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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方法、模式对比
选择与使用怎样的教育方法或模式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英国的媒介教育专家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媒介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配合整合学生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双边关系。国外主要的教育模式设置媒介素养教育独立学科或者将其渗透到其它学科中；此外，家庭是孩子的第二个学校，“整合学生与父母”也是必要的教育联合模式，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正是采用独立学科与渗透其它学科和社会家庭相辅助的教学模式；再者，我们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因此不论是英国还是中国香港都提出了社会教育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了解媒介、信息及媒介环境以及利用媒介来表达心声。而目前在国内，既没有规定将其纳入学科课程，也没有多少社会团体或机构与学校联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者探讨后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其实基本上与英国的教育模式大相径庭。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内容体系对比
篇2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参考文献：
[1]戚焱.英语专业学生口语中词块使用情况的跟踪研究[J].外语界,2010(5):34-41.
[2]蒋宇红.词块教学促进英语学习者口语交际的实证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3):86-90.
[3]董丽云.语言哲学视域下语块对二语学习的成效性反思[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17-22.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李继民.国内外语块研究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1(5):17-23.
[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篇3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001-01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或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谢天振，1997），“并进一步辨析、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孟昭毅，2003）。
主题学研究自然需要研究作品的主题，但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主题研究。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关注的是个别作品主题的呈现，重点是研究对象的内涵；而主题学研究则将研究对象的外在形式作为焦点，重点分析的是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等的不同处理。因此，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重点在于研究对象外在的手段和形式。
国内学者对主题学研究范围和内容的分类大体上均涉及了主题研究、母题研究、题材研究、人物研究和意象研究以及情境研究等。因此，本文对主题学研究成果在中外文学教学中的运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主题研究成果的运用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综合的价值观。作品的思想内容，蕴含的精神实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态度倾向等，都经由主题加以体现。所谓“主题研究”指的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作家的不同处理。
1.不同民族文学同一主题比较
文学即人学，文学以人类境遇和情感为核心，不同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共同的生命形式和生命体验，从而蕴含起共同的主题。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涌现出许多相同的主题，比如爱情与政治、社会或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个人与群体的矛盾，人生短暂和自然的永恒，人与人沟通的困难等等。
2.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母题比较
比主题小的主题性的单元叫作“母题”。德国学者弗伦泽尔认为：“它是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但本身却构成了属于内容和形式的成分，在内容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中，其内容可以通过中心母题概括为一种浓缩的形式。”一般来说，在实际的文学体裁中，几个母题可以组成内容。也就是说母题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事件和情境的基本概括，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单位。
3.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情境比较
母题往往出自于情境，所谓情境指“人的观点、感情或行为方式的集合，它们产生或产生于几个个人参与的行动”（韦斯坦因，1986），也就是说，情境指的是人物在某个时刻的交错关系，即情节、事件、行为方式的组合或者相关环境因素，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典型的格局，诸如 “一男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但这个姑娘却爱上了另一个男子”；“被遗弃的女人”；“两个朋友或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仇人子女的相爱”等等。
二、典型人物形象研究成果运用
典型人物形象大致分为原型形象和类型形象两种。本文的研究重点以类型形象研究为主。类型形象指“某种性格与个性”，“往往与具有价值判断的主题相关，只不过以一种形象为轴心而已”（林健华、彭洋，1993）。比较文学范畴内的典型人物形象研究的重点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性格与个性大致相同的人物形象，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不同主题。
三、意象研究成果运用
主题多与题材、人物有关，在叙事作品中它主要体现在人物、事件或环境上，在抒情作品中往往通过意象传递出来。意象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同一主题不同意象或同一意象不同主题的研究，去考察作家的文化心理、审美倾向、艺术表现等内容。
意象是指具有特殊审美意味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它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存在，或是一种动植物，甚至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如天空、高山、海洋、森林和四季变化等，经过几千年来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尤其是诗歌中的吟诵，已经成为各民族的某种象征，获得某种特定的含义。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审美意味”，同样的自然景象在不同民族的人们心中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
朱光潜曾总结过中西方诗人在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意向选择上的不同偏好，“西诗偏于刚，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四、题材研究成果运用
弗伦泽尔曾这样解释题材：“一个存在于这一作品之前轮廓清晰的故事脉络，一个‘情节’，由另外一个作家加工了的作品，或者甚至是一件想象的产物，用文学方式进行了处理。”所以可以说，题材指的是可以构成一个完整故事或情节的素材。只有被文学作为表现对象的那部分素材，才会成为题材。
在没有事实的影响和关联下，各民族常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题材，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各有差异。
本文通过目前主题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如何将其在中外文学教学中进行运用，发挥主题学理论的实用价值。于教师而言，可以让主题学研究的成果深入到中外文学课堂，改变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不同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解读。于学生而言，可利用相对熟悉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知识作为基础，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与相对陌生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或对于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类比，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中外文化联系的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胡亚渝.中国的“变形记”――《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之四[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3）.
[3]林建华、彭洋.《中西散文比较研究二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7）.
[4]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篇4
摘要：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这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对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莫言的创作中，中外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对其作品主题的提炼上，对其创作方法的选择上。结合莫言先
生的文学作品探讨这种影响，不仅可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创作，而且还可以提高读者阅读的水平。因此，我们广大的理论研究者对此应
该给予高度的关注。
关键词：中外文化的影响；题材的影响；主题提炼的影响；创作方法的影响
莫言的作品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且，莫言的
作品也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八十年代的小说《红高
粱》，还是后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以及备受争议的《丰乳肥臀》
等等作品都给他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读莫言众多的文学
作品，探析文学作品中丰厚意蕴，我们会发现，中外文化对莫言
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外文化对莫言的创作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下边
结合自己对莫言作品的理解与感悟，参考其他研究者对莫言及其
创作的论述，谈一谈中外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
探析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详细阐释：中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中
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
中创作方法选择的影响。
1.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题材选择的影响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以及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文学
作品都不会凭空产生。莫言也不例外。莫言众多的文学作品中，
蕴含着中外文化对其影响的痕迹。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莫言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莫言创作中对题材的选择
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莫言的主要作品如下：
《檀香刑》、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增补版》、《藏宝图》、《四
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拇指铐》、《白狗秋千架》、
《莫言精选集》、《莫言作品精选》、《酒国》、《食草家族》、
《白棉花》、《红树林》、《月光斩》、《老枪•宝刀》、《会
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传奇莫言》、《莫言散文》、《莫言中
篇小说选》、《莫言王尧对话录》、《战友重逢》、《蛙》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仅以其《红高粱家族》为例，探讨中国传
统文化对莫言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 《红高粱家族》由以下五部
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组成。
这五部作品不论是从题材的表面看，还是从作品题材所蕴含
的意义看，都非常明显地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
响：首先，“红高粱”既代表着莫言对家乡特产的喜爱，又是代
表作者对故乡人奋争历史的熟悉。作者以特定的“红高粱”所代
表的故事作为宣传家乡，再现故乡生活的媒介，这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中热爱家乡思想的继承，而且还是对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一
种继承。其次，《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从题材来看，所有的
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再现。而中国的与其他国家
的有着不同形式的内容和过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有的形式宣传，利用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抗击日本侵略
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题材选择的影响。如，在《红高
粱》这部作品中，大家在中使用的武器都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武器装备：中国古代的土炮、鸟枪等，就连中国特色的农具
铁耙也充当了战斗的武器。特别是作战过程中，农民抗战的特色
更能说明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题材选择的影响了：有的人在埋伏
时鼾声如雷、有人因哑巴跌倒枪走火而出师未捷……
2.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这部作品蕴含的主要思想意义。而对作品
主题影响最深的，或者说对作品主题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应该是
作家本国的传统文化。在上边列举的莫言创作的《红高粱家族》
系列作品中，作家的主题也被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如从题材来
看，作家利用农民抗战的故事来表现作者家乡广大的人民在那场
战争中抗争。但这场发生在作家故乡的抗争与其他抗日题材的作
品一样，题材深处还蕴含着中国文学传统的永恒主题——爱情。
不能说所有的中国的文学作品都要表现爱情的主题，但却可以说
爱情的主题可以渗透到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中。 在小说 《红高粱》
中，作者虽然选择的抗战题材，但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却表现
了中国传统的爱情主题。这也就是说，是故事的主要内
容，但在主要内容中，作者却通过具体的事迹表现出“我爷爷”
与“我奶奶”那段惊世的爱情传奇。
3.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创作方法的影响
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创作方
法中，外国文化中的怪诞的表现方法对莫言的创作影响最大。虽
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怪诞的表现方法，或者说怪诞的创作方
法，如《聊斋志异》等，但细读莫言的作品，外国文化对其怪诞
创作方法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如在莫言作品《杜小雷》中，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这样可怕的情景：小说主人公的妻子，因为不
孝，把一只蜣螂放在了自己婆婆的碗中，这本来是一件生活中的
琐事，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怪诞的结局：杜小雷的妻子因为自
己的不孝的行为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老天爷把她变成了一个半人
半猪的怪物。杜小雷妻子这种怪诞的变化，足可以说明作者的创
作受到了西方怪诞创作方法的影响。因为作者曾经对自己这样怪
诞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语：“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
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
响?我的小说在八六、八七、八八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
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见新浪网，著名作家莫言作客
新年流访谈实录，2003.08.06）
外国文化中的怪诞对莫言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首
先，外国文化中的怪诞表现在莫言利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人物形象
上。在莫言的作品《檀香刑》中的主人公赵小甲就是这样一个怪
诞的人物形象。赵小甲的怪诞表现在他对自己父亲的迷恋上。迷
恋自己的父亲本无可多议，也谈不上怪诞，但赵小甲的父亲却是
与众不同，他是一位刽子手。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不迷恋自己年
轻貌美的妻子，却一反常态，迷恋自己特殊行业的父子，这不能
不说是一怪诞的行为。更为怪诞的是，赵小甲还能推断出当时官
府的衙役是由大灰狼变成的，轿夫是由驴变的，更可笑的是县太
爷是由一只白虎变来的……再如在《红耳朵》中，作者不仅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具有怪诞
长相的主人公：王十千的耳朵大得吓人，但其耳朵还比较灵敏。
更为怪诞的是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梦见了一个大耳朵的
乞丐， 当他出生后， 这个大耳朵的孩子还专门和长工生活在一起。
在算命的先生发现了他的大耳朵后，他的命运出现了奇迹般的变
化：上学堂、沦落为乞丐……
其次，作者不仅利用怪诞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他还在自己
的作品中， 利用怪诞的表现方式突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 在 《丰
乳肥臀》中，上官领弟因为自己的爱情鸟丢失了，而把自己幻想
成一只鸟。 不仅具有鸟的外形， 还有鸟儿那样轻盈的动作：“……
她跳上石梅树梢， 把柔柄的树枝压得像弓一样。 母亲急忙去拉她，
她却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
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我家草屋的屋脊上。她的动作轻盈得令人
无法置信，仿佛身上生着丰满的羽毛。她骑在屋脊上，双眼发直，
脸上洋溢着黄金般的微笑……”
在这里，作者把怪诞的创作方法可谓是发挥到了极点。主人
公不仅有怪诞的想法，而且还有怪诞的行为，更有趣的是人物怪
诞的行为还带来了怪诞的结果。即读者对作者这种怪诞创作方法
的认可。
再次，怪诞不仅是作者莫言用来创作人物形象的手段，而且
作者还利用怪诞的创作方法，在人物形象上寄予了对社会问题的
关心，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当然了，这种关注是
基于怪诞手法中的一种关注。在莫言的作品《球状闪电》中，小
女孩蛐蛐利用自己怪诞的“飞”不仅为家挣钱，还引起了众多的
人对她“飞”这种怪诞行为的效仿。而且还把“飞”当成了自己
谋生的手段。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利用“飞”这种怪诞
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贫困”的一种关
注。再有，近亲结婚的事实，造成了社会生活中诸多怪诞事情的
发生。作者莫言利用社会生活中诸多的怪诞事实，表现出对近亲
结婚这种现实的关注。
可以这样说，作者莫言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他为我们创作
了众多怪诞的人物形象，再现了这样人物形象怪诞的行为和怪诞
的命运与怪诞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
响表现在作者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在作者对作品主题的提
炼上，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当然了，中外文
化早就开始交流并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很难把这两种文化
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截然分开阐释，但这两种文化对著名作家莫言
的影响却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刘广远，王敬茹.莫言研究综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3.01.30.
[2]王春林.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J].山西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01.05.
[3]费立军.莫言小说的怪诞书写与价值[D].延边大学,2012.06.
作者简介：
张磊，女，1984年7月出生，讲师，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外文学。
篇5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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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唤起民众,在引进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使发轫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始被引入了中国,这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2发展与滞缓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比较文学出现了一个小,先后问世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和很有影响的论文。1949年以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1949～1965年,主要受前苏联“一些思潮”的影响,致使比较文学发展处于阻滞状态;1966～1976年,“”时期,整个文坛处于荒芜状况,根本谈不上比较文学研究。
1.3复兴阶段
1978年,中国大地万象复苏,这为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条件。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篇》1979年的出版为标志的,从此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揭开了比较文学复兴的序幕。中国的比较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发展蔓延,其队伍的人数与素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大大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
1.4蓬勃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理论探讨和研究。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家曹顺庆等专家积极呼吁建立“中国学派”,并且对“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和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第二,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世界同行刮目相看,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时,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完全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扩大了与国际的交流。
2发展前景
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除了对学科的常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外,特别在以下几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也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2.1文学人类学与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来发展最充分、成果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学者在治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后写出不少中外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系列丛书、专著和文章,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位置、价值、发展进程都有了更为准确的评价。在以后的研究中必须更加重视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文学和口传文学,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礼俗等的文化整合功能,逐步完成从仅仅局限于文学性和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式,走向对文学的文化语境还原性研究范式的演化。
2.2比较诗学的新进展
世界进入后现代时期,比较诗学有了根本的改变,新的比较诗学力求突显原创。诗学、国别诗学、民族诗学在理论及美学价值上呈现出来的共通性、普遍性与世界性的同时也要追寻不同诗学的差异性、特殊性与民族性,进行解释学的视域融合,最终汇入到多元化的流动性的世界诗学的潮流之中,形成以本土特色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新诗学。
2.3海外华人文学与流散文学研究
海外华人文学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和侨民文学创作群体。“流散”一词原意最初是指犹太人被动流散世界的现象,中国学者将“流散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将其视为比较文学研究之新领域。中国比较文学界聚焦诸如华人流散文学的文化身份追寻、中华文化意识及其与当地本土文化意识的碰撞与交融、华人流散文学的边缘性与世界性等的研究,数以百计的著作和大量学术论文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深化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话题。
2.4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观念的更新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由于有了译介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才使人觉得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对象、目的、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从而可以纳入比较文学范畴,并规范了从文学、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的途径。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发展本土的语言。
2.5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从西方学者借用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乃至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剖析阐发作家、作品、情节与人物形象,从中得到颇多启发。多卷学术辑刊已陆续出版,其作者队伍扩展到宗教学、哲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业绩显著。
3发展中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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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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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金秋时节，纽约气候宜人，风光无限。我来到已经走过250年漫长岁月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禁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两个半世纪以来，哥大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有众多的海外各国留学生在此读书深造。近百年来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学术界的那些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在少数。随口数来，即有、冯友兰、张伯苓、蒋梦麟、蒋廷黻、陶行知、陈鹤琴、顾维钧、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几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今，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现代的校园，不时会迎来华族学子自豪而又惬意的笑脸。可以讲，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文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鉴于此，结合该校创建250周年的隆重庆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
讨论会共收到近40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学术、为人、社会贡献及其与在哥大受教育的关系，其中有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有学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法学、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之丰富，涉及人物之广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就是哥伦比亚太学的毕业生，他们重返母校，回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探讨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联系，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内容丰富，新意迭出，让人眼界大开，可以讲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学生研究开创了一个极好的新途径。从中国留学生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开启了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学生的论著出现，但并没有形成气候。20世纪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约下，留学生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推进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带动下，留学生研究逐步“火”起来了。到2000年前后，不仅研究的论文、专著成批涌现，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创新，研究的群体队伍也初步形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近两年，在香港、纽约、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开了5次规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困难很多。哥伦比亚大学这次研讨会以一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的平台，中美学者坐下来在一起做认真深入的探讨，应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好方法。以往我们按国别、按地区、按社团、按事件，按学科等来研究留学生，成果颇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会议按学校来研究的方法则更进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对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牌大学加以专门的研究探讨，无疑会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与此同时，中国选派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也可对那里出国和回来的留学生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假如这些重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梳理清楚了，留学生的研究自然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还应该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学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留学生，不仅使留学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会增强我们从中外文化的双重视角或曰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来解析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和行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客观地讲，中国留学生本身就是受母体文化和异体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识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土”“洋”互动的结果。一般我们讲中国留学生学贯中西，就是指他们的文化结构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说他们是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留学生的研究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有世界意识。在这次哥伦比亚太学的中国留学生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研究肯定是“夹生饭”。所以应该呼吁和倡导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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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角色塑造和创作背景的教学中，还可以增加基于自然观察者智能方面的设计。如，对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画像、照片、雕塑以及作品中涉及的地点、景观、自然现象等添加基于自然观察者智能方面的设计，利用计算机实现三维虚拟再现，这些可以让学生与虚拟的自然界互动，如利用三维虚拟空间的方式再现圣保罗大教堂、白金汉宫、西敏寺诗人角等，让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培养观察自然的智能。
二、强调整体性
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导向，英美文学课程设计应该对多种智力领域一视同仁，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运用、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智力。首先，建立文学语料库，丰富及多样化学习者的欣赏资料。比如，在讲授美国浪漫主义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致海伦》时，学习者不仅可以在语料库中观看《特洛伊》的电影片段，可以阅读诗歌评论及相关的学术论文，还可以从语料库中找到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海伦原型的动人故事，从而进行拓展阅读。
其次，建立中外文学比较分析库，让学习者以中国文学为参照体系来分析、衡量外国文学中的文化思潮与文学现象，从而更准确全面地评价中外文学的价值。如，对华兹华斯的《水仙》与陶渊明的《饮酒》进行平行阅读，从而对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眼中的自然与中国诗人、著名的归隐田园诗人眼中的自然；以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为切入点，对比阅读《天路历程》与《西游记》，更深入地理解英国文化中的基督徒的救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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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现状分析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有百年历程，很多学科中外国文学已经是非常特殊一个部分，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理论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和非常重要话语资源，不断推动中国学识和整个文化发展转型。但是整个体系中对于外国文学进行学术长期研究，不断进行引进、描述和介绍，都很难超越西方学界研究水平和话语思维模式。各国文学学术中对于历史学、文艺学、古典文学和现代学科都进行一定全方位和多角度分析，外国文学界脚步却稍微滞后，经过十年来语境和经典作家学术研究，不断总外国文学研究中建立中国文化建设学术体系。目前学制中规定外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是诸个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比较文学范畴，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实践也一直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一个是语种文学，另一个是世界文学，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集合体。
三、阶级话语的滞留
话语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话语之间必须是要经过一番斗争，历史并没有因为政局突变而瞬间转变，意识形态继续控制着思想文化，旧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模式依然非常盛行。话语历史中文学、学术和艺术是一个整体内容，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文学争议的共同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在这场讨论中外国文学学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外国文学界也经历两次讨论，和学科相互之间也进行相互融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最初都是通过翻译进入到中国学界视野，这两种话语也以不同方式出现，代表着不同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外国文学界当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动地进行话语输入，更多的是做了某种过滤和想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外文学界对于相应话语不同解释，都是能够很好呈现外国文学变化的。通过对于外国文学不断研究，新世纪学界面临很多问题，都是沿着一定轨道进行一定发展的，学术评价制度也日益不断规范化和数字化，导致学术研究生产性不断增强，外国文学的话语地位也远远不及以前，随着理论热潮思想转变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外国文学研究也变得多元化，研究实践也不断呈现文化转向的大趋势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发展外国文学的理论价值和作用，不断促进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起到借鉴作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达到中西融合，使得西方优秀的文化能够很好融入到中国文学创作中，起到一定启发性作用，更多是为了能够很好提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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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陈军的论著《建构与解构：文艺学美学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简称《建构》）是作者近十年文艺学美学研究成果的辑集，它展示了作者从“入门”到“成熟”的学术历程，也突显了作者面对纷繁芜杂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所进行的独立、细致、深入的理论思考。
（一）
不同学科的交叉相接之处，最易是学术创新点之所在。著名学者杨义在接受访谈时说，“做学问应该是开放的，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放进另一个知识系统……放进来之后我就要对话，智慧是在交叉中升华的。学科的进展往往是一种学科视野中增加另一种学科视野，产生了对话关系，生成了新的学思空间”1，“以一种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一些新领域和各领域的交叉处投入尽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体验，是会获得应有的长进的”2。陈军以其刻苦努力验证了杨义先生话语的正确性，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实写作、成绩喜人。《建构》中的《生态美学与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生态美学”进行交叉研究，《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中国古典戏剧”进行交叉研究；作者通过学科的交叉与碰撞，溅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会学的概念，还是心理学的范畴，这本身是一个较难把握的概念。但是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入思起点，陈军立足于文艺学美学，以现代性之眼来观照文艺学美学，最终落脚点仍在于文艺学美学。关于生态美学，作者针对纷繁的现代性概念，在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二维之间沉思，“展开对生态美学与现代性关系的初步观照，以期获得生态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理论研究，则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下，探索其中蕴含的现代性因子，力图激活古典文艺理论的当下活力。这样的交叉研究，确实拓展了学思空间，开阔了理论视野。
类似的交叉研究还体现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饮食化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作者敏锐地察觉到饮食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挖掘了古代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渊源，探索了以饮食喻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又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异同；作者又以戏曲为个案与专题，就其与饮食的关系展开研究，二者交叉之处有无尽的美学风蕴与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视野开阔、学思敏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两个或几个领域相当熟稔，这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奋扎实的探研。作者能够在饮食与文艺的交叉处展开富有意趣的理论探索，那和一段“长达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4有关，这是时间的打磨与理论的积淀。学界倡导“两条腿走路”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正是提醒学人在两个或多个知识领域中同时投入精力，都尽量达到熟稔的程度，这些知识领域的积淀，对以后个人科研的理论创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军在曲论和文论之间的交叉研究，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二）
对于文艺学美学研究而言，原典细读具有突出价值与重要意义。但是近十余年来，相当数量的文艺学美学研究生逐渐丧失了阅读原典的兴趣与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类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给人们的偷懒造成客观的条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阅读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导致学子们就业取向较为多元，致使部分初学者的学术兴趣、学术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减。然而，原典细读问题却正是未来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考虑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陈军《建构》一书中的相关论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读书期间的课程论文，经过多番打磨，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对于青年学子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一切成绩，正是在原典文献中探微索赜的结果。不畏学界陈说，一切从原典细读中得出观点与结论，是作者的为学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览，并且详细做了几大本读书笔记，于是诞生了一批优秀论文，《论“本色”与“当行”》、《论亚里士多德之悲剧观》、《中西古典戏剧观众观之比较》等，题目似旧，其文实新，作者在中西比较、古今对接的理论视野中，加入个人的思考与体悟，新意丛出，文采斐然，难就难在面对人人可见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读，在研读时，能否有美学的慧眼、文论的烛照。
陈军的特长还表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赏鉴能力。正如作者经常临摹古代书法大家而具有较深的书法造诣一般，他很喜欢阅读古今文学作品，并具有批评和赏鉴的灵根。《建构》中多篇论文所体现的建构与解构精神，就与对文学艺术原作的灵性解读有重要关联，《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读即是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说“方法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但我们治学仍应从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是深识甘苦的话”5。在学术之路上，不可避免会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而心领神会的理论原典细读，以及富有个性和体温的文艺文本的灵性解读正是突破焦虑、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陈军的成功就是经由原典而发出自己声音的良好例证，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三）
材料详实、思辨细密是陈军《建构》一书的又一特征。凡学者为文，或文献资料极为详实，而失之于理论思辨的欠缺，或理论建构较为严谨，却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两者的巧妙结合无疑是最好的。张伯伟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献是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从文献出发，最终从中抽绎出自己的理论来”。6这对于当今的青年学人而言，无疑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建构》一书中的第四编为教材研究，题为《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管窥》。正如作者所说“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与反思，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7，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众多，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繁多，一般人会觉得很难出新，而陈军以理论问题为抓手，围绕问题几乎穷尽所有研究资料，然后就材料进行细密的分析与解读。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理论教材，作者名为“管窥”，实是以问题之眼窥视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作者选取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文学分类术语问题”、“体裁与文学作品形式构成因素的关系”、“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作者搜集资料甚为详尽，单以上述第三个问题为例，作者就“三分法”称谓上的不同，分成十三类进行列表分析，每一类又把文学理论教材罗列出来，并列表展示其具体表述，所涉及的文学理论教材多达200余种，分类精准、统计细密，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此详实的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并没有淹没作者的理论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这一问题为例，作者在对分类名称进行整理统计之后，接着分析了各文学理论教材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它们关于“文学分类标准”的观念是怎样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进行理论反思：坦陈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与混乱，从共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所占的比重、从历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表现，最后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根基与缘由。这一系列推演充满了理论的厚重和思辨的轻灵，使读者从详实的资料中脱身出来，获得了明晰的结论。
综上所述，陈军《建构》一书纵横于文艺美学、文学基础理论、文艺学方法论、审美文化研究、文学评论等领域之间，既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甘于寂寞与勤奋扎实，又有前沿学术探索的理论锋芒和思想闪光。同时应该指出，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某些学术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充实，这也是其他很多论著所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苛求作者。《建构》一书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该书在较大程度上彰显了新时代学人的理论特色与年轻锐气，对于当代文艺学美学青年学子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贸然之为评点，唯愿文艺学美学学科未来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与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安文军.材料·视野·方法——杨义学术访谈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
篇12
早在专业名称变更之前，很多学者就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定位以及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播能力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亓华提出“汉语国际推广绝不是推广和传播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应当是以汉语为载体，以教学为媒介，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把汉语与中华文化一起推向世界”。李凌艳认为，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背景下，国际汉语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理解和知识拥有，与汉语知识的功底同等重要”。国家汉办2007年研制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五大模块中第二模块即为“文化与交际”，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两部分内容，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教师能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将相关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激发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其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教师应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理解汉学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交际对语言教与学的影响，并能够将上述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
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该专业毕业生基本流向主要有三个方面：在国内或国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从事对外交流工作或在企业、公司、银行等从事翻译、文秘工作；继续攻读与专业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不论哪个方向，都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另外，根据有关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能力的调查，很多志愿者教师存在心理调适与跨文化适应能力薄弱、跨文化施教能力不足、文化传播能力欠缺的问题。这些情况的反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不可或缺。
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传承”，二是“传播”。“传承”需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和学养的积淀，是对中华文化精髓和发展动态的理解与把握；“传播”需要的是理论的指引和技巧的运用，是对传播规律的尊重和对传播效果的追求。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应从文化知识学习、文化技能掌握、文化素养提升、传播能力构建四个方面着手。
一、文化知识的学习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必须系统掌握中华文化常识、世界文化常识、汉外文化对比等基本知识。
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要在掌握基本脉络的前提下，突出中华文化特色，包括民俗文化、人文地理、饮食文化、哲学智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文化知识的学习包含着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认同三个层次。很多人觉得我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是潜移默化地自然习得的。其实，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学习，身处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依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具体表现为知识面狭窄，对于母语文化的认知停留在器物、民俗事象等层面；理解不到位，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不能准确把握；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或盲目坚守文化自大，或在强势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文化情感立场的坚定性。所以，对于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华文化知识，除了要在知识层面得到提升外，还要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恰切理解和理性认同。
世界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在于获得与中华文化进行参照比较的相关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化常识，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更要了解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要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知己知彼”，以顺利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文化知识这部分课程的学习，着眼点应放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与对话上，教学内容要做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文化知识类课程在设置上要坚持整体性、渐进性的原则。整体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容上既要相互关联，又要避免重复。教学单位应对本科阶段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使用进行整体观照，把握课与课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任课教师之间的协同合作。比如“中国简史”与“世界简史”两门选修课可以考虑同期开设，让学生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外历史大事同时纳入视野，共同观照。甚至还可以将两门课程合二为一，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大框架内，便于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渐进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要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古到今、从内到外最后再对比的顺序来设置。比如“中外文化比较”课，必须在学生先学习“中国文化通论”与“外国文化通论”两门课后才能开设，只有先熟悉了进行比较的内容，“比较”才会有效进行。
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注意古今平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固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是因为对中国现实的文化状况和发展态势感兴趣才选择学习汉语的。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有助于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有助于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助于他们规划未来事业的发展方向。在2013年举办的“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价值应用与传播路径”论坛上，专家们提出：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因而，作为未来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必须加强对中国当代文化内容的了解与把握，包括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影视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
二、文化技能的掌握
知识是技能的基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在学习中外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掌握过硬的中华文化技能。文化技能的训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能力。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华才艺”作为一门必修课承担着文化技能训练的重任。中华才艺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貌的才能、技巧与艺术。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象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华才艺形式多样，传统的中华才艺有书画、舞蹈、太极拳、武术、戏剧、相声、中国民间工艺（剪纸、中国结、泥塑）、中国传统乐器等；现代的中华才艺由传统才艺发展而来，包括中国歌曲演唱、中国菜烹饪、诗歌朗诵、小品表演等。在海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才艺深受汉语学习者的欢迎和喜爱，几乎所有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都把中华才艺作为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兴趣、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手段。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精通汉语、熟悉中华文化、拥有中华才艺的国际汉语师资十分紧缺，因而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中华才艺课的设置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才艺”不是简单的一门课程，而是贯穿本科四年教学的一个课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核心课程，又有辅助课程。一般来说，适用于海内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才艺形式，往往具有展示性强、入门快、效率高的特点，在汉语课堂中，书法、剪纸、中国结、太极拳四种才艺形式应用最多，因而可将这四种内容作为才艺教学的核心课程。其他如传统乐器、舞蹈、戏剧、茶艺、烹饪等内容可根据教学单位的具体情况选择性开设。“中华才艺”也不是孤立的一门课，它应时刻与其他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积极互动。比如，中华才艺课与外语教学相结合，让学生练习如何用外语教剪纸，如何用外语教别人包饺子。中华才艺课与教法类课程也有交集，我们的学生不仅要学会才艺本身，还要学会如何教授这些才艺。
中华才艺课的教学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作为一个贯穿本科四年的课程体系，中华才艺课的教学不能只集中在一两个学期，也不能只局限于课时之内。一门才艺的学习，需要不间断的训练，在有限的课时内能够学到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技巧，只有在课外进行大量的实践，才能避免“学得快、忘得快”情况的发生。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必须考虑到才艺课自身的特点，有意识地拉大教学间距，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艺课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安排课时和师资，保证课程格局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考核方式上，要杜绝简单随意、上交一份作业即可过关的传统方式，采取“平时作业+‘滞后’考核”的新模式，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延长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才艺课程的作业或作品是学生平时学习成果的反馈，有了这些反馈，一门才艺学习结束之后就没有必要马上进行考试，而是应给予学生更多练习和实践的时间，到中华才艺课程全部结束后，再依开课顺序集中考查以前掌握的才艺，这样才能确保课程的连续性，有效督促学生常学常练。在实践模式上，要充分发掘校内的实践机会，同时努力搭建面向社会的实践平台。例如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成立才艺兴趣小组，老生带新生，专业带业余，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水平；鼓励学生开展才艺展示活动，将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纳入该项课程的考核之中；利用留学生教育资源，积极为中外学生搭建互学互助桥梁；建立中国文化体验室，为中华才艺类课程提供专门的场地，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扎扎实实掌握几项基本的文化技能，为将来从事汉语教学、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奠定牢固基础。
三、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素养不同于文化知识，它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气质和精神。文化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我学习、自我陶冶、自我领悟的过程，是以文化知识的积累为基础，经过吸收、内化和融通，最后转化形成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文化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濡染和熏陶。
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首先，鼓励学生发现中华文化之美，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由衷热爱。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体会汉语的音韵之美、文字之美、篇章之美。只有让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让他们热爱、熟悉中国文化，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他们才能在今后的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自觉地传播中国文化。一位国际汉语教师，对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充满挚爱，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这首先就会赢得外国学生的尊重和敬意。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增强文化判断力，积极应对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坚定传播者。
其次，以文学为突破口，通过经典阅读，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加深其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具有文化深度和国别特色的艺术手段，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信息的载体，文学教学具有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针对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文学教育目的有：1.激发学生的文化兴趣，启迪审美感悟，提高文化品位；2.帮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其中以中国文学为主，以外国文学为参照。中国从古至今优秀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即使只取一瓢饮，也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教师首先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做一个概括性梳理，让学生有整体的把握，然后再根据学生兴趣和教学需要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必修课课时有限，可以考虑增设选修课，如“文学名篇选讲”“中国典籍选讲”等，以鉴赏为主，课上多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文化观点，同时加强课外辅导，为有兴趣的学生进行专项研究提供指导。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开设了“文化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课程，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
第三，积极拓展课内外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走进文化，感悟文化，提升素养。文化知识的学习以记忆为主，文化素养的提升以体验为主，经典阅读让学生感受到了文学之美，然而跳出书本则需要学生在广阔的现实世界中获得切实的文化体验。无论在课内还是在课外，我们都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文化体验活动，使他们在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课堂也能变成身边的文化展示和体验基地。例如定期组织文化讲座，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请过来，与同学们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根据学生不同的乡土文化背景，让学生准备小型的文化讲座，介绍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布置文化选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最后在课上将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等等。文化体验还要走出课堂，结合各培养单位所在地的情况，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遍特点，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地域文化是进行中华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它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起着重要的文化浸润作用，以往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大中华文化的教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不足。文化考察不一定局限于名山大川，文化体验也不一定只是参观名胜古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有代表性的工厂和企业，有自己的博物馆、纪念馆、老街区，带领学生去这些地方参观考察、学习体验，了解当地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饮食、民居、服饰、民间艺术、生活习惯等，使学生在体验性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理解，进行文化思考，最终转化为个人的文化素养。
四、传播能力的构建
这里所说的“传播能力”涵盖了跨文化交际和传播两方面的能力。“传播”和“交际”来源于同一个英语单词“communication”，二者含义大致相同，但在使用时各有侧重。“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活动，社会传播主要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类型。“交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意见、情感、信息交流的过程，它与“人际传播”的含义比较接近，因而，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交际”指人际传播，用“传播”指面向群体的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国际汉语教师在海外传播汉语及中国文化，不仅要实现有效的人际传播，还要借鉴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方法，积极开拓多种传播渠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文化传播与交际”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但是，传播能力的培养仅仅依靠一两门课程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整合各类课程的中外文化要素，发挥课内课外的共同作用，才能让学生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情境中获得相应能力。传播能力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跨文化意识”是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理解、接受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跨文化意识要求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具有的文化属性，也要认识到他人的文化属性，并去认真探究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地理解交际对象的行为。培养跨文化意识，重点在态度和情感层面，必须提高个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理论之外，更多地来自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体验和感悟。
第二，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相关理论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同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学习传播学原理，但是有关交际与传播的基本知识和具体策略必须掌握。要引导学生意识到作为国际汉语教师，自己即是传播主体，应该根据当地的环境和受众心理与需求，选择适宜的传播媒介，尊重传播规律，排除“噪音”干扰，提高传播效果。只有传播主体素质高、能力强，传播媒介使用恰当，受众才能全面了解传播信息，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部分内容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比较陌生，需要专业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第三，借助案例分析法，帮助学生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对接。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促使学生学以致用。教师依据教学目的和要求，以真实案例为素材，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提高文化差异敏感性和对待异文化的调适能力，从而达到培养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的目的。案例分析不能浅尝辄止，应该有量的积累和质的保障。教师通过认真筛选，不仅要选出适合学生水平、与所涉及理论相关的典型案例，还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社会热点，不失时机地将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例经过整理引用到课堂中。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际冲突发生的原因，获得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案例分析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四，创造实习实训机会，增加学生跨文化传播的实战经验。学生在了解既有交际规约和掌握一定传播策略后，还需要亲历跨文化情境，才能对文化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建构自己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一般来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实习单位的确定有两个途径，一是学校统一安排，二是学生自主解决。各教学单位要积极开发多种实习形式，如建立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模式或与其他高校国际交流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合作协议，与对外汉语教学培训机构或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尽量让学生走出去，接触异文化，并适时给予实习指导，完善实习评价体系，避免实习流于形式。由学生自主解决的话，应注意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另外，文化传播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实战训练。作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参与或负责策划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引导学生根据不同国别、不同教学对象设计相应的语言文化传播方案，注重传播的个性化、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探索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学对象的传播模式及策略。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化知识、过硬的文化技能、深厚的文化素养，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和出色的文化传播能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为中华文化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创新团队”[批准号：WT2013009]、大连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培养模式构建”[项目编号：2014-RCY-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亓华.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观念的转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李凌艳.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海外汉语教学师资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06，（6）.
[3]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4]丁芳芳.文化差异的解读――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案例分析[A].第十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篇13
教师的文学理论素养也不容乐观。无论是高中的语文老师，还是大学的外国文学课程老师，如果没有一定的西方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哲学、心理学、乃至美学等基础，自身就很难读懂外国文学作品，更谈不上引导学生理解和感悟。况且，大多数老师对外国文学名著，尤其是现当代作品阅读甚少，恐怕所知也仅限于高考范围内的作品。
换言之，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外国文学教育无论“教”与“学”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教师的教学方法普遍陈旧，教学观念相对落后，自身的外国文学素养有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非常淡薄，文学基础相当薄弱，历来的学习方式需要改进。我们主张从“教”入手，切实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让他们能够自主阅读，鼓励他们多元化理解，提高他们的感受力、领悟力。
二、策略
（1）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理论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它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此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学习的含义”和“学习的方法”两个方面。
关于学习的含义，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教师、同学等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因此“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成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协作”贯穿于资料收集、假设验证、成效评价等学习过程的始终；“会话”是完成协作不可缺少的手段和环节；“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要对事物性质、规律及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建构起较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最终长期储存在大脑中，形成个体的认知结构。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意义的能力。
关于学习的方法，教师是指导，学习者才是中心，也就是说，强调学习者的主体认知作用，同时不忽视教师的辅助作用。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探索、努力发现，主动搜集资料、积极提出假设，把当前的学习内容尽量与自己已建立的知识结构相联系，并认真思考。因为，这种“联系”与“思考”正是意义构建的关键。如能将之与协作学习、交流讨论相结合的话，则建构意义的效率会更高、质量会更好。同样，教师要成为学生建构意义的帮助者，就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恰当的情境、组织协作学习，提示新旧知识的联系，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纠正错误，引导学习朝着有利于意义建构的方向发展。
总之，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
基于上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内容，教学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发挥首创精神、实现知识外化和自我反馈；第二，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通过“同化”与“顺应”达到对新知识的意义建??；第三，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即整个学习群体共享知识的意义建构；第四，强调对学习环境的设计，使学习者能在其中进行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第五，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习”，迫切需要教师提供帮助；第六，强调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一切活动都要从属于这一中心。
（2）教学改进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结合我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提出三种教学方法：研究学习法、比较阅读法、迁移阅读法，以期对学生的外国文学学习有更大的帮助。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研究学习法就是让学生进行独立的脑力劳动”。也就是说，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学习专题，以个人或小组方式进行自主性、探索性学习。外国文学内容庞大，流派众多，风格多样，名篇荟萃，导致学生理解有一定难度。我们的做法是，给学生列出一些专题，例如爱情、生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这样的话题，让他们从中选择感兴趣的，以小组为单位，在课下查找资料、分析总结，定期在课堂上进行专题讨论、小组汇报。这样就把课堂延伸到了课下，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了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他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扩大了知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