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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篇2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篇3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篇4
何谓荒漠化？从成因上讲，它是人为掠夺式耕作与气候异常灾害相结合发展的产物。从结果上讲，它不仅是三失衡的恶化演变，而且是人炸与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拜金主义、暴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侵蚀下，日趋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三失衡现状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已出现三个严峻后果，极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是半个中国的六种荒漠化，正向三分之二或更大区域扩展，扩展速度十分惊人，不精确计算，3百至5百年间有可能出现。二是中国人口已经由膨胀增长进入爆炸增长，2025年达15亿人口，尤其是超量人口，不仅压迫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优化持久发展，而且压迫和影响国民经济协调有序发展。三是黄河与地下水已发展到干涸耗尽的解体边缘，从综合治理到科学根本全面治理，迫不急待。对长江源的淘金挖沙污染的全部破坏的基本情况，要进行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总结，要立档立案建成博物馆，以备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为保护长江“母亲河”树碑立传，开辟保护长江系统的自然力有机农业新纪元。这个创新有机农业纲领有三个要点：第一，用知识蜜集代替劳动密集，并与有志之士的农民智力开发，作为启动的生长点。第二，从万众一心的团结合作思想出发，齐心协力走共同致富的合作化之路。第三，大兴山水林果景养生农业，大兴优质物种资源开发农业，大兴知识密集智力开发农业。转化治国强国兴农的组织形式，是新有机农业合作社。转变治国兴农的教育形式，必须尽快创办非正规化的农民大学。用中华自然力新有机农业文化知识武装广大农民群众，走普及高等教育兴农业兴农民之路，不仅是积极转变当前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开创中华自然力新有机农业与高等崭新教育并重协调稳步有序发展新局面的必由之路。创办天下先的兴新农新教事业，一不急于求成，二不怕困难和挫折，三自觉抵制拜金和暴利，四要坚持走专业合作化，按劳分配为主和共同致富的和谐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创建中华自然力有机农业主体结构体系是治国兴农之本
科学创建中华自然力有机农业主体结构体系，既是综合治理三失衡问题的根本大计，又是治国实现天人地合一的兴农文化。从创新理论与实践存在问题的结合上，阐明如下：实现科学优质化的四种自然生产力，是建设中华自然力新农业的主体结构。前九章已作了全面系统阐述，不再赘述。仅就结合实践中的问题，简要补充一点新认识。（1）天体自然生产力，是由光、气、雨、地上水、地下水、江河湖泡塘井库与海、滩涂等组成，进行多种鱼虾贝类海参海带海菜等生产。（2）地体自然生产力，是由光气雨山区丘陵沙漠戈壁荒漠农田与林草植被动植微生物组成，进行植物性动物性再生产。（3）生物群体自然生产力，是由原始物种资源与人工物种资源组成，在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下，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良种繁育再生产。（4）农业劳动力群体生产力，是四种自然生产力的科技文化策源，不仅科学经营管理种养业的再生产活动，而且以辛勤的食物再生产，养育着适度容量人口与超量人口。努力搞好主体结构的四种自然生产力，不仅是治国兴农之本，而且是充分发挥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作用的长远战略大计。
全国性农业养分失衡由来已久，如果从引进化肥算起，至少有50余年，逐渐丢弃了优质人畜禽粪便有机肥还田耕作制，犯了前进一步实退两步的战略错误。因为引进化肥仅是有机肥还田耕作制的补充，却把它全部取代，促成8亿农民掠夺生产，让有机农业衰落，百分之百消费，百分之二百流入大海。什么样的水土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不走向恶化劣变和自我毁灭呢？!听一听，看一看水地资源的哭泣和控诉吧。控告其一，主副食产品质量普遍劣变。不少米面肉和瓜果菜的口感品味发生了明显的质量劣变，出现酸碱苦涩邪，其至达到难以吃咽程度。食物质量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它的质量长期低下而劣变，势必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发育。如不能较快改变这种恶化状况，必将造成人智体的全面退化。控告其二，土壤养分长期短缺而失衡板结。土壤中的内含多量元素显著减少，不少土壤地块普遍缺氮，严重缺磷，部分缺钾，土壤中微量元素出现奇缺。如钙、镁、铁、锌、碘、铝、锰、钼、钴、硒等，据调查，在普遍缺少基础上，严重缺少和极度缺少的竟占60-80%以上。它的严重后果，不仅造成土壤板结和全面退化，最终造成劣质和变质生产。控告其三，地下水长期赤字超耗趋于枯竭。地下水是属于不再生资源，尤其是深层地下水更是如此。地下水的有限性，不再生性和养育人及其万物的基本功能不可代替。这是地下水最本质的基本特征。它的极端重要性和毁来它的极端危害性，都由这里的三个本质特点所决定。
由于长期超量赤字开采地下水的结果，不仅浅层地下水已经耗尽，而且造成深屋地下水趋于枯竭，促成旱浑灾害向两极发展。大面积耗尽深层地下水的极端危害性突出表现出来：一是暴红雨成灾，造成日趋严重而惊人扩大的水土流失；二是促成频繁的春旱、夏旱和秋吊灾害，使风蚀日蚀土地荒漠化日趋加剧和扩大。控告其四，农业自然资源加剧污染的极端危害性。农业资源污染的普遍性及其危害性，不仅日趋加剧，而且触目惊心。农业调查与考察20余年，每到一地见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极为严重的污染。甘肃兰州市中心，城市污水顺着1米多直径的水泥管，高扬2米多流入淹淹一息的黄河。建国前两岸百姓全吃黄河水，现在吃日趋紧张地下水。今日到白色市考察农业半月余，遇有地质系统退休老孙同志，陪同专门看市内污水，是怎样隐蔽流入右江的。右江的吃水和兴旺的水运，至今除还保持着2码头标牌外，都已成为灾难。开放搞活的治污课题，却很难落到实处。农业污染渠道，主要是通过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形成的。农业污染物主要是化肥农药等。对人体和农业生产危害最大的是农药化学物质污染。仅美国登记的化学物质就已达到700多种。由于消费者强烈反映，最近在美国有35种致癌农药被列入禁用名单。控制食品的化学污染，已成为刻不容缓地监控和安全保护的首要任务。#p#分页标题#e#
向宏伟壮丽的新五类知识密集农业产业目标迈进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在20年前，对当时农业的全面整体崭新发展，不仅创造性地提出用知识密集农业逐步代替劳动密集的主张，而且还高瞻远瞩提出新五类知识密集农业产业宏伟目标。它不仅燃起宏伟自然力农业的新曙光，而且是从整体上科学综合全面有序发展新五业的新农业纲领。这个新五业的农业纲领，不仅要变单一种植业为综合生产的产业体系，而且还要看到21世纪在我国将要出现知识密集型农业。对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阐明如下：一是农业型产业是以太阳能的光合作用进行食品生产的体系。限于水和肥料的供应，限于光合作用所必须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限于植物本身的能力，巨大太阳光能只有很小一部分变成食物产品。这个比例不到1%，常常只有1‰。二是太阳能变成食物产品，人们并不能全部利用。如粮食作物，籽粒在产品中还占不到一半，其余百分之六十是秸秆。现在农村把它白白烧掉，不做肥料，有机质不还田，促进土壤板结是个大损失。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利用中间环节，综合利用秸秆，树叶、杂草等。大力发展牛、羊、兔和鸡鸭鹅。牛粪可以种蘑菇、养蚯蚓。它们排出废物送到沼气池和鱼塘，鱼塘泥与沼气渣还田肥田。三是我们一方面充分利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资源，另一方面把全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新技术革命成果等都用上，实行工序一道道很严密的流水线生产。这就是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它将导致整个国家生产体系和生产组织的变革。
努力稳步有序发展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可划分下列五类产业：它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并以粮食和经济作物为基础。这就是农田类的种地养地不可分的农业。它在我国约占16亿亩面积。它不只是种植业，还有绿化的林和养畜的牧，还有渔、菌、虫、微生物和副业、加工业等，所以是十业并举的农业产业体系。它是另一类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如果包括宜林荒山，我国林业面积可达45亿亩，是农田面积的三倍。林业在生态平衡中占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它对保护农业丰收和有序增长具有不可忽视和代替的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多山少林与旱涝灾害濒繁的国家。现在林业的形势落后于农业，尚在探索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为联户与合作承包山林荒地开辟崭新道路。它是草牧并重协调发展的知识密集产业。如果包括一部份可以复原沙化的草原，我国草原面积共有43亿亩，接近农田面积的三倍。目前我国草原的经营利用十分粗放，经济效益很低。这种况是可以改变的。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发展草业，要从利用太阳光能做起。要精心种草，让草原生长出大量优质高营养牧草，培育和引种优良草种，发展沼气和多种经营，搞好综合利用，走现代化合作草业新村道路。为把草业变成知识密集产业开辟新的必由之路。它是利用海洋滩涂的知识密集产业。我国近海有70亿亩，其中浅海滩涂为22亿亩，的确是一个庞大资源。长期以来我们只捕捞而不养殖，不认为海洋是一门自成体系的产业，把它看成仅是农业或渔业的一部分，没有给以足够重视。最近山东省荣成县，认识到他们有300多公里海岸线和50万亩浅滩的重要难得。两者水产量占山东省三分之一。
我国近海面积是日本的5～6倍，而1982年海洋渔业产量，仅是日本近海渔业产量的一半。海洋产业范围很大，产品种类如海虾、参、贝、藻、带、鱼类等，相当丰富而优质珍贵，应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改变只捕不养的掠夺生产方式，向持久有序增长和综合利用方向发展。它是科学持久利用和综合治理沙漠戈壁的宏伟产业。我国沙漠面积约有16亿亩，同农田面积一样大。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人口少耕地，多山少林与多沙少水国家。这个最基本的中华自然力农业特征，决定了治山治沙和治超量人口，不仅应是基本国策，而且是在百年内压倒一切的中心重点任务。科学治理和稳步有序解决这三对矛盾，不仅是创建中华自然力崭新有机农业的新纪元，而且是奠定中华民族走向永恒繁荣富强的里程碑，更是实现天人地合一有机农业文化永续昌盛不衰的理论基石。
努力创办“中华自然力有机农业刊授大学”教育工程
创建中华自然力优质有机化新农业，既是天下先的壮丽事业，又是破天荒的宏伟事业。治国兴农根治失衡的百年大计，是以教育为本。努力创办欣欣向荣的“中华力有机农业刊授大学”教育工程，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的起步工程，又是紧紧抓住“三农”建设的重中之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分析有三：第一，中华民族五千年有机农业昌盛不衰的三大法宝，起着首要的决定性作用。一是高密度高质量高水平的林草绿色植被农业，分布在山区和沙区，从上到下人人精心保护管理。二是雨养有机肥还田农林牧种养业，在养地高于种地的一整套保护养育培肥制度下，实行优质人畜禽粪便全部还田耕作制，并有一整套翻滚压耙铲趟和倒茬轮作制度，种养地合一提高的水土肥力，有效保证了农业丰收和有机食品质量。三是普遍实行优质有机肥还田法和倒茬轮作制，是天人地合一文化的结晶。德国化学家李比西无机养分还原法，是时代的进步，但它不能代替有机养分还原法，最多是个补充。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不能走丢弃传统有机农业精华的自我毁灭之路。下定决心，以办好高等教育的两个实践试点实验报告，拯救有机农业新生和再生，为中华自然力新有机农业文化教育开创崭新兴起的大好局面。第二，努力搞好三失衡的综合与科学相结合的根本治理教育，是转变掠夺、污染与恶化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转折点。三失衡的主导问题是超量人口6.79亿，进入爆炸性增长。三失衡的错上加错问题，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区开了两胎和三胎口，令人难解，实为后患无穷。三失衡的灾难，是耗尽干涸深层地下水。三失衡的恶果，是沙漠与水土流失惊人扩展。三失衡的基本性质及其动向，是半个中国荒漠化正在走向三分之二中国立体荒漠化。
篇5
年，全村劳动力总数人，（劳动力指岁－岁从业人员，下同），其中：男人，女人。劳动力中，小学以下（含小学）文化程度人，初中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全村从事农业、果林生产人（其中从事水果场承包人），农忙在家从事农业农闲外出打工人，长期外出从事其他行业人。××年全村劳动力总数人，其中男人，女人，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人，初中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全村从事农业、果林生产人（其中从事果场承包人）在村从事手工加工业人，农忙在家从事农业，农闲外出打工人，长期外出打工从事其他行业人。农村岁以上的农民，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未能掌握从事工业生产必要的技术或技能，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又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农民原来的收入都比较高，在开展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①年岁的长期外出人员中，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有一部分人员回村从事手工加工业。②××年岁，在家人员比较多，他们受家庭和农活的约束，又没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劳动力大面积转移，只能依靠技能的提高和本地企业的吸纳。）
二、农民收入情况
年，全村农民柑桔产量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柑桔总盈利万元。全村农民龙眼产量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龙眼总盈利万元。粮食作物、蔬菜、畜牧业，外出承包果林场等盈利万元，外出从事其他行业收入万元，全村农民纯收入万元万元，人均元。××年，全村农民柑桔产量增加到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柑桔总盈利万元。全村农民龙眼产量万担，平均销售单价元担，每担生产成本元担（不含人工成本）每担盈利元，龙眼总盈利万元。粮食作物、蔬菜、畜牧业等盈利万元，外出劳工（含小商贩）等从事其它行业收入万元，全村农民纯收入万元，人均元。由于村主要农作物只有三种，没有相应的农作物深加工企业，农产品品种单一，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低，农民收入受市场价格变动大。加上农产品技术含量低，未能规模化经营，生产成本偏高，难以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要求，出现增产不增收。此外，交通设施落后，也制约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生态型企业的入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全村农民收入来源情况单位：万元（①农闲时外出打工人员，因流动性比较大，其收入未能统计。②其它产业指外出劳工从事各行业的收入。）
三、劳动力转移动因
村农业属粗放型，农村品结构单一，质量不够精细，技术含量不高，难以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要求，加上加入后，关税下降，农业保护垒壁逐步消失，国外农产品（如进口优质水果）冲击市场，国内农副产品的生产成本偏高，保鲜措施不足，未能形成农副产品产业链，导致销售时间短，市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有的甚至出现亏本，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迫使劳动力转向其他行业，为提高收入找出路。年外出劳务人员占总劳力的，劳务收入占劳动力总收入％；××年外出劳务人员占总劳动力的，劳力收入占劳动力总收入的％，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外出劳工人员不含在家从事手工业人员，收入也不含在家从事手工业人员的收入）
四、发展思路
面对村劳动力的就业格局调整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生产的双重目标，发展社会事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当前重点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⒈抓好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工作，首先要做好农村闲置劳动力的调查工作，了解他们的年龄、爱好、文化程度、就业意向，工薪要求等；其次要摸清我区产业工人的需求情况，做好企业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桥梁作用，尽量培训河市工业区所需的劳动力，使农村劳动力在今后一至两年内在当地就业，（能减少住宿费用、伙食费用，又能关照到家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形成劳动力转移和企业稳定员工的双赢局面。
⒉积极研究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措施。目前村共有水田左右亩，每户平均亩左右水田地，许多青壮年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成本太高，同时也制约劳动力的转移。若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能降低劳动生产成本，把短期闲置劳动力转化为长期闲置，促使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也可先进行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土地集约经营的压力）。
⒊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共有山地左右亩，年产柑桔万担，龙眼万担，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但这些产品质量不高，精细不够，有的上市时间短，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难以适应市场需要，今后要加大对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和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指导，积极争取扶持政策，种植速生丰产林、野山辣、反季节蔬菜等农作物和水果高接改良，分散市场风险，努力促进农民增收，提高水源保持能力。
⒋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村水源严重贫乏，现有的两个小五型水库存在渗透现象，每年万元的村财收入是难以解决水库的维修问题，今后需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扶持，解决水库问题。
⒌村距镇政府所在地约公里，生态环境优美，村级公路面窄，弯度大，严重制约农产品的外销，生态开发企业的入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每天人的学生和大量村民面临交通安全的威胁，要积极争取政府扶持，拓宽完善现有的公里公路。
五、意见和建议
要改变村的现状，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是前提，乡村公路、农业设施建设是基础，大力引进各类企业，增加人气商机是关键，产业结构调整，推广订单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为此，我们建议：
⒈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要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取消歧视性政策，避免出现类似干部下乡“补贴”，农民进城“收费”，农村三级办学，城市包干办学的现象。其次，要大力发展工业小区，壮大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阵地，对吸纳和培训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企业，要给予扶持和奖励。再次要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出台针对入城农民工的经济适用房或解困房政策，把城镇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转化为常住人口。（购房农民必须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流用和集约化经营，低价转让农村旧房，有利于农村的整体规划和旧村改造）
⒉做好相关服务，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宣传力度，排除成年人学习劳动技能的心理障碍。其次，要充分发挥村、镇、劳动就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健全就业岗位信息和劳动力情况信息，强化沟通协调，加速劳动力的转移。再次要做好劳动力的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利用敬德职业学校，选择好就业方向，采用校企联办的方式，积极培养农村初中毕业生，使他们具有技术技能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要针对富余劳动力的现状和企业用工的需求，采取镇村组织，劳动部门协调，企业培训，政府扶持的方式，做到边学边用，培养实用型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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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完成股改并顺利上市后，在更为激烈的币场竞争甲，要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入力倡导理性营销观念，建立理性营销经营机制。本文结合恩施农行实际，对这一问题作出粗浅分析。
(一)
市场营销理论应用于工商业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它被农业银行所重视只是近几年的事。由于应用时间短暂，市场营销观念在农行上下尚没有深入人心，市场营销策略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研究和采用。目前农行普遍使用的营销手段落后，加上其它历史原因，致使农行综合竞争力落后于工.、中、建等商业银行。造成农行落后面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采用先进的业务营销策略，缺乏系统的、全面的、有针对性的具体业务营销组合策略，没有一个全行性的业务产品营销组合策略指南。因此，当前在全行倡导和树立理性营销理念非常重要。
去年暴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在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次级房贷市场盲目扩张摒弃了经济和金融的客观规律我们认真研究和汲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需要以求真务实的理性态度正视业务发展中的问题，按照金融规律办事情，正确处理扩入金融规模与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关系;处理好金融企业提高自身效益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推进金融创新与加强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就当前金融业务发展形势而言，一是信贷资金供需矛盾加剧，优质客户关系维护难度加大，农行业务份额流失的可能性增加;二是在信贷资金供应趋紧的形势下，容易引发少数客户特别是国家重点调控的“两高一剩”以及潜在风险较大客户的资金供应链断裂，形成不良贷款反弹的压力;三是客户经营成本攀升，发展速度放缓，对提高业务定价水平增加了难度。因此我们要切实抓住机遇。强化理性营销，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凭借大行的系统性优势，通过强化内部挖潜和系统调剂等多种方式，优先满足重点客户的规模需求，为营销竞争性客户抢占先机;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保优退劣、保重点压一般”以及产品组合营销等多种手段，有效推进农行客户、信贷和经营结构的优化调整。
从区域、同业及客户层面看，恩施地处西部，被纳入西部大开发区域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不断涌现，为农行营销和储备优良客户提供较大空间。在此形势下，资本市场会迅速发展，金融“脱媒”、银行混业经营、投行业务专业化经营趋势逐步显现，而农行在高端客户和产品领域竞争乏力的困境将进一步加深，与同业和系统先进行相比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营销体系特别是直管直销体系有待完善;风险管理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行际间发展不平衡、客户结构调整任务仍然较重、中间业务尤其是投行业务发展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在当前实际上已经从紧的宏观调控形势下，少数行存在“因规模紧而放松营销、因规模紧而忽视维护”的不作为现象。因此，金融服务和风险控制的高要求迫使我们必须坚持理性营销。大幅度提高优良客户占比，不断调整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改善中间业务收入结构，优化城乡业务结构，以促进经营利润不断提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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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延伸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加快，而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高效的管理措施，来保障农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在实践管理中，要正视农业生产在我国整体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农业生产及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落实各项基础的农业生产环节。同时，还需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在原有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渗透其中，强化农业集约型生产管理的总体效能，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作用。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1.改革并实施管理体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的独立性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未来规划中，管理体系的运行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其剔除了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政府职能干预的部分内容，从而强化了在实际工作中的组织地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协调之下，逐步增强农村农业产业项目的实际生产效能，形成农业经济管理的市场化调整机制，有利于农业体系当中资本的流通，促进农业发展。
2.将多种农业经济形式与农业改革相契合，构建符合时展的农业科技服务框架。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而言，将科技兴农、服务兴农等多种管理体制与实际产业项目相整合，鼓励多渠道发展农业经济，令其在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之下，积极引导国家非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具体的情况来看，科技手段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融合，对于该领域改革来说十分关键，尤其是诸多规模化农业生产项目的执行，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及其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基地，都陆续引入了带有服务职能的项目，以及启动了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激发出农业经济管理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实质上，这就是目前所能实际操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效策略，在执行的过程中，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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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044-03
引言
从字面意思分析，“城郊农业”是从区域的角度定义一种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农业。这一类型农业的区域标志是在城市郊区，有其自身的特征、类型、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因此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城郊农业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城郊农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城郊农业的起源，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第三，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应如何界定？第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休闲体验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对于这些争议，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2）对国外城郊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和理论学习方面，过多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研究，而在当时的发展背景下，前苏联学者的经验和研究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3）对“城郊农业”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是：第一，通过对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的回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指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区别与联系；第二，对城郊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本文的观点；第三，对城郊农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城郊农业与都市农业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是比城郊农业更高水平的农业（陈龙庭，1998；干经天，2002；刘恒茂，2004；于静涛，2005；薛艳杰、吴永兴，2007）。陈龙庭认为，“都市农业有别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于静涛对“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郊型农业”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城郊农业在发展中走“开放性农业”和“创汇型农业”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城郊农业发展面临的六个动态变异和四大矛盾。这些描述比较符合现实城郊农业的境况。在对“都市农业”的分析中，于先生指出“都市农业”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并指出其依据是“因为上海是大都市，所以其农业必然是都市型农业”，认为都市型农业是比城郊型更高级别、发展程度更高的农业，并从要素、生产、供给、主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八个方面对都市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进行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异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位于大中城市与传统农区的结合部，既有受到市区经济辐射的优势，又受到被市区吞噬的压力，城乡关系比较密切（赵树枫、张强，1998；方志权、吴方卫，2001）。//html/jianli/
笔者认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这一类型的农业所依附的城市规模的大小，若所依附的城市是都会城市，则被称为“都市农业”，若所依附的城市为中小城镇，则被称为“城郊农业”。因为大城市较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其周围的农区率先发展起来，因此，“都市农业”的提法比“城郊农业”更为普遍。 但是，笔者认为，采用“城郊农业”的概念，可能更符合我国实际。
（一）“都市”和“城市”的异同
根据余菊生等人（1998）的研究，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最先起源于日本。“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是这样定义都市农业的：“是指分布在都市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外围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温室、观赏植物、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同时又包括稻、麦、畜牧、水产等的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2—3倍，集约化生产程度很高”。该文献还指出：在日语里，“城市”被写成“都市”，“城市农业”也相应地被写成“都市农业”。但，“城市”和“都市”一词在汉语语境里是有区别的，从内涵分析，“城市”包含“都市”，“都市”是大的城市。//zuowen/
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并指出：“urban agriculture”是一个地域经济概念，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各种间隙地，或位于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很高或快速城市化的都市区域内，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urban”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为“都市的”，也可以翻译为“城市的”。“都市”、“都会”另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是“met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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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农业科技管理中，与农业科技服务具有一定的差异，在这一概念中主要是在科技流通的创新环节得以实现的，以参与主体为中心，通过特有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并且共同为这一目标作出努力，方式以及组织等相关的内容可以是多样化的，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由参与主体自行加以控制，对于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科技服务与农业科技管理的过程中，二者既具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不同点，例如前者更加注重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能够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的发展，是一种外向性的表现形式。而后者是对现有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再分配的过程，与之相反，属于内向性的表现形式，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不但可以有效的促进整个农业发展水平的进步，还能使之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在崇尚生态化的今天，这一系统的形成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2、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的基本特点
将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一个特点就是主体复杂性，因为在整合的过程中，其中涉及了众多的单位，例如农业企业，又包含了农业企业中的科研单位，还有合作社等等，这些都是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为农业创造了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其次是具有阶段明确性的特点，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贯穿在整个农业服务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创新以及流通的过程中，这一变化极为明显。在创新阶段，主要是农业院校以及在企业中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通过对某一技术的发明与再创造。另外一个阶段是扩散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要对技术加以推广，使得更多的农户了解科技手段，应用科技手段。还有一个阶段属于接纳阶段，科技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还是需要得到应用效果的见证，只有农户看到了发展的希望，才能普遍的接受这一技术手段，所以在科研成果的接纳阶段，更加需要对某一科技的认知，为今后农业的创新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最后一个阶段是对信息的反馈，整个农业科技推广的过程中，只有发现不足并且改正不足才能实现农业的进一步优化发展，因此才要向农业科研机构反馈信息。
3、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的基本作用
将农业科技服务与管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众所周知，在我国建设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十分显著，但是乡镇却在资源以及发展途径上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影响，这是造成城乡发展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如果城乡经济的差距不能有效的缩短，那么对于乡镇居民的生活以及收入等都会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基于这一情况，通过将科技服务与管理进行有效的结合能够得以实现。在内外兼修的发展契机下，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以“赋权”的方式激发其潜力，同时加大外部资金的投入，共同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来我国城乡之间的距离也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缩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鲜的理念以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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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社发展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农村经济精英是在农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决策,执行的是家庭利益为核心的行动逻辑(贺雪峰,2008)。因此由多个具有独立利益的农户家庭构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人员管理、资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面临着新的能力考验和决策转型。
一、产权激励
社员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禀赋差异而呈现异质性,体现在出资结构中少数出资大户与多数一般农户并存,甚至一两家出资额占去了出资总额的90%以上。合作社与所有者企业性质不同在于“股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资本增值服务,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而合作社则是为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成员的营利服务,为成员服务是合作社的目标,在组织内部,合作社不赚取其交易对象、服务对象——成员的钱”。既然出资额多少并不能直接获取不同的报酬,那么比其他社员多出资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可能原因是回报社会、先富带后富的奉献精神驱动,具有这种奉献精神的农业大户真正是为乡亲着想谋求利益,解决农民“真穷”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奉献能够可持续下去吗?如果奉献者由于年龄问题而不能参与经营会不会还有新的奉献者可替代呢?奉献者的巨大付出如果得不到社员认同会不会坚持下去?所以说具有奉献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是稀缺的,也是宝贵的,从长期来看,我们不能寄望于某个人的先知先觉、奉献精神作为合作社的长期发展的支柱,必须以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健康运行,给予合作社经营人才合适的产权上的制度激励。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国际合作社的原则作了一定的修正,针对我国农村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现实,在控制权、收益权等方面鼓励资本投入,如扩大合作社按股分红的比例,最高可以达到40%等。为进一步明晰界定合作社产权,第五章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作社“每年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第三十六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成员退社时合作社应“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产权制度模糊而导致的“搭便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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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位于湖北省北部，总人口257万人，农村劳动力109万人，转移就业61.2万人，外出务工人员达49.9万人，是个农业人口较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较重的城市。
（一）转移就业总量持续增加
2005年以前，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基本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在5%左右; 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转移就业的增速放缓，在3%左右;2010年后，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减弱以及国家保增长、保就业政策的出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总量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增速在6%左右。
（二）转移就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仍然偏低
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67.3%和16.6%，与2009年相比分别提高了4.1%和3.7%，文化程度在逐步提高，但技能单一，技能水平不高，78%的没有经过技能培训，整体素质仍然偏低。
（三）转移就业劳动力呈年轻态势
从年龄上看， 20岁以下的转移人数占总数的16.8%; 21岁-35岁的转移人数占总数的56.6%; 45-50岁的转移人数占总人数的12.4%， 50岁以上转移人数占总数的14.3%。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73.4%。
（四）转移区域相对集中
长期以来我市“打工经济”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外出务工人员遍及全国各地，但是，流动区域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长三角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
（五）转移行业仍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
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就业的比重达到35.2%，其中在工业就业的占25.8%（85%集中在制造业），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9.7%，在餐饮等服务业就业的12.6%，这些都是技能要求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还有21%的人以打零工为主， 这些人没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岗位，收入水平较低，就业稳定性较差。
（六）务工收入逐年提高
201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平均月收入为2700元左右，比2009年上涨了68%，年均增幅为9%。技能工、家庭服务业工资收入较高，如电焊工、月嫂月工资收入达7000元以上。在本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大部分兼业，并未完全脱离农业，农忙季节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其工资性收入也在逐年提高。务工收入的逐年增长有效地带动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并且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在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中，一般的务工人员年收入是在家务农的3倍以上，素质高、有技术者收入更高。40%以上有务工人员的家庭已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道路。通过外出务工，增长了见识，掌握了知识，转变了思想观念，在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就医、就学、住房等方面加大了投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推动了农村非农业发展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素质，而且对输出地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样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在外成功创业农民回乡支援本地建设，他们带回了先进的技术、经营理念，创办实体，增加税收，带动了本地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三）加速了农地流转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许多农民将其承包土地以转包、入股等形式转给种植大户或龙头企业，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了农地的产出效率，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四）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城镇化发展。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
（五）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弥补了城市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出现的劳动用工空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苦、脏、累的工作基本都是由进城务工农民承担。如城市建筑环卫工人、家政从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的90%以上都是农民工。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拓展了城镇产业发展的空间，大量农民进城带来了消费力，也促进了商业、房地产、旅游等行业的发展。进城农民工不仅成为城市运转功能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还为城市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户籍制度缺陷是根本
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国家对农村和城市区别对待，造成了城市和农村事实上的不平等。户口并不只是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户籍制度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城市户口还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它与优先就业，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优惠和实惠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实际上仍在维护城市人的利益。虽然近几年户籍制度对城乡迁移的影响逐渐弱化，但在一些大城市户籍制度的影响仍然显著。如果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都将成为问题，更不用说融入城市社会了。一是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形成制度性歧视，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现象普遍存在。二是户籍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社会保障无缘。各地虽然已经尝试把本地区农村居民纳入统一的户籍和社保范围，却很难把非本地籍的长住进城农民纳入这一体系。三是户籍制度造成农民工子女就学难。
（二）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乡就业政策不统一，扶持就业政策不平等;近几年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其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积极性。对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治理严重缺位，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不畅，有组织外出的比例比较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延缓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三）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影响，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机制、基金筹措、管理办法、保障标准、保障覆盖率等方面都与农村有很大的差异。目前农村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才刚刚建立，覆盖面小，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既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又无法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陆续向城市转移，城市面临城乡社保障如何对接的问题。
（四）劳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不适应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7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不到20%。虽然近几年农村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低素质，缺乏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小，基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如：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的行业。大量技能低、素质差的农村劳动力充斥市场，不能适应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国际化进程步伐加快对高素质员工的要求，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出现了“民工荒”。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
（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标是城镇化，以往的城镇化更多地体现在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并没有相应转移更多农业人口，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改革了延续50多年的二元户籍制度。建议进一步扩大户籍制度改革范围，地市级以下全部放开，同时逐步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劳动报酬、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公共卫生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二）深化就业制度改革，优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环境
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取消各地针对农民工和外地人口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就业条件，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公平对待，实行同工同酬，包括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努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公平、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本外地人员平等的用工政策。加大督促检查的力度，确保国家扶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确保务工人员合法权益。营造良好氛围，吸引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把“走出去”和“返乡创业”相结合，树立 “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外出务工人员将在外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经验技术和淘到的“金”带回来创业，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三）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促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制度衔接办法，实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一经办管理。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以农民工为重点，妥善解决人员流动过程中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实现制度的有效衔接。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实现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在各地互认，累计合并计算。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人群实现基本覆盖。
（四）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就业素质不高。要继续增加财政投入，扩大“阳光工程”的覆盖范围，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岗前培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资源，对4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每年进行1―2次培训。针对用工量大、技能要求高的工种，要适当延长培训时间，提高培训质量。探索培训补贴机制，可采取多种方式对培训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农民得到实惠。
参考文献：
[1]武志刚、张恒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点及变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2012 （11）.
[2]曹利平：《农村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经济经纬》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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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人WTO以后、为扶持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发挥税收调节职能，国家税务总局在2002年把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免税农业产品抵扣税率由原来的10%提高到13%，增加了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额。随着一般纳税人对农产品收购凭证需求量的增大，其税收、财务管理方面问题日渐突出，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收购企业的税收管理和监督。
1当前农产品收购企业税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虚增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数量。有的企业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时搜自提高购进价格，或增加购进数量，扩大抵扣金额，多抵增值税。在调查中发现有3家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提高价格或虚开数量的问题。
1. 2项目镇写不全。有的企业在开具收购凭证时不填“计量单位”、“收购数量”和“单价”、有的不填“收购单位名称”和“验货员”栏。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不实。企业为能抵扣税款，就虚拟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业务数量多，而且大部分为现金交易，因而税务机关在核查收购凭证时也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销售的，对收购凭证的真实性难以掌握。
1. 3拉自扩大抵扣范围。有些企业为了隐藏真实经营状况对一些不该开具收购凭证的购进货物行为，或根本不属于农副产品收购范围的开支，如运费、差旅费、加工费、其他劳务，甚至连部分工资支出都用非法填开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出。这样既可以多抵扣进项税，又能少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影响其利润核算。这种偷税的手段很隐蔽，且查证难度大。如某皮草有限公司把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染色费开进农产品收购凭证中、以抵扣增值税进项。还有企业将32万元的工资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付，并进行了增值税抵扣。
1. 4收购凭证开具时间上不娩范。有的企业利用提前或滞后开具发票的方式，来调节当期的应纳税额，从而达到减少当期应纳税款的目的。某裘皮有限公司在2002年9月一次开具了160万元的农产品收购凭证，在当月及以后月份，按每月销售额陆续进行增值税抵扣。
1. 5把收购凭证作为调节税负的工具。有的企业根本不按规定将农产品收购发票开给收购对象，而是于期末根据当期的生产成本倒挤收购凭证金额，并自行填开，人为调节产品成本率，以达到多抵扣税款的目的。
1. 6免税农产品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梢售的。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通过中间载体购人的农产品所占比重应大于直接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的比重。这在以农产品加工行业的企业和从事农产品零售的商贸企业中反映尤为突出，当前部分行业收购企业较少直接从农户收购农产品，其进货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存在个体流动商贩直接上门送货现象。原因是企业直接收购农产品，耗时费力成本高，同时农户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也很少送货上门。因此，简单灵活、货物周转快、投入少、费用低的个体商贩应运而生，成为农户和企业之间联系不可缺少的桥梁。由于他们季节性强，无固定经营场所，税务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管理，形成一批无证业户，无发票开具。二是存在从经营企业购进和异地调拨现象。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作为农产品加工行业出口企业，由于国内需求有限，产品主要供应出口，企接到大宗定单时难以及时组织货源并保证产品规格和质量，只能采取从其他企业调拨或异地调拨的形式，调拨企业有时不开具销售发票。
2问题的症结
2. 1收的凭证功能异化、例弱了增值枕的管理。一是使农产品收购凭证成为增值税抵扣凭证，削弱了增值税通过专用发票环环相联、互相制约的优点;二是虚开、多开现象的出现，留下很大的管理漏洞。一方面造成收购企业擅自扩大抵扣范围，另一方面造成无证户偷逃增值税。一些企业从农产品经营单位购进农业产品时，为了扩大抵扣额，一般不向对方索取发票，而是自行开具“收购凭证不仅造成收购企业扩大收购凭证使用范围违规抵扣进项税，而且给经营单位进行账外经营提供了便利，造成企业小金库的存在。
2. 2虎开收的凭证畏抽增位祝税基。由于收购凭证是收购单位即用票单位自行填开，自行申报抵扣，因此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存在虚开、多开及调整当期应纳税款的现象，同时税务机关对其开具填用方面缺乏有力的监控制度，这为不法分子藉此偷税提供了可趁之机。尽管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诸如凭身份证抵扣、本人签字等管理措施，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于不法分子而言，虚拟一个销售方易如反掌，而税务机关由于时间、地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要想核实每一笔“收购业务专用发票”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不太现实的，特别是外埠收购业务。因此。从目前对企业“收购凭证”的征管状况来看，税务机关的监管力度是非常薄弱的，缺乏有效性和科学性。
3加吸对农产晶收购企业税收管理的措施
3. 1加强税收政策的宜传、培训。少数企业漏报、少报销售收人，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税收政策，收购凭证、运费发票的不合理抵扣，也是由于法制观念不强、税收政策掌握不严造成的.因此，加强对纳税人，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李前和事后的政策宜传、培训、辅导，让纳税人及时了解税收政策，正确执行税收政策，进行日纳双方的沟通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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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了维持长久的经营与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经营，其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自身经营管理模式，而财务预算管理则不但是确保企业持续经营的根本，同时还能够全面提升企业资源优化与配置。与此同时，作为我国民生大计的农药制造企业，其在经营资金投入方面较多且运营流程也较为复杂化。并且由于农药制造企业产品价格直接受原材料价格变动影响，这使得企业经营面临更高的运营风险。正因为如此，准确掌握和判定市场环境变化，制定符合市场需求和企业经营发展的财务预算计划变得极其重要。尤其是在资金方面的需要，农药企业更比其他行业企业投入更多，所以在财务预算方面的需求则更强。科学制定并实施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管理，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降低生产成本支出，从而提升企业经济收益，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目标。
二、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预算编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一些农药制造企业对财务预算编制的主要目的不够明确和认识不够全面，其编制财务预算的目的不是实现收益，而是以此来控制和降低成本费用支出。虽然通过利用企业财务预算编能够降低一定生产成本费用，但是却与全面预算管理目标存在明显差异，以此为目的财务预算编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偏差，因此，其对企业生产经营缺少指导作用，同时还忽略了企业整体经济收益最大化，局限了农药制造企业的良性运营与发展。除此之外，农药制造企业的财务预算编制方法较为简单，普遍都是根据企业采用的成本核算方法进行预制编制的，所以，其往往忽略了预算管理对企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如果农药制造企业产品生产实际产量与预算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时，其预算编制便成为虚设，未能充分发挥出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农药制造企业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变化，所以企业所生产产品价格比较不稳定，如果企业采用固定预算编制法来编制财务预算，那么则与市场价格变化产生差异，进而容易使得产品成本失去控制。
（二）财务预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农药制造行业特殊性，其所生产的产品难以准确预测出产品的准确产量和市场价格，从而给财务预算执行结果比较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如果农药制造企业只根据产品市场需求情况来确定产品产量，则其财务预算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为市场变动方面的其它因素也会对产品需求造成一定的影响，其所编制的财务预算不具有重要的经营指导意义。与此同时，财务预算执行困难主要也由于一些农药制造企业工作人员对预算管理并不了解，且缺乏必要的认知。绝大多数企业员工普遍认为预算管理是对生产成本、费用方面进行约束，从而对员工工作进行单方面考核和监督，因此，企业员工对财务预算管理存在一定的抵触情况，给财务预算管理执行带来的一定的阻力和困难，极大的削弱了企业财务预算的执行质量。
（三）财务预算考评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考评主要针对企业的财务指标展开。虽然这些指标能够表现出企业的一些预算执行情况，但其只是单方面的反映出了企业当前经济收益情况，并未能反映出企业的未来经营与发展情况，其考评存在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次，绝大多数农药制造企业考评只需满足预期经营目标。财务指标变化和不利企业发展的原因等并未深入的研究与分析，进而未制定相应的有效改善措施与方法；再次，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考评工作存在严重的重复现象。企业往往对内部预算执行部门和相关岗位都进行预算考评，而其的主要工作都是为一个目标所服务，所以使得考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重复。不但加剧了考评工作的成本和工作量，同时还降低了考评工作效率，且考评工作也尚未对财务风险进行有效的预测与管理；最后，农药制造企业预算考评工作负责部门不严谨。绝大多数农药制造企业考评工作交由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同时其所考评的指标也是由财务部门提供，预算考评工作实施存在明显的不严谨现象，削弱了预算考试的监督作用，使结果失去了其考评的重要意义。
（四）财务预算激励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激励仍然以与工作人员工资薪酬相挂钩的方式为主，其激励方式缺乏创新性，在能够给予员工物质方面激励的同时，却忽视了员工的精神文化方面建设，未能更好的充分发挥出财务预算激励在企业发展和员工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同时，激励方式的局限性，也影响和限制了采取财务预算管理的主要目的，使得企业预算考评难以达到预期的考评激励成效，影响了财务预算管理作用发挥。
三、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管理解决对策
（一）科学设定财务预算目标
一方面，应明确预算总目标。农药企业财务预算总目标应与当前市场需求情况和自身实际经营情况相结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能够促进企业持续经营与发展的财务预算管理目标。另一方面，应细化预算总目标。农药制造企业应对财务预算总目标进行细化，并通过总目标来对各细化目标进行全面落实。也就是说，农药制造企业应把预算总目标中的各类指标进行分面分解与细化，并将预算目标落实到各预算管理部门，其后再对预算目标进行细化，随后再把预算目标落实到各工作小组，并由工作小组再对其目标进行细化，最后将其落实到各工作岗位，从而构成企业预算总目标细化实施过程。
（二）制定财务预算编制管理
首先，应当优化财务预算编制方法。农药制造企业经营性质特殊性，使得其易受到市场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企业应适时的根据市场需求而不断调整其经营模式。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往财务预算编制方法逐渐转变成弹性与滚动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其多元性和较强的适应性。通过些种财务预算编制方法能全面降低产品成本，合理分配所持资源。其次，应适当调整财务预算管理内容。农药制造企业预算编制应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市场需求而定，提高和确保预算编制内容符合实际生产需求。最后是完善财务预算管理执行。各职能部门和岗位在执行财务预算过程中，应确保预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明确执行工作目标，提升预算实施有效性。
（三）完善财务预算考评机制
完善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执行考评机制，不但能够有效帮助企业管理者掌握实施效果，还能够发现预算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而加以改善。完善农药制造企业财务预算考评机制，将考评与预算执行相结合，以此来提升企业预算执行有效性和对财务预算执行起到监督管理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农药制造企业还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制定考评指标，并根据不同情况明确不同指标意义，确保考评满足企业实际需求，同时增强考评结果的说服力。如发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合理情况，应及时对预算考评机制进行适当调整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确保考评结果能够被企业所用。
（四）实施财务预算激励机制
其一，实施多元化激励方式。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不愿被局限，其应随之管理模式的不断完善而产生变化，即不仅限于现金激励形式，应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激励方式。这也就是说，企业在增加员工资金激励的同时，还应对员工采取精神激励，增强员工自信心和满足其心理需要，提升其工作积极性；其二，制定详细的奖罚制度。对工作优异的员工，给予资金和表扬等奖励，以此来鼓励和勉励员工；而对工作表现差的员工，则应当采取扣除奖金和通过批评等处罚方式，情节严重则应处于降职等处分；其三，建立约束管理机制。通过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对农药制造企业员工工作加大控制和管理力度，明确规范工作流程和财务执行情况，确保财务预算管理有效实施；其四，营造良好工作环境。农药制造企业应为员工营造健康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企业管理和预算管理等方面知识，强化对管理模式的认知，进而对财务预算管理工作开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张丽梅.强化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和控制问题的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