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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篇2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篇3
3.结果分析。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R&D投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且R&D投入越多,经济增长就相应越快。可见，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要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R&D的投入，尤其是有R&D活动的企业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企业R&D的主体地位，对R&D投入不够重视，从而不能很好地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加大R&D投入来提高技术水平，使自身更具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研发成果只有在企业内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因为企业最清楚实际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以及各个技术对其生产作用的贡献率的大小，而企业如果不是R&D的主体，则必然造成研发活动没有目的性，从而会降低研发人员的研发热情，阻碍企业技术的创新。另外，由于研发机构不能直接得到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投资的热情和动力，使得研发经费的投入不足，只能靠政府来供给。通过经济增长与R&D活动投入项目的比较可以发现，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最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人多力量大”，更多的企业投入到创新比在一个企业中增加更多的创新资本带来的社会收益更多。同样的道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也是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有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作保障也是必须的。
二、针对我国科技投入提出的建议
我国重视科技的投入与经济的增长，但一般情况下国家和企业更加重视R&D总量的投入却忽视了企业科技投入结构的调整。R&D经费的投入仅仅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不代表一定会有科技创新和科技经济的增长。只有保持合理的科技投入结构，充分利用科技投入资源，大力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科技领域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篇4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
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素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可能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这里着重提出几个从政策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篇5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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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消费率总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虽然在1978－1982年消费明显上长，从61.8%上升到68.7%，但从此以后，我国的消费率却是持续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个百分点。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个百分点。③由于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指标贡献率
年份经济增长速度总消费贡献率总投资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资料来源：引自许永兵《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表一可知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但从1993年以后，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93-9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2.9%而投资贡献率却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热情不高，再加上服务消费、住房消费等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所以造成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588.1亿元，1994年上升43798.8亿元，年平均增长9.5%(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了7.3%,而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价格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年平均增长9%，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三）
指标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费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费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费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费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资料来源：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50页，中国计划出版社。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3、农业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长，1979年到1982年，农业分别增长1.81％，0.31％，1.5％和0.87％，消费分别增长2.8％，3.1％，1.0％，2.2％，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或低增长，1991年农业国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费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农业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费也大幅下降。
(三)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下面就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理论，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工业化阶段，（3）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我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目前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我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如表(四)所示。从中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长率为6.5%。1993－1991年增长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长为37.1%。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仅为16.1%,比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了14.1%个百分点。⑦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我国现有人口达14亿左右。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以及对某些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劳动差别和非劳动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报酬不同，从而形成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边标消费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尔系数0.530.510.540.540.500.490.4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尔系数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资料来源：引自各卷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表(四)中显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上。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较高，这表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对较平稳，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农村的MPC变化相对较大，表明农村居民目前还处在一个消费热点之中，但消费支出变化不大。
这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多数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不断增强，将收入较多地转向了储蓄，投资等其他渠道，加上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情况下，居民为应付改革的被动储蓄倾向在明显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农村的消费环境滞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有些农村没有通电，或有电的地方供电极不正常而且电费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其实，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分别产生395亿元，36亿元，85亿元，57亿元的直接需求，综合推算，农民每增加消费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⑧可见，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拉动力。
四、提高我国消费水平的建议及其对策
我国目前存在在消费率过低，储蓄过高的倾向。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正处于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7.81台，摩托车10.89台，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国商品库存彩电97.3万台，电风扇344.1万台，电冰箱91.9万台，⑨所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要解决好几点金融问题。
A、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B、建立农业保险机构，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仅1998年的洪涝灾害，仅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就达3.2亿亩，使得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左右，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城镇居民面临着消费断层问题，即原有的主要以彩电，冰箱，VCD等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层次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已经饱和，处于一种储币待购的状态。因此，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住宅消费及住宅装饰业应成为培育重头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进入住房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提高阶段。随着福利分房的结束，个人对商品房的消费，已经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价过高，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也无法使住宅建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银行商品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扩大的商品住房及装饰业必然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庭轿车将成为我国消费领域发展的热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长期以来，靠公款买车的局面已经改变，目前，1400万辆汽车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车为个人所有，虽然目前从消费领域谈轿车进入家庭领域还为时过早，但私人买车那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如律师，三企白领等购车数量不小，且据调查，我国约有三十万个家庭在近两年内有购车意向。约三百万个家庭将购车列入了自己的消费计划，所以家庭轿车必然成为我国将来的消费热点。
教育消费将成为消费热点，教育消费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为提高自身业务竞争能力的培训支出，它属于服务性消费，知识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多人还要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这就产生了再学习的强大需求。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就要满足群众对非全日制教育的种种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热已标志着教育消费已成为一个消费热点。
2、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首先要转变消费观念，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的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提倡适度的超前消费。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拓宽个人消费信贷能力，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上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第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和个人资信调查机构，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第四是积极发展信用卡业务。如加强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消费品按劳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员有基本的消费金。医疗保险制度则可以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险制度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资中的住宅消费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费的能力，对保证住房投资和住宅消费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对于保障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消费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引自孙鹤、杨咸月《储蓄、消费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论消费率》《消费经济》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43页
⑤引自景体华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第51页、第224页
⑥引自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第165页
⑦引自《理论经济学》第77页
⑧⑨引自邹东海、万举《农村消费市场开拓与农村金融创新》《消费经济》99年第5期
参考书目：
1、《消费经济学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经济科学出版社
2、《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景体华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费统计学》易丹辉中国人大出版社
4、《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栗树和、梁文征陕西师范出版社
篇7
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农村金融理论为基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农村经济相对其他的经济行业来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农民的收入一般情况下是低于城市市民的收入的，该理论中认为，在农村中，应该对农民实行信贷供给先行的金融策略，这样就能够快速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然后，在建立一些相应的具有非盈利目的的机构，从外部引进资金，对农民进行经济补贴。这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适用的，能够快速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该理论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在进行相关机制设置时，没有考虑到充分挖掘农民的储蓄热情，而使农民能够快速拥有大量的廉价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的财政负担。另外，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导致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造成资源的错误搭配和浪费，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1.2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在80年代的后期，我国农村经济中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金融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中的一些问题。通过大量的资料研究证明，我国农民是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的，因此，并不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进行注入。因此，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市场的作用，将一系列不符合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消，然后实现农村的资金供求平衡。在金融市场理论中，主要注重的是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控制金融的发展。然而，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是有些超前的，因此，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但是，伴随着该理论的逐渐运行，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是不可忽略的。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接入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2.1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金融体系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放在农村时，却发现效果不尽人意，农村大部分地区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进行金融发展，导致农村的金融发展一直处于萧条期。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已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像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正在兴建中，农村金融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体，带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作为主力军的农村新型金融体系。在我国预期的正规金融中，主要的商业性机构是中国农业银行，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包含农村信用社，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则是重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三个主要的金融机构构成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
2.2农村的金融需求现状
在我国，通过更好地了解当前的农村金融需求，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金融的整体发展，增强农村的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具有较大面积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占据了大量的国土面积，想要对我国的农村金融进行全面的了解，需要进行深入的金融调研。基于他人的研究，我们总结了以下几项金融需求：第一，农民具有比较稳定的存款意向。在农村，一般的农民主要是将资金存入到农村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其中，资金较为富足的农民，则会考虑将资金借给其他的农民，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相对较为贫困的农民，则会将大部分资金放置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第二，在我国的农村，农民间的金融活动主要是在农民之间进行资金的借贷。如在亲朋好友间进行钱财的借贷是非常常见的，只有一些比较富有的农民才会考虑向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借款，而那些自身较为贫困的农民由于没有相应的抵押物，很难从正规的渠道进行资金的借贷，因此，向亲朋好友进行借贷是较好的借贷形式，能够快速地解决资金的缺乏，但这种借贷方式由于缺乏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管，便会出现较大的金融风险，从而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阻碍当地金融的发展。
3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只有解决好我国农村当前的金融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提高经济增长的作用，使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3.1分类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农民主力军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进行农村信用社的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商业银行进行积极的重组，培养具有合格主体的农村经济市场。然后，制定相应的农村发展银行改革方案，通过对相关的职能进行政策性的定位，将其范围及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再通过加大资本的投入，并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加强对农村的开发和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农村信贷的长期效果。再者，对于一些大型的农村银行，可根据当地的实际市场需要，扩大金融支持，优化相应的发展战略。此外，还可以鼓励其他的农村储蓄机构进行农村金融业务的拓展，如邮政储蓄银行等，从而不断增加农业金融的范围。发展农业银行，增加民营企业中农民的持有股份，向农民提供更加全面的特色化农业金融服务。
3.2发展乡镇企业
大量实践证明，金融结构中的指标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促进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因此，通过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大大增强县域的经济能力，完善相应的产业结构，且为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渠道，实现了农民的经济增收。当前，我国的乡镇企业并不完善，想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国家需要加大对乡镇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放宽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只有将经济增长同科技创新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创造出一批具有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产品，从而提高农村的经济增长。
篇8
l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1.3金融发展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向力图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险。这使更多资金会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正是基于这一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才能拥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它最终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节约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较个体储蓄投资者更强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这使它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体系能降低监督成本，改进对资金使用者销监督。资金所有者在投资时需要核实项目质量和项目回报，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提高投资成本。同时资金使用者夸大投资收益、掩盖经营问题的内在倾向又会使这种监督成本加大。为此。金融能借助其专业技能和中介地位来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并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2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垃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2.1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实现。但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有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FB确。由于不能确定这两个条件能否满足，金融风险就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即使银行经营稳健，储户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仍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以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贷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致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有限。
2.2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它的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蓄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使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全金融业的危机，从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令其风险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使局部性金融困难能快速演变成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
2.3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
篇9
1．1．2吉林省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规模特点分析一方面，国家政策对投资规模的变化起决定性影响。从2011年起，在政策上又有了许多改变，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护费、社会保险补助费、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费等补助标准，有力地保障了二期工程的顺利实施。为解决林区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财政切实完善补助政策。2012年，中央财政增加天保工程二期一次性补助资金50．57亿元，支持解决林区安置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困难问题；从2014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在东北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中央财政新增资金用于保障林区社会运转和干部职工基本生活［10］。另一方面，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各要素补助标准的改变对投资规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和森林管护投资额，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中央财政全额承担既定补助项目的资金投入，不再要求地方财政配套20％［11］。工程一期的森林管护补助标准为26．3元•hm－2•a－1（中央财政21元•hm－2•a－1），工程二期，中央财政按照5元／亩•a－1的标准安排森林管护补助费，与国有国家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一致。关于政社性支出的增长，由工程一期的教育补助1．2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2500元•人－1•a－1；变为工程二期的教育补助提高到3万元•人－1•a－1，东北内蒙古等重点林区的卫生补助提高到1万元•人－1•a－1。政企合一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3万元•人－1•a－1［12］。天保二期工程中增加了对国有中幼林抚育，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后备资源培育的补助。中幼林抚育综合成本每1／15hm2补助120元；后备资源培育综合成本每1／15hm2为330．7～542元，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人工造林和森林改培每1／15hm2分别补助300元和200元［2］。
1．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和特点分析
工程建设十多年来，在中央财政投资支持下，工程不仅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森林资源，还增加了林业产值。工程区短期内摆脱了生态破坏与贫困加剧相互交织的陷阱，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奠定长期资源环境基础［14］。
1．2．1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变化如图2，2007—2013年期间，林业产业总产值及林业三次产业产值呈上升趋势。根据《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到2013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13509856万元，其中林业第一产业产值为3623241万元，林业第二产业产值为8270048万元，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为1616567万元。首先，总产值与第二产值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总产值增长的增幅相对较大。其次，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第二产业产值明显高于第一、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相对最低。从增长率变化曲线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长率在最上变为第三产业增长率在最上。
1．2．2吉林省林业经济发展特点分析在2007—2013年间，吉林省林业总产值及三次产业产值在2008年与2011年都有阶段性较快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9％、59％、59％、56％和43％、50％、39％、48％。在此期间吉林省林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林业三次产业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32：54：14调整为2013年的27：61：12。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产业比重稍微下降不太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15］。从《吉林省2010—2020年林业产业发展规划》中我们可以得知，吉林省正依靠自身优势建设林业经济强省，大力推进林业技术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进程，加快林业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林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功能，对生态建设的保护功能，对职工、农民增收致富的推进功能。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林业产业经济建成吉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16］。吉林省政府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视及政策，使林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林业产值得到稳步提升。
2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2．1研究方法本文讨论的是吉林省天保工程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但天保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多个变量组成的，这样，本研究讨论的只是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比较合适［17］。
2．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以2007—2013年吉林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投资规模和林业产值为分析样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吉林省林业统计年鉴》。天然林投资规模中选用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政社性支出（x5）；林业经济发展水平选用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第三产业产值（y4）。
2．3实证研究
2．3．1显著性检验运用SPSS软件中的相关命令，可以得到表1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2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组的相关系数、表3天然林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典型变量相关系数、表5典型变量相关的显著性检验的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天然林投资规模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总体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除个别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从表2可以看出：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内部的相关系数较强，在0．9897～0．9991之间。我们从表3中可以得到森林管护（x3）、社会保险（x4）、与林业总产值（y1）、第一产业产值（y2）、第二产业产值（y3）和第三产业产值（y4）的相关性比较强，而投资完成额（x1）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与林业产值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表4中第一组典型变量（U1，V1）和第二组典型变量（U2，V2）的相关系数都为1，说明其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后两组没有相关性。由表5中的数据可以检验，表5中Sig显示前两组典型变量组合的检验数为0，在典型性相关分析要求的0．05之内，所以第一、第二前两组组合具有相关性，而表5中后两组的检验数在置信水平之外，所以不具有相关性。
2．3．2典型相关模型分析本研究典型变量中虽然各变量的量纲相同，但为使准确表示数据均采用标准化的典型系数。根据SPSS软件运算结果给出典型相关模型，如表6所示。从第一个典型相关模型看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x2对第一个典型变量U1的贡献最大，相关性最高，典型系数为3．379；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与政社性支出x5的贡献与相关性次之，典型系数分别为－2．631和2．207。说明天保投资规模中影响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是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和政社性支出投资。林业总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较大，典型系数为17．251，第一产业产值y1对第一个典型变量V1的贡献小一些，典型系数为－13．757；说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影响天保投资规模的两种因素相比较而言，林业总产值的影响要比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大，显著性更强。从第二个典型相关模型可以看出，森林管护x3对第二个典型变量U2的贡献也大，其次是全部林业投资完成额x1和社会保险x4的贡献量比较小；林业总产值y1对第二个典型变量V2的贡献较小，相比于第一林业产值y2对第二典型变量V2的贡献大一些。
2．3．3典型因子载荷分析通过讨论典型负载系数与交叉负载系数，对原始变量与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结构分析。典型负载系数（canonical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本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表7可知，林业投资规模的第2对典型变量U2在x3、x4上均有较重荷载，说明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这两个原始变量对林业投资规模影响较大。同样，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V2在y1、y2、y3和y4上有较高荷重，说明林业产值总额、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也对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交叉负载系数（crossloadings）是典型变量与另一组的观测变量之间的两两简单相关系数［18］。由于第2对典型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天保投资规模中两个主要变量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呈高度相关；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四个变量与天保投资规模的第2对中的森林管护和社会保险也呈高度相关。这种一致性从数量上体现了天保投资规模与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与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实际意义是吻合的。
2．3．4冗余度分析冗余指数（redundancyin－dex）是本组典型变量对另一组变量总变差的百分比，也是交叉的总方差共享比例［17］。由表8可知，第2对典型变量U2和V2均较好地解释了对应的那组变量，而且交互解释能力也比较强。来自天保投资规模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分别为52．4％和52．4％；来自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差被天保投资规模和林业经济发展水平第2对典型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为84．1％和84．1％。
3结论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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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高校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与之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由此扩大区域规模。
一、高校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职能逐渐从单纯地侧重于生产和传播知识、研究开发新技术成果，发展成为具有成果转让、中试、孵化企业、企业咨询和培训等多方面功能的统一体。特别是近年兴起的大学科技园，显著地影响着区域产业群的结构、竞争及发展战略。因此，它不但为区域经济进步提供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也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与高校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扩大了区域规模，提高了区域的品位。
（一）高等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将知识作为一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知识不仅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递增的报酬保证了长期经济增长。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外生性经济增长模型中规模报酬递减截然不同，它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的要素递增收益和一般知识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的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因此，高校提供给受教育者知识，生产出知识型人才。这些人才在企业中形成知识的扩散，它类似电子技术中的三极管效应，产生知识溢出的倍数放大效益，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智力优势
1、高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及智力支持。高校能为区域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科技水平的竞争。如果增加高校投资，高校就能扩大招生规模和调整专业设置。那么，区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从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高校促进了区域第三产业发展。高校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600多万人，如果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消费和生活消费是每年1万元人民币，那么全国的高校一年就有600多亿元的消费额。因此，在校大学生多的区域可以把高校产业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产业来发展。实际上，大学生是一种稳定的长期旅游者，一住就是四年，而且还会吸引一部分学生的家长和亲友到这里来，这都会推动城市的交通、房地产、旅游、文具、餐饮、书刊文化等事业的发展，进而为区域就业人员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
3、高校促进了高科技产业发展。高校逐渐从传统的职能发展成为科技成果转让、孵化、企业咨询和培训等多方面功能的统一体，并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如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都是依托大学建立起来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4、许多高校通过本校区的扩张和在其他地方办分校，扩大了区域规模。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的是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人力资源。高校可以从农村招收大批学生，使他们通过几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最终定居城市，既加快了城市化速度，又使区域经济发展趋于良性化。
二、区域经济发展给高校发展提供了平台、注入了活力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校发展的需求拉动。具体情况如下：
1、区域经济发展使市场产品需求上升，由此导致高校R&D费用投入增加。企业是现代生活的主体，一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可盈利的企业。区域的总体企业效益好，区域的GDP就高；区域经济的增长势必会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这就要求企业生产出更多合乎市场需求的产品。由于市场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有些需求以现有的工艺和技术就可以完成，而有些需求，则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才可以满足。为此，企业就必须进行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而现在很多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能力，尤其是对一些高、精、尖产品的开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企业与高校的科研机构结合起来，由企业向高校进行R&D投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高校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因此，区域经济增长最终导致了产品需求的增长，进而推动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提高了高校科研能力。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需求拉动又通过R&D费用的增加促进高校发展。高校的资金投入来源是政府和企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推动，区域GDP和财政收入及企业收入也都会提高。这将使企业意识到科技在产品中的含金量，从而主动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而这些都将直接反映在高校R&D经费投入的增长上。
2、市场的人才需求。区域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历史文化、法律政治等，但最基本和最终的因素是人才。因此，区域经济总量、技术发展水平对人才的需求量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人才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产品”，高校在培养人才时必须考虑市场经济观念，根据市场需求来培育人才。因此，高校总是根据目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数量、结构层次来确定本校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层次等。在经济发达区域，高校所设置的专业总是门类齐全，所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高校提供了就业市场。
（二）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适合高校发展的宏观环境，区域经济优势与财政收入成正比，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会增加。如果处于交通条件好、信息灵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中，高校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大学的规模效益。也就是说，只有在一流的区域中才能孵出一流的高校。如英国剑桥位于剑桥、哈佛位于波士顿、北大清华位于北京。
综上所述，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双向效应。高校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使区域对高校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高校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高校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发展过程。
三、高校要谋求与区域经济双赢发展
在当今社会，任何一所高校要谋求发展，都必须与区域经济建立互利互惠、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把高校封闭在“象牙塔”内的做法只能是作茧自缚，最终导致发展障碍和生存危机。零距离接触社会，多通道交融互动，谋求与区域经济的双赢发展，已成为当今高校发展的生命线。高校能否办出特色，关键在于能否立足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进行正确的前瞻分析和机会把握，与地方共建互为依托、协同发展的互动平台。
篇11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轨迹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这体现出教育的经济价值。早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教育学家柏拉图不仅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说。他说,“在生产工艺中有两个部分,其中之一与知识关系更为密切”。
(一)国际视角研究轨迹
系统地论述教育的经济供给的经济学者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作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以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间里,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从而揭示了人的知识、经济和才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维。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洛。1957年。索罗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法。就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评估和统计,并指出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还有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的“残余”,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的贡献,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最全面、最经典的理论当属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认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个方面。一则它们具有类似性,都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二则又有区别性,人力资本相对物力资本,带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间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而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一般不像物力资本那样可以转让。舒尔茨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以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知识进展能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生产要素投入量减少,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只有在知识有所进展时,才能发挥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别”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观点,极大地拓宽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建者Romer和Lucas认为,对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人力资本要素进行投资能有效解决效益递减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劳动力获得知识,提高了边际生产力,成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4个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把人力资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合格的人力资源。Sawami测算了从1969—2003年,教育对于澳大利亚人家GDP和总要素生产力的促进增长作用。经过测算,澳大利亚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长1.9%,其中有31%来自于教育的贡献。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别。其中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和规模节约等23个要素。通过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较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于教育,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
(二)国内视角研究轨迹
黄仁德、赵振英以内生成长理论为基础,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资料进行台湾经济成长来源的研究,探讨劳动、实物资本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估计教育的投资报酬率与门槛效果。结果显示,产出弹性的估计:劳动为0.4,实物为0.6,人力资本达1.1。以教育程度估计,教育投资的报酬为0.13,其中社会的报酬率高达0.07,显示在台湾产出成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显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数学模型
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将几个大工厂从业人员的收入,按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受过学徒训练者、职业学校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等几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货币价值”。科马洛夫在1972年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5年期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科斯坦扬在1979年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8%。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通过某种特定的假设,设计出数学模型,并计算得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由于计算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现有的计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计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计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认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类型的数学模型展开列举和说明。
(一)舒尔茨计算模型方法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发表了他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经典论文,定义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等经济活动,设计了对教育投资价值的计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其中:Pe-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额:Kc一教育投资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减去初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教育资本存量为各年级毕业生人数和各等级教育支出的乘积;r-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各级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Y-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具体的公式为:
Pe=(KCr)/Y(1)
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
(二)丹尼森通用计算模型
在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总有一定的依存关系。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美国1899-1922年期间制造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提出产出主要Y与劳动力数量L、资本投入量K、技术进步A、土地数量G等有关,可用普通函数式:
Y=AKα(2)
α、β、y一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在总产出中的相对比重。
丹尼森认为,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这样,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测算了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功于教育。另根据丹尼森的测算,如果假设美国1929-1969年间,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89%,则教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约为0.39%。这种方法假定了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相同以及将知识进展当成独立要素,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崔玉平,采用与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是8.84%,其中,职业教育的贡献率仅为0.48%。
在丹尼森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模型与方法当中,没能给出分别估算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具体方法。杭永宝根据丹尼森计算模型,采用“权数分配法”,从而计算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三)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方法
陈用芳基于计算经济理论中的Panel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面板数据(paneldata)也称平行数据,或时间序列截面数据(timeseriesandcrosssectiondata)或混合数据(poolda-ta),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面板数据从横截面上看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上看是一个时间序列。
伴随着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的发展,PanelData模型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逐渐被经济计算学家推广。在宏观经济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税收政策等领域;在微观经济领域,它被大量应用于就业、家庭消费、入学、市场营销等领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个体数据中所隐含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高等职业教育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能够提供更大容量的样本点,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可以用来深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
y=a+xb+U(4)
对于平衡的面板数据,即在每一个截面单元上具有相同个数的观测值,模型样本观测数据的总数等于NT。
陈用芳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为自变量,采用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综合评价主要是依据以下模型:
R=Y×W(5)
式中,R为M个被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结果向量:W为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Y为各指标的评判矩阵:根据R的数值。进行排序。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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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循环经济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把经济和环境系统人为割裂的弊端，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社会进步的“共赢”[1]。循环经济是一种“物尽其用”的先进经济形态，内容包含了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服务业、能源以及建筑物等各个方面，其本质是生态经济，基本形式是清洁生产，根本目标是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系统地避免或减少废物，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简称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即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减少有害于环境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从而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reuse）要求制造商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即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2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单向的开环式线性经济，特征是高开采、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的闭环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其特征是低开采、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显然，只有当人们的行为从高排放的线性经济转变为低排放的循环经济的时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会真正来临。
从上世纪90年代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现在，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有的国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如德国1996年就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该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使用—最终处置。日本也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的概念。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植田和弦指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体系曾经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是，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旧的经济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在废弃型社会里，人们把废弃物在数量上的增加和性质上的恶化，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生活富裕”的结果和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种经济体系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环境恶化，同时，大部分废弃物都是潜在的资源，在处理废弃物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为此，必须推动废弃型社会向循环型社会转变。近几年来，日本相继制定了《容器包装法》、《家用电器循环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2000年召开的“环保国会”上，还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如《推进形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等，这些法规均已在2001年4月份之前相继付诸实施。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制定《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日本有关专家认为，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和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转变，它还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新的价值观念[2]。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已经不起传统经济形式下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碍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速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才不会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消费体系仍在形成阶段，建立一个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走循环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3]。
3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地方可持续发展建设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实现途径[4]。在实践中要按照循环经济原理来布置新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调整淘汰老产业，逐步减少人类的“生态足迹”。例如各地在开发兴建工业园区、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时，不能再走老路，而要按照产业生态园区、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思路和模式来规划和实施。地方新上项目，从设计的一开始就要按单个企业循环经济模式建设。同时，地方政府要把各方面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加大对可持续发展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技术开发必须保护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遵循生态道德。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等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参与，而且需要资金、技术以及法规、制度等软硬环境的强力支撑。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健全激励机制方面，应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技术开发和推广政策，制定详细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方面的鼓励措施，使循环经济型企业得到更多实惠。在健全循环经济发展制度方面，应建立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财政信贷鼓励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等，从生产到消费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另外，应健全相应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尽快制定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文件，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统一规划，明确决策者、生产者、设计者、销售者、使用者、处理者等的相应责任，提高可操作性[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已颁布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里程碑[6]。各地区应尽快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强化该法规的执行力度；修改或完善与循环经济发展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继续提高政府对环保的投入比例，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探索成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滚动发展，专款专用；改变政府作为防治污染主体的地位，实施“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推动企业自觉进行污染防治的技术改造；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股票债券融资、招商引资、金融信贷、民间资本等多元化筹融资体系，为循环经济型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软环境[7]。
参考文献:
[1]马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04(10).
[2]李赶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3).
[3]贺新元,王晓林.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机制建构探略.学术论坛，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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