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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幼机构的指导老师专业性有待提高。
通过查阅相关调查与资料，笔者发现在掌握指导家庭教育的知识主要来源这一问题上，从专业机构学习获得的包括家长学校和在幼师、中师或高等师范读书时接受系统训练这两个选项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可见，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在接受“怎样教孩子”知识方面，主要依靠自学和经验积累，大多缺乏专业训练。从总体上看，家庭教育指导者的队伍专业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将其当作是业余爱好或者赚钱牟利的手段，导致不少家长误入歧途，被所谓的“专家”没有科学依据的讲话欺骗，给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
3.未能充分利用网络或者其他媒介等手段进行指导。
在托幼机构中进行家庭教育的方式还是较为丰富的，但是这些方式似乎过于局限于托幼机构内部，也就是说并没有意识到其他渠道对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作用。例如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相关的宣传教育的社会认知度普遍不高。同时，托幼机构在开展指导工作时可以分为集体指导方式和个别指导方式，但是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大部分托幼机构倾向于选择传统的集体指导方式和个别指导方式，在集体指导中主要采用专题讲座、亲子活动形式，在个别指导中也只是个别咨询、家访等方式，很少使用文字、音像资料和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指导形式。在这个科技发达、信息传播便利的今天，幼儿家长更期待以更为快捷方便的方式与教师进行沟通，了解幼儿的情况，学习到家庭教育的方法，因此，在以传统的集体指导和个别指导为主体的基础上，增加指导形式，尤其是借助现代多种媒介方式势在必行。
二、对改善托幼机构家庭教育指导的建议
1.重视加强幼儿家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要转变观念。思想指导人的行为，作为教师，科学的教育观念就是教师的指导思想，只有在科学的指导思想领导下，教师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幼儿心理的发展，进而指导家庭教育。因此，在信息更新迅猛的时代，教师更应该紧跟时代步伐、转变教育观念，例如“以幼儿为主体”、“培养幼儿的自主性”等等观念，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树立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注重学习过程中幼儿主体性的发挥，培养幼儿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掌握科学的新的指导思想。其次，要提升素质。教师自身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幼儿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对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教师应该能够根据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将所学应用于实际。
2.选择切合实际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
托幼机构应该注重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能够根据每个家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指导。托幼机构可以先进行调查，分析家长希望了解学习到的内容，根据家长想了解的内容再进一步确定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重点。同时，不应该只是单向由托幼机构向家长宣传信息，而是应该重视听取家长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托幼机构可以设置家园信息窗口、意见箱，经常通过网络、短信、墙报等形式向家长幼儿园的重要活动的信息，完善家园对话系统，听取家长的意见，接受其合理化建议，还可以成立专门的家长委员会，家长教师共同讨论教育形式，这样能更好地提高家长参与的积极性。
3.探索丰富多彩的家庭教育指导形式。
（1）多利用大众媒体，拓宽信息渠道。
托幼机构作为家长获得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部门，应该选拔具有相关资质的教师成立专门的教育指导部门，建立系统的家庭教育系统，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活动，对于有需求的家长进行指导；不仅有“家访”、“定期咨询”等个别指导和“讲座”、“家长会”、“亲子活动”等集体指导，在这些现有的传统的指导方式的基础上，可以利用电话、短信等形式将幼儿的表现进行反馈，利用现代信息媒体能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托幼机构还可以在网络上建立一个沟通平台，将家庭教育的知识以及关于家庭教育的活动、家庭教育相关的电影视频等进行共享，实时更新；制作托幼机构的专门的简报，向家长介绍相关的家庭教育报刊或书籍，将育儿经验、家庭教育的科学方法、推荐书籍登出来，以供参考。
（2）采取多种形式，提高教育深度。
托幼机构在对一个家庭教育的内容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只是用单一的宣传手段，可以围绕一个教育专题，利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宣传，尽量拓展宣传教育的广度，同时注重家长的反馈，尽量拓展教育的深度，提高实际作用。比如，托幼机构想向家长介绍“儿童身体、心理发展的规律和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年龄特点”方面的知识，那么不仅可以先通过家庭教育报刊的订阅，普及相关知识；其后，通过黑板报、墙报方面的日常宣传，提醒家长在平时加强观察；通过家长会进行交流，座谈会邀请专家进行讲解；整个过程可以鼓励家长发表微博，随时随地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或者收获、困惑与其他人进行分享。通过整个过程，应该会使得相关的知识更好地被家长所接纳和理解，并在实际中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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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长要坚持对孩子说“不！”
面对现在家庭模式，孩子早已成为了家庭中的“小皇帝”，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面对孩子的成长，连一个“不”字都舍不得讲，对孩子百般迁就，过分溺爱。我想如果星星、月亮够得着，就会出现打破头的现象，久而久之，就容易成就孩子骄横、无理、任性、唯我独尊、自我中心的个性。不难看出如今那些问题儿童、问题少年，问题就出在爱的太过头了。这种爱事得其反，养成了一些坏习惯，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的小孩子为要钱躺在地上打着滚哭，而愈演愈烈，可他捂在眼睛上的小手却留出了一条小缝，不言便知他在观察、他在较量、他在争取，有旁观者说：“不就是几块钱吗？让孩子哭？”，还听到另一种声音：“别难为孩子，再苦也别苦了孩子”，这句话不错，可用错了地方，有的孩子接过父母给的钱偷着跑去了游戏厅，网吧。因玩到了厌学的地步，家长头痛、教师头痛，游戏在研发、玩具在研发，学生的玩瘾何时了？家长对孩子的无理要求决不能听之任之，对待孩子的无理要求要敢于说“不”字。要正确教育、引导。
（三）家长要正确评价孩子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教育的宽松与严厉是相对而言的，宽松不能放纵，严格不能暴力，赏识不能避误，正确评价孩子，关注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期望，有的家长把学习成绩好坏作为衡量孩子是否有出息的唯一评判标准，是不公平的。在这样家庭环境中教育出成绩突出的孩子，有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心胸狭窄，容不下别人超过自己。成年后，一旦碰上不顺心的事，便往往想不开，经受不住挫折。有孩子学习成绩差点，家长一脸怒气，“不行了！完了！”放松了对孩子的鼓励、赏识教育，造成了孩子自暴自弃。因此，要全面正确评价孩子，发现孩子的闪光点，激励他们踏上自己成功之路。
二、进行阶段性的家庭道德教育
（一）感恩教育
孩子从朦胧中受得了正确的引导，知道了什么是对与错，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感恩是做人的基本，是对人施爱和善的根源。现实中，有些孩子只知道无限地享受父母的爱，却不能很好地爱自己的父母，更有甚者，长大后虐待父母。感恩是需要教育的，学会感恩，就是让孩子意识到父母的养育之恩，教师的教育之恩，朋友的帮助之恩都需要回报。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爱自己的长辈，感谢一切为他付出的人，珍惜别人对他的爱，回报别人对他的爱，对家庭、对社会要有责任感。
（二）荣辱教育
每位家长都望子成龙，盼女成鳯，这些都离不开家庭的荣辱教育。船靠舵正，人靠德行。人生，好比在大海中航船，道德是方向盘，能力是燃料动力，没有正确方向的航船，无论有多么充足的动力，都只能在大海中乱转乱闯，始终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少年是品德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高尚品德、高尚情操的人，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知荣耻，辨善恶，是做人的基本德性。荣辱观的教育，是一个滴水穿石、积铢累寸的过程，家长要结合事例灌输荣、善、美、好的意义，也要利用反面教材让孩子分辨耻、恶、丑、坏，从而自觉地趋荣避害，分清是非，为善去恶，健康成长。要从小教育他们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劳动教育
劳动对于七十年代以前的人们来说感触颇深，谈不上丰衣足食，更谈不上农业机械现代化，就凭手推肩扛，吃尽了苦头，所以在劳动教育方面，父母出于疼爱孩子，不让孩子干这干那：“这脏！那累！”，逐渐“劳动”这一词在孩子的头脑中、行动中消失了，有些孩子不爱劳动，特别是这些年家庭的“小皇帝们”，家长更不他们让参与家务劳动，逐渐养成了“不是我的事”这种思想。劳动也是身心的锻炼，亲身的劳动才能体会父母对家庭的付出是多么的不容易，认识到劳动创造了价值。培养良好的心态，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回报家庭、回报社会。那么社会上就少了些游手好闲的人，就少了些违法犯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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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孩在父母的教导下大都养成了文明礼仪的习惯，比如小孩每次出门的时候都要告诉父母他出去了，回家后呢还要告诉家里人他回来了，这都是文明礼仪的体现。其次，日本人也很注重孩子的抗挫折教育。日本的父母从来不会像中国父母那样溺爱孩子。当孩子做事遇到挫折时，中国家长通常会说“要不就不要做了”或者是“我来帮你做”，但日本的父母经常是鼓励自己的孩子自己克服困难，然后取得最后的成功。再次，日本人重视孩子的自立教育。虽然中国也一直在强调孩子的自立自强，但是现在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哪会舍得让孩子自立呢。但是日本父母不一样，日本家庭会从小就培养孩子自立自强的精神，尽量让孩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后，日本人特别注重对孩子创新精神的培养。
中国的孩子最缺乏的就是创新性，在书本知识的禁锢下，好奇心早在摇篮里就被扼杀，思维方式僵化，很少能想出新的东西。但是日本的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鼓励孩子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发掘潜在的创新性和创造性，从而造就了日本的创新精神。总而言之，日本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文明礼仪、自立精神、抗挫折能力和创新创造意识，从而为孩子未来的人格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的家庭教育与中国的家庭教育的差异
日本的家庭教育与中国的家庭教育差异比较大，最主要的差异就是教育理念的不同。日本人非常重视孩子的素质教育，注重孩子的礼仪教育、抗挫折教育、自立教育、创新教育和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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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近家园之间的距离。现在的家庭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长舍不得孩子受一点委屈，导致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家园关系非常紧张。幼儿园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的同时也拉近了幼儿园与家庭的距离，架起了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桥梁。
二、幼儿园对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问题
（一）指导内容不全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各方面的发展特点都不尽相同，幼儿园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也应不同。但是当前，几乎没有幼儿园能够根据每个幼儿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家庭教育指导，在培养思维能力、交往能力、规则意识、动作发展、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等方面均表现出具体的指导性。多数只是对幼儿在幼儿园出现的问题或者家长询问到的问题进行指导。
（二）指导时间安排不合理在家庭教育指导中指导时间上的安排做不到与每个家长的时间都不冲突。幼儿园对家庭教育的个别指导时间通常是幼儿家长接送孩子或开家长会的时候，时间短暂，不能针对幼儿在家庭中的实际问题对家长进行系统、全面的指导；如果专门拿出时间让老师到家庭中去进行指导又会使得教师的工作量倍增，这对于幼儿园来说的确难度非常大。
（三）缺乏更加专业的指导者通过了解发现，家长对指导者的首选是幼儿教育专家，其次是幼儿的老师，再次是“能运用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对来访者家庭的亲子沟通、家庭教育提供专业指导帮助”的专业家庭指导师，最后是有经验的幼儿家长。许多教师由于各方面原因缺乏理论学习，针对孩子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面对家长的咨询不能指导自如，常常显得“无话可说”或“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四）家庭教育迫切需要指导目前，家庭教育迫切需要教师能够在家庭教育中给予指导，使家庭教育更有利于孩子全面健康的发展。比如，家长不能很好的与幼儿进行交流、沟通，不能和孩子成为朋友；不懂得如何与反叛期的孩子进行沟通等等，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
三、改善幼儿园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对策
（一）指导内容全面化在幼儿教育中每个阶段都无法忽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所需要的引导是不同的。但是这个过程幼儿园无法单独完成，需要每个家庭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家长无法对幼儿进行全面、系统、专业的干预，所以幼儿园对家庭教育指导是不可或缺的。幼儿园有必要对每个孩子的教育的不同阶段做出合理的规划，尤其在为孩子一生成长奠定基础的幼儿阶段，要增强改善幼儿体质、培养良好习惯、锻炼生活能力、养成美好品格等方面给予正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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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童及其家庭也不例外。
二、盲童家庭中的教育问题
社会日益进步，特殊教育迅猛发展。盲童家庭教育问题已引起众多人士的注意。
分析而言，盲童家庭教育大致存在两种极端倾向。
1、视盲童为包袱、累赘。甚至认为家中出现盲童是件耻辱的事，是他们给家庭带来了不幸，对他们是冷眼相待。孩子吃的是剩饭，穿的是旧衣。他们除了生活的基本需要能得到一些以外，其他的需要几乎全被忽视。这些家长把盲童送到盲校大松一口气，不再过问，更谈不上与学校配合教育。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盲童大多瘦小、性格内向、胆小、见识少。
2、对盲童过分溺爱或庇护。有些家长总以为是自己造成孩子失明的，对不起孩子。怜悯心和负罪感驱使他们对孩子百依百顺，一切包办代替。这些家庭中的盲童大多娇弱、任性，生活自理能力差。
请看以下两个典型事例：
a、周某，男，四川农村人，家境贫穷。95年来成都盲聋哑学校盲生部一年级就读，先天失明。父母文化程度极低。在县残联的动员下卖掉家中的牛，勉强来读书。学校老师为他捐献了衣服等生活用品。这个孩子在班上表现内向、自卑、见识少，生活和学习能力都很差。老师主动去信与家长联系，杳无音讯，一学期下来到放假也没能见到家长。97年，只读完二年级的他就辍学了。
b、刘某，男，全盲，四川绵羊人，家境中等，先天失明，父母均为国家干部。上至爷爷、奶奶，下至叔叔、阿姨都认为这是个可怜的孩子，家中对他是百依百顺，一切事情不让他动手。92年来到寄宿制盲校后，他根本无法适应集体生活。试读一个月后只好回家。临走时，老师再三交代父母训练、培养他的生活自理能力。95年，当家长再次来校，15岁的他仍要妈妈每星期来为他洗澡。老师感叹说：“5+2=0”（教育效果中老师教5天，家长宠2天）。
可见，盲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即影响盲校的教育效果，更严重干扰着盲童的正常成长。
作为盲校教育工作者，我们很难改变诸如物质环境、经济收入等等无缩性的影响家庭教育功能发挥的客观因素，但是我们却可以，也应该充分发挥盲校的教育优势，起到骨干作用，调动盲童家庭中具伸缩所性的主观变量，如家长的教养方式、教育期望、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等等，帮助家长从质量和效果上优化盲童家庭教育功能。
三、盲校如何指导盲童家庭教育
1、指导盲童家长掌握爱的“适中”性
经验和事实表明，若将有关家庭对教育所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家长的教育态度，依其性质程度的差别绘制成一条曲线，那么家庭教育的功效在轴线上就存在一个优势区间。它对应于轴线即可发现——遵循适中”原则。
因此，结合盲童家庭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应引导盲重家长正确、适中地对待孩子。
对盲童冷漠无情、缺乏家庭温暖的爱和一昧溺爱、偏爱都会扰他们的教育产生不利的影响。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就指出：“严厉和慈爱——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正如食物－样，爱是要求有一定份量的。”这就是说双亲对子女的爱应是有理智、有分寸、符合适中原理的。
盲童家长应懂得：盲童也是儿童，他们与一般儿童有着同样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家长对他们既要慈爱和保护，又不能怜悯和过分庇护。全体家庭成员都要给他们适中的关心和温暖。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更要一视同仁。只有这样，父母的爱才能转变为巨大的教育力量；家长对盲童的启蒙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功效。
2、帮助盲童家长掌握基本的盲教知识
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儿童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是其理论基础。盲童家长在掌握它们的同时还要融入特教知识，了解盲教育特有的教育内容、方式和原则。
开设家庭教育系列讲痤，是普及盲童家庭教育知识的好形式。讲座应根据不同年级的特点来开设，同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便于不同层次的盲童家长接受和操作。长期以往，定有收获。以我校一年级新生任丽为例，其家长在学校家教培训班上学会盲文后，节假日时间辅导孩子完成作业。孩子惊喜地发现：“我爸爸也会盲文。”于是，她常常同爸爸探讨问题。孩子与父亲进行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交流，更是心与心的沟通。
3、开展教育咨询，及时解答盲童家庭教育问题许多盲童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存在困惑，他们希望教育好孩子，却没有科学的方法。这就需要盲校教师为他们排忧解难。家庭教育咨询，是帮助家长质疑的比较理想的办法。咨询活动可以根据寄宿制盲校特点，定期与不定期结合，每学期开学、放假，每周末都可进行；校内与校外结合，既可采取谈话方式，又可采取书信、电话联系等方式。咨询内容可分为盲童生理卫生、健康保健、心理、学习等方面。
4、组织盲童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
盲童中不乏有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例子，高中班的袁悦悦就是一例。他父亲是正常人，母亲是盲人。别人眼中不幸的家庭却充满生气。在家庭的教育、影响下，他性格开朗，爱好丰富。学习成绩优秀，业余时间还练习钢琴。他的志向是考取长春大学。盲校可以挖掘这些“教子有方”的先进经验，帮助家长总结提高，并组织交流。同样有盲孩子的家长间的交流会更为生动、形象，有亲切感。他们成功的例子才更有说服力。与此同时，成功的家长也会倍受鼓舞。
5、其他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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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莉曾多次讲到，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件难事，她庆幸自己做到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就是她的一次成功尝试，她以具体案例为呈现方式，以若干议题为结构形式，完美再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希望更多的人接触到正确的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实现教育理论功能的最大化。
在攻读硕士期间，尹建莉就非常关注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更注重人们在教育案例分析中进行理念的提升。作者教育学素养深厚，看似分析与论述一个个典型的教育案例，实则论证了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作者对于儿童道德培养、学习习惯养成、课外阅读、个性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全书既有作者统一的教育理念，又处处显示出作者在处理教育细节中的教育智慧。她将一些先进教育理念灵活运用于教育细节中，引发专业教育者深思，更使那些没有教育背景知识的人从中受益，如卢梭的将“儿童当作儿童”的自由教育思想。她强调，儿童“并不是为‘长大’或‘成功’、‘成才’活着”———童年不是成人的准备阶段;儿童天性是向善、上进的，“儿童没有过错，只有不成熟;而不成熟才意味着有生长空间和成长可能。”
教育不能过于保护、干涉、指令、管制与操纵，要促进儿童形成自信、自尊、自爱的品质(“不管”是最好的“管”);以“干净”的眼光看儿童，尊重儿童，促进其自我教育(此思想贯穿全书);不仅正确对待孩子的优点，更要接受孩子先天的性格局限(像牛顿一样);注重儿童在学习中的快乐体验，让儿童体验学习过程本身而非结果所带来的乐趣，培养儿童正确的学习品质(开“小卖部”、替孩子写作业、不写“暴力作业”、学习不要“刻苦努力”、不考100分、考好了不奖励);阅读在儿童智力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被魔杖点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温暖、幸福的家庭环境对孩子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自己不带孩子就是渎职、幸福的家就是五星级宾馆);真正赏识孩子，以肯定和激励，带给孩子愉悦和成就感，进而产生真正的幸福感和动力(只设“记功薄”，不设“记过薄”);培养具有批判精神、有个性的公民(可不可以批评老师?)。在书中，尹建莉提出如下教育理念:第一，“教育小环境”理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能完美到可以解决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问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有的世界，他的成长，取决于和他接触的家长和教师给他营造的、直接包围着他的‘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状况，才是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个教育小环境中，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作为和孩子接触时间最早、最长的关键人物，是‘小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件小事上如何引导孩子，如何处理和孩子的关系，几乎每一种细节都蕴含着某种教育机缘。对细节的处理水平，区分出了家长手中握着的是锄头还是刻刀———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记得刘墉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一个人幸福与否，不是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的，而是由他身边接触亲密的六七个人所决定的。而家长正确营造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小环境”，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教育理念，“‘方法’固然重要，但再多的方法也无法穷尽一个人遇到的所有教育问题。正确的教育理念则如同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不同的锁。”
第二，儿童教育细节理论。尹建莉指出，“在孩子幼小时，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可能成为蕴含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儿童教育中无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都可以扩展为孩子的一个好习惯或坏毛病”。“童年时代的每一种体验都可以在生命中留下痕迹，孩子没有‘小事’，每件小事都是深刻地影响着他成长的大事。每件小事都是最初抓在手心里的那把雪，可能滚成一个硕大的雪球，对未来形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南美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有可能引起北美的一场龙卷风。”父母的教育细节处理决定着最终教育效果的成败。“人们在挖掘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时，习惯从宏大的视角和背景入手。事实上，在同一种文化形态和公共教育理念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成年后在道德、人格及能力上有巨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家庭，生命中的第一启蒙者———家长的教养态度的不同。”她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父母得到了一块美玉———自己的孩子，都从“爱”这一起点出发，由于日常生活细节处理的不同，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如果家长手中握着的工具是刻刀，会得到令人满意的作品，如果是锄头，只能变成更小的玉，并越来越失去价值。秉承此理念，书中列举了一个个教育案例的细节处理并加以理性的分析与论证，大都以正面和反面两方面分析，希望家长在接受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教育细节的处理，如逗孩子与捉弄孩子的区别、替孩子写作业与不写“暴力作业”(惩罚性作业)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如何对待孩子的优点与缺点、“好”阅读与“坏”阅读，培养课外阅读习惯与只注重校内“语文课本”学习的局限性分析、性教育的技巧与时机，等等。
第三，自由教育理念。尹建莉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让别人去‘管’的，自由是每个人骨子里最珍爱的东西。儿童尤其应该舒展他们的天性，无拘无束地成长。儿童是一个完美独立存在的世界，他幼小身体里深藏着无限蓬勃的活力，他在生命的成长中有一种自我塑造、自我成形的表达潜力，就如一颗种子里藏着根茎、叶片、花朵，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会长出来一样。”
石中英认为，自由教育具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三种精神。自由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物、以人为工具的教育，自由教育反对外在的强制，主张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自由教育本身具有民主精神，尊重学生的不同见解与看法，反对专制教育，以培养民主公民为己任;自由教育是指向儿童的理性发展并有利于儿童理性发展。
针对现在学校教育中过于注重训练、机械重复与记忆，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保护、过份管制、操纵等，尹建莉主张关注儿童的心理感受与成长，充分尊重儿童，给其一定的自由空间，老师与家长的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孩子逐步养成自律、自我教育的习惯，形成终身受益的优秀品质。另外，《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理论性还表现在作者规范的学术写作上。作者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的教育著作，如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弗洛姆、蒙台梭利、叶圣陶、陶行知等人的著作，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有着更深的体会与思考，并非理论的简单重复与堆砌，而是将其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中，为我所用，这恰是教育学者所必备的优秀品质。
文化价值是该书得以畅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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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要符合特殊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近些年来，教育界逐渐认识到学生个性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以人为本”的教育口号，这也是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家庭教育相对于学校教育更加关注学生个体，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一方面，家长要了解特殊孩子不同阶段，身心发展的变化，采取“就近发展区”教育原则，教育内容要难易适中，不能拔苗助长；另一方面，家长要了解孩子性格、爱好等，学会换位思考，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从孩子的需要出发。家长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而是要认识到孩子只有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才能持续的、长久的做下去，个体发展的根本动力取决于内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因材施教”。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不少特殊学生由于生理上存在缺陷，导致心理也不健康，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于特殊学生非常重要。人生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世界总的看法和认识。首先，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生活是多彩的，但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每个人都要学会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把握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其次，正确认识自己，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聪明的人对自己总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知道自己今后能走多远，飞多高。人的生存离不开现实的物质世界，自己的主观一定要符合客观，何况每个人的起点和机遇是不一样的，即使今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要学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理想是人生的航标，是为之奋斗的目标，人不能没有理想，否则生命就没有了支撑点。
所以，人做事时要学会脚踩者地，头顶着天；最后，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世间的万物都是以辨证的关系存在的，如：高与低、胖与瘦、刚与柔等等，社会亦是如此，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家长不能让孩子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中，而是要让孩子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在面对诱惑时，有自控力，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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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学校里,同学之间、家长之间,会出现鄙视,互相排斥等不和谐的现象,这些都是摆在学校一线教师每天面对的问题,处理不当,会引起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加强学习,共同关爱
(1)首先,创造机会,多为家长充电。学校里有家长委员会,通过家委会举办一些家长沙龙,大家通过这个平台相互交流育子心得,相互沟通,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家长的教育更有模仿作用和实际操作性。其次,学校经常会举办一些亲子活动,让家长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中。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了孩子在校学习的真实情况,通过学校印发的家庭教育的知识学习,也了解了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实际要求,这样就为家校的良好沟通,合力开展孩子的教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举措让他们认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家庭教育中正确对待孩子的教育方法。
(2)引导家长为孩子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在育人过程中,环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古以来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家庭环境的良好程度,对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麻将声声,吵闹不断,居无定所,父母离异。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都不能保证,如何能保障孩子正常的心理呢？这些因素都难以保障孩子安心学习,安心做着自己喜欢做的活动。所以家长应该为孩子创设好和谐、安定、民主的良好的氛围。
(3)教师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教师在充分指导家长家庭教育外,不能放松对这些孩子的关爱,而更应该对他们以三心:偏心、爱心、耐心。对于他们,教师要格外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平时所犯的错误或者过失,不能一味地指责、批评,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武断下定论。在我班级中,小丁是一个比较憨厚的孩子,黑黑胖胖的。平时在班里一直沉默寡言,不吵不闹,但是在学习上不够自觉,家庭作业拖拉。面对这屡教不改的他,我很生气,于是就跟着他回家,进行家访。他的家在一幢二层小楼里,小楼被分割成若干多个房间,住着不同的民工,他家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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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结构的调整变化，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土壤明显缩微
30多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颁布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个大家庭多为三代、四世同堂，大院里子孙们和长辈们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和机会聆听爷爷奶奶讲故事、说书等；随着现代家庭的小型化发展，孩子多和父母（三口之家）在一起，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伯姨舅及其子女分开生活，相处时间大大减少，这样，孩子们很少能聆听长辈讲述精彩的民间传说、故事等；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父母由于外出打工，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看，一天多在学校，仅有一定时间和爷爷奶奶相处，孩子又常常被宠爱，想干什么就让其干什么，不情愿接受传统文化知识，爷爷奶奶也就不再强求对其传授；一些中青年父母即使有点儿闲暇时间也感兴趣于现代时髦的休闲娱乐，对本民族史诗、歌谣等传统文化既缺乏主动从长辈中习得的意识，又缺乏积极给后代传授的意识，导致文化断链现象；计划生育带来家庭成员锐减，也使家庭人际关系由复杂变得简单，孩子们在家庭生活中很难像以前大家庭成员相互间立体的、纵横向的相处家庭社会关系,更体验不到传统式家庭生活的社会经验。这些都减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的传承土壤。
2．学校教育的集中作用，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机缘大为削减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子女在学校随着学习升级、知识增长、学习外语和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比重不断加大；家长又为子女升学、出国、工作等考虑，将其送进私立、贵族学校，让他们全封闭式地接受书本上的精英文化，学生很少有在家乡、在家里接受本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教育的机会和时间。笔者2010年7月在兵团八师133团维吾尔族居多的9连、7连调研时了解到：这两个连队距团部3-5公里，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该团民族中学教育（设在9连，含小学）逐渐由盛到衰，2007年秋季开学，团教育中心将各年级总共仅有的40余名小学生最后并入团校。之后，7连、9连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都要到团部去上，维吾尔族儿童、少年接受家庭教育的时空大为减少。
现在，民族地区（牧区）的民族教育随着寄宿制、内初班、内高班等多种办学形式的发展，许多父母将子女送入寄宿制、内初高班或民汉合校甚至汉校上学，鉴于长期住校、寒暑假才能回家的现实，一些民族学生渐渐生疏母语。这样，子女与家长、家乡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少，因而，减少了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机缘。
3．现代生活的丰富多样，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环境受到影响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在代与代的传承中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这一客观条件改变了，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从沿海到边疆、城市到乡村，随着电视、电话的普及，加之电脑大量涌入家庭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老艺人一般将独有的技艺传给自家后人，许多技艺都是通过家传的方式一代代地传承发展；现在，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许多年轻人愈来愈向往大城市的生活，热衷于流行、通俗、牛仔、摇滚等现代派的生活方式，更多地关注网络媒体的现代化信息。而对传统生活方式认为简单老套，不赶时潮，对古老的讲故事、聆听歌谣等家庭、家族教育不再感兴趣，家族世代相传的雕刻、陶艺等技艺绝活也出现青黄不接现象。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子女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的传承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庭教育保护的若干思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家庭教育中，应当既重视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又要给子女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下一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加之有些家长一味“崇洋”或认为传统老土，使得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较为困难。一方水土要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在这方水土滋润下创造了适宜的本土文化，并要一代代传承和发展。所以，文化教育不能忽视养育我们的本原文化，而家庭教育正是体现本土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上述分析了非遗家庭教育保护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在此针对共性问题，认真思考、探讨实施科学有效的抢救与保护的共同措施，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庭教育保护。
1．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赋予传承人相应的权利
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技之长、多才多艺的家长都是非遗家庭教育传承与保护主体，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具有激励作用。身先士卒，言传身教，教子带徒传艺、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质在文化的传承，即世代相传。保护了传承人也就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传统与现代结合，为非遗家庭教育营造传承环境氛围，赋予传承人相应的权利。
（1）在国家、省、市、县分级保护体系下，持续地、一贯制地确定相应层级的传承人（家庭教育传承人），对他（她）们掌握和传承的独特的娴熟技艺给予认同和认可，赋予相应层级的传承人荣誉称号和权利。
（2）从物质、精神上有权享用国家、地方政府赋予传承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荣誉称号，享有发展自己所特有的非遗的权利。
（3）有权将自己所特有的技艺、技术传给后人，向子女、学人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若场所、基础设施等不足、开展传承活动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当地政府协调解决。
（4）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非遗标志的旅游纪念品、学术研究等活动，贡献给社会，或取得相应的报酬，以带动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文化产业发展。
（5）国家、地方政府采取激励机制，关注、扶持传承人的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按技高艺精、传承队伍规模和贡献大小等实行分级保护，动态管理，褒奖杰出传承人。建立以国家级、省、市、县级保护体系的传承人为传承主体的家庭教育传承模式，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津贴的形式给予传承人资金资助，确保其生活无忧，使其安心从事传承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命名方式授予传承人一定的荣誉称号，给予其一定的精神奖励。此外，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公务人员，还要及时掌握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力所能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暂时不能解决或本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应及时跟传承人耐心的解释与说明，和传承人建立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赢得传承人的信任，让传承人全神贯注地从事非遗的教育传承工作。
2．传承人应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履行家庭教育传承义务
传承人在享有政府给予特殊补贴、荣誉称号、传帮带等各项权利的同时，还应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这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积极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义务。
（1）传承人应有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增强自己进行文化传承的自觉行为，设法改变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保守自发状态，走向开放自觉的传承之路，扩展传承的范围和途径，积极主动地营造良好的传习环境，激发和培养孩子们学习非遗某类知识、技能的兴趣和特长。
（2）传承人应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尊重传统文化根本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沿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本着既要守望精神家园，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精神，敢于继承、创新和发展，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力及其在现代社会延展的生命力量。
（3）传承人积极采取措施，完整地保存、保护好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艺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
（4）传承人身体力行下应积极走出去，热心参加自己擅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传习展演等公益活动，开拓眼界，带徒传艺，培养新传承人。
篇10
致谢
此刻的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昨天还烈日当空高温30度，今天却温度骤降，天色大变。来金华六年，早已习惯了这反复多变的气候，也习惯了许多原来的不良习惯。然而至今却仍没有养成轻松地表达自己情感的习惯，正如此刻的自己，直视电脑屏幕上那简简单单的“致谢”二字良久，却始终没有键下一个字。我己经能够深切体味鲁迅“说不出话来”的境地，只不过他是被太多的愤懑压抑胸口，而我却是因太多的谢意感动而哽咽。
感谢我的恩师——张维忠教授。清楚地记得二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电话，五分钟考虑时间，我做下了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抉择，放弃区域经济的保研机会，选择了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于是，我得以有机会投在张老师门下，开始走上了一条饶有趣味又不失深度的学术之路。张老师常吝于言敏于行，寥寥数语却总能醍醐灌顶，用无声的行动来展示治学为人的五彩哲学，他用严谨治学扎实研究的实践来诠释靛青般深厚的学术态度，用火红热情的赤诚之心来教育我们待人接物之道，用黄色雏菊般温暖关爱的教学方式让给予我们有了家庭式的幸福感，用有如蓝天般广褒宽容的胸襟来提点我们如何笑面生活，正视挫败，用青春活力积极乐观的绿色生活来告诉我们快乐其实可以随时随地。张老师用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从最初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迷茫到今日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觉醒，从彼时的搜肠刮肚、生搬硬套堆砌文字，到此刻为这四万余字的毕业论文点击保存，是张老师引领着我一路成长。在我为前途担忧迷茫，为论文焦灼困顿时，又是张老师一次次无私给予慈父般的关爱——让我挺过了那些难关。在这短短的两年间，我曾在心里无数次的默念谢谢，但是今天，在面对着这从选题伊始到最终定稿都饱浸张老师无数心血的四万余字时，却发现这简单二字已经无法负荷内心那无限的感激，我想唯有用更加努力地追求卓越才是对张老师最为真切的回报。
感谢傅克昌老师，您的风趣乐观、豁达睿智常深深地感染着我，每次看到您那充满童真的笑容总会不由自主在您面前装嫩起来，真的很庆幸三年前能成为您指导的实队的队长，使我能够更多也更早地向您学习。
感谢杨光伟老师，您的认真细致、严谨执着让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对于学术的无限热爱，您所作的研究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震撼，为我们开阔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感谢徐元根老师，您那丰富的人生阅历，低调的处事原则都给我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指导。
感谢蔡铁权老师，您那深厚的专业素养使我们这些晚辈为自己的浅薄而汗颜，您那严谨的教学态度以及对白己近苛刻的学习要求都让我们为自己的懈怠而愧疚，您那曲折的求学经历，执着的治学精神更让我们对您崇敬不己，虽然在师大不过短短六年，却有幸二度聆听您教授的课程，大一的《科学史导论》让我至今仍印象深刻。
感谢温州二中的谢树光老师对问卷的指导与建议，感谢温州第二中学、温州中学以及温州第十一中学师生，是他们的积极配合才使得本论文的实证部分得以顺利地进行。
篇11
我生在教育之家我出生在东江边上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教龄长达35年的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能干的妇女干部，后来也在学校工作。我的一位姐姐是教师，我的嫂子是教师，我的弟媳是教师，我的爱人和我都是教师，一句话：我的家是教师之家，我以教师之家为荣！
我在教育中长大我能当教师，除了家庭的影响外，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深刻。由于当时小镇上没有学前教育，我在写小写“3”的时候写成了像在飞的小鸟。是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学会的，就像我妈妈那样，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妈妈。从此，在我心中播下了当教师的种子。
18年前，我从东莞师范学校踏上了深圳这片热土，走上了神圣的讲坛。从此，教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宝贵的18年中，我上过语文、数学、美术、体育、劳动、思品、信息技术等科目，当过多年的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教导主任、教科室主任等职，参与组织过区一级、市一级和省一级三种等级学校的创建工作。多次被评为区先进教师、区优秀班主任、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_党员。近年来，在省、市级报刊发表的文章达16篇。2001年被评为区语文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主持*小学教导处工作以来，贯彻落实校领导正确的办学思想，扎扎实实落实素质教育，*小学的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我深深地体会到：能在高水平、严要求的校长领导下做事创业，是非常幸运的，虽然工作累点苦点，但能学到小学、中学、大学难以学到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
我要在罗湖教育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以上的人生经历，为我今后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有百倍的信心当好校长的助手，协助他办好学校，让学校上档次，上水平，为罗湖教育强区增光添彩。
当前，教育战线正迎来了改革的春天，各项改革措施逐步推出，素质教育实施正方兴未艾。面向全体，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面向全体”就是坚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教师帮助每一个学生得到发展，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全面发展”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如果有幸当上副校长，我将协助校长做好分管的工作，并实行“一个转变，三个改革”。一个转变就是转变我们的人才观：我们小学的任务是把儿童培养成具备初级生存能力的少年，为初中输送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合格并有特长的生源。
一改教学法。我崇拜的教育家有很多：卡耐基、杜威、孔子、陶行知、支玉恒等，然而我最崇拜的是现代教育家魏书生。他成了我学习的偶像，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学到了不少教育教学的经验。我特别佩服他的教法，他身为中学校长，不但当班主任，还担任语文课，还要经常在外作报告。按道理，他所任教的班级一定是差班，不说差班也一定是后进班。但事实胜于雄辩，他所带的班级不但不是后进班，而是先进班，学生语文科成绩名列前茅。我左思右想，他与我们传统的教育方法不同，他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大大地挖掘了学生的潜在能力，使学生在发现中学习，在创造中进步。他把学生分成语音组、词语组、语句组、段落组、写作组等。学生在自学过程中，有哪一方面的问题，就去找那个小组的成员解决。学生如此学习，他当然可以自由了。我也在小学生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针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怕写作文、日记的问题，要求学生亲自种豆子，把劳动的经过和豆子发芽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不但喜欢写作，还写得好。到了六年级，不少学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以此为素材写的论文获得了中央教科所学法指导论文二等奖。
二改教材。新一轮的课程教改革早就定好了调子：国家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课程体系；实行一纲多本；打破出版、发行的大一统局面。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作为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对这一改革从内心感到高兴。一是我们有选用教材的权利；二是我们可以编写校本教材；三是实行综合课程后，我们的课本种类可以大大地减少，学生的书包将会真正地减轻，才能把素质教育深入地开展下去，教师才能抽出一点时间去进修，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目前，*小学围绕科普兴校这一特色，正在进行“三模”科普活动课程的研究和开发。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把教材开发出来。届时，我们还要申请鉴定和专利。
篇1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问题
目前，对中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并没有特别明确和权威的说法，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进行推测。曾祥芹主编的《古代阅读论》一书，选录自先秦至晚清两千五百余年来名人、学者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是我国古代阅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例言中写到：“本书把我国古代阅读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为开创期；秦汉至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至两宋为成熟期；元明清为期。”而对这一分期，在该书的《引言》中，周振甫却认为先秦和秦可以合为一个时期，作为“中国阅读学的开创和限制时期”；从两汉到魏晋六朝，称为“阅读的复苏和发展期”；唐宋两代为“古代阅读理论的成熟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明清两代称为“阅读的复古和丰富时期”。虽然，他们讨论的是“古代阅读学”的分期问题，但其与古代阅读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阅读”与“阅读学”相混的[1]。
关于我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问题的论文，目前笔者所见到的也只有鲍盛华非常独特的划分：阅读的“神谕时代”（甲骨文时代）；阅读的“圣人时代”（春秋战国）；阅读的“史官时代”（汉朝）；阅读的“诗人时代”（唐宋）；阅读的“小说家时代”（明清）。作为阅读史研究中一种新的探索，鲍氏总结出明清以前从“神性”阅读主题到“人性”阅读主题的变迁[2]。
但当我们单独从女性阅读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阅读的发展与占主流的男性阅读而言，是相对隐形且滞后的，需要对阅读史的分期或者发展历程的表述作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历史分期叙述的。笔者认为，汉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阅读的萌芽时期；古代女性阅读正式确立开创于汉；唐宋得到发展；明清相对。
2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阅读的萌芽阶段
我国古代最初的阅读应该可以推算到对甲骨文的阅读。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从母系社会的高高在上开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贵族妇女在公私两个方面继续受到社会尊重。在对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学者提到妇等二十多名贵妇先后参加过用作卜辞刻字的龟甲兽骨的收集整治和作为重要文献保管的甲骨文、卜辞归档查阅工作[3]64，笔者认为这应该可以视作最初的女性阅读源头。关于这些情况的记载，更确定的来源是甲骨刻辞本身。根据对现有的甲骨刻辞的统计，有关“示屯”的刻辞共有198条，其中约有100条是女性所“示”，另98条是男性或性别不定。基本可以说，“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担。关于“示屯”的含义，学术界虽还有细微争议，但大家都一致认为，是与龟甲相关的事务[4]。在殷商王室，无论是收集或验收或整理龟甲兽骨，都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而贵族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职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测，在最初的阅读萌芽的时候，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离文本还是相当近的。当然，由于文献数量的稀少以及意义的重大，当时无论男女，都是只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层面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近文献，实现“阅读”。
但春秋战国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本载体形式的变革，这种文献和学术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陆续登场，私人讲学和私人藏书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了“士”这一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阅读也因此进入了“士”人生活。但对女性而言，阅读却并没有因此更好地开端和美好地发展。当时孔子开门办学，弟子三千，却没听说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从此流传千年。随着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的广泛传播，“牝鸡之晨”“妇无公事”的说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领域话语权之外；统治阶级提出“妇人，伏于人也”“妇人有三从之义”的准则，逐步开始确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礼制，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男性读书受教育是为了服务社会，而对女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异与男性，阅读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测应该也有极少数女性在阅读，其读物多半应该是一些儒家的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礼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礼记》中记载较多，尤其是《礼记・内则》篇，专门针对女性礼教罗列许多细则，成为后世层出不穷女教读物的源头。
秦代是我国阅读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朝代。禁私学，焚书坑儒，让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阅读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阅读也谈不上有进步。
上述情况，大多属于推测的“本体性”的女性阅读历史，而实际上，历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这一时期，却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对女性阅读研究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阶段的女性阅读我们姑且称之为萌芽阶段。
2.2 汉代：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确立和开端
汉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从此确立了儒学各个方面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引领着国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列为“可求之于天”的“三纲”，“三纲五常”逐步成形。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层次的学校，同时，私学也十分发达，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男性教育更加向大众层次发展[5]，女性教育亦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但通过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阅读逐渐清楚地浮现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汉书》《后汉书》对汉代女性阅读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班昭、顺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读物（包括书名和篇名）有《诗》《窈窕》《德象》《女师》《易》《春秋》《楚辞》《周官》《董仲舒书》《论语》《韩诗》等[5-6]。
这一时期，对女性阅读来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事实：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现及女教读物的确立，二是女性藏书家的出现。
女性著作的出现反过来印证了女性阅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密切）。据《历代妇女著作考》[7]记载，汉代是最早出现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计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选。其中班昭的《女诫》，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教导妇女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国古代典型女性读物的开端。班昭可以被视为汉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妇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诫》中还提出“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艺也”，第一次将女子之“才”与“德”对立起来。当然，论及汉代女教专著，还不得不提到我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列女传》，这部由男性撰写的女性传记，与《女诫》并列开创女教的先河，同时，也正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基调。这一时期虽有女性坚持自主阅读，但整个社会风气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舆论还是比较排斥的。例如，东汉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对她这种破格超常的举动却十分不满，常责怪她：“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6]277
汉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位女性藏书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亲蔡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膝下无子，将很多心血都用在培养自己的女儿身上，蔡文姬因此博闻强记并才气出众。蔡邕死后，他的藏书曾一度全归蔡文姬所有。这也看出私人藏书的发展为女性阅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女性阅读已经从宫廷到官宦向下延伸发展。当时社会，女性与藏书的接触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书，基本是与女性无缘的，特别的例子是汉和帝召班昭入宫，让她阅览皇家藏书处“东观藏书阁”的图书，以使她继续完成其父其兄遗留下的《汉书》的编辑工作。女性与家庭藏书的接触虽然比较容易，但也得取决于家庭男性对女性阅读是否积极支持。接触藏书已属不易，能够以藏书家身份出现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只有区区几个女性藏书家。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汉代女性阅读虽然还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但确切存在，并小有影响。
2.3 唐宋：女性阅读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对女性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不少女才子，还有女性举办学校，进行授课，甚至产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请到官学中任教[9]。这样推测，魏晋时期应该是女子教育、女性阅读的一个小亮点时代，女性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
接下来的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兴盛的时期，对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个相对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个社会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女性阅读得到较大发展，参与阅读的人员层次从社会高层继续向社会下层扩展，阅读文献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唐朝时期，宫廷阅读和女教读物得到极大发展，经武则天亲自动手编写的教科书和读物就有6本之多，长孙太后也亲自作《女则》[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书，如《女论语》《女孝经》都出现在此时，尤其是《女论语》成为唐以后影响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书。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经典之外，女性阅读的书籍类型已经非常丰富，诗歌文学、佛道经典、历史艺术等几乎所有男性阅读的范围都有涉及。并且，随着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开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宫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间女性也不乏热爱阅读者，社会中下层、社会边缘人群也出现了不少才女，如鱼玄机、薛涛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诗歌阅读和创作的极大发达，据统计《全唐诗》录入诗人1895人，其中妇女作者多达124人，约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学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开始逐渐严厉起来。这些对女性的教育和阅读都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因为宋代文教发达，书籍流通普遍，为女性阅读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宋代的社会舆论也有支持女性阅读的，“宋代士人在墓志书写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赞美女性的阅读。”宋朝女性阅读的范围也如唐朝一样，非常多元化，同时随着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书籍阅读也占据了女性阅读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过对宋代206例女性阅读者的墓志统计，得出各门类书籍的阅读人数比例，其中佛道经典占据第一位[11]。
说到宋朝女性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个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词人，同时也因为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收藏的缘故，称得上又一个女性藏书家。她的《金石录后记》记述了夫妻俩的读书之乐、藏书之乐和校书之乐，保留了古代中国女性阅读活动的生动细节，非常难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阅读的阶段
元朝统治期间，推行汉化，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并强化着儒家对女性的诸多规矩。这一时期还是有宫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阅读汉文文献。整个社会的教育还是以传授中原文化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阅读的还是比较多。当然，元代阅读状况地域性比较明显，汉族比例大的地方，传统阅读的力量依然强大。此外，对于其他层次的女性阅读，学者陈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极一时，女冠无不识丁者”，道教经典阅读应该是首当其冲，甚至“儒学无女学，道教有女学”[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不少女性喜爱的剧作，如《西厢记》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们也是当然的女性阅读者，虽然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大都比较低微[13]。
明清时期是古代女性阅读的期。这一时期，女性阅读的普及率达到新高。明清时期，我国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据称，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总和还要多。”[14]女教文献的编篡也达到顶峰，女教书籍的种数很多，如广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书》出现，同时更为通俗或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如《女三字经》《闺范》等也大量刊印，满足了各个层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阅读需求，从而使女子读书越来越普及[15]。
明清时期的女性阅读活动发展到的另外的表现是：阅读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男性对女性读写活动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阅读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带，女性阅读有了小团体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学习。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陈文述等公开招收女学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读书社团或诗社，女性读写的地点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空间。社会对女性阅读、女才子充满好感，家有数位才女的叶绍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将女性之才与女性之德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数量也是空前的，《历代妇女著述考》中著录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够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阅读的女性，这也从另外一面证明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普遍。当然，这些发展因为地域经济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经济发达地带。
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阅读几无限制，什么内容都有，小说、戏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爱，这一时期女子对《牡丹亭》的热爱十分有代表性，从单纯的阅读到阅读的点评，甚至有女性据说因痴读《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价。此外，清代弹词小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女性所写的《再生缘》《笔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读者喜爱。
与此同时，明清却又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并盛行的时代，自宋以来对女性的礼教束缚也达到顶峰，反对女性读书的舆论也大量存在。像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明代天一阁，其创始人――大藏书家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很严格的族规，有一条就是“女子不得上楼”。连楼都不能上，更何况与藏书亲近并阅读？
3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特点
首先，由于阅读目的不同，两性阅读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视经典，女性则有专门的女教读物。此外，男性由于经世致用，读书都是为了出仕，对文学，如诗歌词曲并不是特别重视，而女性阅读，由于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大多出于休闲和爱好而读，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学类读物自然成为她们阅读的重点，诗词、戏曲、小说都深受女性喜爱。
就阅读的场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没有走向社会，相应地女性阅读的场所一般都封闭，有人形象地将女性的阅读形容为“在围墙中阅读”[17]。这种封闭性，使得女性的阅读更多的是依赖父亲、兄长、丈夫等家庭男性，从而缺乏独立性。
再就阅读的发展而言，女性阅读起步迟，发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达到的也远远逊于男性。据统计，19世纪末，30%到45%的中国男性识文断字；而20世纪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国妇女识字，其具体情况视地域而定[18]。同时，女性阅读的发展还随某一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就阅读大环境而言，女性阅读一直在有社会的反对声中发展，而男性阅读任何时代都是被鼓励和支持的。
此外，在阅读研究方面，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主流阅读的差距更大，特别缺乏关于女性自身阅读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述。
当然，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男性阅读毕竟都属于中华阅读文化范畴，放到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之间自然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程焕文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图书在内容变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经重道”“经世重史”“轻器斥技”[19]，基本上我国古代阅读无论男女，阅读的重点都相同，同样地重视经书，同样地重视史书，同样地轻视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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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1-102.
篇13
哭嫁歌是在哭嫁仪式上所唱的抒情歌谣。所谓哭嫁，亦称“哭出嫁”、“哭嫁囡”、“哭轿”、“开叹情”、“啼惨切”，汉、土家、藏、彝、壮等族婚姻风俗，是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活动。它也是一种曾广泛地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在我国，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甚为风行；在国外，当作仪礼的哭唱与哀泣，不仅发现于印度，还发现于近代的希腊以及德国一些地方的婚嫁过程中。我国上古典籍中极少有哭嫁的记载，学者们仅从一些只言片语觅其踪迹，如《周易·爻词》中有：“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白马班如，泣血涟如”，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哭嫁习俗的最早记载，即把这一习俗与掠夺婚联系起来。《礼记》卷第六《曾子问第七》有：“孔子日：‘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先秦存在哭嫁之俗的证据。不过，真正明确记录哭嫁歌的还是南宋时进士周去非《岑外代答》卷四《风土门·送老》，其中说到：
岭南嫁女之日，新人盛饰庙坐，少女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日“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穷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
到了清代，一些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如嘉庆年问湖南的《宁远县治》卷二，记下了该省南部五个州县哭嫁歌的流行情况：
宁俗：于嫁女前一夕，具酒馔，集妇女歌唱。歌阕，母女及诸故伯姊，环向而哭，循叠相继，达署乃止。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道、宁、永、江、新五州，如出一辙。
清末光绪年间，广西《迁江县志》卷三有：
婚嫁，女家于前三日，请亲友妇女，终夜唱歌，谓之“离别歌”，言其别父母兄弟之情也。又谓之“送老歌”，言其姑表姊妹，送之偕老也。
民国初年以后，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多了起来，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刘万章的《广州旧婚俗》、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黄占梅等主修的《桂平县志》，以及解放后的各种风俗志、婚俗志、地方志都有相关的内容。“从哭嫁歌文本内容来看，涉及封建社会生活较多，应该是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并习以为俗的。近代，哭嫁之俗尤甚，有“不哭不发，越哭越发”之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婚姻家庭制度随之变革，哭嫁歌亦失去生存的土壤，渐趋消亡。现在，仅在交通闭塞、落后贫困的某些边远地区(如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尚有残留现象。
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处在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 (哭嫁歌便是其中一例，八十年代在该地许多地方仍然流行“陪十姊妹”风俗。直至今天，在偏远的山村，也还有姑娘在出嫁时哭嫁。虽然哭嫁之俗在本地曾盛行，至今尚存哭嫁遗俗，但有关土家族哭嫁歌的文献材料却很少，现可见的最早的是清乾隆时期著名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一首竹枝词：
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
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此外，我们可以从本地区各地方志中了解到土家族哭嫁歌的基本情况。如《利川市志》记载：
本地姑娘出嫁兴“哭嫁”。不哭、哭不好则被认为不吉利，不能干，因此，凡姑娘从小就要学“哭嫁”。“哭嫁”时间一般3～7天，多则长达一月之久，每天傍晚开始，半夜方休，哭时一般都有九个未婚少女陪伴，俗称陪十姊妹。越近嫁期，陪哭者越多，哭声越大。哭爹妈的恩情，哭姊妹的离别，哭兄弟的情义，哭出嫁后做媳妇的苦楚，其情切切，哭而不哀，以哭代歌，悲喜参半。上轿前夜，姑娘要跪在家亲内戚面前一个一个的哭诉，既道离别，又讨“打发”，通宵达旦，直至次日上轿方掩面收场。
《长阳县志》则简要记录了“陪十姊妹”的情形：
女出嫁前一二日，女家须请人为其“开脸”(扯苦头发)，“上头”(束发挽簪)，然后“请少女九人，合女而十，陪十姊妹”，唱姊妹歌，互道离别情。出嫁女自唱名“哭嫁”，其歌哀婉缠绵动情。
恩施、建始、巴东、鹤峰、成丰、宣恩、来凤等地的县志也有类似记载。
虽然许多民族都有哭嫁歌，但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鄂西土家族的哭嫁歌都具有代表性。而且，当地参与过或者观看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深刻记忆使我们有可能更为真实、生动地了解哭嫁歌在历史上兴盛的真正原因。
二
对哭嫁歌的研究，始于拉法格1886年《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我国则以三十年代末期刘伟民先生对广东东莞婚歌的搜集与研究为发端。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哭嫁歌作了进一步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一)哭嫁歌的搜集与整理
哭嫁歌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直到刘伟民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才逐步引起重视，真正有代表性的成果则出现在更晚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武汉大学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组等搜集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土家族的《哭嫁歌》，上海民间文学调查组搜集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上海奉贤县、南汇县的《哭出嫁》，以及田宏鹄、田永江整理，1990年出版的贵州铜仁地区《哭嫁歌》是笔者见过的最完整的本子。《中国歌谣集成》中已出版的各省分卷则是哭嫁歌搜集的最新成果，如：《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有土家、苗、瑶、侗等民族的25首哭嫁歌；《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有2首；《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有壮族哭嫁歌29首，仫佬族哭嫁歌3首；《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有6首哭嫁歌。《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恩施市、利川市及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的歌谣分册则搜集了更多的、丰富的鄂西土家族哭嫁歌。这些资料，为哭嫁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哭嫁歌史学研究：主要是溯源及历史发展研究
学者们关注哭嫁歌的起源问题，发表了许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向国平的《“哭嫁”俗源浅说》，万建中的《“哭嫁”习俗溯源》，黄近海的《土家族哭嫁习俗起源探讨》]‘眦。等。更多的是在其它的研究中旁及这个问题。他们的主要观点有两种：(1)哭嫁歌是古代掠夺婚的遗留；(2)哭嫁歌是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产物。法国学者雅古·勒穆瓦纳(Jacqes lemoine)认为，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中国大部分人类学家探讨女性地位问题的指南。聊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正是据此认为哭嫁是女权丧失后，女性们对以往权力的追忆与向往，是对男权的控诉与抗议。哭嫁歌中大量的谴责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之罪恶的内容则使学者们找到了催生哭嫁歌的又一重要原因，即封建婚姻制度。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多种因素影响说，如天鹰先生说：“哭嫁歌与其说是受某一种婚姻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还不如说它是在人类历史上几种婚姻制度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对“哭嫁”习俗进行了历史的动态考察。其一为谭达先先生，他在《中国婚姻仪式歌谣研究》下篇《中国哭嫁歌研究》中有《哭嫁的发展简史》专章，首次描述了哭嫁歌的发展史；另一位是万建中先生，他的《“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程》踟则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哭嫁”习俗作了详细论述，清晰梳理了其意蕴的发展轨迹，从而揭示出其之所以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因。
(三)对哭嫁歌的民间文艺学研究
从民间文艺学的视角来说，哭嫁歌属于仪式歌，它饱含女性浓郁的情感，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奇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民间文艺研究者的目光。他们试图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来解读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质、民俗心理。天鹰先生的《(哭嫁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中《(哭嫁歌)鉴赏》为这种研究的代表。天鹰先生指出：《哭嫁歌》是一首富有思想内容的歌，它一般的虽有一套基本相同的歌辞，也是基于历代妇女命运相同的缘故，它是用历代妇女的血泪凝成的。艺术上，则从人物形象刻划，语言方面予以肯定。《(哭嫁歌)鉴赏》则分析了该抒情长诗的抒情线索：抗议——控诉——告别，探寻《哭嫁歌》之“哭”的主要奥秘所在，并从婚姻史、女性心理、文化娱乐等角度揭示其深层蕴含。
(四)哭嫁歌的社会功能研究
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之所以能存在，必有其实际的社会功能。哭嫁歌范围广、长时间存在与其实际功能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们从民俗学的角度审视哭嫁歌的社会功能。刘孝瑜较早指出，土家先民的哭嫁是把“成年礼和婚礼结合在一起，与古代汉人把成年礼和婚礼分开举行不同。”“嘲’稍后有向柏松的《哭嫁习俗的成年礼意义》，‘哪’该文作者利用民族学、民俗学资料探讨哭嫁习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实用价值，认为哭嫁习俗具有成年礼的意义。程蔷则从婚前教育与哭嫁风俗之关系的角度指出，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婚姻是其生命历程中关键的一环，哭嫁习俗实际地起到了婚前教育的作用，既能教导、训诫嫁娘，使其顺利完成角色转换，亦提供了宣泄临嫁时复杂矛盾情感的机会。
(五)哭嫁歌的音乐及其它研究
哭嫁歌属于民歌中的一种，因此，音乐研究者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哭嫁歌。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副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本着“从文化中研究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的精神，作者根据田野调查得来的丰富资料，结合已有的妇女音乐研究成果，深入研究，发掘土家族哭嫁歌的音乐特征，兼论其社会涵义。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