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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篇2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篇3
3.结果分析。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R&D投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且R&D投入越多,经济增长就相应越快。可见，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要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R&D的投入，尤其是有R&D活动的企业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企业R&D的主体地位，对R&D投入不够重视，从而不能很好地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加大R&D投入来提高技术水平，使自身更具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研发成果只有在企业内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因为企业最清楚实际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以及各个技术对其生产作用的贡献率的大小，而企业如果不是R&D的主体，则必然造成研发活动没有目的性，从而会降低研发人员的研发热情，阻碍企业技术的创新。另外，由于研发机构不能直接得到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投资的热情和动力，使得研发经费的投入不足，只能靠政府来供给。通过经济增长与R&D活动投入项目的比较可以发现，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最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人多力量大”，更多的企业投入到创新比在一个企业中增加更多的创新资本带来的社会收益更多。同样的道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也是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有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作保障也是必须的。
二、针对我国科技投入提出的建议
我国重视科技的投入与经济的增长，但一般情况下国家和企业更加重视R&D总量的投入却忽视了企业科技投入结构的调整。R&D经费的投入仅仅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不代表一定会有科技创新和科技经济的增长。只有保持合理的科技投入结构，充分利用科技投入资源，大力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科技领域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篇4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
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素材。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可能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这里着重提出几个从政策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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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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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战略并不是在充分研究其有效性之后提出来的。战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各经济区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有充分的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经过了30年以上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经济区被严重地条块分割。例如在物流领域中就很典型，其一是国内贸易局、交通部。铁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中央政府系统的的“条条”（纵向）分割；其二是各地方政府的“块块”（横向）分割。这样，就不会存在跨越“条条块块”的物流网。虽然被称为经济区，实际上是被严重地制约了。即使是“三沿发展战略”发挥其效果的前提条件也不够充分。换句话说，从物流的现状可以看出经济区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本小论就是以上述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把握物流及经济区的现状和问题来展望两者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中国的物流发展与经济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完善其生产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课题。其中狭义的物流基础设施，即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能使新的资源开发及已有资源有效的分配成为可能，通过原材料供给范围的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直接或间接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的发展等促进经济发展。另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扩大社会分工范围的效果，以这种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了经济区。
在这里，作为后面论述前提的经济区的定义如下：
①至少拥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
②围绕着经济中心而形成的稳定的经济关系；
③拥有从事某一种产品或专门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与下属经济区域之间具有分工或合作关系；
④与同层次其他经济区域直至上层次的经济区域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
经济区的实际规模，是由满足上述条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的，但是一般来说，专业分工关系及交通运输条件越发达的区域其规模越大。另外，要形成具备上述条件的经济区，其所属的国民经济应该要达到开发经济学中所讲的“起飞”阶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起飞”以前的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关系不明确、商品交换不发达，进而不存在稳定的区域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而“起飞”阶段则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工业兴起并且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达到较高的水平，铁路。海运事业的高速发展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商品贸易及区域间专业分工的范围日渐扩大。另外，随着大规模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产业和人口的集中，这也是大城市的产生时期。这些现象标志着经济区的形成。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是怎样变化的呢？这先要看“货运密度”的变化。这则是由“货物发送量除以社会生产总额”的“吨／亿元”来表示的。
实际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货运量与货物周转量在1952—1978年间分别增加33．52万吨公里、0．89亿吨公里；在1978—1988年间分别增长23．48万吨公里。0．43亿吨公里。就是说，货运密度是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的。其原因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愈加高度化，单位产值的运输量就越减少；而随着技术进步使得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运输管理的合理化使得无谓的运输减少等。
在考虑物流与经济区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另外一点是有必要探讨运输成本对于经济区内及经济区间的物流形态的影响。运输成本与单位的运输可能量成反比，而与运输距离成正比。如果商品和运输距离不变，单位运输量公里的成本按运输方式来分：水运最便宜，其次应该是铁路和公路。但是，决定运输费用的不仅是运输方式，运输成本中不仅含有运输费用还含有装卸货物所需的成本（终端成本），所以采用何种运输方式不能一概而论。还有，除上述成本的因素之外，被运输商品的物理特性（容积、重量。强度等）以及单位容积重量的价格也对运输方式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决定经济区内外的运输结构、物流结构。
二、中国的货运状况与经济区
下面，探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物流和经济区以及两者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问题。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因为自改革开放起，跨地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等）才开始正式地自由流动，伴随着这种流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区开始进人再形成过程。
首先，看物流发生的变化。
（l）按计划分配的物流减少了。这是因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生产资料范围急速地缩小了。例如：煤炭生产量中计划分配部分从1979年的59%急剧减到1990年的40．7%，钢材则从77．l%到41．5%，木材则从85%到21．8%。不过生产资料的运输量并没有减少，其中大部分依然通过铁路运输性产资料运输占铁路运输总量的比率一直在70％以上）。那么，将计划分配运输的占有率用“生产资料的铁路运输量占货运总量中的比率”来代替便可以发现其变化，从1978年的37．9%减少到1997年的11．3％，实际上计划分配的运输量的占有率应该更小。
（2）由于搞活地方经济，区域内物流需要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承担短距离运输的公路运输迅速成长。表及一1所示，各种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的占有率急剧增长。然而其平均运输距离并未增加（1978年的32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56公里。这之间铁路的运输距离从496公里增加到772公里）。另外，这与改革开放时期，带动经济增长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及与这个时期设立的外资企业对物流的要求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适合于公路运输的特点（小批运输、送货上门运输的可能）。
（3）跨地区的物流也有增加。这可以表示铁路运输到省外、地区外的运输量变化。
根据研究分析各省间的物流量的变化，流出、流人均高出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的有山东、广东和四川等。其中，与广东有着很高运输增长率的流人地、流出地的范围波及全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运输距离长短无关的物流量大大增长。其背景可以推测为：对外开放先行的广东作为委托加工贸易的基地，原材料从全国汇集于此，广东生产的商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如此的物流变化对经济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1）以能源、原材料的物品数量平衡为基础，以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轴心，区域内自给自足体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型”经济区转向以各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与其他区域的分工关系、物流状况为轴心的较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型”经济区。
（2）但是，如此出现的经济区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还不够发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实际研究表明，各地区争先恐后对相同的行业进行投资，使得产业结构雷同。
（3）各经济区均加强了吸引外资的势头。吸引外资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比关系。达到高增长的地区是吸引外资成功的区域，也是外资所要求的物流基础设施完备的地区。学到了这个事实的各地方（政府）为了完备吸引外资的条件，大力开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随着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备，将促进经济区内部的市场统一和经济区间的分工关系的完善。
三、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区
在考察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区的时候，不可忽视对外开放对其产生的影响。具体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来看。例如以初期的典范——珠江三角洲为例，80年代，以与香港委托加工贸易为基础，诞生了许多工业团地，工业的集中又进一步吸引了外资，由此形成了循环。以公路为主要纽带，与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相连是工业团地的一大特点。国内外投资者在这些公路沿线的投资，这也是在“点线开发理论”下的经济区逐渐形成的过程。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又出现了更新的经济区。比如，在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路沿线上，昆山、苏州、无锡、常州等新兴工业城市逐步发展起来，其经济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珠江三角洲。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各自原有的国内产业分工及市场占有之外，外国直接投资也瞄准国内市场，所以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筹措和产品销售这两个环节均扩大了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圈的另一特点是在上述经济圈下又涌现了一些“小经济区”。仅各地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量就分别已达到32个和53个（截止至1997年）。除了“泡沫因素”外，各开发区的优势在于可灵活运用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附近大工业城市的产业基础设施、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包括信息、人才）。即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将使产业地域扩大。吸引外资地域扩大。作为此种意义上的小经济圈，包括上述的上海一南京的各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北京一天津的北京经济开发区、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通过以上的实际考察，目前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国内市场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均形成了以投资区域为中心的新型经济区。近年来，外国投资的重点从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向了国内市场导向型，国内市场导向型以在当地购买原材料。当地销售为目的。预计通过这些外资可起到加强投资地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作用。在内陆地区的投资状况也是如此。因外资的投资动机是瞄准国内市场，所以有必要将内地的资源。市场向外资开放，由此国内各地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将得到加强。
四、今后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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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农村金融理论为基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农村经济相对其他的经济行业来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农民的收入一般情况下是低于城市市民的收入的，该理论中认为，在农村中，应该对农民实行信贷供给先行的金融策略，这样就能够快速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然后，在建立一些相应的具有非盈利目的的机构，从外部引进资金，对农民进行经济补贴。这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适用的，能够快速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该理论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在进行相关机制设置时，没有考虑到充分挖掘农民的储蓄热情，而使农民能够快速拥有大量的廉价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的财政负担。另外，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导致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造成资源的错误搭配和浪费，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1.2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在80年代的后期，我国农村经济中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金融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中的一些问题。通过大量的资料研究证明，我国农民是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的，因此，并不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进行注入。因此，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市场的作用，将一系列不符合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消，然后实现农村的资金供求平衡。在金融市场理论中，主要注重的是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控制金融的发展。然而，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是有些超前的，因此，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但是，伴随着该理论的逐渐运行，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是不可忽略的。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接入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2.1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金融体系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放在农村时，却发现效果不尽人意，农村大部分地区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进行金融发展，导致农村的金融发展一直处于萧条期。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已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像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正在兴建中，农村金融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体，带动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作为主力军的农村新型金融体系。在我国预期的正规金融中，主要的商业性机构是中国农业银行，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包含农村信用社，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则是重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三个主要的金融机构构成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
2.2农村的金融需求现状
在我国，通过更好地了解当前的农村金融需求，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金融的整体发展，增强农村的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具有较大面积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占据了大量的国土面积，想要对我国的农村金融进行全面的了解，需要进行深入的金融调研。基于他人的研究，我们总结了以下几项金融需求：第一，农民具有比较稳定的存款意向。在农村，一般的农民主要是将资金存入到农村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其中，资金较为富足的农民，则会考虑将资金借给其他的农民，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相对较为贫困的农民，则会将大部分资金放置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第二，在我国的农村，农民间的金融活动主要是在农民之间进行资金的借贷。如在亲朋好友间进行钱财的借贷是非常常见的，只有一些比较富有的农民才会考虑向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借款，而那些自身较为贫困的农民由于没有相应的抵押物，很难从正规的渠道进行资金的借贷，因此，向亲朋好友进行借贷是较好的借贷形式，能够快速地解决资金的缺乏，但这种借贷方式由于缺乏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管，便会出现较大的金融风险，从而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阻碍当地金融的发展。
3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只有解决好我国农村当前的金融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提高经济增长的作用，使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3.1分类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农民主力军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进行农村信用社的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商业银行进行积极的重组，培养具有合格主体的农村经济市场。然后，制定相应的农村发展银行改革方案，通过对相关的职能进行政策性的定位，将其范围及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再通过加大资本的投入，并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加强对农村的开发和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农村信贷的长期效果。再者，对于一些大型的农村银行，可根据当地的实际市场需要，扩大金融支持，优化相应的发展战略。此外，还可以鼓励其他的农村储蓄机构进行农村金融业务的拓展，如邮政储蓄银行等，从而不断增加农业金融的范围。发展农业银行，增加民营企业中农民的持有股份，向农民提供更加全面的特色化农业金融服务。
3.2发展乡镇企业
大量实践证明，金融结构中的指标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促进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因此，通过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大大增强县域的经济能力，完善相应的产业结构，且为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渠道，实现了农民的经济增收。当前，我国的乡镇企业并不完善，想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国家需要加大对乡镇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放宽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只有将经济增长同科技创新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创造出一批具有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产品，从而提高农村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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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
1.1货币的运用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交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即专业化是提高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专业化程度越高，工人越可能发明更先进的机器或生产方法。而金融的作用在于货币的产生大大降低了物物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本，便利了交换，从而实现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仍会下降。这一作用更为加强。
1.2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推进。而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在50：7O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储蓄率曾达到40％的水平。在促进储蓄率上升的因素中，金融是最重要的一个。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揩蓄增值并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这就决定了它有条件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转化为储蓄，从而为生产提供资金采源。此外，金融的特点又使它成为动员储蓄和投资的最佳途径：一方面，把分散的储蓄者用于投资或存储的资金集中起来需要大量信息和投资渠道，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流动性金融市场能增强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满足持有多样化证券组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动员储蓄牵涉大量筹资企业与拥有剩余资金的诸多投资者，金融中介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最大量地动员储蓄，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1.3金融发展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首先，金融能降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金占用，为此储蓄者必须承担因资金长期被占用而产生的资金流动性风险，以致不愿长期投资。而资本市场交易、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中介的往来存款业务以及针对外部冲击对流动性投资和非流动性投资进行的动态均衡组合部位金融具有降低和分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向力图回避流动性风险的储蓄者提供最大眼度的保险。这使更多资金会流向周期较长的项目。正是基于这一作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才能拥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它最终完成。其次。金融的存在能大大节约信息成本。金融中介具有较个体储蓄投资者更强的获取和处理众多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方面信息的能力和专业评估技术。这使它为其成员提供投资信息服务的成本比个体储蓄投资者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信息的成本要低得多
再者，金融体系能降低监督成本，改进对资金使用者销监督。资金所有者在投资时需要核实项目质量和项目回报，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提高投资成本。同时资金使用者夸大投资收益、掩盖经营问题的内在倾向又会使这种监督成本加大。为此。金融能借助其专业技能和中介地位来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此外，金融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并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2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金融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重要地垃不仅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冲击也显示出它对经济的负面效应。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的稳健发展对于全球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2.1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令金融风险客观存在在经济生活中，只要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就存在。金融业是高负债经营的产业，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将其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来实现。但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储蓄者对金融机构有信心；二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筛选和监督高效FB确。由于不能确定这两个条件能否满足，金融风险就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经济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有限性，即使银行经营稳健，储户能认识到全体不挤兑更利于集体利益，但在面临“囚徒困境”时仍可能为降低预期风险而参与挤兑；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金融机构管理者趋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策略，以致金融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贷款者也可能采用不正当手段，如欺骗、违背合约以及钻制度的空子来不合理占用资金。致使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监督有限。
2.2金融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性、扩散性使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首先，金融机构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信用中介组织，它的经营失策必将连锁造成众多储蓄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其次，银行创造存款货币扩张信用的功能也令金融风险具有数倍扩散的效应。再者，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在一起，任一银行的支付困难都可能酿成全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最后，信息不对称会使某一金融机构的困难被误认为全金融业的危机，从而引发恐慌。金融的这些特殊性令其风险相对其它行业而言具有快速、面广的特点。使局部性金融困难能快速演变成全局性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
2.3金融资产的高度流动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以及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令金融风险易于剧变成金融危机并严重危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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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优势，通过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带动战略，地区经济始终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千亿元关口，达1150亿元，同比增长24.3%，人均GDP超1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00.8亿元，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13.32亿元，同比增长42.8%，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增长中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已成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状况和特点
1、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多、数量多
据统计，经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担保公司159家，典当行12个，委托寄卖商行46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未正式办理手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难以数计。
2、民间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投融资量巨大
据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对两家投资公司、1家担保公司、1家典当公司、1家委托寄卖商行的调查，注册资金为7000万元，投资总量为14000万元，民间融资4200万元，民间融资占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委托寄卖商行全部资金来源的60%左右。据估计，投资总量平均为注册资金的1.9-2.2倍，以此比例测算，全市投资公司投资总量在180-200亿元之间，吸收公众存款在87.4-107.4亿元之间。
3、民间融资参与主体多元，借贷用途多样
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资金投向由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5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向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500万元以下的主要是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周转。
4、利率高、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期限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手续简便快捷，对中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三、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高度发达内在成因分析
1、正规金融机构虚位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市场定位于面向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了对县域经济和农牧区信贷支持缺失。鄂尔多斯地区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充足资金，民间融资由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
2、资本的趋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放贷于何种行业何种企业，获利是其根本驱动力。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收入大幅迅速增长。200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58元增加到17000元，年均增长18.8%。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寻求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四、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分析
1、民间融资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民间融资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鄂尔多斯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实力增强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显著作用。但由于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经济复杂多变的融资要求，大部分民营企业未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间融资强大的输血功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2）民间融资促进了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民间融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2006年末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37.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45.14%。民间融资主要支持的房地产业、公路桥梁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3）民间融资促进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融资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居民投资出现了多样化选择。民间融资投资的高额回报，加速了民间财富积累。
（4）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2、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融资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融资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融资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融资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4）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可能触发民间融资存在的薄弱链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市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非法集资或卷款逃跑恶性事件，但民间融资链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有赖于民间融资“输血”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面临政策控制、供应过剩、成本上升三重压力，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已从房地产行业抽离资金或进行行业转型。房地产业是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资金借入方，市场趋冷，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房利润下降、资金回笼困难，一旦某一地产商无法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导致融资链条断裂，可能会触发大范围内的资金供应偿还问题，引致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5）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来看，新的正规金融制度必须正视非正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利益格局，但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做出的反应调整有限，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持续弱化，不利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
五、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更新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为民间金融合理定位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定义，乱集资是指未经任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据此，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虽经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多次清理，仍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体制缺陷造成的，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为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加强政策引导，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经营。
2、尽快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修正的重点一是对非法融资活动做出准确界定，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二是明确开办民间融资业务机构的条件。三是明确对民间融资的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管理。目前民间融资机构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严重不足。由于缺乏法律支持，银监部门、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些机构实行业务监管，形成民间融资监管真空。四是制定明确细致的监管办法，有效监控此类机构日常运营与经营风险。五是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处罚标准和实施办法，对经认定的非法融资加大处罚力度。
3、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步伐，改组改造非金融机构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组建民营银行、创投基金、小额贷款协会等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防范民营银行风险可以从提高注册资本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着手，切实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民营银行可利用其特殊的经营模式，较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问题的优点，来补充大中型银行服务不足和空白。对民营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民营银行健康发展。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应积极推动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降低上市的门槛，给与更多的上市机会；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进行融资；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鼓励风险投资发展。
5、加快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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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高校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与之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并由此扩大区域规模。
一、高校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职能逐渐从单纯地侧重于生产和传播知识、研究开发新技术成果，发展成为具有成果转让、中试、孵化企业、企业咨询和培训等多方面功能的统一体。特别是近年兴起的大学科技园，显著地影响着区域产业群的结构、竞争及发展战略。因此，它不但为区域经济进步提供科技动力和人力资本，也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了与高校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扩大了区域规模，提高了区域的品位。
（一）高等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将知识作为一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知识不仅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递增的报酬保证了长期经济增长。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外生性经济增长模型中规模报酬递减截然不同，它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的要素递增收益和一般知识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的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因此，高校提供给受教育者知识，生产出知识型人才。这些人才在企业中形成知识的扩散，它类似电子技术中的三极管效应，产生知识溢出的倍数放大效益，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智力优势
1、高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及智力支持。高校能为区域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科技水平的竞争。如果增加高校投资，高校就能扩大招生规模和调整专业设置。那么，区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才不足的矛盾，从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高校促进了区域第三产业发展。高校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600多万人，如果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消费和生活消费是每年1万元人民币，那么全国的高校一年就有600多亿元的消费额。因此，在校大学生多的区域可以把高校产业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产业来发展。实际上，大学生是一种稳定的长期旅游者，一住就是四年，而且还会吸引一部分学生的家长和亲友到这里来，这都会推动城市的交通、房地产、旅游、文具、餐饮、书刊文化等事业的发展，进而为区域就业人员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第三产业的发展。
3、高校促进了高科技产业发展。高校逐渐从传统的职能发展成为科技成果转让、孵化、企业咨询和培训等多方面功能的统一体，并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如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都是依托大学建立起来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4、许多高校通过本校区的扩张和在其他地方办分校，扩大了区域规模。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的是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人力资源。高校可以从农村招收大批学生，使他们通过几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最终定居城市，既加快了城市化速度，又使区域经济发展趋于良性化。
二、区域经济发展给高校发展提供了平台、注入了活力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高校发展的需求拉动。具体情况如下：
1、区域经济发展使市场产品需求上升，由此导致高校R&D费用投入增加。企业是现代生活的主体，一个区域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它拥有多少可盈利的企业。区域的总体企业效益好，区域的GDP就高；区域经济的增长势必会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这就要求企业生产出更多合乎市场需求的产品。由于市场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有些需求以现有的工艺和技术就可以完成，而有些需求，则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才可以满足。为此，企业就必须进行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而现在很多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能力，尤其是对一些高、精、尖产品的开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企业与高校的科研机构结合起来，由企业向高校进行R&D投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高校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因此，区域经济增长最终导致了产品需求的增长，进而推动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提高了高校科研能力。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需求拉动又通过R&D费用的增加促进高校发展。高校的资金投入来源是政府和企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推动，区域GDP和财政收入及企业收入也都会提高。这将使企业意识到科技在产品中的含金量，从而主动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而这些都将直接反映在高校R&D经费投入的增长上。
2、市场的人才需求。区域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历史文化、法律政治等，但最基本和最终的因素是人才。因此，区域经济总量、技术发展水平对人才的需求量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人才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产品”，高校在培养人才时必须考虑市场经济观念，根据市场需求来培育人才。因此，高校总是根据目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数量、结构层次来确定本校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层次等。在经济发达区域，高校所设置的专业总是门类齐全，所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高校提供了就业市场。
（二）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适合高校发展的宏观环境，区域经济优势与财政收入成正比，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会增加。如果处于交通条件好、信息灵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中，高校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大学的规模效益。也就是说，只有在一流的区域中才能孵出一流的高校。如英国剑桥位于剑桥、哈佛位于波士顿、北大清华位于北京。
综上所述，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高度的双向效应。高校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使区域对高校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高校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高校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发展过程。
三、高校要谋求与区域经济双赢发展
在当今社会，任何一所高校要谋求发展，都必须与区域经济建立互利互惠、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把高校封闭在“象牙塔”内的做法只能是作茧自缚，最终导致发展障碍和生存危机。零距离接触社会，多通道交融互动，谋求与区域经济的双赢发展，已成为当今高校发展的生命线。高校能否办出特色，关键在于能否立足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进行正确的前瞻分析和机会把握，与地方共建互为依托、协同发展的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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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轨迹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这体现出教育的经济价值。早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教育学家柏拉图不仅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说。他说,“在生产工艺中有两个部分,其中之一与知识关系更为密切”。
(一)国际视角研究轨迹
系统地论述教育的经济供给的经济学者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作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以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间里,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从而揭示了人的知识、经济和才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维。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洛。1957年。索罗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法。就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评估和统计,并指出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还有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的“残余”,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的贡献,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最全面、最经典的理论当属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认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个方面。一则它们具有类似性,都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二则又有区别性,人力资本相对物力资本,带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间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而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一般不像物力资本那样可以转让。舒尔茨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以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知识进展能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生产要素投入量减少,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只有在知识有所进展时,才能发挥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别”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观点,极大地拓宽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建者Romer和Lucas认为,对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人力资本要素进行投资能有效解决效益递减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劳动力获得知识,提高了边际生产力,成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4个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把人力资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合格的人力资源。Sawami测算了从1969—2003年,教育对于澳大利亚人家GDP和总要素生产力的促进增长作用。经过测算,澳大利亚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长1.9%,其中有31%来自于教育的贡献。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别。其中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和规模节约等23个要素。通过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较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于教育,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
(二)国内视角研究轨迹
黄仁德、赵振英以内生成长理论为基础,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资料进行台湾经济成长来源的研究,探讨劳动、实物资本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估计教育的投资报酬率与门槛效果。结果显示,产出弹性的估计:劳动为0.4,实物为0.6,人力资本达1.1。以教育程度估计,教育投资的报酬为0.13,其中社会的报酬率高达0.07,显示在台湾产出成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显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数学模型
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将几个大工厂从业人员的收入,按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受过学徒训练者、职业学校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等几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货币价值”。科马洛夫在1972年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5年期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科斯坦扬在1979年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8%。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通过某种特定的假设,设计出数学模型,并计算得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由于计算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现有的计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计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计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认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类型的数学模型展开列举和说明。
(一)舒尔茨计算模型方法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发表了他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经典论文,定义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等经济活动,设计了对教育投资价值的计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其中:Pe-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额:Kc一教育投资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减去初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教育资本存量为各年级毕业生人数和各等级教育支出的乘积;r-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各级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Y-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具体的公式为:
Pe=(KCr)/Y(1)
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
(二)丹尼森通用计算模型
在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总有一定的依存关系。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美国1899-1922年期间制造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提出产出主要Y与劳动力数量L、资本投入量K、技术进步A、土地数量G等有关,可用普通函数式:
Y=AKα(2)
α、β、y一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在总产出中的相对比重。
丹尼森认为,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这样,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测算了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功于教育。另根据丹尼森的测算,如果假设美国1929-1969年间,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89%,则教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约为0.39%。这种方法假定了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相同以及将知识进展当成独立要素,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崔玉平,采用与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是8.84%,其中,职业教育的贡献率仅为0.48%。
在丹尼森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模型与方法当中,没能给出分别估算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具体方法。杭永宝根据丹尼森计算模型,采用“权数分配法”,从而计算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三)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方法
陈用芳基于计算经济理论中的Panel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面板数据(paneldata)也称平行数据,或时间序列截面数据(timeseriesandcrosssectiondata)或混合数据(poolda-ta),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面板数据从横截面上看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上看是一个时间序列。
伴随着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的发展,PanelData模型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逐渐被经济计算学家推广。在宏观经济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税收政策等领域;在微观经济领域,它被大量应用于就业、家庭消费、入学、市场营销等领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个体数据中所隐含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高等职业教育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能够提供更大容量的样本点,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可以用来深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
y=a+xb+U(4)
对于平衡的面板数据,即在每一个截面单元上具有相同个数的观测值,模型样本观测数据的总数等于NT。
陈用芳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为自变量,采用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综合评价主要是依据以下模型:
R=Y×W(5)
式中,R为M个被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结果向量:W为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Y为各指标的评判矩阵:根据R的数值。进行排序。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篇12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循环经济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把经济和环境系统人为割裂的弊端，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社会进步的“共赢”[1]。循环经济是一种“物尽其用”的先进经济形态，内容包含了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服务业、能源以及建筑物等各个方面，其本质是生态经济，基本形式是清洁生产，根本目标是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系统地避免或减少废物，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行为准则（简称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即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别是减少有害于环境的资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从而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reuse）要求制造商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期，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和反复使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即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2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单向的开环式线性经济，特征是高开采、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将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的闭环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其特征是低开采、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显然，只有当人们的行为从高排放的线性经济转变为低排放的循环经济的时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会真正来临。
从上世纪90年代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现在，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有的国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如德国1996年就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该法规定对废物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使用—最终处置。日本也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的概念。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植田和弦指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体系曾经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是，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旧的经济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在废弃型社会里，人们把废弃物在数量上的增加和性质上的恶化，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生活富裕”的结果和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种经济体系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它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环境恶化，同时，大部分废弃物都是潜在的资源，在处理废弃物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为此，必须推动废弃型社会向循环型社会转变。近几年来，日本相继制定了《容器包装法》、《家用电器循环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2000年召开的“环保国会”上，还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如《推进形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等，这些法规均已在2001年4月份之前相继付诸实施。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制定《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日本有关专家认为，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和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转变，它还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新的价值观念[2]。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已经不起传统经济形式下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碍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速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才不会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消费体系仍在形成阶段，建立一个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走循环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3]。
3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当前地方可持续发展建设中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的实现途径[4]。在实践中要按照循环经济原理来布置新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调整淘汰老产业，逐步减少人类的“生态足迹”。例如各地在开发兴建工业园区、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时，不能再走老路，而要按照产业生态园区、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思路和模式来规划和实施。地方新上项目，从设计的一开始就要按单个企业循环经济模式建设。同时，地方政府要把各方面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加大对可持续发展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技术开发必须保护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遵循生态道德。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等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和共同参与，而且需要资金、技术以及法规、制度等软硬环境的强力支撑。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健全激励机制方面，应认真落实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技术开发和推广政策，制定详细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方面的鼓励措施，使循环经济型企业得到更多实惠。在健全循环经济发展制度方面，应建立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财政信贷鼓励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等，从生产到消费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另外，应健全相应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尽快制定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文件，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统一规划，明确决策者、生产者、设计者、销售者、使用者、处理者等的相应责任，提高可操作性[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已颁布并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里程碑[6]。各地区应尽快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强化该法规的执行力度；修改或完善与循环经济发展不适宜的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继续提高政府对环保的投入比例，发挥其引导作用；积极探索成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滚动发展，专款专用；改变政府作为防治污染主体的地位，实施“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推动企业自觉进行污染防治的技术改造；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股票债券融资、招商引资、金融信贷、民间资本等多元化筹融资体系，为循环经济型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软环境[7]。
参考文献:
[1]马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04(10).
[2]李赶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3).
[3]贺新元,王晓林.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机制建构探略.学术论坛，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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