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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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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1．杨咸月，何光辉．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上海经济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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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亟待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视角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广大青少年而言，具有真切感受的莫过于自己家乡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培养青少年道德人格中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是最鲜活的材料。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入落实“率先科学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建设首善之区”的战略部署，举全区之力精心打造“‘中国薯都’核心区、绿色食品重点区、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区和扶贫开发试验区”，基本提前完成“十二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从发展规划来看，安定区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优势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以甘肃定西马铃薯循环经济产业园、安定工业园和定西食品工业园建设为平台，一方面，继续抓好现有马铃薯加工企业的孵化延伸，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食品工业、汽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动承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力争到2016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达到12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5%以上。从2014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区完成生产总值61.12亿元，同比增长9.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9.31亿元，同比增长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5亿元，增长1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1.01亿元，同比增长1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9.7元，增长11.6%;农民人均纯收入4620.8元，增长12.5%。这些统计数据体现在每一个家庭和民众身上，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发展现实，都是可感的、现实的德育素材，教育工作者亟待从上述视角挖掘故事、书写人物、展望美景，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亟待从了解、研究、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安定区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境内出土文物证明，早在4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后世先后有汉、戎、吐蕃、羌等民族居住，文明发展与碰撞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境内先后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汉代古村镇遗址及多处汉墓群遗址，并出土过新莽时期的“新莽权衡”和汉代古钱币、汉代陶、铜器等，还发现许多古代城址、驿站、将台、寺庙等历史遗迹，兼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众多优秀文化遗产，如元至正年间“扬威征行义兵万户府印”、“金写西夏文经卷”等。安定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且独特的，有在当地最为盛行的传统文娱活动“社火”，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眉胡子”、小曲子，以及秦腔，还有当地民间流传较古老的又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安定区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还有许多当地代代相传的歌谣、谚语，都能如实反映安定区的历史文化、认识态度和自然地理原貌。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又不失地方风情的民间传说和逸闻、古人题句和诗作都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安定区乃至整个陇右的历史地理文化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总之，安定传统文化哲理深邃、底蕴厚重、类型繁多、遗存丰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倡导的价值理念、理想抱负、做人准则，对青少年心灵的影响和道德净化具有特殊功能，对建构青少年丰富和谐的内心世界和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定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觉学习安定历史文化，应该自觉用安定传统文化引导、滋润青少年，培养青少年的品德美、才能美和行为美，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成长成材。
四、亟待从“践行三苦精神，筑牢定西精神基石”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定西的具体实践，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定西的生动体现。“三苦”精神是定西最大的精神财富，其核心是“拼搏”精神，但在少数青年一代中存在抵触情绪，不践行、不传承，存在断代危险。因此，大力培育和践行“三苦”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培育“三苦”精神，市、区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管齐下。学校应把“三苦”精神列入“必修”教育计划，融入日常工作生活，融入细节，润物无声。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级各类媒体应把“三苦”精神作为自己办报办台办网的精神支柱和份内职责，改进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类文艺工作者应立足定西实际，创作出一大批弘扬“三苦”精神的文艺精品，在文化滋润中达到教育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目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制度、出台措施时，应始终贯穿“三苦”精神理念，用必要的奖惩推动“三苦”精神的实践养成。培育要坚持时时教育、处处教育，让“三苦”精神进家庭，融入过家教子、家训传承之中，逐步养成“勤劳俭朴生活，快乐健康成长”的家庭理念。让“三苦”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融入教与学的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青少年，使“三苦”精神在青少年中生根发芽，作为定西的传家宝，不断传承，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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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0日
一、引言
在银行同业市场日渐发达、世界金融市场广泛融合的趋势下，银行资金始终处于绝对稀缺地位，而理性的信贷配给行为使得银行资金优先流向大中型企业，那么小企业信贷资金缺乏就是必然现象。
《新帕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信贷配给定义为“借贷市场供不应求的一种现象，即在借贷双方按照契约自由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贷款方能提供的资金供给无法满足借款方的资金需求”。银行以控制风险和保证盈利为目标进行信贷配给，而小企业贷款风险高、成本高、利润低，不符合银行信贷配给的目标，因此不应当盲目要求银行增加小企业信贷投放量，而应当重点提高银行在支持小企业方面的信贷配给效率。关于资本配置效率有两种理解方式，米运生（2006）认为其中一种是“把既定的金融剩余尽可能多地配置给实体部门”，而另一种是“在资本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促进资本流向高效率的部门”。本文综合上述两种理解，认为商业银行以其信贷配给能力为限，尽可能多地向小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即为有效率，并通过DEA分析6家规模效率前沿银行的投入冗余提出了相关对策。
二、文献综述
信贷配给理论的产生源于对小企业融资麦克米伦缺陷（1951）的解释，但作为小企业融资缺陷的成因，信贷配给自身的产生原因却并不明确。而解释信贷配给成因的理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在非均衡市场条件下提出的，认为贷款者需求受到抑制是因为利率上限低于其风险对价，放开管制市场即可自动出清；另一种是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81）在均衡市场条件下提出的，认为贷款者需求不能被满足是因为其风险信息未知，而利率作为风险信息的变量自然抑制供给随利率（价格）增加。就中国的信贷配给成因而言，朱秀丽（2011）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中国信贷配给行为的性质，证明了有约束的非均衡配给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过程中已经逐步减轻，加强信息披露即可提高信贷配给效率。
信贷配给效率的衡量始终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受调研可信度的限制，中国大部分学者选择了采用金融深化指标来信贷配给及其效率。叶光毓（2008，2009）采用“贷款/GDP”作为衡量各地区信贷配给的指标；任建军（2010，2011）采用存贷比、存贷差和固定资产中银行贷款率作为衡量信贷配给的指标；米运生（2007）和王欣昱（2013）采用Wurgler（2000）提出的资本增长率对于产出增长率弹性来衡量信贷配给效率。陈丽桦（2013）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通过对工商、建设两家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8家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效率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型商业银行比中小商业银行更适合对中小企业贷款。
三、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模型
本文采用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只是为了对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进行粗略排序，而不以模型所得具体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在以下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模型分析所得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真实情况。
（一）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模型前提假设。商业银行以信贷配给能力支持小企业的效率与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投入产出效率不尽相同，但在以下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投入-产出关系成立：在小企业贷款未达到银行信贷配给能力上限时，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多产出的银行效率较高；在小企业贷款达到银行信贷配给能力上限时，只有先增加投入才能进一步提高产出。也就是说，该效率前沿面是不连续的。
（二）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模型变量选择。本文选取商业银行的四项禀赋作为自变量。由于银行在配给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商业银行只能在信贷配给能力范围内承担小企业贷款责任，所以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模型的自变量应是反映信贷配给能力的银行禀赋，这些禀赋指标包括：代表商业银行规模的总资产（TA）指标，规模越大的银行承担贷款成本的能力也越强；代表银行盈利能力的总利润（TP）指标，盈利能力越强说明银行运营能力越强；表示银行风险缓冲能力的资本充足率（AR）指标，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越强；表示银行贷款发放能力的贷存比（LD）指标，贷款能力越强的银行流动性风险资产配置倾向越高。
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SD）作为因变量，表示商业银行承担的支持小企业责任，对应每家银行的信贷配给能力都有一个小企业贷款余额最大值，在最大值达到之前小企业贷款余额越大，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越高。
（三）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DEA模型。本文采用投入-产出DEA模型来衡量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其中投入要素整体代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能力，而产出要素代表其小企业贷款责任承担情况。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决策单元，构建DEA模型，使用MaxDEA软件的CCR模型得到总体效率，BCC模型得到纯技术效率，并用总效率除以技术效率得到规模效率。根据前文对所选变量的解释，以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SD）为产出指标；在投入指标方面，用总资产（TA）来代表银行的规模，总利润（TP）来表示银行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AR）来表示银行的风险缓冲能力，用贷存比（LD）指标来表示银行的贷款发放能力。
四、上市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排序
（一）样本选取与相关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共计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其中样本数据来自商业银行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
传统信贷配给模型是基于线性相关关系而建立的解释方程，不能用于对非线性关系的解释，根据前文的规范分析可知，银行禀赋与小企业贷款之间并不是线性相关关系，但仍然需要采用实证数据进一步验证。为了确定非线性模型的适用性，以下采用SPSS软件测度信贷配给效率DEA模型投入产出变量，结果表明银行财务指标与小企业贷款之间的相关关系比较复杂，得到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表1）
（二）上市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DEA效率分析。本文使用MaxDEA软件得到的各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如下：上市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纯技术效率的变动范围为0.4～1，小于规模效率的变动范围0.2～1，这说明提高规模效率是提高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的根本方式。但由于规模效率同时受到技术效率和总体效率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本文仅选取处于规模效率前沿面上的银行进行分析。将规模效率前沿面上的银行按照技术效率排序，排名依次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宁波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
（三）规模效率前沿银行的冗余分析。对于规模效率前沿银行而言，如果有投入要素冗余为零，那么其信贷配给能力受技术条件约束达到上限，在前提假设成立的条件下，该银行纯技术效率排序与其信贷配给能力排序相同。6家规模效率前沿的银行投入产出冗余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利润总额所代表的盈利能力是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能力的短板，而6家规模前沿银行的利润总额投入冗余均为零，这说明6家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已达到能力上限，此时技术效率排序即其信贷配给能力排序。进一步分析投入冗余可知，不同的商业银行禀赋差异较大，想要继续增加小企业贷款额度，除了盈利能力外，风险防控能力是华夏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短板，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还可以继续加强向小企业贷款的倾向。（表2）
五、结论
商业银行承担支持小企业责任要量力而行，只有在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增加向小企业贷款的倾向，才能达到优化信贷配给的目的。对于所有的商业银行来说，提高自身盈利能力都是进一步担负起支持小企业责任的重要前提，而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又有不同的短板需要弥补，其中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是关键环节。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报告课题组.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摘要）[R/OL].中国工商报，2014.
[2]皮特・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M].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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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与魏斯在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账损失的最优策略不是以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应对超额需求，而是采用限制供给的方法：即使贷款申请人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要拒绝部分申请人的要求，或只提供部分贷款。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贷款人的预期收益函数不是利率的单调增函数，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会导致低风险的借款人离开市场，贷款人风险加大，收益下降,所以通过控制利率的方式作为风险甄别机制不完全有效。
二、信贷市场的特殊性
在分析信贷市场时，首先应注意到它与标准的市场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一方面，作为古典竞争理论核心的标准市场，其假设存在众多买卖某种同质商品的经济主体，而信贷市场中，作为“商品”的信贷，其“卖方”的银行，数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标准市场中，买卖方即时达成交易，信贷市场的“买方”是以未来偿付的承诺交换今天的信贷。
三、信贷配给的成因分析
在展开对信贷市场的分析前，先分析相关的明确或隐含的前提：
（一）不确定性
正如投资存在不确定性一样，贷款的承诺偿付与真实偿付也存在差异，这对贷款人来说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假定借款人的投资项目有两个结果，用X表示不确定的投资结果：Xa>Xb.概率表示出现各种结果的可能性，且满足Pa+Pb＝1，Xe＝PaXa+ PbXb
（二）借贷合约
假定借款金额为B，利率为r,因此承诺偿付是一个固定金融（1+r）B.当项目的结果超过偿付金额时，借款人全额偿还借款；当结果小于（1+r）B时，借款人就违约。发生违约时，假定贷款人得到实现的投资结果。则只有Xb
从上式可以分析出借贷合约的两个基本特点：预期偿付会随着r的升高而增加；当不确定性增加（表现为PbXb减小）时，预期偿付会减少。
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的预期利润并不总是与利率的高低呈同方向变化。当利率rr*时，预期利润π与利率r反方向变化。在r*点，银行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r*称作银行内部最优利率或均衡利率。当信贷需求超过了信贷供给，贷款人不会在超过r*的水平上还继续提高利率，因此瓦尔拉斯利率不可能是均衡利率。只要瓦尔拉斯利率水平高于r*市场均衡就会以信贷配给来调节：每家银行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利率降低到r*。信贷配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贷款人的预期收益不随着所索取的利率单调增加。预期收益不随利率同方向变化是基于两个基本原因：逆向选择效应和逆向激励效应。
1.逆向选择效应
随着利率升高，借款人的结构发生了改变：稳妥的潜在借款人会离开市场。 假定银行根据潜在借款人投资项目的平均收益情况对其进行分类，投资项目规模相同，无抵押。贷款人的收益为Φ＝min{（1+r）B，X}，借款人的收益为π＝max{0,X-(1+r)B}。由于借款人的利润函数是凸性的，其收益的风险越高，预期利润也越高。用θ表示借款人的风险，θ越高，风险越大。如果风险中性的借款人必须以自身固定的股本e0投资，假定存款利率为δ，那么当Eπ>e0(1+δ)，投资就会发生。由于预期利润由风险决定，因而存在 ，借款人就会进行投资。Eπ-e0(1+δ)就可以看作θ的函数。假定r提高，借款人的预期利润就会降低。Eπ的这种向下位移意味着θ的临界值提高了，因而对贷款需求的借款人减少了。而且，退出市场的是风险最低的企业，因为他们的θ值最低。这就是逆向选择效应，由于贷款人的收益函数也是凸性的，因而θ值越高，贷款人的预期受益就越少。由此可知，当利率提高时，风险较低的借款人退出市场，存在一种正的直接效应，和一种负的逆向选择效应。
以数学公式推导更易理解：假定XaPb， PaXa ＝ PbXb 如果a组在整体中的比例为Γ，且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申请贷款，则贷款人的平均收益为 , ΓPa+(1－Γ) Pb，而如果低风险的全部退出，只剩下高风险的参与申请贷款，则贷款的收益就会变为（1+r）Pb，因为 ，可以看到贷款的收益下降了。
2.逆向激励效应
当利率提高时，借款人会从事风险更高的项目，这种情形称为逆向激励效应。也就是说，随着借款人要支付的利率的提高，承担的风险也提高了。假定企业有两种技术，a和b，预期收益函数的斜率为Pi，项目越安全，斜率越大。企业从事项目i(＝a或b)的预期收益为Pi(X-（1+r）B)，它随着r的升高而降低。当利率升高时，由于该项目需要支付承诺利率的可能性更大，安全项目的收益下降得多一些。显然，在rr*时，选择风险较大的项目。
四、总结
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和逆向激励效应的双重效应，贷款人的预期收益不能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因而信贷市场的利率无法达到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总是低于均衡利率，需求总是大于供给，因而信贷配给的出现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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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没有这些信息，或者后者拥有的信息没有前者多，从而对信息劣势者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款者一般比贷款者更清楚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和偿还贷款的条件及动机。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里茨(stigliz,1976)通过对保险市场的研究得出，在保险费率给定的价格水平上，高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的风险，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少的风险，由此导致高风险的消费者把低风险的消费者赶出保险市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而对于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不能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借款者，从而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尽可能高的利率进行信贷配给，但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借款者发生分化，从而把高质量的借款者挤走，而留下低质量的借款者，或者较高的贷款利率诱使企业去选择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银行面临着更大的还款风险。
在借贷市场，道德风险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即高利率对项目进行资产投资的借款方所持风险的刺激作用，会鼓励企业(借款方)从事成功率不高，但一旦成功收益很高的项目，从而会加大银行贷款风险。
(二)信贷配给
国外学术界对于信贷配给的生成机制有着各种理论解释，其中斯蒂格利茨等人以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最具影响力。斯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Weiss，1981)在关于信贷配给的经典文献中指出，在信贷市场上，当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行为而引起信贷风险时，提高利率以补偿风险反而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但并不能使高风险的借款人减少借款。银行宁愿选择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而拒绝一部分贷款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信贷配给问题。由于中小企业普遍投资风险较高，所以，他们自然就成了信贷配给的牺牲者。
惠特(Whette,1983)的信贷配给模式拓展了斯蒂格利茨等人关于借款人在风险厌恶的条件下信贷配给机制的理论。他指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因为对于风险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样可能引起逆向选择，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贝斯特(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贝斯特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作为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的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融资理论研究
关系型贷款，这是指银行的贷款决策主要基于通过长期和多种渠道的接接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在关系型贷款下，银行的信息积累既可以通过平时办理企业的存款、结算和咨询业务而附带地取得，也可以从企业的利害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顾客等)以及企业所在的社区获得；这些信息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还包含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业主的个人品行。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于信息不透明且资产少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根本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且，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普遍存在的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外生性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原因。
(一)形成了以大银行为i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体制
作为一种外生性制度供给而建立起来的国有大银行体系，其服务领域和对象理所当然地要遵循政府的偏好，另外，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的背景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由于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明确的、不明确的担保或其他方式来鼓励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从而使银行预期政府是最终偿付人，而这种贷款分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采取歧视的态度。
(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了信贷紧缩．从而引起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由于近几年我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和整顿的力度较大，许多中小金融机构正处于整合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小金融机构数量的减少，相应地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就会减少。此外，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严重，我国政府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放贷更加谨慎，这使得即使很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也很难获得新的贷款。
(三)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我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其有效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当强制性制度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即强制性制度与一些人(或部门)的利益不一致时，这些人(或部门)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制度执行很难有效率。
(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诱致性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所存在的严格的金融管制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对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成长性中小银行的市场准人的限制。又如，针对金融租赁业以前的混乱状况，央行于2000年将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规定为5亿元，市场的准入门槛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就使得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租赁业发展缓慢。于是，各种诱致性的制度供给由于政府所实行的强制性制度而减少了。
三、构造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框架
(一)构建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原则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效率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倡导或组建各种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在于营造内生性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成长的环境。主要通过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激励与约束的矛盾运动，自发地去寻找解决其资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政府的扶持仅通过其内在因素而发挥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特体系的框架
1．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不同规模的企业都有其最适合生存的领域，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在社会经济中有各自的生态位，中小企业的关键是要提高竞争力。中小企业要从品牌和企业自身经营素质两方面人手，建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发展体系。
2．建立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发育晚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间接融资将是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而，要解决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实际，必须构建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渠道作用；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小金融机构；促生民间金融机构，发挥民间资本市场功能。
3．拓展适合成长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程度时，就要进入资本经营阶段，必须借助直接融资才能发展壮大，这是企业发展的规律。我国的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既限制了融资规模，又增加了融资成本，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技创新。另外，间接融资体制以安全性为前提，向风险性科技型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投资少。因此，应当开辟多种形式的筹资渠道，允许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4．建立完善信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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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我国成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是希望借助这种新型金融组织为农村的部分相对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属于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范畴（杜晓山，2008）。长久以来，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担保品，出于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商业银行无力为这部分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服务，贷款市场因而长期存在信贷配给问题。《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p.778）中这样描述：“信贷配给是借贷市场的一种状况，其中，按照所报的契约条件，贷方提供的资金少于借方的需求”。在符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要求的条件下，商业银行没有提供与贷款需求相一致的贷款供给。贷款市场供给小于需求，而利率也没有出现古典模型所预期的上升以消除这种差额。从亚当.斯密描述这一现象起，凯恩斯、埃利斯、威尔逊、哈里斯、杰斐、拉塞尔、威廉姆斯等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在斯蒂格利茨和韦斯的经典论文（1981）中，他们从贷款质量和利率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角度论述了在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逆选择”的条件下，信贷配给的存在性，市场失灵了。村镇银行的兴起源于对克服这种信贷配给的探索，希望通过设计一些制度安排（如中心会议制度、农户联保制度等），使金融机构有能力为部分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提供无需担保和抵押的小额贷款等微型金融服务。村镇银行与传统的商业银行相比，要求特殊的贷款制度设计，面向原先被放弃的部分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提供无需担保和抵押的小额贷款以及其它微型金融服务。尤努斯教授领导的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取得了部分成功后，推动了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在世界范围中的发展和推广。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新型的金融理念和方法开始被一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引入我国。虽然最近印度安德拉邦出现了小额信贷的违约危机，但并不表明这种模式的失败（杜晓山，2010）。
2.村镇银行在我国的发展
村镇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引进试验、试点发展到大力推动等不同阶段。按照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工作安排》的规划，到2011年我国拟建立1027家村镇银行。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3月我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建立起至2010年6月末，我国已建立214家村镇银行。其中2007年共建立19家，2008年共建立91家，新增72家，2009年共建立148家，新增57家。以国家开发银行、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为主发起行共建立30多家，其余均为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发起建立，包括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主发起行的不同，我国现有的村镇银行可以分为全国性大型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外资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和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目前最后一种在我国占80%左右，为绝大多数。不同类型的村镇银行可能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和经营方法。本文中主要分析以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出现的使命漂移现象。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村镇银行却表现出了与设计初衷不同的特征，似乎没有起到为我国农村部分贫困人群提供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微型金融服务的作用，出现了使命漂移。村镇银行的目标客户、放贷手段和放贷金额都出现了与设计要求的偏离，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村镇银行，更像是为应付或规避政府相关政策的一种商业银行的变体，实质上就是普通的商业银行。这种村镇银行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削弱金融领域的垄断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但却不太可能为我国的贫困人群提供足够的理论模型所设想和期望的服务。
3.以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的使命漂移
村镇银行的使命漂移主要体现在贷款对象、贷款方法和贷款额度偏离面向部分贫困人群、主要采用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的设计目标上。
从2007年开始，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积极参与我国的村镇银行建设，目前有高达80%左右的村镇银行属于它们发起设立。但现存的这些村镇银行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村镇银行，从目标客户、贷款方法等方面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只是一种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并不是为我国相对贫困的人群提供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微型金融服务，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为背后的主发起行规避金融法规、实现区域扩张的经营手段。出于追逐利润和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考虑，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有实现跨区域经营的内在欲望，但受到金融法规的约束，无法快速扩张。村镇银行的发展为它们提供了机会。村镇银行不是市场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对市场调节失灵的补充，因此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指导，这些具备商业银行背景的村镇银行必然偏离原初设计的目标，出现使命的漂移。以为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信贷为主要贷款模式的金融组织与商业银行存在本质的不同，它们的结合——用商业模式推动这种金融组织的发展需要强而有效的约束。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以下相关数据来源于该行各年年度报告），主发起行是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40%的股份，是最大股东，两行董事长都是刘万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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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个房地产项目，少则投资数百万元，多则数亿甚至数十亿，对资金要求非常高。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靠银行信贷。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持续深入，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愈加困难，很多开发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如果能够对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内在机制进行可靠的分析，就能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强融资能力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房地产开发融资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大小、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是影响信贷融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
哈佛大学的Scott.B.R认为,“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在与其它企业的公开竞争中,用人力和资金资源以使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而对于资金的提供者银行来说金融论文，他愿不愿意给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就是要看这个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力大小，一个竞争力弱小的房地产企业银行是很难相信它有能力收回投资并取得收益的。所以企业的竞争力大小是影响融资可行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
房地产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1]，它从事经济活动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在融资活动中企业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银行的利益。而银行为了降低信贷风险，往往在信息不对称时不同意或只同意企业一部分贷款额的申请，于是出现了“信贷配给”[2]，“信贷配给”最终使银企双方的利益都受损，尤其是使企业融资变得困难。所以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也是影响企业融资可行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房地产开发信贷融资内在约束机制分析
（一）、信贷融资内在约束机制分析模型的建立
由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融资的关键因素，可以建立信贷融资函数A核心期刊目录。即：
A=G(C,L,Q)
这里，G ――函数表达式；
C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
L ――银行与房地产开发业企间信息对称程度；
Q ――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
根据这个函数表达式，可绘三维图形分析如下：
H B
QJ
γ·I
A·α
C·β
A’ J’H’ B’
FK
I’
F’D
EK’
E’D’
0L
上图中，直线A’F’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最低所必需的信息对称程度；直线E’D’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最低所必需的企业竞争力。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3]，要获得一定的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C与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L有一定的替代性，即假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较强、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较低时可获得银行贷款为W，则存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较前一种情况弱、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对称程度较前一种情况高时也能获得相同银行贷款W，由此可以得到获得最低银行贷款时C与L所有可能组合点的连线E’F’。
考虑到C不可能无限大，即当企业处于行业的绝对垄断地位时，C达到最大值（假设一定时期内所有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放贷的总数量一定）。在上图中用A’B’表示C达到最大时的临界线。同样的道理，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成程度也有一个极限金融论文，即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信息完全对称，此时L达到最大值 ，在上图中用B’D’表示L达到最大时的临界线。从而得到A’ B’ D’ E’ F’ 平面对应的ABDEF曲面就是C与L不同组合下，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所有可能值组成的点的集合。
（二）、模型分析
由于C与L具有一定范围的可替代性，所以在允许范围内可任作两条曲线J’K’、H’I’，使其满足曲线上的C与L的组合分别能获得相同的银行贷款，其分别对应相同银行贷款集合组成的曲线为JK和HI。比较JK上的α和β点以及HI上的γ点的大小可知：α＝β<γ，即曲线HI所代表的银行贷款大于JK所代表的银行贷款，而JK上的银行贷款相等。从而可知，曲面ABDEF是由一系列像JK、HI一样的等银行贷款线组成，并且C与L的组合值越大，其所对应的等银行贷款线越高。
从以上图形分析可知，只要能够对C与L进行度量，就能对企业融资可行性进行评价。
（三）、影响信贷融资成功关键要素的度量
1、 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的测定是众多评价指标的综合评估过程。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综合评估方法有三大类，包括专家评估法、经济分析法和运筹学方法[4]。本文从专家评估法依靠人为打分确定权重，具有一定的片面主观性出发，试图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因子分析是从一些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现象中找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再对这些主要因子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可以有效的消除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评价结论的准确性。
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竞争力分为三类：经营能力（评价指标有固定资产原值、流动资产平均余额、技术职工人数、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人均工资额、总资产周转率等）；效益能力（评价指标有资产效率、劳动生产率、人均利税率、资本收益率、资产报酬率、销售利税率、成本费用利税率等）；发展能力（评价指标有销售收入增长率、利税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工资额增长率、科技经费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等）。
因子分析的计算步骤包括将因子表示为变量的线性组合金融论文，然后构造原始数据矩阵W0、求W0的标准化数据矩阵W、求W 的相关系数矩阵T、求T的特征根λ及特征向量S、建立主成分表达式、计算每个主成分的贡献率U、按累计贡献率的最低限值选取主因子个数P、计算主因子的因子载荷矩阵B、求B的正交因子解、建立因子得分模型上H（见式①）、计算主因子综合得分Z（见式②）、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得相对得分Z’（将样本综合得分按由小到大顺序在评价区间[Φ1 , Φ2]上进行归一化处理（见式③）。
Hi = ai1W1+ ai2W2+ … + ai nW n( i =1, …, P)①
式中：Hi为第i 个主因子的得分值；Wj为第j 个变量得观测值；P为选取的主因子个数；aij为第i 个因子的第j 个变量的得分系数。
Z(i) =Σ(Uj×Hij) / (ΣUj) ( i= 1,2, …,M;j = 1,2,…,P)②
式中：Z(i)为第i 个样本的主因子综合得分; Uj为第j 个主因子的贡献率；Hij为第i 个样本的第j 个主因子的得分值。
Z’(i) =Φ1+(Φ2－Φ1)×(Z(i)－Zmin) / (Zmax－Zmin)③
式中：Z’(i)为第i 个样本的主因子相对得分，按其落在评价区间[Φ1 , Φ2]的位置评价出企业的竞争力大小。
2、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更多的内部信息，这些内部信息有的能反映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的缺陷甚至致命的弱点，而投资方银行相对缺少企业的这些内部信息，从而使银行面临信贷风险。信息不对称有两个极端，即信息完全不对称和信息完全对称，事实上，这两种极端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情况是间于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为了量化的需要，可以把信息完全不对称时的值定义为0，把信息完全对称时的值定义为100。
要度量信息对称的程度，就要明确融资信息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哪些指标获取。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特点，可以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报表的效度和信度）、治理结构的清晰程度、以及对银行提出的合理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条件的认可度来获取。从而信息的对称程度可以用下表来度量核心期刊目录。
融资信息对称程度度量表
指标
权数
评价层次（参数）
管理制度
15
完善（1）
较好（0.8）
一般（0.6）
较差（0.4）
差（0.2）
财务制度
15
优（1）
良（0.8）
合格（0.6）
较差（0.4）
差（0.2）
治理结构
10
清晰（1）
不清晰（0）
条件认可度
篇9
贾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其中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ool），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
篇10
一、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一）安全性原则。安全性原则指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必须审慎控制风险，经得起重大风险和损失。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通过其信用中介的职能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债务人。在信贷业务中，存在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一系列风险［2］。因此在银行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中，安全性原则尤为重要，是商业银行的基本目标，重点强调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风险。因此在贷款业务过程中，贷前、贷中、贷后都必须坚持安全性原则。（二）流动性原则。在银行负债中，存款业务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我国，存款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既要满足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随时提存的需要，还需要满足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在规定日期提现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中需要提存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防止挤兑的产生。同时为了满足资产的流动性，银行需贯彻信贷配给原则，审慎信贷风险，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提高贷款流动性，使贷款能在银行需要时具有及时变现的能力。（三）盈利性原则。盈利性原则指商业银行作为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银行最终效益和经营能力的体现。其盈利性目标地实现对自身的经营管理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充实银行资本、扩大银行经营规模、提高银行的信誉，从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衡量其盈利性程度的指标主要有盈利率、盈利资产收益率、收入盈利率等。贷款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是最主要的盈利资产，是商业银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主要手段［3］。近些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等新生力量开始抢占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尤其是小额信贷领域。同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商业银行贷款盈利能力逐渐下降，因此，其目前发展面临双重困境。
二、“三性”原则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管理
（一）贷款业务与安全性原则。第一，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信用体系的健全和信用风险评估机制的确定对于商业银行降低经营成本、降低坏账率、发展小额信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商业银行借鉴互联网金融的优势［4］，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将借款人或者投资人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诚信记录等纳入信用风险防范模型，做到全面、真实地反映贷款人的资信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借鉴信用分评分模式，加快全民征信体系的建设。第二，完善审查审批环节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制度核心是相互制衡与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的实现需辅以制度制衡，因此不仅需要加强对专职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建设培养，提高其自我约束能力，同时应辅以恰当的奖罚机制。通过绩效考核制将考核人员的收入与银行效益挂钩，实行收付实现制，加大信贷风险责任考核力度。第三，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需多方主体参与。首先，企业信贷人员要实时监控企业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宏观环境［5］，充分调查企业信贷能力和管理状况。其次，商业银行向政府寻求帮助，在必要时借助行政力量充分分析企业的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要求企业保证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再次，商业银行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发挥银行同业间的作用，共同防范信贷风险［5］。最后，建立动态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控数据、录入数据，建立完善的风险等级评估，充分发挥预警机制作用。（二）贷款业务与流动性原则。流动性风险以其不确定性强、冲击破坏力大的特点，被称为“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因此，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者面临的重要课题［6］。贷款是银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贷款与存款之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矛盾，这是贷款流动性管理的核心。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原来缺乏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贷款通过重组转化为可流通资本市场证券的过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制造业、冶炼矿业等传统产业的非优质贷款移出资产负债表，将资金再投放于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以此完善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整体质量，解决贷款与存款期限不匹配的矛盾，提高银行流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能急于通过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长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以获得流动资金，并且利用这些资金去进行具有较大风险的投资业务，这样容易降低银行的流动性水平［1］。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信贷证券化产品单一、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信息披露不规范、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不完善、风控和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更加需要商业银行谨慎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手段。第二，适当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目前，全球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呈现下行趋势，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银行贷款风险增加。在此特殊背景下，易发生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需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贷款风险进行充分保障，增加一级资产、二级资产的比重。同时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会安抚社会大众，避免疫情当下产生恐慌心理发生挤兑危机。但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幅度应视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而定。大型商业银行信誉好且有较多优质信贷资产，不易产生流动性危机，这时可提高较小幅度或不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流动性原则适当让位于盈利性原则。小型商业银行信誉较差、信贷资产质量较差，在经济下行时更易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应较大幅度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三）贷款业务与盈利性原则。第一，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面对中底层客户，可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中底层客户有着对利率变动敏感、小额信贷、追求快捷低成本服务的特点，因此商业银行要结合底层客户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开发低利率、低贷款金额、放贷快捷、手续简单的金融产品。这时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降低成本，即需从放贷各个环节入手控制贷款成本，以期用低利率来扩大市场份额，拉拢客户资源，与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P2P借贷在小额信贷领域进行竞争。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居民信用档案，减少审贷放贷时间，提高服务水平。面对上层客户，可采用客户盈利性分析定价法，考虑与客户的整体关系、双边关系，加强对大额贷款风险的审查，贯彻落实信贷配给原则。对于低质量大额的贷款，应予以拒绝。对于高质量大额贷款，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还应根据客户具体需要提供更加灵活的优惠利率，进行个性化定制。商业银行还应积极发展与客户的双边关系，在存款上采用上层客户定价法，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忠诚顾客，并获得较高收益来弥补提供贷款的潜在损失。第二，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5G技术的产生、新基建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普及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转型机会。商业银行需充分利用这些科技、互联网的力量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业务，加快推进业务线上化、数字化以及互联网化，使人工智能逐渐替代传统人工，智能化、科技化逐渐渗透商业银行贷款程序各环节，这也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的大势所趋。信贷业务的智能化、科技化不仅能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给客户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更重要的是，节约商业银行工资支出、培训费用的同时进行科学化审贷，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信贷质量，这些都将提高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1］孙芳琦.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9.
［2］邵琴.商业银行抵押信贷业务风险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3（22）：232-233.
［3］卢毅.北京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广西大学博士论文，2019.
［4］刘宇杰，周红.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研究［J］.时代金融，2020（3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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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近几年随着中小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融资渠道然而我国的股票融资机制还存在这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IPO审核时间长、不可预测。虽然我国证券发行上市采用了核准制但仍以实质审核为主基本无法确定能否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其次发行上市门槛高、层次较单一。虽然深交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但与主板市场的区别不大只向多层次市场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此外，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落后于股市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发展其不发达程度在交易市场上表现突出1995年～1999年股票交易额占交易额的8356％，债券占1644％其中企业债券仅占233％。由于我国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规模管理方式，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获取资金。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种情况。
1内部原因
(1)中小企业有较大的财务风险。净收益理论认为企业债务融资的成本比股权融资的成本低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会随着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选择不同而发生变化企业更多地利用债务融资增加债务资本比例，会提高财务杠杆比例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企业的市场价值相应提高。由此中小企业为了求得较低资本成本会尽量保持较高比例的负债。然而较高的负债水平，必然会使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增大从而导致较高的财务风险。
(2)中小企业信用道德风险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而且大多缺乏抵押品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依赖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因此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高。而且中小企业通常自有资本较少，面临更为激励的市场竞争亏损和破产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破产成本低自身没有更多的商誉价值因此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大．破产逃债的动机更强，这在中小企业的融资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3)权益资本成本过高。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要求融资规模大这样与筹集到的大规模资金相比．发行费用微乎其微。而中小企业所需资金的规模一般偏小．发行费用相对来说很大，导致其在资本市场上等资难。
2外部原因
(1)中小企业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长期以来．我国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因素，融资渠道被国有银行垄断，银行贷款完全为国有经济服务。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长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不可能一下子随着经济体制变革而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个转变需要更长的过程。国有银行垄断了资金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资本市场处于政府控制之下，这些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只能从银行得到很小一部分贷款。
(2)过度的金融管制。在市场不完全条件下金融机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借款人的请求而会进行信贷配给。在金融过度管制下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更为严格并且金融机构对风险也会更加敏感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透明更加严重从而它的风险也就会最高，从而中小企业将成为金融机构进行信贷配给的首要对象，甚至会拒绝给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3)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结构上看中小企业对长期资金需求最为迫切金融机构即使给予贷款多为短期一般在1年以下这种短期资金只能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运用而对于企业长期资金周转和长期发展投资资金则无法满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过少实力和规模也不大使得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受到制约。
参考文献：
[1]赵尚梅：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2
[2]孙兰兰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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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
stiglitz(1981)认为,由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银行的贷款供给不一定是贷款利率的单调增函数,在竞争均衡下也可能出现信贷配给(s—w 模型)。这样,即使银行可贷资金有剩余,也不愿意按高利率放贷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即在配给中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即使愿意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
whette(1983)修改了“s—w模型”关于借款人为风险厌恶者这一假设条件,并认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样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bester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充当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二)国内研究
王霄、张捷(2003)在上述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抵押机制和企业规模因素,建立了新的理论模型,从而使均衡信贷配给理论更加贴近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贷款可得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客观现实。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项目)的风险类型、资产规模与能够(愿意)提供的抵押品价值量相联系,从而使抵押品和企业规模成为了均衡信贷配给中的内生决策变量。
张杰(2000)从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情况出发,认为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致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同时,他还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其内源融资机制的前提下,可发育内生性的横向信用联系。因此,鼓励民营经济自身出资组建金融中介机构势在必行。
林毅夫、孙希芳(2005)从中小企业在融资中依赖“软信息”的客观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只有便于获取并处理“软信息”的金融交易主体才能克服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部门通过各种人缘、地缘关系较易获得临近的中小企业的信息。因此,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信息优势,而正规金融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信贷决策机制使得正规金融部门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处于信息劣势。
二、我国传统担保模式简述
目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出资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面向符合政府产业导向、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小企业;二是行业协会性质的互助担保机构,主要服务于协会内部的企业;三是私人建立的商业性担保,服务的企业类型广泛。前两种担保机构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具有产业导向性强、进入的门槛较高、企业获得担保的门槛也较高等特点;第三种担保形式虽然不具有上述特点,但其担保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
从传统的担保来看,担保机构自身经营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由于银行的优先权,对于符合要求的企业,其可直接采取信用、抵押、质押等措施向企业放贷,而真正寻求担保的,往往是那些经营状况不尽理想、资信程度低的企业,这就决定了担保机构承担着比银行更大的风险。二是担保筛选机制和担保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理想的担保机构应该是由大批专业人士组成,可以实现信息完全对称,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不管是政府性质的担保机构还是商业性担保机构,都不是纯粹的信用担保,而必须设立严格的反担保措施。但担保机构对风险的调查能力有限,并且不具有银行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所以,他们为了控制自身的风险,只有通过要求企业提供足额的抵押品等措施来补偿担保的风险,且抵押标的一般是厂房
、土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这些恰好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软肋。因此,这种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担保机构存在的本来价值。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研究
(一)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概述
中小企业之间内生性的互助联保融资模式,是由需要向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自己寻找合作伙伴并结成联盟,集体向银行贷款的一种行为。在模式中,任何一家企业都由联盟内其他企业共同为其担保,如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他们共同为其还款。相关主体关系如图1所示(虚线箭头表示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融资,实线箭头表示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二)内生性互助联保模式运作机制
如前所述,大量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品或者规模较小等原因,被排除在了传统的担保贷款范围之外。但是,这些企业往往掌握有核心技术,或者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等等。因此,在内生性互助模式下,这些小企业会互相寻找合作伙伴,争取互助联保融资。在多重博弈后,会形成大量优质中小企业的“强强联合”。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风险巨大的劣质中小企业“弱弱联合”,企图集体取得银行贷款然后联合违约的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筛选,也就是银行的甄别。
经过前期企业之间的初步筛选,已经形成了“强强联合”或者“弱弱联合”。因此,银行的筛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各企业是否满足基本的互助联保融资门槛,如企业前期经营状况、是否有重大违约记录等;二是组合的各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否均是独立经营法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互相参股等情况;三是企业的偿债能力考察。由于前期企业的自由组合,经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博弈,组合的企业大多经营实力、风险大小相近,这就是互助企业彼此组合博弈的信息发现功能,为银行的审查带来了规模效应,节约了部分审查成本。通过银行的审查,“弱弱联合”组合被剔除。
组合一旦通过银行审查,顺利得到贷款融资,组合内部的企业之间就会进行互相之间的监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对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以减少其经营失败违约的可能。这样,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不仅共同联合争取到了贷款,更是将这种联合带到了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助于彼此的发展壮大。
(三)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中交易成本分析
对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交易成本,从企业和银行两方面来分析。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筛选和监督合作伙伴的成本,由于都是中小企业的合作,如前所述,他们彼此的筛选比银行或第三方担保机构更具有针对性,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真实地了解对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前景等重要信息;二是申请银行贷款审查的时间成本,企业之间前期的彼此筛选,节约了银行审查的工作量,由于没有经过第三方担保,缩短了业务链条,有助于审查时间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三是银行的贷款利息,由于没有通过第三方担保,企业不必缴纳额外的担保费用,这直接节约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即使银行会对这样的贷款方式作一定的利率上浮,只要还在企业的预期融资成本范围内,这样的融资方式也为企业打开融资渠道带来了便利。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的贷款审查成本,相对于通过第三方担保贷款而言,在企业互助联保贷款模式下,银行的审查任务相对增加,但是收益也会随着所承担风险的增加而增长;二是贷款后的监督成本,由于企业之间利益的联动促使他们在贷款后有足够的动力互相监督和扶持,并且他们相互之间密切的业务往来也使他们有最佳优势做好彼此的监督工作。
四、互助联保模式实证检验
在我国,中小企业互助联保模式有初步的尝试。其中最成功的案例要数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和阿里巴巴公司合作推出的网络互助联保。只要满足:工商注册时间满18个月或企业主本人从事本行业5年以上;上年经营无亏损;3家或3家以上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并承诺互相为联合体内其他企业担保,都可以申请贷款,贷款额度从3万元到200万元不等,如果一家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则需要另外两家共同替第一家还款付息。
此业务
一推出,得到了大批急需贷款融资而又苦于无法获得担保机构担保的中小企业的热烈响应。不到一年,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通过阿里巴巴已经为两百多家中小企业发放了5.7亿元的无抵押、无第三方担保贷款。
同时,他们设置了严密的违约处罚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旦企业出现违约,无法归还贷款,阿里巴巴会在网上封杀该企业;二是一种和搜索引擎相联系的惩罚方式。一旦某家企业违约,公众只要搜索和该企业有关的关键词,搜索结果页面的最下方会有个温馨提醒,披露企业的违约信息。
通过这样的机制设计,使贷款企业违约的成本远远高于贷款本身。这对于正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视自身信誉为生命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很好地防范了道德风险。
上述只是违约后的惩罚机制,但是建设银行和阿里巴巴共同关注的是在贷前、贷中、贷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将风险最大可能地降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第一还款来源。为此,阿里巴巴根据客户在网上的记录设计了一套筛选流程。同时,还在研究一套测伪系统,通过与工商税务、水电、专业互联网等平台对接,经模型测算,对客户信息的真伪作出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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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瓶颈，所以非正规融资就无可避免的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非正规金融以交易成本论来看较之正规金融具有成本优势。现有理论主要从信息经济学、信贷配给、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企业的正规融资行为和非正规融资行为。本文利用关系型贷款理论和后金融危机下非正规融资角度来研究影响我国企业融资行为的因素以及企业类型和融资模式的对应关系。
二、理论分析
林毅夫曾以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充分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然性。林毅夫和孙希芳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的融资也更为困难。林教授还证实了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融资渠道无论在大型企业还是在中小企业都具有明显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了也有不规律的分布。
有了关于民间企业融资的这个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初窥信贷市场中存在着“二段式”的金融信贷市场。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贷市场特征的经典文献也不断印证着这种二段式效应的存在。
在研究中发现关系型贷款理论在民间企业的非正规金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伴随着各大投行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正规金融融资渠道与非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通过种种抵消性质的方式降低成本，在制度供给上有很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很明显，契约和银行信贷理论只是从几个简单的侧面来推理论证了非正规金融的合理性。
我用关系型贷款理论来分别介入正规金融融资、非正规金融融资以及二者兼有的三种融资方式来建立理论模型，从而从江浙企业的具体角度来理性的探究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模式。
企业从正规的金融融资渠道融资的过程中，除借贷利率r1外，还产生保证契约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隐形交易成本J（Q），其中监督交易成本与法律交易实施成本等（Q代表关系型贷款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隐形成本就越低相反的关联度越低隐形的交易成本就相应的变高）。这个中小企业的利润概率为P（r1）（），这个概率与还付本息的的压力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中小企业按照先前的所额定的契约成本偿还着他的资本成本，中小企业效用的函数为银行的为，ωi 字母表示银行在与它的商家长期合作时所产生的某种加权值比例。由于存在着经济多种所有制合力的共同作用的复杂性质，在做这个理论模型架构时引入了银行对不同企业产权值的偏好度（这是度是和关系程度相关的）ωi，并把企业的产权类型为了研究方便简性的划分为了国有和民营两种形式，相应的赋予的比例权重就假设为ωp1，ωp2（ωp1，ωp2）0）.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银行的贷款力度是不同的。明显的，国有企业的贷款力度要大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不只承担了较大的交易成本就算是中小企业愿意承担较大的贷款压力一些民间借贷公司和银行业倾向于把大量的款项借于国有或是大型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也就是说对民营的企业偏好明显减弱，即ωp1>ωp2>0；如果项目盈利为负值，相对应概率就为1- P（r1）而法律约束假设为（，法律无论对企业借贷还是对于借贷机构他的约束力是刚性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可变更的，所以在研究借贷的过程中在建立算法模型时候一定要将法律所带有的约束力加入禅师。而这种抽象的约束力与银行所能追回的贷款是成正比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此时中小企业效用函数和银行的效用分别为：
企业的最优规划问题为：
其中具有约束性条件中的为银行的营业外收益。银行贷款的还款力度是在多种契约共同合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根据以上两个效用函数他的概率可以综合为：。把该公式带入化简得出 。这就说明虽然正规金融的贷款门槛要高于非正规金融，但是它的效用在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后甚至就连那些既得利益的企业也会放弃这种贷款形式转而改为其他两种融资方式。
三、结论
由于篇幅问题在本论文中不将大量具体的数据放置在论文当中而直接给出数据分析的结果。数据主要从我国工商统计局和中国数字报告并结合以2003年世界银行对我国融资环境的考察为来源并具体结合我国江浙企业的融资现状来做了细致的整合和分析。我们就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提几点建议。
（1）使非正规金融首先在法律上合法，可以减少民间借贷等不正规的金融机构的违法犯罪概率，有力保障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益。
（2）包括国有银行的正规融资机构对非正规金融机构产生的经济促进作用要正确看待。
（3）政府加强对非正规金融融资的管制和指导。政府在金融系统中的管制作用是立竿见影的显而易见的，所以加强政府宏观性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4）加强非正规金融行业的规范化建设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部门，让非金融的作用在大金融时代下可以合法化和市场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