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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大鼓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中的发展探索
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山东大鼓作为教学资源融入到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中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培养大量高素质的欣赏者、热爱者、接班人和传承人，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关注程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分别从教材、课程、教学科研，校园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加强教学材料建设中国很多民间音乐都没有正规的曲谱，只是依靠师傅口传心授的方式，经过若干年的累积，才能出徒。山东大鼓亦是如此。很多曲目已经失传，而流传下来的少数曲目或是音响资料或是个人传唱，曲调旋律模糊不清，根本不具备大众传唱学习的基本要求。山东艺术研究所王力主任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民乐演奏的经验以及对于民间音乐的深入了解，对山东大鼓进行了曲目的搜集和整理。现存曲目大略统计下来有200多首，有《草船借箭》《古城会》《宝玉探病》《西厢记》《包公案》《昭君出塞》等经典的段子。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完全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整理分类曲目，由易到难，按照专业课程和公共知识的两个方向来整理编辑教材。这是实现山东大鼓进行传唱最基本的条件。要真正实现山东大鼓便于传唱，乐谱的精简、分节和创新也是非常需要重视的环节。对于长篇曲目，可以效仿音乐家对于名曲的精简方式，提取主要音符，缩减冗长拖腔，明确主旋律。或是采用小标题分节的形式便于大众接受。山东大鼓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陈旧也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放弃。这需要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和高校音乐工作者通过不断地交流、教学、磨合，去糟粕留精华，掌握山东大鼓发展的艺术规律，旧曲谱新词，逐步成就山东大鼓的内容创新和曲调创新。实现山东大鼓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课程内容的优化组合1、专业课程的设置。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纳入专业课堂，作为技能课的训练项目。由于音乐专业的表演和情感的个性化特征，音乐技能课都采取“一对一”的小课形式，这与山东大鼓自身的教学模式不谋而合，学生对于这种授课方式也非常适应。同时，声乐、舞蹈和视唱练耳等课程的学习为山东大鼓提供了坚实的专业基础。高校的音乐技能课形成了比较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音乐专业的学生也具备了基本的音乐素养，对于山东大鼓的学习必将是事半功倍。2、相关课程内容的调整。山东大鼓历史久远，在曲艺发展史中其地位不可小觑。全国统一的教材包括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音乐赏析等都因为各种原因，只是轻轻带过，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比重，帮助学生熟悉山东大鼓的发展脉络和流派风格，了解山东的文化概貌，刻不容缓。
（三）教学科研团队的建设1、高校音乐教师专项曲种的培养提高。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和敏锐的音乐嗅觉。对于他们而言，学习专项曲艺种类远比普通人要学得快，学得好。但是受到传统西式教育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的教学能力和传承意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高校应该加强师资培养的意识，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比如进行民间采风、艺术培训、学术研讨、与剧团合作获得实践经验等，形成传承文化良好的学术氛围。2、教学科研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的带动。研究人员和表演艺术家的引进给高校的非遗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首先，专业人才进入一线教学，有助于推动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次，引领学术方向，形成研究氛围，建立研究中心，创新课题，推动科研方面的发展。在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促进了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作为山东大鼓传承基地的山东管理学院，与济南市曲艺团合作，聘请山东大鼓的传承人闫雯和山东琴书的传承人姚忠贤等艺术家作为音乐教育的专业教师。既保证了高校音乐教育对山东大鼓的学习和研究，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山东大鼓的关注。
（四）非遗特色的校园文化有意识地将山东大鼓的传承融入校园活动中，加强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课和选修课，成立社团，举办文化节、艺术演出，进行采风和社会演出实践等，将地域音乐文化的价值观、审美特点和精神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中，让更多的学生来认识和接触山东大鼓，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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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羌族人的活动。羌族现有31.65万余人，聚居在岷江上游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茂县羌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和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而羌族多声部民歌流传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茂县等部分羌族聚居地以及四川绵阳的北川等地。它源远流长歌种与曲目丰富风格古朴，保存了较多的传统风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审美价值。曾多次被当地艺人搬上舞台，但是随着传统艺人逐渐逝去，很多的作品开始失传，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学校中通过舞台实践，把更多的羌族多声部民歌以及改编的羌族多声部合唱展示出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熟悉并且喜欢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多声部合唱就有着更为现实的实际意义。
一、羌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
羌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无论是在生产劳动，节日聚会，还是婚丧喜庆时，羌民都要唱歌跳舞，而羌族多声部音乐也会同样被用来表达他们内心的哀怨、喜悦、希望和祝愿之情。在这其中就可以体现出羌族多声部民歌的音乐特征来。羌族多声部民歌在羌族民歌里面主要是以二声部的结构形态出现。这种二声部民歌的结构，是由先唱者的声部和后唱者的声部结合而构成的。二声部乐曲的音程主要以纯音程（纯一，纯四，纯五，纯八）和大二度构成。其中大二度音程固定不变的出现在每一个段落第二部分的末尾音上，暗示着第三部分同度音程平行进行的开始。二声部乐曲的节奏，为四分音符作为单位拍，主要是一对一的形式结构。二声部乐曲的速度，由每一段第一部分的慢，第二部分的快及第三部分的慢所构成。这种二声部乐曲，反应了生活的高海拔山区的羌族人民豪放激情的习俗特征。（引自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著《中国羌族二声部民歌研究》第7页和第25、26页部分观点）。在演唱形式上，大多是以合唱或重唱为主，也有男、女群体的合唱式对唱，几乎很少采用混声的组合形式。从演唱方法来说，男声一般用颤音或高亢的假声，而女声多用平声高腔，但在最高音区有时也伴随着假声或颤音唱法。（引自樊祖荫著《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第253页第二段的部分观点。）
二、舞台艺术实践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羌族多声部民歌是羌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几千年来羌族人民集体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羌族没有文字，但它的多声部民歌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羌族民歌和羌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生活的直接表现，包含了羌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样优秀的艺术文化，不应该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人们应该去发现、发展、延续它们。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不能淹没的历史的长河。所以利用我们的力量，让它得以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财富。我们之所以探究这个项目就是想通过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把羌族多声部的合唱音乐搬上舞台，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知晓羌族多声部的音乐，从而达到保护、传承和发展这一音乐的作用和意义；从中探寻更多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并且在师范院校开展这项活动，有助于向中小学进行辐射，使传承具有可行性和延续性。
三、舞台艺术实践的内容
（一）原始的民歌演唱。
这个是多声部民歌的基础。舞台艺术实践首先应该让更多的人先学会这样的原始性民歌。我们选择通过采风等方式采集到一些简单又容易演唱的歌谱，经过整理后在中小学进行教唱，并加以简单动作后将其搬上舞台进行舞台实践；
（二）原生态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传唱。
这是舞台实践的内容之一。如《酒歌・唱不起了》这是一首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可谓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它属于羌族民歌类型中仪式歌的范畴，羌民通过“酒歌”来表现他们接待宾客的景象，这首歌主要是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唱不起了。这首歌采用了男声重唱的形式，两人互相配合，虽然歌词简单，但运用了颤音等方法展现出了羌族“酒歌”的特点。
（三）编曲的羌族民歌合唱。
根据羌族的民歌素材，在旋律不做修改的情况下，只加以简单的和声配置和肢体的丰富，具有原汁原味的羌族民歌合唱作品《羌族民歌五首》，其中包括《那吉那那》、《咂酒歌》、《顶根儿》、《打麦歌》、《三龙酒歌》，它们都是以无伴奏的演唱方式呈现给观众的。这些歌曲就是选取了羌民在艰苦劳作，耕地、除草等景象；羌民用自己的方式热情地接客敬咂酒、和宾客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唱酒歌的热闹景象；羌民丰收的景象；也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伴奏的演唱方式更能体现出羌族人民的热情召唤，表达出他们的那份虔诚。
（四）加工创作的羌族民歌合唱。
根据羌族民歌素材进行加工创作，结合现代和声和曲式结构等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的合唱音画《云上羌声》。这首歌曲是由四首歌曲所组成的一部声乐组曲，其中有一个音乐主题始终贯穿全曲，分别表现的是羌族人民迎客、酒歌、情歌、婚礼的场面。这首《云上羌声》是更进一步的创作和改变，和《羌族民歌五首》相比，它更具有现代气息更具有舞台性，更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而《羌族民歌五首》更具有原声性，生活气息更浓，更适合在民间和社区中传唱，这两个作品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四、舞台艺术实践的形式
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可贵，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去保护它、传承它，可能我们做的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在我们看来、通过舞台实践来展现羌族多声部音乐是比较直观的，而目前我们有的知识较多的理论研究，也收集了一些乐谱但是却没有变成舞台表演以供大家传唱，更多地停留在研究本身而没有更好的传承方式。除了在一些比赛中能够看到羌族多声部音乐的演唱，其余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能够演唱的民间老艺人也越来越少，长此以往羌族多声部音乐的演唱就有可能会失传，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就得不到保护和传承。所以我们认为将这些收集到的资料以舞台实践的方式直观地展现给观众是可行的。
（一）在小学音乐舞台实践进行的原声性羌族民歌的传唱。
我们选择在绵阳南山小学教唱《撕玉米歌》并编排简单的舞蹈动作。因为这首歌也可以用羌语演唱，所以先教他们读中文和羌语，使他们会唱汉语也会唱羌语，基本了解这个作品的大致意思后教唱旋律。由于这首歌是描写羌民在地里撕玉米的热闹景象，所以不仅让学生通过歌声来表达，还加入简单的舞蹈动作进行编排，更能表现这一热闹景象，同时也让孩子们深切感受那种热闹景象。最后搬上舞台；
（二）在中学音乐舞台实践中进行简单的多声部羌族民歌的传唱。
在北川中学支教过程中在合唱课堂上进行二声部训练。让他们了解了羌族二声部作品的结构，音乐特点、声部间的关系，最后在训练过程中和声准确、二声部效果比较明显，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在这些训练后选一些当地的羌族二声部民歌进行练习并编排。
（三）在大学音乐舞台实践中的传唱。
我们在自己所在的绵阳师范学院“梦之声”合唱团中进行传承。除了要会唱一些之前所收集到的合唱歌曲之外，还要加入适当的表演，演唱根据改编创作的多声部羌族合唱作品，如《云上羌声》等等。在此基础上还演唱一些新创作的具有羌族音乐风格特征的音乐作品，如《尔玛人的歌》、《云朵上的羌寨》、《羌家姑娘》、《羌家姑娘绣彩绣》、《羌笛》等。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将这些作品搬上舞台，还将部分作品进行改编后通过独唱、重唱、齐唱、合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呈现给观众。在“为了孩子，为了梦想”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北川论坛成果展演中，“梦之声”合唱团演唱了由老师改编的具有原汁原味的羌族民歌合唱作品《羌族民歌五首》。通过演出，观众比较直观地了解到羌民艰苦劳作，耕地、除草等的景象，也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在很多舞台实践中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五、结语
羌族多声部民歌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传统音乐，是羌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以及改编创作的羌族多声部合唱的研究、排练、演出与舞台实践，传唱以及形成影像资料等，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羌族多声部音乐。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并传向下一代，从而探寻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具有更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多声部音乐以舞台实践的形式直观地呈献给观众是可行的。当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中小学生对民族音乐不感兴趣，大学生还不明白学习这些古老音乐的意义在哪。这都需要我们进行更加广泛的宣传和实践，我们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的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
[1]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中国羌族二声部民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2]樊祖萌.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3]金艺风、汪代明、沈惹小贞、崔善子.中国羌族民歌研究乐谱资料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萧常纬、周世斌.羌寨无处不飞歌―茂县羌族民歌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5]樊祖盟.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6]樊祖盟.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论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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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腔”所在的江苏徐州市，是国家级历史名城，素有五省通衢的江苏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徐州市共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1项，其中入选国家级名录9项。众多“非遗”项目的开发均来自当地本土资源。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对“非遗”校园传承起着无形的推动作用，在政策上、资金上、社会宣传上可以为校园传承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有利因素，为“非遗”校园传承创造事半功倍的积极因素，这些有利因素表面上作用于学校，却在无形中推动了“非遗”校园传承向更深层次发展，促进“非遗”校园传承具有更强的主动发展机制。
（二）学校环境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学校注重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努力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学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作为高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突破口，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科研工作。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教育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校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的一大特色。学院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教学资源，开展特色课程群建设，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一条地方高校立足区域文化，加强校地互动，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原创性和推广价值的可行路径。为了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与交流平台，徐州工程学院整合人文学科的力量，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在2009年和2011年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120余人出席会议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获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相关建设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奖。学院非常注重校地互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积极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我们共同谱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交响曲，通过三支队伍共商“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彰显与传递。在这样的环境下，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徐州工程学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教师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教师作为“非遗”校园传承的主体，应该说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开发者、实施者、贡献者。“非遗”专业是新兴的专业，“非遗”课程也是新兴的课程，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校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很少是“非遗”专业出身。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主要为文学、艺术学、体育学等专业。教师在“非遗”教学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等等，这些都将对“非遗”在校园传承的教学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对于课程改革有过这样一句话：“课程改革的失败不一定在于教师，而成功一定在于教师。”可见，“非遗”校园传承的成败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笔者这几年在工作中的体会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授课方式
“叮叮腔”的教学采用了1+1模式授课，也就是说一位老师和一位艺人共同完成一节课。“叮叮腔”的民间艺人大都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农民，语言表达也是地道的铜山利国地方方言。比如目前健在的吴承瑛和孙为荣老人，一位没有读过书，一位是小学毕业，所以在“叮叮腔”理论方面的讲解（比如解说剧本、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方面的理论知识），就需要专业的老师来完成这部分工作。因为戏曲类“非遗”项目地域性和专业性较强，这部分工作由民间艺人担任（唱腔和身段的表演）。教师可辅助老艺人做一些读谱，以及唱词的解释等工作。也就是说教授“叮叮腔”的教师是由两类人构成，一是本校教师；二是“叮叮腔”民间艺人。以校内教师与校外艺人1+1的方式进行教学。
（二）开设“非遗”选修课程
2012年笔者在所在学校面向部分专业的同学开设了《徐州“叮叮腔”的传承与保护》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是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指导选修课，也是伴随学校“非遗”保护研究特色化、“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课程建设”群集化而生发的行动研究性课程。即以音乐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为基础，建构以“叮叮腔”为核心的保护知识体系，结合田野调查、排演剧目实践，并呈现开放性、综合性的地方特色活动课程。
本课程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地方民间戏曲“叮叮腔”的诠释（“非遗”视野），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小传统”教育的不足。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传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并采取积极行动参与保护（排演剧目、对保护的调研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校园中形成一种宣讲“保护文化遗产”的氛围，激发更多的学生关爱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尤其通过本课程排演剧目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在丰富校园的艺术文化生活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来传承文化遗产。
（三）教师在科研上对“非遗”项目的研究
课题研究是“非遗”校园传承得以持续有效实施的保障。在上文提到，“非遗”专业是个新兴的专业，大量从事“非遗”教学研究的教师不具备“非遗”研究的知识背景，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他人所取得的成绩来保证自己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非遗”科研是“非遗”保护的高级阶段，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然后总结归纳成可供同行们参考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进一步实施到自己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去。更促进了“非遗”保护在校园里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重视“非遗”科研无非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自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为学校教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非遗”研究平台，学校鼓励教师们对地方“非遗”项目进行研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短短的几年间，学校教师已发表“非遗”类相关论文105篇，省部级课题 8 项，市厅级课题103 项，这对徐州甚至周边地区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做了巨大的贡献。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非遗”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使自己更进一步的从社会、历史、传统、风俗等方面更全面的了解“非遗”文化，并且能让“非遗”传承植根于年轻人的意识中，达到校园“非遗”传承的根本目标。以“叮叮腔”为例，2012年，10级音乐系张夏梦同学申请的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下视角下的徐州“叮叮腔”音乐采录、整理与研究》被评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成功结项。张夏梦同学在了解和研究“叮叮腔”之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目标定为自己家乡的小戏——“淮海戏”，并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12级音乐系学生孙亚、张雅文所申报项目《徐州“叮叮腔”老艺人口述史调查整理》被评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学生们在申请和研究“非遗”项目的过程中，能够基本掌握科研的基本操作方法，为自己毕业论文的撰写以及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学生与教师一样，也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关键因素，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能力及其学习方式都会影响到“非遗”在校园的传承。学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叮叮腔”的保护传承工作。
（一）田野调查。2012年7月，学生们就奔赴“叮叮腔”的流泛地开始了第一次的田野调查。这次田野调查也是在1960年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师生对“叮叮腔”进行全面普查之后的又一次的田野调查，经过漫长的半个世纪的空白期，把接力棒送到了这些学生手里。同学们得知后充满了对“非遗”文化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现有的关于“叮叮腔”发展的文字、图片、音像进行大量的搜集与整理，调查其流布范围、密度及其文化生态等情况，掌握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2015年7月，再一次对“叮叮腔”艺人的口述史做了详细录音整理。然后将各相关类别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二）学唱排演“叮叮腔”。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叮叮腔”，更深层次的领悟“叮叮腔”的魅力，在学生通过“叮叮腔”选修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该小戏的唱腔以后，我们又聘请了“叮叮腔”的专业演员帮助同学们排演“叮叮腔”剧目。主要是通过唱、念、做、舞、音乐、服装、扮相等几个方面入手，为其“活态化”的传承做出实际行动。2013年12月16日，音乐系孙亚、梁欢欢、马芯如、张雅文同学排演的“叮叮腔”剧目《梁祝》参加了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传承“非遗”项目汇报演出，她们俊俏的扮相、专业的演唱受到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扬。
（三）论文写作
从学生层面上看，如何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技能和审美特征，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论文写作无疑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些问题。我校10级音乐班徐达2013年暑假到“叮叮腔”的原发地徐州市利国镇进行了7天的田野调查并跟老艺人面对面学唱了“叮叮腔”。回校后，徐达同学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和学唱体验发表题为《探究“叮叮腔”传承与保护中遇到的问题》，文中除了提到政府对“叮叮腔”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外，还提出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后人演唱与记词记谱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老艺人的待遇问题等等。10级音乐学专业杨海鸥同学也把自己的毕业论文选定为“叮叮腔”的保护和传承方向，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学士论文《浅谈“叮叮腔”的保护与传承》。
四、教材和教法
教材的继承是优化和完善校园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丰富传承的校本教材，不仅是现阶段高校校园文化遗产的成果，还是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重要载体。“非遗”校园传承在帮助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在引导学生感受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所以，传承教材的编写必须紧紧围绕传承本土优秀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这一原则，要力求体现继承与创新这一主题思想，坚持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力为出发点，注重系统性和实践性的教材，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目前使用教材为吴跃华、李爱珍编写出版的书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和笔者撰写的“叮叮腔”的研究报告为使用教材。教材涵盖了一下几个内容：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概述——知晓什么是保护；2.“叮叮腔”的艺术特征——了解“保护对象”；3.“叮叮腔”的田野调查——掌握“保护存见状况”；4.“叮叮腔”保护实践——采取“保护行动”。
在实际教学方法上，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性解决保护问题为学习取向，以合作教学（师生共同合作）为基本理路，以讲说为辅，排演、调研保护实践为主的课程理念。力争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等各方面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并取得学生发展与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一整套的建设目标。
五、结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教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观其前景，高校应当积极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打破单一文本式、学院式的学术及教学模式，通过教师和学生多角度、广泛性的参与，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非遗”项目科学而有效的“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为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徐州“非遗”项目“叮叮腔”的教与学模式探究》，项目编号：YGJ134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徐州“叮叮腔”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60053。
参考文献：
[1]吴跃华，李爱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娟，钱逍.试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为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
[3]赵欣，刘佳新.高校音乐专业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人才培养模式[J].教学研究，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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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如何保护及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实施。而地方高等院校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应该当仁不让，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2]那么，地方高校在保护工作中究竟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应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推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呢？
一、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
（一）人才培养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存在方式是活态的人文历史论文，文化形式与文化空间只有在传承发展中才能保证其鲜活的生命力。”[3]根据这一特点，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记录、整理之外，还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他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这些影响是深刻持久的。学生在毕业后也有可能选择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添砖加瓦。而在涉及到如何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问题时，一般可以通过如下形式：其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或在相近专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块课程，培养能够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其二，开设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修课。
另外，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同时也可以为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教师可以组织广大的学生到民间采风，积极调研，参与项目研究。在锻炼学生能力的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二）信息资源优势
信息同能源、材料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资源。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是极其重要的。而高校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图书馆是大学校园的信息中心，信息资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源、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等现实馆藏外，还有虚拟馆藏，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及通讯设备共享馆外大量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教育引导、文化熏陶等功能。另外，图书馆拥有的场地、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提供展示、宣传的平台。
（三）科研创新优势
高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也是高素质人才的云集之地，长期以来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走在前面，起步较早。高校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笔耕不辍，申报科研项目，积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作努力，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他部门难以媲美的。高校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各高校间也互相配合，资源共享人文历史论文，这样，无形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展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地方高校经费稳定，组织有序，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展示研究成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有一定的优势。
二、充分发挥优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同时也培育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级别，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8项。潮州市可以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潮文化的灵魂。潮州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潮州音乐、潮剧、潮绣、潮州木雕、潮州歌册、潮州菜烹饪技艺、潮州铁枝木偶戏、枫溪瓷烧制技艺、茶艺、潮州剪纸……，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种类繁多。但是，大多数项目后继乏人，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紧迫。韩山师范学院是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拥有其它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作者拟以此高校为例，谈谈具体的做法。
（一）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韩山师范学院于2011年设置了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陶瓷艺术设计（枫溪瓷烧制技艺）、雕塑艺术设计（潮州木雕）、服装设计（潮绣）、烹饪工艺与营养（潮州菜烹饪技艺）。其中前三个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一个是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专业的设置以充分的调研论证为基础，针对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缺乏的状况，学院在师资力量充足、各种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申报设置这几个专业，并形成“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3+2+2’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构建方案”申报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已获广东省教育厅批准。韩山师范学院根据社会需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举措，不仅是为自身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尝试，也是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地方文化产业人文历史论文，探索使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得到最佳发挥的有效途径。
（二）开设相关课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韩山师范学院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意义，很早就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类的课程。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潮州剪纸》、《潮州木雕》等课程；音乐学专业开设《潮州音乐》、《潮剧欣赏》等课程；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开设《潮菜制作技术》、《潮州小吃》、《潮州茶文化》等课程；同时还开设《潮汕历史文化》、《潮汕民俗研究》等校性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受学生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地域历史文化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创新意识，从而为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使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三）建立研究机构，大力争取政府支持
1991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设立“潮汕文化研究室”，后更名为“潮汕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在原有基础上设立“潮学研究所”，定位为学校直属科研机构。2008年，学校与潮州市政府合作成立市校共建了“潮学研究院”，并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1年8月创建的涵盖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的民间学术团体）合办了大型学术刊物——《潮学研究》。可以说，韩山师范学院在潮汕文化研究上一直走在前列，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方面。主要有：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积极申报课题，如《潮汕民间剪纸的普查和抢救》、《地域文化与潮州民间剪纸》、《正字戏文献抢救、整理及研究》等，孜孜不倦地从事潮汕民间剪纸、正字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和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课题研究，出版发表了大批相关的论文及著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举办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例如：2003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2006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地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几十年来，韩山师范学院以“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精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发挥社团作用，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山师范学院的社团文化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的重要阵地。于1987年创建的潮风学社，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最为悠久的社团之一，经常组织社员开展民俗采风、义教、民俗征文比赛等活动人文历史论文，为韩师学子提供一个了解、学习、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平台；茶艺表演队成立于2008年，社团虽然年轻，但是表现不俗。2010年，我院茶艺表演队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传承人叶汉钟老师的带领下，在亚运会、亚残运会上为世界各地来宾表演了潮州工夫茶、茶艺服务等，展现了传统潮州工夫茶的魅力； “卡通潮剧”是韩山师范学院2005年立项的科研课题项目，它将潮剧与动漫完美结合，为潮剧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潮剧，喜爱潮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潮动画工作室，现在仍孜孜不倦地为潮剧和潮州童谣的传播作努力。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韩山师范学院作为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应该主动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义务，不遗余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力量，同时，也不断地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彰显百年院校的魅力。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tec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for Example
ZHENG Jing-jing ,Huang Jing-zhong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nesses the history of ourcountry and contains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protecting and passing down of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urgent increasingly. Local universities areincomparable with any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protecting and passing down of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The writer try to tak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and probe into how local universities doing to promote the protecting andpassing down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ies;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advantages;protection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篇5
一、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及其研究概况
在我国的众多民族中,除汉族之外,已确认的少数民族共55个。据2001年我国人口统计,在全国13亿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8%。与汉族音乐的研究相比,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则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以致于在长时期内造成“中国音乐史”即是汉族音乐史,一谈“中国音乐”即以汉族音乐“概全”的尴尬局面。这是由历史、社会、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在音乐界共同努力下,上述情况逐渐有了改变,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工作的全面展开,首次大规模地对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然而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汉族音乐相比,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文化研究还是处于滞后的状态,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音乐集成的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各民族宝贵的音乐资料,同时涌现出一批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理论人才(包括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出现了许多学术论文与理论著作等研究成果。但对于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对于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只有数篇论文(包括笔者研究成果)。2000年范晓峰《撒拉族音乐研究》;2002年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2005年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5年郭德慧《撒拉族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2005年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2008年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试旋律分析》;2009年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2009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的音乐研究》;2010王海龙主持校级课题《青海撒拉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2010年王海龙《青海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2010年王海龙《审美视角下的青海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以海北门源回族宴席曲为例》等。
二、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衰微的原因
1.民族音乐生存环境日益破坏。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今天,大量的拓宽城市面积,建设现代化都市,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生存地域环境日益破坏。放眼全国各地都市的建设大同小异,走到哪里除气候不同外,风格都如出一辙。完全没有东西南北的地域特点。因此各民族特有的传统风俗文化也逐渐消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在它的生命流变中显得战战兢兢,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就是一场博弈的过程,许多传统文化在这场博弈中被冷落,被革新,甚至消亡。本土音乐文化被渐渐地冷落,很多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环境,慢慢地走向频危、走向消亡,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危机,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命运艰难。
2.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撒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甚至一些民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原来依附其间的音乐品种迅速消亡或逐渐衰微,撒拉族的“哭家歌”(撒拉语“撒赫斯”)以及婚俗中的仪式随之改变或消亡。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在人口与地区分布、经济与文化发展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许多当地青年人外出打工,又随着媒体网络的发展,在农村的年轻人也追求时尚,不屑于自身的传统文化,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了该民间音乐文化没有传承人。
3.审美情趣的改变。随着现代娱乐文化的扩散,很多撒拉族民众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乐于接受现代化的产品,例如服饰绝大多数年轻人喜欢的是现代服饰,很少着撒拉族服饰了,甚至在撒拉族地区很难找到完整的成套撒拉族服饰。就连撒拉族建筑也大多改为修建砖石二三层小楼。随着交通和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和更新,原来某些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地区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受到外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致使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有了较大的改变,因而把本民族的音乐艺术渐渐淡忘了。如问当地年轻人为什么不学唱撒拉花儿?他们回答得很直率:“不如电台电视里播放的歌曲好听!”现在撒拉族当地的婚俗与过去大不一样,“撒赫斯”已经再也听不到了,甚至婚礼中的音乐都由流行歌曲来替代了。
4.大规模开发当地旅游产业导致传统民俗的变形。当地旅游产业在民族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过程中,起到了一些积极地推进作用。但由于片面强调市场效益与经济利润,许多地方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也出现“伪民俗”的现象。在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误区,缺乏科学管理,并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外流失的现象。许多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进行科学地考证与统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对非物质文化认识不够,家底不清、缺乏规划、片面注重市场运作、任意包装、掠夺性开发、干涉性开发等。
5.音乐方面的学术研究尚待深入。尽管音乐学家们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少数民族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精深博大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在搜集整理方面还很多不足,有时在编辑过程中由于篇幅关系而未能收入大量曲目,还有很多空白点。如:对尚未确定族属的不少族群的音乐研究;对跨境民族的音乐比较研究等等,对于撒拉族这一迁徙民族的特殊性,就应与中亚土库曼斯坦民间音乐进行比较。
6.当地民族音乐教育处于严重的滞后。前面所提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与汉族地区所进行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不仅为数很少,而且多处于自发状态,故使有的地方原已开展的少数民族的音乐教育,因种种困难而停步,原本实行“双语”音乐教育的民族地区或学校,也如同语言教学一样,由“双语”变成了“单语”教学。至于在音乐、艺术院校实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可以说还处于起始阶段;而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则多为空白状态。
三、传承与保护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设想与建议
1.中小学音乐教育在小学低年级,多采用本地区的、与民族语言或方言相结合的、具有乡土特色的音乐资源,使音乐审美熏陶建立在乡土意识的基点上。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音乐文化的总貌,确立体现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兼容沟通的中华母语文化的全局性基础地位。
2.根据我省的省情及地域特点。我省音乐艺术院校中属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院校,应当专门开设相关民族的音乐课程,办出自身特色,并有利于民族音乐弘扬与传承,在教师的科研工作中,对相关民族的音乐研究应占有重要地位。
3.是从政府方面的扶持与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特别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要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些措施需要政府行政手段来实施。目前,青海撒拉族自治县通过领会国际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循化县也开展了相应的保护工作。表现了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当然,要有效保护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民间共同的参与。
4.民间方面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对公民进行有关教育,树立理性的遗产保护与传承观念,提高社会民间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度,提高当地撒拉族青年人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意识和保护意识。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撒拉族在其历史中创造并延续下来的文明成果,它对认识与了解这一民族的文化、风俗、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撒拉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整个中华文明完整性、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措施。此外,非物质文化遗的保护还是应当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社会民间力量为重要补充力量大力宣传。民间力量与政府行为相比,更具有自觉性与主动性,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极其有力的。
5.学术方面的传承与发展。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它存在着的合理性、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撒拉族民族音乐独特的生存土壤、特性功用和艺术审美,尤其是它的基石――民风和民俗,是该民族灵魂的栖息地,同时也记录着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并维系着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文化结构、伦理观念以及审美心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学术理论,在储存形式与记录方式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更完善的保护。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的文化形式完全记载下来,并用学术理论诠释这些文化形态,并进行有效的保护。
6.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法律、法规保障。因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各地城市的发展,大面积占用和改造农村土地,严重破坏原生态非物质文化的生存环境,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应的法律保障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保护机制急需完善,需要建立一套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上述建议说明,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防止它成为一种博物馆文化,更重要的是从这种文化中寻找出值得后人借签与学习的东西,帮助后人更好的生活。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撒拉族人民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样式。在千百年中延续并流传下来,自然有它强大的生命力,显然,这种生命力寓含了撒拉族这一民族的生命力与潜力,这种活力在今天仍散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魅力,对撒拉族的全面剖析为研究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撒拉族社会生活的内涵性特征。
篇6
加强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更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高校的音乐教学体系中，在教学过程中，加入音乐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使当代大学生在学习中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培养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并不断进行传承。
一、高校音乐教育能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校音乐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高校经过多年的建设，具有大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音乐、图像等资料，能够使学生从各个方面了解认识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其次，高校是学识渊博的学者的聚集地，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可以讲授各种音乐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还可共同协作，组建科研团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再次，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同时还掌握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较强，加之对本专业的喜爱，因此有助于开展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教育，唤起当代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识。同时，大学校园不仅是一个文化载体，也是一个社会化的场所，学生拥有较多的实践机会，可组织参加各种与音乐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认识独特的民间艺术，领略其中的艺术价值，对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阻碍非遗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发展传承的因素
笔者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查找资料等方式对河北省近十所高校进行调研，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情况，并对其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当代大学生的兴趣来看，大学生最喜欢流行音乐，从几年前的“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再到现在的“中国好声音”，备受当代大学生喜爱，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却极少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
其次，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课程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缺少重视。高校的音乐教育虽然在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却忽视了中华民族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在渐渐消失。因此，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进行传承势在必行。
再次，教师业务水平仍不能驾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的传授。目前，河北各高校音乐专业的师资队伍较雄厚，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具有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专业课程能力的教师仍很匮乏。
三、在高校音乐教育中传承非遗的意见与建议
（一）配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种类繁多且地域性强，学校应选拔优秀教师，鼓励其外出学习进修，并要求其积极参加专业院校和社会中举办的相关课程培训，积累相关的文化遗产知识，迅速提升相关的专业技能和教授能力。
（二）精心挑选，组建适宜的教学材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地域性强，可供课堂教学选用的教学资料可谓琳琅满目。各高校可根据本校所处的地理环境，选取适宜的教学材料，在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提供充足的音响材料的同时，也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呈现出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形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因此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模式，以便与教学内容相符，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讲授”“讲座”等方式可以作为学生学习“非遗”内容的基础形式，教师通过讲解基本知识内容，表演相关的音乐作品，使学生认知并记忆。
“观摩表演”是一个有效连接两个学习过程的教学形式。首先学生通过观摩民间艺人的现场表演，学习表演者的表演形式、动作要领等，并与表演者交流、请教学习，获得直接的体验。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了人类历史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魂宝。高校音乐教育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势在必行，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传承优秀民族民间音乐作品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会不懈努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寻找、总结更多、更好的传承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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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述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宁强被国家列入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加大了保护力度，成立了羌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羌文化研究会，具体实施羌族文化艺术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组建了羌族刺绣，羌族歌舞，羌族傩艺术团队，先后赴甘肃，福建，四川，西安，凤县等地展演交流，羌绣参加陕西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并赴上海世博会展示，均获好评。
在羌文化民俗类艺术传承和展示的同时，羌文化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出版了《陕南羌族（上下）、《陕南羌族信仰礼俗与保护》等，在省内外理论研究刊物《陕西理工学院学报》，《四川阿坝师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学报》等发表羌文化研究论文20余篇，论文收录《情系尔玛》、《汉水文化研究》、《汉中民间文化论文集》、《羌文化传承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文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为做好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为建设具有宁强羌族特色的品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当前的羌族文化保护现状并不乐观，在民俗类文化保护中存在以下问题。（一）地质灾害破坏。在羌族文化发展中，地质灾害对于其文化传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特别是在“5.12”地震影响下，大量的羌族传统建筑受到了严重破坏，羌族艺人年龄偏大，有的已过逝，对于其民俗文化遗产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二）传统工艺的流逝。在民俗文化发展中，大量民族工艺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手工业受到现代工业发展影响，其手工业水平、继承者等因素都受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文化关注度的降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民俗类文化都受到了社会文化发展影响，造成了社会文化关注度的降低。如在宁强县羌族民俗文化中，傩戏是其“羌年”节日庆典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羌族主要的一种节日文化形式。但是随着电视、电脑等新型媒体形式的出现，傩戏民俗文化在地区文化生活中的关注度严重下降，造成了这一重要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度的提升。
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要措施研究
为了确实做好宁强县羌族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地方政府与文化保护部门结合地区特点，利用以下保护措施开展了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以政府文保部门为主导开展抢救性保护措施
政府是羌族文化民俗保护工作的主导力量。也是保护工作的开展的基石。因此在羌族文化民俗保护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以政府与文保部门为主导，开展了抢救性的保护措施。其主要工作包括了以下两点。1.宁强县宣传文化中心做好非物质遗产文化抢救性收集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宁强羌族文化博物馆对羌族文化文物进行保护性收藏、展示与宣传工作。一方面提高社会对羌族文化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利用集中收藏与管理的方式，提高了文物的保护质量。2.对民间民俗遗产进行保护性管理。除了做好民俗文物保护外，县宣传文化中心和文保部门，还对现存的民俗文化继承人、表演形式、表演道具等民俗文化遗产，利用摄像、摄影、绘图等进行登记管理，形成整体化的民俗文化档案，为民俗文化保护提供多媒体的技术资料支持。
（二）加大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的培养力度
民俗文化表演者、道具制作手工业者、音乐演奏者等民间非物质文化继承者流失，是造成当前羌族民俗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提高文化遗产继承者的培养力度。1.加大政府部门投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利用政府补贴、减免税收等政策性优势，吸引更多的中青年加入到民俗文化遗产学习中，为文化遗产^承队伍提供新鲜的力量。2.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优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文化保护工作。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优势，我们不仅可以吸引本族群体，甚至是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喜爱羌族文化热心的人士，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继承中，就是提高羌族民俗文化保护质量的一种有效方法。3.组建了羌绣合作社、山花艺术团和羌州罗氏傩艺表演有限公司
（三）合理发展民俗文化经济，推进文化与经济平衡发展
发展民俗经济提高民俗文化保护投入与保护质量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族经济开发中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1.以保护前提。由于受到“5.12”地震等地质灾害影响，目前羌族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保护质量依然较差。因此我们民族民俗文化经济开发依然应以保护为前提开展，不能因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而对羌族文化遗产造成二次破坏。2.加大民俗经济投入。在政府与民间民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以促进民俗文化发展为前提，利用政策支持方式，将民俗经济收入侧重于羌族手工业、民俗表演等民间民俗经济投入中，促进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
（四）以新媒体为平台，加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
为了提高羌族民俗文化保护力度，引发全社会对羌族民俗文化的关注度，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新媒体形式为平台，加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如将羌族歌舞、傩戏等文化艺术形式制作成文化宣传短片，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由地方文化部门制作羌族民俗文化的微电影，进行网络播放等，都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的重要模式。
篇8
（一）以合理的保护机制为前提
1．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不是环县县委县政府对“国家要求”②的简单政策回应，而是自始至终落实在保护工作中的自觉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提供资金保障。环县地处甘肃省东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是一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县财政年收入仅三千多万元。但自“试点”以来，政府在有限收入之内，高度重视＂试点＂工作资金保障，经多方努力、争取，至2007年底，已累计筹集皮影保护专项资金近千万元，从根本上保证了皮影普查、古旧皮影收购、皮影艺术博物馆建设及部分传承人生活补助等基础工作的全面开展。
第二，设立专门保护机构。“试点”起始，环县县委、
县政府即成立了环县道情皮影试点工作领导小组。2005年，又专门成立10人编制的科级事业单位――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中心，下设道情音乐研究室、皮影艺术研究室、道情剧目研究室和档案资料室，全面负责道情皮影的保护工作。
第三，制订保护政策。自“试点”审批之后，县委县政府在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前提下，多次赴省进京，请教专家，咨询主管单位，首先制订出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环县道情皮影保护试点实施方案》。在“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下，当地政府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张君仁等教授作学术指导，相继出台了《环县道情皮影普查方案》、《环县道情皮影普查手册》、《普查范本》、《环县道情皮影普查内业整理方案》等。2005年经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暂行规定》和《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暂行规定》不仅为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程序化操作，更重要的是使环县道情皮影保护工作在财政、政策、方式等方面有了行政保障，从而使环县道情皮影保护逐步进入了规范轨道。
2．学者参与
在2006年环县县委县政府的试点经验汇报中，他们自己的总结是：“做好保护试点工作，必须要有专家学者的参与指导。”③
保护需要系统研究的理性成果作指导，研究需要在保护过程中不断深化，自环县道情皮影保护试点之初，就因学者的广泛参与而使研究与保护相伴而行。2003年秋，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教授带领中国音乐学院几名硕士博士到环县实地考察，他们为保护伊始的环县道情皮影带去了专业化的发展建议，使保护工作有了良好的起点。2003年末，“试点”审批之后，环县县委、县政府即刻成立了环县道情皮影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聘请成立了包括郝苏民、乔建中、乔晓光教授等音乐、美术、民俗、戏剧、文学界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皮影艺人共同组成的专家组（22人），以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指导。这些专家、学者多年来从不同角度对环县道情皮影的保护献计献策，使保护工作始终在理性的轨道上前行。2005年，成立中国环县道情皮影研究会，形成涵盖音乐、文学、民俗、美术四个方向各一位学者支持的常规机制。此外，目前已有四所大学在环县设立教学研究基地，以环县道情皮影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和期刊文章已有二十余篇。这些论文不仅是学者参与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为环县道情皮影保护工作提供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和理论依据。
（二）以坚实的普查为基础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为何保护”已有基本认同，但在“保护什么”的问题上，多以保护者（大多为政府官员或学者）的权威话语先验命定，而非在实际调查中先“摸清家底”，后确定保护内容。环县道情皮影“试点”工作之初，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环县道情皮影保护试点方案》中，所列“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对环县道情皮影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民间音乐、戏剧及民间美术传统等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普查，建立全面反映环县道情皮影基本面貌的档案资料数据库，准确掌握环县道情皮影的家底。”④如果“试点方案”中“第一要务”只是操作层面的安排，那在普查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环县道情皮影普查方案》之“目的意义”中则是非常清醒的观念表达：“普查是环县道情皮影保护试点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试点工作的基础。”⑤为此，从普查人员培训，相关表格设计，普查内容选择，后期数据处理等方面均有周详安排。
1．专家培训普查工作人员
为确保普查工作有效、深入，县里特聘请西北师范大学张君仁教授对抽调的普查工作人员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作了全面培训。理论包括普查原则、道情皮影基础知识、设备使用、访谈技巧、普查道德等；实践部分是跟随普查队员在试验性普查中进行现场示范、指导。最后以“环县道情皮影普查人员基础理论知识”闭卷考试和设备操作技能实践测试检验每位工作人员，确保普查人员拥有相对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2．科学设计普查提纲及相关表格
“调查提纲是调查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调查形式和内容的总体规划，它引导调查人员按步骤、依次序、成系统、有针对性地去开展工作。”⑥环县道情皮影普查前设计有九份提纲，涵盖艺人、戏班、剧目、影件、民俗、音乐、表演等所有相关内容，并细化为十五份表格。这些“条条框框”如一份详尽“地图”，保证了普查“按步骤、依次序、成系统、有针对性”。
3．展开全面详尽普查
自2004年3月起，17名普查工作人员分为道情音乐、剧目、民俗美术三个组，以文字、录音、摄像、摄影、实物、测绘、拓片等方式全面记录影人、影件、影戏、影俗、影史的历史与现状。整个普查地跨19个乡镇，42个行政村，76个村民小组，410多个农户，累计行程万余公里。普查期间还前往甘肃省兰州、西峰，陕西省定边、临潼，宁夏盐池、银川，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等地核查相关内容。共完成47家戏班和282名艺人、知情人普查任务，填写艺人、戏班、音乐、皮影等调查表格及传承报告16120份，拍照15570张，录制MD光盘65盘，磁带82盘，拍摄本戏和折子戏47部，收集复印剧本124本，征集手抄剧目20本⑦。历时10个月之久的普查在2005年元月结束，因行程、历时、成果之“壮举”，调查人员都戏称此次普查是皮影保护的“”。
4．数字化方式整理普查资料
普查结束后，保护中心迅速与西北师范大学联合，着手开发《环县道情皮影数字化管理系统》电脑查询软件，以为下一步深入研究、科学存取、高效应用提供数字平台。此软件包括六个模块，目前已录入大部分普查资料，使音、像、图、文能够以全息化数字方式原貌永久保存，为多维角度的全面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阅读、检索、归类、统计的方便，使无论对管理者还是研究者，“环县道情皮影数字化管理系统”都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工作助手。
（三）以传承为保护的关枢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强调的是“代代相传”⑧，记谱、实物、录像、录音、图片等方式只是在静态保存已逝的过去，面对活态的现时，选择保护道情皮影的承载者――传承人和戏班，就成为保护之关枢，于此，才有可能延续道情皮影之未来。
1．用规章保护传承人和戏班
《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是环县道情皮影保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和地方规章，共有十一项条目：（1）工作体制。（2）传承人认定。（3）“艺术家”命名。（4）艺术传人培养。（5）传承人生活补助。（6）规范戏班的基本条件。（7）颁发证书。（8）戏班补助。（9）表彰奖励。（10）道情皮影资料出版发行管理。（11）经费管理和使用⑨。
从以上标目即可看见，“实施细则”是以道情皮影的行为主体――艺人和行为单位――戏班为中心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以传承人和戏班为中心的“暂行规定”是环县政府的保护决心，也是皮影艺人的福音！
2．培养观众与潜在传承人
“政府主导”固然有力，但如果完全依靠政府长年持续努力，而没有艺人的自觉传承与观众的积极参与，道情皮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博物馆”式静态储存。任何一名艺人都是从普通观众开始的，所以培养年轻一代的观众就应当得到保护者的高度重视。鉴于此，“暂行规定”明确提出“道情皮影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并落实为“道情皮影进课堂计划”。2005年秋季，《道情音乐欣赏》与《皮影欣赏与制作》两本乡土教材及配套光盘下发到全县各中小学，同时由教育局与文化局联合签发《环县道情皮影知识乡土教材进课堂实施办法》来保障计划的有效执行。
环县洪德乡三十里铺小学是道情皮影进课堂的一个典范，目前本校五年级学生已能够演唱七八个板路与曲牌。这种普及性的影响，使道情皮影演出现场多了一些儿童“知音”，这些“知音”让我们升起了“重整山河待后生”的憧憬。
（四）在发展中保护
“发展是硬道理”，针对经济是如此，针对活态文化也有其道理。自2001年起草《环县皮影艺术开发方案》始，环县就将皮影发展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近年通过拓展演出空间，开发皮影产品，增强了道情皮影面对工业文明的自身调适力，在创新中保证了其可持续发展。
1．适当拓展演出空间
环县道情皮影的生存基础是仪式性活动中的有偿演出，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乡民敬神祈福意识的淡化及农民经济收入的不景气，导致道情皮影的主要演出――庙会演出大大缩减。据箱主谷天鹏向笔者介绍，谷家班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能演出三百多场，而2007年只演唱了206场戏。鉴于此，县委县政府提倡各戏班春节期间进县城或到其它地区给各单位演出，以拓展演出空间，保护自主生存能力。自2002年以来，进城演出的戏班已从三四家增至去年（2007年）的19家，平均每家戏班演出十余场。如敬登坤戏班去年共演175场戏，其中85场戏是在环县、陕北、宁夏及甘肃平凉等地各单位演出⑩。而2003年环县道情皮影赴北京演出，2007年赴欧洲四国演出，则属政府拓展演出空间的更大“壮举”。
2．积极开发皮影产品
从政府层面来看，保护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开发则能更多发挥道情皮影自身的经济价值。2001年，县文化馆就意识到开发对保护的重要性而起草了《环县皮影艺术开发方案》。2005年，又制订了系统开发皮影产品的“八个一工程”计划，形成保护与开发相互促进、互动双赢的良好局面。目前环县龙影文化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实现了以皮影为基础、多样化产品开发为特色的产业布局，开发出包括挂历、桌历、皮影戏光碟、磁带、画册、扑克、口杯、工艺地毯、书签等8大系列60多种产品。年加工销售皮影10万件，年产值120余万元。当地艺人们深感“演皮影不如卖皮影”正是对开发工作最通俗的注解和认可。
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近年来随着政府提倡艺人进城演出后，皮影演唱空间得到拓展，单位娱乐性演出和堂会演出增加，艺人经济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各单位演出费支付能力与戏班数量之间，传统表演形态与城市观众观念之间，皮影演唱习惯、剧目内容与城市观众欣赏心理之间都存在诸多根本性的“不兼容”。所以，政府对这种演出空间只能倡导并“适当拓展”。另一方面，皮影进城演出，在增加艺人收入的同时，却渐渐远离了道情皮影负载的诸多传统价值观念，而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当是环县道情皮影的灵魂所在。
其二，笔者在环县曾采访了将皮影演唱、皮影雕刻、阴阳先生、秦腔演唱等技艺集于一身的一位箱主，他早年主要唱秦腔，后来做阴阳先生（皮影庙会演出中的念经是他的主要阴阳活动）。但近年皮影保护如火如荼，他又自购戏箱，以皮影戏箱主作为主业。因为“切片”式保护的导向，在一个个体身上就已经出现“挑肥拣瘦”式的主业转换。如果从整体皮影文化生态来看，“切片”式保护也必将促成“皮影孤岛”，隔断皮影与原生态背景的联系。皮影演唱，民众敬神、看戏，阴阳先生念经，商贸交易等多种因素编织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景观，任何人为分割后的文化“切片”都会因缺乏生态背景而窒息。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讨论中，无论是刘魁立先生提出的“整体性”原则{11}，还是陈勤建先生论及的“综合性”问题{12}，都在强调生态背景保护的重要性，环县道情皮影的突出特点也正在其综合性（文学、音乐、美术、民俗、宗教、戏剧等）和整体性（皮影演唱与仪式过程、信众敬神与日常娱乐、商品交易与情感交流等）。所以，在下一步的保护工作中，希望能看到环县道情皮影的文化形态与生存背景皆能得到重视，价值观念与物质载体同样得到关注，如此而行，环县道情皮影保护工作定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陈华文《民间世界：理论与存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3]甘肃省环县道情皮影志编纂委员会《环县道情皮影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甘肃省环县《环县道情皮影》编委会《环县道情皮影》，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5]环县县委县政府文件《环县道情皮影保护试点实施方案》、《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暂行规定》、《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等。
[6]张旭《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材料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7]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①周和平《总结经验，相互借鉴，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张旭《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材料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5页。
②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2004）中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明确要求。
③甘肃省环县县委、环县人民政府《求实创新，积极探索，全力推进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张旭《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材料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④环县人民政府《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环县道情皮影试点保护方案》，环政发[2003]83号。
⑤环县人民政府《环县道情皮影普查方案》，2003年11月28日。
⑥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⑦环县道情皮影试点领导办公室：《中国民族民间保护工程环县道情皮影试点工作信息》，第四期，2005年2月1日。
⑧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⑨环县人民政府《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传承工作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环政办发[2005]88号，第2页。
⑩据笔者2008年2月采访笔记。
篇9
9月25日，“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昆仑宾馆隆重开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库热西・买合苏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蒋珊和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木卡姆学科组主席儒尔根・埃尔斯纳、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修复研究中心总干事布什纳基等中外嘉宾前来参加。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主席、孟晓驷副部长、儒尔根・埃斯纳尔和布什纳基先生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9月25日至28日，研讨会进行了学术研讨，共宣读了32篇学术论文。其中，关于木卡姆本体研究的12篇，关于木卡姆文化背景的6篇，关于木卡姆比较研究的4篇，关于木卡姆形成、发展历史的论文3篇，关于方法论研究的4篇，其他内容的3篇。同时，会议还安排了两个时段的专题讨论。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观看了四场由来自新疆各地（州）、县的各民族民间艺人演出的原生态传统艺术节目，并参观了“2006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和“2006新疆农民画展”。9月29日，中外学者专程去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参加了拟定建设的15个“维吾尔木卡姆保护传承中心”中第一个落成的“中国维吾尔‘吐鲁番木卡姆’保护传承中心”揭牌仪式，观看了民间艺人表演的‘吐鲁番木卡姆’，还参观考察了交河故城、苏公塔、坎儿井等文化遗产。
与前五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相比，“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参与的国家和与会专家人数在历届中均居于首位；二、涉及的问题广泛，学术研讨深入；三、研讨会是“2006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学者们通过观摩演出、参观展览等活动，对以维吾尔木卡姆为代表的新疆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全方位、多侧面的初步认识；四、为中外木卡姆学者搭建了直接接触、互相了解和探讨交流的平台；五、通过研讨，与会代表进一步认识到了理论研究对于拯救、保护、传承、弘扬人类木卡姆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中外学者对本次研讨会和系列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代表们一致认为，“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将作为国际木卡姆研究的新开端而载入全人类音乐研究的史册。与会全体代表还一致通过了《乌鲁木齐共识》，呼吁立即在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木卡姆学科组的统筹下，着手创建国际性的“木卡姆学”。全文如下：
《乌鲁木齐共识》
2006年9月25日至29日，来自德国、法国、突尼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日本和中国等9个国家的75位以木卡姆为主要研究方向的音乐学家、舞蹈学家、文学家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其中中国的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海南、浙江、湖北、河南、台湾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有32位中外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并就如下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中国新疆及境外的木卡姆之历史和现状；2.木卡姆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表现形式；3.木卡姆在21世纪的保护与传播。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木卡姆是广泛流传于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的一种音乐现象，是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木卡姆的研究，也理应得到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更多的关注。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我们在木卡姆的挖掘、整理、保护、传承、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远远不够。
鉴于木卡姆在亚、非大陆的广泛分布，甚至波及欧洲；
鉴于木卡姆在其所在国家、地区、民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鉴于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萌发和形成木卡姆过程的复杂性；
鉴于木卡姆在音乐本体、文学本体、舞蹈本体和表演形式等各个方面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
鉴于木卡姆所具有的丰富人文内涵；
鉴于木卡姆的保护、传承在21世纪需要应对许多复杂的因素和新的问题。
与会学者一致呼吁：应立即在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木卡姆学科组的统筹下，着手建立并确认世界性的“木卡姆学”（studiesofMuqam）。
“木卡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木卡姆音乐本体、文学本体、舞蹈本体及其构建规律的研究；
2.对于木卡姆文化背景的研究；
3.对于木卡姆的表演场合、功能及其美学特征的研究；
4.对于木卡姆萌生、形成、发展、传播历史的研究；
5.对于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木卡姆的比较研究；
6.木卡姆在全球文化及全人类传统艺术中的地位；
7.对于木卡姆保护和传承现状的研究。
篇10
道教音乐，是道教进行斋醮仪式时，为神仙祝诞，祈求上天赐福，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诸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即为法事音乐、道场音乐。道教音乐是道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具有烘托、渲染宗教气氛，增强信仰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对神仙的崇敬。
作为邢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宁晋如意道音乐，它的形成大约在明朝。如意道音乐是出现在河北省宁晋南部宋家庄一带的特殊的稀有民间音乐，宋家庄位于宁晋县城南15公里，1958年春，在该村发现古墓一座，墓内现砖一块，其上用朱砂写有“元享利民之墓”字样，墓周围散落碎瓦片甚多，呈布纹状，经鉴定为元代文物，证明该村为元代所建。大清道之音乐前已经失传，仅存如意道流传至今，目前存工尺谱手抄稿一部，抄本封面注明有明万历乙末年字号（即公元1595年），经有关专家考证，此记谱时间应早于清中期，由此可推断如意道音乐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在当地流传。根据老艺人口述原曲谱都附有经文、唱词。但是建国后因提倡破除迷信，所以只留下部分音乐，文字部分全部失传。
一、宁晋如意道音乐的基本内容：
河北宁晋如意道音乐的记谱法为我国古老的工尺谱，现存的工尺谱共抄录乐曲48首，其中用于道教“法事”活动的乐曲30首，古曲3首，其它民间器乐曲、民歌、小调15首，多在大型集会、祭祀上演奏。手抄稿曲谱为竖行自右而左书写，曲谱简略，对音的高低、节奏之区别无明显标记，有些演奏装饰音、经过音也没有标出来，如果没有演奏、口授一般人不易识读，该音乐流传至今全凭口传、演奏，一般工尺谱中常用的四合一上、尺、工、低、高音标记不见使用。如意道音乐的演唱采用固定唱名法，这在中国民间器乐曲系实属罕见，乐队演奏的人数可多可少，少则十几人，多则数人合奏。
二、宁晋如意道音乐的演奏乐器及相关制品及作品
宁晋如意道音乐的演奏乐器主要有大管（材质为檀木，长度24厘米，管外径2厘米，管内径1.5厘米）、小海笛又称小唢呐（长度26厘米，口直径8.5厘米，管底外径2.5厘米，管内底径1.7厘米）、二哼又称短担子二胡（长度68厘米，琴筒长度14厘米，琴筒直径8厘米，弓子长度74厘米）、云锣、笙、小、小鼓。
作品主要包括：1、报良台2、迎喜神3、神韵4、宫阳（1）5、宫阳（2）6、宫阳（3）7、五更（1）8、五更（2）9、落莲（1）10、落莲（2）11、落莲（3）12、六合赞13、三宝赞（1）14、三宝赞（2）15、三教皈一（1）16、三教皈一（2）17、三教皈一（3）18、三教皈一（4）19、四言赞20、神韵21、澧都咒（1）22、澧都咒（2）23、澧都咒（3）24、八言赞（1）25、八言赞（2）26、八言赞（3）29、小二番（1）30、小二番（2）31、粉红莲32、爬山虎（1）33、爬山虎（2）34、浪淘沙（1）35、浪淘沙（2）等等。
三、如意道音乐的传承谱系
据考证在明末清初宁晋县宋家庄一带一位姓宋的老艺人从外地带来了如意道音乐由于工尺谱一般人不易识读，该音乐全凭口传、演奏，故传承谱系也不太详细，十代以前的谱系无从考证，现存十一到十三代谱系如下：
四、宁晋如意道音乐的基本特征
其音乐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曲谱的演奏采用固定唱名法，这在中国民间器乐曲系实属罕见，众所周知，固定唱名法只有西洋五线谱使用，而中国没有固定唱名法，经有关专家认定，此演唱方法就是固定唱名法。
2、乐曲演奏以大管、小海笛为主，配以笙、龙头、二享、云锣、小、小鼓。遇有大型集会、祭祀等活动将有数人合奏。
3、乐曲的结构：其音阶调式旋律、旋法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典型的宗教色彩。音阶属六声音阶，没有第七音，全部乐曲六字做宫（主音），这样的音阶构成在燕赵地区民间器乐曲中并不多见。该乐曲的旋律、旋法虽采用级进、跳进、交插对比，但曲体结构平稳仍保持了教会音乐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五、宁晋如意道音乐的主要价值
宁晋如意道音乐独特特征的工尺谱，是我国民间补课多得的稀有民间音乐的一种，具有很大的学术历史和实用价值。如意道音乐属典型的六声音阶，这在北方民间器乐曲中实属稀有，并形成一个独立的乐曲体系，同时也构成了道教音乐的艺术特色。
如意道音乐所采用的固定唱名法，打破了音乐界过去只承认西洋音乐采用固定唱名法而国内没有固定唱名法的历史，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道教法事活动的专用曲目，从请神开始，入位到落莲，有始有终，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曲目，这在中国器乐史上实属罕见。
六、如意道音乐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问题
如意道音乐的记谱法为我国古老的工尺谱，是宁晋仅存的稀有民间古乐之一，它的流传区域范围小，相关资料、历史沿革、活动记载等仅存于宋家庄；另外由于如意道音乐谱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广大人民群众习俗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样如意道音乐演奏的机会越来越少，且该音乐流传至今全凭口传，如没有演奏，口授一般人不易识读，所以它是属于濒危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篇11
李健彪、穆建婷的《全球化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效率成为优胜劣汰的唯一标准，但“文化例外”。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经济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不适用于文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之重要保证，花儿保护与传承应尊重花儿自身传承规律，花儿保护应坚持“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保护”、“以人为本”、“原生态保护”、“民间事民间办”和“保护与利用并举”五项基本原则。郭德慧教授在《草根艺术――当代文化生态中花儿的传承与发展》中指出：当下花儿的发展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有的旧面貌，总要随时展发生新的变化。探寻花儿的传承机制和维持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从关注音乐本体的民间音乐研究方向向不仅关注音乐本体，更应强调音乐背后的文化联系的音乐人类学进行转换，从而将花儿研究置于大文化背景下予以关照。马东平、严国芳《社会转型时期花儿文化现状》一文从转型期间花儿文化所呈现的“市场化运作”、“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文化生态的破坏”以及“花儿的城市化进程”等几个现实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描，指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处于一种绝对封闭和静止的环境中，它总要与外来文化相互接触、碰撞并在融合中发展变迁，这是一个自发的、无意识和缓慢的过程，当民族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各种人为因素作用下，民族文化的变迁速度会加快，程度会较激烈，花儿文化在此背景下的巨大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范例和参照。彭金山教授的文章《目前，我们如何保护花儿》指出：“坚持活态保护和静态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摸清花儿历史和现状，把既有的花儿作品全部记录下来”，并“研究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花儿艺术发生的变化乃至变异”，“一方面要保持‘山场文化’的原生态性，使‘本色花儿’与世共存；一方面与旅游文化结合，使传统艺术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下焕发新的活力。青年学者王贵生博士在他的《精神牧园：花儿会的现代意义旨归》一文中，借用解释人类学和结构人类学的观念认为：在理解、认知和体认花儿保护过程中应把主要目标和对象集中在花儿“主位语义场”――花儿会的氛围之内，对花儿群体的认知给予更深层面地研讨。同时应清醒、辩证地对待由行政、商业、学术构成的“客位语义场”在花儿生存环境、发展方向与价值体系中的作用和对花儿保护产生的影响。白晓霞的《性别社会学视野中“花儿会”活动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思考》中对“花儿会”现代语境中农村女性这一主体性骨干力量进行了审视，提出为农村女性营造良好、健康的“花儿会”文化生态环境，是促进“花儿会”活动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徐富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及实践中的误区探微――以花儿和花儿会为例》，邢燕燕《现代化与“原生态”的冲突和悖论――人类学视野下花儿传承保护的再思考》等文章，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以“花儿会”研究为切入点，结合现代文化生态现状，对花儿传承、保护提出了宝贵的方法和建议。
二、花儿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探讨
花儿保护、传承与创新是本次论坛的热点和焦点，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半数以上都是围绕此议题展开讨论的，充分体现了花儿申遗成功后，学者们对花儿今后的发展给予的高度关注。
民俗学家柯杨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一文强调指出：花儿入选名录只是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应“树立大花儿文化圈意识，取消我的、你的、他的相对狭隘意识，转变为我们大家的、中国人民的、全人类的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新观念”。在花儿保护中，“既要关注花儿的优质基因的控制、提炼和传承，又要关注其本身的吸纳、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大力发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协作，以利于花儿文化整体性的保护，克服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片面现象，尤其要提防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错误倾向，把花儿的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加大对花儿传承主体――民间歌手的关注力度，在保护花儿原创性的同时，鼓励艺术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温州大学王文韬副教授在《“花儿”保护的若干思考――关于“‘花儿’文化博物馆”的构想》中指出中国歌谣词曲的发展是一部漫长的民俗画卷，田野工作的开展不能以民俗文化的剥离为代价，针对当下“花儿”传统文化空间的不复存在，及其文化内囊渐空，内涵缺失之现状，提出了借鉴古者《诗经》、《楚辞》、《乐府》之所为，创立“‘花儿’文化博物馆”，遵循力保“花儿”艺术相对“本真”之原则，运用“跟踪调查”，“三重证据法”等相对科学、合理、可行之方法对“花儿”艺术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除此之外，韩宏《乡音乡情花儿育新人――浅谈宁夏“校园花儿”的理论与实践》，周亮的《高校教育传承花儿探究》，魏登贤的《浅谈语文教学对花儿的保护和传承作用》以及孔德云《让临夏花儿走进音乐课堂》则从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层面，将花儿保护与传承和学校教育相结合，为花儿的保护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另一思路和途径。
花儿研究家王沛《好花儿漫红了天下――花儿“歌王”“皇后”艺术成就述评》通过对河州型“花儿王”朱仲禄、王绍明、“皇后”苏平及洮岷型花儿“歌魁”丁如兰艺术成就述评，为我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花儿演唱领域各民族歌手的传承路径，旨在强调花儿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形式。作者严肃指出：当下系列的所谓“花儿王”、“花儿皇后”评比显得过于轻率和随意，政府应给予合理引导，并呼唤新一代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歌王”、“歌后”的出现。
同时，武宇林博士《宁夏“花儿”歌手现状调查报告》，冯岩《论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及其传承人――兼论西北花儿传承人赵存禄及其“花儿”长篇叙事诗〈东乡人之歌〉》，戚晓萍《民族志方法与“花儿”研究》等文章分别对花儿“传承人”历史、现状及传唱风格等探究，旨在突显花儿活态传承载体――“传承人”在花儿保护、传承及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期得到政府、研究机构、学者的扶持与重视，促进花儿事业的长足发展。
此外，陶柯的《谈如何做好申遗成功后的花儿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严国林、马桂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河湟“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为例》，陶雨芳、王莲喜的《对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雷侃的《育得根深叶茂“花儿”红――宁夏回族山花儿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方式初探》，吴晓梅的《二郎山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季绪才的《关于岷县花儿保护的几点思考》，包海燕的《关于对洮岷花儿保护和发展的思考》，张润平的《也谈如何做好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等文章结合地方“花儿”现状，或从宏观，或从微观之角度对如何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花儿”提出了独到、新颖、具有时代性、建树性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三、花儿研究新成果与其他
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选题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拓宽，研究视野较过去更为宏观，主要涉及花儿的研究方法、花儿艺术的朔源、花儿原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花儿传承源流等诸多理论成果，突显了“实用性”特征，为今后花儿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参考意义。
赵毅的《打造“花儿”品牌促进经济发展》指出，加强对外宣传，并与旅游业结伙搭档，举办“花儿会”、“花儿”演唱比赛，调动各地、各民族花儿品种集中展示，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经济繁荣，这不仅是“花儿”传承发展的一项强有力保护措施，更是其经济、艺术价值的彰显。徐光文则在《依托花儿之乡优势做大做强花儿产业――对新时期花儿发展与创新的思考》中提出，“花儿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文化产品。我们要坚持走民营化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资、融资机制打造花儿产业。景生魁《关于西北“花儿”的传承与创新》提出打造中国“西三角”经济带，构建“花儿”保护的地域框架，从生态循环经济中发挥民族特色，使“花儿”在困境、危机中开拓创新的建议。
另外，张君仁博士的《1949年以前的花儿与花儿研究――〈花儿学术史〉研究之一》对1949年以前有关花儿的记载与研究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各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收获，为花儿向外传播及研究的初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为今后花儿史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巨奇君《花儿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将花儿研究分为“收集整理”、“形态研究”和“深入研究”三阶段基础上，认为，今后“花儿研究”应回归田野，超越“花儿本身”，重视花儿生存之“大文化空间”和“大社会背景”之间的深层关系。马晓红《“花儿”保护的多学科合作初探》中花儿研究多学科合作方式的提出，为花儿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供借鉴的理念与方法，作者认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特征，而不同侧面及不同层面的研究，是多学科合作之基础，这有利于“花儿”的全方位、高层次研究。魏泉鸣先生《中国花儿源流批评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花儿源流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源流”问题应严格区分，但也允许、同意流变现象的发生，不应封杀一家之言，但各言辞应有自己之依据，在争鸣中促进花儿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李恩春《西北花儿≠西北一般民歌――略论花儿保护中演出、出版、宣传的科学性》演出、出版、宣传花儿应在正确认知花儿“属性”与“个性”基础上，对花儿“名称”、“内容”、“格式”、“引腔”、“体裁”等方面有所探析。此外还有李U的《关于编撰〈中国“花儿”大全〉的构想》和汪鸿明的《必须树立严谨务实的“花儿”研究作风》也分别提出各自关于花儿保护的建议和想法。
篇1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有它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具有不同的类别，如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民间文学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出了社会性、多元性、活态性、民族性、本土性、整体性等多种特征。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价值，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传承价值一直是被人们认可，但随着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体现了其重要的旅游价值，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通过欣赏、参与体验进一步了解其文化、历史价值，也可以说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种保护方式。
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简介
河北历史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北文化资源丰富，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的。2002年6月7日，518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省共39项入选。在全国居第四位。6月8日，河北省确定的13类13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公布。河北省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在这份名录中得到充实印证。虽然这些不能完全涵盖河北的整个文化遗产，但毫无疑问，在一定范围里它们是河北文化遗产最杰出和最典型的代表，构成了河北独具风味的深厚文化背景。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按地域主体分类遍布全省11个市30多个县区，其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但相对分散。按国家划定的表现形式主体分类，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是种类丰富，涵盖了全部10个大类。河北省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遗产就有230项之多，民间文学类有9项，包括伯夷、叔齐的传说、契丹始祖传说、邯郸成语典故文化、孟姜女故事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等；民间美术类有12项，有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曲阳石雕、无极剪纸、白沟泥塑、八沟石雕工艺等；民间音乐类共34项，有丰宁满族吵子会、涉县寺庙音乐、任丘大鼓等；民间舞蹈类共35项，有昌黎地秧歌、井陉拉花、丰宁蝴蝶舞、曲周龙灯、二贵摔跤等；传统戏剧类共40项，有河北梆子、评剧、唐山皮影戏、定州秧歌戏、冀南皮影戏等；曲艺类共15项，有西河大鼓、燕山大板（三河市、平泉县）、木板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杂技与竞技类共24项，吴桥杂技、邢台梅花拳、杨氏太极拳、沧州武术等；传统手工技工艺类共41项，有著名的板城烧锅酒五甑酿造技艺、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刘伶醉酒酿造技艺、刘美烧鸡手工制作技艺、山庄老酒酿造技艺、直隶官府菜系烹饪技艺等；还有民俗类24项及传统医药类1项。如此之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的旅游开发价值，但是不能泛泛开发，要与某些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原则
原真性保护原则。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人文积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文化空间，在进行旅游开发时，一定要保持原真性保护原则。有些地方为了大肆开发旅游业，不顾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将其舞台化、不正当的演绎，单纯为了利益或开发而开发，不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的真正价值，失去了其旅游开发的真正意义。
可持续利用原则。目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也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利用原则。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载体、民族的和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环境以及遗产传承人，这样才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利益均衡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单纯是某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完成，这样在开发过程中就会遇到各方利益不均衡的情况。所以在开发过程中不仅要照顾到某些部门的经济利益均衡，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传承人的利益、考虑旅游开发空间的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要从全局及长远利益考虑，使所有的参与者及至全民族世代都是受益者。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策略
1.借助著名旅游景区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对旅游都吸引较小的遗产类型，如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和民俗类遗产，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不强，单独进行旅游开发的难度较大，因此将其依托著名旅游景区，辅助开发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人们在旅游的同时可以顺便欣赏、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对此类遗产的认识。例如，契丹始祖传说、乾隆民间传说、丰宁满族吵子会、承德清音会等可依托著名的承德旅游景区进行开发表演；孟姜女传说可依托山海关及长城景区进行开发表演等。
2.借助产业及产业旅游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可以整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类遗产。一些企业在生产加工此类遗产时，可以在美术品上附着产品文化简介、粘贴或内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的标签等，如将蔚县剪纸、武强年画等做成小型产品或标签样式，在山庄老酒、板城烧锅酒、刘美烧鸡等外面贴上标签或盒内放置标签，小型工艺品等，并可以借助商场、超市等商家进行促销、采用包装内附简介或集标签等活动，通过促销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拓宽公众了解的渠道。还可以开展产业旅游的形式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学习。
3.借助非遗文粹园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如建立一个非遗文粹园，将全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园中，在园中按一定时间进行展示、展演、销售等活动。在园中不仅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服装、道具等，还可以现场展演技艺，如表演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竞技、传统工艺技艺等精美的技艺，使人们在现场了解其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人们共同参与、亲身体验，人们可以亲自娱乐，或亲自参加传统工艺品制作，还可以品尝美味，同时开发单位还可以向人们进行产品销售，有人们亲身参与的宣传应该会收到不错的销售效果。
4.借助媒体整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可以整合各种类型的遗产资源。首先，可以借助电视，拍一些纪录片，在省市台进行专题介绍民间传说、民俗、音乐、舞蹈、美术、传统技艺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其历史、现状、表现形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还可以借助电视，编排一些动人的短片，优美动听的歌曲，做一段央视的广告进行播放，效果会大大不同，如现在央视播出的五粮液的广告，配以歌曲、短剧《香醉人间三千年》，使得五粮液广告家喻户晓。其次，可以借助网络，建设专题网站介绍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遗产的图片、简介、视频等资料全部放在网上，便于人们随时在网上查阅、了解、学习。此外，还可以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连载介绍。
5.借助名人效应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此种开发模式主要适合于商品类遗产。现在许多产品都借助名人效应，无论是日常用品、食品还是家具家电，甚至是药物，只要有名人做广告，产品的知名度就大大提高。如，板城烧锅酒的代言名人是杜雨露，衡水老白干的代言名人是胡军，其他商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扩大知名度，深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当然，在具体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时候，要针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点进行准确、适度开发，确保开发的投入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也真诚地希望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实现其旅游价值，为人们所熟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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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茜．试用科学发展观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2005(2)：179~184．
篇13
在承德民间流传的满族音乐艺术大致有以下几类:满洲罕都勒春(热河二人转)、满族乌春音乐(民歌:山歌、劳动号子、小唱)、朱赤温音乐(古老的满洲戏曲音乐)、哔喇力乌春(民间器乐曲:满吹音乐、清音会音乐、佛事音乐)、民族宫乐(宫廷乐)。而萨满音乐相对于其他满族音乐更多地保留了满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乐为一体,成为满族音乐灵魂的代表。
满族的乐器也颇为丰富,其特有的乐器多用于跳神的萨满音乐,如单鼓、抬鼓、朗、响铃、腰铃、扎板、响刀等打击乐器。而宫廷乐器的种类就更加复杂了,如:打击乐器包括建鼓、编钟、特磬、杖鼓、云锣、拍板、龙鼓、铜钹、达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类、金属类、竹木玉石类共37种乐器;吹奏乐器包括埙、笙、管、箫、大铜角、笛、巴拉满等边棱类、簧管类、簧舌类、号嘴类共20种乐器;吹弹乐器包括琴、三弦、筝、巴尔扎克、得约总、口琴等板面类、皮面类、金属类共26种乐器。
二、承德满族音乐传承经验及做法
承德,旧称“热河”,是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旅游胜地四十佳、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为其关系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承德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与经验上,在传承满族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获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从事满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的积极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台了《加快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承德地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宫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态文化”等优势,促进文化、旅游、城市一体化发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传部针对政协承德市委员会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大宫廷音乐保护传承力度、进一步扶植承德清音会发展的建议”这一提案进行了答复,纲要如下:将保护和传承避暑山庄宫廷音乐列入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重视并支持承德清音会申请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批;尽快在避暑山庄内设立展示宫廷音乐文化的固定场所,在市区内提供一处日常排练场地;设专项资金扶植承德清音会宫廷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对清音会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满族音乐文化发掘与传承的重要保证,这使从事这一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更加坚定信心、对承德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充满了希望。
(二)立足于对满族音乐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学者及音乐工作者们长期以来积极投入到满族音乐研究中,其中对承德清音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通过大量研读史料,到民间访谈、搜集资料,分析与论证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许多论着,如钱树信先生的《避暑山庄宫廷音乐概说》、《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王玫罡先生的《关于承德避暑山庄清音会的由来》、程红菲的《清代宫廷遗音―寻访承德清音会、白晓颖先生的《避暑山庄文化中的承德清音会》、勤先生的《承德清音会传承史探析》、》等。这些着作和论文对于承德清音会与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现了满族宫廷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三)努力发掘并传承、创新满族音乐
众多的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在发掘与传承满族音乐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会作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历史,呈现着汉族宫廷音乐与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复合型态,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大统一”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遗存,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其得到传承与发展,2001年原清音会的老琴师及高校的离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会,他们潜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乐遗产,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庙音乐在内的清音乐几十首,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展演、文化交流,为宣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承德满族音乐文化传承及创新对策
毋庸讳言,承德满族音乐传承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人锐减;挖掘、整理及传承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依据国家关于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做好承德满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还要进一步创新。
(一)合理选配专业人员挖掘整理满族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