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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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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论文

篇1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篇3

一、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含义和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痕迹,蕴含着政治、经济、艺术、建筑、技术、社会活动和环境演变等大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文化遗迹历经破坏、重建、修复和改造,很多历史信息不断变化甚至丢失,成为当代人无法解读的“密码”,留下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有鉴于此,中华民族素来即有记录历史的优良传统,从实物载体的木简、纸质文本的典藏到数字媒介的立体化记录,从传统的舞台展示、书本传播向3D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体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就是利用以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核心的综合信息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辅助管理、数字展示,以互联网为平台,拓展文化遗产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延展性。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的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文化遗产数字化也成为将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转化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其他保护方式相比较,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优势:首先,数字化方式可以使文化传统得以有效保护和展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现代文化和人类学家能够描绘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甚至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再现和复原久已失传的文化遗产。例如百多年前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的圆明园,这一久负盛名、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遗址群,要想全方位实物复原,必将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克服众多的科学技术难题,但是如果采用数字化方式去呈现,就可以在不改变既定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得以网络化的复原。又如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以来饱受“假日经济”游人过多、温湿度难以控制而导致壁画毁坏严重等困扰,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签订了协议,拟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这一技术突破实现之后,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会足不出户在网路虚拟的现实中游览敦煌莫高窟而不必造成对实体文物的损坏。其次,数字化方式有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数字多媒体技术具有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利用网路的即时有效传播,可以在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永久保存的基础上,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能平等共享。例如,中国多个省市博物馆、文化馆先后建立了以“360°环视扫描、虚实结合场景、三维空间虚拟”为特征的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人们只要登陆相关网站,足不出户,就可以逛数字博物馆,看数字艺术展,倾听各种讲座,免费在线学习各类优秀教师讲授的精品课程,让普通市民随时都能在线欣赏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再次,数字化方式符合文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传统方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实物修复与重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砖瓦、陶瓷、金属等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某些专用材料,造成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甚至会使地方财政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通过数字技术修复和还原文化遗产,虽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但它不用消耗林木石材等自然环保资源,只需投入由电子计算机所承载的新兴网络信息技术,这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更符合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同时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走向。复次,文化遗产数字化可以使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所催生的“文化经济”,不仅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升,而且还能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文化遗产与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即使民间文学、舞蹈、美术等“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形态,经由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所负载,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从而被赋予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将可能被接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

二、对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的若干思考

黑龙江省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边疆省份,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诸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保护挖掘与利用创造了先决条件。2004年黑龙江省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省重点少数民族及汉族文化遗产资源区域普查基础上,初步梳理出57项重点保护、挖掘与利用的资源,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进入旅游文化产业行列,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整体来看,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能力和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保护形式单一。一是缺乏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有些城市和地区,片面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文化建设,文化遗产的隐性价值和房地产开发的眼前利益相比,后者更符合相关部门的政绩需求,因此,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二是开发形式较为单一。目前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是政府主导之下的旅游开发,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的确可以为旅游部门增加直接的收入,但是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除了旅游之外还应开辟多种途径,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增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必须结合起来,极端的采用政府主导开发或市场主导开发都是不可取的。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以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作为契机,带动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首先,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开发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要综合考量旅游开发的历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主客观情况而灵活选择。目前来看,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与旅游相关的各种网站也成为网络经济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重要力量。黑龙江省也应抓住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之旅”的网络商机:一方面,深入挖掘省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并赋予其旅游开发的价值,继续推动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业的信息化发展,使出游感觉更加方便、舒适,费用也更加低廉;另一方面,在数字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建立虚拟旅游世界,彻底改变旅游服务模式,从根本上提高旅游活动质量。现实旅游业和新型旅游业的关系是:现实旅游依赖于虚拟旅游,虚拟旅游依赖于文化意义链接,文化是旅游业贯穿始终的关键环节,技术附着于文化,文化通过技术来体现。在虚拟旅游空间中,游客将旅游的对象物以及旅游活动本身与历史事件、文化观念联系起来,形成对于旅游吸引物的意义理解。这样的“旅游活动”与当代“素质教育”的基本主题有内在的联系,它能提高现代人的文化素养、还有助于人们形成现代文化眼光,从而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其次,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现代教育发展的新机遇。目前,“数字化形象被认为是传播文化资源的第一步”,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息内容以及对信息内容的需求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结论,“教育产品是目前需求最大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产品”,关于新型共享知识手段的大量创造都应围绕文化内容而展开,文化内容应该在信息构成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实现上述教育发展新机遇的关键”。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再现真实的历史地理信息,并且能够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文物图像实现“链接”,甚至辅以不同领域中专家学者的咨询与解说,传统的课堂教育与广义的文化信息资源实现普遍链接的条件已经具备,传统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界限将彻底打破。在数字技术教育产品市场需求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大量可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文化遗产正在转化为最有价值的教育产业资源。因此黑龙江省也要加快教育产品信息化的发展步伐,通过多媒体、图像处理、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使之成为“教育强省”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必须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任何一项文化遗产数字化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创意和想象力,借助数字技术的手段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黑龙江省已有部分数字化艺术馆、博物馆资源,内容单薄,有些仅能提供一些没有解说词的糟糕图片,或者只有一条解说词的一系列照片,因此淡化或模糊了文化内涵。因此,应用数字技术保护好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展现文化本质和内涵,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们为古老博大的中华文化所折服,才能激发和培育民族认同感,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

作者:朱子娟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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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保护”不是“保存,’简单的记录不是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保护”也不是“造假”,生硬地恢复己经成为历史的传统生活也不是合理的保护。面对着无形的,时刻都在变化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呢?究竟通过怎样的人为干预手段可以使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健康地传承下去呢?本文试图以福建省晋江市福全古城为例,以实务的角度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一、福全古城概况

福全古城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地处晋江东南部,北距泉州40公里,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深沪镇,南连围头湾。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晋江市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城。

(一)古城历史沿革。号称“百家姓,万人烟”的福全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光启年间,林廷甲来福全戍守。至宋代,福全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商贸港。据《海防考》载“福全西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闽书》称“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万历泉州府志》载“北自乌屿,南属东石,中间若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诸处,各有支海穿达,能荡涤氛瘴,通行舟楫,利运鱼盐。”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海防,下令设立沿海卫所。明洪武二十年,江夏候周德兴造建福全所城,置福全守御千户所,曾经多次抗御海上入侵的盗寇,有力保障了闽东南地区的安宁。

(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美籍华人许瑞安教授主编出版了《福全古城》一书。2007年关瑞明教授主持并编制了《福建省泉州福全古村的保护性规划》文本,并于2007年5月入评为第三批国家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确立了福全古村的文化价值和学术地位。

二、福全古城的保护与开发

(一)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设计福全古城区域文化的品牌标志。在古城改造中必须继承和发扬古城的历史文化,做到既全面保护好古城风貌,又要改造其落后的基础设施,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古城文化与现代生活创新意识的有机结合。通过保护古城格局、街巷、优秀历史文化遗存等,并结合古城保护配套建设新区,安置居民拆迁建设,满足古城居民居住以及古城发展需要,主要建设污水排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自来水工程、绿化工程、架设路灯、休闲健身路径、建设文化广场,实现保护与拆迁和谐开展,使福全古城成为晋江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点,以促进古城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福全古城城设四门,即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可以以古城的四座城门作为区域文化品牌标志,为福全古城设计一个具有蕴涵区域文化特色的品牌标志,使之成为区域文化的品牌象征,成为文化古城的商标。

(二)发扬和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福全古城保存并传承下群众喜闻乐见的嘉礼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戏(掌中木偶)、大鼓吹、南音、高甲戏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在此基础上定期举办民俗文化节来传承古城的民间民俗风情。

(三)开发福全古城文化旅游。古城的旅游资源丰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古城墙、古街古巷、蒋氏家庙、蒋德Z故居、翁思道故居(昭信侯)、福全妈祖庙、福全城隍庙、许厝潭、林氏宗祠、无尾塔、元龙山关帝庙及大量摩崖石刻、碑刻等。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是福全古城打“文化牌”的一个重要手段。统筹规划福全古城旅游整体蓝图,整合人文、历史、民俗、生态、商贸、休闲等旅游资源,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挖掘福全古城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可以通过历史的足迹,寻求文化的内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发挥好文化遗产的功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游古街古巷、古城遗址、观民居、宗祠,打造一条探寻古代文明的古遗址文物旅游线路。

(四)加强福全古城的整体推介。创建福全古城这一区域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文化古城”品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福全古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人文渊源演变等多种因素,使现代文明和闽南文化在打造古城文化品牌中成为主调和基调。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注重品牌运营与资本运作的协调发展等;同时,敢于创新整合和文化包装并进行广告宣传,加大对文化古城的宣传推介,探索制作一套融汇闽南文化、古城形象、发展前景等内容的宣传媒介提高古城的知名度。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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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是 GDP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单位 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符合 “绿色、环保、健康”理念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进人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成为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与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文化产业开发具有可重复性、多层次性和持续性的优势,成为不受资源物质载体限制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文化资源的开发既可以不同时期重复、多次进行,也可以同时、多层次进行,而每一次开发都是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发展,赋予文化新内涵,从而使文化资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丰富。文化资源的这一特性与一般物质性资源的日益枯竭、不可持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少带来物质性的污染,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产业能够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随着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扩大,当代国际分工已经走出了以自然禀赋和物质性产业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时代,已经走向以科技进步、人才优势和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时代。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新兴产业向负载着高密度文化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直接导致了新兴文化产业群的急剧膨胀,并迅速改变着传统第三产业的格局。以高技术、低能耗等为特点的文化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的波及效应强,产业链条长。既可以波及到运输业、信息产业、流通产业、旅游产业等,又可以波及到制造业、能源产业、建筑业等。通过提升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产业层次,填补和增强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创新型、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文化产业与教育、科技、体育、休闲等产业的联动发展,与工业设计、城市建设等经济活动相结合,扩大文化经济增长空间。较强的波及效应使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良性互动,从而大大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产业,它的发展可以提高产业结构的知识含量和知识层次。以动漫、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高新技术与创意的完美结合,它的发展可以加速高新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提升其技术层次。

三、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其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文化通过渗透影响生产主体、生产要素、生产过程,而创造更多的增加值。因此,文化不仅是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更成为财富生产与价值创造的主力之一。随着高新技术向文化领域的广泛渗透,文化产业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增长点迅速崛起,文化与经济合二为一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占据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年提出的 《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l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倍数效应,正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

四、发展文化产业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保障

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还融合着不同形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影响和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在应对国外文化产业的挑战中,我们的文化产业既担负着增强综合国力的职责,同时又承载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历史重任。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使文化生产兼有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的商品属性。在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强调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也不能忽视文化产业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要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虑文化的产业属性,努力生产和提供既有良好社会效益,又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我国正处于一种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潜伏在娱乐的表象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中,面对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选择的多样化,我们要强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高民族文化产业中的渗透力,构建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讲究宣传方式与技巧,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民众,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而这一切应该是平等沟通、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识。

五、发展文化产业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竞争力不仅表现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是精神控制力的体现。文化安全的内部表现是建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来实现;其外部表现是通过增强文化要素的竞争力来抵制西方有害文化的入侵,维持一个较高的文化安全系数,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借助文化产业的具体载体来实现。冷战结束后,文化产品成为文明冲突的重要载体,对他国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与对他国的精神控制程度成正比。L3 西方不仅把中国文化市场看作是贸易机会,也看作是开辟思想战场、加紧文化渗透、传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绝好机会。当前,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和文化不安全,因此改变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的 “文化赤字”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争夺文化市场的文化贸易成为国际焦点问题,因此,如何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文化身份,对外发挥民族文化的竞争优势,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成为 “新千年的最大挑战”。 引面对新千年挑战,我们只有大力扶持和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弘扬民族精神,致力于向外推介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满足 GDP的增长,还在于保护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在文化竞争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参考文献:

[1] 娄成武,李冬.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I15的冲击及应对策略[J].理论界,2006(1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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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普遍的民族自觉

许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非物质文化保护没有摆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没有行之有效的规划和措施,致使非物质文化不能得到积极保护,甚至遭到不适当开发,加剧了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毁灭。同时,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意识不强,还没有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2.非物质文化生态环境恶化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的生存屏障十分脆弱,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大批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

3.非物质文化资源流失状况极为严重

非物质文化资源大多分散存留或流传于民间。最能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物、工艺品和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实物,由于岁月的流逝和各种劫难,木来就传世不多。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私下收购、倒卖非物质文化珍品,使这些文化资源大量流失。虽然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以及相关单位做了大量保护工作,但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少懂行的专门人才、缺少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缺少经费的支撑,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流失愈演愈烈。

4.非物质文化的继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

许多非物质文化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目前,掌握一定传统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数不多,或年事己高,或生活困难,他们掌握的工艺技艺随时都在消失,民间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

二、开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1.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树立的意识

(1)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资源中相当一部分毁损严重,濒临消失。因此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级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文化资源的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对各地的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普查、编目,从而有的放矢地依法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管理。

(2)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意识。要实现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就必须实施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战略,建立良好的非物质文化生态环境。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好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要及时抢救和保护损毁严重、濒临消失、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同时,要把保护与开发利用结合,在保护的同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3)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要彻底抛弃传统的发展观、文明观中的糟粕,树立起新的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既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盲目的、无序的、过度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开发,又要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做法,还要特别注意保护好非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生态环境,着眼长远,合理利用。

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

要加大培训力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对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素质要求很高。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抓好业务骨干和工作队伍的培训工作。培训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文化部负责培训到省级文化部门,省级文化部门培训到市县,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人才培训体系。

3.加强宣传教育,在社会营造良好的保护意识和氛围

加强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的有效措施。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倘若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无论多么美好的蓝图,都只能是政府和官员们的一厢情愿。所以,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只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事,而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我们应通过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人人都懂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明了为什么要保护,以及怎样保护,从而让“保护”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社会形成爱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气,使每一位公民都能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从而自觉地珍惜它。

同时,非遗保护要从小抓起。现在社会已经开展了“非遗进校园”活动,就是把学生作为非遗传承的主体,不仅是临时、短期地让非遗走进校园展览、展示、展演、做讲座等,更在学校建立非遗传承基地,由专职教师在学校进行持续性、常态化教学活动,把非遗项目植入校园生活,编写出适合不同年级段学生的教材,并将它们与美术、音乐、体育、德育等课程以及乡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让非遗之花在校园绽放。让“非遗”进校园,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而且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非遗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善。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原则,以文化战略的眼光来审视问题,从全局的、宏观的、历史的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和分析问题,我们所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会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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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件行为,是文化产品再生过程中的各有关社会行业,包括教育、文化芝术、新版和广播电视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报告示,在全世界范尾内,文化产、在经济领域的份额每年正以11.3%的速度增长。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大多数占GDP的10%以,意大利甚至达到25%。文化产业在发达同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从上述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巾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中增长最快、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国际文化产业发聪不仅势头迅猛,而且呈以下特点:一是文化产业带米巨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能创造新就业机会的一个行业。二是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日益紧密结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将进一步主导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文化产业集约化、集团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优势日益显现。四是国际文化产业垄断倾向加重,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如好莱坞大片、迪斯尼公司的唐老鸭和米老鼠等风靡世界,成为美国文化产业出口创汇经典。五是文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剧了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文化产业是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的国际文化格局的重组和文化秩序的建立,正沿着文化产业这个中轴展开,这为我国调整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文化部门当作事业单位看待,认为文化是只有资金投入而没有经济效益的一项公益性事业,因而片面强调社会效益,忽视了经济效益。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观念才逐步改变过来。

2002年10月,广东省委九届二次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部署;2005年,省委在关于制定全省“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丁要推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作为我省的支柱产业进行规划并加以发展。

二、韶关文化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来,韶关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建设义化大省的精神,出台了《关于加快义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在韶关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壮大文化事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

韶关文化产业近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化经营单位不断增加。据市文化局统计,钊2004年底,关文化经营单位共有1300多个,就业人数6.3万余人;全年文化产、包产值约6亿元,占全市GDP的1.8%。但发达同家文化产业大多数达到了GDP的1O%以上相比,总体而言,发展空间很大。

韶关文化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观念陈旧,体制僵化,文化产业意识淡薄。体制性障碍是影响文化产业走向市场的根本性问题。目前,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文化是事业这个惯性思维中,管理模式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由于观念陈旧和体制僵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以文养文”等旧观念还比较浓厚,没有将其作为朝阳产业来加以培育发展,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乏力,生产与消费脱节。

二是发展规划不到位,扶持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出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已经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纳入了韶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但是,从文化系统本身来看,不少人对文化产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迄今为止,文化体制改革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没有实质上的措施和行动,只停留在提出概念的阶段,支持韶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还没有制定出来。

三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韶关文化产业还没有合理的投融资政策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处在小本经营、小打小闹阶段,短期行为较为普遍。

四是对粤北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粤北特色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与韶关特色文化的“散”和“粗”的问题并存,有关部门还没有对韶关有独特优势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创新,更谈不上将其培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强势文化。目前,除了旅游文化中的丹霞文化、佛教禅宗文化和古人类文化以外,多数特色文化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

五是文化市场粗放,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韶关文化产业单位经营分散,市场总量不夫,发展后劲不足。文化单位如博物馆、科技馆、文化宫等对外开放程度不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六是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目前,韶关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己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牡人的瓶颈。

三、发展韶关文化产业的几点建议

第一、制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强市建设。要克服体制性障碍,以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建设文化强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和财政政策;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工商管理、资产管理和价格政策;体制改革成本支付、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

第二、培育市场主体,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要培育韶关的文化产业和市场主体,进一一步做大做强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和发行集团这三大集团;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现代经管手段,组建和培育文化产业集团,鼓励包括民营资本、国企和外资在内的各类资本进入文化市场。

第三、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文化产业资金多元投入机制。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变政府是文化投资主体的局面,降低文化产业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兴办文化企业,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

第四、打造粤北特色文化品牌,实施品牌战略和精品工程。韶关丰富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是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昕在。建设文化强市,发展文化产业,要以政府手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发挥韶关的文化比较优势,在弘扬民族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艾化的同时,大力发展有韶关特色的地域优秀文化,实施品牌战略和精品工程,打造出粤北特色文化品牌,以特色文化品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今后我们要着力打造和利用好下列文化品牌:古人类文化品粹和石峡文化品悼、韶乐品牌、佛教禅宗文化品牌与哲学文化品牌、风度文化品牌与名人文化品牌、古道文化品睥、民国文化品牌与革命文化品睥、旅游文化品啤与生态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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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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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研究各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美国历史比较短,它的文化生产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文化从一开始大众性就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审美文化研究,它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3]如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审美文化学的建立。

当然,文化研究也带来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似乎有把阵地转移的迹象。“有学者要求我们改变‘文学’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文学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董学文先生认为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颠覆,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混淆。他在专著《文学理论学导论》中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用文化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学问题……其次,文化研究置换了文学理论的问题与话题,成为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关注。再次,……‘文化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霸权主义,一方面,可能使文学理论承受太多的压力而变得沉重,从而使自身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则在反效果上成为一种‘非我’的东西,使得越努力离目标越远”。[4](p96-99)

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从什么角度来把握这个文化研究比较合适?其实文化研究虽然没有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却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对精神产品进行思想审查,揭示里面的权利关系,为被压迫者辩护。进而对精神产品给读者带来的麻痹进行消毒。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研究”其实还是一个精神再生产的问题。它的任务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再生产的一种批判。对精神再神产比较好的视角就是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分为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经济制度的再生产,以及个人对此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5]。而个体再生产就涉及到精神再生产。我们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印证。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创造历史”(即人类自身再生产)需要以下几个基础:物质生产、工具生产、家庭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6]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识生产。西方研究学者比较重视对马克思的这个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结构。其实,离开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结构是无法把文化生产的根源说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情况;二是生产资料及生产产品的占有机制;三是精神方式的变迁角度。这三者中,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状况是基础,它决定了后两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会习惯性地传承,形成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既有变化,也有传承。其较难改变的有思维习惯,伦理模式,而容易发生变化的则有财产分配、价值观念等。因此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看文化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对文艺理论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化。

一、能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进行较科学的认识

我国精神生产的情况很特殊。从文学管理的体制来看,我国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样都有明确的规定。文学是天下的公器。相应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文学的管理开始放开了,文学创作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相应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也站在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这个方面。也就有了“主体性”文学理论。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场化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诸如美女写作,欲望写作成为了文学界关注的焦点,文学似乎已经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何为?而且文学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学产品大量出口到我国,对我们文化贸易造成了大量的顺差,而我们却不能有所作为等。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文学现状,固守原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显然要脱离了文学实践,而“文化研究”则是应对这种现状的文学理论新尝试。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逻辑怪圈,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情况。的确如董学文先生所说,带有霸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很多学者呼唤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批判。[7]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断各种文化模式的价值:那种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类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思想则是有害的。

转贴于

尽管文化研究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有置换文学理论论题的可能,但是这些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得以流传,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权利关系得到澄清,这也使得文学本体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的人自身再生产的理论正好可以对这些散乱的问题给予系统性、科学化的认识,从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服务。

二、能够对各种文化精神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下的艺术精神做结构性的解释

西方文论从形式本体论转向文化研究其实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文学精神的生成与流变。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有其学科自身的逻辑。

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生存决定人类的精神状况。

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维柯的诗性智慧,轴心时代等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文化的精神风貌,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以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为例: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是个体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种彻底的理性思维方式;印度则倾向梵我合一,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种直觉体悟方式;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以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务实,讲究人伦义务,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称为生命伦理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考察各个文明的产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近乎结构的模式在起作用。这就需要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进行考察。根据意大利学者维柯的研究,人类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诗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匮乏等原因,到轴心时代,这种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并被新兴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维方式——理性所击溃。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条件,两性关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这些民族回应挑战也不同。根据刘士林先生的研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问题,他认为“具体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死亡意识的产生;其次,个体化的实现;再次,以功利为中心取向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原始时代以永生信仰为核心的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破裂,使死亡与存在问题第一次内化为人的个体意识、生命的时间意识;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则直接引发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与分裂,从而使自我意识对自我的占有变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与自然功利性关系的产生,则是对象化思维关本文由收集整理系的前提。所有这三方面都与原始人的永生观念、集体观念、主客不分观念相悖,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变革在所难免。”[8]而自我意识的产生也使死亡问题深深地刺激了人类。应对死亡,古希腊文明成功地通过对象化思维把握了死亡,把它对象化和理性化,从而更加肯定了个体的存在,成为文明时代的骄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个体证悟无限的实在,解决了死亡问题。而中国则由于它独特的生产条件,保持着“人心”、“情感”,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在群体的延续把个体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的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后,其艺术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倾向于对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学也多自我意识的表现。我国文学则较注重比、兴,写景状物之中传达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学则多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中的无限实在。

三、从人的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能比较清晰地看清楚文学的流变

从新批评派到文化研究,其实是有文学批评自身原因的,这是内在的文学层面所需要的。“因为,没有那深刻的相对论,没有对形成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具体境况特点的重视,‘新批评’的范畴便趋于凝固”。[9]实际上,新批评将但丁、莎士比亚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学的流变。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文学的流变有宏观的文艺思潮流变,也有微观的更为细腻的文学类型方面的流变。从人的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这两者都可以进行考察。

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流变来考察。根据威廉斯的研究,文学的审美价值其实在于“情境”中,这些情境“拥有种种精确细致而又极其多变的构形[formation],这些构形造就着、或维持着、或封闭着、或摧毁着这些情境。这些构形的历史就是艺术的那种特殊而极其多变的历史。”[10](p165)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威廉斯引入了两个概念:“惯例”“标写”。所谓“惯例”,在艺术和文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指某种确立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背景”[10](p180);所谓“标写”其实就是书面语的书写,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复制。这两个概念使得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得以凸显,而我们也从中看到文学变化的一些轨迹。文学的创新意味着对惯例的突破,而惯例也往往是读者接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实际写作中显现出来的多样性的标写[notations]和惯例[conventions]进行归类,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文学实践的特殊方式,这种持续的尝试大都形成了关于体裁或类型的理论。”[10](p188)

对于文学的流变,詹姆逊则抓住“文本”的形成来进行阐释。从微观层面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这里“历史被还原到一系列定期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危机、年复一年的历史动荡、按编年史顺序发生的政权和社会时尚的兴衰,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激烈而直接的斗争”。[11]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社会阶级之间构成性张力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元叙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的建构受到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其实,他对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都会有相应的文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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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来进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传播问题

文化传播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生产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问题:一是国际之间的传播问题;一是国家内部文化传播问题。

关于生产力对文化生产影响的问题,威廉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许多明显的危机都是由基本物质生产中那些变化了的过程和关系所引发的。”[10](p170)这里涉及到出版业的物质手段的进步,也涉及到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文学载体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学外部环境和写作本身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国际间的文化传播问题很复杂。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巨大顺差问题。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来公民生活的富裕。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事实上,西方经常以贷款、援助等为条件,强制性把自己的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才是应该反对的。

篇10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的文化身份旅游,其动机就是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的文化。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距离落差越大,越能够提起旅游者的好奇心,对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也越大,也因此产生的文化震惊也越大。旅游者的不平衡会越严重,心理上的失调会越严重,也就是震惊程度也越大;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对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二者密切程度很高,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文化关注度很高,对二者的文化差异非常感兴趣,那么对旅游者的心理震惊程度也会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公式表示就是:

旅游者的心理震惊=文化差异性(客源地的旅游文化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相关的程度(重要性、密切性、关注度等).旅游者在旅游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心理不平衡或失调正是旅游目的地经营者所追求的,这种不平衡越明显,旅游者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他受到的刺激越大,震惊程度越高,留下的印象越深刻,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也就越鲜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当然,目的地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对旅游者的针对性也就越强,对旅游者细分度会越高,会排斥一些对这种文化不感兴趣的旅游者。

学者们对旅游者进入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文化震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经历异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震惊;(2)经历异文化回到自己文化群体之后的文化震惊。旅游者到外地异域文化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文化中时,还会经历一次文化震惊,其强度有时不亚于进入新的异质文化。当旅游者在外地旅游完后,回到家乡吃惊地发现家乡的文化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被称为反向文化震惊。这种经历一般要持续一段时间,旅游者才能再次适应家乡的文化环境。正如位和平组织的志愿援外人员回到美国后,这样说道:“当我回到俄亥俄家乡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晚上像从前一样与老朋友们在房前花园里聊天。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去花园那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讲的秘鲁的印度人的问题,我也不关心他们所讲的克里夫兰印度人问题。”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文化震惊的强度变化如下图1:

文化震惊和反向文化震惊都是旅游者心理平衡被破坏和认知失调的结果,寻求心理平衡和协调是每一个人心理的自然趋向,旅游者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会寻求调适的方法。

二、旅游者文化震惊的作用以及对负向作用调适的策略

文化震惊对旅游者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即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正向作用是:适度的文化震惊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期待,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理,让他们对旅游过程产生兴趣。负向作用是文化震惊也可能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游者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瑞辛格(Y.Reisinger)与特纳(L.W.Turner指出:人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休克的大量症状,如:紧张、源于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产生的失落感、由于在新环境中不能应对自如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尴尬、屈辱、沮丧、被新环境中的成员所拒绝的感觉,对其本身的价值观与身份的迷茫、缺乏竞争力、挫折感、对东道主的消极情感、拒绝学习新的语言、烦躁增加、疲惫、挑剔、主动性降低,甚至对清洁状况的过度关注与担忧。詹特(Jandt)识别出了文化休克的2类症状。生理症状包括对健康与安全的紧张、惧怕与新国家中的任何人有身体交往、渴望感、酗酒与吸毒过度关注清洁状况、工作质量下降。心理症状则包括失眠、倦怠、孤立、孤独、方向感错乱、挫折感、对新国家持批评态度、神经紧张、自我怀疑、易怒沮丧、气恼以及情感与智力上的衰退。严重的甚至是旅游者到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去旅游,个人长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价值观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以致于发生了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丧失自己原本应有的原则,而随波逐流。如一些政府官员到我国的澳门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赌博很兴盛,认为别人赌了,自己也想参与赌一把,最后把赌博还当成了一门爱好,不惜贪污受贿参加赌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文化震惊中产生的正向作用,会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进一步去探索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寻找到解释理由之后,能够对旅游中所发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历。

旅游文化震惊的负向作用破坏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本来目的,所以只有积极消除负向作用,或者把负向作用转化为正向作用,才能够让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成为一个增长见识和阅历的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样,对旅游者、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都提出了要求:

篇11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篇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从王文章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涵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及其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地方理工类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一般以通识教育为主要途径,课程设置以开设单一的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为主,教学形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赏析为主,课程名称多以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赏析、民间文学艺术赏析、民族地区手工艺制作技艺赏析等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为主,教学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1)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谣谚;2)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3)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节庆礼仪、民间体育、竞技等;4)蜡染、刺绣、雕刻、首饰等民间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赏析等。教学理念也部分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中蕴涵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调动理工类高校大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且还能够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

一、地方理工类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高等教育肩负着传播文化的责任和传授知识的义务,是文化知识传承的重要渠道。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拥有独特的教育文化资源,聚集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把高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教育的基地,对于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校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的优势,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为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和知识基础。

2.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因而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既要培养高素质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又要培养优秀的文化传承人,同时也要通过培育一大批关心、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文化新人,扩大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为此,高校需要加快学科专业建设,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以便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服务。

2.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高校应发挥科研和人才的优势,创造出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体制更加健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更加丰富,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为更多的受众群体服务。为此,高校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到一定的学术带动作用,把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付诸实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迈上更高的台阶。

二、课程建设的内容

1.确立课程的教学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华夏灿烂的汉文化遗产,也包括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遗产,因而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使学生能够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搜集、整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养更多、更年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和管理者,使其参与到遗产保护活动中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教学的目标就是为了达到上述要求,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原则、目录分类和保护技术等,增强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鼓励大学生勇于肩负起传承保护华夏传统文化的重担,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职业观,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质。

2.构建课程体系

篇13

城市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载体,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极大的改变着城市的面貌。然而,城市的建设会忽略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人展开,关键是要让社会各界更好体味与认同它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同样蕴藏着巨大的财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应是城乡规划的任务之一,同时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政府必要的政务工作。

自19世纪中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问题。保护范围不断扩大,由单个文物的保护到历史地段的保护,再至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且内容不断深化。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破坏城市文物古迹、历史环境的现象。对此,要明确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各项基本问题,从而使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1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

1.1原真性

要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整治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维修是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修补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式原样,以求达到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1.2整体性

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不仅是保护其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整体性还包含其文化内涵,形成的要素,如街区就应包括居民的生活活动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环境对象。

1.3可读性

是历史遗物就会留下历史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读取它的“历史年轮”,可读性就是在历史遗存上应该读得出它的历史,就是要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不要按现代人的想法去抹杀它,大片拆迁和大片重建就不符合可读性的原则。

1.4可持续性

保护历史遗存是长期的事业,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朝一夕恢复几百年的原貌必然是做表面文章。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历史传统、建筑的精华,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来。

2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法定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虽未定级但确有价值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民居、遗址遗迹以及反映城市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建筑物、构筑物等;在历史价值的风景名胜地;较完整的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岁月特色的地段与街区;能够体现历史上城乡规划成就及反映城市发展历史的规划格局。除以上建筑实体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外,文化传统也应是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戏剧、绘画、音乐、手工工艺、民族风情、传统物产等都属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列。

3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政策,可以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分为三个层析,即保护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这种分层次的保护方法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解决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的有效途径。

3.1保护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迹、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保护法》规定要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古迹是一般名称,文物保护单位是法定保护名称。

3.2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确定,建设部在文件中提出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有真实的历史遗存物,反映历史风貌的建筑、街道等是历史原物,不是仿古假造的。整个地区内会有一些后代改动的建筑存在,但应只占一小部分且风格上基本统一。第二,有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城市历史上的典型特色。第三有一定的规模,视野所及风貌基本一致,能够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氛。

3.3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第二,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风貌特色;第三,继承和发展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这里,对古城格局和传统风貌提了保护和延续两层意思,对现状完好的应予保护,新的建设则要求延续,延续格局和风貌特色应成为古城地区的创作设计的一项原则,新建筑的形象考虑与传统建筑的对话与联系,做到既有时代感,又与历史有所呼应。

4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体系。

(2)各级政府要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同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结合起来,根据各自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实际状况,对每一处文化遗产都要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措施,规范保护程序,建立和健全保护机构,落实保护责任制,促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3)洛级政府要加大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资金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