/Therestoodsomecottages/wherewhitecloudshadrisen./Istoppedmycart,sittingthereintoenjoy/Lookingatthelovelymapletreesatdusk/Therealcolourofthemapleleaveswithfrostwasdeeperthan/ThatofSecondMoonflowers”。［22］以“mapleleaveswithfrost”来对应“霜花”，即带霜的树叶，不免给人以寒冷的感觉，难以带给读者冷艳却弥坚的美感。译诗还消损了原诗里隐含的“秋风秋雨磨砺枫叶”的意义，意象之间的内在关系有所消弱。
时空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构成汉语诗词的另一美感特征。诗歌不是历史年表，更非日记，不能按时间顺序和地点顺序，细细记录。诗歌的跳跃性在于词语与词语之间，诗句与诗句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是跳跃性的，甚至是突变性的。目的是使几个画面在相互衔接之中，组合出一种印象，去感动读者。这种组合正好利用了人类视觉的延续性，以及感情变化的时间性，使一些看似无关却有内在联系的画面和意象，共同组成一种思想、感情、欲望和追求。李华的《春行即兴》：“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AtthefootofthecitywallsofYiyang/Grassesarelushandgreen/Gulleywaterisflowingeast/Andturnswestthen./Fragrantblossomsoftreesare/Ofthemselvesfading/Throughoutthehillyjourney/Springbirdsarevainlycrowing）。［23］原诗四句，每句是一幅画面，一个意象。表面上看，草生城下，涧水复流，芳树花落，春山鸟啼，这四种意象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把这四种意象归结于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城市夷为荒凉寂寞之地的主题之下，便组成了令人无限怅惘的自然景象。译语表面上看以“at”引出地点，用“And”,“then”等词语表明彼此之间的关联，各意象似乎相合紧密,但实际上由于是一幅平铺直叙式的意象群画面，萧条与冷落之意未能充分展现出来，原诗的味道便淡了许多。
汉民族的综合性思维，使得诗词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方式方面体现出悟性和意合的特征，而英语的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方式则更为突出理性和形合。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和句子内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或靠各种语境和语用因素），便能构成完整的语篇和意象；英语则往往不能缺少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即从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和意象。这种差异导致在汉语诗词、甚至在曲与赋等形式的文学作品的英译过程中，原作妙境意蕴也产生流失现象。如马致远的名篇《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曲用三句十八字九个名词所指的物象构成了一幅秋天傍晚萧瑟苍凉的图画，表现出诗人漂泊羁旅途中彷徨愁苦的心境。九个名词无一虚词，九种物象极其和谐地组织在秋天夕阳之下。此境中之象，深沉高远，格调清逸。该作译文：Witheredvineshangingonoldbranches/Returningcrowcroakingatdusk/Afewhouseshiddenpastanarrowbridge/Andbelowthebridgeaquietcreekrunning/Downawornpath,inthewestwind/Aleanhorsecomesplodding/thesundipsdowninthewest/Andthelovesicktravelerisstillattheendoftheworld。［24］为了充分表达原作中组合意象的关联性，译文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有连接作用的词。尤其在空间层次、动静层次和音效层次方面，如“hangingon”,“returning”,“hiddenpast”,“in”,“still”,“and”等。细细品味一下，缺少关联词的原作所呈现的意象是靠意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展示了汉语语言凝炼、自然、朦胧、深远的美感，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述的，“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而译文要体现原诗意象的内在逻辑关系，只能借助于添加的一些词语或词语形式，不过这样一来，通过形合构成的意象在“复现”的过程里，不可避免地磨蚀掉了原曲的独有艺术魅力。
中国诗词中有些诗句无主语，增加了移情和现实情境的效果。中国诗歌传统是诗以言志，要求诗人以自我为出发点，但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分明，因而构成了诗词创作中“不隔”（王国维）的趋势，出现了“无我”之境或“忘我”之境。而西方诗歌则以“我”中心，诗句里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分明且同时显现。华兹华斯说“Iwanderedlonelyasacloud”（我曾经像一片云朵般孤独地漫游），中国诗人则更倾向于说“行云流水”。
汉语语素的单音节性和组合的灵活性天然适合于“对偶”，中国人思维的虚实辩证又为偶意的形成提供了心理上的需要，因而虚实统一的对偶成了中国人特别喜好的艺术样式。中国诗词的意义排偶、声音对仗、句法结构交相印证便构成其异于西文诗歌的独特的创作与表达方式，所含蕴的音、意、形对称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达到一种“和”的丰厚和均衡，使世人品味到汉语诗词“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宛转相承”、“刚柔判象”的艺术魅力。相比之下，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自由伸缩颠倒，因而难以象汉语诗那样将上下两句对得工整。
三、结语
汉语诗词翻译过程中原语作品美感的拙化现象是否能够避免，译界比较认同的“补偿原则”可否消除这种因拙化产生的原作意象和意境的磨蚀？笔者以为，再高明的译者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拙化现象，想要原汁原味地在译语中再现原作的美感，恐怕最终不过是一种心向往之的理想而已，空留下一番望“汉”兴叹的感慨。
参考文献
［1］KennethRexroth.ClassicsRevisited［M］.Chicago:QuadrangleBooks,1968.130
［2］［10］［23］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49,92,159
［3］［11］张廷琛.唐诗一百首［M］.魏博思,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221,227
［4］［15］谢真元.唐诗三百首鉴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389，2
［5］［8］马.翻译批评散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69，163
［6］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108
［7］许渊冲.唐宋词一百五十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9
［9］［18］［21］［22］［23］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49,177,7,247
［12］［1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2
［14］［17］赵毅衡.诗神远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38,234
［16］龚光明.翻译思维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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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在世界各国的正式出版物中，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目前大约有160多种。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总之，文化世界是人类创造的由不同特质负载的有意义的世界。
不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各自所特有的文化，也就产生了文化差异。语言反映文化，承载文化，又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交流工具。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对相同的事物或行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就会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这就使得以传达原文意义为本旨的翻译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障碍（蔡平.2008.10），因此翻译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的重担，翻译在传播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在改造和构筑本民族的文化。
总之，语言是翻译的操作对象，翻译处理的是语言所体现的文化，要传达的是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2.语言文化内涵特征对翻译的影响
2.1语言文化内涵渐变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统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各国语言里都有一些古字词已消亡，如：“官人”“老爷”等反映封建官僚阶级特权思想文化内涵的词语，已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失。还有许多字词现代通行的释义与它们最初的语x大相径庭。例如：“精神”，在古汉语中的是单字成意，“精”泛指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人的意识、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和主宰者，如“精神内守”（来自《黄帝内经・素问》）指的是“精”与“神”都要内守，不要外漏，而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单一概念，与 “物质”相对应。
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转换过程，理解是表达的前提，没有透彻的理解就没有准确的表达，而语言文化内涵的渐变性特征给今人理解、翻译、传播古典优秀文化带来源语解读上的极大障碍。要把“精神内守”翻译成英语，必须要立足客观实际，从对历史的考察中去分析和理解其具体文化内涵，还要与英语中“精神”的文化内涵进行比较，然后考虑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可实现等效翻译。“精神”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因为西方文化中的“精神（spirit）”概念，具有“灵魂”、“心智”、“意识”、“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多重含义，其所蕴涵的“普遍理性”、 “先天逻辑”、“宗教”等意义是中国“精神”概念所没有的。李照国对此句的翻译是Jingshen （Essence-Spirit）will remain inside.他采取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既体现了“精神”文化内涵的民族性特征，又保留了“精”译成“Essence”，“神”译成“Spirit” 不能达到等效传递文化信息的效果的现行译法。这种术语音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使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概念统一规范，便于回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加注的目的是便于读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体现了古典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艰难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2语言文化内涵丰富性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进一步认识是以已知事物词汇的本义为基础，通过比较、推理、联想等思维方式认知、描述新事物。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整体。“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符号能指与所指不对称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能指不变，符号的所指对象发生了扩展，除了原来的所指内容外又出现了新的内涵意义，可以指称新的对象。”这就产生了一词多义。罗兰・巴尔特也认为，“能指符号指向的是与能指符号相关联的事物指向的文字符号所汇集的海洋，而不仅仅是能指符号所指向的事物本身” 。一词多义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大量存在，这是语言符号文化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1.汉语中的“青”，①绿色，如“青椒”；②蓝色，如“青天”；③可黑色，如“青布”。2.英语中的“glasses”，①玻璃杯，②眼镜，因此He is looking for his glasses.单句在理解上就会引起歧义。
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对翻译过程中源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及目的语词语文化内涵的对应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语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特征决定了翻译不是简单地两种语言切换，而是为实现跨语言及文化双重交际任务的阐释方式，也是对源语文化内涵准确解码与目标语文化正确编码的复杂工程。
2.3语言文化内涵隐匿性
2.3.1语境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语言学界称这种语言交际环境为语境。语境既包括语言因素，如书面语言的上下文、口语中的前言后语等，也包括非语言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时代、交际对象以及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环境等等。
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内涵，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组合的表层意义是不够的，想要理解句子的真实涵义还必须分析理解句子的语境，由于一切语言运用都离不开语境，语境与语言的关系如同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一般，语境中蕴含着语言的潜在语义。例如：①《阿Q正传》中阿Q大喊“天门两块！”，单看此句不知所云，如果结合前后情节就会明白此句涵义――阿Q在天门的牌位上押了两块钱。②“paint the lily”字面意思是给百合上色，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用百合花代表纯真，象征完美无缺，所以用给百合上色表达对某事物作不恰当或过分的修饰之意。 因此译成汉语时要考虑中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译出此短语的内涵意义，可意译成“画蛇添足”，或释义为“费力不讨好”等。
2.3.2 隐喻修辞
隐喻由本体和喻体组成，其两项的关系是一前一后，一彰一隐，即，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于是把已知的概念映射到未知的概念上，用原来已经存在的词语表达新领域的新事物或新观念，从而生成新意义，这里的延伸义是原义的扩展和张扬，使同一个词的蕴含内容变得更加丰厚，而不是用一种延伸用法掩盖了原义。例如：“heart”本义是“心脏”，心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人们便把心脏对人体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认知投射到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上，因此派生出“关键、核心”等意思，如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supply and demand。人们利用旧有的词义通过延伸与扩展派生新义，词汇的这种重复使用使人利用有限的词汇来表达无限的思想，这是语言的创造性使用，语言的创造力不只是词汇的不断增长，更在于词汇之间联系方式的创新。从认知心理学来说，隐喻性语言的使用符合人脑记忆的精炼原则。
“词语的隐喻意义最能体现文化语义词语的时代性和隐含性特征”，破解词语的隐含意义是译者准确解读源语及实现等效翻译的前提。人们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自然生活条件的相似性给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的生活及思想观念有很多相似之处，语言学家及社会学家研究表明隐喻是各民族共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因此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隐喻在结构形式、喻体的选择及由此产生的形象、喻义等方面是相同的。如：A man of good character will not fish in troubled water. 中的“fish in troubled water”与“浑水摸鱼”等等，对这种喻体及喻义相同的隐喻性语言，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语际间和文化间的有效交流。由于中西国家地理位置及v史文化的差异，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式也有不同，中英两个民族对同一个喻体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如：中国人看到“海燕”会想起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在汉语中海燕象征着不畏风暴凌空搏击的勇敢者，但英美人总把petrel（海燕）和暴风雨联系在一起，用来比喻引起动荡和骚乱的人，“海燕”与“petrel”隐喻意义不同，汉英互译时用直译手段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传递文化，如：Sinclair Lewis was stormy petrel in his life as in his books. 可译成：“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生活中也像他的书中一样是个制造麻烦的人”。英汉语言中有些隐喻选择不同的喻体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如：表示新事物的大量涌现，英语用“蘑菇的生长”做喻体，如：New hous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而汉语用“雨后春笋”。对于英汉语言中异喻体同语义的隐喻，有时也可采用异化加注的策略，这样可以把源语国家的独特文化引介给目标语读者，从而丰富译入语国家的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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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
1.“专名+通名”型
1.1.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
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
(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
(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
a.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
b.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
c.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
(3)词组作专名:
a.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
b.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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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的现实意义
1.伦理本身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道德既指出什么是恶的、不应该的,又指出什么是善的、应该的。道德规范出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不必通过企业的行政命令或制度规范来制订或修改,道德制裁也不需要外在的批准。伦理道德为员工确立了行为边界,在共同的“应当如何”的价值信念基础上,使得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行为期望有了合理的预期,减少了利益上的冲突和摩擦,也有力地遏制了一些违规违法、“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了企业管理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管理效率。此外,伦理化的管理氛围更能够激起员工的干劲。管理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人在充满信任、责任和抱负的环境中能够取得最出色、最富创造性的成果,而这种环境只有在诚实、信赖、公平和尊重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建成。
2.伦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人们内心的道德需求。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以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是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不断获得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关键性资源,是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如何促进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伦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了人们内心的道德需求,满足了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
3.伦理化的管理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企业是人的事业,人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的创始人与后继者对企业自身的存在价值、企业自身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断反思与拷问,使得管理方式的源头上存在着道德化管理的需求。企业作为社会中的生产服务组织,既是一个赢利组织,也是企业成员共同发展的载体。工作不仅是员工生存的手段,也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受人尊重、被公平对待、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模式,是大多数员工内心的真挚渴望,也是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充分发挥的必要前提。
4.伦理化管理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个性化战略。随着人才资源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之间吸引人才的方式差异越来越小,如高工资和良好的福利待遇,比较高的权力与地位,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化,创造了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得企业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加盟。在影响雇主—雇员关系的因素中,工作环境在吸引、保留员工和提高员工敬业度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应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创建工作环境的首要推动力。因而企业的伦理化管理也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源泉。总之,管理和伦理相结合是现代管理发展的总趋势。伦理是反映和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它与管理紧密联系,相互渗透;而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其管理对象的特殊性使得人力资源管理本身的伦理审视既必要又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既要符合伦理的要求,又要发挥伦理的管理作用,使对员工的管理达到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二、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中的困境
伦理化管理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潮流和趋势,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化水平仍然处在低迷状态,存在较严重的伦理缺失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识误区
1.员工仍然被作为达到企业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被定义为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实现组织的目标,因而现有的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停留于人是一种“资源”,以及企业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的层面上,这种伦理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在管理中的地位问题,它不过是把关心和满足员工的期望和利益作为提高效率、获取利润的手段。
2.对人性的认识缺乏伦理视角。现有的人力资源的管理主要是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认识人性的,而从伦理学视角看,道德需要是人的本质需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考察人的生活状况也就是要看一看生活在一定条件下的人在道德、体格和智力等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可见,知识和能力决定着员工能够为组织做什么,而道德品质则影响着员工知识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在人力资源各因素中具有核心作用。
3.互惠伦理观念指向的单向度。企业倡导互惠互利,追求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利己主义,至多是开明的利己主义。因为,互惠伦理思考问题的核心是围绕着企业利益展开的,而不是着眼于员工的发展,其结果是:有关伦理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围绕着员工如何对企业讲道德,如何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而对于企业应该如何以更道德的方式对待员工方面的关注相对欠缺,由此导致了一些企业处于道德缺失状态,某些企业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
(二)价值观与目标冲突企业价值观通过与员工价值观的契合,对员工基本价值观产生影响,并引导他
们的动机、态度和行为。人的自主性和人的参与性正是伦理视角中最高贵的价值。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在最优价值观下,企业价值观与员工目标一致,企业重视人的价值,则员工就会同样回报企业;在最差价值观下(即企业价值观与员工目标冲突,等同于无伦理氛围的价值观),员工会尽可能少地为企业出力。在无限次博弈之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达到子博弈纳什均衡,即员工会采取与特定价值观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进行工作。这种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重利轻义,重制度轻人性,员工个人的能力与品质的差异被格式化,个人的发展被忽视,个人的目标也成了牺牲品。
(三)能力瓶颈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素质将直接影响公司伦理规范和准则的执行力度。一个缺乏相关知识和运用技巧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的伦理的政策目标,也不能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做出正确的评估。如:当企业经历了裁员、精简机构后,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做那些幸存下来的员工的思想工作,但此时他们可能并没有接受过处理复杂心理问题方面的专门教育和培训,这不利于客观、准确地对员工培训结果进行考核;而没有绩效考核的相关理论,就不能对员工绩效做出正确的评价,从而违反公正、客观的伦理原则,造成伦理困境的产生
三、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伦理化管理是企业弥补人力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现代企业应把增强伦理意识和提高伦理敏感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人力资源管理职业人员必须以合理的伦理原则为基础,通过相关的伦理框架模型来确定其履行职责所应采用的途径和方法。通过上述对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困境的分析,我们提出当代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一)明确认识: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要想建立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模式,企业必须先转变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康德早就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理性人应该永远把人看作目的,而永远不要把人只看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就要求企业不能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而应该把员工当成企业的主人,关心员工、尊重员工、发展员工;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保证员工的人身安全,了解员工的生活状况,及时帮助员工排忧解难;在人格和权利上尊重员工,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和员工交流,注意听取员工的建议,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帮助员工实现自我的价值。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引入伦理视角,就是要突破以往人力资源管理的局限,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使一切为了人、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成为人力资源管理最基本的价值导向。
(二)遵循原则:坚持互惠互利、诚实、公平公正等伦理原则
1.互惠互利原则。互惠互利原则是企业应树立的一种重要的伦理原则,企业与员工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是互利的共同体。不仅员工需要对企业讲道德,建立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企业也需要以道德的方式对待员工,为员工创造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员工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得到应有的报酬。只有互惠互利,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才能持续下去;只有二者目标一致,才能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2.诚信原则。诚信是立人之本,也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之道。从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角度看,诚信是员工之间进行协作的基础,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作为一个管理者,诚信是获得威望的基础,只有努力兑现自己的诺言,才能得到员工的信任和尊重。同时对员工也要进行诚信教育,这样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人人讲诚信会使诚信变成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企业文化可以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3.公平公正原则。对个体来讲,公平涉及每个人短期和长期的物质精神利益,涉及人的尊严、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对整个企业来讲,公平涉及上下级关系、群体氛围、团队凝聚力以及组织绩效、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高组织公平感可以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降低离职率、缺勤率等,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活动中应该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人力资源管理中公平公正伦理原则的贯彻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根据瑟保特和沃尔克的研究,不管最终的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只要员工实际参与,公平感就会显著地提高。因此,在企业内部,应该以关心、理解、信任员工为取向,力求让员工成为企业决策的核心,成为知情者和参与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公正地对待员工,在员工的职位升迁、薪酬升降、接受培训等方面给予员工均等的机会,不搞任何形式的种族、性别和工种歧视。
(三)制度保障:将伦理因素纳入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流程
1.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在制定管理程序的同时,制定体现企业伦理价值观和员工职业道德要求的制度流程。例如,企业可以建立清晰的伦理制度,明确企业的核心伦理价值体系(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在员工手册或职位说明书中,除了明确对员工的专业要求,还要说明对员工的职业道德要求。
2.设立专业机构保障伦理管理。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最直接的方法是设立道德管理部门,以监督人力资源管理的行为模式,使人力资源部真正成为提高企业生产力的顾问中心,促进产业关系与雇员关系的和谐发展。
3.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保密制度。对于掌握企业商业机密的人力资源管理,亟待建立保密制度。如何预防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跳槽以及因猎头公司挖角而造成的一系列连带雇员流失及企业机密泄露的问题是企业人才管理的难题。建议企业在人员配置中,针对道德附加值较多的高级管理岗位(如采购、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建立动态跟踪考察制度,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增加职责透明度,营造健康的企业保密氛围。
(四)能力提升:对员工进行伦理化培训随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入,我国对企业伦理也日益重视,但还不能把企业伦理原则、思想很好地渗透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日常活动中,员工普遍缺乏伦理困境的相关知识及识别和解决能力,所以有必要进行有计划性和针对性的培训。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培训员工对伦理困境识别的能力;培养人力资源管理者及一般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人力资源管理者以伦理的方式履行管理职能的能力
1.培养员工识别伦理困境的能力。主要是要使员工明确企业的伦理规范,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从而使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正确地诊断和认识问题,在决策时充分考虑道德因素而做出更符合伦理需求的行为。超级秘书网
2.培养人力资源管理者及一般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必要丰富人力资源管理者和一般人员的理论基础,让管理者运用人力资源伦理管理的相关理论解决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问题,深层次理解过程背后的理论,正确分析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的前因变量,预防伦理困境的发生。3.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国际经济接轨,就要了解国际通用的伦理准则和各国的文化差异,善于发现、贯彻并奖励那些符合伦理的行为,有针对性和恰当地实施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而且在履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过程中,还要体现真正的公平、公正,要切实贯彻员工参与决策、评价和反馈的相关政策,鼓励员工承担重要的、有一定风险的工作,在实现组织目标的情况下促进员工个人能力的发展。伦理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伦理化管理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这不平坦的必经之路上,先行的企业必然要先经历痛苦,也必然要先享受先行者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美〕R•韦恩•蒙迪,罗伯特•M•诺埃.人力资源管理[M].葛新权,郑兆红,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陈炳富,周祖城•企业伦理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4]欧阳润平•义利共生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5]苏勇•管理伦理学[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6]〔美〕P•普拉利•商业伦理[M]•洪成文,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
[7]〔美〕丹尼尔•雷恩•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理思想的演变[M]•李柱流,赵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齐善鸿•新人力资源管理[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篇13
一、词语的语言意义与文化含义的关系
语言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词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词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具有民族性。但由于人类思维和语言具有许多共通性，各民族对于一些事物能产生相同的认知，在词义上就具有相同性。因此，词语的这些共有和独有的特点使得词语本身客观反映的语言意义与各自的文化含义之间出现了一些对等或不对应的关系。
这里以英汉关系为例来说明一下语言意义与文化含义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研究汉英两种语言的词汇时进行了多种分类，本文根据二者的语言意义与文化含义是否对应，先将它们的关系分为一下三种情况：
（一）、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都不对应。这类词语指的是某种事物或现象是某一民族语言所独有的，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其他语言里面找不到等值的词语，即所说的“国俗词语”或者“文化词语”。比如汉语中的“改革开放”、“上山下乡”、“婆家”、“气功”“馒头”等词汇，表现的是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俗。又如英语中的cowboy、punk、hippie等词汇在汉语词汇里面并没有其等值的形式。
（二）、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相同。即两种语言在表达同一文化意义时使用不同的词语，表现的语言意义便不同。如汉语中“勇士”表示的是英勇的人，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是“lionheart”，狮子是万兽之王，是最凶猛的，与汉语的“勇士”在文化意义上等值。又如，汉语中“爱屋及乌”表示喜爱一个人就要连他喜欢的事物一起喜欢，这个成语相对应的是“love me，love my dog”，在英语中“狗”不仅是宠物，更是人们喜欢的生活伴侣，因此与“爱屋及乌”有同等的文化含义。
（三）、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有多种情况。根据文化意义对应的差异又分为以下四种关系：
1.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也对应。这类词以描述客观事物的词居多，如汉语中的“太阳、数学、电话”与英语中的“sun、math、telephone”。
2.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部分相同。根据不同语言文化意义相同成分多少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此小彼大，亦或此大彼小。如汉语中的“姐姐”和“妹妹”在英语中“sister”一词便可以都指代。
3.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不同或者相反。如汉语文化中，“龙”这个词表示的是权利、尊贵的象征，而在英语里面“dragon”虽然语言意义也表示的是“龙”，但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却不相同，表示的是邪恶、灾难的意思。又如“狗”一词在汉语中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而在西方国家中动物狗是具有正面色彩的，因而“狗”是褒义词，“old dog”是指年事已高而经验丰富的人，而非汉语中骂人的意思。
4.语言意义对应，但只有一种语言中有文化含义。如英语中“oyster”不仅表示一种海鲜，还指沉默寡言的人，而相对应的汉语词语“牡蛎”仅仅表示具有语言意义，没有其他特殊的文化内涵。
通过上面的分类讨论可以看出，不同的语言因为不同的历史社会原因形成了自己某些独有的文化内涵，即使语言意义相同，但其文化意义在对应上也可能大相径庭。
二、二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目的语进行跨文化交际，不仅能运用目的语听说读写，还要理解目的语的文化，了解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并能运用它们来学习目的语，培养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明白词语的语言意义，还要针对学生的国别进行词语文化意义的具体讲解，让学生真正地了解目的语词语如何正确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词汇文化意义的理解来实现对目的语思维模式的了解，并由此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如果忽视词语的文化意义，一味的注重词语的语言意义，极容易造成语用失误。这个失误更多的可能是在不适宜的场合或者语境当中运用了不恰当的词语或者做了不恰当的事情，如在讲到汉语中颜色的词语时，可以介绍一下“红白喜事”，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禁忌，如果运用不当或者不给予重视，有可能会影响跨文化交际。
三、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意义教学方式
上述内容表明了研究词语的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关系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先辈们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总结了许多教学方法，根据前面对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关系的讨论，可以将词汇教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都相对应的词汇教学，这类词语以语言意义的对应为主，文化意义几乎没有差别，以自然科学或者现象类的词语居多，因此在教学的时的重点便可以放在语言意义上；二是文化意义有差异的，即上述的部分内容，这类词语在教学的过程中，除了对语言意义进行释义以外，对文化意义部分还应该特别教学。下面就文化意义有差异的词语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教学方式进行一些探讨。
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一般是先对词语进行释义，这里主要是对语言意义的解释，然后再讲解用法让学生把握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针对有文化差异的词汇，在进行语言意义释义以后，一般会采用一般采用讲述介绍、归纳注释、示范演练等方式传递文化内涵，在具体的教学中，又可以表现为以下一些方式：
（一）是文化对比分析，将词汇所涉及的留学生的母语文化与汉语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再根据相异之处，让学生把握其意义与用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习者更清楚地理解词语的深层文化意义，不易造成母语与目的语的重叠与误区。例如，在区分“猫头鹰”这个事物时，能对比出，在英语里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在儿童读物和漫画中，猫头鹰一般都充当的很严肃、聪明、机警的裁判，有成语“as wise as owl”，而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人认为猫头鹰跟迷信有关，怕看到它或者听得它的叫声，认为碰到它便会倒霉，与乌鸦在汉语文化中的意义相差不远。又如，颜色词汇里，“白色”在西方国家象征纯洁，运用于婚礼当中，“黑色”表示凝重、严肃，用于葬礼当中，而在中国婚庆里用的是“红色”，表示喜庆，至于“白色”则是葬礼的颜色，因此有“红白喜事”之说。
（二）是借助声像等多媒体教学手段向学生传递文化意义。这种方式针对学生理解国俗词汇，即语言意义文化意义皆不对应的词语有帮助。例如，通过听民族乐曲、看影片、看图片等方式真正了解什么是“黄梅戏”、“支教”“饺子”等；用说传说、听音乐、谈感想、讲故事等形式带领学生体会如“端午节”“户籍”等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
（三）是分角色、情景表演和分话题讨论。这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化意义不对应的一些词汇教学。留学生在学习目的语文化时，已受母语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在交际的时候，潜意识的是运用的母语模式，这可能会造成一些交际障碍。所以，教师在教授关于诸如“贵姓”、“哪里（表示谦虚客套时）”“随意”等词汇时可以设置情境，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双向互动中感知、理解中国文化，将文化知识吸收转化为自身认知的一部分，既理解把握了词汇，又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但是这种教学形式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目的语文化知识和表达能力，尤其情境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目的语交际障碍较小、符合当前学习者的知识文化水平的基础上。
对于词汇中的文化意义可以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有更多的教学形式，其目标都是让学生不仅能进行语法上的运用，还能理解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熟练准确地运用于跨文化交际，不陷入自己母语文化的负迁移当中。
结语
不同语言的词语的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关系是不同民族的个性与共性造成的，语言词汇的学习与教学不是简单的翻译法就能完成的。研究分析词汇的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关系，具体归纳出系统与层次，有利于教师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帮助学生脱离母语思维，培养学生运用目的语进行无障碍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于海阔、李如龙.从英汉词汇对比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山西大学学报，2011，（5）.
[2] 张和生.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述评[J].语言文字应用，20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