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本土化管理论文实用13篇

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本土化管理论文

篇1

谈到本土化包装形式的概念,笔者认为应从不同的层面和意义上进行思考相应的实践对策,从而体现商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消费的价值。首先,把“本土化”的“土”提升到概念层面,立足本土,突出本土,把“土”的形象做到位。其次,把“本土化”上升为传统的包装形态,使其孕育于传统的营养之中,更加趋于完美。然后,把“本土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及审美方式相结合。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互补关系,尤其在精神领域中,地域文化的基因总是与现代文化紧密地融合着,并且在融合过程中衍生新的形式。

2、本土化包装的设计观念

·本土化设计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本土化包装设计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呼吁国际化、全球化设计的今天,如果把这种方法视为振兴设计的唯一途径,很可能会偏狭于一隅,使我们的路子越来越窄,使我们的思路也更加局限。本土化设计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而继承只是取决于物质内容的承接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要面对时代的新内容,面对各个领域的变革,从而指导我们设计的新发展。

·本土化设计应突出本土文化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文化,更没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民族的精神、气质,民族的风俗人情,民族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使我们终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民间美术其质朴实,其情真切,不仅体现着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也体现着民族的喜闻乐见和审美情趣。因此吸收民族特色,表现乡土风情,反映出中国特色包装是包装设计发展的必然。

在包装设计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包装设计思想、风格在本土艺术和本土材质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包装设计的指导作用。“阴阳和谐”,“天人合一”,“情理兼顾”,“真、善、美的统一”等等,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精髓,是土生土长的民族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想已经渗入,贯穿于我国包装设计的整个过程。如战国的神奇和浪漫;秦朝的厚实和庄重;汉代的简历、仙风拙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其包装风格“清瘦”和“宽怀”并举;“仙气”和“佛光”互映;隋唐时期的“雍容华丽”、“大度丰满”;宋代的自由、理性、淡雅;明代的简洁、大气;清代的精、繁、丰富、艳、俗;所有这些理念,都是我国本土文化的民族精神。

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内层的设计文化理念到外层的物质设计形式,都表现包装设计应有的物质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包装设计中,做到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才能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包装思想和语言形式。也才能增强我们本民族的包装设计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对世界的衍射力。

·本土化设计是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基础

市场永远是衡量设计成败的度量衡,没有市场的设计永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设计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的需求为切入点,以满足不同消费特征为设计目标。由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的需求,为了能满足国际沟通的需求,设计中必然要求寻求国际共通的表述语言,对商品信息的认知和形成共识性,这就使民族图形的国际化成为必然。

在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包装设计是产品外观的必要元素,承载着信息沟通的重要作用,自然要求寻找国际共通的视觉语言。其次,是现代设计多元化的需求。现代设计国际化的格局是以国际主义设计为主导,多元化、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在设计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下,本土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性形象的国际化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最后,是本土设计现代化的要求。国际化的内容除了传播功能追求共识性、表现形式、追求国际特色,还包括审美功能的国际化,也就是包装图形设计要符合国际审美标准,能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和接受。地方民族图形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形式美感的技术表现很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使用现代的审美标准重新演绎新的民俗图形,也是国际发展趋势的要求之一。在现代设计中,真正本土化的作品,应该是既蕴涵民族特点,又融合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是本土风格与现代意识的统一体。

·本土化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向国际化

国际化是本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同地域性文化的共同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千百年的悠久历史了,诸如赛龙舟、舞狮舞龙、扭秧歌等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节日艺术,它们带来的那份喜庆与欢乐是不能用其他形式所取代的,它们凝结着富有民族情结的审美情趣。包装设计者采撷这种种艺术之花,运用到商品的包装中去,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亲切感。在自己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挖掘设计素材,通过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使本土的设计特色让世界了解、认识、接受。从而,将本土特色转变成世界特色,将本土化设计转变为国际上均能接受的设计风格。

篇2

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概要及在我国的规范化实施

1.企业风险管理(ERM)理论的一般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终形成,是由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标志文书是《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RiskManagementIntegratedFramework,下称《整合框架》),这个框架是迄今为至企业风险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概括。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经由企业当局广泛参与,对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多要点掌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的8个核心要素,即,目标设定、内部环境、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回应、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和持续监督,这8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有4个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理想的ERM框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增加股东价值,以共同的语言和要素安排,落实企业的上述4项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紧密的支持与保证关系。

2.企业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央企业的初步实践。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国资委根据《中a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成为中央企业风险管理的权威指导文书。之后,一些省市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对《指引》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化。《指引》所称企业风险,包括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体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

《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流程描述,与《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体相同。它将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一是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确保企业内外部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规;四是通过企业制度安排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五是建立针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提出的4个目标。它将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区划为收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实施解决方案和监督改进等5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中的企业风险管理8大基本要素。二、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找到切合实际的本土化切入点

一方面,通过对《指引》的解读可知,与国资委以往出台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过去国资委颁行的大多数文件都是在对企业大量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而《指引》则正好相反,它来自于成熟的理论,而且主要是国外的成熟理论,先于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央企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既有体制、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和企业员工队伍、管理当局的素质水平等,这决定了不同的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各自企业主要经营管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来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实践。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组织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都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的,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没有统一具体的模式。它要求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营造风险管理的氛围,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可见,无论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指引》,都没有为中央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给出一个具体的、可以搬来即用的药方,所以,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央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是当前我国中央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气氛和合格主体

一般讲,一个良好的适合于特定企业的ERM氛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企业的风险偏好与企业战略有机联系;二是能够保证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企业的股东价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并有强大的企业舆论支持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业各层面有统一的风险语言,和畅通的沟通管道。任何一个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围中由具体的企业成员最终实施的,没有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氛围,得不到企业各层面人员的支持,再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指引》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

参考文献:

篇3

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主体,也是一个社会主体。在传统模式下,对企业的考核更多的是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伦理观念的深入人心,现在意义上对企业的考核除了经济指标外,还有其所承担的伦理责任。HRM是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名HR,除了关注企业和部门利益之外,更应该重视员工的利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伦理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关系”管理仍然存在于企业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难度。

二、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的表现

伦理是指,在日常的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伦理在道德层面上要求人们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进行活动,而不仅仅是满足法律的要求。企业伦理,是指企业活动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同时,也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则是指面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在企业人力资源资源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协调,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违背了基本的伦理规范,损害了员工利益。

颜爱民等(2012)立足于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包含4个维度:权利使用、操纵和强制、制度监督、忽视与侵犯员工权益。他强调了在HRM过程中权力的强制性和执行的随意性。本文依据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职能,分析了主要职能过程中的伦理困境的表现。

1.招聘环节

招聘是企业“招贤纳才”的关键要道,通过招聘,企业可以引进大量优秀的人才,提升企业活力,从而推动企业创新。企业在制定招聘标准的时候应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但实际上,招聘过程中的歧视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比如,对女性的歧视,一些企业在招聘要求上明确写着“只限男性”。同样,尽管国家大力鼓励福利企业的创办,但人员招聘中歧视残疾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另外,为了招聘到优秀的人才,企业会过分的夸大自身优势,给出“虚假承诺”。

2.培训环节

企业对员工或者管理人员实施培训,除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企业文化及规章制度之外,通过培训,管理人员可以学习他人成功的管理经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员工可以增强在实践中工作的能力,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但是,部分企业认为培训会增加成本,而且也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减少员工培训。另外,培训作为激励员工工作的方式之一,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企业在选取培训对象时,更多考虑的是“关系”因素,而不是员工的实际表现和需要。

3.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中绩效考评的实施是对传统考评方式的挑战和创新,这一方式可以激励员工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然而,实际评价过程中,由于考评主体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绩效考评仅仅是形式上的考评或者考评结果与实际相差很大,严重影响了员工工作的热情。在最后的运用环节,高绩效的员工并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职位的升迁也不是依据员工绩效考核的结果,往往中国式的“人情关系”在其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在360度绩效考评结果中,迫于上级的“压力”,下级对上级的评价往往都很高,这也是伦理困境的表现之一。

4.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和绩效管理一样重要。在企业薪酬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对于额外的工作时间不计算工资,导致“压榨”员工工资事件的发生,引发劳资纠纷。另外,一些企业对于内部正式员工和劳务派遣工的薪酬标准是不一样的,“同工不同酬”,这些都损害了员工的正当利益。

5.人员淘汰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很多企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不是想办法团结员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而是实施大规模裁员政策,导致员工失去工作,这是企业的非伦理。此外,对于一些绩效较差的员工,很多企业也是采用直接劝辞或辞退的方法,而不是努力帮助员工改善绩效。

三、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伦理困境原因分析

1.个人价值观的影响

在招聘和绩效考评的过程中,由于招聘人员和考评主体专业知识、个人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很多非伦理。例如,招聘官和考评者会依据自身的经历或者个人爱好去评价一个人,出现“晕轮效应”、“首因效应”等现象。

2.企业价值观的影响

企业文化会直接影响到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念,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对员工的考核和评价也主要是以财务指标的完成结果为主,忽视了对员工工作行为和工作态度方面的考核,导致员工仅仅是关注自己实际任务的完成情况,而忽略了自身应承担道德责任,部分员工为了完成任务,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3.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儒家文化同样也是以“仁”为本,注重“人情关系”。在我国,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庄贵军(2012)指出,关系是指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础性变量。中国是一个“人情式”的国家,关系有时候会远远胜于标准。在家族式的企业中,人员的录用、晋升一般都是以亲近的人员为主,企业内部很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这种非伦理行为容易导致团队冲突,不利益企业内部的团结。

四、本土文化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1.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伦理素质

人是生产和创造的主体,对人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时时维护好员工的正当利益,使得员工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在管理人员的日常培训中,强化他们的伦理观念,坚持以员工的利益为重,关心员工,鼓励员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要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重视自我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帮助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

2.完善企业伦理制度

当今时代,企业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每个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企业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企业的活动。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而且要符合伦理规范。企业伦理制度的完善,要体现在企业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招聘和绩效考评等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符合伦理观念的制度。在薪酬发放的过程中,要切实按照考核结果和具体标准来进行,而不是人为的来随意发放。企业应该实施伦理奖惩制度,对于符合伦理要求的行为给予表扬,反之则进行惩罚,以此来鼓励员工使自身行为更好的符合伦理规范。另外,企业在制定战略目标的时候,除了关注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之外,应该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其纳入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

3.营造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社会风气的好坏会间接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国家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为伦理制度的形成提供法律保障;其次,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利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积极宣传优秀企业的良好事迹,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同时也要及时披露企业的非伦理,通过合理引导使之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推动社会伦理氛围朝着更加良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Kevin C.Wooten.Ethical dilemma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 applic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a unifying taxonomy,and applicable code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2001,(11):159-175.

[2]郭雅丽.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伦理特征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8:26-29.

篇4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参考文献]

[1]J. Habermas(1968/198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 by J. Shapiro). London:Biddles Ltd.,p.308.

[2]Guo-Ming Chen & Yoshitaka Miike(2006). The Ferm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sia: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China Media Research,Vol.2,No.1,1-12.

[3]Yoshitaka Miike(2007).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1-6.

[4]Ronald D. Gordon(2007).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Scholar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50-59.

[5][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Barry Barnes(1980).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Lu Xudong. Beijing:Dongfang Press,2001).]

[6][美]N. R. 汉森(1958/1988).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研究(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Norwood Russell Hanson(1958).Patterns of Discovery: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Xing Xinli & Zhou Pei. Beijing: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of China,1988).]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Benedict Anderson(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Wu Ruiren. 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ress,2005).]

[8][美]彭慕兰(2000/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Kenneth Pomeranz(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Shi Jianyun. 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3).]

[9]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2008).华人本土心理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K. S. Yang,K. K. Hwang,& C. F. Yang(Ed.).(2008).Chinese Indigenized Psychology.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10]黄光国(2006).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Kwang-Kuo Hwang(2006).Confucian Relationalism:Cultural Refle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郑杭生,王万俊(2000).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Zheng Hangsheng & Wang Wanjun(2000).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Dangjian Publishing House.]

[12]杜维明(2001).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Du Weiming(2001). The East-Asian Values and Pluralistic Modernity.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3]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Deng Zhenglai(2000).Refle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4]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Wang Ning & Xue Xiaoyuan(Ed.).(1998).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5]赵晶晶编译(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Jingjing Z. Edmondson(Ed.).(2008).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6]邵培仁(1999).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4),36-41.[Shao Peiren(1999).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College,(4),36-41.]

[17]王怡红(2008).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规范的考量——以1982年提出的“16字方针”为例的探讨.中国传媒报告,7(1),42-54.[Wang Yihong(2008).Reflection on a Lo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Discussing on the Example of “The Principle of Sixteen Chinese Characters” Advanced in 1982. China Media Report,7(1),42-54.]

[1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1-15.[Georgette Wang,Vincent Shen,& Ven-hwei Lo(2002).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Mission Impossibl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70),1-15.]

[19]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1-7.[Joseph Chan(2008). Predica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Why and How to Break. Journalism Quarterly,(1),1-7.]

[20]赵旭东(1999).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2(1),81-103.[Zhao Xudong(1999).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Some Lessons of Indigenou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1),81-103.]

篇5

知识经济的到来,势必会引发我国高校对于人才培养的转变。结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要符合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人才的基本要求。现在,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增强毕业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就有必要将经济学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中。

相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态,经济学教育明显显得滞后,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需要深化,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克服对经济学教育急功近利的倾向,才能建立高质量、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一、经济学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的深化,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尽管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拥有完备的体系,但我国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完全照搬过来。于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经济学体系教育管理论文,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也就成为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同时,经济学教育要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要把经济学与社会实际联系到一起,例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等。经济学教育教学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动往往会引起经济理论的革命。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将何去何从?我国的经济学需要借鉴和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调整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经济学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

1.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不足

很多人说,我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为了研究而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围着政府转的研究怎么写论文。暂且不论这种言论有失偏颇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科研氛围相对浮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科研立项的申请审批制度和对教师的考核、职称评定制度。这种制度下,很多人会为了追求项目数量而失去潜心研究的耐心。

在我国,应试教育是一大特色,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考核评价不全是围绕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而设计的。在这种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往往并不会深入理解经济学知识,因为只靠死记硬背也一样可以考高分,这样就算学了经济学,也不会灵活应用。

2. 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首先是教材问题。经济学以其特殊地位在高等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经管类学科都会以经济学为专业基础课程。但是,很多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十几年前编制的陈旧教材,缺乏时代前沿气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抽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的特点,这就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度较大。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系学生相比,我国学生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内容和难度远远超过他们,但是学习课程的时间却只有他们的一半,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吃力,学生的普遍反映是:经济学学不会、没意思,更没有实用价值,于是许多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逃课。而从事教学一线的老师工作任务繁重,难以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和开展研究。

再次教育管理论文,教学方法有待改进。目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主要是“填鸭式”的方法,这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缺乏积极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结果就是学生只记住了一些概念或公式。当学生走向社会,面对实际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三、改革高校经济学教育的思考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然而,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不应该将培养新时期高素质经济学人才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让学生拥有思辨意识、创新能力。笔者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 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教学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源于西方,西方经济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然而我们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同时,必须注意将它本土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原理体系,而是理解它的解决方法与主体思想,然后再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经验也算是比较丰富的,从完全照?崴樟模式走了不少弯路,到后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经验教训都说明,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不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行,否则就不可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学习借鉴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否则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被动落后?

同时,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教学还要走向国际化。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也要进入中国,我们要在这种互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别国的先进的经验教育管理论文,吸取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所以,国际化不是要放弃自我,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凝练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形成与西方经济学相媲美的理论。

2. 亟需改进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

首先在教材方面,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偏于理论阐述、与现实联系度较低,可读性不高。因此,尽快组织新的经济学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新的教材除必要的理论和概念外,还应该包括课程实验、案例分析和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怎么写论文。欧美的经济学教材较为生动、系统,案例多,知识更新快,能够及时根据学科发展前沿加以完善。我国已经有很多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国外优秀的财经教材,我们可以以这些优秀教材为基础,加入我国近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并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例逐渐融入到教材中,以形成适合我国高校使用的教材。

其次,经济学教育亟需更新教育理念。社会需要的是综合性强、知识面广的人才,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的知识,因此要重视各个人文学科分支的知识储备和信息交流,实现跨学科的知识交流与碰撞,通过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来克服当前经济学教育中的弊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我们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转而培养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要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定位,以便毕业后对自己选择的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再次,在实际教学中要注意增加实践环节,使理论与实际实现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上,可以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将基本理论学习和热点问题讨论结合起来,加强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教育管理论文,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将知识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传达给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3. 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和教学评价机制

我国对学生的成绩考核一般是用期末试卷来进行的,但是测试学生是否理解经济学知识、是否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学分析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手段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可以综合平时考核成绩、研讨成绩等,采用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论文写作等活动的考核。这样不光能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考察学生的研究能力、灵活应用掌握知识的能力等。我们希望建立起来的教学评价机制可以有利于教会学生怎样思考经济学问题,培养他们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使学生有能力分析一些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经济学问题。

4. 重视提高专业教师能力

一门学科的体系再健全、教育教学方法再先进、机制再合理都需要第一线的老师付诸实现。那么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能力,就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教师,提倡教学相长,而要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一方面,需要鼓励老师积极的参加一些可以提高教学水平的讨论会、相关培训等;另一方面还可以采取学生评议、教师间评议、专家评议等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考核,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最后,就是需要一些经济政策和物质鼓励的激励措施,同时建立严格的约束制度、竞争机制,以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这些都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景维民,周立群.新形势下经济学课程设置思路的再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6—19.

[2]侯俊华,汤作华.美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对我国地方院校的启示[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60一163.

[3]谢家训.中国教育经济学正经历着“科学革命”——简析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进程-[A].2007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2007.

[4]郑敏.浅析在经济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J].大学时代下半月,2006,(7):101—103.

[5]胡若痴.我国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发展与教学改革[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9,(5):70-75.

篇6

引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国农先生认为,“如何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1]教育技术学理论界如何来解答这个“第一主题”呢?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沿着先行者的脚步继续前进,从正面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回过头来反思,以更高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条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

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分类

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开辟时期。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多元发展时期。新世纪后,从2005 年起,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进入重构时期。”[2]经过了从开辟到发展再到重构的历史进程,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理论立场的不同,还有方法论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体系进行共性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形形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三种模式。

1“教科书模式”

所谓的“教科书模式”是指用编写教科书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来编写教科书,即这种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或是教科书的主要知识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国电化教育刚刚崛起的时代,就有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南国农先生提出了电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由七论构成。这七论是“本质论、功能论、发展论、媒体论、过程论、方法论和管理论。”[3] 该理论体系是土生土长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界第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2006年,南先生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理论,并认为信息化教育就是新时期的电化教育,同时还重构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4]不管是电化教育理论体系还是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其核心都是现代教学媒体的研究和应用。南先生组织编写的《电化教育学》以及《信息化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痕迹。

李康教授在其专著《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中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引论、发展论、教育媒体论、教育信息资源论、教学设计论、信息化教学论和远程教育论等七个部分组成。[5]这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该专著的知识体系。

2“内容模式”

有学者把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框架概括如下:(1)技术和技术化;(2)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3)教学内容选择技术;(4)教学目标制定技术;(5)教学内容分析技术;(6)教学传播技术――教学策略:即教学设计。(7)教学传播技术――教学媒体;(8)效果测评技术;(9)教师遴选和评估技术;(10)教学研究和改进技术。[6] 该体系以教育技术的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对教育中技术的分解而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1)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①教育技术教、学的基本概念;②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③教育技术的教、学特点;④教育技术的作用;⑤教育技术的教、学作用原理;⑥教育技术的教、学实施原则;⑦教育技术实施方法等。(2)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①认识论;②教育心理学;③教育传播学;④系统科学;⑤艺术(音乐、美术)等。[7]这种概括与众不同,它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也纳入到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具体分析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两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

这两种体系就是所谓的“内容模式”,即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分解为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中具有理论特性的知识,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这种以具体内容的方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目前的主要模式。

3“层次结构模式”

“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中的工科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技术学也有自身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什么是教育技术学中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呢?何克抗先生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涉及对“教育技术学”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即对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其内容应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二是涉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三是涉及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知识,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8]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中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对教育技术中“后天事实”的理论考察,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文科;作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就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理科,而关于教育技术应用的方法、程序等应用科学部分则属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工科,由文科、理科、工科这三层次的理论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和关联性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

有学者在梳理已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理论框架分为五个部分:“教育技术的本体论、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教育技术的应用与教育技术的评价。 [9]同样,该体系也是把教育技术学理论按其抽象性的程度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却不如“三层次说”清晰。

以上两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是“层次结构模式”,其中“三层次说”是一种万能的理论构建模式。任何学科都存在“哲学―原理―应用”或“文科―理科―工科”的三层次理论,并由这三种层次的理论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优点就是层次分明,逻辑清楚,缺点就是内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

以上列举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非是最科学或者是最完善的,而且有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之所以把现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进行归类并用“教科书模式”、“内容模式”和“层级结构模式”来加以区分,是为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同时为重构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启示,而且这种划分本身不具有评判优劣的意义。

二 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若干反思

在教育学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像教育技术学那样有如此多不同版本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还很不成熟,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1 教育技术学有理论吗?――体系构建的前提性问题

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科学领域中的尴尬源于理论建设的薄弱,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只是技术,而不是像高等教育学、教育哲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而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有来自教育技术学领域内的学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在知识积累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的。”[10]连知识积累都是空白的教育技术学,会有多少理论呢?这是危言耸听吗?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教育技术学》的教材,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多少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理论是什么呢?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具有四大定义特征:1)理论首先应该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2)任何理论都应该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3)理论应该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4)理论具有内在的反思倾向,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11]这显然不是对理论的界定,而是对理论属性的陈述。以这个标准看,教育技术学有多少是具有理论属性的知识呢?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教育技术学仍然缺乏一个规范的概念系统(虽然有许许多多舶来的或者自产的概念),也缺乏相应的表述这些概念及其范畴的逻辑结构。我们有形形的理论体系,却没有实实在在的理论,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当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有哪些属性?那些纳入到理论体系种的理论算得上理论吗?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2 有必要选择逻辑起点吗?――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12]经典的社会科学一般是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比如哲学是以“存在”作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教育技术学以什么为出发点呢?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据统计,目前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多达17种。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呢?是“如何教育”、“解决教学问题”?还是“借助媒体的学习”、“借助技术的学习”?亦或是 “教育中的技术”或“借助技术的教育”?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

只要教育技术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3演绎还是归纳?――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

南国农先生认为在90年代,教育技术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类理论体系框架:一是,主要以美国AECT 教育技术94 定义为依据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13]有学者指出“94定义”是我们构建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基本依据,因为它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由该定义演绎出了一套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14] “94定义”真的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了吗?“94定义”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但没有明确回答教育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揭示教育技术的本质,因此把“94”定义作为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妥当。

南先生指出的第二条道路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就带有归纳的性质了。教育技术学本来就是教育学中的应用学科,它的理论应该是来自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学理论如果不是来自实践或者不关照实践,那么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要去教育技术实践中找依据,通过对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的归纳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既不是依靠演绎的方法提出来的,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很多研究者非常随意地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在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指导下就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可靠的吗?具有科学性吗?答案不言而喻。

4理论体系要面面俱到吗?――体系构建的完备性问题

完备性是任何理论体系都祈求的,任何理论家都希望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但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只要实践还在发展,思维没有停止,理论及其体系就会不断发展变化,或改变、或扩充、或缩减。一个理论体系追求的是相对完整或完备,即就目前来说所有的属于该学科的理论都应该被包含进去。

在本文列举的七个体系中,其构成的要素数目各不相同,有三要素的、四要素的、五要素的、七要素的,乃至十要素的。多少才算完备了?恐怕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衡量。三要素的未必没有十要素的完备。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模式”中,有的体系就没有包含被公认为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学系统设计。很多体系没有把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纳入进去,而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采取“层次结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应用理论就必须包括在内。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用不同数目的要素来概括,但都必须涵盖这几个部分,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完备的。

完备性内在地要求相容性,即构成理论体系的要素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列举了所有理论,但它们之间具有包含关系或者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备,而要追求满足逻辑自洽的完备。比如,把“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教学内容分析技术”与“教学设计技术”并列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要素就出现了不相容的情况,因为前面两种技术就内含于教学设计技术,因而,该体系也是不完备的。

5 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是要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的教育技术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教育技术(包括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教育技术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意味着不再以AECT的定义为尊,而是批判性地吸收,无论是“94定义”还是“05定义”都不是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我们需要吸收这些定义以及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并同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土壤。

南先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本土化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遵循‘和为贵’的理念,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主要通过‘三重’、‘三化’、‘三防’三种途径,促进已有两类理论体系框架的更多融合。”[16]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而在重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单纯的以西方教育技术理论为尊或只考虑本土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在借鉴和自我探索中寻求一条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 结语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集合,是教育技术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的有机整体。知识体系不是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也不是理论体系,然而有论者常常把研究领域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包括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可以将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领域当作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7]这种简单的以研究领域来代替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的。

本文的出发点不是构建,而是反思,从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共性入手,总结其模式,并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这应当属于教育技术学元研究,在理论体系的层次中应该属于教育技术学的文科研究,是以现有的思想为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即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本文总结的三种模式是不是合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从五个大方面来反思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现状是不是周全了?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对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已经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航程,已经在学者们的反思性探索中走向繁荣,相信通过教育技术学界众多前辈和一批批追随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了。

参考文献

[1][2][13][16] 南国农.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J].现代教育技术,2010(4): 5-7.

[3] 李康.试论南国农先生的教育思想[J].电化教育研究, 2000,(10):58-62.

[4]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2009,(8):5-9.

[5] 李康.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3.

[6] 周越等.也谈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及其理论框架[J].电化教育研究,2007,(4):22-27.

[7][14] 张恩成等.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体系[J].电化教育研究,2006,(5):25―28.

[8]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11):3-19.

[9]汪基德.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几个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 2006,(7):56-61.

[10] 杨开城.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J].中国电化教育,2008,(8):1-3.

[11] 刘亚猛.什么是“理论”[J]. 外国语言文学,2006,(4):264.

篇7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篇8

因此,只有建立人力资源国际化管理模式,为企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才能真正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把人作为企业的财产或工具,只重拥有不重培训开发;在用人上,只限于公司内部的小圈子,论资排辈、重关系轻业绩现象严重。建立人力资源国际化管理模式,首先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树立人是企业第一资源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1、要正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

正是这种契约关系割断了计划经济下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模式,使市场配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契约关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企业通过市场配置,可以淘汰一些不能胜任工作的落后员工;另一方面,人才一旦遭到闲置、压抑或浪费,会本能地利用市场机制“跳槽”,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造成企业人才流失。

因此,企业必须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狠下工夫,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建立系统的培训体系,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本企业服务。

2、要正确认识不同员工之间的差异问题

每个员工能力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员工等级和收入的不同。树立正确的“差异”理念,有助于消除职工过分依赖企业的平均主义观念,真正在企业内部形成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管理人员能升能降的思想基础,营造一种员工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二、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国际工程承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国际商务、工程技术、金融法律等一系列人才群体为基础。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只有结合企业战略目标和竞争策略,制定人才发展规划,深入挖掘内部人才潜力,拓宽外部人才引进渠道,才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在深入挖掘企业内部现有人才的同时,加快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人才招聘会、刊登广告、企业网站、中介机构、猎头公司等多种形式,敞开门户,广纳贤才,建立一支数量充足、门类齐全、专业突出的企业人才队伍。具体措施如下:

事业留才:

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最大限度开发和激活雇员的才能,并积极为他们提供锻炼、实践的机会和舞台,使雇员的个人收益、自我实现需求在与企业共同发展中得到满足,使优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重金聘才:

对一些重要岗位和特殊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一些国外工程项目急需的人才,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打破常规,重金聘用,有效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经营管理服务。

竞争用才:

在企业内部积极倡导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用才氛围,树立“注重实绩、竞争择优”的用人理念,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绩效考评、动态管理,使优秀人才在竞争中施展才华,脱颖而出。

属地择才:

加快企业人才本土化战略进程,充分利用驻在国的人力资源,大胆吸收、培养和使用当地雇员,发挥他们的语言、文化、社会关系、技术优势,为企业发展服务。敢于吸收具有国际经营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的优秀当地人才在企业各驻外机构甚至是企业总部担任各类重要管理职务。

三、完善员工培训体系

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培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企业重视员工培训和开发工作的程度,决定了其未来竞争的潜力。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完善员工培训体系,重点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全过程:

就是企业培训要贯穿于每个员工在企业供职的整个过程之中。新员工进入企业首先进行上岗培训,在成为正式员工后,根据不同岗位的需要,进行各种在职培训,同时鼓励职工进行各种继续教育,并在职工承诺继续为企业服务的前提下,为员工负担相应学习费用。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多样化:

坚持企业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相结合以及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相结合的多样化培训形式。主要方式为:加强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力量,培训内容以企业文化、规章制度和专业技能为主;加强与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横向联系,为企业培养专业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把企业有潜力的青年职工送到国外先进企业进行短期培训等。

重点突出:

要结合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经营业务实际,在培训中重点突出项目经理班子人员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专业技能、团队精神和国际商务,使他们能很好掌握各自领域知识,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四、建立富于激励力的薪酬体系

薪酬制度是企业对员工进行物质激励的一项主要内容,关系到员工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下。良好的薪酬管理模式不仅要对国内总部人员具有激励力,而且要对驻外工作的员工具有吸引力,使他们乐于到国外、乐于到生产经营一线、乐于到艰苦地区工作。

当然,由于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薪酬制度也会各具特色,但无论是哪类企业,都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企业薪酬体系必须要有激励性;

二是,薪酬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岗位设计和岗位评价为基础;

三是,员工的薪酬必须要结合绩效考评,与业绩挂钩,使每个员工的收入与他们的工作业绩好坏、对企业贡献大小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发展多做贡献的目的。

一个好的福利制度是企业薪酬体系的重要补充,对于企业吸引人才、稳定员工队伍、提升满意度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设计福利制度时,可根据人才竞争形势的需要,在依法向员工提供正常的福利之外,结合各自实际情况,进行福利制度创新,努力探索住房补贴、购车贷款、国外旅游、子女教育辅助等新的福利模式,并学习借鉴西方的“自助风格福利组合”方案,把企业拟花费在每个员工身上的附加福利数额告诉职工,根据不同福利种类规定的最高限额,允许职工在公司指定的多项计划中进行选择。

五、营造国际化管理的企业文化模式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等。营造国际化管理的企业文化模式是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

篇9

中小企业;供应链;集群控制;批量营销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创业就业、改善民生和壮大民营经济意义尤为重大。根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截至2014年末,全国中小企业已超过5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创造了全国约60%的经济总量,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将近一半①。2015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中小企业84.4万户,同比增长38.4%;新增注册资本4.8万亿元,增长90.6%,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普遍难题,理论界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近年来,供应链金融模式受到普遍青睐与推崇。AllenN.Berger(2006)等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思想;我国学者则对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持肯定态度,多数学者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进行分析,少数从中小企业角度论证,个别从两者结合的角度阐述。闰俊宏(2007)认为供应链金融有效地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深圳发展银行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组成的“供应链金融”课题组(2009)指出,供应链金融借助“团购”式的开发模式和风险控制手段的创新,使得商业银行改善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收益成本,并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白马鹏(2008)认为供应链金融借助链上核心企业的信用实力、交易的自偿性以及货物的流通价值,对供应链上单个或上下游多个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以上研究成果论述了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优势,对我们思考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供应链金融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供应链金融真的适合用于解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吗?本文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模式概述的基础上,从银行信贷实践的角度出发,以西部地区特大城市成都市为例,总结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的特征,进而分析成都市打造供应链的难点,最后提出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基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概述

供应链金融指银行将其金融服务从供应链核心企业拓展到整个供应链,为链上渠道伙伴提供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款代付、存货融资、原料和制造融资等服务。供应链金融模式不仅具有理论依据,而且在我国商业银行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探索实践,因而能够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一)理论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委托理论都为供应链金融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当今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只能利用外部资源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转与忠实合作对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最终产品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因此,核心企业有动力配合银行解决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供应链由不同期望目标的企业和组织构成,具有参与主体多、跨地域、环节多等特点,它们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通过不完全契约方式实现企业之间的协调(韩东东,2002)。委托理论解决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第三方物流企业与银行存在委托关系,着重解决物流企业对质押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还可将物流企业和银行视为共同委托人,更易掌握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还款能力,同时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回购协议条款,有效防范供应商与中小企业合谋骗取银行贷款及违约风险。供应商和中小企业也形成了委托关系,主要解决中小企业违约的情况下,供应商面临向银行退款、无法销售产品进行回购的风险。

(二)国内实践进展从供应链金融的实践运作形式看,运作主体多数是商业银行,其次还有第三方物流企业、大型企业集团、综合金融物流提供商。国内商业银行典型探索以深圳发展银行(今更名为平安银行)构建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为代表,该行在探索初期推出了货押授信等,并逐步在实践中总结出了“1+N”理念,后期围绕供应链整合了20多项产品和服务,有力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内其他银行围绕应收、应付、存货三大环节设计供应链金融产品,如中国银行2008年开始推出的“达”系列融资产品等;部分银行针对自身擅长的行业推出供应链金融产品,如光大银行在钢铁等行业推出了“阳光供应链”等;个别银行则专注于信息技术在供应链金融的运用,如招商银行的“电子供应链金融”。总体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供应链金融产生的现实需求,高视野解决对策的研究直接为供应链金融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外对供应链金融融资研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国外侧重于研究大型企业的供应链延伸及发展过程中的融资性问题,国内主要分析通过供应链条的捆绑和链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国内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从实践进展看,供应链金融并不适合所有的领域,做得好的地区主要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主要是对那些行业边界清晰、供应链成员之间长期密切协同而无严重利益冲突的领域,由一个核心企业引领形成。

三、西部地区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金融模式分析

中小企业营销与信贷风险的防范、控制有赖于对该地区中小企业特征的准确认识、中小企业信贷规律的总结,有赖于对中小企业行业和鲜明的区域特色的把握。成都市作为西部特大城市,其中小企业具备西部地区的代表性。下面,以成都市为例,结合成都市某商业银行信贷实践进行具体分析。

(一)成都市中小企业主要特征1.对中小企业进行分类。结合银行营销和风险控制实践,成都市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具备核心竞争力且能利用外部资源响应市场需求的核心企业、有意愿被整合进其他企业购销渠道但又不愿意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中小企业、有意愿被整合进其他企业购销渠道且愿意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中小企业。按照要素分类,主要包括高新科技型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能源矿产等原材料型企业。2.成都市中小企业主要特征。首先,处于全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链的低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较少。从成都市中小企业在东中西部的定位来看,东部地区主要是高科技、资金密集型企业,而西部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源矿产企业。从成都市等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企业来看,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原材料,连能源矿产品初级产品都谈不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西部一些城市才提出能源矿产品由量大、价值低向量小、价值高的初级产品转变。西部地区主要向东部地区供应能源矿产品的定位决定了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不在西部地区,所以,成都市的商业银行选择核心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还不现实。我们按国外大型企业供应链延伸的做法,通过银行营销、风险控制实践来证实成都市极少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先不分析其整合供应链的意愿。成都某地方商业银行随机抽取了7户中小企业客户,它们2014年末的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数据计算得出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知,该7户中小企业活劳动量占产品成本均低于7%,说明活劳动量消耗小;劳动者占固定资产的数额除1户外余者均在30%以上,数据水平比较高,该两项数据均不具备活劳动消耗大、资本有机构成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而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产量在20万元以上,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本量在7万元以上,占有水平较高,符合资本有机构成高等资金密集型企业特征。成都市的中小企业不像西部其他地区普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市是西部地区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大量的资金和中小创业者,属于西部地区的发达城市之一。从成都市某商业银行的实践看,即使是作为西部特大城市的成都市,虽拥有大量资金密集型中小企业,但仍处于全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低端,很难形成供应链,表现在部分企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出现销售急剧下滑,挪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投机等,还有些企业存在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再难以增长的“成长困惑”,普遍存在着产品雷同、主业不突出、技术含量低、易模仿、产品盈利差等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其次,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非常少。上述企业没有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研的人员也非常少,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均为零。上述企业也没有加大技术设备升级和企业经营改造,没有在转型升级中找活路,很多资金密集型中小企业依靠自有资金、信贷资金维持高速运转,并频频出现资金投向虚拟经济等高风险领域的问题。代表企业发展方向、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最有可能成为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但科技型企业在成都市等西部地区非常少,难以形成供应链。

(二)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难点及特殊性1.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难点。一是成都市产业链上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较少,缺乏形成供应链的引领者。从银行营销和风险控制实践看,成都市所谓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非常少,更谈不上核心企业有外包业务方面的意愿。同时,多数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东部地区核心配套企业关联度也不紧,其外包业务并由此管理外包渠道的动机不强,很难在供应链中起到主导作用。二是成都市供应链链条整合难度较大。国外供应链金融是大企业主动整合,以具备核心竞争力且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业务的大企业为主,在这种条件下,较易寻找到愿意被整合进供应链且愿意为此而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配套中小企业。而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较少,更谈不上核心企业发展战略中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业务;多数是为了供销渠道畅通而有意愿被整合的中小企业,且在供应链形成难度大的情况下不愿意先为此而放弃资金使用权、资金收益等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购销链条每个环节上融资难的中小企业利益一致、精诚团结的几率较小,彼此之间在信息交流、资金结算、供销渠道、成本核算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很少完全依赖合作对象。由于结算条件较苛刻,遇到资金困难时不会通过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解决,宁愿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所以,依靠中小企业自身形成供应链的概率比较小。因此,成都市中小企业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条件下要想形成和发展供应链,首先需要强势的第三方来培植核心企业,然后强势的第三方有动力去协调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以及上下游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达成利益上的一致。因此,国内的供应链金融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而以有实力的政府部门、银行、物流公司等去配置和整合供应链的成功率较大。2.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特殊性。一是从西部地区城市看,产业链路径非常明显。虽然从随机抽取的成都市某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信贷客户数据未发现以某核心企业形成的产业链,但是不妨碍从城市整体角度寻找产业链,以便将来通过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整合等宏观层面的引领促进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或延伸产业链长度、拓宽产业链深度,从而来发展商业银行产业链金融。某商业银行信贷实践发现,从城市整体上来看,成都的物流方向有相反的两股:一是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沿四川其它市县——成都郊县——成都五城区方向流动;二是产成品、商品沿成都五城区——成都郊县——四川其它市县流动。成都早在几年前就将提供原材料的雅安及提供市场的资阳、简阳、眉山等捆绑发展,从城市的角度看,产业链路径是明显的,成都是产业链的核心城市。二是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难以形成供应链现象以外表现出的微弱聚合效应。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努力摸准地区中小企业信贷规律中,虽未发现供应链现象,但却找到了中小企业表现出的微弱聚合效应。以成都市为例,其中小企业的集群效应比较明显,体现在成都市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营销及信贷风险具有专业市场、市场区域、行业集群、家族关系等总量特征及总体变化趋势,把握住了这些总体特征将能够更准确、客观地把握住中小企业信贷规律。反之,成都市中小企业营销及信贷风险难以基于单个信贷主体的经济特征及其衍生出来的信贷特征进行点对点的孤立管理。这种集群效应是在难以形成供应链时,中小企业所体现出来的微弱凝聚力,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供应链通过企业间长期合同捆绑在一起,集群效应则完全是市场力量在支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成都市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金融现象不明显,但是集群效应比较明显。要想形成供应链,需要在某些中小企业群打造供应链的引导者,并注重供应链内部成员利益冲突的解决、长期合作机制的打造,以提高链条内成员之间的交易等稳定化程度。在目前供应链金融不明显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政府作为供应链的舆论先导者引导形成供应链金融政府可以在打造供应链金融强势的第三方引导者方面作出努力,比如通过法律、产业金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对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创造政策氛围,鼓励银行、物流企业、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同时,在消除供应链金融内部成员利益冲突方面,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引导解决,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各方相互协作扫清障碍;另外,为减少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各方艰巨复杂的谈判、沟通、协同工作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相应专业中介机构来推动解决,以此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发展。

(二)商业银行作为供应链金融的实际主要主导者引领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和发展银行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业务创新,在组织架构上,可集中资源设立供应链金融相关的金融产品、审查审批及风险控制部门,专门负责供应链金融业务,还可以与第三方中介企业合作发展商品融资;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专门针对供应链金融,再造信贷业务流程,通过打造相应授信模式来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三)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中小企业和银行的连接者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主要是促使供应链金融各个运作环节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畅通无阻,为银行提供质物仓储、第三方监管和动产拍卖等服务,确保质押物完整有效,还为银行提供中小企业相关信息、监控原材料供应商,也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在供应链金融形成过程中发挥与商业银行、上下游中小企业之间的连接作用。

(四)多方联动合作实施集群化营销针对单个中小企业之间有某种非紧密的联系所体现出来的聚合效应,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工商联、专业市场管理方、市场区域的管理方、行业协会等机构合作,实施集群化营销,通过做一定量的中小企业信贷来覆盖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运用大数法则测算出特定行业的风险概率,甄选金融产品进入的行业,然后迅速找到有效的客户群体进行批量营销,实现金融产品在特定行业、特定市场的受众群体规模化、风险可控的目标。另外,通过批量化的行业和集群研究,从中小企业批量风险判断的角度研究风险信息、业务特点和风险程度,从地区、行业、集群角度探索风险控制的“本土化”、“批量化”和交叉印证模式,以适应成都市中小企业集群化、转型化、家族化特征。

参考文献:

[1]AllenN.BergerandGregoryF.Udell.AmorecompleteconceptualframeworkforSMEfinance[J].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06(11).

[2]闫俊宏,许祥秦.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分析[J].上海金融,2007(2).

[3]深圳发展银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应链金融课题组.供应链金融——新经济下的新金融[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4]白马鹏.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设计与优化[D].天津: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5]韩东东等.供应链管理中的风险防范[J].工业工程,2002(3).

篇10

斯蒂芬o金说:"产品是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品牌是消费者所购买的东西。"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华特o兰德先生说:"工厂制造产品,心灵创造品牌。"产品更多是物理性的,而品牌则更多是心理性的。

一、企业品牌与品牌战略

1、品牌的含义及作用

品牌是生产者,经营者为了标识其产品,以区别于竞争对手,辨认消费者认识而采用的显著的标记。品牌可以是一个名称,一个术语,一种记号,一种象征或设计,也可以是上述若干因素的组合。换言之品牌是用以辨别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文字,图形或文字,图形的有机组合等。

现在,品牌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标记了。按照营销学权威P·道尔的说法,品牌是"一个名称、标志、图形或它们的组合,用以区分不同企业的产品。"P·费尔德维克关于品牌的解释是:"品牌是由一种保证性徽章创造的无形资产。"费尔德维克是著名的广告商BMP公司的执行董事。在过去的大约20年里,该公司开创性地使用较完善的研究技术来了解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

应注意的是,费尔德维克所说的"品牌"已不再等同于"标记",而是成为一个含义更广、更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一?quot;徽章"或标记创造的"无形资产"

换句话说,商标不是品牌的全部,而仅仅是品牌的一种标志或记号。

这一区分很重要,把品牌不再作为一个名称、标识或图形来考虑,而是作为一组"无形资产"来考虑,是一种更完善更有力度的思维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品牌,是20世纪90年代营销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它是用来解释成功品牌与不成功品牌之间区别的一把钥匙。

企业品牌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利于产品参与市场竞争

首先是品牌具有识别商品的功能,为广告宣传等促销活动提供了基础,对消费者购买商品起着导向作用。其次,有法律保护的商标专用权,将有力遏制不法竞争者对本企业产品市场的侵蚀。第三,商誉好的商标,有利于新产品进入市场。第四,名牌商品对顾客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

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形象

品牌是商品质量内涵和市场价值的评估系数和识别徽记,是企业参与竞争的无形资本。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必然要精心维护品牌的商誉。对产品质量不敢掉以轻心,害怕砸自己的牌子。创名牌的过程必然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和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过程。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品牌是销售过程中,产品品质和来源的保证,有助于消费者购买自己偏好的品牌,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有助于消费者的损失得到补偿。

事实证明,一个享有盛誉的品牌,将是企业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世界上,品牌价值雄踞榜首的Marllboro,其市场价值高达210亿美元,第二位的CocaCola为240亿美元。我国著名品牌"红塔山"以100亿元人民币夺冠。这固然是企业长期经营的成果,更是由于产品质地优异和市场营销组合的得当。经验表明,品牌决策的正确、品牌设计的科学、品牌保护的得力对企业经营成功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企业品牌战略及意义

品牌战略,顾名思义,是企业以品牌的营造、使用和维护为核心,在分析研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所制定的企业总体行动计划。品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品牌战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的迅速上升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营背景,品牌战略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演变历程。商品经济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卖方市场特征突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简单,没有必要强调产品与服务的外在特征,因而,生产经营主导着企业管理,产品的品牌化程度较低。买方市场的发展引发了消费革命,企业和产品的趋同要求开发产品功能之外的能使消费者动心的异质特色,品牌的文化标识功能得以彰显,品牌战略初露峥嵘。由于市场发展的反复和不平衡性,早期的品牌仅仅是市场营销的基本工具,甚至仅仅处于营销策略层次。即使企业进入战略经营后,企业管理仍紧紧围绕营销的四大要素--产品、价格、地点、促销,品牌战略与企业组织战略、人才战略、投资战略、产品战略、技术战略、跨国经营战略等并列齐观,成为企业诸多战略选择的一种。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信息化进程,市场的主动权从企业进一步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企业沦为市场第二主体,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逾加依赖和取决于自身信息化程度高低,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品牌绝不是一个单独存在于市场之中的东西,它是在许多市场之外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一旦形成,最终会在潜在消费群体中产生类似迷信的概念。

品牌──我们所指的品牌是真正的品牌,哪些所谓的"不好的品牌"其实不能称之为品牌──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的结合:

知名度+美誉度

任何产品或服务,如果只有知名度而缺乏美誉度的话,注定要在短时间后丧失生存的能力。遗憾的是,我们的企业为了短期发展的利益,追求迅速膨胀的效果,往往专注于用巨额广告打知名度,而不愿花费金钱与精力培养美誉度。这样做的后果是很危险的,一旦有成熟的企业及品牌加入到市场中来,仅有知名度的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是不堪一击的。

3、企业品牌战略与企业运作

我国大城市消费者已有很强的品牌消费意识,中小城市及农村市场品牌意识也渐渐增强。年轻人以追求知名品牌的消费来实现自我价值,已成为一种时尚,但他们从小在消费外国品牌如雀巢、麦当劳中长大以至于发展成以追求外国品牌为时髦,这不能不让有识之士为国内民族品牌担忧。

在中国市场,外资品牌通过合资、独资或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创造了一个个成功的本土化品牌。相比之下,我国除了开放较早、竞争比较完全的行业如家电、化妆品、食品饮料等行业品牌发展较好以外,受国家政策保护及限制的行业,品牌营销仍是一片空白,真正的强势品牌几乎没有。曾经牛气冲天的秦池、爱多、巨人等国内民族品牌,也都是昙花一现。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细分化市场形成,针对不同消费顾客群,进行目标市场营销,以及品牌营销是企业营销的必然选择。企业能否开展好品牌营销,建立自己的强势品牌,与企业的业务长期战略密切相关,因为,品牌战略取决于业务战略。国内品牌大多不长久,与国内企业缺乏长期业务战略有密切关系。

二、企业品牌战略在我国企业运作中的现状目前,商业企业在实施品牌战略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从总体来说,对实施品牌战略、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还是刚刚意识到。这种意识一是来源于政府的引导,二是来源于市场竞争的实践。特别是市场的实践,使许多商业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使尽各种竞争招数左冲右突而难以奏效,而看到一些同行另辟蹊径,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却连连获胜。在上海,就有三枪牌内衣,开开牌服饰,古今牌胸罩,真丝大王,爱建衣料,等等,这些商业同行,由于发展了自己的品牌商品,而使企业在同样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转眼之间,发展成为令人惊羡的大企业。更有邻近的春兰牌空调,已经踏上了世界的征程(春兰品牌虽是生产商发展的,但令商业触类旁通)。于是许多商业企业觉悟到,商业发展到今天,再走传统的道路不行了,应走现代经营之路,去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

但是,许多商业企业意识到品牌战略是一回事,在付诸实践时又是一回事。当前,商业企业在实践品牌战略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一些问题。主要是:

其一,对实施品牌战略有模糊概念。不少商业企业一听说应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立即把目光投向生产商发展的名牌商品。以为只要与这些生产商多取得联系,多经营名牌商品,搞一些专卖、特约经销之类,就是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不排除通过工商联手来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但商业实施品牌战略的直接含义是商业自己发展品牌商品,是利用商业自身贴近市场、主导市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品牌商品。这是一个庞大而繁重的系统工程,是要狠下功夫的,不是简单的搞拿来主义就能成功的。其二,缺乏实施品牌战略的紧迫感。认为商业实施品牌战略是重要的,但现在企业里要做的事情很多。再说,实施品牌战略既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件事要慢慢来。当前最要紧的是把销售抓上去,其它的事都要放一放。其实,把销售抓上去诚然重要,但怎样抓上去呢牽不是已采取了各种扩销、促销措施都收效不大吗。与其屡战屡败,倒不如狠下心来研究品牌战略,从这里找寻突破口,从而找准方向。商业企业应有实施品牌战略的紧迫感。其三,不知从何着手。或囿于实施品牌战略的理论缺乏,或囿于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发展自己的品牌商品的物质条件不充裕,一些商业企业在当前实施品牌战略时茫然无措。其中一个迷茫的举动是想看别人怎么做,特别是自己的同行搞什么品牌,然后去跟着学样。其实,这是最要不得的。因为实施品牌战略,是一个崭新的知识,所谓是知识经济,并没有太多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再说,创新本身就是追求一个新字,要各显神通才是,怎好跟在别人后面学样。万事要抱定的一个宗旨,倒是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唯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开发出自己的具有个性的品牌商品来,那才是有生命力的。其四,缺乏相应的机制。目前,许多商业企业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实行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唯有实行了这种分离,企业的经营者才有独立的人格。这对实施品牌战略是必须的。但现在不少商业企业还没有实行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虽实行了分离,但界定不严格,不清晰,仍然使经营者缺乏完整的独立人格。这在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时,难免产生短期行为。而品牌战略是很忌讳短期行为的。因为品牌战略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连续性,短期行为,是搞不好品牌战略的。所以,商业企业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一定要解决好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三、企业运作中品牌战略对策的灵活运用

那么,当前商业企业应该怎样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呢牽我以为,最主要的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要树立强烈的品牌战略意识

商业企业的经营者,首先是大型商业企业(集团)的经营者,要通过学习现代商业知识,和了解国内与国际商业发展的形势,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机遇,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深刻认识,实施品牌战略,是现阶段,争夺市场份额,求得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手段之一。更是商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应有贡献的一个大途径。有志于商业的经营者、企业家,应从这样的高度和理念,树立起强烈的品牌开发战略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紧迫感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2、选准市场定位,确定战略品牌

商业企业通常经营的商品种类,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成千上万。实施品牌战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发展这么多的品牌商品。而是经过市场调查,从本企业的实际出发,开发一、二个品牌(通常一个品牌也就足了)。目前,全世界的大品牌也不过五百强,大企业集团也不过五百强。关键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使消费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的情况下,开发的同质化商品,要体现出异质性。唯其这异质性才是品牌开发的成功之处,关键所在。这一异质性是要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来开发的。所有著名品牌正是开发到了这一在同类别产品中的异质性才获得成功的。这一异质性就是跟着市场走。

3、运用资本经营,加快开发速度

开发资金不足,可能是当前商业企业在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中普遍遇到的问题。但不能以此为理由等待,更不能因此而放弃开发。一个发展现代商业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运作资本经营,以加快品牌开发的步伐。资本运作的形式是通过兼并、收购、转让、特许经营、有偿使用等方式,嫁接和引进国际国内现成的品牌。创立品牌是品牌发展的初级阶段,经营品牌则是品牌发展的高级阶段。从美国商品品牌的发展过程来看,已经历经了创立品牌---经营品牌---买卖品牌的三步曲。我们不妨借鉴这个经验,实行品牌的资本经营。到底是运用资本经营去收购、兼并别人的品牌,还是将自己的品牌运用资本经营转让、有偿使用、特许经营出去,这要从企业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这里要强调的是,要有资本经营的理念,懂得买一个好的有市场的商品品牌,就等于买到了一个好的市场。时下,这种品牌资本运作经营,在国际上已司空见惯,在国内也已屡见不鲜。4、利用信息网,实施组合经营

品牌一经开发,就要以最快的速度上网。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通过高速信息公路,可以实现最快的组合经营。其一,新开发的品牌迅速上网,不仅可以迅速进入新品推进的导入期,推广营销、拓展市场,还可大量节约必要的广告宣传投入,这种投入是开发任何一个新品所必需的,而且是巨大的。因为上了网,这一投入节约了,而市场却开发出来了。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发的。其二,新品信息上网,能以最广阔的视野寻求到贸易伙伴。如果上了全球信息网络,那这个视野就是全球性的。寻求到的贸易伙伴越多,那么,组合营销的程度就越深,收效当然也就越大。其三,随着信息网的普及,网上购物将成为销售的最佳渠道,而这又成为组合营销最直接的组成部分。所以,实施品牌战略,不可不运用信息网。

5、实施规模化、集约化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