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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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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行政文秘专业实施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一）行政文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秘书职业是一种渗透于一切行业之中的职业，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各个战线的领导机关，农村、医院、学校都需要或多或少、或专职或兼职的秘书人员来支持和辅助领导及领导部门的工作。同时，由于秘书工作的综合性特点，它与行政管理、经济贸易、财务工作、人力资源管理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性，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协助领导处理行政事务，辅助领导决策。综合概括为辅助决策、沟通协调、信息处理、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以及办文、办事、办会等行政事务处理工作。可见，行政秘书是一个综合性、服务性、文化性很强的职业。行政秘书不仅要具备职业岗位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知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还需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文素养。因此，单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与培养对学生发展是不利的，通过通识教育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
（二）当前行政文秘专业教育现状迫切需要推行通识教育改革。专业化教育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背景中的选择，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它过分强调专业划分，把学生的学习限制在一个狭窄知识领域，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工作岗位不断出现，“专业对口”已不再是唯一目标了。因此，某些专业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其专业化做得越好，学生就越难适应变换了的工作。行政文秘就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从其传统专业建设而言，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文秘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仅仅围绕行政和秘书岗位核心工作，且过于偏重党政机关政务管理，政治性较强；专业课程教材内容相对滞后，内容陈旧，不能与时俱进，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等等问题，结果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社会市场人才需求十分广泛，而专业人才又不能很好地符合市场需求。应对工作岗位的变化，培养学生一般能力往往比专业化更为有效。因此，在行政文秘专业推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二、行政文秘专业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途径
（一）行政文秘专业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原则。一是要遵循“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原则。通识教育实际上是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实现方式。通常它把通识教育分解成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自然科学与技术素养、美学艺术素养、实践能力素养模块，要求并鼓励学生结合自己实际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充分发展个性，博学多识；鼓励学生从难、从严、从自己实际出发自主选课，从而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全面提高素质。二是要遵循课程、环境和活动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原则。课程、环境和活动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要使专业核心课程与通识类课程之间存在拓展、衔接、引申等关系，引导学生从自身知识体系以及专业需要的角度出发进行选择，使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更加有利于学生专业水平及综合素养的提升。三是要遵循“民主、科学、真理、正义、自由、宽容”的大学精神原则。通识教育也是“大学精神”的课程实现方式。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力图把学生培养成崇尚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和正义，尊重他人、善于沟通，具备创新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四是要遵循既有中国特色，又全面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原则。通识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无论是国外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能力拓展训练等教育方式；还是中国的素质教育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培养一专多能、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乃至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等等，都能涵盖在通识教育的范畴之中。因此，中国的通识教育既应突出中国特色，又应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整合国内外多样性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既体现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结合起来，把现代信息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历史统一起来。
（二）行政文秘专业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途径。一是专业核心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在行政文秘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改革方面，综合考虑当前乃至今后行政文秘人才特殊培养的需求，同时结合就业、升学、公务员考试等多种需求，在专业核心课程上，以“理论够用，强化专业素养，突出专业技能”为主线，围绕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和法学、经济学、秘书学、文学六大学科模块分别开设相应课程。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围绕管理学学科可以开设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领导学等课程；围绕行政学学科可以开设行政管理、企业公共行政学等；围绕政治和法学学科可以开设政治学、法理学、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围绕经济学学科可以开设宏观、微观经济学、会计基础等；围绕秘书学学科可以开设秘书理论与实务、档案学、写作学、公共关系学、商务谈判等；围绕文学学科可以开设现代汉语、中国文化、中外文学、新闻与传播学等等，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行政管理和文秘岗位专业知识、技能，同时又能够适应经济、管理、法律等相应岗位的需求。学生未来无论是考研、读双学位、就业乃至职业提升和转换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在专业技能性核心课程的设置上，可适当开设技能性实践课，比如行政事务综合实训、文书写作与档案管理实训、电子政务实训等，提高学生的专业核心技能。二是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在行政文秘专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改革方面，除了全校公共课例如思政、马列、中国近代史、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与军训、高等数学、大学语文外，专业特色化的通识教育课程可以尝试按照以下思路设置：首先，设置文化学科课程――例如中国文明文化史和西方文明文化史、中外历史经典研读、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等。旨在让学生对中西文明的发展历程有整体的理解；使学生学会用历史的方法、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事物；从而较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和文明多元发展、冲突、整合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同时提高解读文本和写作能力。其次，设置社会科学课程――例如财务管理、投资理财等、营销学、管理心理学、危机管理等课程，使学生熟悉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方法，以加强对当代人类行为的理解，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教学方法上，则借助于某个学科的某些片断，通过短暂的学术探索，让学生接触到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让学生学习经过简化的、较为完整的学科概论或常识。第三，设置数学和逻辑学课程――通过基础高等数学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学发展中的重大时间及数学家的创见和发明，了解数学的文化功能和思想价值，以及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学课程则是让学生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推理和论证，并能够识别和反驳错误的推理和论证，提高思辨能力。第四，设置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课程，如音乐、戏曲表演、绘画赏析、影视欣赏、书法、社交礼仪、演讲口才、摄影摄像等。培养学生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审美情趣；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想象力、表现力，提升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第五，设置拓展性训练课程――创新创业训练以及社会实践类课程、校园文化活动以及各类讲座等，拓展学生的岗位适应范围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以上五个模块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旨在向学生展示人类的基础性学问与精神实践领域中的问题及其思考和探索之路，展示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演变和人类当代状况的基本性质，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拓宽其思想视野，提高其精神感悟能力，并引导学生形成天下关怀、文化自觉与学术探讨之精神。
总之，在通识教育背景下推行行政文秘专业课程的改革与实践，可以弥补当前国内对该专业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足，有效推进行政文秘专业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使学生在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完善的人格和职业气质，提高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自由发挥个人潜质，增强社会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其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注：本论文是我校“青年教师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14JXC1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立宾.通识教育视域下大学课程设置探析.鸡西大学学报，2012（06）.
篇3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视创业及创业教育的国家。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人才几乎是新加坡赖以发展的唯一资源。自独立以来，人才发展战略一直是新加坡的立国之策。为配合国家21世纪国际化发展战略，培养敢于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具有开创性和企业家精神的复合创业型人才，国际化已经渗透到新加坡创业教育理念和行动计划之中，成为新加坡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发展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在这一国家价值理念的驱动下，经过十几年发展，其创业教育始终处于新兴国家的前沿。
同时，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为创业提供了融资的便利条件。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服务经济是国家主导产业，技术的开发并不是这个国家所擅长的，而技术的匮乏又限制了创业的实施。因此，新加坡的创业教育特别强调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一方面通过选派大学生创业者到美国的硅谷、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院、日本筑波科技园等技术集群地区去实习、参观、访学，力图在实践中感悟和学习；另一方面培养大学生创业者的国际化思维和对国际企业运作的感悟。
因此，探讨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策略及其实践平台，剖析其隐含的内在价值定位，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实施国际化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发展主体
虽然新加坡创业教育发展时间不长，但其在亚洲享有良好声誉，这与政府投入、社会配合、高校推进密不可分。丰富历史经验、多元文化背景、地处亚洲中心为新加坡教育发展奠定了国际化战略地位，其培养开创性和全球化视野人才的教育理念与其国家国际化发展战略并轨，提供了独树一帜的博雅教育。
（一）政府——创业资源的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为了使高等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在改革教育体制、制定教育发展政策、建构国际化课程体系、吸引优秀的国际人才、与国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每年均以国民生产总值3%～4%的经费发展教育事业，对教育的投入仅次于国防，占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1]近10年来，新加坡政府以每年不少于20亿新币用于对风险投资、技术转移和创新创业的资金支持，大力鼓励诸如创意产业、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2]
为培养国际化高水平人才，打造“东方波士顿”，新加坡政府全额资助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两所国立大学，不断提供教育经费支持以及设立教育基金。对高校创业教育的海外合作、创业中心和企业孵化中心的设立、创业教育论坛和全球创业峰会的举办、训练营地活动的组织等做出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
（二）社会机构——创业氛围的营造者
新加坡自1965年成立以来，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①20世纪60年代经济前景迷茫的动荡期；②70年代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迈进时期；③80年代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时期；④90年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繁荣时期；⑤21世纪专注于创新、知识密集和研发时期。[3]
1961年，新加坡成立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简称EDB），旨在推动新加坡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创造蓬勃商机和良好就业机会。在经济发展局（EDB）带动下，新加坡经济由技术密集型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产业转型，为创业教育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和机会。如营造投资的理想地点，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出台海外培训计划，促进人员出国交流合作；发展多元产业形态，创造合适的创业机会；携手教育界，探究创业教育深度实施课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伴随下，创业教育也开始在新加坡得到极大的关注和发展。
（三）高校——创业教育的实施者
新加坡经济从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变化发展所带来的人才规格及其培养方式的改变，需要高校的创新创业意识，与产业界相关的研究等途径来推动经济发展。[4]新加坡创业教育在十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建立起一套覆盖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完整的、系统化和国际化的体系，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小学阶段，学校通过“虚拟股份”之类的游戏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的商业意识。中学则在课程中引入管理企业的普及性知识课程。大学期间，南洋理工大学还开设创新与创业硕士学位课程（Master of Science in Technopreneurship & Innovation Program）。[5]
二、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策略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官方语言英语的优势为其与欧美国家交流清除障碍。独特的中英双语环境和中西方结合的教学模式，构建优越的教育体系。政府高额的教育经费投资，引入先进的软硬件教育设施。这些为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开展创造了条件。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的国际化
为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打造成世界级大学，实现新加坡成为“东方波士顿”的目标，新加坡政府于1997年邀请来自日本、美国、欧洲知名学府的11位专家组成国际专家小组对大学课程提供建议，做出调整和改革，采用较为灵活的学分制，设立基础宽厚的学科，并开设许多国际性的课程。[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与新加坡政府经济发展局在2001年共同创办南洋科技创业中心（Nanyang Technopreneurship Center， NTC）。创业中心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创业规则的创业与创新人才”为目标，开设创新与创业硕士课程，本科生创业辅修课，和创业短期课程等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创业教育项目。[7]（如表1所示）
（二）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历年来，新加坡高校非常重视教师的引进、培养和国际流动，为培养“全球思维人才”，新加坡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化一流师资队伍，为创业教育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1. 注重与发达国家高校的积极合作
新加坡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汇集许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杰出教授、企业家、风险投资人、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人员等，这些人员大部分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一流高校，都有创业实战经验、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和创新精神。
2. 注重教师“走出去”的交流合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尤其注重派遣教师参加学术人员交换计划，选派本国优秀的教师到世界顶尖的大学去深造。例如，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都有20%的教师被派或批准到国内外高校、企业进行学术深造和技术培训，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10]
3. 全球招募优秀师资
新加坡也从世界范围内吸引和聘请具有丰富创业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优秀师资。新加坡创业教育方面的专家、教授有很多是高薪从世界范围内聘请的。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专门设有师资招聘办公室，在纽约和伦敦也设有师资招聘办事处，并派专人去欧美等名牌大学物色优秀的老师，目前国立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50%为外籍教师。[11]南洋理工大学提出的“要想方设法把海外优秀人才‘空运’到新加坡”，学校长期请专人在欧美等地物色相关领域的拔尖者。[12]
（三）教育合作的国际化
新加坡高校独树一帜的“跨国办学”模式和全球性学生交流计划，增加了国际化交流，带回了国际化的理念和实践，加速了其教育合作的国际化进程。
1. 跨国办学模式，增加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中心建立的海外学院，让本校学生在全世界创业热点地区进行实地亲身感受。例如利用一年的时间在美国硅谷或清华大学等高科技创新公司进行全职实习；向企业家或投资者学习；在合作大学进修课程。表2介绍了国立大学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建立的7所海外学院。
这种跨国合作的办学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业实践，合作双方所开办的学科专业都具有非常强的创业创新特征。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中国的10多所重点大学也建立了合作项目，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全球化教育战略的推行，使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与世界名校的交流与合作中，博采众长、融汇创新，进而也带动并形成了具有前瞻性和国际化水准的课程体系。
2. 海外交流学习，带回国际化的理念和实践
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新加坡高校每年都有大量的国际交换生，有的到国外知名的大学学习，有的赴各类知名创业型公司学习。例如，国立大学推出的全球性计划、学生交流计划以及双学位和联合学位计划，让学生有机会在一些世界名校进行学习，这些学生带回很多发达国家创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总统奖学金”和“公共服务奖学金”，每年都会选派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去深造。同时，鼓励并帮助教师创造机会到海外大学讲课或在海外企业学习、兼职，进行交流、合作。[15]
三、国际化实践平台——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
新加坡高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实践平台，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中心，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家经济发展局联合创办的南洋创业中心，承载着创业教育的实践功能，既能解决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在科研和商业化方面也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为例研究其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实践平台。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新加坡大学始创于1905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且最富声望的大学，是一所立足亚洲、放眼世界的世界级一流大学。1980年8月，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全球化的研究型大学，它有3个校园，14个院系；有9081名员工，其中有2000多位教授，2000多位研究员；有36966名学生，10000多名研究生；拥有7所海外分院；22个校级研究中心；有4所卓越研究中心，还有与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的第五所研究中心。[14]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NUS Enterprise（ETP））的目标是：第一，通过体验式创业教育（Experiential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将创业精神融为其教育的一部分；第二，将国立大学的研究转化为创新或者商品化，例如通过工业伙伴和创业扶助实现研究创新化和商品化；第三，成为亚洲创新和企业的智库。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将教学、研究中心和企业三者联系起来，旨在培育创业创新和全球思维人才。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中心通过体验式教育，行业参与和伙伴关系以及创业支持激发创新和创业精神（如图1所示）。[13]
（一）体验式创业教育
体验式创业教育主要通过“深化”浸濡，体验计划，海外创业实习经验，教育中心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全球化眼光和思维。
自2001年以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迄今已建立7所海外学院；2008年，创业中心启动创新本土成功企业家发展计划（iLEAD），为国立大学的学生提供在本地知识密集型企业实习和学习的机会；2010年，创业中心启动博士论文商业化调查项目，设立博士奖学金，让学生探索其博士论文研究中的商业可行性。同时，创业中心实行创业与创新实习项目，通过小额拨款让学生开发/实施他们的创意。
（二）行业参与和伙伴关系
行业联络处充当技术转让中心的角色，与企业和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为它们获取大学知识、专业知识和技术提供渠道，帮助学生和研究人员将他们的新发现和创新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授权这些技术以实现其商业应用。
（三）创业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中心（NUS Entrepreneurship Centre）主要负责大学生创业支持的运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扶助（如图2所示）。创业中心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创业发展、创业教育、创业和创新研究和国立大学企业孵化中心。
1. 创业发展
创业中心通过一系列的创业发展项目，培养大学生和新加坡人的创业兴趣。例如，将国立大学团体放到现实世界的创业实践中，使他们在其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包括1999年开始举行的新加坡最大的年度创业计划大赛，每月的技术风险投资论坛，2004到2006年举行的全球事业讨论会，2006年召开的国立大学全球创业峰会，以及2011年举办的社会商业训练营地活动。
2. 创业教育
创业中心为国立大学社团创造和开发体验式学习的创业教育项目。1999年，创业中心已经成功开发对所有国立大学本科生开放的科技企业家辅修课，2006年这个课程转到国立大学商学院。
创业中心推出的其他教育活动，包括每年给外国学生举办的“创业暑期学校”，为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开办的“开创新事业研讨会”，以及举行的一系列新加坡初创企业CEO“半日实用研讨会”。
3. 创业和创新研究
创业中心引导高科技创新与创业学术研究和应用实践相结合，推进科技创业政策和实践认知。创业中心也定期参加和国外顶尖大学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例如与斯坦福区域创新创业精神研究部（SPRIE）的合作，与全球创业观察（GEM）项目和全球创业型大学—学生调查（GEUSS）项目。
4. 国立大学企业孵化中心
企业孵化中心通过构建孵化生态系统，解决新加坡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遇到的挑战。包括创意和资源的缺乏，资金、现金流、网络的不足，管理和经营经验不够，融资体系和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其中企业孵化计划通过孵化中心的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在创建企业、专业知识、经营管理、建立融资和基础架构的基础上，最终通过与行业的合作、特许经营和产品衍生等方式形成成果。
截至2010年12月31日的累计数据，国立大学的创业成果概况如表3所示。
四、新加坡创业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发展创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和成功的经验是实现 “创业教育国际化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及“国家竞争优势”三者有机融合和匹配。创业教育契合创新创业型人才、国际化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的“人才建国，人才立国”战略理念一脉相承。
由于起步相对较晚，我国创业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为创业教育发展开辟了一条国际化新道路。因此，借鉴新加坡创业教育的“海外学院”模式、灵活的教育途径、政府助推创业教育的提升、教学体系的校外评审制度，与国家发展战略并轨的创业教育理念定位等做法，对我国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有如下启示。
（一）凝练创业教育理念，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新加坡创业教育的国际化实质上有着双重目的：技术和国际化能力培养。我国的创业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衔接还有很大的缝隙，创业教育定位模糊，例如：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概念不清晰，没有体现出国家特色、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借鉴新加坡“理念与战略并轨”“技术与金融结合”的创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经验，我国在发展创业教育时应凝练理念、明确定位、彰显特色，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二）建立国际化战略联盟，培养开创型人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全球某些顶尖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获取最前沿的教育和研究机会，与国际伙伴合作设立教育和研究海外机构，加入某些知名全球网络，成为其成员。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国际化战略发展模式，在政府的引领下快速跻身国际行列，建立全球化战略联盟，培养国际人的素质和造就具有国际眼光和知识的高水平人才。
（三）加大政府投资额度，引领国际化发展
从新加坡政府的支持计划的经验来看，我国应该从实际着手，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放宽政策门槛要求；成立创业研究中心，为创业发展、创业教育提供有力和持续性支持，鼓励学生和教师“走出去，引进来”，在国际化发展中承担引领者的角色。
（四）引入校外评审制度，完善国际化教学体系
为保证学术研究和课程的质量和标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长期以来对课程采取一种校外评审制度，由海外大学资深学者担任评审，定期来新加坡考察。校外评审对于监控学术标准和确定他们与其他国外名牌大学的可比性、评价课程内容的优缺点和质量，以及考试成绩的可比性等方面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借鉴新加坡创业教育国际化道路的经验，我国也应该引入第三方教学评估体系，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法、学术研究、实践体验方面改进和完善，与国际对接。
注释：
① NOC：即为NUS Overseas College（国立大学海外学院项目）。
② iLEAD：创新本土成功企业家发展计划。
③ S@S：即为Start-Up@Singapore（新加坡起步公司创业计划大赛）。
参考文献：
[1] 邱成立.从几个细节看新加坡教育[J].山西教育（教育管理），2009（11）：41-43.
[2] 田莉.新加坡的国家创新氛围与创业教育实践感悟[EB/OL]. ，2010-09-29.
[4] Poh-Kam Wong， Yuen-Ping Ho， Annette Singh. Towards an“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odel to Support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J]. World Development，2007（6）：941-958.
[5] 李霆鸣.新加坡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J].科技信息，2008（3）：121-122.
[6] 牛欣欣，洪成文.“入世”后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J].比较教育研究，2005（9）：85-90.
篇4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从发达国家幼儿园教师专业化水平提升经验来看，培养本科学历的幼儿园教师已是大势所趋。近年来，虽然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课程设置的根本性转变尚未实现。本研究拟以《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为依据，调查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全国开设本科学前教育专业的30所高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对其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①进行研究。样本院校分布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办学类型包括部属师范大学、省属师范大学、地方综合性大学或学院。考虑到研究的伦理与规范性问题，本研究采取隐匿方式，将上述三种办学类型的高校分别以字母B、S和Z表示。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结构
调查显示，样本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总体上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及教育实践课程四个模块。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外语、体育、计算机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这类课程依据教育部对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及相关教学要求而设置。学科基础课程包括教育学原理、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科研方法、中外教育史等，这些课程对准教师后续专业的学习与发展具有奠基和保障作用。专业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准教师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提升准教师的专业水平。教育实践课程包括专业见习、课程见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等，是针对教师专业工作的实践特质而开设的课程。
2.通识教育课程的分析与比较
统计显示，在这些样本高校中，S2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占总学分比重最高，达41.18%；B5师范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学分所占比重最低，仅24.39%，两者差异显著。通识教育课程旨在培养教师的全面素质，发达国家都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课程的开设，如日本的通识教育课程占总课程的37.7%，德国的通识教育课程占33.3%，美国的通识教育课程占40%。〔1〕本研究所选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平均比值为32.40%，较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3.学科基础课程的比较与分析
调查发现，样本高校大多将“教育学原理”和“普通心理学”作为学科基础课程。此外，66.67%的高校开设了“人体解剖生理学”作为学科基础课程；70%的高校在学科基础课程中开设了“教育心理学”。超过半数高校开设了“教育科研方法”或“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统计学”“发展心理学或幼儿心理学”和“中外教育史”等。另外，旨在培养准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技术学”也得到了部分高校的重视。B4师范大学、S5师范学院以及Z5学院将舞蹈、钢琴、声乐等也纳入学科基础课程模块。
4.专业核心课程的比较与分析
调查发现，传统的“三学六法”依然是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部分高校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归为专业核心课程。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类课程大多是从教师“教”的视角出发加以开设的，从儿童“学”的视角出发开设的课程少之又少。超过半数高校尤其是地方综合性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在专业核心课程模块尤为重视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课程，这可能与学校的办学传统和办学定位等因素有关。
5.教育实践课程的比较与分析
通过分析样本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可以看出，各高校教育实践课程的学时与学分均符合《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的相关规定，且课程内容丰富，教学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除传统的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等实践教学外，部分高校还开设了较为个性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如教师技能综合实践、专业汇报演出、专业技能训练、学前教育专业技能测评、幼儿园模拟教学、手工作品展等。
三、讨论与结论
1.通识教育课程过于侧重工具价值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将通识教育定义为由知识、技术、情感和心理活动组成的学习内容，目的在于“通过学习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统整知识，培养完整的人格”。〔2〕“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之基础，其教育内容全面性、基础性的特性要求幼儿园教师要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3〕但从我国现行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来看，思政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就业指导等占通识教育课程总学分的80%以上。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课程过于偏重工具价值，如思政课旨在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外语、计算机则强调为学生提供未来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技能。而人文性与普适性浓厚、能体现博雅教育精髓的通识教育选修课虽然门类较多，但学生可修读的学分却非常有限，进而导致其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效果大打折扣。
2.专业核心课程设计的科学性不够高
对于准幼儿园教师而言，专业素养的养成依赖于专业核心课程的科学设置与有效实施。但调查发现，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不够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虽然《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明确规定了合格幼儿园教师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但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设置中，每一种专业能力的培养需要开设的课程并不十分明确；第二，专业核心课程的比例、理论课和技能课的分配等都缺乏科学依据。统计显示，当前多数高校的专业核心课程以传统的“三学六法”为主，超过半数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将艺术类课程归为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但是，这种以“‘三学六法’+艺术技能课”的拼盘式课程设置方式，并不能真正满足当前学前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的需求。
3.教育实践课程体系不够健全
许多国家将教育实践视为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多数院校仅仅是将教育实践课程作为教学实践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作为一门课程，忽视了个体对知识接受的渐进过程和个体从学生角色到教师角色的转变过程”。〔4〕教育实践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以及评价等体制建设处于缺失状态，由此导致教育实践课程质量难以保障。
4.课程设置过程存在不规范现象
课程设置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随波逐流”。从理论上来说，高校应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为依据设置具有多维立体视角的学前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但在多重利益驱使下，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中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设置学前教师教育的课程。研究者发现，在总学分有限的前提下，部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对教育学原理、普通心理学等学科基础课的课时进行了压缩，节省出来的学时用以增加“市场化课程”。但是，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高校单纯依据市场逻辑开设课程，学前教师教育就会失去其本质属性，“社会的偏见”就会变成“专业的偏见”，专业人会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
二是“因人设课”。近十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部分高校看到了学前教育市场的火热，不考虑自身条件尤其是师资队伍等制约办学水平的核心要素而盲目开设学前教育专业。办学资源匮乏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课程设置中“因人设课”现象的发生，通常是有什么教师就开什么课，招什么样的学生就开什么样的课。同时，“因无人而不设课”的现象也相伴而生。这种课程设置的随意性“必然导致课程功能的低效甚至无效，更不要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
四、相关建议
1.观念先行：合理定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对本专业课程体系的建构、实施和评价以及学生未来的社会适应性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6〕因此，确定专业培养目标是课程设置的必要前提。
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应当如何确定？研究者认为，不同层次的高校应有不同的定位。就部属师范大学而言，其教科研水平在教师教育领域处于“领头羊”地位，可相对重视学术性及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就具体培养目标而言，可定位在以培养研究型幼儿园教师及相关工作者为主，并为研究生教育输送优质生源。省属师范大学或学院是地方教师培养与培训的主要基地，其培养目标应定位在以培养高素质幼儿园教师为主，兼顾其他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所谓高素质幼儿园教师即专业理念先进、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能突出，并能扎根于地方学前教育事业的教师。为避免“千校一面”，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中，在保证学生知识结构体系完整的前提下，不同院校可以在知识的广度、深度以及能力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以体现各自人才培养的特色。
2.师资保障：加强学前教师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学前教师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与培训。加大本专业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学前教育专业硕博研究生的培养，吸引更多专业情谊深厚、理论基础扎实、具有一定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到学前教师教育队伍中来。学前教育是一个涉及脑科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经济学、社会学、福利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业，因此，要吸引有这类学科背景的人才加入学前教师教育队伍，以组建一支多学科的学前教师教育队伍。
第二，重视学前教师教育教师的教育实践经历。只有通过实践经历，学前教师教育教师才能真切体会到托幼机构对幼儿园教师的要求，并将这种要求落实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更好地培养合乎要求的学前教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求学前教师教育教师具有实践经验并非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去幼儿园工作，而是强调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必须根植于学前教育的真实情境，必须对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具有最基本的认知。为此，需要建立教师开展实践体验与研究的激励机制，如利用短期脱产、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参与幼儿园教科研活动等方式来支持教师深入幼儿园一线开展实践研究。此外，还可采用教师深入幼儿园、教研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兼职任教、挂职锻炼等方式，或5年中累计不少于1年深入幼儿园一线开展实践体验与研究等方式促使教师提高学前教育实践经验。
第三，组建专兼职结合的学前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共同体。鼓励高等院校与幼儿园、教研机构等部门积极探索“协同教研”“双向互聘”“岗位互换”等教师发展新机制，聘请一线优秀教师、教研员等为高校兼职教师，参与部分课程的讲授、专业技能训练、教学研习等工作，以期对学生的模拟教学、见习、实习、毕业论文等开展富有针对性的指导，〔7〕共同致力于未来幼儿园教师培养质量的提升。
3.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高校课程管理体制
“课程改革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教科书的改朝换代，也不只是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的简单更替，它更需要在课程观念与课程体制两个层面实现同步的变革。”〔8〕其中，体制变革是课程改革的重要保障，体制变革的关键是课程管理权的重新分配。同一般权力的分配一样，课程管理领域也存在着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在课程实践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所应拥有的课程管理权是不同的，有些权力必须由国家行使，有些权力必须由学校行使，有些权力则必须由个人行使。〔9〕在我国，高校课程管理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这无疑不利于与课程相关的中基层人员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有必要改革当前高校课程管理体制，建立一种自下而上的课程决策体制，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增强个人课程权力。课程的设置和实施离不开施教和受教的主体――教师与学生。对当下我国高校课程政策的相关研究表明，教师和学生在课程设置中的权力十分有限，尽管他们代表着课程实践领域最真实的需要，是最需要被倾听的声音。〔10〕因此，建立自下而上的高校课程权力决策机制，需要增强教师个人的课程权力。研究证实，教师课程权力的增加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工作满意度以及学校的社会认同度等。〔11〕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高校教师享有参与课程设置的权力，但在学术场域中课程设置权更多地被拥有较多学术资本的教师所拥有，“学术资本是指与那些控制着各种再生产手段的权力相联系的资本”。〔12〕在高校这个场域中，拥有更多学术资本的人相对具有更多确定场域运作常规的权力，这其中就包括课程权力。只有部分教师真正具有课程设置权显然不利于大部分教师主动性和创造性的l挥。因此，教师的课程权力应当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某一部分教师拥有课程权力。另一方面，要赋予学生必要的课程权力。从教学的角度看，增强学生的课程权力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当课程内容与学生需求相吻合时，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并能学得更好。”〔13〕当然，增强学生的课程权力并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告知其所需要的课程，〔14〕而是建立一种课程协商机制，即学生在教师提出建议后与其共同协商，如共同制定学习目标、学习顺序，与教师共同安排课程方案等，以确定正式的课程计划。〔15〕
第二，充分发挥课程领域社会力量的作用。课程编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参与学校课程编制活动的人员和机构应当是多层面、多领域的，如个人、团体、全国性协会和国际组织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由某一个机构或个人来进行课程编制的”，〔16〕“也没有哪一个个体或团体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影响和力量能够单独完成这项任务”。〔17〕因此，高校在课程设置中应广泛发挥包括社会团体及专业组织负责人、从事学前教育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线优秀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等力量的作用。
第三，正确定位国家课程权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高等院校课程权力的主要行使方式是宏观调控，通过对高校课程依法适度地调控来保证全国范围内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准，并为全国范围内分类、分层的教育评价提供必要的指导。国家权力的运行与发展应把握好“度”，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度调控。
4.质量保障：重视学前教师教育相关标准的制定与完善
近年来，随着教师职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加强了对教师教育认证标准的建立与完善，〔18〕其中，最核心的三大认证标准为教师资格证书认证、教师教育机构认证以及教师教育课程认证。
美国是教师教育认证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早在1954年就成立了全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以对教师教育机构的品质提供专业判断及提出改进措施。〔19〕全儿教育协会（NAEYC）作为美国全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学前教育领域的认证工作，该协会自1980年开始就为高校培养不同层次幼教从业人员的相关专业开发“培养计划指南”，并在此基础上修订颁布了副学士、学士和研究生三个层次的学前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同时，NAEYC还为处于不同专业发展水平的幼儿园教师制定了相关专业标准。英国也极为重视对各类教育机构所开设的教师教育课程和教师资格证书课程的审定工作。目前，英国已形成体系完备、层级分明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其框架主要由合格教师专业标准、入职教师专业标准、资深教师专业标准、优秀教师专业标准和高级技能教师专业标准等五部分组成。
我国自2000年开始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制度，尤其是自2011年开始，实施了教师资格制度试点改革，有效提高了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但相比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专门的学前教师教育机构认证和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认证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对中职、高职高专、本科以及研究生层次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提供权威认证，关于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地方性知识”（王海英，2007）。尽管2011年我国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包含了学前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但该标准较为笼统、缺乏层次性，没有清楚区分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幼儿园教师培养标准，也没有区分出幼儿园教师、保育员和幼教管理人员的培养标准。〔20〕此外，我国2012年颁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也较为笼统，尚未对不同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进行如合格教师、成熟教师和优秀教师等层次上的区分。基于此，我国应加快学前教师教育认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不仅应当制定明确、清晰、多层次、可操作的学前教师教育标准体系，还应充分发挥这些标准的作用，严格按照标准开展学前教师教育机构认证、幼儿园教师资格认证以及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认证工作，以规范学前教师教育课程的设置与实施，切实保障学前教师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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