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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突出重点，导向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新闻不仅担负着传播信息的作用，还承担着引导舆论的功能。新闻的导向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要求我们把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始终作为电视新闻编排的首要任务。因此新闻的编排要以宏观的意识，高屋建瓴之势，站在时代的高度，洞察整体形势，并通过具体编排来实现突出新闻重点的目标。
发挥整体优势，突出“三贴近”。编排新闻，既要全面，又要目的明确，有所侧重；既要注重挖掘每条新闻所蕴涵的新闻价值，又要注意各条新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新闻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真正成为广大群众所关注的，能为他们所了解、所掌握的新闻节目。
控制内在节奏，突出线性编排。音乐有节奏变化，电视新闻也有着内在的节奏关系。这种节奏，不仅体现于长、短新闻搭配，严肃与活泼的有机组合，整体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还体现于整档新闻中，要有几个相对间隔的小。如果整档新闻都是短、平、快的消息，会使观众感到节奏变化太快；如果都是严肃性的新闻，又会使观众觉得太吃力。因此，必须控制整档新闻的内在节奏，做到能呼应时要有呼应，能关联时要有关联，能彼此照应时要彼此照应，这样能帮助整档新闻节目做到有机相联，让观众觉得有紧有松、有张有弛。
电视新闻的编排技巧
突出重点，选好头条新闻。在电视新闻编排中，没有像样的头条，如同人没有美丽的颜面，是不会神采飞扬的。头条的作用应该能渗透到整个节目中去。头条新闻，既要求内容重要，反映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又要求能够提高观众的收看兴趣。对电视台来说，头条新闻是一档新闻节目的重中之重，反映了当天新闻的宣传方向；对观众来讲，头条新闻也影响着他们对这档新闻的收看兴趣。好的新闻编排，常常头条新闻就能从内容上、形式上、思想上、表现手法上令观众耳目一新，激发他们收看的兴趣。
编好新闻提要，写好编后语。新闻提要是为突出重大新闻，吸引观众收视而采取的一种编排技巧。新闻提要十分强调要抓住这一档新闻的重点之处，吸引人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闻提要还可以用于整档新闻的结尾之处。再次加以强调。一般的观众收看电视新闻往往比较随意。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思维，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有较强启迪作用的新闻，编辑往往会编写编后语。这样，既可以补充画面的不足之处，还可以揭示和深化新闻的内涵，以加深观众对新闻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扬专栏优势，用好对比新闻。有时，报纸用整版或半版左右的篇幅报道同一类内容。以突出主题，营造声势，引起观众注意。电视新闻也可以。把具有共性的若干单篇归属某一栏目之下，或同类题材或内容相近或有内在联系的新闻编排在一起，使之形成一组，并在屏幕上打出栏目名称，在一档新闻节目中形成重点。这样，几条新闻互为背景、互为补充，从而形成良好的整体优势。由于笔者工作在基层电视台，在政府中心工作宣传或从受众角度出发采写的成就报道中就非常注重运用这一手法。这样，既贴近了受众，扩大了新闻的信息量，又形成了相对重点的优势。用好对比新闻，把报道内容相对应的稿件组合在一起进行编排。这种手法常用于内容涉及古与今、中与外、正与反的新闻编排。俗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比新闻，这种内容的鲜明对比，褒贬分明，往往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实践证明，整体影响着部分，结构也制约着功能。因此，作为编辑就更需要有独到的眼光，巧妙的构思和不同寻常的创造力。
控制好内在节奏，巧用播音员出镜。作为电视新闻，首先要处理好信息与新闻条数的关系。广大观众希望在有限的新闻节目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新闻信息，而编排本身就是个集纳式的节目。没有众多的形式内容，就谈不上集纳。缺少一个品种好说些，缺少两三种就称不上好了。因为新闻种类本身就不多，所以最好什么也不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新闻编辑，我们也常常用短新闻的方式来扩大信息量。其次要注意庄重和谐相结合，电视新闻常以严肃的面孔与观众相见，但如果一档新闻中都是这样的冷面孔，观众的情绪得不到必要的平衡，兴趣和注意力便会减弱。综观中央台的节目，就可以发现各种体裁、内容都有表现，短消息、长消息、专栏、评论等无一不具备，简讯、国际、相关媒体的消息也都蕴涵其中，节目就显得丰富多彩，张弛有度。当然，在一档电视新闻中，不可能全是重大新闻，也不可能全是时政新闻，如何实现从重大新闻到一般新闻，或者一个组合报道到另一个组合报道的顺利过渡呢？充分利用播音员的出镜主持，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从而起到文章段落之间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新闻编排中常见的弊端
按领导职位顺序编排。照理说，新闻编排必须按照新闻本身价值的大小来决定新闻的重点。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都是按领导职位的顺序来排列新闻的前后顺序，长期以来，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编排方式。对观众也产生了习惯成自然的影响。事实上，按领导职位顺序进行新闻编排，违背了突出新闻重点的原则。
按倒金字塔结构编排。如果把重大的新闻全部集中在前面，把一般的新闻都往后靠，就违背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实际上，这也违背了发挥整体优势，控制内在节奏的编排原则。
篇2
一、传达：平实与厚重
这三部影片，张艺谋都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从独特的角度，运用纪实和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行观照和反映，在平实的影片之中蕴含着厚重的内涵，使得寻常的一桩桩生活小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谈到《一》和《我》影片的卖点时，张艺谋说：“我们用很平实的手段表现了很浓重的内容，用表面的平实和内在的凝重，通过不露声色地表述来体现我们的关爱。”
三部影片文学艺术论文，讲述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再现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这些影片平淡而真实，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说的是西北沟子村村民秋菊为丈夫“要说法”的事，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农村，秋菊靠种地为生，为了能使村长赔理道歉，她只得靠卖辣椒的微薄收入来打官司，从调解到裁决再到判决，从告村长一直到事先没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长。就农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事，给人以拍案惊奇的感觉。
《一》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十三岁的临时代课教师魏敏芝追寻一个辍学的学生。为了50元钱的工资，维持一所只有28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的教学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无分文，睡车站，蹲马路，守望电视台，它不仅把失学的学生领回了学校，还从城里带回了许多东西，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每天还在上演着。
《我》讲的是现代版的“织女”爱情故事，三河屯村乡风淳朴，一个农村“织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学先生论文提纲格式。一段恋情，就像一首舒缓流畅的散文诗，不多的几句对白，一只“红发卡”成就了美好姻缘。自由恋爱开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时彼地可谓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惊世骇俗的传奇。
这三部影片，叙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朴归真。以平实的故事所凝铸的素朴来再现平实的生活,“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张艺谋以平实处见厚重的方式传达主题，关注凡人小事，选材取向由“传奇”转为“平话”,把镜头的焦点对准现实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题旨，从一个独特、真切的角度观察人性、人情、人文深处，文化或哲理意味更为浓厚。
《秋》中案件不离奇，氛围也不奇异，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所习见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过程中的一路“绿灯”，“人治”正在渐渐地被“法治”所替代。不过，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学艺术论文，尤其是还非常讲究秩序的广袤农村，注定了这个转换是非常艰难的，相当漫长的。影片在“情”和“理”的处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显，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时地掣肘，不时地制约。当王善堂在声声警笛中随着阵阵尘烟被带走时，赢了“说法”要回来“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无奈吗？令人欣喜的是“秋菊”们已经意识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传达出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普法教育的主题。
张艺谋导演曾明确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 还能告诉大家什么, 让大家想什么, 关心什么, 爱什么。”《一》中,水泉小学作为山区小学, 条件简陋，环境艰苦, 由于各种因素，失学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师资很少，但那所学校还在支撑着，坚持着。那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歌声和稚嫩的读书声,还有数着粉笔敬业勤业的老师，自觉追求文化的行为既显示出导演的情感倾向，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为“干细胞”，对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这样的重大使命，却让一个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成熟的小姑娘来承担，无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观众，情何以堪，惊悚之余，更深广的忧愤当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最容易击中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我》所奏响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纯真爱情的“绝唱”，纯爱的主题贯穿在人生的始终，相濡以沫、风雨共担的40多年的执子之手，虽然平平淡淡，却构建了最质朴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内敛，生活化的风格，完全是平民化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鲜花戒指，但双方都恪守着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来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围，可以编织更多的情节，然而，导演将其都简化了。导演张艺谋在说明影片的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1]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受到挤压，真挚纯朴的爱情观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如何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和传承文学艺术论文，这部影片给人们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从主流意识来看，回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有希望的活着，让人有依恋的活着，构成了新时期农民的追求的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张艺谋正是通过平常、实在的故事，运用电影语言，采取艺术的表现手段，传达出厚重、真切的深层底蕴。
二、营构：简洁与秾致
在叙事的表层框架里，张艺谋将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体内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节中。围绕“一条线”来展开。淡化情节，弱干强枝，在简笔勾勒的同时，注重强化细节，多用工笔，精巧而细密，浓艳而别致。在谈到《我》剧时，张艺谋说：“……用减法，不用加法，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它走向平实，走向单纯，走向细节化，甚至把细节加强……”。
三部影片的情节单纯、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内在心理为基础”[2]，没有大的矛盾冲突，就像山间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进。同时张艺谋大胆运用戏剧的因素，情节依照惯常模式向前发展。《秋》围绕“打官司”这一条线索，层次在乡、县、市三级打官司中渐次升级。《一》以 “寻找学生”为一条线索论文提纲格式。情节集中在魏敏芝代课期间这个时空段中，张慧科辍学以后，魏敏芝筹措路费、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匠心独运，只选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节内容主要是两人的相识、相知、相爱、思念的情感变化和发展。三部影片这样的安排，使人感觉到丝毫没有人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从总体上看，单线条展开情节文学艺术论文，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点。
在情节部分，张艺谋宕开一笔，三部影片戏剧性的“陡转”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浓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节“突转”表现在：深夜，秋菊难产，村长带人将秋菊抬到医院生孩子。顺势而下，孩子满月时，秋菊请村长吃饭，可是村长王善堂却行政拘留了。不难看出，张艺谋发挥“情节点”的作用，“一件事”改变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离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给人一种“猛抬头”的新异感觉，深层的推动力正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乡情的浸染。
《一》中，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反应放在两个空间里互相切换，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张慧科在街头流浪。这样一勾连，从老师寻找学生转换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学生的关爱，社会效果顿时被放大了。“一个都不能少”，主题被升华了。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尤其是一方处于不幸和磨难之时。《我》中，骆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谓的“审查”时，风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寻归”两幅动人的画面，凸现了张艺谋构图艺术的魅力，也将纯真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细节的处理上，张艺谋注重浓墨重彩，追求细腻传神。他说：“我们花在细节上的‘笔墨’,在细节上的镜头数量，要远远大于在主要情节上的。我们把细节情节化，用处理情节的节奏和篇幅，去处理这些细节。”三部影片的细节编排侧重于步步为营以写实，环环相扣以写意。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具体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
张艺谋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物件、声音以及情景，作为细节来精心营构。“言为心声”，《秋》以“要说法”这句话作为统摄全片的细节，从向村长要到向乡里要，向县里要文学艺术论文，向市里要。潜在的根源在于一个“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说法”成为了大众流行语，可见一个语言细节负载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寻常粉笔“写”全“篇”，围绕粉笔，郑重的交接、无意的踩碎、日记中的珍爱、社会上的捐献，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们对粉笔的珍惜和爱护、高老师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热心助教，特别是在看到孩子们在黑板上自由舒畅书写那色彩缤纷的粉笔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笔，是荡漾心旌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以“织布”的细节，来“编”故事“织”情节。情丝由着棉丝牵，时光随着机声回。“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织布、送布、眺望上梁布这几个细节，织出了少女的情，织进了少男的心。“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引出、插入骆先生的读书声，声音的交替，画面的切换，现实与幻觉交融在一起。“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昭娣将至真至纯的情感，一丝一缕的织进“档棺布”里，声声织布声似乎是在倾诉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变的爱。
张艺谋很巧妙地借助细节来含蓄地表达主题，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中以歌声和呼唤声为细节。起始是歌声，结尾是呼吁之声。歌声、呼唤声和心声融为一体。《我》中，“图文识字歌”，声声“韵”到底，用声蕴意旨，以声颂园丁。建校时，骆先生领读声，引领了文明的先声；中途，骆先生读书声，是山穷水尽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结尾时，儿子的领读声，喻指薪火相传，绵绵不绝论文提纲格式。
三部影片的细节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张力。难怪张艺谋说：“你把细节一放大，立刻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3]
三、造形：质朴与丰富
三部影片中文学艺术论文，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时期，身份各异，她们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绽放的姊妹花，流淌着同样的汁液，都有着“一根筋”的特性，却迸射着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洋溢着本真的芬芳的立体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又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
比较秋菊、魏敏芝、昭娣这三个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面对公理，面对责任，面对情感，她们更多地展示了顽强、执拗的一面，朴质中有着丰富，倔强中不乏柔和。
梅兰竹菊，各有秉性。秋菊为了“要说法”，从乡里、到县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突出秋菊倔强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达“进”。“退礼”，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书下来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长的名义买的“点心”时，当即送回。“退钱”， 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村长劝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钱，秋菊认为村长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就把钱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开庭，当得知被告不是村长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长，到了法院门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实际上表现的是秋菊的那种不顾一切“要说法”的“进”，体现了秋菊的“倔”。这种辩证的艺术处理，使得人物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魏敏芝的“直”，这也符合她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体现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长追要50元的工资；在电视台门口，反复追问别人“你是台长吗”；为了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追寻学生，可谓是经历千难万难。
《我》是一部“零情话”的“真情戏”，不借助于语言而通过动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径文学艺术论文，表现昭娣和骆先生纯真的情感。在追求爱的过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机会，“巧”用物品，真是“巧”费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饭”，绕道挑水听读书声，在送学生的路上等待，最终赢得了骆先生的倾情之恋。从清纯少女到蹒跚老妇的漫长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蕴含着“巧”，可谓无“巧”不成书。“巧”织布，贯穿于情节的全过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将“一根筋”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
张艺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饰和刻画，着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朴质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个个具有丰富色彩的个体。秋菊“要个说法”，也就是村长打人认个错。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长为了自身的权威，硬是不肯低头。在民间，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谓“打官司”，无非是“上面的人压下来叫村长认个错”。“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为“要个说法”，不惜花费卖辣椒的血汗钱。事实上，她打官司的各项费用远远超过了200元。可见她对“说法”的执着。面对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长被带走之后，秋菊没有胜诉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没有把秋菊刻画成一个自觉的维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懵懂中又有一点法律意识的农村大嫂论文提纲格式。
十三岁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许是一个撒娇耍泼的小辣女。可是，为了五十元的工资，她接过了高老师的粉笔，开始了她短暂的一个月的教学生活。对她而言，自身知识和教育理论都是非常浅薄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钱”，很简单的算式。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顾一切地追寻辍学的张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转，由“为钱”到“为责任”。张艺谋没有赋予魏敏芝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质，而是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之中，让人物“有规则的自由运动”，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异彩，独具风貌。
“一份情，一生爱”，昭娣要的是一份不变的深情。当初文学艺术论文，昭娣对骆先生的爱，也许是少女对异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许是出于对知识人的喜爱和尊重。当时光流转，步入老年时，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执地用超过车费几倍的钱，请人将丈夫的遗体从城里抬回来，按照传统的方式操办丈夫的丧礼。作为一个农村老妇，生活简朴，但由于骆先生精神的感召，她还是把平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助建一所新的小学。昭娣的慷慨之举，正是情感的作用。张艺谋并没有将昭娣随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张艺谋在塑造切合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时，还非常注意选取台词、道具、背景等，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又经历着时代精神风雨的洗礼，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四、结 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综观张艺谋三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影片，以寻常百姓为表现对象，以寻常小事为表现内容，情节简洁而细节精致，人物质朴而内涵丰富，力求用最俭省的电影语言，营造出最厚重的艺术内涵，传达出最深广的时代主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影片中，无疑是翘楚之作。
[参考文献]
[1]鲍十.我的父亲母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2月
篇3
问题一：真正“全能”的学生少，校方无奈选择按专业“混编分组”
当前，全国的基础音乐教育正日益受到重视，各地中小学开展的课外音乐活动也随之丰富多彩起来，因此，校方不仅需要能上好音乐课的老师，更需要能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音乐活动的辅导教师。例如训练合唱团、民乐队、舞蹈编排、音乐特长生的个别课、组织健美操比赛等。而我们培养的学生，全能的毕竟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于是按学生专业“混编分组”安排实习，成为校方不得已的选择。
问题二：京剧、民歌不会唱，临时移调慌手脚
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新一版音乐教材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民歌、昆曲、西皮、二黄、民族乐器和器乐曲等都融入其中。如初二的音乐教材中就有传统京剧《铡美案》和现代京剧《沙家浜》唱段的欣赏和学唱的内容，这对于“一学期就唱几首咏叹调”的某些师范生来说无疑是个难题。分到这一教学任务的实习学生只能临时跟着录音带学唱，或是依葫芦画瓢学个门面功夫，至于京剧唱腔的韵味、发声方法、吐字、咬字、节奏等就顾不上了。试想，如果老师都是这样的水平，又如何让学生真正体验到中华民族国粹之内涵呢？
另外，中学的音乐教师少，基本上是一个年级配一位音乐教师。假如一个年级有十个班，同一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就要讲上十遍。中学生正处于变声期，同一首歌曲根据不同班级学生嗓音的情况移调教唱是经常会遇到的事情，而具备当场移调弹奏能力的老师并不多。有位实习生在一堂初一年级的唱歌课上教唱意大利歌曲《桑塔露琪亚》，他按照教师用书上的C大调弹奏，刚唱了几句，有些学生就提议：“老师，唱不上去，换一个调吧……”实习生不由红了脸，顿了顿：“那就低八度唱。”顿时教室里一阵躁动……这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
问题三：理论和实践脱节现象严重，语言表达与组织能力缺乏
有的学生在校专业成绩很好，却不一定能讲好一堂音乐课。学生在课前积极备课写教案，做好了教学课件，但一站上讲台问题就出来了：不是忘了某个教学环节，就是忽略了与学生的交流；对于“学生”这种课堂资源不善于利用，反觉得他们乱堂；对课堂上的突况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和应变能力；教学语言、风格与所讲解的作品风格不相符，等等。这些问题都映射出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亟待改革的方向。
改革还应该革新什么？
一、高师音乐教育应当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具有全面基础技能的音乐教师
关于师范教育应体现师范性的问题，我国老一辈音乐家早在20多年前就指出“高师音乐专业应尽快拨正办学方向”“注意有些教师鼓励学生面向舞台而忘记讲台的错误倾向”①。据笔者了解，当前一些音乐师范院校还存在高年级开设类似“主修”课程的做法。当然，如果“专才教育”是建立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之上，能够为将来的本职工作服务，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倒也未尝不可。但是对于那些在第四学期考试中技能课达不到分数线的学生，就免去学习这门课的资格，试问这种教育形式如何能培养出合格的基础教育音乐教师？这种做法是扩招不择生源质量、教师奇缺带来的后果？还是只热衷于培养优秀学生的“专才教育”思想理念根深蒂固呢？新课标基本理念之一即是“面向全体学生”。笔者认为，高师音乐教育更应当首先“面向全体学生”才是当务之急，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不但不应该取消资格，相反，校方还应该制定相应的制度，督促其继续学习直到达到各学科最基础的水平（即能胜任基础音乐教学的水平）后方能毕业。
二、审美教育应贯穿于技能教学之中，技能教学应广泛涉及本技能的各个层面，提倡综合性、多元性
1994年，李岚清同志在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艺术教育主要不是技术教育，不能只是教学生弹琴、拉琴、唱歌，而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对艺术的鉴赏力。”②这不仅仅是对中小学音乐基础教育的要求，更是对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标的高师音乐教育的殷切期望。就技能课本身而言，注重拓宽学科广度，提倡学科综合性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声乐课程应将戏曲、民歌等曲种的唱法及教法都纳入教学大纲；钢琴课程除了开设即兴伴奏与键盘和声以外，看谱视奏、看谱移调演奏的训练也应贯穿在教学过程中；声乐和钢琴相结合的弹唱课应放在整个高师教学的重要位置，以培养学生全面的素质及能力。
三、高师的各学科教学形式应力求灵活多样，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表达、社会交往和提高组织能力的机会
在音乐教育学的范围里，声乐、钢琴、音乐作品分析、乐理、作曲法、曲式学、风格学和音乐史代表的都是教学客体，另一方面，从事音乐活动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主体”。③如何将学生这一主体培养为具有健全人格和全面音乐素养的音乐教育人才，是高师音乐教育各科教师的责任。一方面各课程教师要明确“教”与“学”的基本问题和规律，将示范、启发、询问、讲授、系统归纳等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到教学中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力；另一方面，学校不仅要举办全能技能大赛，还要定期开展学生演讲比赛、模拟微格教学竞赛、教案评比和中小学教材教法研究性论文竞赛等，为培养学生胜任教学工作的各种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四、根据我国音乐教育实际，借鉴国外教育实习的经验成果
我国高师音乐本、专科院校一般将教育实习安排在最后一学年的上学期，时间普遍在6到8周。学生往往在实习教学中还来不及做出相应的反思和调整就要面临毕业。世界几个教育大国，如英、法、德、美等则非常重视教师教育和教师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以美国为例，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些师范院校针对当时“大学教师培养方案脱离中小学实际需要”的情况，和当地的公立中小学联合创办了“教师专业发展学校”，④打破了过去大中小学彼此隔绝的藩篱，在二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此举不仅使中小学的问题与需要能及时反映到大学及其教师教育的课程与计划中，同时大学也给中小学带去了教育教学的新思想、新知识，促进了双方课程与教学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另一方面，美国各大学教育实习的总时间普遍较长，参与实习的三方（大学、中小学、实习生）都有各自明确具体的目标和任务，实习生的任务不仅仅是教几节课，而是完全参与到中小学的课堂教学、班级管理、教研活动、校园文化等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师范生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逐步获得了教育教学知识、技能、方法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同时，实习指导教师注重引导师范生对自己的所学和所教进行反思，使其能将“反思”中的经验再运用到实践中，这无疑是一种良性循环，它帮助实习生在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之前，通过“实践——经验——反思——教学”的方式，自觉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国外的教育实习经验如果照搬过来也不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现状，这是由各高校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管理欠缺和校方硬件设施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因此，各校应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的教育实习制度，构建新型的实习框架，与定点的实习学校保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对每一周期的教育实习做出阶段性、实质性的总结，并根据实习期间所反馈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反思，由反思来改进教学中存在的弊端，从而有助于下一轮的实习。这样由教育实习督促教育改革，以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实习，进而真正形成音乐师范院校教育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发展。
（注：此文曾获国家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高校艺术论文评选三等奖）
注释：
①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91—95.
②杨力，宋尽贤.学校艺术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13.
③邹爱民，马东风.音乐教育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