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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大学生多数为90后，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父母对孩子的宠爱造成孩子自理能力差、自我中心意识强。并且社会责任感降低。经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这样的孩子走入大学校园，很难适应大学生活，遇到集体活动表现得不够积极，集体宿舍里表现得孤立、格格不入。经常被称作有个性一族。这种社会意识、集体意识薄弱的群体在走入社会后也经常表现出团队意识、合作意识不强。其次，学校对学生公德的培养欠缺，长久以来的教育体制中，注重学生的分数，忽视道德教育。学生进入初高中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曾在2009年，湖南省一私立中学下晚自习后发生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这一事件在向我们说明学校的教育中欠缺了对学生公德意识的培养，在公共场合，楼道里行走要靠右通行，缓慢通行不推撞，互相谦让不喧哗。在学校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也更多关注成绩，最终能否考入理想的大学是由成绩决定的。而在大学开设的两课中，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生旷课、课上不听讲等现象屡见不鲜。认为思政课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其他认真听课的学生也往往是知而不行。例如课上讲到要爱护公物，课下就有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的。所以说培养社会公德的意识并没有落实到践行环节。所以在学生心目中考试始终是划分课程重要程度的唯一标准，这是长久以来教育体制遗留下来的阴影。再次，社会上不良环境影响。大学生在年龄上进入成年人行列，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受外在环境影响较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出现形形的不分美丑、善恶现象。例如金钱至上、权钱交易、制假造假等等丑恶现象，它使得大学生容易走向功利化、世俗化。大学校园经常看到四六级替考、卖答案、毕业论文等广告。这些背离诚信、亵渎知识的行为在诱因着青年一代。势必对其社会公德的养成起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信息时代网络的冲击。在信息时代极大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生活空间由现实社会已经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中来，当代的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超乎想象，作业、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很多情况下不经过独立思考，直接到网上抄袭。网络聊天、购物、冲浪游戏占据了个人大部分生活空间，在一个没有严格制度约束的自由空间里，道德主体需要用自律意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可是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判断标准的主体来讲，自律意识显得那么薄弱。所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沉迷网络、欺骗、制造谣言、浏览等等行为。
3当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手段
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社会公德是衡量其个人品质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自我价值，而在于他的社会价值，这一点不仅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在于他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要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德意识。笔者认为高校尤其是思政课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前沿阵地笔者也试图探索出能内化道德行为意识，外化道德行为习惯的一种模式，从根本解决问题。
3.1教与学结合，注重细节
高校开设“两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站在理论前沿，对于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具有战略优势，高校要抓好时机，利用教的优势，培养学的兴趣。主要体现在课堂的教学环节，要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站稳大学生思想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培育学生。在教学方法上要选取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在讲授文明过马路时，选取中国式过马路的惊险片段播放，以此加强学生对社会公德的敬畏意识。让教与学间有结合，让学生体会学的必要性、紧迫感。所以要抓住教的细节，切忌过粗、过于形式化的泛泛而谈。文明出游、餐桌礼仪。握手礼仪、水电资源的合理利用、助人为乐等等教学环节。尤其要强调对细节的关注。
3.2信与守统一，坚守信仰
在社会生活中，当面对道德困境时很多大学生往往表现出困惑，例如当问道“有老人路边被撞倒，你是否敢扶?”时，大家会联系到2008年彭宇案，大学生扶老人被判赔7.9万元。同样在2014年，发生在武汉街头，一老人骑车摔倒手骨折，“最美女生”勇敢扶起。所以善恶美丑的鲜明对比更有利于锤炼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广泛开展学习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和身边好人活动，用人们信服的榜样进行引领，用令人敬仰的模范先进示范，形成见贤思齐、尊道尚德的浓厚氛围。使大学生群体坚信社会的道德主流是向善的，培养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坚守。提高其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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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自其推出，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微信时代。微信就其设计而言，融美学、文学于娱乐之中，兼有其他通讯工具的优势。具体而言，作为成功的新兴媒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创新性
微信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吸收成熟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媒体的设计理念。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从手机通讯录与QQ列表中添加好友，这在无形中利用了QQ这一传统聊天工具的资源。另外保留了QQ所拥有的聊天公众平台、漂流瓶等特色功能。在此基础上，微信还利用智能手机的特点开发了便捷的语音消息功能，由于语音的便捷性与其低成本，这一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手机的语音通话消费额;微信的另一创新之处便在于其朋友圈公众平台的自由链接功能，这一功能使微信用户可以在网页上迅速搜索到感兴趣的新闻或文章。
1.2前卫性
新兴媒体是时代的产物，随社会大众需求的改变而改变，并且更新的速度较快。QQ等较早兴起的通讯工具在满足社会变化与大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自身也得以成熟，这种成熟产生了一系列固定的规范与僵化模式，这些模式在新时代由于其变革成本较高，难以像微信一样的快速革新，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QQ的功能转而朝着办公便捷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1]微信利用其他新媒体“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的困境，迅速而及时地根据社会与大众的需求作出相应变革。
1.3私密性
微信相对于完全匿名的手机通讯软件有一定的公开性;而对于QQ空间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讯工具的功能之一是好友之间的交流。微信比其他同类产品更注重“私密性”。“微信最开始时会主动扫描用户的通讯录，这曾经让许多人不满。在更新版本中，微信做出了改变，并在功能介绍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保护您的隐私，微信不会自动扫描和上传您的通讯录。”[2]其他通讯软件对信息私密性的忽视使用户失去了信息时代的安全感，如QQ的空间评论信息就呈现树形扩散态势，好友及好友列表中的联系人均可共享，信息者的隐私权受到严重威胁。
新兴媒介是一种传播工具，也是一种赢利工具，其赢利性凌驾于其他性质之上。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微信才创造了微信时代。
微信的工具性特点与时代的社会文化需求关系密切，因此透过微信赖以成功的优势，可以发现当今新媒体时代社会文化的特点与大众的价值观念变化。“西方社会特别注重展示个人生活的方面，显示个人的独特之处。而东方人相对含蓄，特别是日本人，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生活的各方面向所有公众袒露。”[4]。
二、微信时代背后的文化原因
社会现象、大众心理、思想潮流都与文化有关，微信时代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微信的创新性反映出社会交流日益密切;前卫性反映出大众对新媒体的依赖与需求;私密性反映出大众话语表达需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交流的密切导致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加速，在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由于时空的限制，媒介在交流过程中愈发重要。“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现代转化的继续，而且对一百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意义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5]。因此，微信时代的到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引起的。
2.1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没有现代化这种大众传媒以缩小时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6]。大众文化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产生，是被大众传媒改造过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对民间文化，这也是新兴媒介必须迎合的文化形态。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
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进行普遍化、体系化处理，因此精英文化来源于民间文化，这决定了精英文化会随民间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精英文化适应国家机器与体系完整的需要，在形成过程中对民间文化又具有选择性，这决定了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修正、领导地位，其修正、领导功能有时以矛盾、对抗的方式进行。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运行机制，后者遵循艺术运行机制。大众文化关注娱乐和消费性文化活动，而精英文化则偏重于艺术和审美活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崛起，对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冲击”[7]。受市场经济影响，社会变化对民间文化产生空前的压力，要求大众文化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改革开放。大众文化由于涉及面广，内容驳杂，形成时间久远而拥有巨大的惰性，并且具有明显的保守性与狭隘性，无法做出及时的自我调整，这种惰性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2.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展失衡
中国文化自大一统王朝伊始，便由精英文化主导思想文化的统一，大众文化缺乏自发思考、把握历史与时展趋势的能力，当今的社会文化变革依然需要精英文化指导。“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导文化，可称之为“中心文化”。这种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种文化集团所认可，而无论其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贫富的差别。有的学者便竭力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同一性，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尽管人们在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之间差异甚巨，然士绅和农民皆处于同一社会文化系统中，只不过各置一端而已”[8]。
现代社会中，精英文化发展远快于大众文化。平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一方面具有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通俗易懂、娱乐性与受众数量大的特点，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信息素材的产生、传播反馈都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
现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影响下变异的精英文化远未成熟，给各种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由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失衡造成，即精英文化本应与民间文化保持一种大致同步的协同发展。
大众文化由于缺乏精英文化的导向而呈现完全自发的发展状态，不同地域的大众依据各自社会环境现状提出并发展相对狭隘的文化体系。而大众文化面对时代变化，缺乏普遍阐释力，其意义体系也易遭受危机，这种危机导致香港电影、粤语流行歌曲等特殊的文化现象。
三、微信对文化失衡的调合作用
思想文化观念的统一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要求，而大众媒体，尤其是微信便承担了这一任务。大众文化脱胎于民间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具有修正、领导功能;而大众文化则决定精英文化的内容、形态。
微信的创新性、前卫性特点有能力将形态众多且特点各异的文化纳入自身的传播范围中，从而拥有整合破碎的文化形态前提。
3.1 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统领的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要实现对大众文化的统领，必须将自己展现于大众面前，并取得大众的认可，即精英文化需要微信使其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普遍的内容特殊化。
而精英文化抽象的形态又难以吸引大众，因此要实现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传播，必须对精英文化进行改造，即借助于民间、大众文化的特点传播自己核心的思想价值理念。而大众面对精英文化主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有着与精英文化接轨的迫切需求。大众需求与新媒体之间互动的媒介便是消费，大众由于对精英文化需求所导致的对相应信息的兴趣，微信的创新性保证自身功能的及时更新。改革开放的速度与进程导致社会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日新月异，因此大众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微信的前卫性保证大众需求的满足。
精英文化要求的一致性与大众文化的多样性矛盾不可避免。而精英文化承载着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处于强势地位，对大众文化形成无形的压迫。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环境习俗不同，精英文化所推行的理念不时与特殊的文化形态相对立。而精英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同化又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相互对立与冲突的思想与观念也会相应产生。文化的直接交流容易造成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双方需要一个缓冲平台。微信私密性的设置，使信息在特定群体中传播，一方面增强了过滤掉偏激言论的力度;另一方面朋友圈中自由链接功能，使一些言论在得到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被同化，使异文化的诉求得以表达。
3.2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内容形态引领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必须不断吸引大众文化的成分，满足最多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完成其领导使命，即大众文化需要微信将其个体文化需求合理化，局部文化形态被精英文化内化。微信作为文化之间的媒介，具有双向互动功能。
面对精英文化，大众有一定发表言论的需求，大众传媒的这种反馈机制被政府所关注，成为官方与民间相互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这种由于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主要表现于大众对于政府政策、社会现象、市政管理与百姓生活的评论之中，如“城管现象”在微信中的评论与传播。而作为被同化文化群体，由于其知识、教育的限制，尤其是自我中心立场使其评论时常偏离国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乏错误的思想观念，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是文化交流同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大众对于自身立场与观念的狭隘性也有所自觉，但是出于一种诉说与表达的需要，又需要与好友进行沟通与发泄。此时媒介私密性的重要意义便突显出来。
出于隐私考虑，信息者希望其的信息在特定的对象中流通，微密等完全匿名的聊天软件，虽然可以相关信息，并逃避可能的社会规范制约，但由于其受众是陌生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反馈，信息者的思想也得不到关注;QQ等传统大众媒介，由于其信息传播群体过于分散，无法确保信息的私密性。而微信的私密性既满足了受众的发泄反馈需求，又确保了信息者的安全。虽然在信息传播量方面，微信不如微博丰富，但这恰恰成为微信的优势。“这种定向信息的方式，避免了大家淹没于信息的海洋中，我们错过老朋友信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微信作为更加私密的方式有别于微博的媒体化平台，更像一对一的私聊。”[9]在文化交流过种中，大众对精英文化思想与立场的接受，不仅需要大众化、娱乐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并且确保双方有较多的交流机会与渠道，文化融合的接轨与融合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之上。而微信除了确保受众自下而上地表达诉求之外，还提供了大量的间接表达素材，而这一功能的实现依靠微信朋友的链接得以实现。
链接功能为大众提供了大量间接表达所需要的素材。这些素材包括新闻事件，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语、行为，大众可以依据自身的思想表达需求自由选取相关素材表达自己的观念。而这一类似于文学隐喻与广告学当中的代言行为，可以有效减弱言论的偏激性，同时由于其内涵与趣味性增强了其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的增强又使得原本过激的言论得到不同受众的修改，这一修改过程本身便是一个趋同的过程，这一趋同的过程使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减弱，这种对立的减弱有效促进了三种文化之间的同一。
微信正是以其创新性、前卫性与私密性满足了精英文化对大众、民间文化同化的需求，建立起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效交流互动，才得以赢得了众多受众，获得巨大成功。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7.
[2]朱艳婷，丁当.微信来了[M].北京：中国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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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13.
[6]张友谊.文化软实力 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影响[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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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E的目标是提高运作效率。尽管现代生产运营系统越来越强调对市场应变能力（效力）的研究，但提高效率仍然是经济活动基础性的永恒主题，IE正是在关注不同的效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相应的效率提高课题，从而形成诸多的发展主题和方向，并得到持续地发展动力。对于人文社会系统及其实践过程，社会性活动效率的持续改进和效力的设计以及适时跨越也是其关键议题，效力问题将更被关注。
3.IE的本质是持续改进，强调不断挖掘潜力、坚信“最好”的工作方法和关注最大整体效益。永不满足的精神在更广泛社会活动的推广，将有利于有益人文活动的保持和改善以及效力系统深入的、持续的创新。
4.IE提供了一套规范性很强的专用图表工具，能够帮助工业工程师记录和分析要研究的事实提供了标准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基础，这是IE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行动领域有必要构建类似的、但适应自身特点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除了对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之外，更应该成为对庞杂社会科学知识进行调用的创新机制。
二、工业工程传统在社会领域的拓展
工业工程关注的主要是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是涉及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特例，并具有某些类似的特点，但相对于单纯的生产性系统，社会人文活动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基于以上的分析，工业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传统有可能进行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在借鉴其某些研究的框架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人文活动或者称为社会交际行动的应用性研究，类似地会涉及人-技术-环境的分析框架，见图2。当然，研究的目标、重点以及涉及的领域知识、工具方法的发展等，具有很大的区别。图2影响社会活动效果的因素首先，相对于生产性运作活动的研究，一般社会往活动的研究除了关注活动的效率，更强调社会交际活动的效用/效力，所以，需要将社会性活动研究的目标定义为社会活动的有效性，包含活动效率和效力优化的双重目标。在积极引入工业工程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的基础上，发展对活动效用的描述、测量和分析的工具，会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
对行动效用的关注，使得社会交际活动的研究更倾向于问题驱动型的分析思维，即首先分析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已有的知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区别于IE工具单纯的对所需解决问题的描述和分析，社会人文活动的研究工具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既是问题分析工具，还是有关问题解决的知识库，包括对各类专门知识的积累、总结和简化，以及还是一个知识的搜索和确认机制。文献[9]就尝试将人因工程学的专门知识纳入到TRIZ（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冲突问题解决机制中，提高了人因工程学的运用性，有关研究具有很强的拓展价值。发展这样的问题分析和解决工具对于解决持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和交际问题具有启发性，并有利于运用庞杂的社会科学知识。借鉴创新方法的理论，利用这样的工具解决社会性问题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见图3。此外，在社会性活动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器物因素。这类因素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技术因素，还包括社会性技术因素，例如，经济机制、政治平衡机制、文化传递机制、冲突博弈机制、系统涌现机制等等。并且器物因素的分析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某一因素属于器物因素还是属于人（参与者）或者环境因素的分析，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有关分析只局限于参与者行为分析的范围，则属于人的因素；如果涉及到交际促进机制的研究，则需要归于器物的因素；如果牵扯到有关环境和氛围的分析，则属于环境因素的分析。这样，在社会交际环境/氛围的研究中，既包括硬性的环境、机器和工作研究，更包括软性的社会机制、氛围的研究。而且，社会性活动效果的研究所涉及的有关知识，既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知识，更涉及到各门类社会科学专门知识的运用，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机制的设置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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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部门不只是信息的采集者，更要为其他社会团体和公众及时提供信息，同样还需要参与到公共决策当中，这不只是体现了民主决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来说，我国需要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本土化理论的研究，培养有关人才和学者，对于具体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提出可靠的参考意见和具体的、科学的、可行的实施方案与服务计划。好比产品推广，只有产品质量好，市场销量才会高；也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安排才能不断提高服务的水平与质量，才会增加社会工作的“品牌知名度”，打破人们对社会功工作的传统的质疑态度，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专家学者实践中逐步建立完善适应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
三协调关系、联络感情。
首先，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有助于协调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一个良好的公共关系不只是针对公众或社会而言，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更有利于组织的稳定团结和各方面工作的展开，畅通组织内部沟通渠道，提高工作效率。其次，公共关系有助于协调组织外部的公众关系。协调好与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等公众的关系，能为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社会工作组织来说同样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就外部关系而言，社会工作组织需要协调与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以获取更多政策及资金上的支持。此外社会工作者也需要努力疏通受助者与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逐渐的从内心接受社会功能工作；同时对于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组织要做好反馈工作，对于经验和不足要及时总结以更好的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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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实行政府单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政府是唯一的供给主体，负责农村范围内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在这种模式下，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是一种垄断关系，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主要表现为对生产的垄断、对销售的垄断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价格的垄断，这是由相关行业和事务的特性导致的。例如，环境卫生、体育设施等行业的非盈利性将私人企业拒之门外，致使这些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从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不仅不能适应公众需求的变化，而且导致供给效率低下。首先，村民的需求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村民自身文化素质的函数，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和村民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内容、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农村，供给主体不重视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设施不健全，难以满足村民对其量的需求。同时，农村的全面发展也催生出了许多新的公共服务内容，例如村组安全、生产互助等。在需求结构方面，村民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型需求，当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之后，大家更希望能在农业信息、农业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得到更多援助。其次，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垄断供给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发起挑战。造成供给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公平优先是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计划内统一分配的主要原则，其二，政府的成本效益观念不强，其三，政府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腐败行为，第四，政府缺乏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线的支撑。总之，在村民需求与供给效率面前，基层政府这一唯一的供给主体已显得力不从心。
（二）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实际上，必须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供给向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只有各种有利于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社会力量都参与进来，才能满足村民不断丰富、变化的需求，才能提高供给效率。总体来说，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就是打破原有的基层政府垄断供给的格局，改变供给主体单一、服务内容单一、生产方式单一、销售渠道单一、决策机制单一的局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发扬农村社会组织的公益精神，发挥农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身的积极作用，让政府、市场、社会在协同供给网络中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进而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种多主体的供给方式，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即在社会信任和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营造社会网络和运营社会资本，使得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能实现良好的合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提升，最终促成善治的过程。市场经营主体的丰富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垄断向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成为可能，这种转变同时也体现为各供给主体间关系的转变，即从垄断关系转变为协同合作关系。协同合作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合作就是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在协同合作关系中，各主体相互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协助、相互影响，各司其职。第一，基层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要承担起管理、规划、统筹、监督的职责，积极引导其他供给主体的参与。第二，企业凭借其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重要的主置。要大力开展服务生产创新工作，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三，农村社会组织有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等多种优势，负责提供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弥补其他主体供给的不足。第四，村委会要帮助村民将公共服务需求、意愿表达出来，做村民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联系人，实现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目前，各供给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还处于断裂状态，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长期以来政府对人力、财力、物力的控制，农村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能力不足，企业的供给动力不足，村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观念不强等。为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完善协同合作网络，重构多元主体间合作互助的关系。这需要依靠各种体制机制、规范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意识和精神的加强。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制度构成要素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主要流派之一，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分析视角和关注对象方面倾向于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主张同人类行动者的意义框架有关的符号、认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是制度，甚至认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从四个方面体现其对制度的一般性理解。第一，不明确区分制度与组织的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组织构成了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需要从制度角度去认识组织。第二，文化包含在制度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定义了一个制度世界，在这个制度世界中，文化是其构成要素，制度通过提供道德性或认知性模板阐释外在和人们的内在认知，进而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文化和制度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标题下成了同义词。第三，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行为者个体受制度的影响程度，只有将人类个体置于社会角色中，且让规范、认知、符号等因素产生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第四，肯定了制度化过程在制度创设和演进方面的作用，制度化过程体现为人们按照规定办事以及对违规成员所作出的处罚，这有利于制度本身的建立和维护。作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JamesG.March和JohanP.Olsen（1989）在其《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认为，制度即规则。规则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惯例（routines）、程序、角色、规划（strategies）、组织形式以及政治活动建构的技术等，也可以是信仰、范式、符号、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等。此外，他们强调在充满文化性、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的具体背景下，人们努力行动以实现其预期效果。人们的行动受到与义务相联系的适当性逻辑的牵引，遵从一定的规范和程序。Powell和DiMaggio（1983）则强调了强制、规范与模仿的作用。强制因素包括政治要求以及政府强迫，它们对组织进行规制、监视和官僚控制；规范因素源于专业与高等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强大影响；模仿则源于很多行动者往往通过模仿同辈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倾向。
（二）制度的构成要素
W.RichardScot（t1981）在《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从三个视角来理解制度的含义。第一，将制度具体化为制约、控制、限定或禁止行为人行为的规则和规定，其约束力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具体可表现为与行为相关的制度、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第二，因为制度具有适当性和其合理性，行为人会自觉地接受它，并愿意服从于符号体系或价值体系的约束。第三，不同行为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共同信念，且同时表达出对制度的理解与认同，那些被广泛认知和认可的文化因素将推动制度去发挥作用。基于对以上三个视角的理解，斯科特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持久、有序的社会结构，它是符号要素、活动和物质的统一体，具体则包括了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基于对制度的界定和运作过程的分析，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有三，即制度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性要素。根据三种要素的性质、特点和条件的不同，可将其归为制度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级，各层级间制度构建的难易程度以及稳定性成递增趋势。规制性要素在制度中的表现形式易于建立、规划和更改，可在短时间内形成并产生一定的效果，处在表层位置；规范性要素需要对行为人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进行界定，使之行为符合社会需求和合理性原则，这是制度的中间层；文化—认知要素作为社会历史的沉淀物，通过共同的信念、理解获得广泛认可，则位于制度的最深层次。要注意的是，根据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进行制度构建时，必须同时建立这些要素，使得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辅助。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要素
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平等合作关系的过程伴随着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强制性规章制度、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多元主体对平等合作关系的强烈认同感这三个因素的共存与共同作用。只有明确界定各个要素的基本内容、作用条件和方式，以及它们各自在重构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中的功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使得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并相互辅助。各要素通过引导和制约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行为，使多元主体在制度体系的约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规制性要素
规制性要素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强制性规定和标准等。通过明令禁止供给主体的某些行为、激励某些行为或者是给予某些行为以引导和便利等方式，使其思想和行动等向着稳定的、有序的方向发展，减少由于供给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给供给主体自身以及社会所带来的利益损失。与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相比较，规制性要素具有强制性大、易于建立、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等特点。在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这一过程中，强制性要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主要是因为各主体参与合作的自主能力和积极性不强。规制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规章制度、农村公共服务协同供给体制和具体的合作供给政策和标准等。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国家制定了《教育法》《卫生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志愿服务法》等相关法律。有关促进多元合作的政策有：对市场主体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合法权利进行保护的政策，对企业和农村社会组织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因素由统筹到细化、由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广泛地规定着协同供给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实施、各供给主体的行为、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为构建合作互助、平等协商的主体间关系提供了强制性保障。
（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规范性要素
规范性要素体现为价值观以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等。这些规范性要素通过合理的证明而形成，将适当的社会责任根植入多元供给主体的意念中，使其自觉地遵从正确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参与供给，违背这些要素的主体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就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合作关系而言，其规范性要素主要表现为机制的规范，例如，协调机制、表达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等方面的规范。这些规范性要素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规范合作秩序，即对多元主体的供给行为进行规范，使得供给主体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给予，而是全力地为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服务。以各主体的分工合作和相互间良好关系为宗旨，规范稳定的合作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各自承担起责任，进行平等、自由的参与和协商。第二，规范性要素要注重合作互动关系所带来的效益。通过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提高财政收支公开程度、减少行政开销、降低供给政策执行的复杂程度等来促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得以提高。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文化—认知性要素
文化—认知性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认知、符号系统、道德模板和意义框架，具体表现为信念、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它通过聚合积极文化和消极文化（如合作互利观和自利观）形成一种组织文化来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对自我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组织活动。而处于这种组织文化中的行动者，根据对符号系统、意义系统等形成的理解和信念而开展活动，其行为已经被制度化。JohnGray（1998）形象地指出：“社会制度是由人们信念构成的。一张纸头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大家相信它就是货币，否则它啥都不是。”在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合作关系方面，文化—认知性要素主要体现为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多元主体对合作关系的认同感、农民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以及农民自主服务、自主供给、自主管理、自主组织、自我教育的观念等。增强文化—认知要素的有效作用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供给主体规模。因为随着人数增加，文化的影响机制越来越具有局限性，供给主体更倾向于破坏合作互动的关系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农村社会变革。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积淀，但如果没有跟上农村经济社会变革的速度，其规范作用就会因为弱适应性而骤减。三是公共服务信息的传播。信念认知的形成依赖于信息的传播速度，促进信息流通有助于供给主体形成对合作关系的认知。总之，变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开展协同合作，归根结底依赖文化和意义世界的变革。
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困境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多元主体合作关系的重构，但事实上，各主体协同关系重构的过程已经陷入了一定的制度困境，这种困境是由政府单一供给的路径依赖、多元主体间难以平衡的利益关系和多元主体认知滞后导致的。
（一）制度困境一：政府单一供给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即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单一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这种路径的选择会产生像物理惯性一样的特性，这一特性表现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政府单一供给情况下，公共权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对稀缺性的权利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所获取，而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政府通过强制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类型和数量都完全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指令，而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农民群众却只能被动地接受，长此以往，将导致公共服务类型和生产的单一化，难以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如果路径依赖持续下去，不仅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会增加，而且政府的行政控制力会把其他潜在的供给主体拒之门外。在狭小的发展空间中，企业、农村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是不会与政府形成协同合作关系的，公共服务的供给陷入了巨大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困境二：多元主体间利益难以平衡
根据“经济人”假设对人性以及人的行为的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会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不同主体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主体间利益难以平衡，很难找到使得它们都积极参与的动力因素，这就导致了合作关系难以重构的制度困境。首先，有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经济发展才是政绩，为了追逐GDP指标的提升和个人仕途的顺利，他们常常以牺牲村民的实际需要为代价，不断增加那些能够满足政绩和利益需要的公共服务的供给。由于考核指标向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倾斜，那些真正能够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时会被看作是无用的。某些情况下，正是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使得基层政府的供给动力是不足的。其次，企业生产的高效率决定了它在农村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供给主体地位。从经营者的角度出发，他们倾向于不提供或者少提供公共服务而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因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导致的生产成本较高，同时政府购买成为企业参与的主要形式，这有时会导致企业自身收益比生产其他产品要低。再次，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最终享受者，村民的利益需求是复杂多样的，是根据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地域条件所变化的。但无论怎样，他们始终希望享受到水平高、质量好、成本低的公共服务。但当前农村村民的需求表达机制还不健全，缺乏用于收集农民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满意程度、基本评价等信息的制度、民意收集制度、听证制度等。这充分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所面临的制度困境。
（三）制度困境三：多元主体认知的滞后
农村现阶段邻里关系疏远，人际间情感淡化，难以形成村民之间、村民与供给主体间的信任网络，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农村的认知普遍呈现滞后、不足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供给的认知滞后，认为供给等同于生产；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认知的滞后；各供给主体对村庄的现状和发展的认知滞后；各供给主体对协同供给的重要性的认知滞后。这必然会制约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进程。导致认知缺失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大家普遍认同公共服务就是要政府负责的这一观点，在现实政治参与中，服从性、接受性、被动性因素占很大比重。第二，人员流动弱化了对村庄的认同和认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及村户院落的逐渐消失，村庄变得越来越陌生，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日益降低，从而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基层政府、企业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很少对农村的发展现状以及前景作细致的观察和调查，对村民真正的需求缺乏准确的认知。第三，合作思维缺乏。多元供给主体倾向于只考虑现实的、眼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忽视了通过协同合作而带来的潜在的、长远的、广泛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与中国人的行动思维定式有很大关系。供给主体的认知缺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困境。
五、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改进
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效果，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实现供给的有效性和高水平目标，必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协同配合。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以及社会组织参与能力低下和意识薄弱的现实困境下，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从法规制度的健全、行为机制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积累方面入手对供给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制度构建，引导各供给主体为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开展而努力。
（一）健全法规制度
法律以及各种强制性制度完善与否，对供给主体间的关系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健全供给参与制度。破除多元主体参与供给的主要障碍，丰富参与形式与内容。各主体不仅要做到协助行政机关进行供给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而且要对供给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审查。其次，健全利益共容制度。奥尔森认为，个人或组织获得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而且同时会因总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它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也就是说可以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在合作供给过程中，各主体为了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都会选择合作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例如，政府为了避免矛盾冲突而保护村民权利，企业为了扩大市场而参与供给，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将受到共容利益的减少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惩罚。再次，健全政策激励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减少税收和基础费用的政策来降低经营成本，进而吸引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在慈善捐助项目中，允许一些社会组织及企业借机宣传、扩大知名度。为保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性，政府可以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采取财政补贴政策和资金担保政策。
（二）规范运行机制
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互动合作关系，需要规范化的管理运行机制的支撑。首先，规范合作机制。若缺乏一种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及便于多个组织参与协商、决策与行动执行的策略体系，那么公共事务的协调处理将变得复杂而艰难。因此，必须在政府推动下，探求有利于基层政府、企业、农村社会组织以及村委会和农民自身协商互动的平台，建立他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合作机制中，各供给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细化、明确，他们进行平等的学习和交流，共同协商、讨论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次，规范效率机制。基层政府必须做到克服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并建立成本效益观念，企业要从村民实际需求出发进行供给同时降低排他技术成本，村委会和村民要充分考虑成本负担能力，积极表达需求意愿，农村社会组织需要克服组织结构不合理、资金运作困难、人员调配滞后等自身局限性，最终形成一种高效运作的供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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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90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14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71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52万人。全年认定(视同)工伤117．4万人，比上年减少2．8万人;全年评定伤残等级人数为51．3万人，比上年增加0．3万人。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191万人，比上年增加28万人。而对于2012年我国农民工达2．6亿的总量来说，雇主或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24%，可见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虽然逐渐上升，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
(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申报率较低
虽然法律赋予了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即使用人单位也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就得到了实现。事实上，即使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而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之后也未能很好地实现其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用人单位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并未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使得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成了空谈。
(三)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顺利实现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在实现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道路上还遇到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法律体系上存在尴尬之处。在法律层面上虽然赋予了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并未涵盖所有农民工，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并不与《劳动合同法》完全相同，这会导致出现某些职工属于劳动者却不能参加工伤保险的不合理结果。二是工伤认定困难。农民工要获得工伤保险待遇，首先要申请工伤认定，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劳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以及用人单位刻意回避双方劳动关系，使得劳资双方劳动合同的签订比率较低。如果劳资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农民工又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会推脱责任，使得劳资双方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并且在此过程中，用人单位极有可能阻碍农民工提供能够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使得农民工顺利获取工伤保险待遇陷入僵局。三是农民工工伤保险争议处理程序过于繁琐。农民工在经历工伤认定之后还得经历繁琐的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程序。所有程序走一遍，普通时间大概在3年9个月左右，最长时间可达6年7个月左右，甚至更长。由于工伤保险争议处理程序过于繁琐，农民工必然会耗费过多精力以及时间成本，使得农民工在工伤待遇索赔过程中戛然而止。
三、农民工在实现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过程中遇到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意识上的偏差
1．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
一方面，农民工本身文化素质偏低，对工伤保险政策的认知途径相对单一以及安全意识不高，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极为普遍。另一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缺乏，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是否拥有工伤保险而是在发生工伤事故后通常选择私了的方式直接找老板理赔。如果农民工因工伤保险而减少了工作机会，那么他们会视工伤保险为累赘，进而主动放弃相关权益。另外，繁琐的维权程序和沉重的维权代价都会迫使农民工选择私了、和解以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来换取尽早拿到少额的赔偿，甚至直接放弃权利或选择一种极端却主观上认为更有效的维权方式，如聚众闹事等。
2．雇主存在主观意识上的偏差
用人单位作为经济“理性人”，在主观上不愿为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或者不愿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工伤事故。很多用人单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通过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只签订口头合同等方式逃保漏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另外，企业在主观上对参保欠缺积极性以及抱有逃保漏保的投机心理，部分企业甚至采取不署名投保方式，为部分人投保，若发生工伤事故再进行署名，利用制度的空子以此降低成本，而忽略了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合法权益的保障。
(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方面，农民工工伤保险在制度设计上无法适应农民工季节性强，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不高等特点。另一方面，工伤认定困难，工伤赔偿程序设计过于复杂、时间过于漫长，工伤赔偿待遇的计算标准与支付方式都与农民工居住地不固定和月收入不稳定的状况不适用。农民工大都希望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能按规定及时得到经济补偿，但是由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争议处理程序过于繁琐，一次性支付往往成为“空头支票”。
(三)法律监管不到位
1．立法层次不高
从现行工伤保险法律体系可看出，虽然《社会保险法》于2010年10月28日得到了通过并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但其对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保障范围及保障力度却明显不够。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总体立法层次不高，主要包括:《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4］18号)等，主要构成多是行政法规，在法律效力上远远不及普通法律，缺乏对企业的约束力与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权威。
2．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不够
我国的工伤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用人单位必须为其职工缴费，但法律对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不够，反而助长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工伤保险条例(修订)》第62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用人单位的处罚方式无非是责令限期改正与强制征缴，而这些处罚方式都仅囿于用人单位履行自身义务而对相关责任人处1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措施，对用人单位而言更是无关痛痒。
(四)政府执行缺乏力度
1．宣传上的不到位
政府部门缺乏宣传，使得农民工认知工伤保险政策的途径比较单一与自我保护意识不高。绝大多数农民工对《工伤保险条例》等其他工伤保险政策的认知情况都缺乏了解，甚至有不少农民工未听说过工伤保险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缺乏对企业看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正确引导:一是未能让企业认识到为农民工参保是自身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二是为农民工参保能够提高其积极性与工作热情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三是忽略了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中的巨大贡献，企业应保障他们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
2．监管机制上的不健全
造成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部门监管的力量有限，专业化机构及人才队伍缺乏且不稳定，处理工伤事故效率低，导致企业逃保漏保现象普遍，监管质量难以保证。二是在客观现实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民工数量庞大、监管任务十分繁重，这些都对劳动部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未能很好得到实现。三是涉及到与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加大了劳动部门对用人单位的违法处罚的难度。3．监管执法上的缺位。法无禁止即可行，即使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假设没有劳动执法部门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加以惩罚与规范，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就成了“纸上谈兵”。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屡犯不改，即使是在农民工权益受到损害后，政府也未能主动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援助，易将农民工排斥在工伤保险体制之外。
四、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实现的策略
(一)转变意识观念
1．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转变就业及维权观念
为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促进自身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得到实现，农民工不仅要提高自身素质，严格遵守安全作业章程，还必须转变观念。首先，农民应转变就业观念，不应将自身合法的工伤保险权利视为寻求工作机会的阻碍门槛，应该认识并珍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非主动将其放弃，这只会助长企业逃保漏保的投机心理。其次，农民工应该转变维权观念，提高法律意识，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应该合理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而不是选择与企业私了或者一些极端方式。
2．企业应注重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首先，企业应加强安全作业的岗位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安全作业能力，重视工伤事故的预防，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伤事故预防及处理机制。其次，充分发挥企业工会的力量，提高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人本意识”，认识到为农民工参保是自身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应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以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再次，应认识到为农民工参保能够提高其积极性与工作热情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二)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设计
首先，简化繁琐的工伤认定程序，建立工伤保险案件数据库，对于近似案例总结出一定模式并进行模式化处理，设置专业机构处理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专业分工、高效运行的效果。其次，调整工伤保险差别费率与浮动费率机制。农民工所从事的煤矿、建筑等高危行业通常是以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为缴费基数的，但费率设置等级单一。针对不同的行业应实行差别费率机制，根据行业安全状况及工伤保险费用的支出状况作出适当的费率调整。其次，设计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工伤保险机制，将农民工队伍进行分类，可分为城市化的农民工，流动性的农民工，季节性的农民工三大类，根据其特点制定相应的工伤保险规定。最后，建立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机制。对于工伤事故多发的高危行业，应注重预防工伤事故的发生，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防范与应对事故的意识和能力。在工伤康复方面，可建立专门的康复医疗机构，提供完善、专业的康复治疗，加大对康复资源的投入，注重对农民工心理创伤的康复治疗。在工伤费用的支付方面可实行“先行赔付”的举措。
(三)政府加大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力度
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工伤保险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以及对工伤保险的认知，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调整工伤保险条例的不合理之处。再次，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在执法上劳动执法部门要重视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相关法律的实施，建立专门机构培训专业监管队伍。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企业要采取严厉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其违法成本，以保证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能够得到全面实现。最后，可以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基金，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对违法企业的罚款、基金利息以及被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农民工工伤保险基金全部由企业缴纳;对高风险的企业、行业多征收，反之少征收;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应该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篇7
梅奥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分为两编，第一编为科学和社会，第二编为现场研究。这本书提出了在主要工业活动上如何获致团体合作的问题，它也指出了由于急速的技术进步和因而发生的工人们在工作上经常变动的人事结合所引起的这个问题的日益增长的意义。我们当前社会是一个适应变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为了更好地发展，就需要合作，就需要管理。甚至可以说，我们将有一份如何的工作经历都在一定层度与管理（被管理）密切相关。
在现代适应型社会中，管理对于工作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工作（本身亦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施展才学，实现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管理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身处21世纪的我们，处理人事的能力的提高要能跟得上我们在处理技术上的能力的发展，不仅要加强管理，更要促进合作，正如梅奥说的：“我们不能一只脚踏在二十世纪另一只脚踏在十八世纪而得到生活和繁荣。”所以，我们必须合作，努力寻找合作的机会，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上。梅奥在这本书里通过已经进行的实际的工业情况的研究和一个称为霍梭恩实验的更细致的研究指出了同伴搞好关系的愿望，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结合的本能，很容易胜过单纯的个人利益和逻辑思考。这两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普通人中间，甚至在社会混乱的地方，仍然继续存在着人类对合作活动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是能够为聪明而老练的管理当局所利用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年代，我们行政管理的方法全是针对物质的有效供给，却没有对于合作的保持，即团体的协作，即使在特殊的年代这可以理解，但现在已经处于和平的繁荣时代，情况缓和了，但合作的前途却不怎么乐观。我们知道，在一个单纯的社会里，一年和一年之间，甚至一个世纪和一个世纪之间的变动是比较小的。而我们所处的正在发展着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体系，我们要想融入这个社会，就要融于这个体系，这也就是合作的意义所在。
除了合作，还有协调，其实二者本就是相互关联相互存在的。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但正是这种进步和成就，使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协调与平衡。
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的生存空间单一化，活动范围受限，但却带来了深厚的亲缘关系；在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落后，低效的生产，但却同时意味着安适自由的生活。而到了十九世纪，一切改变了。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变化超常。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越来越忙；生活联系越来越淡；竞争越来越大……而这一切，正是缺乏协调的结果。
梅奥认为，工业文明割断了农业社会建立起的固定社会纽带，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新型的社会关系，于是，人们的心灵失衡了，迷惘了。但其实，现代组织可补偿被工业文明隔断的旧的纽带。
管理离不开协调，协调又离不开沟通，有效沟通是管理中的艺术方法。俗话说沟通是心与心的桥梁，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管理也是要讲究方法的，那种硬性的领导方式已不适用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倾听。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管理者需要倾听员工的想法及意见，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更有效地组织工作。适时的赞美别人也是管理中极为有效的一个手段。真正的管理者能够在沟通中不断从知识、心态、能力等各个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因此，有效的沟通对于管理者十分重要。
霍桑实验的一大组成是多达两万次的访谈，通过一种巧妙并且原则化的有效形式去打开员工们的心扉。
这就突显出了几点沟通的重要性：解除员工心理的负担、积极调整态度和心态。访谈有助于工人团体内部以及和外部（监工或上级领导）相处得更融洽。很重要的一点：访谈增进了工人群体与经理人员之间，实现更好地合作的愿望和动力。与职工交谈，是经理人员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经理人员必须确切了解在企业各个下属组织中职工之间的合作情形以及职工群体对与经理阶层的态度。”
重要的一点是，在梅奥的小组访谈之前，他们有制定访谈原则，以让工人在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中说出真实的感受……这跟我们所说的情景治疗法类似。
而这样的沟通技能对于管理人员也是必备的。作为管理人员，要与下级保持良好的沟通，做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以便树立团队意识。
一个企业能否成功的管理经营，靠的是管理者能否和员工进行有效地沟通；靠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拥有良好的合作？？所以管理者应当充分重视这些，这样一个企业才会蒸蒸日上，才会拥有灿烂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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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从心理角度方面出发，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稳定的问题不断增加，造成弱势群体心理失衡，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化解弱势群体的不良情绪，找到症结所在，理顺情绪，顺通民意渠道，建立民意发声平台，让人民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稳定。
（三）创新思政工作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内容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很多特殊矛盾日益涌现，许多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管理，开展更加积极有效的工作局面，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创新思政工作管理，需要从多方位角度出发，提高办公效率，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弥补不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也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内容。
二、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加，贫富差距、劳资纠纷、拆迁征地问题、腐败现象频发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让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必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功能，促进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目标。
（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一直存在，其中贫富差距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为公众不满情绪提供温床，引发暴力事件，如安徽池州事件，不法分子借助小的事件，激化矛盾，煽动弱势群体造成恶意伤害事件的发生。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断增加，一些劳资纠纷就接连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不稳定因素隐患，给农民工造成经济损失，甚至生命威胁。而随着我国城镇化飞速发展，预计在6年内将有1亿人进城落户，其中因为违法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各类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大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腐败贪污问题是当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风气，而且不利于党政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是社会稳定发展的瓶颈。总之，以上各类不稳定社会因素的出现，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才能很好的化解，这也是思政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功能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社会导向功能、素质培育功能、意志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矛盾协调功能、思想转化功能以及和谐保障功能的发挥，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措施
面对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民众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稳定民众思想，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如何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创新思政工作，成为当前时展的当务之急，接下来就主要从发展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两大方面，探究社会稳定视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措施。
（一）发展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原有实践经验的同时，要及时调整，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将矛盾更加巧妙的化解，要深入基层宣传积极的思政思想，传递正能量，耐心解决遇到的问题，防止矛盾再度激化。其次要完善规范制度，摒弃民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遏制不正之风，维护办公秩序，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及时有效的传达民意心声，将思政工作与制度有机结合，提供通畅的渠道。最后要采用心灵抚慰的方法，随着社会节奏加快，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心理问题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思政工作加强对于心理问题的重视，开展科学合理的心理咨询，疏导不和谐心理因素，建立健康健全的心理品质。
（二）管理创新
当今时代，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借助网络平台，让公众获得一个自由平等发挥舆论的渠道，实现管理方式、管理思路和舆论管理方面的的创新，实现真正的民主。随着网络进入到千家万户，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和平台，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建立于民众的交流版块，传播更加全面的民意心声，与民众平等的互动沟通，让接下来工作的开展更加明确清晰。另外，借助网络平台，还可以发挥宣传作用，借助有知名度的门户网站，展示老百姓遇到的问题，及时有效的传达民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症下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借助网络平台传播民意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要杜绝虚假新闻的传播。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平台，虚假新闻很容易滋生传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虚拟的网络，传播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假新闻，引发公众恐慌，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大型门户网站各类信息，都需要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查核实，确保是真实的信息才可以。如果一旦出现假新闻，就需要相关部门发表有可信度的声明，遏制假新闻的继续传播。其次要杜绝刻意的人身攻击。如今网络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播的速度也特别快，一些恶性事件接连发生，一些网络水军借助人肉搜索，对于某些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这不但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他人和自己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传播正能量，才是信息传播的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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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一个不同于而又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其原因
（一）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到20__年底，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i]。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最新调研显示，在“五大社会保险”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此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而生育保险农民工也基本未参加[ii]。
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许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一些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如20__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20__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20__年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__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以享受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这就很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主客两大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同时一些政府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从农民工的真正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规定，层层向企业安排，许多地方政府把养老、失业、医疗三险“捆绑”推行，由于农民工的缴费能力较低，导致参保率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业雇主对农民工缺乏自觉保护意识，认为支付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加大了企业成本，这就导致他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应付的行为。最后，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和市民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二元结构所折射的二元社区导致他们在收入、保障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悬殊。其次，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及流动性强的特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并且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于是导致农民工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起来无非是从社会整体和农民工个体两个大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概括：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可能放弃土地保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就可以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市场来运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一个对所有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具有一个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加大农民工对自身投资的力度，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适时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保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对我国新型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
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而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为缓解“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农
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体现社会的公正性，体现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改变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失衡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这一战略目标才会顺利实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衔接，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进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战略实现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城乡的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需求；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群体的需要。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就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确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虽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全部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为农民工建立初步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并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雇主、企业和农民工等社会资源，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理应将其摒弃。
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治条件也是具备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写入《宪法》，而农民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与市民一样享有对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把改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业环境，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作为今年政府工作重点来抓。政府应该着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机制，更好地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再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影响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是社会分配不公的表现，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协调这种不良社会氛围而确立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28届全球大会《宣言》中指出，为了减少贫困和实现社会融合，必须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大到那些尚未从任何正规社会保障计划中受益的群体，而农民工就是那些尚未从任何正规社会保障计划中受益的群体。如今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给予了更大关注。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四、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这一问题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分歧也比较大，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更没有能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如张启春认为通过户籍改革将农民工变成城镇居民，进而将其纳入镇社会保障体系或者通过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扩面将农民工直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如李迎生认为推出相对独立的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并提出了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三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如杨立雄认为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参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种模式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可行的方案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在适当时机，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统一接轨。
笔者认为在现阶，由于人口老龄化、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也很大；城镇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不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城镇社会保障无疑是雪上加霜。对于第二种方案——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这与我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与农民工的特点不符的，农民工是新兴的产业工人，已经不同于农民了；此外这种方案也是与我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加快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相背离的。笔者认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和需求，按照多层次、多类型、灵活便捷的原则来提供社会保障，并确保这一制度能使城乡易于接轨。最近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在调研报告中也指出，农民工应实行分层分类保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保障目标和政策建议，该课题组的建议在新时期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农民工的现实状况出发来建立分层分类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从长远讲，就是在保障农民工最低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向保险型社会保障迈进，进而进入福利型社会保障，最终建立城乡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在构建过程中要有周详的谋划，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此本文提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如下：
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只有扫清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障碍因素，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取消针对农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逐步改变农民工因为一个户口而丧失社会保障权利的现状。其次，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对不同的劳动力有不同的态度，导致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工作分工、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歧视。再次，改革土地制度，为了提高农村生产力，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改革，让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集中土地的可行办法是让土地自由流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用“土地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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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功能
1.1 促进基层文化的建设工作。在群众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会有一大批感兴趣的能人志士志愿的参与其中。这就是很好的人才选拔的机会,在没有利益驱使下的环境中对于文化纯粹的喜好就变现出来,这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趋同性会把有相同志趣的人聚集在一起。群众文化就实现了群众的聚集,在聚集群众的基础上为基层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后备力量。
1.2 弘扬社会价值观促进文化发展。群众文化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范围,这就表示在群众文化中有很多人认同的价值观和思想。群众文化的这种思想传播方式在社会价值观的传播途径上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它有很广的受众群体,其次在融合群众文化不同的表现手法之后社会价值这样一种文化导向便会很接地气的为人所接受。
1.3 增加群众凝聚力促进社会资源全面利用。在群众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就是群众,群众在群众文化中的时候没有事业,家庭,社会阶级之分。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中群众的凝聚力自然会增强,这同时在人与人的不断接触过程中使得社会的机会在增多,在社会资源的利用方面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4 传承民族文化特色延续种族文化。群众生活在社会中,在社会一代代的传承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特色。这种特色的存在使得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国家有了不同的标签,这种标签正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主要的特征。群众文化在传承民族文化特色方面起到主导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的传承也将使得不同种族的文化得以在包容的文化氛围中保留。
群众文化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携带的信息也起到提升人民文化素质的作用,在群众文化的发展中认识文化、感知文化。
2 群众文化在文化价值方面的贡献
2.1 群众文化在文化事业中占大比重。在人数上群众文化有着最为广的受众,在文化事业中群众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群众文化在文化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在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群众文化成为最主要的植入方式。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群众文化则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又能在较为轻松的文化中得以传播。
2.2 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产业的繁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群众文化的影响,文化产品和文化作品的素材有很大部分都是基于社会中的群众文化。群众文化的繁荣无疑为广大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博的素材,最大限度的展现了当代中国的面貌。群众文化为文化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在挑选文化爱好时候的选择。
2.3 促进我国文化的对外宣传。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最丰富的形式,群众文化的展示在对外宣传我国文化和弘扬中国精神的过程中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在对外展示的过程中群众文化很好的结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特点,在展示的时候更加真实自然的流露出我国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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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公司法”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缺陷在立法方面整体协调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债权人在利益方面的保护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不是很强，对广大的消费者不负责任。企业社会责任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企业的社会责任间冲突的表现主要就是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以及员工的责任和企业经济责任间的矛盾，例如一家企业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对环境有着严重的破坏，这就和社会责任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这就会使得企业陷入一个比较为难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我国的企业社会制度起步较晚，在经验上不是很充足，在社会责任监督机制方面还不是很完善。
2.2“公司法”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完善建议对于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得到完善，首先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主体地位，我国虽然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但是还没有专项的法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范，故要能够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主体地位进行强化，并要能够在不违背主体法律的基础上把具体的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实，要在完善的具体化以及可操作性和规范化方面得到重视。另外要健全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这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执行的重要手段；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激励机制，把相应的激励措施落实到位，企业的社会责任激励机制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以及企业自身的不断奋进，政府要能够加大监督的力度，通过相关的活动传播社会责任理念，鼓励企业积极的去履行社会责任；完善企业的社会责任惩罚以及约束机制，我国的《公司法》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条款当中没有惩罚性的机制作为约束手段，这对社会责任的实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故此建立相应的惩罚以及约束机制能够起到一定的管控作用，对其制定约束机制要能够在法律的层面以及道德层面都有着体现，还要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构建CSR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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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由于我国缺乏私法传统，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向来注重公法手段的运用。然而“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公法的缺陷由此而生，它将公民环境权利与社会公益相联系，但公法是靠一定行政机制来实现的，行政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很可能为了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长官利益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1]要克服用公法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弊端，就必须重视民法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发挥。自然人和法人开发利用生态资源的行为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一般都属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事行为，这决定了民法在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中居于基础地位。它既可以促使人们积极优化生态环境又能有效防止生态损害行为的发生。只有协调综合运用私法与公法的调整方法，才能保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推进。
一、民法可塑造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主体——生态民事人
培养具有生态意识和养成良好生态习惯的民事主体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关键。为此，民法需将传统民法中的“理性经济人”塑造成为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新型民事主体——生态民事人。
（一）生态民事人的界定
生态民事人是指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时顺应生态规律，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协同进化中实现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与生态利益相平衡的人。生态民事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生态民事人是兼具“理性经济人”与生态人两者特征的复合人。传统民法中的民事主体是“理性经济人”，他在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时往往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为了自己利益损害生态环境。这实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要克服“理性经济人”的民事主体所带来的弊端，就必须用生态人的理念塑造新型民事主体即生态民事人。这种新型民事主体兼具传统民事主体与生态人的特质，是对传统民事主体的扬弃与超越。
第二，生态民事人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传统的民事主体以追求自己利益为唯一目的，其仅需具有权利意识即为合格的民事主体。而生态文明时代的民事主体不仅要具有权利意识，还需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人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意识支配的，只有具有生态意识，民事主体在行使权利、进行权利变动和履行民事义务时，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实现私人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和谐共存。
第三，生态民事人不仅追求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还追求生态需要。传统民法坚持需要二元论，认为民事主体只有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民法之目的就在于为民事主体满足上述需要提供私法保证。基于需要二元论，传统民法认可民事主体在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时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正当合法性。由此可知，需求二元论的民事主体制度无法实现生态保护，更遑论生态文明建设。为克服需要二元论不足，联合国环发大会颁布《21世纪议程》，明确将人的生态需要与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同等并列，并将其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元动力之一。“生态需要作为一种高级需要的组合形式，不仅能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还能从生态学意义上促使人类需要结构合理化发展。它是人类需要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三种需要。”[2]由此可知，生态需要已经成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要将传统民事主体转型为新型民事主体，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民法就是要为民事主体实现三元需要提供私法保证。
（二）生态民事人的塑造路径
我国民法要塑造生态民事人，就必须进行正义观与方法论的革新。传统民法的正义观与方法论是与“理性经济人”相匹配的自由主义正义观与个人主义方法。自由主义正义观认为自由即正义，只要民事主体根据意思自治实施的行为，即使损害生态环境也是正当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可民事主体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牺牲生态利益，并为其提供制度支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和谐、生态危机尚不存在的时代，自由主义正义观与个人主义方法论具有相当合理性。但在生态文明时代，民事主体根据上述价值观从事民事活动已造成严重生态危机，再一味坚持自由主义正义观与个人主义方法论就不合时宜。要塑造生态民事人，我国民法就不能继续完全坚持自由主义正义观和个人主义方法论，而应该用社群主义正义观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对传统民法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予以一定的修正。社群主义正义观和整体主义方法认为，基于公共利益，法律对人的自由予以一定限制乃正义之举。在生态灾难频发的当代，生态恶化已经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维持人类繁衍无疑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之一。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社群主义正义观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民法可以用强制性规范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塑造具有生态意识的民事生态人；根据自由主义正义观和个人主义方法，民法可以用倡导性规范积极鼓励民事主体保护生态。总而言之，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中国民法不能片面坚持自由主义正义观与个人主义方法，它的价值观应该是社群主义正义观与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有机协调，其方法论应该是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人主义方法的综合运用。只有这样，民法才能塑造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新型民事主体——生态民事人。这是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成功的前提。
二、民法生态文明建设功能发挥的核心：民事生态权的确立
民事生态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用、开发生态系统，以满足其生态利益需要的权利。它是民法有效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核心。十提出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是民法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前提，也是民事生态权确立的基础。生态利益不同于财产利益与人身利益，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利益。“生态利益固然与财产利益、人身利益密切相关，但又不同于纯粹的财产或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在于财产之价值和使用价值，人身利益在于人身之生命、健康、身体机能和组织等，而生态利益则在于人们能够在其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生物或环境之间进行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3]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存在以生态利益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需由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调整。所不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态利益关系以行政法、经济法等公法调整手段为主导。在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背景下，生态利益关系则应以民法等私法调整手段为主导。要有效调整因为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所产生的民事关系，民法需确立民事生态权，这是由其调整机理决定的。
（一）民事生态权的构成要素
1.民事生态权的主体。民事生态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动物不能成为民事生态权的主体。人是权利主体，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受人支配，为权利客体，这是民法权利理论的基石，也是哲学主客体二元划分的必然结果。但由于人类滥用其对包括动物在内的外部世界的支配权，使人与动物的关系紧张，进而使生态系统失衡，形成生态危机。为保护动物，维持生态平衡，有学者主张动物权利论，即将动物也作为一种权利主体。该观点作为人类重视动物保护的一种价值观，具有合理性，但就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而言，动物无法成为权利主体。首先，人作为权利主体是由人的类本质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由此可知，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在于人拥有自由，通过这种自由，人不仅仅依附于自然界而且还改造自然界。“权利为意志的自由，该意志自由即为人，并只有人的意志是天赋的。就此在我们看来，每个单个法律关系作为人格人与人格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一个法律规则加以确定。”[4]权利的本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并与人的类本质要求高度契合。而动物不具有意志自由的本质决定了动物无法成为民事权利主体。其次，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不能有效解决动物保护问题。法律赋予动物权利主体地位，动物也无法行使权利。有学者建议民法通过法定人或监护人的方式，让他们动物行使权利。但这种关系从实质上讲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动物依然是客体。这样的制度构建并不能使动物成为权利主体。最后，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不符合理论研究的“奥卡姆剃刀原理”。该原理指出了理论研究应该遵循思维经济原则，其格言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简而言之，解决同一问题，在实现效果相同的前提下，所用的理论能简单就不复杂。就动物保护问题而言，动物客体论与动物主体论能实现相同的效果。但动物主体论将民法理论复杂化并且使其内部出现了不协调。动物主体论违背了奥卡姆剃刀原理的要求，实属不可取。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至于少数人提出的生物的生态权，既无理论上的科学性，也无实践中的可行性。”[3]
2.民事生态权的客体。所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是权利变动行为的作用对象。权利的本质在于利益，权利客体是利益的载体。生态利益是民事生态权的本质，它的载体是生态系统。若没有生态系统的持续良好存在，民事主体的生态利益根本无法实现。生物群落依靠生态系统产生生态利益并分享生态利益。根据生物群落在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功能，可以将其分为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人既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又是生态利益的受益者。无论是制造生态利益还是从生态利益受益，都必须对生态施加一定的行为来实现。因此，生态系统成为民事生态权的独特客体。
（二）民事生态权的性质与内容
民事权利根据其作用，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其中，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划分是潘德克顿法学的基石。“所谓支配权，是指权利人仅仅依据自己的意思就可以实现权利目的的权利。”[5]根据人类社会生存实践可知，民事主体要满足其生态利益需求，必须利用以生态资源作为载体的生态系统。据此，民事生态权属于支配权，应当毫无疑问。民事生态权的内容是指其权能，就是主体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态利益需要所能够实施的各种从生态系统中受益的行为以及保护该权利所能够采取的行为。主要包括：其一，生态系统利用权，即民事主体积极利用生态系统满足自己生态利益的行为，比如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泉水、开发利用生态系统资源等行为。其二，生态请求权，指民事生态权的权利人在其权利的实现上有某种妨害或有可能受到妨害之虞时，生态权利人对于造成妨害其权利事由发生的人有请求排除此等妨害的权利，主要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其三，生态补偿权。该权利是民事主体基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改善而享有的请求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补偿其生态利益的权利。其四，生态赔偿权。该权利是指民事主体的生态权利遭受侵害时请求加害人赔偿其生态利益损失的权利。
三、民法的生态优化功能：民事生态义务的设定
因为企业生态义务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所以民法由权利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是其发挥生态优化功能的理论基础。民法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鼓励或倡导人们实施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二是禁止人们破坏生态环境。社会本位的民法可以通过为民事主体的权利变动与权利行使设定生态义务的方式发挥积极的生态优化功能。根据在经济生产环节的地位不同，民事主体可分为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我国民法可以为上述两种主体规定相应的积极生态义务，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企业生态义务
1.企业生态义务的界定及其内容。要顺利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民法规定企业的生态义务并确保其得以履行是关键一环。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企业的生态义务是指企业需“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由此可知，企业的生态义务是指其应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为目标，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尽量减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使企业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的营利性组织。企业生态义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企业对同代人与后代人的生态义务。企业要以“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观念为指导从事生产经营行为。“代内公平观”要求企业从事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时尊重其他人的生态利益，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态利益获得自己的发展。“代际公平”要求企业的资源开发利用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留给后代人满足其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态利益满足本代人的利益。第二，企业对社会的生态义务即绿色生产义务。企业要树立生产生态产品的市场意识，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生产绿色产品，通过绿色包装、绿色认证，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健康产品。第三，有限度的开发义务，这是指企业对自然承担的生态义务。企业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履行该义务的主要途径是循环生产。主要包括：其一，实行减量化的生产模式，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资源的消耗以及废弃物的产出。其二，企业对生态资源与废弃物的再利用与资源化。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必须根据其生产特点与经营范围，对所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与无害化处理。
2.民法对企业生态义务的规范配置。第一，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该明确规定企业负有生态义务。我国公司法仅原则性的规定公司负有社会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负有生态义务，其他民商事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企业负有生态义务。为促进企业生态化生产，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的民法典应明确规定企业生态义务。理由在于：其一，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还存在争议，其范围尚未明确，民法典若不明确规定企业的生态义务，无疑不能有效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生态义务，这不利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其二，公司的生态义务不能代替企业的生态义务。企业是营利性组织，在我国，其范围包括公司、合伙企业以及尚未实行现代公司制度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诸多营利性民事主体。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生态义务不能取代企业的生态义务。若仅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生态义务，一是不利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二是违反了市场主体平等原则。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总分的方式明确规定企业的生态义务。第二，将企业的生态义务层次化并采取不同的规范方式。根据企业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不同，可将其生态义务分为基本义务与其它义务。基本义务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又包括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对于积极义务，民法应用强制性规范予以规定，对于消极义务，民法应用禁止性规范予以规定。对基本义务以外的其它生态义务，民法可用倡导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予以规定。第三，以生态化为导向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其一，董事会中设立生态委员会或生态董事，就企业的生态生产经营和生态义务履行等事宜为董事会提供合理化意见。其二，经营管理部门设立负责生态经营的专门机构，一是专门负责绿色产品的设计、价格制定以及销售；二是负责对企业及其员工进行生态文明的宣传与教育，积极培养员工的生态意识，使员工形成良好的生态习惯。其三，监事会中应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对企业生态生产与生态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消费者的生态消费义务
1.生态消费义务的界定及其内容。生态消费是一种以低资源消耗实现高消费质量，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消费模式，其伦理基础在于消费正义。“消费正义的实质是用人类整体理性来反思人类的消费行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使消费不仅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而且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环节。”[6]消费主义导致的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已经严重危及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民法必须根据消费正义观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规定相应的义务，这既符合生态消费义务法律化的趋势，又能积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消费者生态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适度消费义务。适度消费义务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滞后的消费水平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市场疲软，使经济发展丧失动力。而超前的消费水平产生的过度需求会导致人类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攫取，造成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最主要的是要防止过度消费，民法规制的重点在于使消费者不要超前消费。第二，循环消费义务。它是指消费者必须对使用后的消费废弃品进行回收和再利用。消费废弃品包括家庭废旧品和工业废品，消费者对以上两种消费废弃品都须根据其特性进行一定的再利用或为其再利用提供条件。第三，清洁消费义务。这是指消费者必须以减少或避免有害生态环境的方式进行消费。其一，在不同的消费行为中，消费者必须选择对生态环境危害最小的消费方式。其二，消费者必须以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处理废弃物。
2.民法对消费者生态义务的规范配置。第一，我国民法必须明确规定消费者的生态消费义务。我国民法关于消费者生态消费义务的规定目前尚付之阙如。为更好地发挥民法生态建设的功能，未来我国民法典必须明确规定消费者的生态消费义务。第二，不同群体消费者的消费义务不同。首先，强势社会群体应该承担比弱势群体更重更严的消费义务，这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其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生态消费义务要高于企业。理由在于，他们都负有促进公共利益的义务，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重大公共利益。因此，上述民事主体的生态义务要高于企业，强于企业。最后，国有企业的生态消费义务要高于私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他除了要实现经济目标之外，还要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因此，国有企业的生态消费义务高于一般的私营企业。第三，对于不同的生态义务采取不同的规范手段。对保护生态所需的最基本行为，民法须以强制性规范规定。对较高层次的生态保护行为，民法须以倡导性任意规范规定之。
四、民法的生态保护功能：生态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
我国侵权责任法尚未独立规定生态侵权责任，这种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侵权责任法应将生态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予以规定。
（一）生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损害生态的加害行为。其一，我国的生态侵权制度应该采取无过错责任。生态侵权中的加害人通过生态损害获得巨额利益，而生态损害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技术性，受害人证明加害人的行为有过错极为困难。若仅因为受害人无法举证加害人存在过错就让其承担生态损害的后果，明显违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因此，生态侵权必须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二，造成生态损害的行为既包括作为行为也包括不作为行为。前已述及，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民事主体负有一定积极作为的生态义务。对于法律以强制性规范规定的民事主体的积极作为义务，若其不履行该义务造成生态损害的，也构成生态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2.存在生态损害事实。何谓生态损害，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观点认为生态损害包括生态利益损害、财产损害与人身利益损害。狭义观点认为生态损害仅指生态利益损害。“生态损害是生态系统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方面功能的严重退化或破坏。”[7]我国侵权责任法应该采纳广义的生态损害观点。理由在于：其一，因狭义生态损害产生的财产与人身利益损失与生态侵害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将其纳入生态损害的范围符合侵权责任法损害填补原则。其二，采纳广义生态损害观点有利于预防生态损害的发生。广义生态损害科学合理地扩张了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增加了其赔偿数额，提高了其违法成本，因此更有利于预防生态侵权行为的发生。其三，采纳广义观点能够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由于生态损害与环境损害不同，若不将因狭义生态损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纳入生态损害范围，则会导致受害人的民事权益既不能通过环境侵权获得赔偿又不能根据生态侵权获得赔偿。这对其明显不公。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应采取广义生态损害观点。
3.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的又一必备要件，生态侵权责任也需以损害结果与侵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为条件，但生态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采取因果关系推定。生态侵权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损害发生机理极其复杂，损害后果具有隐蔽性和持续性，故让受害人举证生态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可能。若不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则受害人的生态损失要获得救济恐怕永难实现。为有效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并遏制生态侵权行为的发生，生态侵权必须采取因果关系推定。根据因果关系推定法则，实施生态侵害行为之人如果不能证明其行为和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应承担生态损害侵权责任。
第四，生态侵权责任的消极要件。生态侵权行为人要承担侵权责任，除需具备以上三个积极要件外，还需具备消极要件即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生态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主要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与战争行为等；被害人的过错。若存在以上免责事由，则民事主体的行为即使符合生态侵权的积极要件，也不承担生态侵权责任。
（二）责任承担方式与生态损害的范围
1.生态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与恢复原状。由于生态侵害是一种特殊侵权，其造成的损害除狭义生态损害外，既可能包括财产损失又可能包括人身权损失。因此，生态损害的侵权人承担何种责任，应视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而定。民事责任承担的原则是填平原则，只要有助于使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完全充分的补偿，上述各种手段可以根据情况联合适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填补生态利益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选择上，法律须明确规定恢复原状责任的优先适用，因为这是成本最低而且是最有效的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方式。
2.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要有效预防生态侵权行为发生，就必须发挥侵权责任法的制裁功能，这要求生态侵权制度采取惩罚性赔偿原则并扩张损害赔偿范围。首先，生态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不能仅限于财产损失与人身损害，还必须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环境权益与生态利益的损害。其次，采取损害赔偿方式承担生态侵权责任的，加害人所赔偿的费用必须能够完全填补恢复生态环境原状所需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预防性措施费用；清除性措施费用；修复性措施费用；附带损失。”[8]最后，生态侵权制度应在一定条件下采取惩罚性赔偿。侵权责任法的救济法功能侧重于事后救济，这不能有效防止生态侵权行为的发生。为有效遏制生态侵权行为的发生，生态侵权制度需对主观恶性大的重大过失和故意生态侵权行为采取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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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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