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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地市响应卫生部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限制兴建豪华医疗场所”的号召，选择了一部分综合公立医院建立平价医院或济困病房，实行预算式全额管理，收入上缴，支出由政府核拨。自2005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平价医院”。2005年12月21日，北京首家“平价”医院——上地医院在海淀区树村西街正式开诊；新疆乌鲁木齐市推出济困医院，乌市计划在现有12家济困医院的基础上，再增加12家，全疆县以上医院设10%的扶贫病房；长沙市第六医院决定在其分院——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推出平价病房。
2.在城镇医疗改革中，以城镇医疗卫生结构与功能转变为核心，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地改造现有医疗机构，使其为社区卫生服务。以肃州为例，肃州每年由区财政划拨资金10万元用于社区卫生服务，增强了医疗机构参与社区卫生服务的积极性。在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上，该区按照"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总体要求，在重点加强中心卫生院所和边远地区卫生院所建设，提高农村医疗水平，方便农村群众就医的同时，积极引导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向预防保健、村组及城市社区卫生薄弱环节转移，使医疗资源得到优化组合。肃州先后制定出台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动态管理办法（试行）》等8个配套文件和社区卫生基本职责、基本工作制度17项，推行了统一标志、统一管理、统一健康档案、统一微机管理的“四统一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有序的发展。目前，该区已建成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居民检查费用较以前降低了30％，药价降低了10％。
3.各地市推出了具有特色的收费机制。以镇江为例，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2007年4月起在全省推出外科系统单病种限价收费，到目前为止限价病种已扩展到外科系统70个常见病、多发病，一年多来已有582名患者受益，共为病人节省费用36万元。单病种限价受惠的不仅仅是患者，医院也从中受益。与去年同期相比，50个单病种的工作同比增长12%，均费同比降低19%，其中一些常见病种的工作量增幅和均费降幅尤其明显，基本实现社会满意、患者实惠、医院得益的三赢局面。
二、城镇医疗保险改革仍存在的不足
1.改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
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政府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这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政府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自费比例太大。中国人看病的费用大部分要自己支付，看个感冒要花几百元，动个手术要一次性拿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看病，不但穷人叫贵，连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也叫贵的主要原因。自费比重太大时，使得医院有条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的垄断地位来收取高额费用。
三、解决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问题的对策和方案
1.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模式，必须设计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模式来适合不同人群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这是发展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必然之路。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包括：第一层次：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层次：补充医疗保险。第三层次：商业医疗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监督和管理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保险和政府保险模式下，政府要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标准，包括保险覆盖人群、保险待遇、基金管理机构的准入、基金操作规范等。对于非强制性保险，政府可以不直接干预保险计划的运行，但必须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管。政府应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市场准入制度、产品审核等手段对非强制性保险进行引导和监管。
2.建立新机制保证医疗卫生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渠道、项目建设市场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医疗领域，不但可增加医疗资源供给，更重要的是加快医疗领域竞争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打破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
3.恢复医院的公益性。应该调整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公立非营利医疗机构是保证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主体，应由政府承担责任，同时，实行医疗机构的收入上缴，其建设发展及运行费用由政府核定拨付，并实行严格的价格管理。建立“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纠正片面追求经济收益的倾向，实行“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以及“医药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意在强化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医药分开”的实质是改变医院“以药补医”的状况，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政府财政对医院给予相应经费补贴，并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药品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联系。
4.加强城镇医疗保险的宣传和监督。治理认识偏差，让广大职工从被保护的救济对象转变为积极的社会保障参与者，使“基本保障人人有责、量入为出逐步积累、效益优先维护公平、社会服务公众监督”等医保理念深入人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动用社会舆论以及行政监察手段进行有效的监督。对于长期抵制医保工作、拒缴医保费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追究其责任、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建立一套科学的医疗保障评价系统，对参保情况、基金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医疗机构的服务和医药市场公平性、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健康改善与医疗保障的关系确定一套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
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认为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使医疗卫生投资主体多元化，恢复医院的公益性，建立全民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医疗保险的宣传和监督，才能积极稳妥地解决我国城镇职工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宇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初确定.中国新闻网，2007.
[2]汪言安.医卫改革拒搬国外模式坚持公益走中国道路[N].第一财经日报，2008.
[3]王俊秀.三大“药方”治医改病症[N].中国青年报，2005-7-28.
[4]江金骐.多数意见支持公立医院公益化[N]．华夏时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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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曝光以后,社会各界的评论铺天盖地,之后更是带出了诸如深圳天价医疗案之类的一系列案件,中国的医疗业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医患矛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激烈争论的同时,人们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天价医疗案”为何会屡屡出现,这就是中国20多年来医疗改革的结果吗?人们的思考重点又落到了医疗体制改革上。我国进行了20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但改革的结果却不能令全国人民满意,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之以前更为突出,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为配合改革开放的大局,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的体制改革,目标是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看病难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到了90年代,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医院的产权改革成了改革的重点,产权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以公办医院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医院共存的医疗市场。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入,私营医院、民营医院开始大量涌现,原有的国营公立医院也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积极实行市场化的运作,与此同时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的财政投入也持续减少,“以药养医”的医院生存机制形成并迅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从80年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开始,到1999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出台,再到2000年《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公布,一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公布之前,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看病难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据卫生部2004年12月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由于经济原因,我国有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在去医院看病的患者中,有29.6%的该住院的不住院,造成这种局面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医药费太贵,远远超出了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承受能力。有记者在郑州市统计局城调队得到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郑州市人均年医疗保健费用支出为618元,而1984年,郑州市人均医疗用品和药品费用支出为2.52元,在这20年里,郑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4倍,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11倍,但人均年医疗费用却增长了24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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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条例》在许多方面对原有的医疗事故的法律处理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无论对医生和医院在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确定方面还是在对病人的赔偿方面都更加有利于受害病人。在责任规则方面，《条例》方便了取证。原有的《办法》没有规定病人对病历和各种原始资料的取证权。北京市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甚至排除了病人对自己病案的查阅权。《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了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等各种病案资料。
这一法律改革是和某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发展相一致的。尽管在英国普通法上医生对病人有信任的义务而使得病人有权限制医生把病人病历信息披露给第三者，但是法院一直不认为病人在普通法上有权取得自己的病历资料。[4]从诉讼程序法来看，对抗制的诉讼形式也被认为双方可以向对方隠瞒自己的案子。[5]但民诉法的现代趋向是双方可以向对方取得必要的证据。在英国的1981年《最高法院法》第33条第二款和《最高法院条例》第7A条下，受伤害或死亡的原告或家庭成员可以在诉前向法院申请要求可能成为被告者向原告或原告的人披露相关文件数据。诉讼提起后，《最高法院条例》第一条规定双方当事人有权从对方取得在对方有权占有，控制或权力所及下的跟诉讼有关的文件。除了诉讼法的改革外，受伤害的病人还可以根据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1988年的《取得医疗报告法》和1990年的《取得病历记载法》来获得自己的病历资料。
在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病人取得自己的病历等资料是源于医生对病人的信托义务。[6]属于隠私和个人的病历记载信息是病人的自治权的一部分。医生对病人的保障病人利益的信任规则要求病人有权取得及医生有义务提供病历记载给病人。由于病人对自己病历资料的取得权起源于衡平法，法院有时有拒绝病人取得自己病历资料的裁量权。这种裁量权通常是为保护病人的利益而行使的，而且法院通常要医生举证说明不提供病历数据是为了病人的利益。
可以肯定，《条例》对患者取证权的规定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病人胜诉的机率。
《规定》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不存在过错及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举证倒置的规定是和英美国家的举证责任有区别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医生有过失及故失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举证之责在病人。[7]当然，病人并不需要证明医生绝对有过失或过失是损害后果的惟一原因。受害的病人只要证明根据提供的证据，医生更有可能有过失及医生的过失更有可能是造成病人伤害的原因。受害的病人也不是必须要用直接证据证明被告的过失。他可以依赖从证明的事实中作出的没有被相反证据否定的合法推定。[8]在某些案子中，法院为了减轻病人难以完成举证的困难允许病人从自己遭受的损害事件中推定医生有故失。这被称之为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resipsaloquitur）。
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来自伯恩诉博厄斗一案。[9]在该案中，原告在经过一条公共道路时被经营面粉的被告从二楼窗口缷滚出来的一桶面粉所打伤。原告在该案中由于没有证明该桶是怎样被处置的，初审法官判决被告无过失。在上诉中被告认为证据和桶是由不属于他控制的第三者所处理相符合的以及原告不应该以猜测来代替证明被告的过失。主持上诉的波洛克爵士说：“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适用于某些案子，此案正是其中之一。”这样，原告在该案中从被捅打伤的事实推定出被告有过失而赢了该案。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认可了在某些情况下原告可以从某事实推定被告有过失。
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的适用是受限制的。斯各特一案最早简述了某些限制。[10]在该案中，埃尔法官说：
一定要有合理的过失证据；但是当某个事物是在被告或他的雇员的管理之下以及如果那些管该物的人谨慎从事的话，事故通常是不会发生的，那么在被告不能解释的情况下事实提供了合理的表明被告有过失的证据。
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限制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适用的条件。第一，被告或某些受他雇用的人控制着一个事物或某个场合；第二，事故通常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这些限制条件后来也被美国的法院所采用。[11]
跟其它案例相比，在医疗事故案件中使用事实说明了自己的规则并不是很理想的。病人在手术台上死亡的原因可能跟手术无任何关系。有些风险是现有医疗技术所不能避免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病人的伤亡是由医生的故失所造成而适用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的话，过失责任原则将被严格责任所取代。尽管在医疗事故案件中使用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并不总是很理想，但是这并不排斥这一规则在某些案件中的适用。美国和英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就将这一规则适用在特定的医疗案件中。
美国的雅巴拉诉斯潘加得一案是很有代表性的案子。[12]在该案中，原告因阑尾炎而需要动手术切除阑尾。当原告手术后从麻醉中醒来时，他发觉自己的右肩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一损伤是和手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可能是在手术过程中原告在被搬迁过程中摔伤的。也有可能是原告在手术过程中因身置不当受到压力而损伤的。法院认为要一个处于麻醉昏迷状态的人去证明在手术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护士或麻醉医生或外科医生有过失是不公正的。最后该案的病人因适用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而得以胜诉。该规则在这一案件中起了二个作用。第一，它起了间接证据的作用。第二，它克服了跟手术相关的人员间相互串通沉默的作用。
英国的卡雪地一案也显示了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在医疗事故案件中的适用。[13]该案中原告左手的第三和第四指得了掌挛缩病。为了治疗，原告在被告的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原告的手和臂被一个很紧的夹板固定了十几天。不幸地，在夹板被拆除后，原告的两个经手术处理的手指完全僵硬了。更坏的是不仅原告的另两个好的手指也僵硬了而且原告的手也伤残了。法院在医院对负责手术的所有成员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上认为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适用于该案。在该案中，谁也搞不清损害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被告在放弃专家作证而自己又不举证过失推定的情况下被判承担了过失法律责任。法院也裁定原告不必证明某个特定的医生有过失。
在英美两国，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也适用在其它的一些医疗事故案件中。如该规则适用在医生把消毒棉球，沙布和器具在手术后遗留在病人体入。[14]然而，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医疗事故案件。
根据《规定》第9条第3款，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的另一事实。显然，《规定》已把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引入到医疗事故的诉讼中。由于《规定》采用了举证责任的倒置，所以把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限制在某些医疗事故案件的适用中已无可能。所以我国在医疗事故的处理中，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的适用是和英国和美国不相同的。
我们再来看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适用的后果。在英国，尽管有相反的案例，[15]该规则的适用提供了被告有过失的初步推论。这就要求被告解释如果自己或其它雇员无过失时事故也可能发生。如果被告不能用证据来自己过失的推论，被告就要承担责任。如果被告向法院提供了事故在自己无故失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时，被告过失的推定就要被。[16]如果被告过失和无过失的机率相等的话，原告就会败诉。[17]法院还重申过被告过失的举证责任在原告。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并不使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18]
在美国，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的程序效力更低一些。在大多数州，该规则的适用可以使陪审团推定被告有过失，但是却不能强制陪审团得出被告有过失的结论。[19]举证的责任并没有转移到被告。在一小部分州，该规则的适用将会导致可的过失法定推论。[20]这意味着陪审团不但可以推定被告有过失，而且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将被要求推定被告有过失。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在这些州的法律效力类似于英国的规则。
在我国，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适用的法律后果跟英国是相同的。遗憾的是在《规定》明确采用举证倒置的情况下，事实说明了自己规则在医疗事故案件中用处不大。《规定》第4条第8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以肯定，我国举证倒置的法律要求将增加医生败诉的机率。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组成从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转为由医学会负责增加了鉴定的中性成份。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缺乏中性是一直受到批评的。中消协会长曾指出，医疗鉴定一直是医院和医疗部门组成的医疗事故委员会鉴定的，结果往往有利于医院一方，这显然对消费者不公正。[21]很多患者也认为，鉴定机构与医院当事人关系密切，又缺少客观监督，若当地有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保护主义的倾向，则患者难讨公道。[22]某些统计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在1998年，消费者直接寄给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医患投诉共125件。其中，涉及患者死亡的33例，涉及患者伤残的30例，两项共计63例，约占总量的50.4%.这些患者本人或其亲属均提出了鉴定要求，但被接受并经过鉴定的只有30例。在被鉴定的30例中，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的仅5例。[23]1998年，中消协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处的要求，将125件投诉分别转给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后来，只有其中4例回函，另有两件原信退回，其余的119件均无着落。[24]
即使我国现在由医学会负责对医疗事故鉴定的规定也是和英美法系的法律不相同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医生可以为原告或被告提供专家意见，但最后采用那方专家意见的决定权在法院。澳大利亚的一个案例很有代表性。[25]博尔恩法官在该案中说：
专家意见会幇助法院。但最后是由法院决定被告是否对原告承担谨慎的义务以及是否违反了该义务。法院会得到专家证据的引导和幇助。可是法院不会在专家的支配下作出决定。法院会非常重视专家的意见。有时法院的判决是和接受专家支配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法院不是盲目地跟着专家意见作出判决。法院通常是认真考虑和平衡所有的合法证据。如果法院仅仅地按照专家意见而没有鉴别性地考虑专家意见和其它证据，法院则抛弃了自己根据证据确定被告是否对原告拥有义务以及是否违反义务的责任。
另一方面，法院具有最终决定权也不表明法院可以无视所有的专家意见。在诊断和病情处理方面，法院通常依赖专家意见。[26]法院必须首先确认专家的看法是否代表了在医学领域有经验的职业团体的意见。[27]在符合这一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接受代表了二种不同职业团体中的任何一种专家意见。当然在二种医生职业团体的意见在能力上和负责程度上有很大区别时，法院可以偏好其中一种好的意见。[29]
英美法系在处理医疗事故时法院对专家意见的处理给我国提供了一些借鉴。从有利竞争和选择的角度来看，我国法律应该接受医生或病人自己选择的有名专家的鉴定意见。根据《条例》第40条，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该《条例》第46条也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下，对医疗事故责任的处理不必以医学会鉴定组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为前提条件。在这点上，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改变自已过去的立场。
法院接受医生或病人自己选择的有名望专家的鉴定意见不仅给当事人提供了选择而且有利于法院和行政机构之间在处理医疗事故方面的机构竞争。当然，病人或医生自己选择专家也有缺点。第一，当事人的律师只会选择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专家提供的专家意见。这种现象有时会造成律师和专家串通而向法院提供不公正的意见。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能的。第二，在医疗事故的诉讼对抗性加剧的情况下，诉讼成本会明显增加。在存在社会成本的情况下，诉讼成本的增加既不利于社会也不一定总是有利于当事人。第三，病人和医生分别寻找不同的专家会造医务专家资源的浪费。没有理由表明法院比医学会组成的鉴定能更好地确定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
如果医学会能保证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保持中立的话，由医学会作为医疗事故的惟一鉴定者也无尚不可。《条例》首先对组成专家的任职资格进行了规定。鉴定人员不仅必须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而且必须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及科研机构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30]其次，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专业的专家是由医患双方在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在特殊情况下，医学会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需要，可以组织医患双方在其它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参加鉴定或者函件咨询。[31]
从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鉴定委员会人员组成到由医学会负责鉴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增加了鉴定机构的中性成份。双方当事人随机抽取鉴定人员也显示了这一倾向。从其它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人员不仅可以解决特定地区某类专业人员缺乏的现象而且也可以避免医疗机构和本地鉴定人员关系过于密切而不能保持中立。还有，《条例》增加了当事人申请特定鉴定人员回避的权利。[32]最后，当事人诉诸法院的选择给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增加了必要的竞争。
《条例》对争议投诉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原《办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在什么期限内可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可是，北京市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从医疗事故发生时超过两年申请鉴定的，不予受理。”按照《条例》第37条第2款，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初看，《条例》一年的规定短于北京市《实施细则》两年的期限。但是，事实却往往不尽如此。北京市《实施细则》两年的期限是确定的期限。它是从医疗事故发生时起两年。超过两年的医事故将不予受理。《条例》的一年期限可以是不确定的期限。它可以是从当事人知道医疗事故造成健康损害之日起算，也可以从当事人应当知道自己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算。当然，起算点必须是两者中早的一个。由于许多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可能在医疗事故后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反映出来，《条例》对某些医疗事故的投诉期限比北京市的《实施细则》规定的二年期限还要长。投诉期限的延长将增加医疗事故诉讼的频率。丹恩从的研究表明诉讼时效对成年人缩短一年降低了8%的诉讼频率。[33]
跟《办法》相比《条例》增加了病人知情权的规定。根据《条例》第11条，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的医生将受到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34]相对不太清楚的是违反病人知情权是表明医生有过错或是过错的一个证据还是给病人以提起违反法律的侵权救济。比较可取的是把违反病人知情权作为医生过失的一个证明。[35]当然，违反病人知情权只是在某些医疗事故案件中能使病人获得胜诉。国外在这方面也是如此的。[36]病人知情权的规定将增加病人胜诉的机率。这将会进一步增加病人索赔的频率。[37]
《条例》和《规定》不仅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扩展了医生和医疗机构的侵权责任，而且增加了对受损害病人的赔偿金额。在原《办法》下，医疗事故赔偿的数额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在《办法》实施的最初几年，各地制定的最高补偿限额非常低。[38]在《条例》下，确定赔偿数额的方式是统一的。这就限制了某些省制定过低赔偿金的可能性。当然，具体的赔偿数额在许多方面决定于受损害病人当地的生活水平。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明确规定将明显增加赔偿金额。根据《条例》第50条第9款，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奇怪的是，《条例》倾乎更重视对死亡者亲属精神痛苦的补偿而不是对受伤害病人本人精神痛苦的补偿。这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条例》在许多方面增加了对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但是也应该看到《条例》在赔偿额方面作了许多限制。如误工费被限制在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39]残疾生活补助费不仅被限制在30年而且只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40]另外，被扶养人生活费只按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而且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只扶养到16周岁。[41]
不庸赘述，《条例》对医疗事故赔偿额的限制是和民法中的实际赔偿原则不一致的。[42]这种不一致会导致法院适用法律的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体现了法律适用的矛盾性。用行政法规来作为特别法去改变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原则是不妥当的。比较可取的办法是由人大常委会来对救济方法的取舍，诉讼时效的变更和赔偿数额的增减作出规定。
二、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从社会福利角度考虑，好的法律规则是为医生和病人提供激励因素使得他们对医疗事故避免的投资的边际成平等于他们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收益点的边际投资是浪费资源的。这样对社会而言，适量的医疗事故总是存在的。这正如现代人们宁愿容忍由于交通事故而造成的伤亡也不愿彻底抛弃现代交通工具一样。对无可避免的医疗事故，医生的医疗责任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成了不可缺少的分散风险的工具。当然现实中绝大部份医疗事故都可以通过第一者或第三者保险来分散风险。
阿罗认为在人们厌恶风险的假定下，如果保险公司不承担社会损失，大数法则将通过保险分享风险来降低总的损失和每一位受保者的损失。[43]大数法则（theLawoflargenumbers）表示当保险集合中拥有独立或非相互关联风险的人数增加时，对每一个人的期待损失预测的精度也随之提高。风险的独立性或非相互关联性是指一个风险的发生不会改变另一个风险发生的机率。只有独立的或非相互关联的事件才能通过保险来分散风险。而当期待损失的预测精度提高时，风险的不定性就会减小。[44]风险不定性的减小会提高保险的可得性。显然，保险公司的作用是确认独立或非相互关联的风险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以降低总的风险。但是保险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能提供的。交易成本会影响保险的可能性。[45]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问题也会增加提供保险的难度。
阿克劳夫对逆向选择的讨论完全适用于保险市场。[46]如果保险公司不能区别好的和坏的受保人，保险公司的保费必须反映受保人集合的平均风险。要是受保人之间的风险差别很大，低风险者会觉得保费远大于他们期待的损失。这样他们会放弃保险。低风险受保人的离开将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为了避免无损，保险公司必须增加保费。保费的增加将进一步失去相对低风险的受保者。如果这一过程继续下去的话，某些保险将不复存在。
为了改善逆向选择问题，保险公司都想法通过保费或其它合同条款来分离不同风险的受保人。如果保险公司不能把保险集合中的风险归类缩小的话，该类险别保险提供的困难性非常大。风险分类改善了保险公司预测期待损失的能力；这使得保险集合中在受保人较少的情况下的预测精确度提高。风险分类不仅降低了保险集合的风险度而且减少了保险成本。风险分类还改善了逆向选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的改善使得保险对风险集合中的低风险受保人的吸引力增加。[47]所以保险业务的很大部分是对个别受保者评估和对风险的定价。汽车保险中对汽车所有者年龄的区分和对医疗责任险中医生经验的分辨都是为了改善逆向选择问题而吸引更多的低风险受保者加入保险集合。还有一个风险区分的标准是看受保人需要的保险额。对受保人保险额不加区别将导致不同风险受保人之间财富的不合理再分配。[48]
波力道德危机理论可以解释为甚么有的保险不容易提供。［49］道德危机指一旦受保后投保人会降低避免风险的努力。这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险公司增加的风险又会以更高的保费来反映。道德危机的另一个意思是事故发生后受保人会增加赔偿请求额。波力认为在如下的三个条件满足时，对某些事件的保险更有可能：（1）在零价格时的需求不会大大超过正价格时的需求，（2）事件的随机性很大使得通过分散风险而降低风险极大地增加；和（3）人们对事件的风险厌恶性很大。［50］
为了减轻道德危机问题，保险公司常常采用免赔额和共同保险。免赔额规定当承保的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共同保险规定如果承保的事故发生，受保人自己必须承担损失的一个百分比。[51]但是免赔额和共同保险在第三者保险中比在第一者保险中更难采用。由于医疗责任侵权法里的保险是第三者保险，所以在医疗责任保险中适用免赔额和共同保险的难度很大。如果采用的话，对受害病人的赔偿会打折扣。
通过第一节对医疗事故法律改革侵权责任扩展和赔偿金额增加的讨论和本节对保险功能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我国医疗事故的法律改革对医疗责任保险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前所述，病人知情权的规定将增加诉讼求偿频率。延长求偿申请期限也会增加诉讼求偿频率。还有，病人取证权的规定和医疗事故鉴定方法的更改都会增加病人胜诉的机率。另外，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改革也将增加病人胜诉的机率。而病人胜诉机率的提高又会使更多的病人提讼。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法律意识的提高，病人诉讼的频率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诉讼频率的增加和赔偿数额的提高有时并不能靠提高保费来转嫁成本。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是通过第三者保险来实现的。第三者保险将更难区分风险大小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例如，医疗事故对高收入者的赔偿额要比对低收入者的赔偿额大得多。另外，同样的事故对不同病人的损害程度是不同的。这会导致保险公司确定保费的困难性。保险公司究竟是按医生的经验和技术来确定保费还是按照医生所看病人的收入来确定保费。在医疗事故在不同病人身上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情况下又如何确定保费。如果保险公司对保额进行封顶，那么许多受损害的病人就得不到好的保障。这又是跟医疗责任险的初始目标背道而驰的。
医疗事故的第三者保险也会加重道德危机问题。如受害者有增加医疗费，误工费和陪护费的倾向。很明显，医疗事故受害病人在零价格时对医疗的需求远大于正价格时的需求。《条例》对这一道德危机问题的处理方法是结案后确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但对结案前的人身伤害治疗费用则凭据支付。在这一方面道德危机问题依然存在。另外，《条例》规定患者住院的陪护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跟其它赔偿费用相比，《条例》对陪护费的规定偏松。这也会导致受害人有扩大陪护费求偿的倾向。在误工费问题上，《条例》把无固定收入者的赔偿定在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的职工平均工资。这也可能使这些人有延长误工期间的动机。
精神损害险也只有在第三者保险中才有。精神损害赔偿会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现象。[52]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赔偿总额中占很大比例。这将因增加医生投保时的风险差异而可能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事后，受害者也有夸大精神损害的动机。当然《条例》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上限规定。
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上限的规定虽然有时不能使受害者得到足额赔偿，但是却有利于减轻逆向选择问题。在第一者保险市场上，人们是不购买精神损害险的。同时《条例》对误工费、残疾生活补助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限制虽然不符合实际赔偿原则，但却会迫使高收入者购买第一者人寿和伤残保险。第一者保险由于更能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问题而使保险市场更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条例》对受损害病人赔偿费用的限制规定并不是最佳的公共政策。许多医疗事故的受害病人的实际损害将得不到足额赔偿。更佳的公共政策是让保险公司对医疗事故责任险的承保额上限进行限制而达到减轻逆向选择问题。对受害病人在承保额上限以上的损失由医生或医疗机构承担。但是，医生或医疗机构在对受损害的病人在承保额上限以上的损失进行赔偿时，法律应允许医生或医疗机构从本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中扣除病人因为购买第一者保险而得到的补偿的数额。
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医生或医疗机构减少通过努力能避免的医疗事故的数量。跟病人相比，医生和医疗机构更可能作出努力而避免医疗事故。对于医疗事故的避免成本大于期待损失的医疗事故，医生和医疗机构也是风险的更佳承受者。在保险公司对赔偿上限作出限制而迫使中产阶层以上人员购买第一者保险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承担保额以上损失的受害者都是低收入者。跟低收入者相比，医生和医疗机构更能承受这样的损失。医生和医疗机构也能通过收费把受到的损失从其它病人收取费用的利润中得到补偿。对于购买了第一者人寿和伤残保险的高收入者，法律应允许医生和医疗机构在对他们的损失进行赔偿时扣除这些人从保险公司得到的在医生和医疗机构第三者医疗责任险承保上限以上的第一者保险金。这样做的理由是能改善逆向选择问题和防止不必要的财产从低收入者转向高收入者的现象。希望我国将来在制定医疗事故处理法时严肃考虑这一建议。
保险公司经营成平的很大一部分是推销保险业务。对医疗责任险而言，是否有强制医疗责任险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经营成平。强制医疗责任险将会大大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但是除深圳外，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未对医生和医务人员实行强制执业风险保险。高的经营成本必须通过医疗责任险保费来反映。如果高的保费大大超出低风险医生的期待损失时，低风险医生会不愿购买医疗责任险。这将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再加上高风险医生或医疗机构更愿意购买医疗责任险，这将进一步加剧逆向选择问题。据何雪峰和沈保报道，广州不会对医院作出硬性购买医疗责任险的规定。南京的大多数医院也不愿购买医疗责任险。［53］显然，从社会角度考虑，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将增大社会福利。
2000年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医疗责任保险。跟着，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也陆续推出了此险种。在《条例》和《规定》出台后，人民保险公司已增加了精神损害赔付。但是至今医疗责任险的实行仍然举步维艰。本文的分析认为医疗事故纠纷的增加必然使大数法则产生作用从而有可能降低医疗责任险保费和增加保险公司利润的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现实要求我们使医疗事故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责任规则和赔偿规则更有利于限制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现象。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
如果我们不分析医疗事故法律处理的财富分配影响，那么对医疗事故法律改革对保险市场的讨论将是不完全的。扩展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和增加对受害病人的赔偿额原本是为了保护病人的权利。可是法律和法规的不完善及保费的不断上升将使低收入病人更难获得好的医疗服务。还有，医疗事故对高收入者的赔偿远高于对低收入者的赔偿，但是医生对各种病人的反映了保费的收费是一样的。这就会出现财富从低收人者转向高收入者的不符合分配正义的现象。[54]显然，我国医疗事故的法律和法规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法学者再也不能不重视法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性影响和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性影响。如果诗人只能从茅屋为秋风所破叹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诗句，那么学者显然在为更多的人提供广厦方面的社会功能更大一些。
三、结尾
本文从我国医疗事故的法律处理的改革讨论了侵权法的发展趋向。文章也在适当的地方比较分析了我国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和英美法系国家法律相同和不一致的地方。在详细地讨论了我国医疗事故法律改革对侵权责任的扩展及对医疗事故受害者增加赔偿额后，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在医疗事故中侵权责任的扩展和赔偿金额的增加通过对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问题的作用而对医疗责任保险市场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只有医疗事故处理的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责任规则和赔偿规则更有利于限制逆向选择和道德危机现象，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文章也对医疗事故法律处理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注释：
［1］HarveyWachsman，“IndividualResponsibilityandAccountability：AmericanWatchwordsforExcellenceinHealthCare，”10St.John‘sJournalofLegalCommentary303，505（1995）。
［2］田吉生和金伟飞，《浙江日报》，2002年4月18日。
［3］王利明和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到309页。
［4］MichaelJones，MedicalNegligence（London：Sweet&Maxwell，1996）at551.
［5］同上，第556页。
［6］McInerneyv.MacDonald，[1991]2Med.L.R.267；（1992）93D.L.R.（4th）415（S.C.C.）。
［7］Jones，见注4，第244页；Wilsherv.EssexAreaHealthAuthority[1988]1AllER871；RichardEpstein，Torts（NewYork：AspenPublishers，Inc，1999）at171.
［8］Jones，见注4，第146页；Epstein，见注7，第171页。
［9］Byrnesv.Boadle，2H.&C.722；159ER299（Ex.1863）。
［10］Scottv.London&St.KatherineDocksCo.，3H.&C.596；159ER665（Ex.1865）。
［11］JohnWigmore，Evidence，§2509（1sted.1905）；RST§328D.
［12］Ybarrav.Spangard，154P.2d687（Cal.1944）。
［13］Cassidyv.MinistryofHealth[1951]2K.B.343.
［14］Garnerv.Morrell，TheTimes，October31，1953，C.A.，Epstein，见注7，第183页。
［15］Hendersonv.HenryJenkins&Sons[1970]A.C.282.
［16］Ballardv.NorthBritishRailwayCo.1923S.C.43，54perLordDunedin.
［17］ColevillesLtdv.Devine[1969]1W.L.R.475，479，perLordDonovan.
［18］NgChunPuiv.LeeChuenTat[1988]R.T.R.298（P.C.）；加拿大的法律与该案相似，见Holmesv.BoardofHospitalTrusteesoftheCityofLondon（1977）81D.L.R.（3d）67（Ont.H.C.）。
［19］Gilesv.CityofNewHaven，228Conn.441，630A.2d1335（1994）；Brownv.Scrivner，Inc.，241Neb.286，488N.W.2d.17（1992）；WilliamProsser，“ResIpsaLoquiturinCalifornia，”37CaliforniaLawReview183（1949）。
［20］Stone‘sFarmSupply，Inc.v.Deacon，805P.2d1109（Colo，1991）。
［21］《中国医疗事故引发法律大战》，《长江日报》，2000年3月30日。
［22］同上。
［23］孙爱国，《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8月17日。
［24］同上。
［25］F.v.R.（1982）33S.A.S.R.189.
［26］SidawayvBethlemRoyalHospitalGovernors[1985]1AllER643，659.
［27］Hillsv.Potter[1983]3AllER716，728；Bolithov.CityandHackneyHealthAuthority[1993]4Med.L.R.381，386.
［28］Maynardv.WestMidlandsRegionalHealthAuthority[1984]1W.L.R.634.
［29］Poolev.Morgan[1987]3W.W.R.217，253.
［30］《条例》第23条。
［31］《条例》第24条。
［32］《条例》第26条。
［33］PatriciaDanzon，“TheFrequencyandSeverityofMedicalMalpracticeClaims：NewEvidence，”49Law&ContemporaryProblems57，71-72（1986）。
［34］《条例》第56条第1款。
［35］TheQueenintheRightofCanadav.SaskatchewanWheatPool（1983）143DLR（38）。
［36］Epstein，见注7，第143-46页；Jones，见注4，第336-351页。
［37］DonaldDeweesetal.，“TheMedicalMalpracticeCrisis：AComparativeEmpiricalPerspective，”54（1）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217，244（1991）。
［38］王利明和杨立新，见注3，第308页。
［39］《条例》第50条第2款。
［40］《条例》第50条第5款。
［41］《条例》第50条第8款。
［42］《民法通则》第119条。
［43］KennethArrow，“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53（5）AmericanEconomicReview941，960-61（1963）。
［44］GeorgePriest，“TheCurrentInsuranceCrisisandModernTortLaw，”96TheYaleLawJournal1521，1539-40（1987）。
［45］D.LeesandR.Rice，“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Comment，”55AmericanEconomicReview140（1965）。
［46］GeorgeAkerlof，“TheMarketfor‘Lemon’QualityUncertaintyandtheMarketMechanis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488（1970）。
［47］Priest，见注44，第1543页。
［48］参阅Arrow，见注43，第963-64页。
［49］MarkPauly，“TheEconomicsofMoralHazard：Comment，”58（3）AmericanEconomicReview531（1968）。
［50］同上，第534页。
［51］有关免赔额和共同保险，请参阅Arrow，见注43，第960；Pauly，见注49，第535-36页。
篇4
9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共同缴费、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结合、市级统筹、基本覆盖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体制。其成就一是扩大了风险共担范围，由单位共担扩展为市级共担；二是建立了个人部分付费制度。其不足一是公平缺失，基本没有考虑农民，城镇居民的参保率也不理想，且不同阶层受益差别甚大。二是保险程度偏低，大病保险封顶。三是政府资金投入偏低，到200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达国内总产值的5.5％，但是政府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6％强。90年代改革的主要失算是忽视了对竞争性、非短缺医疗服务市场的培育。由此导致的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吞没了医保体制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好处，同时大大恶化了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大多数农民的医疗条件。
新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批评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并非市场化取向之过，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医疗服务市场特点的结果。同时，不少学者提出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一方面将竞争性市场作为卫生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和资助弱势群体的职能。
一、医疗服务的特点
不同商品(劳务)往往有不同特点，只有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兼顾效率和公正。为使医疗体制改革取得理想效果，首先需要分析医疗服务的特点。
1．医疗服务对于患者首先是必需品，但又可成为奢侈品。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涨价不会减少多少纯粹的治病需求，降价或免费将大大刺激对于舒适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其必需品性质，政府应当对弱势群体承担起起码的资助责任；由于其奢侈品性质，完全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肯定会引起开支不断上升。
2．医疗服务并非全是需要由政府买单的公共物品。非传染病的医疗不具有正外部性。传染病的预防、医疗具有很强正外部性。通常的公共物品是私人不愿意出资的，而传染病的医疗是患者一般也愿意出资的，因此是一种准公共物品。这一特点意味着政府应当为传染病的预防、医疗部分或者全部买单。
3．医疗服务并非全是供需(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否则没有“久病成良医”一说。在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依赖于药品销售和医检费用的条件下，医方会利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诱导患者形成过度需求(或医方过度服务)。但信息严重不对称并非一定是患者支付过高的医疗费用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也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患者缺乏医学知识与一般消费者缺乏家用电器的知识是差不多的，但家电市场的高度竞争性使得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若患者有充分的选择，则除了急病患者之外，大多数患者都将通过货比三家尽力改善自己的信息状况，减少接受过度服务的概率。医疗服务费用偏高，究竟多少是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引起的，多少是患者缺乏选择造成的，需要通过具体调查来确定，不能简单宣称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惹的祸，更不能以信息严重不对称为理由要求政府强制规定医疗服务费用。
4．医疗服务是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一种组合式服务，包括诊断病情的一系列服务和治疗疾病的一系列服务。这一特点引起了如何建立医疗行业最佳产业组织的问题。所有服务集中于一个供给者将使患者在下游的各个服务环节被“套牢”。当前以药养医现象就是把诊断服务与治疗服务组合在一起的结果。从促进竞争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最好把所有服务分散于不同供给者，同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建立多个供给者。但这可能使患者感到不便。在整个医疗行业，既要有各种服务相对集中的大型医疗单位，也要有分散提供部分服务的小型专营单位(如实行初诊和简单治疗的社区医院)。至于这两类单位的比重，恐怕主要应当由市场决定。
5．医疗服务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会出现患者不满意的结果，且患者往往难以辨识这种结果是由于医方未尽责还是医方虽尽责但无力回天。这一特点意味着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风险，当前这类风险基本由患者承担，一旦出现意外后果，医患双方往往发生激烈冲突。面对这种可能性，医方往往采取回避风险的态度，使本来具有一定治愈概率的疾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必须考虑建立分散这类风险的保险机制。以便促使医方尽最大努力，使患者在一旦发生不良后果时能够得到一定补偿，以缓解医患冲突。
6．医疗服务是一种需要经常创新的产品。人类面临与疑难病症和不断出现的新病种之间永无止息的博弈。而对于疑难病症和新病种，医患双方都面临信息不完善问题。这就需要在医疗服务方面进行永无止息的创新。这一特点意味着改革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激发供给方(包括医护人员、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生产企业和医学院校)的创新热情?二是如何建立创新资金的筹集机制?三是如何建立创新风险的保险机制?创新的激励不能建立在创新者无私奉献的道德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上而下考核加重奖的基础上，因为那将导致弄虚作假和高昂的考核成本；只能依靠能够给予创新者充分报酬的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会引起创新产品高昂的价格，在没有政府资助时将有悖于公平。
7．医疗服务不可能完全标准化。因此医院与其基本要素——医护人员之间的合约是高度不完备的，很难规定详尽无缺的服务规则，因此需要医护人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独立决策的功能。这意味着在医院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使激励机制有效，就需要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由开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用脚来表示对于激励机制的认可与否。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医院的领导付出艰辛的努力。而这又意味着需要建立能够充分激励医院领导付出这种努力的产权机制。
8．医护人员人力资本的形成、维护和增加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过程，其供给往往滞后于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这种人力资本形成的耗时性往往导致医护人员的短缺，而短缺的要素通常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尤其是当其所有者建立起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职业团体时。但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本又具有非常强的专用性，一旦退出医疗行业，其人力资本急遽贬值。因此，即便医护人员收入偏低，只要不低于个人心目中的临界水平，他(她)们一般不会重新择业。这种职业转移的粘性可能导致医护人员的收入偏低。要避免医护人员收入过高或过低，在长期中主要还是要依靠竞争性的医护人员劳务市场，因为政府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
为医护人员培养人力资本的是有关学校。只有当医护人员的收入不低于均衡水平时，社会才可能有相当部分的年青人愿意报考这类学校，并支付相应费用。才能够使这类学校可以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维持。否则就需要依靠其他的资金来源，尤其是政府拨款。如果不允许由竞争性市场去形成医护人员的均衡收入水平，那一定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医护人员(经常是医生)通过建立具有垄断性的职业团体来保持市场的短缺以获取偏高的收入。二是由政府以照顾民生为由通过行政手段把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压低至均衡水平以下，结果使在职医护人员缺乏工作激励，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个职业，市场同样保持短缺状态；患者只能得到虽然廉价但质量低劣的服务。
9．医疗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实行全民全额保险的条件下，这种道德风险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患者力图通过隐瞒真实信息，使医疗服务尽可能从低费用的必需品转化为高费用的奢侈享受。而在部分公民享受保险时，道德风险还会表现为患者尽可能获取超量昂贵药品，转手倒卖获利。
医疗服务涉及七方面主体：患者，医院，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材生产、研发、销售企业，医疗保险公司，医护人员的培养学校，政府。这七类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摩擦。因此，医疗体制作为一个系统，其改革必须系统考虑，兼顾各方，配套实施。2005年以前的改革由于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导致许多人不满。于是大致从2005年开始，出现一股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主导医疗服务行业的舆论浪潮。这股浪潮把缺乏兼顾性和配套性的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市场化。
二、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
全面配套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1．最大限度促进市场竞争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平抑价格，提升质量。2．政府资助贫困群体，保证所有国民得到基本的必需的医疗服务，实现社会公平。3．个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防止医疗费用不合理膨胀。
(一)为了实现充分竞争，需要患者、医疗服务供给者和医疗服务基本要素所有者三类主体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利。
1．保证患者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医疗服务是组合服务，为了充分引进市场竞争，就需要把它细分，并在每一项服务中都最大限度的引进竞争。具体思路：
(1)所有医院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平等纳入医保体系，使患者在选择医院时只需考虑医院的服务水平、态度和费用。如此在所有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格局，迫使诊断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患者需要耗费较大的仪器检查、根据处方买药、动手术住院时，不必非在其初诊医院，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药店，以便在仪检、买药、动手术住院方面充分引进竞争，迫使医检价格、药价、手术住院费用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3)每个国民有权在多家医疗保险机构之间选择，迫使保费逼近充分竞争水平。
2．在给予患者充分的选择权时，也给予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供给者(医院、药店、有关企业、医保单位、学校等等)自主定价权。
若供给者没有自主定价权，价格就不会发挥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有效激励供给者增加生产提升质量降低成本的功能。由政府强制压低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价格，短期当中似乎有利于患者，但它将对各个环节供给者形成负激励，使人们不愿从事这类职业，造成医疗供给的短缺，迫使患者不得不通过排队、拥挤来获得低质服务。从长期、整体看，这反而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自主定价是否一定意味着价格上涨?短期当中完全可能，尤其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短时期中。但是长期当中价格是否居高不下甚至持续上涨，则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
由于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必需品，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缓解自主定价在短期和长期造成的涨价压力。
(1)给予具备一定资质的个人和法人经营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人权，以促进竞争。当前尤其要允许甚至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组建医院、药店、相关企业和学校。如果不改进准入制度，不改变短缺状态，就无法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只要准入制度导致充分竞争、消除短缺状态，长期中自主定价不会导致价格居高不下。
(2)考虑到竞争性非短缺市场的形成非一日之功，从政府抑价到自主定价的转变必须是渐进的。自主定价的浮动范围只能根据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扩大。因此改革的程序应当是首先允许具备基本资质的私人和法人组建医疗服务单位，并给予自主定价权，形成一段时间的价格双轨局面，促进竞争；然后逐步放开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在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之后，再对原有医疗服务单位的产权进行改革，可以由公立改为私立，也可继续保持公立，或者实行公私混合产权。
当前医疗费用过高的表面原因：一是医院在医护人员劳务价格受到压制的条件下被迫采取以药(仪检、手术、住院)养医的措施，二是有关企业与医生共谋。但深层原因是患者缺乏充分的选择权利和充分的信息。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政府放开了对于医护人员劳务价格的管制，药(仪检、手术、住院)价仍然不会下降。
当前政府解决医疗费用过高的最好做法，不是强制限价，因为在产品规格品种易变的行业，企业总是有办法规避政府价格管制的；应该首先是用制度保障患者充分的选择权。其次是实行强制报价制度，即强制各家医院和药店免费在政府网站的特定网页上如实公告各种医疗费用，消除医患双方在医疗费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强制要求各有关企业免费在网上如实申报各种产品的出厂价，以帮助医院和药店择优采购；通过强制报价形成竞争，迫使供给方降价。第三是充分发挥医保单位的监督功能。只要相当部分医疗费用要由医保单位支付，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又面临同行竞争的医保单位就有动力通过讨价还价降低医疗费用。当然，若医保单位无利润动机和医保市场无竞争，医保单位就可能只提高保费而不去和医疗单位讨价还价，甚至可能和医疗单位串谋。
只要在生产环节制止了垄断引进了竞争，在全部流通环节包括最终的销售环节透明了价格信息，引进了竞争，就一定能够遏制过高的医疗费用。为了防止由于竞争而引发药品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定期随机摇号抽捡各家药厂(医检仪器厂等)的产品质量，发现问题，黄牌警告；屡教不改，停业整顿。一旦通过竞争使常规药品只能赚得平均利润，药厂就将投入资金开发新药以便获取创新利润。对于新药的价格，同样应当由厂商自主定价，政府不便规定，反而是应当通过专利加以保护。同时通过政府资助来减轻患者负担。
3．在给予患者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各个环节供给者自主定价权的同时，给予医护人员自由流动、自主开业的权利，但是不给以组织垄断性职业团体的权利。以形成竞争性医护人员劳务市场，通过这种市场形成均衡收入水平，以激励已有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同时通过这种市场形成与其它行业均衡的收入差距，以激励足够多的年轻人选择医护职业。与此相配套，放松对医科院校的政府规制，建立竞争性的医护人员人力资本教育培训市场。
(二)市场竞争可以促进效率，但是不能改善要素初始分布的不平等。因此，为了保障国民生存权的基本平等，政府应当承担资助责任。
1．首先是中央政府应当为每个国民(包括农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的初步的基本医疗保险，其金额可以随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的增长，以低于或者等于国民收入(或个人所得税)涨幅的速度上升，并且在通货膨胀时实行指数化。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有助于实现全体国民平等享受必需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中央政府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资助，也有助于解决人员(尤其是农民工)跨区流动与目前完全由地方政府筹措医保基金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促成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全国性劳动市场。
在中央政府提供基本资助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医疗地方病的需要对当地人追加一定资助。但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重新定义“当地人”，应由中央政府强制规定在一地工作和生活一定时期以上的国民都应当算是当地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政府狭隘的地方福利主义。因为过高的地方医疗保险会刺激人口流入，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迫使地方政府把地方医疗保险维持在适度水平。
在政府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每个国民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和收入情况，自主选择购买商业化医疗保险。同时，鼓励宗教团体和其它慈善机构以及私人针对一些耗资特别大的疾病提供专项慈善救助资金。
政府(多级)、个人、慈善机构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一方面使国民在获取必需的医疗服务方面达到基本平等，同时又可避免全民全额医疗保险制度下政府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快速增长，难以为继的局面。
2．中央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可按一定比例(固定的或者累进的)从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筹措，不必另征新税。个人所得税近来已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且增长速度可观，这就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能够稳步增加。从个人所得税筹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既体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强制性、公平性(收人低于纳税起征点的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基本医保)，也不会另外加重国民的负担。
3．为保证患者的自主选择权以促进竞争，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应拨付给医疗服务单位，而应当划入消费者的基本医疗保险账户。考虑到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账户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医疗服务费用也按同一比例从两个账户划拨。个人账户专款专用、节约归己、后代继承，以防止过度使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账户可以对身体较差的人提供相对多一点的资助。至于两个账户的资金比例，应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一个可能准则是只要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正，个人账户的年划拨额(剔除通货膨胀)就不能下降，尽管其比重可以减少。
4．为激励患者自主节约医疗资金，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可以考虑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的支付有助于防止过度消费，其中个人现金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有助于解决患者的资金困难。五者之间比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基本准则是较低费用以个人现金、个人账户为主，而大额费用以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为主。具体的比例应当既相对稳定，又能按照既定准则定期调整。
三、小结
在此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尤其需要为竞争性的市场大声疾呼。但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免除政府在推进基本生活必需品(劳务)公平分配方面的职责，同时政府推进公平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逆转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政府对全体国民实行部分资助的竞争性医疗服务市场这个目标模式必须坚持，绝不能倒退。但实现目标的方式必须稳健。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医疗服务单位的自主定价权，医疗服务过程各个环节的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医护人员的自由流动自由开业机制，三位一体的医疗资金筹措体制，个人现金、个人账户、统筹账户、商业化医疗保险和慈善基金五合一的支付组合，这六方面的改革需要综合配套协同渐进。以竞争促效率，抑价格；以政府资助实现公平；以个人承担部分费用防止医疗费用非合理膨胀。渐进式配套改革可以选择若干城乡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但全民初步医保这一项改革必须全国同时实施，不宜分地区分阶层分别实行。
参考文献：
[1]王绍光，何焕荣，乐园，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J]，中国社会科学，2005，(6)：101—120。
[2]JANEDUCKETT，PoliticalInterestsandtheImplementationofChina’sUrbanHealthInsuranceReform[J]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issn0144—5596Vol，35，N0，3，2001，7，35(3)：290—306。
篇5
1.公费医疗改革。公费医疗改革始于1984年卫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原来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医疗费用改为以国家财政为主，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分担医疗费用。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形式不一，实践表明比较好的做法是，患者负担一定比例的门诊和住院费用，年负担的比例为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或者患者本人1个月的工资额，超支部分由单位负担。但是，这种做法一方面没有全面推开，许多地方仍在沿用实报实销的制度;另一方面，一些单位由于政府拨款不足而使公费医疗出现赤字时，还需自己筹措资金予以弥补，但是这种责任分担是极其有限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政预算拨款是公费医疗唯一的筹资渠道的特征。此外，公费医疗的管理制度和经费管理办法也相应进行了改革。公费医疗管理制度改革主要是对公费医疗享受范围、经费开支、机构职责、监督检查等作了明确规定。公费医疗经费管理改革主要是将原来由公费医疗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经费改为多种管理形式并存，从全国来看，多数选择由医院管理的办法。
2.劳保医疗改革。劳保医疗改革始于1990年11月劳动部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劳保医疗制度改革会议。会议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合理负担，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大病统筹虽然只在企业进行，没有涉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但是它为我国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积累了经验。
3.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199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印发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意见》，并在九江和镇江进行试点，之后不断扩大试点城市，到1998年已有50多个城市进行了医疗改革试点。在多年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为建立“低水平、广覆盖、共同负担、统帐结合、多层次”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之后，全国范围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二、新医疗保险制度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1.会带来医疗风险
新制度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所以，享受了几十年免费医疗的老百姓明显地流露出对过去医疗制度的留恋。以个人账户为例。规定要求个人交纳月平均收入的2%，单位总共承担垫，其中的30%以内划入个人账产，也就是总数的1.8%，折算一下是个人月收入的38%以内。北京市员工平均年收入是一万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职工个人账户只有不到300元。这就是他一年的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还好，可是，要是得一场大病个人帐户的资金就很捉襟见肘了。
另外，新制度中没有把小孩包括进去，而以往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孩子的医药费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
新医疗制度对预防问题准备也是不足的。以前的医疗重视预防，单位有定期的体验，有固定的医务室、还有儿童防疫站。这些在新医疗保险中属于门诊的范畴。也就是说要从个人账户中花钱。这样很可能导致：本来应该看的病没看，本来是小病结果耽搁成大病。
2.医院可能拖医保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复杂的，它牵涉到社会保险机构、医院、个人、企业和医疗行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过去医院医药不分，就变得更复杂。医疗保险改革难，不是难在本身，而是难在医保之外。医院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拉医疗保险改革的后腿。
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抛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城市医院的结构来说，就相当不科学。90%的人生的是一股的小病，没必要去综合性的大医院看。而现在恰恰是大医院过多，服务于社区的小医院少。大医院多，建设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强烈。没有发达的社区医院医疗网络，个人疾病医疗的代价更高，医疗保险的代价也会更高。
3.新制度规定中本身的漏洞
依据新的医保制度，当事人只要付相当少的一部分费用，便可在不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额内随意使用医药费。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将更多的医保资金划进自己医院的账户上，也不限制开出药品的数量和金额。这样，持卡人就有可能与医院或某些医生联手将国家医保资金骗入私囊或小团体的账户中。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道德失范的混乱阶段，新规矩和老规矩并存，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底线受到侵蚀和破坏在所难免。
三、针对问题初步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
1.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提高使用效率。要对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实施真正的竞争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对高档医疗设备，国家应该统一配置和管理。而针对大型医院相对过剩社区医疗服务相对不足的情况，应该倒入真正的竞争机制，按照市场法则优胜劣汰，政府则不宜保护过度。
2.要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患者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和负担。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化进程：在中心城市建立数据库，通过网络扫描等方式对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进行监控和预测：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建立医药价格数据库，瞬时向所有计算机联网的医疗单位发送价格信息，并公布国家收费标准。这对于降低医保费用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3.还应探索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妥善解决有关人员的医疗待遇;积极探索社会医疗救助途径和办法，妥善解决特困人群有关医疗问题。医疗保险制度应该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系统。除了政府保障的基本医疗水平之外，还应该有补充医疗保险，商业性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系统。儿童、失业者、社会贫穷阶层应该被纳入医疗救助系统。
参考文献：
陈佳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7.
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111.
篇6
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1988年，我国职工人数上涨30%，而同期的医疗费用却上涨414%；人均医疗费用上涨310%；1988年以来我国医疗费用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是1992年以来医疗费总额的增长明显钝化。自1991年至1994年职工的总医疗费增长分别为17%、18%、23%、21%。与工资总额同期增长率13%、19%、25%、35%相比，人均医疗费的增长1992年以后也低于人均工资的增长，1994年甚至低于消费价格指数25%的涨幅。北京、上海等一般被认为医疗费增长较快的地区，实际上医疗费增长也都低于工资增长，甚至天津、辽宁等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医疗费增长不足10%。
这种相对钝化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疗事业总体投入不足、尝试性改革抑制过渡消费、国企经营状况的恶化导致的无力负担、医疗消费的改革的敏感性相对较低。种种原因说明了一点事实——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消费水平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相应的提高。这种国民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现实中，由于人口老龄化、科技进步、疾病谱的变化以及人们医疗需求提高等原因造成医疗费用的上升,所有这些都冲击并推动着原有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变革。
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内容
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改革尝试自1994年开始，在九江和镇江试点进行以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为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在全国57个城市扩大试点。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决定》）以来，1999年、2000年，国务院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又陆续出台了系列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医疗保险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以《决定》为主体，以10多个密切相关配套政策为支撑的政策体系，这标志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这一政策体系为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统一的政策依据。
改革的目标是自1998年起用3-5年的时间，以建立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完善基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根据人口和经济特征，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医疗风险，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
首先，全国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着“基本水平、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基本原则，实现三个转变，即由福利型转变为保险型，由包揽型转变为分担型，由自保型转变为互济型。
其次，以自愿的原则，发展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而言的，包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社会互助医疗保险和社区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也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相结合的办法是由我国的国情、国力决定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财政困难、企业效率不高，所以为了使医疗保险既能发挥保障生活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又能适应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具体需要，宜实行多种保障模式。
三、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深层次影响
医疗保险的性质是国家和社会为社会成员提供的用于患病、受伤、年老的治疗费用、服务和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非盈利性的社会事业。它作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稳定器，无论对于体制的顺利转轨，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性举措之一，是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之一。因此，对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这项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和亿万职工利益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尽力做好。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到1999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为81％，失业保险为72％，而基本医疗保险不到10％。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例，从1998年全国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出台至去年上半年，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数仅有1396万人，而此时全国的失业人口就达1120万人，其中95％以上的职工都不能得到基本医疗保险。同时，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也达到1176万人。如果这部分人群的就医难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或缺乏正确的处理和引导，容易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长和蔓延。所有这些要求各地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分散决策、因地制宜，也要求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
篇7
一、城镇医疗保险取得的成效
1998年，中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体表现在：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建立了合理的医疗保险基金筹措机制和医疗费用制约机制,保障了职工的基本医疗；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促进了医疗机构改革；在城镇中成功地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此外，通过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卫生部在此基础上于2008年进行新医改试点，安徽、云南、江苏等地有望成为首批新医改方案试点地。
各地医疗改革取得的具体成果有：
1.各地市响应卫生部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限制兴建豪华医疗场所”的号召，选择了一部分综合公立医院建立平价医院或济困病房，实行预算式全额管理，收入上缴，支出由政府核拨。自2005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平价医院”。2005年12月21日，北京首家“平价”医院——上地医院在海淀区树村西街正式开诊；新疆乌鲁木齐市推出济困医院，乌市计划在现有12家济困医院的基础上，再增加12家，全疆县以上医院设10%的扶贫病房；长沙市第六医院决定在其分院——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推出平价病房。
2.在城镇医疗改革中，以城镇医疗卫生结构与功能转变为核心，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地改造现有医疗机构，使其为社区卫生服务。以肃州为例，肃州每年由区财政划拨资金10万元用于社区卫生服务，增强了医疗机构参与社区卫生服务的积极性。在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上，该区按照"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总体要求，在重点加强中心卫生院所和边远地区卫生院所建设，提高农村医疗水平，方便农村群众就医的同时，积极引导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向预防保健、村组及城市社区卫生薄弱环节转移，使医疗资源得到优化组合。肃州先后制定出台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动态管理办法（试行）》等8个配套文件和社区卫生基本职责、基本工作制度17项，推行了统一标志、统一管理、统一健康档案、统一微机管理的“四统一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有序的发展。目前，该区已建成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居民检查费用较以前降低了30％，药价降低了10％。
3.各地市推出了具有特色的收费机制。以镇江为例，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2007年4月起在全省推出外科系统单病种限价收费，到目前为止限价病种已扩展到外科系统70个常见病、多发病，一年多来已有582名患者受益，共为病人节省费用36万元。单病种限价受惠的不仅仅是患者，医院也从中受益。与去年同期相比，50个单病种的工作同比增长12%，均费同比降低19%，其中一些常见病种的工作量增幅和均费降幅尤其明显，基本实现社会满意、患者实惠、医院得益的三赢局面。
二、城镇医疗保险改革仍存在的不足
1.改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
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政府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这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政府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自费比例太大。中国人看病的费用大部分要自己支付，看个感冒要花几百元，动个手术要一次性拿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看病，不但穷人叫贵，连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也叫贵的主要原因。自费比重太大时，使得医院有条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的垄断地位来收取高额费用。
三、解决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问题的对策和方案
1.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模式，必须设计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模式来适合不同人群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这是发展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必然之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包括：第一层次：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层次：补充医疗保险。第三层次：商业医疗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监督和管理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保险和政府保险模式下，政府要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标准，包括保险覆盖人群、保险待遇、基金管理机构的准入、基金操作规范等。对于非强制性保险，政府可以不直接干预保险计划的运行，但必须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管。政府应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市场准入制度、产品审核等手段对非强制性保险进行引导和监管。
2.建立新机制保证医疗卫生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渠道、项目建设市场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医疗领域，不但可增加医疗资源供给，更重要的是加快医疗领域竞争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打破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
3.恢复医院的公益性。应该调整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公立非营利医疗机构是保证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主体，应由政府承担责任，同时，实行医疗机构的收入上缴，其建设发展及运行费用由政府核定拨付，并实行严格的价格管理。建立“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纠正片面追求经济收益的倾向，实行“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以及“医药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意在强化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医药分开”的实质是改变医院“以药补医”的状况，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政府财政对医院给予相应经费补贴，并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药品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联系。
4.加强城镇医疗保险的宣传和监督。治理认识偏差，让广大职工从被保护的救济对象转变为积极的社会保障参与者，使“基本保障人人有责、量入为出逐步积累、效益优先维护公平、社会服务公众监督”等医保理念深入人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动用社会舆论以及行政监察手段进行有效的监督。对于长期抵制医保工作、拒缴医保费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追究其责任、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建立一套科学的医疗保障评价系统，对参保情况、基金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医疗机构的服务和医药市场公平性、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健康改善与医疗保障的关系确定一套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
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认为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使医疗卫生投资主体多元化，恢复医院的公益性，建立全民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医疗保险的宣传和监督，才能积极稳妥地解决我国城镇职工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宇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初确定.中国新闻网，2007.
[2]汪言安.医卫改革拒搬国外模式坚持公益走中国道路[N].第一财经日报，2008.
篇8
一
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其改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过20多年的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1.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医疗服务公平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卫生费用不平衡。占全国人口2/3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1/4的卫生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的卫生费用，而且农村居民占卫生费用的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的人均卫生费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医疗保障的可及性低。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国近3/4的人口尚未参加各类医疗保险，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张冉燃：《权威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载《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年第14期）
2.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医疗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的增长和卫生费用的增长极为迅速，大大超过了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1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9.3%，而在同一时期，平均每一门诊诊疗费和日均住院费则分别增长了96.5%和99.8%（葛延风：《中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反思》，载《中国卫生产业》2005年第9期）。
3.医疗卫生服务和卫生投入的绩效低下。有关卫生统计表明，虽然中国人口还在增长，但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却在下降。2003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门诊总量为20.96亿人次，比1993年减少了1.09亿人次。但同期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却从140.1%提高到143.0%。（张冉燃：《权威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载《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年第14期）另据统计，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24%，2003年超过5.4%（葛延风：《反思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6日）。但尽管如此，居民综合健康状况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
4.卫生资源的布局与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与短缺现象并存。我国的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一些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占有率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明显过剩。而医疗机构为了收回投资成本和追求高收益，随意对患者使用大型医疗设备，乱检查、重复检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与此同时，市县以下公共卫生机构特别是一些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却缺乏一些基本的医疗设备和条件。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商业化、市场化为走向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移植到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来。二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责任缺失：如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卫生资源的配置极不合理，对医疗卫生机构缺乏有效地监管等。
二
要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问题，既不能继续沿着完全市场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也不能走回头路，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制。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在总结以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
一是要明确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定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确立合理的医疗卫生的基本目标。要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目标定位，坚持这一目标定位，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9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还没有推行市场化经济，那个时候是由政府部门来主导国家经济的走向，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计划经济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当时个体经济自发性还较弱的前提下，国家实施计划经济，使中国市场的整体秩序保持良好健康的发展，且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在国家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也基本上满足了国家人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国家整体经济较为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整体策略的调整，我国开始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医疗卫生事业不及时的进行改革，那么其前行的道路必然会越来越难走。因此，在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医疗卫生事业进行改革是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我们积极应对的。分析困境所在，减少改革阻力，提出积极应对改革的策略正是此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二、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医疗改革的重要意义
在市场化背景下，要想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更加能够适应时展的要求，就需要积极的进行改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进行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建立起更完善的医疗制度，创建更加公平、效率高的就医环境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现如今市场经济时期，看病难、看病贵始终是一个难题困扰着患者就医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在医疗体系中，之所以会有许多不良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医疗制度的不完善。没有一个好的就医环境，因此造成了许多类似于“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不仅仅给患者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大大的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针对目前所存在的医疗上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使各项医疗卫生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完善的制度来对其进行制约，从而使工作流程更加规范，工作更加公开、公正、透明。从而也会有利于创建更加公平、效率高的就医环境。
2.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医疗体系，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对于目前医疗体系中所存在的影响其自身发展的问题，对其问题及时的进行改善，不仅仅会有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同时也能带来许多其他方面的效益。例如，能够提高患者对国家医疗的满意程度；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为医院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些都是从小的微观层面上来看所存在的积极意义。医疗改革所能够带来的成效，不仅局限于微观层面，其在宏观层面更是意义重大。整个大的医疗体系当中，正是由一个个小的问题组成的。解决每一个小的方面以及小的问题，就能够大大的改善整个医疗环境，从而构建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而医疗体系的完善，问题的改善，不仅仅可以给医疗领域带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对于推动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也能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三、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医疗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1.政府的定位不准确，对其职责定位不清晰影响了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是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推行的，因此医疗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实现最优化的医疗配置。做好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以及医疗机构要分别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清晰的划分出自己的职责所在。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本是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如果一切权力都交由市场来掌控，那就会容易造成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政府监管不力，政府职能缺失等。这将会给医疗改革造成很大的阻力。因此，要想减少改革的阻力，脱离改革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强化政府的责任，明确其应该监管的范围，完善各项制度，给予的医疗机构的自应该在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内实行。
2.医疗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医疗市场秩序混乱影响了改革的步伐
医疗改革顺利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作为保障，只有在规范的医疗体系医疗制度的制约之下才能使改革顺利的推行下去。但是从目前来看，改革面临着重重阻碍，许多问题迟迟无法通过改革来解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的制度也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制约，因此造成了医疗市场秩序的混乱。从目前公众所反映的问题有医疗效率低下、医生收红包为自己谋取私利、药价虚高、医疗服务价格混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医疗制度不健全，导致了医疗市场秩序较为混乱，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度与步伐。
3.部分医生的能力与素质还不够高，为医疗改革造成了阻力
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除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医疗系统内各医院的配合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综合能力。在这里我们所讲的素质和能力既包括医生对医疗卫生知识的充分认知，还包括医生的医德、责任心等。医疗改革这项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要医疗系统内的工作人员来推动，但是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与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的医生还多数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中。在一些小城市或者区县的医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医生专业素质以及能力并不高，甚至不能胜任本岗位的工作。他们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对改革起到推动作用，甚至会为了一己私利而阻碍改革的步伐。这就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大大影响了改革的成效。
四、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医疗改革走出困境的对策分析
1.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政体分开，强化政府责任
国家政府以及相关行政等部门作为推动医疗改革的主体，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政府等部门需要明确好自己的职责，哪些行为可以放权给医疗部门，而哪些行为必须要由政府等部门来积极推动与参与，是需要充分把握好其中的“度”，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能管的太多，也不能管的太少，保证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要在国家政府充分把控的前提下来自由发挥其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医疗改革中，政府一定要强化自身的责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协调统一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坚决杜绝政体不分的状况再出现。在之前我们在医疗卫生系统中经常会听到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体不分的医疗体制。政府部门掌控医院行政权及人事权等等，公立医院附庸于政府部门，那么行政权力的缺位错位等就会严重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发展。所以，要想使我国医疗改革走出困境，就一定要明确政府职责，政体分开，强化政府部门的责任。
2.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整顿医疗市场的秩序
在推动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除了政府部门要发挥其重要作用外，还需要医疗部门的配合。尤其是在公立医院中，一定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立足国情与医疗体制的现状，科学的推进改革，充分的完善医疗服务体制。国家政府部门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充分放权给医疗市场，那么医疗市场就要对自身权利进行充分的整合，不能将所有的权利都依附在政府身上，所以在市场化背景下，就要重新理顺自己手中的权利，配合政府部门一起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多种体制与机制，发挥出医疗改革后在市场化大背景下的应有的效率。医疗系统风气的改善将会大大的改善医疗市场的秩序，从而推动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步伐。
3.加大人才整顿力度，提高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能力与素质
在上述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医疗系统中人才的素质与能力对于医疗改革有着直接性的影响。因此，在市场化背景下推动中国医疗，就要加强对医疗系统中人才队伍的整顿，通过培训、定期考核等手段来提高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能力与素质。例如，在医疗系统内部，由国家主导、医院内部执行，定期为医生进行分层次的培训与考察。对管理层人员更侧重于管理类相关知识的培训，对医护人员侧重于对专业知识的培训等。培训与考核要进行充分的结合，对其对其进行考核，考核通过者可以继续留任工作，考核多次不通过者就要实行淘汰制度。除了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训与提高外，还应该加强医疗系统内工作人员对国家出台的大政策的了解与把控，使他们能在改革中做到全力配合。
无论是在医疗服务体系中还是在其他领域中，不管是为了促进企业或行业的发展还是为了对其进行改革，改善其存在的弊端，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人才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在人才的建设方面，对人才的培训，一定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决不能走形式。那样既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对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参考文献
[1]季宇欢.浅谈如何走出医疗改革困境――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看 [J].现代妇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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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
1.公费医疗改革。公费医疗改革始于1984年卫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原来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医疗费用改为以国家财政为主,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分担医疗费用。在具体操作上各地形式不一,实践表明比较好的做法是,患者负担一定比例的门诊和住院费用,年负担的比例为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或者患者本人1个月的工资额,超支部分由单位负担。但是,这种做法一方面没有全面推开,许多地方仍在沿用实报实销的制度;另一方面,一些单位由于政府拨款不足而使公费医疗出现赤字时,还需自己筹措资金予以弥补,但是这种责任分担是极其有限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政预算拨款是公费医疗唯一的筹资渠道的特征。此外,公费医疗的管理制度和经费管理办法也相应进行了改革。公费医疗管理制度改革主要是对公费医疗享受范围、经费开支、机构职责、监督检查等作了明确规定。公费医疗经费管理改革主要是将原来由公费医疗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经费改为多种管理形式并存,从全国来看,多数选择由医院管理的办法。
2.劳保医疗改革。劳保医疗改革始于1990年11月劳动部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劳保医疗制度改革会议。会议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合理负担,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大病统筹虽然只在企业进行,没有涉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但是它为我国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积累了经验。
3.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199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印发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意见》,并在九江和镇江进行试点,之后不断扩大试点城市,到1998年已有50多个城市进行了医疗改革试点。在多年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为建立“低水平、广覆盖、共同负担、统帐结合、多层次”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之后,全国范围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二、新医疗保险制度中现实存在的问题
1.会带来医疗风险
新制度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所以,享受了几十年免费医疗的老百姓明显地流露出对过去医疗制度的留恋。以个人账户为例。规定要求个人交纳月平均收入的2%,单位总共承担垫,其中的30%以内划入个人账产,也就是总数的1.8%,折算一下是个人月收入的38%以内。北京市员工平均年收入是一万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职工个人账户只有不到300元。这就是他一年的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还好,可是,要是得一场大病个人帐户的资金就很捉襟见肘了。
另外,新制度中没有把小孩包括进去,而以往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孩子的医药费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
新医疗制度对预防问题准备也是不足的。以前的医疗重视预防,单位有定期的体验,有固定的医务室、还有儿童防疫站。这些在新医疗保险中属于门诊的范畴。也就是说要从个人账户中花钱。这样很可能导致:本来应该看的病没看,本来是小病结果耽搁成大病。
2.医院可能拖医保改革的后腿
医疗保险改革是所有社会保障项目中最复杂的,它牵涉到社会保险机构、医院、个人、企业和医疗行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过去医院医药不分,就变得更复杂。医疗保险改革难,不是难在本身,而是难在医保之外。医院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拉医疗保险改革的后腿。
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抛开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城市医院的结构来说,就相当不科学。90%的人生的是一股的小病,没必要去综合性的大医院看。而现在恰恰是大医院过多,服务于社区的小医院少。大医院多,建设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强烈。没有发达的社区医院医疗网络,个人疾病医疗的代价更高,医疗保险的代价也会更高。
3.新制度规定中本身的漏洞
依据新的医保制度,当事人只要付相当少的一部分费用,便可在不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额内随意使用医药费。一些医院和医生为了将更多的医保资金划进自己医院的账户上,也不限制开出药品的数量和金额。这样,持卡人就有可能与医院或某些医生联手将国家医保资金骗入私囊或小团体的账户中。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道德失范的混乱阶段,新规矩和老规矩并存,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底线受到侵蚀和破坏在所难免。
三、针对问题初步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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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卫生部对医疗信息化的大力提倡与要求,信息技术便成为衡量医疗体系是否符合科学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医疗改革的逐步深入,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概念已渗透到医院各个方面,医院的管理模式也逐渐实现由人为管理、经验管理向信息管理、科学管理的转变[1]。以笔者所在医院为例,对医院信息系统优胜性分析如下:
1医疗信息系统
1.1 病历医嘱信息系统
医嘱信息的管理目前在医疗信息系统中的应用比较成熟,尤其是电子病历的应用。由于高性能微机、网络技术的进步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以及计算机知识的广泛普及,为实现电子病历系统创造了优越的技术条件[2]。电子病历具有传送及时、速度快、存贮量大、成本低、易查询修改等优点。电子病历系统在一次性投资建成后不需再度投资,可减少患者费用和医院开支。
医务人员根据需要,可随时通过计算机网络存取患者病历。在急诊时,医生可以通过HIS系统及时快速地查出患者的电子病历,为尽快制订医疗方案提供依据。电子病历系统基于服务器,因此数据库的存贮容量是相当巨大,可以存贮患者的一切有用的医疗诊断信息。
电子病历已成为目前医院信息系统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系统是每所医院都希望建成的。有了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信息系统,医疗工作的过程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如果一个急诊患者突然来到医院,医师可以将患者身上所带的就诊卡插入计算机,这样计算机就会立刻显示出患者的有关信息,此时医师就能够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开出需要的检查项目单。完成检查后,主治医师能够立刻得到检查结果,并做出诊治处理意见。
1.2护理记录信息系统
护理记录信息系统目前在医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因为与传统的手工护理工作相比,减少了护理工作者的大量重复性劳动。以前护理工作者要把每个住院患者的各种信息在不同的医疗文书上重复抄写几十次,而采用护理记录信息系统后,护士只要将患者的信息一次记录在护理电子病历中,就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通过电脑完成查询、转抄、打印等工作。它大大地提高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减少手工抄写所造成的人为错误。护理信息系统的实施是现代化医院发展的必须趋势,它对进一步深化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改革和护理教学、科研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3]。
1.3医技信息系统
主要包括临床检查影像信息系统、临床检验信息系统。
临床检查影像信息系统(PACS),是将各辅助检查仪器直接连入医院信息系统,医生或护士可以直接在自己的电脑运用HIS系统提取患者的检查结果,如医学图像信息(X-光片、B超、CT、磁共振、心电图、脑电图等)。这些信息为医疗工作者对患者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学术研究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PACS与以往的医院检查系统相比,不但能处理数据信息和文字信息,还因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计算机设备性能的提高,可以进行静态或动态的医学图像信息的管理。
临床检验信息系统(LIS),是将各种检验设备连入医院信息系统,并实现与HIS系统的实时连接,HIS系统中的患者信息可以直接载入LIS系统,按所申请的项目(患者姓名、性别、ID号、住院号或门诊号、科室、年龄、检验结果等)进行提交,医生可以直接从HIS系统中提取患者的检验报告。LIS系统还提供患者的申请、预约、登记,报告、检索、统计等功能。
2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2.1医务管理系统
是对医院所发出的“指令性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登记和查询。记录医院医学相关的信息及查询以往所记录的内容,如:医疗鉴定、医疗纠纷、医院会诊、医院员工进修、医疗人员下乡、质量控制、感染率等医疗相关活动的情况进行登记并可以查询。
2.2院长查询信息系统
院长可以通过该系统对门诊人次、住院患者数、用药总量前十位等进行实时查询;可以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量进行随时查询;可以通过各种统计汇总图表了解医院的最近发展动态,并通过系统提供的各种数据、报表、对比图等对医院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出适当决策。
2.3 医疗科学教育管理系统
主要对科研方面如新技术项目登记、科研项目登记、学术论文登记、进修学历登记、学分登记等方面进行记录并可查询。
2.4 物资管理
信息系统的物资管理就是对药品、消耗品、卫生材料、器械设备、后勤物资、办公材料的管理,主要是让管理人员随时掌握这些物资的采购、库存、去向、作用和损耗情况。一个医院使用的这些物资种类多达几千种,仅靠人工卡片、账册是不易管理的,因此计算机管理系统将辅助管理人员完成日常的工作,并将工作中记录的数据加工成高一级管理所需的信息。
2.5人事管理系统
人事管理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管理的基础性。人事管理系统可以记录医院所有人员的一切详细情况,如姓名、年龄、性别、工作年限、家庭情况、健康情况、获奖或处罚情况、工作考勤等等。利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做好人事信息管理,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更能减少管理人员决策的盲目性[4]。
3 医学知识平台信息系统
医学知识平台信息系统包括医疗信息咨询系统、医学文献检索系统等。医院通过建立镜像站点的方式建立医学文献检索系统、医疗信息咨询系统。医护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各种医学文献资料,了解各种医疗信息,对于提高医疗工作者的知识水平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医院通过对HIS、LIS、PACS、医院管理、知识搜索平台等信息系统的应用,加快了医疗现代化的建设,规范了医疗行为,更加符合了卫生部的相关要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医疗信息系统的运用有着优胜性、必然性、普及性,医院中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来辅助医务人员的工作,那时将使医学决策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大大提高医院的医疗和管理水平[5]。
[参考文献]
[1]徐所凤.浅谈医院信息系统建设[J].中国医疗杂志,2007,6(11):12-15.
[2]徐进.医院信息系统开发的新思维和新方法[J].中国科技论文,2005,4(14):11-16.
[3]赵霞,李小华. 重症监护病房临床信息系统的应用[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0):1492-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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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变服务模式，全面开展临床药学监护工作
从上个世界80年代以来，我国药界即倡导医院药学服务与优良药房工作规范。其最为主要的作用是规范了医院药事管理的首要任务：以服务患者为主旨，充分利用临床药学知识，促进临床科学、合理用药。实施药学监护 （Pharmaceutical Care， PC）则集中体现了这一先进的药学服务思想［2］。药学监护最初由美国学者Hepler与Strand提出，随后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其核心是以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为目的的与用药有关的具体实践， 是临床药师的根本职责。人们对医疗质量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对医疗质量的追求意识越来越强，因此，能适应广大患者的医院药学服务，必将从传统的药品供应管理转化为临床药学监护管理。为患者提供有效、务实的药学服务，以保障患者的身体健康并提高其生存质量。
2大力开展临床药学教育及再培训
实施药学监护， 必须以临床药学发展为技术基础，临床药学监护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其所涉及的每项工作，需要从业者具备优良的专业背景，大力开展临床药学人员的临床药学教育和再教育是药学监护具体实施的基础。我国目前临床从业药师的状况较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我国已经从1994年就开始了执业药师的准入制度，但是执业药师的整个管理制度还比较笼统，没有细分，所有从事药品生产、营销、使用的从业人员均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考试、再教育，实际使用过程中的针对性很差，严重制约了临床药师的发展［3，4］。因此，针对目前的状况，亟需对执业药师制度进行改革，应在卫生、 医药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协调下，细化现行的执业药师制度，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执业药师，按照其执业范围的不同，其所应接受的培训内容、考核内容和再教育内容应有针对性。对于临床药师的专业知识内容应侧重于补充临床医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达到能全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目标［5］。这是当前解决药师整体水平偏低最有效的方法。加强相关院校临床药学专业的设置， 并聘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院技术人员和药物化学、药物制剂老师进行各项教学工作。使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结合，培养出适合于临床药学服务的专业人员。临床药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参加到临床药学服务工作当中后，医院应注重对其实施临床药学实践经验的锻炼和积累， 通过有计划地跟随临床医师查房、写病历、参加病案讨论和拟定治疗给药方案、药物治疗效果监测、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等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其临床药学工作能力， 使其能将学校所学的临床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基础知识与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实践和见习相结合，充分理解二者的对应关系，更为直观的补充和丰富临床医学知识，为独立全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积累必要的经验。
3提高广大民众对药学监护的认识
药学监护是一全新的理念，在我国尚属推广期，广大民众对其认识还比较欠缺。很多患者对于药物的理解仍然处在高效、快速、高价即是好药的阶段，对科学合理使用药物知之甚少，对临床药师或者药学监护的作用就更缺乏了解和理解。因此，对患者的用药理念教育也是医院适应新形势应作的工作之一。参考文献
［1］陈盛新，舒芯．21世纪初中国医院药事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J］．药学实践杂志，2007，24(1)：56．
［2］朱秀卿.浅议药学监护及其现状［A］. 2006第六届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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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5.02.038
作者单位：518000深圳市广东医学院附属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儿科
余春艳：女，本科，主管护师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进，为了真正实现“患者满意、政府满意、社会满意”的目标［1］，全国都已实行优质医疗护理服务，患者满意度是检验优质服务的重要指标。我科2011年8月~2012年3月对110例患儿实行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全面履行医护职责，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为患儿提供优质服务。取得了很好效果，现将方法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患儿220例，男135例，女85例。年龄2个月~12岁，平均6.5岁。将其随机等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病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运用小组责任制模式。普儿区安排2名责任护士，每名责任护士负责17例患儿；新生儿室安排2名责任护士，每名责任护士负责9例患儿；主班、治疗班及辅助班护士协助责任护士工作，共同负责患儿所有治疗及护理工作。医师分管患儿由科主任统筹安排分配床位。
1.2.2观察组运用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
1.2.2.1组建医护一体化责任小组科主任和护士长根据病种、医师和护士的特长，按分层级使用的原则，按照病区特点分成两大单元（普儿单元及新生儿单元）6个医护一体化责任小组。每小组由二线医师、一线医师、二级责任护士（护理组长）、一级责任护士、助理护士组成。普儿单元分3组，每组分管11张床位；新生儿单元分3组，每组分管6张床位，分管的床位固定，使患儿住院期间都由同一组医护一体化责任小组成员负责。
1.2.2.2制定工作职责医护小组共同制定与医护一体化工作模式相适应的岗位职责。从患儿入院时，小组医师、护士就共同分管同一组患儿。全面对患儿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评估，制定疾病临床医疗护理路径及治疗、护理方案，建立医护一体化、以家庭为中心、多学科相融合的工作模式。实行小组医师、护士共同查房制，掌握患儿病情变化、治疗护理措施落实情况及家庭各成员心理状态，共同制定宣教内容，以保证宣教内容的全面和准确，方便患儿及其家庭成员更好地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和生活注意事项。对疑难、危重患儿，小组成员共同分析、讨论，找出现存或潜在的问题，根据病情变化及时制订诊疗护理方案。患儿出院时，小组成员相互配合，做好家庭成员疾病预防及育儿知识指导，减少再次入院。
1.2.2.3建立临床资料数据库医护人员共同收集临床资料，建立数据库，内容包括：（1）基本资料。包括患儿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联系人等。（2）疾病相关资料。包括诊断、治疗、有无并发症、住院时间等。（3）护理资料。包括患儿及家属对疾病知晓程度、对护理满意度等。入院时由护士完善患儿基本资料，住院期间由主治医师和护士完善疾病相关资料和护理资料，出院后再由专人录入计算机数据库。此数据库供医护人员共享。
1.2.2.4定期开展科研活动科研活动形式多样，如：定期举办科研讲座，培养科研兴趣、如何在临床工作中挖掘科研课题、论文写作方法与技巧、文献检索方法、科研课题的申报等。医护人员汇报讨论自己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科研思路，实现信息共享，对不成熟的想法给出建议，较成熟的项目就科研设计、方法等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涉及医护共同参与的项目进行具体的分工布置。
1.2.2.5病历质控管理实施“医护一体化”三级责任管理制度：（1）一级管理。按管床情况将医护人员分为数个责任小组，组内有医疗组长1 名，护理组长1 名，管床医师及护士，各小组实施责任制病历管理，将病历管理落实到人。（2）二级管理。各病区护士长及病区副主任负责传达上级指示，督导各病区运行病历监管工作。（3）三级管理。科室主任及科护士长负责整个科室病历质控管理督导工作，定期组织运行病历专项管理小组会议，会议制定并及时更新相关管理制度，分析病历质量反馈情况，指导下一步工作。建立骨科病历管理责任人通讯表，检查小组每周将检查结果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相关责任人，做到病历管理人人知晓、人人有责。
1.3评价指标比较两组患儿住院天数和满意度。满意度分为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3个层次。
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R）表示，采用秩和检验，等级资料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两组患儿住院天数比较（表1）
2.2两组患儿及其家属对护士满意度比较（表2）
3讨论
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是真正“以病人为中心”的新型工作模式。随着医疗技术及社会的发展，“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已经取代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医疗模式。新的医疗模式的开展使得医护关系由最初的主导－从属模式逐渐向并列－互补模式转变，而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医患、护患两条平行线的格局，重建医、护、患三位一体的崭新工作局面［2］，实现了医护关系向并列－互补模式转变，促进“以病人为中心”的新型工作模式的开展。医护一体化责任制小组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制定诊疗护理计划，全面了解患儿及其家庭需求，及时予以解决，因此，医护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根本是“以病人为中心”［3］。
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促进医疗改革，实现了“三满意”。衡量一家医院的效率及管理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住院天数［4］，住院天数长，不仅增加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及心理压力，而且降低床位周转率，影响医院的工作效率。我们实行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从患儿入院到出院，小组人员对患儿的整个就医过程完全掌握，通过临床医疗护理的路径化，重组了资源，优化了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进而缩短了住院天数，降低了住院费用，提高了床位的周转率，增加了患儿的收治量，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行了医护一体化小组责任制模式后，医师护士共同查房，对患儿的病情变化及其家庭合理需求能及时当面沟通，省去了中间传递环节，加强了患儿住院过程的环节管理［5］，护士能更快速准确的执行医嘱，保证了患儿治疗的落实，提高了患儿满意度。因为儿科疾病有明显季节性，与家庭照顾有很大关系，因此，患儿出院时，小组成员会相互配合，以家庭为中心，做好家庭成员疾病预防及育儿知识指导，减少再次入院，从源头上做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真正实现“患者满意、政府满意、社会满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0年“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方案的通知》［S］.卫办医政发（2010）13号.
［2］杨莘，邵文利，应波，等.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完成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变［J］.中国护理管理，2011，11（1）：33-34.
［3］刘燕，刘华英.运用医护一体化模式提高护士临床科研能力的实践与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11，11（4）：273-274.
［4］王志平.医护一体化模式下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研究［J］.中外医疗，2012（33）：158-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