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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措施；分析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农产业与工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对农业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热情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在此背景下，想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进行，需要以财政金融作为支撑，通过提升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意义
（一）缓解环境压力
我国农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受到粗放式经济模式的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没有给予重视，农业生产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农药以及化肥，对附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促使农业趋于绿化型和生态型方向发展，缓解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对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优化产品质量
当前，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显著改善，对农产品质量也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吃的好，还要吃的健康。推动结构性改革可以转变农户固化的生产理念，更加重视农产品质量和当前市场的需求，进而为我国社会提供更加健康的农产品。
（三）降低生产成本
当前，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转型，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者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主体中，其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的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化结构性改革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重要举措。
二、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化途径分析
（一）整合金融机构职能
在开展结构性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重要职能和关键任务，想要发挥其职能，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和优化，改变以往的职能缺位问题。首先，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扶持，规范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发挥各大银行的核心力量；其次，鼓励国有大型银行的经营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便捷、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最后，建立农村区域金融组织，与国有银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鼓励更加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环境改善与优化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尤其对于结构性改革而言，更是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金融环境。首先，优化征信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全面建立征信体系，完善相关业务、建立农户信用数据库，为征信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政府、企业以及银行要构建合作关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平台，政府要起到牵头以及引导作用，与企业和银行机构进行有效对话，根据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提供金融服务；最后，利用重大节日、农村赶集等途径，普及以及宣传金融知识，尤其对于金融犯罪要重点宣传，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突出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以及严重性，为了帮助农村居民更好的接受知识，还可以利用土话歌谣或者趣味手册的方式进行宣传，促使其加深理解和记忆。
（三）建立完善保险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在众多保险企业中，尚未有一家专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保险服务的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和阻碍，因此，国家要鼓励保险企业推出各种农业保险服务，并且从国家层面建立保险企业，落实和贯彻国家出台的各项保护政策。首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服务，可以帮助农户分摊经营风险，例转移农业生产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和灾害风险，并且通过自愿自主的形式参保；其次，保险企业要积极落实和相應国家相关政策，并且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推出各种形式的保险产品，加大在农民群体的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的作用和价值；最后，鼓励各种证券公司、信托租赁以及保险企业向农村转移，与农村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保险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资金与活力。
（四）财政支持创新模式
财政支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驱动力，但是以往的财政支持模式较为固化陈旧，当地政府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引入财政支持创新模式。首先，制定普惠金融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和价值，政策要向农业主体倾斜，提升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强化信贷产出和投入效率；其次，对于部分贷款以适当给予政策贴息，并且鼓励大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住房财产权和土地经营权抵押朱红，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最后，对于偏远山区要极大贷款服务力度，并且开展各种保险工作，为当地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转变农户对保险的错误认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推动农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在改革进程中，财政金融具有关键作用和重要价值，因此，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有效途径和方式，强化财政金融在改革中的作用性和重要性，为改革的有序进行奠定基础。
财政金融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浅析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步意识到绿色、环保的重要性。在财政金融的支撑下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其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同时，还能够进一步调整并优化经济结构。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金融为其提供了根本性的帮助。本文基于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基本阐述，并分析财政金融的支撑下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财政金融支撑下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财政金融；低碳经济；基本阐述；现状；问题；策略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的发展工业，忽略了环境以及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继而导致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随后我国便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缓解资源的矛盾问题，同时还能够解决金融危机，为金融行业探索出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就目前而言我国的低碳经济在财政金融的支撑下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因此加强对其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有必要。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阐述
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问题。因为时间的逐步积累，导致了现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灾害天气在逐步增加。基于此原因，各个国家都开始提出了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实际上低碳经济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生产模式以及观念。低碳经济属于全球性的一次革命。所谓的低碳经济，即是从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高耗能，转变为当下的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等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优化石油、煤炭等高碳资源所消耗的能力，进一步减少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笔者总结了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特性。第一个特性经济性，低碳经济是反对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其要求通过更加高效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个特性创新性，在发展低碳经济时，是离不开技术的，通过对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提高生产的效率，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绿色发展。第三个特性可持续性，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合理的技术来控制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产业，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平衡发展[1]。
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探析
（一）缺乏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
我国虽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财政金融的支撑，但是内部仍然缺乏完善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比如能源等一些领域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的贷款方面就缺乏相应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不具备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理念。除此之外，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企业发展时，缺乏对创新力度。同时对资金的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的优化，这些也都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财政金融支持能力不足
首先从我国在公开渠道中所公布的政府预算中可以发现，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较少，和英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远远不够。从政府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中可以判断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极度缺乏资金，这也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其次我国财政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时缺乏完善的手段，一般低碳经济中的财政金融支持主要包含财政补贴以及财政支出，其他一些间接性税收优惠政策较少，这也导致我国财政金融支持缺乏支持力度[2]，影响了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财政金融支撑下的碳交易市场并不成熟
笔者在上文简单介绍过我国是建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的一个国家，在全球都占据着重要的比重。虽然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国碳交易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缺乏成熟度，这也是我国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中仍然无法占据首要地位的根本性原因。我国碳交易市场是从2017年开启的，随后便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和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因有两点，第一起步比较晚，第二内部缺乏完善以及先进的金融体系，缺乏对碳金融的全面认知，继而在交易价格方面的设置方面缺乏合理性。除此之外，在我国的碳交易市场中还表现出缺乏碳金融的衍生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情况，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财政金融支撑下仍然缺乏健全的环境税收体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們逐步意识到资源的消耗以及过度浪费，给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重大阻碍，也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因此为了更好的遏制这种不良经济发展行为，于是我国建立了环境税制。例如资源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这些环境税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调节性作用，但是在对能源消耗补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负外部性的成本，使得节能以及环保的最终效果并未展现，和发达国家在标准问题上仍然相差较大。综合各个国家的环境税收体系，可以发现像西方国家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税收体系比较健全，不仅能够遏制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成本，通过税收的模式帮助企业进行技术的创新，在内部融入一些新的节能型技术。我国在此方面应该向西方国家多学习。
三、财政金融支撑下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融入绿色金融的理念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在财政金融机构内部要积极的建立相关配套政策体系，比如风险投资机制、绿色信贷等等，不断的完善与之相匹配的风险评估机制以及环境评级标准等，进一步发挥出财政金融支持的作用。除此之外，应该对金融机构内部的相关贷款业务进行绩效方面的追踪，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根据当地融资政策合理的引导企业能源审计的相关活动，加强财政金融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促进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
（二）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研发，完善碳交易市场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并不完善，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以及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融入绿色金融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拓展中间业务，例如在内部融入风险投资基金。其次我国要积极的像国外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经验，加大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比如碳期货、碳基金等，拓展内部的投资渠道，通过不断的完善内部的机制，来降低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除此之外像一些低碳型的企业，政府要给予支持，比如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为这些企业在内部建设通道，帮助企业的发展以及上市，以此来鼓励更多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技术，将低碳概念融入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3]。
（三）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丰富财政金融支持手段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应该合理配置政府的预算，在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治理方面要加大资金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的完善资金管理的配套性措施以及整合资金来加大对节能以及环保技术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应该不断的丰富财政支持的手段，例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对税收给予优惠等形式，来对低碳经济进行支持，提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创新技术的积极性，保证资源能够被合理的利用。除此之外了为了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在企业内部引入相关先进设备来提高内部的生产效率时，财政金融应该给予相应的优惠，便于企业更好的实施低碳经济。
（四）财政金融支持状态下，进一步完善环境税收体系
我国的资源税以及环保税都在面临着改革，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并落实环境税收，保证环境税收可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相应的调节作用。比如加大对产能低、耗能高的一些企业的税收，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企业发展时不断的进行技术的创新，加强企业内部经济的转型，以进一步发挥出环境税收体系的调节以及引导作用。其次在内部建立负外部性成本的补偿，将这类资金主要用于环保类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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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产出季节性与需求的常年性和节假日需求的集中性，为畜牧业带来市场风险。固定资金的集中投入与流动资金周转中出现的困难，也制约和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亟待政府利用财政、金融杠杆，协调相关利益主体，共同促进畜牧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一）财政扶持畜牧业发展的建议。
一是建立长效、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提高农牧业现代化水平。农牧业具有基础性、公益性、长期性等特点，属于公共需要。因此，各级政府应建立稳定、长期的投资渠道和投入机制。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针对不同地区畜牧业资源及利用现状制定出台不同的补偿政策，使财政投资发挥出最大效益。同时，重点在增量调整上下功夫，使投入到畜牧业的资金逐年有所增长。增加项目实施工作经费，逐步提高财政支持畜牧业支出增量占财政总支出增量的比例。二是充分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配套形成的合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好的项目实施提供利息和部分保费补贴。三是从顶层设计开始，整合财政资金。解决多年就想解决而未解决的资金来源渠道多、交叉分散问题。同时，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健全财政扶持政策、体制机制。建议中央管宏观调控；省为中观管理，主要是产业政策、布局、疫病、良种等；具体项目一律由市、县来管。四是建立各级财政支持畜牧业投资营运管理体系。一方面，编制切实可行的与当地畜牧业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财政投入畜牧业的中长期计划；另一方面，统一管理财政投入畜牧业的资金，协调相关部门关系。要重点投向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现代养殖业生产体系，提高专业化规模化水平。要重点投向畜牧业结构调整，把产业结构和畜产品结构“调新、调优、调强”。在优化产业结构上，促进养殖业、加工业、饲料业和兽药业以及相关服务行业统筹发展。在优化品种结构上，坚持做到“三个调整”，即向优质上调整，大力提高三元杂交猪、牛所占的比重，大力推广羊、禽应用优良品种；向食草型上调整，大力发展牛、羊、鹅，使秸秆和饲草资源得到开发利用，降低饲养成本；向特色上调整，大力发展特种养殖业，打造畜产品的特色品牌。在优化产品结构上，把优质、营养、安全、绿色的畜产品生产放在突出位置，扩大加工能力，延伸加工层次，按照国际质量标准的要求，加快畜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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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制度不规范。中小企业缺乏财务风险意识，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经常存在会计与出纳两个职位由同一人担任的现象。由于中小企业多缺乏规范财务制度，领导本身也不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导致财务信息不实，存在失真现象，不能正常反应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金融机构不能通过审核企业的财务工作来判断其生产能力与资金实力，不能获得可观的财务评价。从而增加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
二、中小企业财政金融策略研究
1.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经营的外部环境。政府需要完善中小企业外部经营条件，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的中小型企业管理平台，整合中小企业资源，全力落实中小企业政策措施。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中介。政府可以加强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中介服务，并且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条例，确保服务中介能够发挥自身价值，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方位的帮助。政府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财政优惠等策略方面的扶持。既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也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改善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银行贷款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其安全性、稳定性更为优越。中小企业如果能获得银行贷款是最佳的融资方式。政府必须加强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企业需要让银行充分了解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与发展趋势，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与财务状况，以及日后发展前景。银行做充分调查后，才有可能提高放贷效率。
3.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政府需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建立良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可以从建立全新的中小型银行着手，由地方财政出资建设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银行，或者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其次，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建设。可以根据现有政策，建立直接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部门，加强相关法制政策的建立，根据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恰当的融资比例。扶持银行将一定比例资金投入中小型企业中，尤其针对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度。
4.倡导集群融资发展趋势。政府可以倡导中小企业通过集群的方式克服单个中小企业生产规模小的局面。可以将大量生产产品相关的中小企业集中到一起，提高外部经济规模，同时也利于提高自身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容易获得银行、其他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的信任，在生产技术、融资能力等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利于解决中小型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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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在支持新型主体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一些见效慢但意义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会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过高。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还会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性，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但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支持新型主体构建的财政金融支农创新
（一）加大财政支农倾斜力度，开展金融支农专项服务，提高新型主体的受支持力度。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利益冲突，而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财政支农目标是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福祉，而部分地方涉农官员的目标却是富有功利性地博取民声和彰显政绩。为此，地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此促使执行官员的主观认识不产生偏离；确保其目标函数与政策初衷一致，通过监督机制改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成本并确保“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任何组织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呵护，具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于一体的新型主体更是如此。金融机构要将支农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和完善在“三农”服务大架构下的新型主体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服务；要针对新型主体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发展订单和保单类金融工具；要调整信贷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根据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金融产品。只有金融机构改变了为“三农”服务流于形式和挂在口头的传统，真正提高了农村资金供给能力，金融支农才能成为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杜绝财政支农附带行政报酬的现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降低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新公共服务理论（TheNewPublicServiceTheory）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承担为公民服务职责。行政报酬的索取显然违背了“为公民服务”宗旨，降低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地方涉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增强服务意识，不以部门利益或个人私欲控制和驾驭财政支农资金，不人为抬高新型主体受支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规范和公开财政支农办事程序，增强资金透明度，明确新型主体的资金申报、审批环节，做到办事制度化、程序化，从制度和流程上杜绝行政报酬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支农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富有特定公益性，政府理应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避免金融机构将各类成本完全转嫁给新型主体，抬高其贷款、保险成本。地方政府可建立新型主体贷款专项奖励基金，对涉及成本高、收益低的金融业务给予一定财政奖励，加大金融机构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对新型主体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针对新型主体的现实困境，完善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加大保费补贴投入力度，提高补贴比例，扩大覆盖范围，化解新型主体因担保物稀少而被迫承担高保费和接受不平等保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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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实现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有机整合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对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每一个细微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把握相关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够为政府制定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政策提供现实的依据，进而预见到市场运行可能存在的潜在重大隐患，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有效改变财政与金融手段对市场调节滞后性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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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国期间，为了能够使工业化建设得到更好地发展，并减少外来压力的影响，使工业化体系能够更早的投入使用中，从而确定了相关制度，具体如下：国家具有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权利，但此种权利的行使需要在财政制度的规范下进行，除此之外也完善了金融制度，在此制度的应用过程中充分动员农民将剩余的储蓄和经济资源投入到国家发展中，如在城市建设、工业化建设方面，形式为将金融财政化与实行农产品低价限制为主，此举并不会真正威胁到农民的权益，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即可以得到很多农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我国刚刚开始起步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当时最为适合的方式，在此种制度的应用下，我国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但却也在资源积累方面造成了困扰。
为了能够改善以往制度中暴露的问题，我国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革与优化，并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下实现了财政金融服务体制、结构、功能以及农产品价格的管控工作，至此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渐走入了正轨，但若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时我国的经济、财政金融发展方面依然未得到平衡，往往更加倾向于工業建设和城市建设。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我国进入了21世纪，社会理念和金融发展理念均随时展而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纷纷转变以往的模式，不断向金融机构以财政还款的方式实施融资，并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但却忽略了财政金融服务调控农产品商业率的绩效风险方面。
1.2 理论基础
财政金融在农业发展中具体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定位究竟如何其实至今并未得到统一，如有些人认为合理的农业投入可以帮助农民识别风险，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政府想要干预市场而出现的托词，主要是因为政府想要全权掌握农业发展的主导地位，当然在此方面还有其他的想法，如部分人认为政府的参与、支持或许可以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但若干预程度过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金融、绩效风险等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对商品流通形式产生限制影响，由此也就会降低商品率。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若无法很好的完成金融改革，势必会在农业发展中成为阻碍，也会使得人均收入大幅度降低，在此种情况下人们若要提升经济收益，则需要组建金融中介体，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参与到农业发展中。鉴于农业方面的影响因素较多，往往是“看天吃饭”，这也使得此方面经济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也导致了很多家庭存在资金短缺现象，为了更好的改善此种问题，今后应持续做好财政金融的服务工作。
1.3 模型构建
农产品商业率方面往往会存在很多影响因素，从而导致绩效提高过程中让容易出现问题，甚至会侵蚀农民的农业经营增值，在此种情况下则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并开发有效工具投入使用中。我国在此方面也已经有了相关应对政策，如农业生产函数，在此函数的应用中需要将实际的数据应用其中，这就需要做好数据收集工作，只有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时效性，才能够保证最后的数据结果具有准确性，数据收集完成后将其引入控制变量I和P，建立实证模型：
Yt = aRt + γIt + δPt + ωt
每个变量均有不同的意义，如Y，其往往代表农民收入变量；R代表农产品商业率变量；I、P则是控制变量；I代表投入；P代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a、γ、δ为影响系数；ω为随即因素；t为时间。为了能够得到农产品商品率R、农民收入Y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对I进行分解，与此同时将影响因素加入其中，建立起相应模型：
Rt = a Yt + γKt + βDt + δPt + φPkt + πTt + Zt + μMt + σWt + εLt + τXt
Y为农民收入变量；R为农产品商品率变量；K为财政金融资本投入变量；D为土地投入变量；P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M为农产品质量；W为自然灾害率；L为劳动投入；X为农产品消费者的偏好；a、γ、β、δ、φ、π、μ、σ、ε、τ为影响系数，t为时间。
2 实证研究与分析
2.1 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以及研究方法
本文将针对我国2000-2015年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作为Y变量，将与之相对应的商品率视作R，并确立相应的变量，之后在农业公司、金融服务以及绩效风险（下转P）
（上接P）方面进行综合比对，对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确认，并带入公式中进行计算，所得到的结论展示如下：
2.2 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方式的应用较为普遍，其将含截距项、趋势项融入其中，并针对多个指标进行检验，如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支出方面，或是农保险方面，在检验过程中主要是为了确定其是否具为非平稳变量。在确定此方面后，要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一级差分值的确定极为重要，对该值进行分析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数据序列规律，并将相应的数据填入其中，之后利用模型来计算，即可以得到相应结果。
2.3 Johansen协整检验
此检验方式与上述检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也有所不同，如其相应的变量在一般情况下均是单整平稳状态，只有在此种状态下才可以应用协整检验方式，其属于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需要利用協整方程的优势来开展工作，然而此方式的应用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正式计算之前需要针对影响因素进行确认、解决，否则在一阶差分值方面的结果往往会具有较大的失误。在此方式中会拥有5个评价指标，不同的评价指标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对其分析后可以确定在一段时间内的农产品商业率情况究竟如何。
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此检验方式往往应用在协整检验方式之后，换言之其需要有一定的前期数据作为基础，该检验模式主要是为了能够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滞后期现象的存在会对此方面有着影响，因此需要对滞后期进行分级，如滞后1期、2期、3期、4期等，一般来讲最佳的时机是1期，但到达4期后，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显得微不足道，难以对最终的数据结果产生作用。我国在此方面也积极做出了调整，如针对农业补贴方面采取了人头补贴制度。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论述可以知道，财政金融的出现与应用确实具有相应作用，如增加农产品商业率，控制其中存在的风险等，而财政服务也有很好的影响作用，可以减少农业贷款带给农民的不良影响，而农业保险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起码在短时间内难以看到显著成效。今后政府应改变管理理念，将传统农业改革建设重视起来，并分为多个阶段，如前期、中期和后期，针对不同的阶段制定不同的财政金融服务模式，将政府干预的力度降低，充分给予农业发展空间。
4 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与财政金融服务控制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关系到农产品产业率方面的提升与优化，也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农产品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之一，其在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此方面发展，为了能够改善此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针对此方面的绩效风险与财政金融服务控制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且小有成就，但在实际发展中依然会暴露出些许问题，因此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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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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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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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国松、张鹏：《货币替论及中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篇9
一、政府财政资金的适度扶持
为了有效解决风险投资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出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助计划、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等，试图从系统抚育的角度解决风险投资所遇到的难题，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美国不仅先后培育出了IBM、英特尔、思科、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民的创业、创新精神。但是，由于风险投资涉及面广，资金需求个性化明显，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后，还有足够的财力在风险中起主导性作用。政府财政资金主要是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抓住制约风险投资的关键环节，着力解决风险投资环境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以使财政支持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首先，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市场与环境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对资本、法制、人才、市场机制等条件的要求更高，政府应在满足这些条件方面充当无可替代的角色；其次，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战略重要性无法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市场上通过成本-效益关系完全反映出来，这就需要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目标出发，采取措施，鼓励并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如通过设立政府种子基金，对处于研发阶段的创业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规定，凡企业利用风险资本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均可从政府得到约占其开发总支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补贴；澳大利亚企业科技开发费的60%由政府通过免税方式提供。我国1999年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第一个政府种子基金。该资金设立以来，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对优化种子阶段企业资金供给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作用非常显著。政府基金只能起到引导和催化剂的作用，而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目前，风险投资主体单一，风险资金来源短缺是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推进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要有更多的风险资本加入进来。因此，应着力培育多元化的民间风险投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对风险投资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策的支持上，风险投资的真正发展还是在于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渠道。主要的资金渠道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将多年来积累的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包括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由后者进行风险投资，或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组建，直接进行风险投资；吸收外资和鼓励外国机构在我国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通过商业银行介入风险投资的担保机制，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二、建立政府信用担保制度
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政府信用担保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具有放大效应。
在目前银行贷款仍占企业资金来源的主导地位，且银行仍以“安全第一”为经营原则的情况下，由政府为风险投资项目提供担保是促使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最为直接和有效途径之一。发达国家为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普遍选择了政府担保的方式。例如，美国中小企业局(SBA)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85%～90%的担保，为从事股权投资类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发行长期债券的担保。日本设立的“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负责对风险企业的贷款担保，担保比例为80%。实践证明，通过财政担保，政府可以用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高科技风险企业，其资金放大倍数在10～15倍之间。为发挥信用担保的资金放大效应，可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出资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由政府、银行及民间资本合资设立担保公司；建立风险投资的保险保障体系，如可由政府组建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保险机构，或鼓励现有的保险公司开展风险投资保险业务；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外资投入风险投资担保领域，研究制定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政策，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投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能过分依赖于政府担保。从国际经验看，政府担保在风险投资担保体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即使是政府担保，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担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担保，政府仅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三、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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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体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1981～1997年的17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565.02亿元；1998～2005年短短的8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已经达到13051.9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在上年大幅增加的基础上继续增加，预算安排近1万亿元，增幅超过15%，支农投向主要用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和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地方财政也相应加大了“三农”投入。已经初步形成“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农业发展局面。这也为以财政金融资本的形成解决了资本金问题。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普遍存在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较大，但区域配置不均衡；财政支农渠道多，但项目杂、投入分散和管理乱；财政支农结构失衡，县乡财政支农能力基本丧失；部分地区财政支农资金闲置，浪费现象严重；财政支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监管难度大及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协调不畅等问题。在财政性金融资金的形成划拨和使用中首先解决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有效的整合各部门口支农资金形成一个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有效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部门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如在省一级财政厅中农业处、企业处、经建处等多个处室都有专项用于扶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资金，但是由于长期的部门分割，资金渠道分散，严重影响了资金打包整体运作效力。基于此，为了更有效的利用财政支农资金中专项用于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资金首先应该打破部门隔阂，统一将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资金整合到一个渠道，通过有效的运作方式和完善、合理的考核机制和循环滚动的使用机制，不断扩大财政性农村金融规模和影响力，并在农村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后，建立起合适的推退出机制。
针对农村金融目前最大的问题缺失农村金融产品和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在解决了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资金后，财政性金融的使用必须立足解决农村金融产品缺失和构建农村金融机构。财政支农金融资金一开始就要明确资金的有偿和滚动使用性质，直接将资金使用绩效考核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实施效果的好坏挂钩，通过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使用方式，促使农村金融重视投资实施效果，关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围绕强化引导、提升绩效的目标，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覆盖资金使用全过程的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工作程序，建立财政性支持农村金融资金的“以结果为导向、以平台投放为抓手、绩效评价为核心”的新型财政扶持农村金融发展资金支出机制，切实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在国内目前财政性金融比较创新的做法是搭建地区财政支农投放平台和出资组建农村微型金融体系。搭建财政性支农投放平台，往往是通过搭建农业财政性金融（或者说是农村政策性准金融）的资本运营平台。如四川和宁夏等省份通过财政注入资本金成立的宁夏农业综合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打造出地区农业投融资运作平台，形成在市场金融条件下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其他金融资本支持农业的有效政策性传导工具。平台通过积极开展投融资业务，包括担保、投资、保险、产业基金等业务，进而实现带动商业资本、财政资金和民间资本共同投入农业产业化中，解决“三农”发展资金短缺瓶颈。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和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一步探索完善财政贴息、担保、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民办公助、以物抵资等有效机制，强化地方投入责任，培育农民自主参与意识，吸引带动全社会增加投入，努力形成政府、社会、农民共同加大“三农”投入的新格局。支持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主要是政府财政出资或委托财政性支农平台股权投资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通过吸收商业资本、民间资本组成微小型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这些微型金融扎根农村市场的“地缘”和“血缘”优势，真正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信息失灵”和“道德风险”问题。如宁夏通过政府农业投融资平台入资资金物流中心和移民小贷公司，成功推动“掌政模式”和“惠民模式”等微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有效的解决了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发展资金和移民农户启动资金。
篇11
2011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比2008年底余额增长了一倍。和财政收支的对比，2010年整个财政收支规模大概在9万亿。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减少，以云南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发生违约，引发了各界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关注和讨论。由于80％的地方债来自银行，人们对1990年代的大规模银行不良贷款记忆犹新，再加上这部分债务是公众以前接触不到、无从获知的债务，用途上也不为公众知悉。因此对潜在金融风险和经济紧缩的担心，也就随之而来。2009年开始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债务较多，我国是否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风险控制是否存在更大的问题？因此，2011年看空中国的调子非常高，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没有不着陆的可能性。
一、地方债“短债长投”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相关资料（见表1），2010年底10.7万亿的地方债余额中，已经支出部分为9.6万亿，其中投向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农林水利这四项基础设施的部分为7.4万亿，占到77％。再加上教科文卫和保障性住房支出，金额达到8.3万亿，占到87％。若把教科文卫支出看作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则总体上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基础设施。例如，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均属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周期较慢，而且建设完成后也不一定能立即产生效益，出口入口配套设施等一些软体设施还需设计，不一定能马上投入使用，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性债务所进行投资的现金流回收周期相对来说应该是较长的。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债要求问题。表2显示，至2010年底，1/4的债务1年内到期，超过1/2的债务3年内到期。这与前文所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期长产生了矛盾。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在3年内产生现金流比较困难，很多工程可能都还难以完成。这意味着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都要通过其他财政收入来源来支付。倘若这些基础设施是必要的，那么如此短的还款期限就是不合理的。即便这些债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问题，但是偿还期限过短，暴露了融资投向和现金流的不匹配问题。
地方政府性债务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长债限制，地方政府无发债权的问题。2009年开始，有由财政部的2000亿地方债券额度，与基础设施投资的6万亿比较，这是个很小的额度。图1是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地方债余额和投资的比例的趋势图。这一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时大概是4～5倍，现在到了8～9倍左右。比较中国的情形，如果按每年6万亿地方政府投资，那么债务余额可以为30万亿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10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了。
二、我国公共债负并不高
那么，如此高的债务是否会对经济产生冲击？风险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图2考察了财政收入和GDP的关系。1998-2011年13年的数据表明，财政收入比GDP增幅快。这里又形成一个悖论，一般人们是不担心富人借债的，但是我国政府似乎是个例外：一方面其收入增长迅速，而且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另一方面人们却很担心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一担心，在直觉上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从数据上看，政府的债务因其收入增长较快，应不会构成债务危机的问题。
再从债务余额的角度进行分析，图3为政府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债务余额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负债。大约自2002年以来，中央部门负债一直保持在一个较平稳的水平。地方债务是由审计署直接报告结果的，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地方的债务近几年有所上涨。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债务负担近年来略有上升，总体债务从2005年的37％上升到2011年的42％。
篇12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农林大学“财政与金融”精品课程支持的研究结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98-02
一、“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财政金融学”课程属性
“财政金融学”是一门经济学方面的基础理论课程，由财政学和金融学两个部分构成，都是研究社会经济运行中资金运动的。财政学是研究以政府为中心的货币资金收支的，而金融学则是研究社会货币资金的相互融通的。这两部分既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联系上看，两者都涉及资金运动，但两者研究的范围则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国家财政体系，一个是社会金融体系。因而，两者的联系是有限，而区别则是最主要的。大纲要求：通过“财政金融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要弄清有关财政、金融的范畴，系统地掌握财政与金融的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正确认识财政与金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财政与金融的基本业务，掌握必要的基本技能等。可见“财政金融学”内容广泛，理论性强，且要求全面，既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又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
2.“财政金融学”课程在高校中的设置状况
“财政金融学”作为经管类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之一，广泛地开设于经管类的众多专业中，如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等，且大多被列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课程。此外，还有不少高校则将“财政金融学”列为通识性课程，开设为全校性选修课；在教学时数安排上，“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时数一般为32学时到64学时不等，通常以48学时者为多，但总体教学时数偏少，浙江农林大学（以下简称“我校”）情况就是如此。二本开设此课程的主要有会计、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6个专业，三本则有会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5个专业开设，而二本及三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则单独开设“财政学”与“金融学”。同时，“财政金融学”也是我校全校性选修课程之一。我校该课程教学时数一般为48学时，部分专业为32学时，全校性选修课也为32学时。
3.“财政金融学”课程的教与学情况
由于“财政金融学”课程偏向于理论课型，长期以来该课程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采用以班级为单位，以教师课堂集中讲授为主，同时辅之一些其他手段，如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作业等，而联系实际的课外调查、专题论文、实际操作等带实践性的教学方式采用得比较少。现今教学条件改善，教师可利用的手段也较以往多，如大多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课件来上课，然而传统的教学方式仍是主流模式；再从学生学习方面看，目前学生的学习还是以课堂听课、做笔记或打印PPT课件、做作业等方式为主，大多以完成课程任务获得学分为限，缺乏学习主动性，被动学习比较多。
二、“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财政金融学”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但并非是专业课，且每个专业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着诸多的问题：
1.教学内容问题
在“财政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遇到的且较为犯难的问题之一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
（1）课程内容取舍或称教学内容广度问题。如果财政学与金融学分开上，都有不少内容，“财政学”一般有十二章左右的内容，“金融学”有十五章左右内容，多者达二十章内容，而合并为一门课后，课程教师就必须要考虑应安排多少教学内容问题。教学内容过多，则显得十分庞杂，而教学内容过少则又不能反映课程的主旨。
（2）教学内容的深度问题。这和教学内容广度紧密相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本科教学不同与专科，教学内容应有一定的深度，但在有限教学时数的限制下，若教学内容安排较深，则会影响教学内容的广度。
（3）“财政金融学”与其他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涉及财政、金融的其他课程很多，这样难免会存在不同课程间教学内容交叉、重复现象，如财政部分的税收与税制与“中国税制”课程有交叉；又如金融部分的涉外金融与“国际金融”课程部分内容有交叉等，外如“财政金融学”和“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保险学”等都存在有此类问题。
（4）教学内容的更新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财政与金融的社会实践在不断地改变，而教学内容有很多地方比较陈旧，甚至与现实脱节，难以紧跟时代的发展。
2.教学形式问题
从目前“财政金融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其教学模式以传统模式为主，而诸如启发式、讨论式、研究性教学和互动教学等教学方式采用得比较少，究其原因有：
（1）课程教学时数不足。由于“财政金融学”课程的特殊性，它在整个教学计划安排中不可能有较多的课时，这样就存在一个教学时数有限问题，致使多种教学手段难以开展。
（2）课程内容多、理论性强，使得除讲授外难以采用其他教学方式。实践中，课程教师常常会陷入如果运用其他多种教学方式，则难以完成教学内容，若要完成教学内容，则只能以讲授为主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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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县域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成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县域企业融资的重要政策保证，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同时也为重庆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研究其各自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下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关键阶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一个高水平、高标准和发展相对平衡的小康。这些要求需要我们县域层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协调整个重庆市经济的繁荣高速发展和各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而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实现离不开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区县经济的支持和扶持。同时县域经济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县域经济时也更应当把发展本区县特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之研究都相对较少。且在对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领域中又大多是关于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所以较之本文的一个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作用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卓国庆(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取向支持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他强调按照公共财政的取向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但未对公共金融的价值取向做阐述，而且价值取向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其影响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时不具有差别研究的作用。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发展壮大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相关的县域经济、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制度基础。刘家凯、杨若召(2008)结合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怎样有效的促进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首次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作为一个共同作用作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继出现有关于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类文章。郭翔宇(2004)，将县域经济的理论思考、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实践探索和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地基础，本文将继续研究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杨花英(2010)是以海南为例对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来发展县域经济，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极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为西南地区等落后地区财政金融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研究财政政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重庆市为例，是结合西南地区的区域特点和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说
通过对重庆市“一圈两翼”中以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和潼南县四个地方作为“一小时经济圈”的主要研究区县，以万州区、丰都县和开县三个地方为主要研究的“渝东北翼”和以黔江区和彭水县为主要研究区县的“渝东南翼”九个区县进行实证研究。将这九个区县当地特色经济发展状况与财政金融政策相结合以及其他因素的总和对GDP的影响，并从这九个区县经济发展与财政金融政策中总结出财政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总结出并发现规律。
重庆作为西南片区的重点建设城市和直辖市之一，有着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庆市的38个区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对各区县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些地区财政政策作用表现更明显，在另一些地区金融政策表现更明显，但总之财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对经济的增长起最主要作用，且影响都是同向递增的。在探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九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的状况，并以这九个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规律加以借鉴并运用于重庆市其他各区县，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找出一条促进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00～2011)。并从重庆市38个区县中选取了渝中区、渝北区、荣昌县、潼南县、万州区、丰都县、开县、黔江和彭水九个区县，选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区统计数据还未统计结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个经济指标，其中部分地区的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一共选取了540(>30)个数据，因此属于大样本数据，符合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原则。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并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对象并总结规律。
(2)变量说明(单位均是亿元)。1)自变量：FIN、SAV、AGR、INV。2)因变量：GDP。
(3)变量的处理。由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报告的数据所保留位数不统一，我们在选取数据时统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且在选取后的数据进行检查时，都会保证数据的R-squared尽量无限接近于1，几乎所有的检验数据结果都会在介于0.8～0.9之间，与此同时保证所选取数据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实证研究
(一)经济模型的建立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GDP的影响，同时横向选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对比变量研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对GDP增长的方向和程度。满足以下关系式：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常数量、财政、金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国民生产总值GDP，FIN：财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额，AGR：农业，收入INV：固定资产投资，a：影响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财政收入系数，c：金融存款余额系数，d：农业收入系数，f：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另外，财政有收支两个方面、金融也有收支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主要从财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层面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论文中换算成经济指标即财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过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来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转化到财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数据的检验
(解释：这些都是对这九个地区2000～2012年所取各数据的variable值的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确的。)
(三)结果分析
(1)图表分析
1)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
图1
(图1通过对这九个区县GDP纵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荣昌县、潼南县、丰都县、开县、黔江区和彭水县从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很缓慢。而渝中区、渝北区和万州区这三个地方GDP的上升比较明显，且渝中区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不大，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九个区县财政收入(FIN)纵向比较分析
图2
(图2通过对九个区县财政收入的纵向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2006各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但从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统筹城乡计划实施后这些地方财政收入得到显著上升，其中渝北区变现更加显著。这说明结合区县当地的实际情况，财政政策的有力实施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且财政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一致同向正相关关系。)
3)九个区县金融存款余额(SAV)纵向比较分析
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额从2000～2007各区县都呈上升趋势，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转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从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且金融政策对渝中区和渝北区这两个地方影响更加明显。)
(2)线性分析(以万州区为例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收入对GDP的影响)
图4
(横轴表示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存款余额和农业收入。纵轴表示GDP，在相同的时间年段内，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稳定的推动作用，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由于易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故，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不起决定性影响。)
(3)数据的代入
通过数据的代入，观察规律可以看出：
1)当经济指标因为突然原因而发生下降变化时，软件EQUATION计算得出其前的系数就为负数。2)当经济指标逐渐变少，且不断趋近于0时，其前的系数也将变为0。3)财政政策系数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4)金融存款余额系数b大于0，且介于0～2之间，前提是在环境不发生重大改变时。5)农业收入系数d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e其变化是相当不稳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系数和金融存款余额系数都在相对确定和稳定的范围内，故其影响与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收入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系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农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五、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财政和国家金融价值取向，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金融)政策工具，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是县级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内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机构树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的支持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6年后，统筹城乡战略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金融机构开始发挥其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经济产业农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开始重视信贷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也间接地为财政政策提供支撑和帮助。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借助财政政策支持来发展并壮大县域经济。此外，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直接决定着县级公共财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又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由如下机制和模式：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与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从而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和扩大。
(2)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来保持适度的经济的增长。
(3)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区县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与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尽可能地避免通过膨胀的同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总之，运用稳健财政政策保证适度经济增长，运用稳健金融政策保证适度货币供应既利于遏制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来保持并促进县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配合使用，这样既可以克服财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虽然不同的区县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模式以及区域特征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机制和模式进行的。一方面，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促进作用且是主要推动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金融政策实施越好，县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两者的协调配合作用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结论及其展望
(1)研究结论。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统筹城乡的区域计划，有利于更好地缩短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伟目标。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仅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而且当两者配合作用时对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的，且其影响是同向正比的关系。结合九个区县各自当地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对比较发达的渝北区与相对比较落后的潼南县，它们同是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城市，但两者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政策的依赖程度却大不同。在促进渝北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政策起着最关键性地作用，但财政政策依然起着关键性作用。对潼南县而言，则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区县财政金融政策对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具体程度是不同的。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重庆市其他28个区县。
(2)研究展望。以往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总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又滋生了更多的经济膨胀和持续混乱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或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帮助区县一定程度上扫清这些障碍并促进县域经济的健康、平衡和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两者共同的作用会更好，更快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未来社会经济会更加高速的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而且也会随着社会化、信息化、市场化而更加的复杂多变。所以，了解并运用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只有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不断实践和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和思想相结合，县域经济才会更加的发展和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