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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甚金触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是保证金融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通过设置市场准入这一“门槛”，让不符合条件、资格的金融企业不能进入到金融市场。差的金融机构能在金融体系中继续残存。就是对金融稳定最大的威胁。江，同时，还要让一切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都进入金融市场，以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以防止形成垄断。合理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让那些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有序地退出金融市场，才能减少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防止金融动荡的出现。
二、规范金吸市场的竞争秩序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相关金融法律法规开展业务，对于那些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的金融机构，应对其进行严惩，至于采取何种制裁手段，采取何种形式，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建立了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才能切实保障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及社会、国家的利益，实现金融的安全与稳定。
三、加强金胜市场的监f金触监管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管和金融监管当局所进行的外部监管。2以抖年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即是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我们必须正确评估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金融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借此契机，不断推动我国金融的改革。
我国银行的也监督管理当局应不断转变监管意识，更新理念，完善制度，严格纪律，加强管理。
四、提高应对金胜风险的能力依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交易风险三大类。事实上，金融风险可以分为市场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前者是指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后者是指由于一国金融体制方面的不完善所带来的风险。就目前我国而言，后者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金融体制方面的缺陷使得我国金融环境恶劣，金融体系脆弱，不堪一击。关于应对金融风险的出现，首先，必须明确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职责，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各机关相互推读的现象，令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明确了各自的分工，才有利于加强各金融监管机关的互相配合、协调。其次，必须建立相关的风险预普机制，对金融风险应做到预侧及时，对其作正确的判断、识别。各金融监管机构应帮助各金融企业规遥、处置金融风险，提高自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尽可能的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最后，金融监管部门应建立应对金融危机的紧急预案，做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保障信息、政令通行的顺杨，以有效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金融危机事件。
五、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金融业仍然是高度行政管制，金融企业产权国家垄断现象严重，政府干预金融企业行为现象不足为奇。这样，份致大多数金融企业的行为不能正确反映市场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决策。
金融企业产权的不明晰，有效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自主的经营机制缺失。必然导致金融资产质量的低下，资源配置的错位。应实现国有银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的经营激励、监管制约机制。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有两个，一是所有者支配，也即企业切实为其投资者所控制，并服从其意志和利益而进行运作;二是企业及其资本经营的市场化、契约化，使所有者能从供略大于求的劳动市场上自由挑选合意的企业经营者。“、就金融领域而言就是指金融企业要为投资者所支配，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企业投资者以及政府机关等，金融机构应对投资者负责，不得采用各种不当手段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企业也应享有自主经营权，不受投资者的非法干预，尤其是政府的行政干预，金融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则进行营业活动，排除各种干扰，并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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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学习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管理经验，牢固树立风险防范理念。金融风险防范应是整个国家、银行系统和银行全体职员共同的事业。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的观念和意识，应根植于整个银行系统内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位职员的灵魂深处。正如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所要求的，董事会、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应该在银行内部营造一种“内控文化”。银行的所有职员都应该了解各自在内控制度中的作用，全面投人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借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避免金融不良资产的系统性工程。巴塞尔内控基本原则强调，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以及全体职员不懈努力而实现的过程，是一个能够不断进行风险控制信息反馈并能进行自我调整的动态过程。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中指出，在有效银行监管体系中，监管者必须具备操作上的独立性和实施监管的能力和手段，必须全面了解各类银行业务性质，并尽可能确保银行自身适当风险管理，使各个银行的风险水平得以评估，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源承担风险。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必须具有统一、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必须具有银行监管的适当法律框架，包括银行机构的许可规则和持续性监管规则，监管者实施法律和执行审慎监管权的规定以及对监管者的法律保护，还应建立监管信息分享安排及信息保密制度等。根据巴塞尔委员会上述有关原则及其精神，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应是有效的银行监管与银行内控制度的有机结合。
(五)健全银行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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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雾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权的清晰界定为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雾霾治理工作便已开始，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但受到“”的影响其并未很好的落实，1979年我国开始试行《环境保护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其26条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政府职责，以此为依据1987年我国专门制定了针对雾霾治理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从其内容上看，该法历经了1995年、2000年两次修改后充分借鉴了国际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权思想，将政府的监督职责转变为对雾霾污染源责任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清晰界定，具体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雾霾治理的主体权利，从而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乃至逐步减轻雾霾天气。雾霾产生的原因是有害气体的过度排放，因为大气作为公共产品难以界定其权利主体，因此利用市场机制对其的保护就面临着主体缺位的尴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与工业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浓度达标也无法抑制雾霾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目前总的趋势是有针对性的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在这些地区由地方政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其实质是对大气这一公共物品权利主体的具体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对大气的所有者职责。征收排污费制度与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相对应，明确了雾霾排放主体的具体义务。既然大气的权利主体被确定为地方政府，则市场主体具有排放权就是建立在其承担相关义务基础上的，排污费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实践，即通过市场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制约：一方面，对排污者而言排污费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将抑制雾霾的排放促进生产者改进其生产；另一方面对国家而言排污费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雾霾天气，特别是当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时所收取的费用不仅应该包括控制现有雾霾的费用，还应该包括改善空气整体质量的费用，用以弥补排污费征收之前市场主体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是对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基于排放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强制力保障。市场主体对大气使用的权利是基于政府对大气这一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标使用即意味着对所有权的侵害，与普通私权利相区别的是由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难以衡量其所有权的真正价值，因此此处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责任中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而替代以行政处罚，从而体现出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如果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与征收排污费制度是以市场手段限制排放，则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就是当市场手段无效时的行政干预。
2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减缓性
立法治理雾霾的最终目的是消除雾霾，特别是在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雾霾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减缓性立法意味着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权的收紧是总的立法趋势。如果说碳金融的基础性立法着力于界定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则碳金融的减缓性立法不仅使排放权的创设与分配有了具体依据，更为未来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首先，以节能减排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节能减排是缓解雾霾最为直接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节能减排的相关法规，其中既包括全国性质的，例如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西省贯彻实施〈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似乎与碳金融无关，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权才变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具有进行交易的价值。其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为了经济发展，中国替西方购买者承担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无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多项规定；“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多项规定；同时也包括各种地方性立法，例如《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计划》等也相继出台，这些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碳金融排放权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具体依据。最后，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雾霾治理不仅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绿色能源来替代现有能源，从根本上消除雾霾。21世纪开始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立法逐步开始重视，2002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据该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配套规范，例如财政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之后2009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实施减量化的排放权立法思想，为了配合该法的实施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些规定的出台为碳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对现有排放权模式的突破。
3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来，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雾霾排放权利清晰界定的体现，也是以市场机制治理雾霾的核心，随着联合国气候大会华沙会议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广东、湖北等省先后根据当地的雾霾实际情况出台了有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地方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体系由此确立：首先，基于公权力展开的碳金融权利创设。与一般的金融权利基于民事权利而创设相区别，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权交易不仅基于公权力而形成，且更加关注有关的公权力属性：一方面，其创设所依据的是各式雾霾治理的有关计划。另一方面，整个碳金融交易过程以对雾霾治理的监督为基础。其次，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市场构建。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开展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将建立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交易，包括自营会员与综合类会员，除了允许企业参与交易，同时允许个人参与。交易标的为相关排放权的配额，并鼓励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为公开竞价，并引入传统证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监管制度。与一般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监管相区别，发改委对碳金融的监管不仅涉及对金融交易的监督，同时涉及对相关主体遵守排放义务的监督，且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地方发改委的权力包括对碳排放的监测、对第三方机构与交易活动的核查等；市场主体的责任则包括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责任包括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交易所的责任包括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违反规定收取交易手续费、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未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实质上并非是纯粹的市场活动，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雾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雾霾治理机制
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区别于纯粹的行政行为，也区别于普通的商事行为，若将其视为行政行为，则难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将其视为商业行为，其中又不乏行政属性。碳金融业务纷繁复杂，虽然目前在国内仅仅局限于权利交易，但在欧洲、北美市场有关的衍生品已层出不穷，那么碳金融业务对于雾霾治理的逻辑起点又在于何处呢？笔者认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为，核心在于排放权的特殊属性，因为几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动都是围绕着排放权这一基本权利而展开的。随着碳金融治理雾霾国际立法的推进与国内立法的发展，近年来有关排放权性质的分析正不断完善。基于早期的国际法视角，排放权被认为具有三种属性：环境权利，从权利标的上讲排放权的基础是大气这一自然资源；条约性权利，从权利形式方面讨论，其表现为《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成员性权利，从权利主体的角度看，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间。随着碳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我国学者认为排放权另具三种属性：金融权利，随着碳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排放权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融资属性；发展性权利，从权利目的上看，其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而诞生的权利；准物权，从权利设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权基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而产生，因此具有物权属性。而在发改委2010年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所议定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CMP.9决定》②中更为注重的却是排放权的价格属性。
1排放权设立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有关排放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在排放权价格之间的博弈。基于国家之间在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气作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难以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谁有权多使用谁又应该少使用如何确定？国际协议产生的目的在于以条约之效力在国家之间形成约束，但协议本身即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例如美国作为污染排放大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全球也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因此真正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价格机制，具体而言各国虽然都希望能够实现雾霾的治理，但排放权的产生却源于其价格属性：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相比，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优质环境，因此才会出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另一方面是对于雾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雾霾往往更多的源于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治理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成本要高于对其源头进行治理，但发展中国家本身又难以承受相关费用，因此才会有《京都议定书》中有关排放权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实施机制（JI）、排放权贸易机制（IET）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的安排。因此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并非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舍或帮助，而是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由价格机制所推动的环境治理活动。
2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属性碳金融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雾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权的交易过程能够充分发挥价格属性的基础上。限制排放、环境补偿是排放权的价值属性，是其作为雾霾治理行政行为的表征，与之相区别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则体现为受与雾霾污染相联系的各种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首先，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雾霾地理位置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气候上的差异受雾霾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英国基于其海岛气候使其立法严于欧盟内部其他国家，从而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在排放权交易价格上产生差异；从我国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设立也同样更具地区性色彩，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北部地区的雾霾不仅来源于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排放权的定价上会有明显差异。其次，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本国工业水平发展的制约而不断波动。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各国基于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担的雾霾治理义务有所区别，发展中国家承担较少义务的结果是排放权价格的下降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从国内法的角度看，雾霾治理又是一个国家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发达国家不可能无限制的转移其污染产业，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污染产业，随着工业、经济差距的缩小，排放权价格将逐步趋同，而其过程则会受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最后，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因公众雾霾意识的进步而趋向上涨。影响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市场预期，环境保护本身是一种道德观念，但如果污染影响其生活乃至威胁其健康就会演变为一种市场力量，近年来随着PM5指标的公开，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计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与公众对雾霾问题的持续关注，排放权
3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体现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对雾霾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解决。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是建立在对排放权性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创新的排放权金融产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差异，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适应实际的雾霾治理活动，从而促进雾霾治理方式趋向于多样化。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各国之间排放权价格差异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权的价格差异也阻碍了这些协议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排放权定价的放弃不仅造成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转移，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而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的转移同样导致其经济受到损害，由此新的以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发展，例如针对发达国家汽车尾气的排放，农业生产燃烧的排放权衍生品，显然对于这些领域的排放权定价方式也会发生变更。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活动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排放权将大气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纳入经济运行之中，这意味着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排放权基于行政权力而创设，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提高，同时作为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资源，排放权的创设意味着企业之间资源争夺的加剧，很有可能引发对排放权这一资源的垄断，那么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排放权差别定价行为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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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应该加大对其的信贷支持力度。而现在商业银行为了获得大的利润，降低风险，一般不愿意把资金贷给新兴企业，但是商业银行要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其还款方式以及调整期利率，这样使双方都受益。另外商业银行的业务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多引进新的人才队伍，这样才能对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有足够的认识，充分评估其发展的状况，才能使其获得最大的利益。
3.降低资本市场进入电子商务的门槛。
电子商务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支持，因此政府部门要尽量降低其融资的难度，允许其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发行电子商务企业债券是比较可靠的方式，一方面债券本身的收益不是很高，另一方面债券的风险比较小，比较容易被资本市场接受，而且电子商务企业可以联合发行集体债券，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由于受到我国电子商务业的发展状况的限制，在股票资本市场上一般会在创业板或者中小企业版进行融资，所以政府部门要尽快建立与完善相对应的不同资本市场间的转版、退市制度，要适当地放宽上市的条件。同时电子商务企业也应该积极公开信息，这样可以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出现圈钱的行为。
4.引进民间资本与外资。
现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主要是引进民间资本与海外资本，因此要积极促进民间资本与外资通过合理方式进入这一领域。目前，民间资本通常是利用民办银行与金融机构进入电子商务领域，而且其资本数量比较大，是电子商务融资的重要渠道，但是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规避风险的制度，所以政府部门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引导与控制。另外电子商务企业要尽快开发相应的产品，使其共同分担风险，这样就可以保证双方的利益。海外资本主要是看中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因此为了追求大的利润，才把资本投向我国电子商务市场，所以电子商务企业要积极利用其资本，同时尽可能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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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全方位金融需求增多。目前三明市已形成水稻制种、食用菌、茶叶、莲子等20条特色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链条前、中、后各环节结合更加紧密。在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涉农金融机构通过积极整合农业产业链，使原来分散的信贷主体相互合作、制约，农业产业链金融应运而生。
（三）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特色化金融需求增多。表现在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特色金融需求不断增多。截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56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505家、家庭农场1945个。
（四）农业功能向纵深演变，创新型金融需求增多。近年来，三明市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加速融合，逐步形成了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物能源农业、休闲农业和文化创意农业等多种新型业态，创新型金融需求逐渐增多。
（五）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金融需求增多。农业科技项目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都需要金融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与普及也亟需金融支持。目前全市有农机专业合作社157家，农机作业服务面积98万亩，总收入达5500万元，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一）涉农贷款稳步增长
“十二五”以来，三明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支农方式，拓宽金融支农渠道，加大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一是涉农贷款实现年均两位数增长。2011～2013年全市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420.74亿元、506.24亿元、585.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11%、20.32%、15.6%。二是涉农贷款占比逐年提高。2013年末全市涉农贷款占比为52.16%，比2011年末提高1.64个百分点。三是涉农贷款增幅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幅。2012年、2013年涉农贷款增幅分别高于同年各项贷款增幅1.28个百分点和2.43个百分点。
（二）金融支农体系初步形成
近年来，三明市农村金融取得长足发展，逐步建立起以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主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各类金融机构并存、相互竞争的支农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服务面不断扩大，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1.正规金融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三明市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其中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截至2013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97.72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33.79%；辖内农行、工行、建行、中行等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94.55亿元、70.75亿元、70.23亿元和38.9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重分别为16.16%、12.09%、12%和6.65%；农发行涉农贷款余额48.26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8.25%。此外，兴业银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在支农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小额贷款公司在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补充作用。小额贷款公司一般将客户定位于“三农”及小微企业，通过细分农村金融市场和提供差异化的“三农”金融服务来实现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2009年三明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全面启动，至2013年末共成立19家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小额贷款公司全辖各县（市、区）全覆盖，注册资本金共计33.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2.31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3.77%。3.保险业服务现代农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截至2013年末，人保财险三明市分公司先后开展了水稻种植保险、能繁母猪保险、森林火灾保及蔬菜种植和烟叶保险等农业保险试点。目前，三明市“三农”保险的业务覆盖面和承保率居全省前列。其中，水稻承保218.64万亩，承保率达到99%；森林承保2421.46万亩，承保率达100％；农险综合赔付率50.73％，实现了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4.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一定进展。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6家企业在沪深股票交易所上市，其中永安林业、青山纸业、福建三农、福建金森等4家企业为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合计10.94亿元。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探索
1.着力支持农业集约化发展。一是不断深化和拓展林权抵押贷款，盘活“林”资源。至2013年12月末，全市累计发放林权证抵押等各类贷款75.73亿元，贷款余额31.78亿元，累计支持林业开发约1180.76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49%。二是推出土地经营权流转贷款，盘活“地”资源。截至2013年12月末，辖内明溪县、将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586万元，沙县累计发放土地流转项目贷款1.51亿元，土地流转贷款贴息795.6万元。
2.着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截至2013年12月末，三明市金融机构对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贷款余额达22.96亿元，增长49.07%。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贷款余额分别为22.35亿元、5353万元、820万元，分别增长47.31%、174.37%、107.59%。
3.着力支持农业产业链发展。三明市金融机构陆续推出订单农业贷款、果树所有权质押贷款等多种模式，为农业前、中、后产业链条各环节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末，全辖农产品加工贷款余额38.18亿元，同比增长9.78%；农副产品流通贷款余额8.91亿元，同比增长61.1%。
4.着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3年末，辖内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民创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贷款余额1.2亿元，增长20%，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2.3亿元，增长29%。
5.着力支持农业农机化。三明市金融机构推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收益权质押贷款，对凡享受补贴购置农机具的农户给予优先信贷支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末全辖农机抵押类贷款近3亿元，增长25%。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流动性不足，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后劲乏力
当前三明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林业改革不断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巨大。但另一方面，2013年末，三明市各项贷款余额1121.87亿元，居全省第8位，各项存款余额1197.47亿元，居全省第7位，金融机构贷存比高达94%，流动性明显不足，无法充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需求，导致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较之全市金融机构贷存比普遍高企，邮政储蓄银行三明分行贷存比仅24%，其农村资金“抽水机”的角色仍未改变。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将资金投放于见效快、回报高的项目，从而弱化了对风险相对较高的现代农业的金融支持。
（二）组织体系不全，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合力不强
一是银行体系不够完善，竞争性、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尚未形成。目前辖区银行业机构不多，农发行、兴业、中行等尚未实现各县（市）全覆盖，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也有待加快。二是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缺失，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2013年末全市保险密度为1276元/人，保险深度为2.1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茶业、花卉、水果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种还未开发。三是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能力较弱，全市仅4家涉农企业成功上市。
（三）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金融对接现代农业发展能力较弱
1.农业集约化金融需求对接方面：三明市较早推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及农村住宅抵押贷款，但因《物权法》《担保法》有关限制性规定，这类贷款模式在实践中推广难度较大。由于有效抵押担保物不足，涉农企业、农业大户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银行贷款支持。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对接方面：由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其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存在运作不规范、财务不健全等问题，客观上导致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脱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
3.农业产业链金融需求对接方面：由于农业产业链信用风险管理难度大，辖区金融机构推出的信贷产品往往停留在小范围试点和个别品种的推行上，并以支持单个项目或服务某一领域为主，可复制推广的信贷产品较少。
4.农业基础设施金融需求对接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耗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商业银行普遍不愿意介入，而政策性银行受限于资金规模，支持能力有限。二是金融机构信贷方式创新受农村基础设施管理不到位制约。如辖内宁化县集体持有91%以上的农田水利设施所有权，造成承贷主体无法落实。
5.农业农机化金融需求对接方面：农机具抵押率不高，一般不超过50%。同时，部分农机专业合作社因自身实力不强、产权不清晰或运营管理方式落后，难以符合银行信贷发放标准。
四、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及政策扶持体系，以顶层设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1.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农村融资担保法律障碍。一是积极推动《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真正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二是完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健全农村土地产权登记、流转制度，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促进土地抵押市场及土地金融的发展。三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土地金融制度及监管体系，明确由政策性土地金融机构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业务，保障土地抵押业务的规范性及农民生存权益。
2.重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金融支农长效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杠杆效应。通过财政奖补、贷款贴息、担保补助、风险补偿、保险补助等方式，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金融支农长效机制。二是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议允许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性大额贷款利息收入适用营业税免征政策，给予小额贷款公司享受农村信用社同等税收待遇。
（二）有效增加信贷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后劲
一是金融机构要大力组织存款和挖掘内部资金潜力，通过新增存款或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规模及授权授信等信贷政策，不断拓展资金来源。二是当地人民银行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支农再贷款规模、再贴现额度，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辖内金融机构给予适当政策倾斜。三是争取在沙县农村金改区放宽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限制，加大当地贷款投放力度。四是地方政府要加强与域外银行合作，如通过银团贷款、协议贷款等战略合作方式，引进域外资金参与现代农业发展重点项目。五是加强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强化对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监测考核。
（三）加快培育各类金融载体，完善多元化金融支农体系
1.做大增量与盘活存量，构建与现代农业发展相匹配的多层次银行体系
（1）做大增量，加快引进和增设各类金融机构。一是积极引进区外银行，吸引全国性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来三明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加快完善县域银行机构网点建设，鼓励和引导中行、兴业银行、农发行尽快到网点空白县设立营业性机构，支持农商银行跨区域经营发展。三是尽快实现村镇银行辖区各县（市）全覆盖。四是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农村合作基金，推进“互助资金”模式的村级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
（2）盘活存量，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一是支持农发行深化改革。以粮棉油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为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扩大辖区农行“三农”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鼓励邮储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逐步扩大涉农业务范围。三是加快辖区农村信用社改制步伐。四是拓宽民间资本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渠道，支持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深化沙县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形成“可持续、能复制、易推广”的现代普惠制农村金融制度示范样本。
2.拓展农业保险功能，强化现代农业风险保障一是创新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品种。不断提高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和覆盖区域，试点开办茶叶、毛竹、花卉、水果等具有当地特色支柱性产业的特色农业保险。二是完善保险补贴机制。加大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分担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三是探索开办涉农金融领域的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业务。四是引导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五是积极推动中央和省政府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3.积极借力资本市场，拓宽现代农业投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农业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融资，拓展现代农业多元化融资渠道，逐步由高度依赖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举的方式转变。一是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到主板、创业板发行上市，引导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高成长性、创新型农业企业到场外市场公开挂牌与转让。二是鼓励农业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拓宽农业企业融资渠道。三是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以中央、省级、市级财政资金为主，引导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而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四）提升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对接成效，有效满足现代农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
1.提升金融与农业集约化金融需求对接成效。地方政府要加快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推动各县成立土地信托公司，建立土地、宅基地抵押登记、评估、流转平台，确保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工作顺利进行，着力解决农业集约化经营贷款需求。
2.提升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金融需求对接成效。一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以及产业特色鲜明、运行机制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二要创新推动订单、存货、仓单质押等权益类贷款种类，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和推广力度。三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当增加贷款额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并提供一定利率优惠，满足其差异化资金需求。
3.提升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金融需求对接成效。一要大力推广农业供应链融资产品，加大对特色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二要探索推动大额农贷发放和管理办法，重点满足特色优势农业重点产区、重点加工区和商贸流通区的信贷需求。
篇6
信托业的灵活性特点及其影响
信托业与法律的关系既互相排斥又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反映了信托业的灵活特性。并且，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信托业起源时即已注定了。
信托起源于西欧的“尤斯”制，它与西欧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尤斯制的含义是由土地占有人（委托人）将土地交给受托人代为掌管，受托人将土地上的收益交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享有对土地收益的权利。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对所有权的暂时分割，委托人对土地享有使用权和受益权。通过尤斯制，土地占有人实现了土地的自由转移，受托人将土地收益交给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如教会。这样既规避了法律的转让限制，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从以上对于信托起源的考察，可以发现，信托起源于对法律的规避。这是信托业与其他行业在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最大的不同点，这种不同点也一直保持到现代—信托设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信托业务纷繁复杂，无法整齐划一。但另一方面，信托业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法律的保护。由于信托行为涉及委托人、信托人和受益人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复杂。且这种信托关系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并伴随着财产权的转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信托一般由商业性的机构如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经营，如何对它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这一切，都决定了现代信托业必须要有严格而有明确的法律来保障，只有这样，信托机制才能够顺利运行。
总之，一方面，信托业因为灵活性而常被用来规避法律；另一方面，信托业又极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对信托法律的制定带来极大地挑战。
在英美国家，这种灵活性还是可以较容易解决的，因为英美国家以判例作为法理依据，在必要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做出变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信托业的发展和需要。但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规定以条律为特点，在灵活性方面远不如英美法系国家。所以，对于信托业的灵活性往往难于适应，信托成为法律监管的一个难点。如果法律对信托业规定过严，因为市场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往往造成信托业不能适应现实需要，而限制信托业的发展。如果法律规定松弛，又会因为法律上给信托业留下的口子太大，容易造成市场的不规范，从而产生投机行为，这也不利于信托业的发展。
不过，在法律以条文规定为特点的国家，也可以制定出具有较好操作性的信托业法律。这需要在充分理解上述灵活性特点基础上，还要对现代信托业的复杂性特点有深刻的理解。
信托业的复杂性特点及其影响
在对于信托业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从信托业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定义。有人认为，“简单地说，信托就是一种转移财产并加以管理的设计。”即信托公司受客户委托，管理其财产，并在信托契约到期后，将财产及管理期间的收益，交给客户指定的人。但它至少没有把保证信托包含进来。
信托业如此复杂，包含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要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确实很困难。因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与信托挂上关系，如公司信托、个人信托和公益信托等等，正是由于信托业务普遍很复杂，信托公司常常被称为“金融百货公司”。
其实，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而言，也没有必要非得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制定法律并非仅需要概念，它更需要确定要为之实施法律的范围。确定一个较为合适的信托法律实施的范围，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法律，不仅能够极大地适应信托业的复杂性，而且也能最大程度地解决信托的灵活性问题，从而提高了信托法律的可操作性。对于信托立法而言，要确定信托业的法制范围，最好的办法是先对信托业需要监管的方面进行分类，分别制定相关法律。通过对信托业进行划分，分别确定范围以实现对信托业的管理，是信托法制建设的最好办法。但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标准，确定信托业的范围，也是极不统一、极为复杂的。例如，按照信托关系发生的基础分类，可分为自由信托和法定信托；按照信托服务对象划分，可以分为个人信托和法人信托；按照信托目的划分，又可以分为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等等。
因此，要对信托业分类以便实施法制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建立，首先要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致于很快落伍；分类不能过于繁琐，为每一个小业务项目制定一部法律也不现实；法律也要对信托业的各个领域基本涵盖。
不同层次的信托法制建设
按照上述标准对信托业划分监管范围，形成有关的法律，以适应信托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可以更好的发展信托业。具体而言，根据不同调整对象的要求，信托法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信托基本法，即信托法。制定信托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各种信托关系的共通性规范，如信托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信托财产的法律地位；信托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等。这是整个信托业都必须遵守的法律，是信托业的根本大法。
信托业法。这是适应现代社会信托由非营业组织向营业组织转化的趋势而制定的。由该法律规定市场准入规则、业务范围界定和业务经营规则等等。对此的规定是在信托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管的结果，其专业性和针对性更强。
信托业专门法。针对一些较为成熟且很重要的信托业务，可以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这一层次的法规调整的领域针对性最强，但每一部法规调整的信托业务范围也更专门化了。根据信托标的物的划分，这一层次的立法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金钱信托。金钱信托是投资管理类信托产品，由客户即委托人将金钱委托给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按委托人所设定的投资意愿框架内投资。按照收益的不同，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信托投资，由信托机构代为运营信托金，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统由委托人负责，与信托机构无关；一种是信托存款，由信托机构运用信托金，到期后信托机构保证本金安全，并付给委托人一定的利息，如果信托金更有额外的收益，则还要付给委托人一定的红利，即保本保息又分红。无论是上述的两种金钱信托产品或其它形式的信托产品，在当前国内外都非常流行，例如我国现在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或西方国家的年金信托，都为人们所熟悉。金钱信托现在已经成为信托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其操作方法已经基本成熟，通过专门信托立法对其加以规范是极为必要和可行的。
其次是普通财产管理信托。所谓普通财产，即除金钱之外的动产和不动产，种类非常多，如地产、证券和发行公司债等等。各种信托业务性质也有极大的差别，如发行公司债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遗嘱信托则往往包含有财产转移和管理的功能。因为各种信托财物标的不同，且信托行为性质不同，对于一些常见的可以分别专门制定立法，如遗嘱信托。而对于一些并非经常的信托业务，如寿险信托等等，则可以通过加强第一个层次的信托法和第二个层次的信托业法，采取兼管的方式，以弥补第三个层次专门立法的不足。
综上所述，信托的首要特点是灵活性，它起源于对于法律的违背，但它的发展又需要法律的保障。信托的第二个特点是复杂性，它涵盖着众多纷繁复杂的业务范围。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对信托业进行法制建设，就需要对信托业分别划分监管范围，分而治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和保障信托业的健康发展。
篇7
(一)金触不良资产现状
1999年底，国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长城和东方，目的在于协助消化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19001)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指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已达18001〕亿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001〕亿元。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1990年为2952亿元，1996年达9500元亿,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至1999年高达18001〕亿，3年间几乎又翻了一番。国有银行在近五年间消化了将近15001〕亿元不良贷款(尤其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新出现的不良贷款总量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国务院批准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和方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重大举措。但是，五年过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量却有增无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多角度、深层次分析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
(二)金融不良资产现状的成因
1.国家所有“虚位”、具体责任“真空”、金融风险意识淡薄、银行经营管理不善。
2.银行体制弊端、金融监控缺漏、银行职员素养缺失、金融犯罪问题严重。
3.银行有法不依—法治观念淡薄。
4.国企效益低下—债务转嫁银行。
5.诚信观念缺失—逃废金融债务。
6.人情关系文化渗透—银行借贷关系扭曲。
二、金触不良资产之法律规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银行管理经验，健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一)巴塞尔原则及经脸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7月通过、于1997年4月补充修订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通称《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目标标准比率为896，其中核心资本成分至少为496。该协议出台之后，德国为首的欧共体各国纷纷响应，英国、日本等国银行均严格达标。美国银行不仅确保资本充足标准，并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本风险预替系统，从而保障监管机构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条件、审批程序、持续监管手段以及监管权力等有关方面的25项原则。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9月针对银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颁布的《银行内控制度的基本原则》，先后在内控文化、风险识别评价、内控措施与责任、信息及其沟通和内控制度监测等方面，规定了13项原则。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在吸取一些银行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了《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报告)(关于银行透明度的建设》等文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上述一系列原则之所以日益得到其成员国与众多的非成员国的高度重视并适用，就在于这些规则和要求是巴塞尔委员会聚集了大批业内专家，针对银行金融业务数年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深人研究的结论、对策和成果，符合国际商业银行发展的趋势，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外在的权威性，是巴塞尔委员会与许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共同合作的结晶。
(二)西方银行风险管理
金融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讨和深人研究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了美国银行制度，亦先后为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所借鉴。目前，许多国家均建立并完善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银行监管体系，已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德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的VAR(ValueatRisk)风险度量法以及综合运用风险规避、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加强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步人金融市场可谓是刚刚踏上征程。我国加入WTO之后，商业银行无疑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中运作、经营和发展。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控制、减少、避免不良资产，应当认真汲取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措施，逐步提高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水平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
(三)确立风险防范理念
篇8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
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顿阶段，1988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实行了紧缩财政和紧缩信贷的“双紧”方针，信用社进入了整顿阶段，初步改变了信用社即是集体金融又是国家银行基层机构的组织管理体制，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转变，初步理顺了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关系。但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原来对农村信用社松绑的种种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允许多存多贷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信用社还要承担保值储蓄、购买金融债券的政策性亏损，再加上信用社内部管理的不规范，信贷资产的质量不高，非正常贷款比重高，贷款收息低，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亏损日益严重。
除了对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其任务是为农产品收购、消除贫困和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接管了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农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国有商业银行，以盈利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按照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本着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倾向于贷款给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设置分支机构需要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其网点逐步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收缩。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阶段。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宣布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1996年政策性资产组合的分离，中国农业银行就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规定，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必须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国家将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们在放款方面变得小心起来，导致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进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较低的利息率为农户在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储蓄提供了负面的刺激，这样就刺激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等。
第四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独立发展阶段。2003年出台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今年的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遗留下来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实行城市化工业化的赶超战略而攫取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使城乡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的局面。农村作为城市的“补给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则城乡的发展脱节，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所有问题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如何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在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其扩展经营的需求时，就成为了市场资金的需求者。虽然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需求，但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在农村实行后，千千万万独立生产的农户也成了资金的需求者。对大多数农户而言信用社几乎是他们谋求外部资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满足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那么，乡镇企业、农户，以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等对资金的需求因该从何而来？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临农村信贷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资本金融需求，不与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其次，农业银行经营明确向商业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向城市收缩，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因此难以支持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再次，农村信用社在于农业银行行社“脱钩”时，被动的承担了大量的呆账，造成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历史负担严重，没有能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机构都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和服务时，在客观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组织的出现。农村金融机构因为要承担来自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村中农户居住分散，贷款规模小，国有银行一般不愿向农业企业贷款。而民间金融是由农村内部自发生成的，具有微观信息灵敏的特征，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费用的降低。民间金融组织是在农村土生土长起来的，与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的利害关系，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他们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虽然民间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发展过快，使得民间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私人钱庄很多，高利贷发生率高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农村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发展农村的经济首先就要发展农村的金融，为发展农村的经济提供资金。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发展农村的基本条件。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可见，当务之急是为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使融资的来源合法化规范化。乡村银行体系的建立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现有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使之在运行机制和内部制度建设方面更有激励为乡镇企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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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金融行业应将对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追求自觉纳入自身的发展目标之中。金融业要发挥好配置和调控资源的作用，利用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为增加企业盈利和纳税的同时，更要利用提供审慎的金融专业服务的时机促进企业降低能耗、节能减排、革新技术以此增加社会福利。
2．实施绿色金融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
盲目追求行业发展和地方政府政绩，全国各地的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仍然遍地开花，增速偏快。马克思曾说过：“货币是最大的推动力。”这些行业迅速扩张的背后，金融业的商业贷款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各类金融机构能采取相关措施对此类贷款进行严格控制，将迫使污染企业重视环保问题，如在审批程序中加入环评制度，对违规违超限企业从融资根源上进行控制。使企业的发展及经营加大环保投入，实现企业盈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
3．实施绿色金融有助于强化金融业环境风险控制
营利是金融行业的主要目的，因此金融风险控制在其日常运营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活动之安全性与企业环境状况之稳定性间的相互关系也逐渐唤起各方的关注。面对我国的依旧严重环境问题，不论是从中央还是地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实行企业的环境责任也迫在眉睫。企业滥用金融行业的贷款融资，给金融业自身造成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4．实施绿色金融有利于顺应接轨国际潮流之“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参照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该原则倡导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应尽到审慎性核查义务，只有在融资申请方能够证明项目执行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前提下，金融机构才提供融资，该原则已成为各国银行可持续金融运作的行动指南。赤道原则作为国际实施绿色信贷的通行准则，已经在各大金融机构中得到充分实践。为便于国际社会交往、顺利地参与国际融资项目，我国金融行业有必要根据赤道原则的要求，建立有关的绿色信贷机制。
三、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实践
1．我国绿色金融实践概况
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起步晚。兴业银行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导者，2005年与国际金融公司（IFC）设计能效融资项目产品，也成为国际金融公司首期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唯一一家合作银行2006年，国内首家推出能效项目融资产品；2007年，在国内首家推出碳金融综合服务；2008年，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2009年，国内首家成立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2010年，将绿色金融从企业项目领域延伸到个人消费领域，在全国首发低碳信用卡；2011年，发放国内首笔碳资产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授信等创新性的绿色信贷产品也陆续落地；2012年，升格可持续金融中心为总行一级部门，成立可持续金融部，全方位统筹发展绿色金融业务。而后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也相继提出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并在操作层面上制定具体措施，推出了绿色金融产品。发展到现在，我国形成了以银行绿色信贷为主，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三种发展方式为支撑的绿色金融。
2．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实践
伴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成为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发展比较迅速的阶段。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国内金融机构要将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同保护环境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相结合，并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向企业贷款考虑的因素。2001年6月，原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该意见强调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是我国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应该对有关政策制定出相应法律法规，要发挥金融手段的杠杆优势大力扶持和优先发展科技含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者的有机统一。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制定并颁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正式实施绿色信贷的开始，同年七月三部门再次联合颁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2008年1月，环境保护部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协议，来合作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南，为深化我国绿色信贷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2009年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以督促国内银行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不足
一是立法层次低。近些年我国的绿色金融立法虽有很大的进步，但可以看出，现有的关于绿色金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主体主要是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没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定的专门绿色金融法律。位阶较低的法律文件，多具有政策指导性、宣示性，缺乏法律本应具有的强制力和权威性；二是内容不全面。起步较晚导致我国绿色金融立法内容欠缺、滞后，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立法还仅局限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方面，其他制度缺乏；三是可操作性不强。纵观我国现有的绿色金融立法，多是宏观性、原则性规定为主的部委意见和指引，因而实践中难于执行和落实，操作性不强；四是缺少相关法律责任规定。从法的强制性角度，责任制度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经济法律关系保护的实体法基础。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立法的条例条款规定都以建议和宣示性的声明要求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执行，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和惩罚手段，以致于规定无法落到实处。综上，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应对政策调整和现实问题而出台的意见和指导性文件难以形成缜密逻辑的法律体系，更难以肩负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绿色金融良好向上发展提供金融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重任。存在缺陷和不足，使得我国绿色金融立法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13亿中华儿女都为建设美丽中国奋斗之时，我们应大力加强绿色金融立法，落实现有规定措施，用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积极推动引导绿色金融在全社会的实施。
2．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设想
①出台《绿色金融促进法》。
要在立法目的部分明确体现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为指导思想，以保障金融行业稳健运行为直接目的，把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除了明确绿色金融等定义，还要明确监督机关主体和各主体的监督管理职责。在激励措施方面，可全面运用利率政策，税收政策，授信额度等措施建立相关奖励机制，扶持工艺、设备、技术高的企业。法律责任方面，规定金融企业因违法本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主管人员或者其他责任人员不履行监督职责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②完善绿色信贷制度。
金融机构要深刻认识实施绿色信贷，及时处境经济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也是银行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信贷风险的内在要求。要建立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以保障信贷安全。严格规定贷款人的注意义务，要将环保标准与信贷风险管理要求落实到客户调查、授信、项目评估、信贷审查、贷后管理的环节。若未尽到有关注意义务，相关责任人要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③完善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
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日本投资银行是注册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型国有银行，2004年其提出以环境评级的手法确定投资对象，并加强与商业银行的合作，更好的发挥政策银行的协调作用，为绿色信贷的发展搭建平台。我国亦应当建立类似“绿色生态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宏观指导绿色投资方向，同时做好大型环保项目资金的管理。
④完善绿色证券的法律制度。
党的十报告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里。向绿色和可持续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出发，通过证券监管将环境保护的要求融入投资活动和企业管理之中。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环境报告制度，使企业在日常活动和重大决策中都必须考虑到环境成本和环境效果。
⑤完善绿色保险法律制度。
顺应国际上加强强制责任保险的趋势，对环境产生环境污染物多、易发生重大环境事故的石油、化工、煤电、有毒废弃物处理的行业实施强制责任保险。科学设计险种、保险费率和除外责任，既不增加投保人的负担，同时保证事故发生时受损人员及时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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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晋江市政府的领导下，农村金融机构一直处于变革状态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弱化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工具单一，缺乏创新力
晋江是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其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仍落后于城市金融市场。例如金融交易手段单一，农村农户很难接触到诸如股票、金融债券、国库券等金融工具，而且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下，农村经济结构呈现出货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新特征、新趋势，这就要求农村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也应随之发生改变，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但是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大多只有单一的存贷及结算业务，缺乏创新力，已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民间融资扰乱金融秩序
合会、抬会、摇会等民间金融形式是晋江民间融资的主要渠道，在政府金融机构自身局限性的限制下，民间融资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由于民间融资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受利益的驱使，人们就会积极参与，这时极易诱发高利贷以及非法集资现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融机构的存款额度，增加资金的组织难度，扰乱了金融秩序。另外民间融资往往不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身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其只能局限于有效的范围内展开，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丧失优势，风险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信用意识淡薄，信用环境差
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量的农村中小企业和数量巨大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这些对象地域高度分散，并且大多数贷款无抵押品。在信息相对封闭的农村里，一些农户和企业信用意识淡薄，总以为向银行贷款，钱是国家的，不贷白不贷，也不用急着还钱。这是一种潜意识，致使大多数人只想贷款，不想还钱，进而引发了违约、赖账、逃废债务等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就会陷入银行“难贷款”，群众“贷款难”的恶性循环的困境中。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信用意识，营造出良好的信用环境，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短缺的难题，促进农村产业的生产和发展。
（四）金融服务积极性不高
据了解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的金融机构对农户所提供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户多数小额贷款，大额贷款又缺乏应有的抵押物；二是农户所能提供的贷款手续不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金融机构埋下风险；三是按照国家政策执行较低利率，加之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因此，仅从成本和风险来考虑，金融机构都不太愿意进行放贷行为，以降低自身的成本与风险。
三、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策略
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正逐渐减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部分资金流向城市，使农村融资陷入困境中，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晋江市政府应对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探索科学的、有效的金融支持策略，加大农村金融供给，解决农村贷款难题，使农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注重创新，服务产品多样化
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里，保守只能落后，唯有创新才能突破，才能成功，也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高效地解决目前农村金融工具单一的难题。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都要积极引导员工紧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进行工作创新，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农业信息和农户、企业的金融需求，创新储蓄并帮助农户制定合理的理财计划，对理财产品如股票、金融债券、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做好传、帮、代的工作，让农户了解这些金融工具的特性和作用，了解经济大潮的发展趋势，进而合理投资，保持收益。这些工作的量很大，需要员工付出辛勤的汗水，然而就长远而言，却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农户解决融资的难题，还能够提高银行的服务水平，塑造银行的品牌形象，提高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例如近年来，晋江农商银行坚持改制不改向，更加注重“三农”的服务，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经验做法，特别是在阳光信贷、进村入户、富民惠农等方面工作成效显著。据统计，目前该行在全市共有101个营业网点，自助设备区106处，布设小额支付便民点249个，福农通自助终端1990台，POS机具442台，金融服务网络遍布城乡。截至2012年4月末，该行共发放涉农贷款金额99.22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达97.25%，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发展资金不足的压力。
（二）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说过：“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人。”因为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具活力的因素，特别是人特有的能动性，决定了其不同于其他的生产力要素，在具体的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这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人力资源也是机构经营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是金融机构重要的工作内容，也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市场对机构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金融机构当务之急就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与高等院校合作，利用院校的师资队伍、重点学科、科研手段等优势，共同培养创新型人才，使创新工作持续推行，满足市场的需求。另外，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竞聘上岗等方式引进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团队，通过互相合作和交流，取长补短，拓展视野和思路，使其能够突破自身的专业限制，不断进步，进而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如为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晋江农商银行根据深沪渔业发展的实际，制定了“信用船”贷款项目，为符合条件的渔民提供合理的授信额度，帮助渔民扩大生产、技术改造提供资金，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据了解，该行至今共评定200多艘“信用船”、授信额度4亿多元，大大促进了深沪渔业的发展。
（三）健全传统民间金融形式，并加强监管
“合会”“、抬会”“、摇会”等民间融资形式在晋江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这些民间金融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和风险控制，它们在解决农村融资问题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政府应对这些民间金融加以引导，使它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同时政府还要根据晋江的实际，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立法工作的研究，逐步建立以银监会监管为主、以行业自律管理为辅的农村民间金融监督和管理体制，将这些民间融资形式纳入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之中，促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和规范的运作，有效规避风险，进而充分发挥出它们互助合作的积极作用。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积极性
当前，农村金融不断外流，吸血不造血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信用社的去农化倾向严重、各商业银行的城市中心战略将在农村吸收的大量资金转移到城市，投入到回报率高的非农业领域，以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致使农村金融出现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局面。为缓解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不利局面，政府必须充分发挥“有形之手”的积极作用，既要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强化金融机构支农功能，还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使支农工作顺利开展，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难题。政府根据实际制定、实行税收的优惠政策，通过对支农的贷款实行减免税收、对参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商业金融机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积极性。另外政府也可以根据金融机构在农村发放农业贷款或在农村设置金融网点予以一定的补贴，促使和引导机构资金流向农村，从而帮助农户走出资金困境。
（五）建立健全农村保险体系，解决后顾之忧
建立健全的农村保险体系，有利于解决农户生产的后顾之忧，这对于保障农户的利益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意义。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最大的天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灾害只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当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农户将可能颗粒无收，损失惨重，那么银行的贷款也将无法偿还，因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保险体系，这在当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为鼓励农村保险的发展，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和加大补贴等方式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我国是农业大国，需要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仅仅依靠政府做农业保险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所以地方政府还应逐步建立多元化的农村保险体系，让商业性的金融保险机构参与进来。这样既能够帮助政府解决资金难题，还可以解决农户们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六）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设，营造信用氛围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目前农村农户法律意识淡薄，以至于出现农户只想借款，而对于还贷却不积极的现象。这既损害了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也造成了社会的信任危机；既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应尽快建立并普及与农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使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能够有效避免行政干预追逐利润等造成的不规范、不合理现象，促使服务工作紧紧围绕着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宗旨展开，提高金融支农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信用意识，营造出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样才能够约束贷款农户的还贷行为，增强他们的还贷意识，按时偿还银行贷款，从而有效制止违约、赖账、逃废债务等现象的发生，使借贷步入良性循环中，营造出良好的信用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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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金融支持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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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
美国根据《农业信贷法》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提供信贷资金和服务,并通过信贷活动调节农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贯彻实施农村金融政策,控制农业发展规模等。主要包括:①农民家计局。其任务主要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和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②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其任务是对农村非盈利的电业合作组织和农场等发放贷款,用于架设大型电线、组建农村电网、购买发电设备以及电话通讯设备等。③商品信贷公司。其职能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补贴,借以提高农民收入。这种通过农业稳定和保护局的地方机构或生产信贷协会向农户提供农产品抵押贷款,从销售和生产方面实行政府干预,增加农场经营收入。④小企业管理局。该局的主要职能是专门为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的小企业提供信贷援助,以促进、帮助小企业发展,维护小企业利益。所谓小企业是指进行独立经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企业,如农产品收获储存,为农场管理、土地规划提供服务的经营性企业等。
（二）日本农业政策性金融
在日本的农业金融中,除存在大量的具有民间互质的合作金融机构外,还有由政府组织、推动或直接办理的政府金融机构。政府农业金融机构由政府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干预,如提供贷款资金、补贴贷款利息、补偿损失和债务保证等,确保其顺利贯彻政府的既定农业经济政策。
日本农业中的政府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资金来源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一般会计和产业特别会计历年所拨入的预算资金;一部分是向资金运用部、简易人寿保险及邮政年金等处的借入资金;还有一部分即为以贷款回收款为主体的自有资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贷款业务,主要是向森林渔业的公共事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贷款一般由公库直接贷放,或委托合作金融系统贷放。就其提供的农业贷款来说,有土地改良贷款、农地购置贷款、综合设施贷款、农业结构改善贷款和自耕农维持贷款等。
（三）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实施绿色革命,以推动现代化农业技术为中心,辅之以农业信贷、财政补贴、价格支持等措施支持农业发展。与此同时,印度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也逐步发展和完善。主要包括:①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该行成立于1982年,是当前印度最高一级的农业金融机构,是印度有权监督和检查农村合作信贷机构、地区农业银行的业务发展,资助商业银行的农村信贷活动。②地区农业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地区商业银行不追求盈利,不是按商业经营原则办理业务,主要建立在农村金融机构较为薄弱的地区,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活动;贷款主要发放给生产急需的贫困农民,除提供与农业生产发展有关的农业信贷,还提供其所需的消费贷款;目前农业银行已成为印度不发达地区贫困农民得到开发贷款的主要渠道。③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印度1963年建立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主要向各种农贷机构提供中长期农业发展信贷资金,接受和管理国外农业贷款援助资金。该机构主要为大型农业基础项目提供贷款,其中以水利贷款为最多。其资金来源中50%以上为外资,该机构同时对农贷机构信贷活动进行监督。
（四）法国农村政策性金融
法国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其特点是“上官下民,官办为主”,既承担普通的农业贷款业务,由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的项目。它由三个层次构成:最高层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它是会计独立的官方金融机构,也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负责协调省辖基层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业务,分配管理资金,并可办理转账、投资等业务;基层是到访农业信贷互助银行,主要负责吸收和管理活期存款及储蓄基金,由个人及成员入股组成,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它主要资金来源于其在农村由机构网络吸收的存款和发行债券。资金运用主要有提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普通和优惠贷款,此外还向农业经营、乡村公路建设、农业组织等与农业有关的项目投资,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二、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经验特点
1.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广泛,主要有政府资金、发行债券、向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吸收存款、邮政储蓄资金、向国外借款等方式。①政府资金。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均在很长一段时期都由联邦政府出资。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是国家通过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投入财政资金组建的。②发行由政府担保的债券。如美国的农业合作信贷机构发行的统一债券。这种做法可以适应中长期的资金需求,又有政府的担保,常被视为一种政府债券,很受欢迎,筹资能力较强。③向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做法还比较普遍。对于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一般都由中央银行直接发放或充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作为中央银行行为规范化进程的一部分。④少数机构吸收存款。比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吸收活期、定期、储蓄存款。⑤邮政储蓄资金。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资金和邮政简易保险。
2.十分重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和政策性金融的互相补充。有的国家既重视政府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又注重利用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实行官民并列模式。如美国在全美十二个农业信贷区,都有一个由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组成的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还有由美国农业部直属的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和农业电器化管理局组成的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有些国家甚至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互助合作性质金融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是一种“上官下民”的所有制模式,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公有性质的,由政府所有,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实行自治,有自己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权力机构。
3.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保障,如早在19世纪,法国政府就颁了《土地银行法》;1963年颁布了《农业中间信贷和开发公司法案》。目前,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对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监管严密规范。如美、日关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有美国的《农业信贷法》、《农产品信贷公司特许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关于农业信贷、信用保险的专门法律有农业信贷法、农业信用保证、保险法等。同时,在政策上提供许多优惠,鼓励和保护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具体如减免税收、注入资金、利息补贴、损失补贴、债务补贴以及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来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的发挥。
4.各国都把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作为金融政策性支农的一个重要举措。各国都认识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化解转移农业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其对发展农业保险均十分重视。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自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以来,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出政策并与私营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并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的四个阶段。而法国是典型的私有化主导型农业保险国家,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印度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互助合作性质,从1974年～1975年开始,印度综合保险公司试办农作物保险,推出了农作物保险试行计划。
三、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来源较为单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资本金、发行金融债券、财政支农资金、中央银行再贷款、境外筹资、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业单位的存款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拨资本金较少,仅为10亿元,其余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划转的资产和财政退税转增的资本金。资金不足,然而其来源除资本金和吸收少部分企业存款外,主要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资金来源与所承担的任务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二）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较为狭窄
从1998年开始,为了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从农业发展银行划出,其职能变成了单一的粮棉收购银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粮棉市场全面放开,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贷款规模明显下降,业务单一的问题愈发突出,在2003年、2004年粮棉油贷款分别为6809.77亿元和7104.26亿元,占当年农发行贷款总额的99%。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的单一导致其难以扩大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对其他涉农产业如农产品科技研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三）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经营困难重重
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扶持,也离不开资金的回流。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性,地方企业对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落后等原因,农发行的贷款难以回收,信贷资金流失严重。再加上农发行办公费用的快速增长及机构规模的日益臃肿,高成本与低经营利润的矛盾使农发行的发展步履维艰。
（四）农村保险业支农功能不健全，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分散风险的需要
目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国外的由政府主导、各种金融机构参与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未建立起来,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的风险也很难分散。
四、国外农村政策性金融对我国的启示
（一）拓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
目前,我国农发行的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央行再贷款形式。央行目前正努力试图改变这种资金供求体制,以切断政策性资金需求与央行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保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提供给农发行的再贷款,已由1997年的8167.79亿元调减为2005年年初的5699亿元。从2004年7月开始,农业发展银行首次以市场化方式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截止到2005年9月,累计发行17期金融债券,共筹集资金1901.7亿元。此外,利用政府担保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获得低息优惠贷款,从而降低资金成本。
（二）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运用
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与泰外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相比显得不够灵活,主要还是支持粮、棉、油收购和一小部分的扶贫、开发贷款。中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必要学习国外经验,随市场变化调整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内容,在缩减粮食收购资金金融支持的同时转而支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较大比例地提高对农业开发、生产、产业化服务等的贷款比重,对经济与生态能协调发展的农、林、渔业等一些获利能力较低的生产经营项目给予低息贷款的支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制定农村政策性金融法规，完善监管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必须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在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的同时,明确界定其与政府、央行、商行、企业等各方面的关系,摆脱外部客体超越法规的干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资产的安全。有关法规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法;二是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主管部门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这类法规是国家专门法的补充和具体化,如贷款项目评估办法、贷款审批收放程序、贷款风险防范和管理办法、委托机构资格和职责规定等。要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就应建立多元化、全方位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管体系,突出中国银监会的权威性,完善中国银监会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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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金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
(一)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缺乏金融扶持
从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相关联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产业性质决定不同金融机构的滋生和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的生产特点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迫切需要与此产业性质相对应的金融机构产生,农村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要素的缺失,恰恰是农村金融机构缺失的充分体现。我国农村金融体制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创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从现行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其市场定位虽然是为“三农”服务的,但从贷款的额度、期限和服务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更不用说需要大量资金支撑的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发展。同时,对农业产业化发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后调整了其发展战略,在县域及农村的分支机构向中心城市收缩,信贷业务向大中城市倾斜。据统计,4家国有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至今,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上收了贷款权限,县域网点功能萎缩。
(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制度缺失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但农村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很小,间接融资仍然占主导地位。一是股权融资渠道狭窄,占比较低。我国较严厉的企业股票上市条件,只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有利,导致金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不对称。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上市的仅有10%,绝大多数国家龙头企业资金供给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二是债务融资渠道单一。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90%以上来源于银行。在不能获取信贷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农村中小企业就不得不以非正规金融形式融资,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影响了其发展。
(三)农村金融利率市场改革缓慢,致使大量信贷资金从农村流出
农村经济因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影晌,生产效果和经营效益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估测性;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出现的众多中小企业,分布广泛,监测、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因此,金融机构投到农村的信贷资金,必须获得与其风险监管相对应的回报,但是由于我国利率市场改革步伐缓慢,国家对利率的控制较严,投向农村的信贷利率,不能覆盖整个风险,不仅国有商业银行不愿发放贷款,而且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也经常出现非农化的现象。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年9年间我国农村资金金融系统外流量累计高达27344亿元,且每年呈递增趋势。
(四)金融中介组织不到位,使众多中小企业缺少担保服务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但使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日常经营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和有序。源于民间资本兴建起来的农业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要求的条件,加之县域范围内基本没有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担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租赁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中小企业在急需信贷资金支持时,由于没有相应的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担保服务,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发展,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企业在缓慢发展中求增长求生存,很难取得规模效益。
(五)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抵押担保制度的矛盾,使农业企业有资产而无法抵押
厂房抵押是当前银行信贷通用的一种担保形式,也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担保法》明确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大多数农业企业建在乡镇或村组,厂房用地多是集体用地、宅基用地,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的模糊,造成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很难确定,这种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在抵押上的错位,已成为众多农业企业难融资、金融机构难变现、担保机构难担保的“死结”。
(六)民间融资长期得不到政府的承认与支持,削弱了民间资金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农业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在银行信贷资金缺位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通过民间借贷的融资高达8000亿元至14000亿元。民间借贷虽然有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历次金融改革中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地位得不到认可、发展得不到支持,致使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有资金的不能发放、需求资金的又得不到资金”的困境。
(七)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农业企业信用等级普遍较低
我国金融机构的征信工作不完善,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还不普及,不用说是在农村,就是在城市对贷款客户的认定也有困难。由于广大农村地区征信工作开展得较晚,对贷款客户资料的收集存在不少困难,目前农村的各类企业法人和农民的信用档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少有的中介机构服务又不规范,信息经常失真,使得农村企业信用等级普遍不高,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再加上当前农村逃废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白条”增多,金融胜诉案件执行不到位,兑现的资金甚至不足以弥补维权的成本开支,使得银行在涉农贷款的发放上更加谨小慎微,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八)统一的金融监管制度,削弱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效能
农村金融天然具有较高风险,其服务对象是我国的弱势产业(农业)、弱势群体(农民)、弱势区域(农村)。在当前我国尚未全面建立农业保险体系的情况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更高于其他商业银行,但是金融监管部门在制定监管指标和进行日常监管工作时,大多数还是实行统一的监管制度和办法,没有考虑农业经营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的行业特征,区别情况,分类对待。
二、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一)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特点和金融需求,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各种需求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因此,在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时,应从功能视角出发,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标准,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小企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组织等多种形式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和消除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国有商业银行要把在县域经营的重点放在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产业化发展上,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信贷产品种类,积极拓展金融服务方式,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二)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培育农村资本市场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较晚,农业运用资本市场又更为滞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是一个资金大量投入的过程,也是一个资产负债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要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依靠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一是深化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运作;二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充分发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证券市场上为涉农公司融资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三)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解决农村信贷资金外流问题
风险不同,要求的收益也不同,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农村金融服务的对象是分散、小额、风险状况各异的众多农户和农村企业,客观上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有足够的利率自对不同的客户收取不同的利率,从而减少风险、增加收益。金融市场利率放开后,农村地区资金价格一般会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不仅能有效地动员农村地区的资源、调动农村居民进行货币积累的积极性,而且能够极大地吸引非农资金流人、扩大资金供应。同时,资金将会更为有效地使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农业产业化投资的顺利进行。
(四)健全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农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国外经验证明,中小企业因受自身条件限制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规定的条件时,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务便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因此,应由政府出面或者出政策,成立各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为产品有订单、经营有效益的中小农业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同时积极推动民营资本参与组建担保公司,拓宽担保公司资本金的来源;发展信托业务,通过为农业企业发行各种信托产品筹集发展生产所需资金;大力兴办金融租赁公司积极发展金融租赁业务,为农业企业发展壮大提供租赁服务。
(五)创新农地担保制度,解决农业中小企业贷款抵押难问题
修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将宅基地归农民所有,扩大集体用地的使用权,使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农业企业真正享有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含抵押)在内的土地经营权。建立农地使用权登记管理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农地的流转,将农地使用权这种固定的财产价值变成流动性较高的价值,优化资源配置,扩充农地贷款资金来源。
(六)放开民间借贷,尽快出台《贷款人条例》,为农业产业化多渠道融资开辟合法的途径
实践证明,一个经济体健康持续的发展,应该是以民问和社会投资为主体。特别是在当前,不经过银行体系的实体经济投资活动,还有助于减少货币创造。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顺应经济发展要求,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引导与规范,尽快制定《贷款人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民间融资应有的地位,明确其性质、活动范围、运作方式和借贷原则等,建立长效管理和监测机制,适时向社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为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弥补农村金融市场信贷资金不足的作用,为县域经济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服务。
(七)加快农村征信工作进程,为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增加金融有效供给实现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农户、农业中小企业等征信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他们对征信工作的认识,促使其逐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统计报表等规章制度,提高与银行打交道的能力。同时,要不断完善征信评价机制,规范对农户、农业中小企业信用评定的管理工作,提高其信用等级,促进农业产业化金融信用环境长效机制的建设。
(八)创新监管制度和模式,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差别监管
农村金融服务对象的弱质性,决定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同商业银行一样,应给予其更加宽松的监管环境和优惠政策。除了在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比等方面实行差别监管外,还应在市场准人、资金拆借市场、投资保险、中间业务发展等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壮大农村金融机构实力,从而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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