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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学科应运而生。作为最新知识的专业传授载体，高等院校在新学科的研究发展上走在最前沿。而新学科的分布地――高校各具体院系，其专业资料室是院系学科发展的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资料室的建设应发挥自己所具有的专、精、深等的独特性，围绕教学科研搞好自身建设，进而为本学科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本文以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为例浅析如何围绕学科发展搞好专业资料室的建设。
一、我院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河南师范大学的政教系，于2001年合并市场营销系而建院。现发展为七个专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有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a企业策划与咨询中心、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现代应用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学院还拥有河南省唯一的省级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硕士学位授权点也由原来的两个发展为现在的四个：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企业管理。政治经济学为河南省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为校级重点学科。现从两个方面讨论一下我院学科发展的情况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1.从研究生论文选题调查看经济管理学科发展。院（系）专业资料室的一个特色收藏就是本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导师和学生几年来的学习和思考的成果，撰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研究生导师一般都是所在学院学科建设的带头人或是学术骨干，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也有许多是他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经济与管理学院从有硕士点以来一直不间断地收藏本院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变化就可看出当前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动向。经济与管理相关专业的发展同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结合点很多，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管理类的学科发展也从原来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从硕士生的论文选题上可见一斑。过去研究生大多撰写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发展到现在选题则广泛得多，研究内容更加实际，更注重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如以前从未涉及的银行、证券、保险、财政、国际贸易、房地产、企业管理、企业兼并等文章方面已占相当的比重。调查显示，现在的研究生以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资本论等的选题是越来越少，而对当前经济热点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热点的分析研究呈上升趋势。一些在职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更是紧密结合当前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热点，这些变化正是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改革的需要。
2.从师资建设看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学科建设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根本，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经济与管理学院在2002年以前的教师大部分是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的教师，所开专业也大都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随着学校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求，引进和自我培养多学科硕士、博士越来越多，学科发展也越来越快，经济学管理学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带来了学科建设的大发展。这些在重点大学和国家重点科研院所学成归来的博士很多都是行业内大家的弟子，感知着学科最前沿的发展动向，有的还参与了导师的国家级经济学管理学的重大课题研究，他们的学成归来为我院的学科发展注入了活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他们对专业文献资料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围绕学科发展，加强院（系）专业资料室建设
专业资料室因其所收藏文献资料及服务和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使其在学科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文献信息提供角色。在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和优质的服务是其责任，它的建设应围绕学科建设和学科带头人展开。
1.围绕学科发展需要进行文献资源的建设。资料室的建设与图书馆不同，其收藏的文献资料具有专业性、学科性的特点，在资料的收集和开发上要根据本学科的设置和发展，形成有本专业学科特色的研究级的文献资源。随着新课程的增加，学院的文献保障体系需要针对学科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变化及时调整文献信息资料的采编计划。如，从2002年后，针对学院新开的课程，如金融、证券、跨国公司、企业兼并、产业链、物流管理等，资料室采纳相关专业教师意见，调整了期刊征订和图书采编计划，并形成制度，每年的期刊征订及每次的图书采编都会充分征求教师意见，作出相应的调整。学院新引进的年轻教师及学者，开设的一些新的课程，学院专业资料室由于经常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的文献需求，就可以反映他们的问题，在采编文献的过程中与教师保持畅通的渠道，增加新学科需要的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料。资料室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及时将最新的书目和期刊与教师见面，为满足学科发展研究的需要，提供全新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做好学科发展的文献保障。
2.加强现代化建设，提高人员服务素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类期刊专著毕业论文、电子刊物等文献逐年增加，建立现代化管理系统已迫在眉睫，而目前院系资料室虽然配备了计算机及一般的基础设施，但也只是将它的功能定位在目录编制、统计等基础性管理上，缺乏综合处理技术和必要的数据库，导致检索困难，利用率低下。这种落后的技术手段不仅不利于文献的综合利用，更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服务要求。所以，文献保障体系必须适应当前信息化这种飞速发展的形势，建立现代化的服务设施，积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服务，如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对于在2010年中的通货膨胀、新会计准则等问题的专题研究中就采用了网上订阅。并与校图书馆共同对室藏文献进行了回溯建库，利用校园网进行了资源共享。人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保障。目前，资料室人员计算机知识的运用能力普遍缺乏，外语水平普遍不高，这些都影响了资料室作用的发挥。所以资料室的管理人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不断适应这种深刻的变革，提高自身素质，以保持资料室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好信息保障。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创新日益频繁，学科发展不断加快，院系资料室作为高校开展教学科研活动重要信息的保障阵地，不仅要向客户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咨询服务，还应提供更加专业性、深层性的学科信息服务。这就对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岗位要求：一是要优化知识结构，不仅要有图书情报知识，而且要有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二是要增加职业意识，要坚持甘为人梯的服务理念，加强与学科用户的交流和沟通，围绕学科用户的需求积极开展工作；三是要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和发展，积极为学科用户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服务，既要为学科用户主动提供各类信息资源，又要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科用户提供咨询服务；既要积极开展信息的收集工作，又要主动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编织成二三次文献，针对学科用户的信息需求，充分调动各种资源来保障学科用户的需要，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3.克服经费难题，为学科发展开拓服务。现在由于文献资料的价格上涨，直接导致院系资料室的购买力下降。由于现在许多高校的图书购置的费用都直接拨付给校图书馆，而图书馆又因为与教研一线的专业人员很少直接交流，不了解学科发展对文献信息的需求，使得服务与需求之间脱节严重，而院系专业资料室又由于经费所限，使得一些需要较大量资金支持的又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文献无力收藏，而资料室人员及时的联系双方进行沟通，使资源利益最大化地利用。如本人所在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进行学科建设做一些课题时，学科带头人提出需购置专业数据库，几十万的资金对院系来说有些困难，通过资料室进行反映联系，双方联合购置，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共同购置的中宏数据库和国研网正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联合对解决文献购置经费的来源上提供了新思路。校系文献共建共享是高校信息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一个好办法。
参考文献：
[1]王晓萍.学科发展与专业资料室服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
[2]李霞.关于高校院系资料室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思考[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5).
[3]龚军慧.论提高高校院系资料室这学科建设的服务水平[J].图书馆，2007，(5).
[4]刘芬.高校院系资料室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0，(4).
Building the Departmental Reference Room Surrou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Taking the EMC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AN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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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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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和政治经济学的平衡的概念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经济学中的解释有：1.equilibrium as a balance of forces,即多种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rest(a stationary state),即一种静止的状态；3.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uniform movement(a steady state),即一种不变的运动状态；4.equilibrium as a constrained maximum,即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5.equilibrium as an optimum,即最优化；6.equilibriumas rational action,即理性的行为；7.equilibrium as a situationof consistent plans,即计划一致的情形[1]。论文参考。所以均衡被我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经济决策者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决策以增加利益时的状态。
政治经济学中平衡所使用的单词是“balance”比如“Sofar as the balance is resto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buyer acts later on as aseller to the same amount of value……”[2], “balance”的释义为：“conditions of being steady,conditions that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equal.”。显然政治经济学中的“balance”与西方经济学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内涵。
平衡主要包括两层含义：货币需求和商品价格总额相适应；社会再生产中总产品的实现。
二、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论简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过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平衡状态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分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阐述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1、简单再生产。我们知道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是：
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问题的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专门研究了简单再生产中实物量在第Ⅰ、Ⅱ部类内部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比例，从而得出简单再生产中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条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条件表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去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产时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Ⅱc时，平衡不能实现。另两个方程揭示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Ⅰc+Ⅱc，第二部类的社会不要劳动时间等于Ⅰ（v+m）+Ⅱ(v+m)。论文参考。
2、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在生产的基础上放弃没有积累的假设，将m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用于扩大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用c和v表示。设m用于消费的部分为 ，用于积累的部分为 ，则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方程式为：
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条件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3]。即要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Ⅱ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实物量的平衡和价值量的平衡，即总量和结构都要平衡，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第Ⅱ部类的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要平衡[4]，为此要求第Ⅰ、Ⅱ部类及部类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价值量上，各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应相等；2.在结构上各部门提供的实物量必须供需相等；3.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应用宏观调控使各部门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协调。
三、西方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简述
《萨缪尔森词典》中对均衡的定义为“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对研究的问题所涉及的诸经济变量（因素）中，假定自变量是已知的或不变的，然后，分析当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会出现的情况及需具备的条件，即所谓均衡条件。均衡分析可分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虑所有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考察整个经济系统完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状况，和达到均衡的条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况和条件。
一般均衡论是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和产量结构如何实现均衡的一种经济理论，所以也称为总均衡分析。它由19世纪末里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从市场上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前提出发，考察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一般均衡分析重视不同市场中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强调经济体系中各部门、各市场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达为：
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经济变量太多，而这些经济变量又是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因而使用起来十分复杂和困难。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时间、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所达到的均衡，是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场对其它市场不产生影响，其它市场对这一市场也不发生影响，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达于均衡的情况，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称局部均衡论。马歇尔是局部均衡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其价值论和分配论中广泛运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价格论，就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某一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价格、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商品的价格如何由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而达到均衡。
四、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与马克思平衡理论的比较
1.从假定前提来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场是出清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即此时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设前提是变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样，假定市场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则认为市场是不对称的，是非完全竞争性的。
2.理论基础不同。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平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论文参考。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3.从行为主体的界定来看，平衡分析把消费者和厂商等行为主体界定为一定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经济人，即理性行为人，“经济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公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局部均衡则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相互影响的经济人，即相对理性行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论是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平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5.从主要结论来看，通过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经济结论时有阶级性的，这个结论是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阶级性，因为实质是研究经济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协调，所以不同的结论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论和平衡理论对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平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平衡理论则认为，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的平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6.从政策导向来看，平衡分析法易导向宏观调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要实现平衡，必须依赖政府的调控。均衡分析分易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这种方法认为供求双方的运动自然会达到均衡，政府的干预会破坏均衡的实现。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平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在内容上显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深刻得多。
[1] 《商场现代化》2006.1下旬刊，总第456期第27页
[2]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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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把政经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现实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令我国高校大学生信服的政治经济理论，是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应担负的责任。为提高政经教学的质量，我认为在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在政经教学中，老师首先要把基本原理讲清讲透，为学生打好理论基础；其次要培养学生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和处理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我国目前已在市场机制的建立、国企改革、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可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到政经理论的有用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观念和理论相悖的问题，例如，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都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也没有剩余价值，而实际上，两者都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只要商品经济存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就存在。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否则会使政经理论与现实相背离，缺乏说服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根据改革开放的现实，把深奥、抽象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贴近现实、具体易懂的实例来阐述，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空洞的说教，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而在案例教学中要注意的是，首先案例应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紧密，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案例必须是通过对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筛选和提炼而得的，要具有较强说服力与代表性，符合教学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
二、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吸引力与时效性
1、营造民主、宽松的教学环境和气氛。课堂气氛对教学有极大影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课堂上师生间不沟通、不互动，是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的。必须使用各种手段，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启发他们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首先可采用“提问式”教学及安排课堂讨论。当代大学生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渴望沟通和交流，有较强的表现欲和探求欲，必须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每堂课的教学中，可根据具体内容，在讲授前首先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去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讲到劳动力商品的问题时，可以提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否是商品？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再引导学生去认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和内涵，然后与我国劳动力现实情况相结合，最后得出结论。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其次课堂讨论也是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一种重要方法，特别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课堂讨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但在组织课堂讨论之前，教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题目的设定、资料的收集、论点及论据的组织和课堂讨论形式的设定等。成功的课堂讨论可以使学生在热烈的课堂气氛中加深对一些基本原理的掌……
2、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参考资料，扩大有效信息量。对于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足够的信息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要重视指导学生阅读课外参考资料，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例如，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反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实践的书籍等，鼓励他们阅读相关报刊杂志，通过这些书籍报刊杂志的阅读，扩大学生的信息来源。
3、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过时。要达到直观生动的教学目的，多媒体教学是最好的方式。它可通过文字、图象、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加深学生的印象，增加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但多媒体教学也对教师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首先必须加强对多媒体教学的研究，提高制作多媒体软件的水平，并收集多媒体教学所需的图像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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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se Teach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DAI Dong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Abstract Case method applied to reform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udents' analytical skills and overall qualit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Faced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some common problems， need to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case teaching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ase， the arran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ssessments， etc.， in order to enhance practical eff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0 引言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是在教学大纲要求下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教师引导学生以案例为基本题材，通过对案例阅读、分析、评价和讨论，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从而促进学生能力素质发展的一种教学方法。该教学法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课堂教学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基础课，也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学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在经济学专业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核心位置。在以往教学中，由于课程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需要学习者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浅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感性认识不足等原因，往往在学习中感到理论知识晦涩难懂，影响了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不理想。近年来，案例教学法被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探索，从实践效果看，案例教学在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训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作用明显;但另一方面，各地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也呈现出一些共性问题，影响到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1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进行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院校来看，该门课程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1 案例资源的匮乏与适用性不足
相比于工商管理、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起步较晚，积累相对薄弱，导致案例教学资源严重缺乏，系统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案例集寥寥无几，可供教师参考使用的选择很少，给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带来一定的被动。同时现有的案例缺乏适用性，表现在有的案例出版时间过于久远，譬如周又红的《政治经济学案例》、程恩富的《政治经济学案例与习题集》分别是2003、2007年出版的，其中有些案例已经因为陈旧而不合时宜了;有些案例时代差距太大，依然拿19世纪的资本主义说事儿，学生往往觉得与己无关，案例缺乏亲切感与实际感;还有的案例太长、太大、太难，学生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分析，造成了教学使用上的困难。
1.2 以案例教学完全代替理论讲授
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多是作为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开设的，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此时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还极其欠缺，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理论传授和知识梳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具备分析问题与判断决策能力，这是保证案例教学有效性的前提。但在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目前呈现出教师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片面强调案例教学而忽视甚至完全取代传统理论教学的倾向。以案例教学完全代替理论讲授，表面看来课堂生动形象，但由于学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基础，他们对案例的分析、材料的判断等必然会浮在问题表面，最终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经验，而对整个知识体系模糊不清，案例教学也因此变得肤浅，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1.3 课程安排以及课堂组织效果差
教师对课程体系把握上的偏差以及组织、协调和控制能力不高，导致在案例教学的安排和课堂组织上出现问题。首先，不能结合课程结构、篇章重点统筹安排案例教学，对哪里使用案例、使用什么类型的案例没有科学的设计，或者是从始至终都在用简单案例验证知识点，学生难以对各个知识点融会贯通，综合分析能力无法得到锻炼;或者是一上来就给学生综合型大案例，学生在没有多少知识积累情况下感到难以驾驭。其次，课堂组织一团糟，在个人发言或小组讨论中，教师不引导、不总结、不点评，学生漫无边际地议论一番，却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课堂教学可能在学生一片鼎沸声中不知所以然地结束，最终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
1.4 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目前案例教学的考核方式并没有伴随教学改革及时跟进，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沿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试卷的题型依然是填空、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常规题型，这种考核方式实际上又把学生拉回到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学习状态中，导致学生在平时案例教学中缺乏积极性，影响到案例教学的效果。二是由个人或小组提供案例分析报告，教师根据报告给出期末成绩，这种方式下，部分学生容易“放鸭子”，往往应付了事，交过来的个人报告会有很多雷同的“拷贝版”，小组报告中有些同学会采取“搭便车”行为不劳而获。这两种考核方式都不利于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平时的案例分析，存在较多弊端。
2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进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突破：
2.1 重视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工作
面对案例资源匮乏与适用性不足的困境，最好的解决思路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一线教师应直接参与案例的甄选和编写工作，这样不仅能逐步充实案例库资源，同时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及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特点编写加工的案例能更好地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结合，更具有实用性，这是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甄选和编写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案例要有典型性和针对性。即选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相关知识点的案例，学生通过分析和思考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并突出教学要点，这样，案例教学才能给学生以更深的印象。二是案例要体现逻辑性和本土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性非常严密，案例选取时应突出其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帮助学生的知识学习形成统一的脉络。同时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本土案例，例如价值理论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用中国的“民工潮”、“民工荒”为案例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经济现象，关心本国的经济发展，使经济理论能够真正地指导实践。三是案例要突出实用性和时效性。例如在讲授价值规律时就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水果市场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在介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时，适时采用最新的“中国大陆财富排行榜”为案例，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和直观感性认识，更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和时效性，能够体会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乐趣。
2.2 坚持传统理论教学为主、案例教学为辅
要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传统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传统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对传统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只有教师将基本理论和知识讲清讲透，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储备后，才可能在案例教学中运用自如，不然案例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中一定要认清传统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之间的主、辅关系，开展案例教学时不仅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实际上对传统理论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理论讲授学时压缩的情况下，依然能把理论知识完整清晰地讲授给学生，这对教师是一个全新的考验，需要一线教师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
2.3 科学安排和有效组织案例教学
为达到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目的，首先，要求开展案例教学的老师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理论体系有非常透彻的把握，必须非常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能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教学重点提前对案例教学做出详尽安排，包括哪些内容安排课堂讲授、哪些内容辅以案例教学、哪里使用简单案例、哪里引入综合案例等，都要做事先的统筹安排，这样才能使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相辅相成，整个教学浑然一体。其次，教师必须对政治经济学案例的课堂教学进行有效组织，包括以什么手段和方式提供和呈现案例;怎样创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引领学生参与到案例讨论中;如何通过总结和评价对案例教学进行概括和提升，总之，教师在整个案例教学组织中要始终发挥“导演”的作用，确保将案例教学逐步引向深入。
2.4 调整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标准
为确保案例教学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必须改革传统考核方式。应该摒弃死记硬背知识点的闭卷考核方式，侧重于学员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考核，以理论思维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为目标，注重平时考核，可以将学生发言或讨论的情况纳入考核范围，将学生在案例讨论过程中的表现与其课程形成性成绩挂钩，期末可以采用论文、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促动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的各个环节。其次，必须调整成绩评定标准。由于案例往往没有标准统一的答案，因此案例教学评定成绩时就不能搞“一刀切”，考虑的主要方面是学生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应该从分析步骤是否恰当、决策依据是否充分、结论推断是否符合逻辑、思维有没有创新等方面评定学生成绩，特别是具有开拓思维、勇于创新的案例分析，在分数评判中要给予肯定与鼓励。
3 结束语
教学实践证明，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时展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但正如任何一种教学方式、方法都有局限性一样，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摸索、总结、创新和不断改进，以提升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效果。
项目基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课程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4KG50）“PXM2014_014224_000091其他项目―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
参考文献
[1] 张静.案例教学的应用研究――以地方高校经济学专业为例[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3）：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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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发展需要。初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展，认知水平逐渐提高。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大众文化传媒的发展，使得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观察思考不断扩展和深入。因而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许多困惑、烦恼和见解。
二是要关注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现实生活。
学生受自己生活环境、家庭条件、兴趣爱好、目标追求等因素的影响，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着自己关注的热点、兴奋点，如招生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形势与政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安形势等。同时，出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心，也会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表现也浓厚的兴趣。教学中不能对学生兴奋点视而不见，只是根据铜识学习的需要指令性地组织探究现实问题。对学生关注的问题进行分析引领，是思想政治课教学应尽的职责，也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契机。
二、生活化教学的实施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本人对如何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做法有：
1、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
人们的认知活动、实践活动总是源于和基于现实生活。学生也正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需要来观察社会、认识世界，进而创造生活、发展自身的。让学生在生活中提出问题，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去学习和研究。由于带着问题去研究，学生学习主动，课堂效果很好。
2、让学生在生活中分析问题。
在教学中如果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去分析和研究，将会使教育和教学更有针对性。如在学习艰苦奋斗精神时，我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撰写“中学生消费面面观”的小论文。同学们对目前中学生在消费中普遍存在的“攀比”、“求异”等现象进行了分析。教学中，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分析和讨论，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已，此种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3、让学生在生活中解决问题。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宗旨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学会做人。让学生在生活中去领悟和感受，这要比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去讲要好得多。劳动就业是当前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让学生开展“寻找当地创业者的轨迹”的社会调查。学生调查的对象十分广泛，有当地著名的企业家，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等亲友。孩子们在调查中深受教育，有同学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从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企业家应具备的品质那就是肯干、勤奋、自信、诚信以及善良。通过这次调查，我深刻地体会到企业要抓住机遇、开拓创新的重要性，更让我领会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产品的质量才是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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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妇女在经济生活中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据此，在《劳动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上，体现了中国妇女与男子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就业地位。享有同等的劳动权利，以及女职工在劳动工作过程中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等作了规定。但是，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残余影响还存在，而且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供大于求，每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时，妇女就业问题的矛盾就突出起来，这些都干扰着我国妇女就业等政策的贯彻执行。当前，我国又面临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正确贯彻妇女就业与女职工保护政策方面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扰。
在我国，妇女就业歧视，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妇女的就业机会和从事职业的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却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更大。女性第一次就业通常就比男性困难，包括许多女大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都会遇到性别其实问题。
妇女劳动就业权是妇女获得并保有财产权利的重要途径和保障，也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妇女就业权的法律保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制度和体制上为促进妇女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妇女就业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急剧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妇女所面临的就业环境和实际就业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业过程中歧视妇女的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妇女成了就业中的弱势困难群体。通过制度创新完善对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其意义可以与上个世纪50年代全面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相提并论。
一、妇女就业会遇到哪些问题
（一）我国妇女就业歧视现象的现状
由于生理以及社会观念上的原因，妇女在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方。论文参考网。从生理来看，女性与男性相比在身体结果和生理机能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女性在一生中要经历经期，孕期，产期，等生理机能的变化过程，过重的和过紧张的劳动以及不良的工作环境，都有可能影响到妇女的安全和健康，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民族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社会观念看，社会性别观念以及社会叫色定位的差异也给妇女就业带来很大的障碍，这种想象的观念往往偏见地把妇女看成弱不禁风，没有理性，和被家庭拖累的群体。这些想象的特点，常被雇主当作排斥妇女就业的借口。
（二）女工未能纳入社会保险范围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现阶段我国公民享受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前置程序和必要条件。也是用工单位对被雇佣职工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对此，我们做了一个调查，63%的女工，其单位为她缴纳和办理了社会保险。而37%的女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49.3%的女工答道单位是按城镇缴费标准缴纳的，19.2%女工是按郊区标准缴纳的，剩下的31.5%选择不知道。显然，她们不了解自己的工作单位究竟是让她参加了哪一层次的社会保险，也不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和标准。另外，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故意规避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而女工被迫接受这种降低了的待遇。论文参考网。
（三）就业时间缩短
女职工实际就业时间缩短，就业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劳动合同期限短期化现象严重。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女职工50岁退休，但女职工实际就业年龄多集中在18-45岁之间，5岁以上在企业就职的女性，往往成为减员的首要对象。一些企业甚至规定女性职工45岁就要内退。对于那些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则采取缩短合同期限，甚至一年一签合同的办法，以回避女性事业中断期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的用人单位知道或估计哪位女工要结婚，就会在其尚未怀孕时，提前表示不再续签下一次合同，以逃避用人单位未来将要承担的某些义务。女职工所签劳动合同期限偏短，加大了女工就业的难度和不稳定性。
二、总结
当然，从全局看，我国13亿人口，6亿多女性.至少有接近3亿适龄妇女劳动力，我国的妇女就业与女职工保护问题仍将是一个长期的、繁重的任务。特别是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观念冲突大，法制不健全或者有法不依现象存在。从表面上看，近年沿海地区一些私营业主、“三资”企业热衷于大量雇佣女职工，但他们出发点仍是“打工妹”，听话、好管、工资低廉，这要按照女职工保护的规定来保障妇女就业的权利，实际上还相距很远，甚至和他们贪婪追求利润的本能是南辕北辙的。论文参考网。众多的乡镇企业和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就其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讲，要全面贯彻女职工保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平衡适用女职工多的行业与适用女职工少的行业的负担，鼓励企业单位尽可能地多用一些妇女劳动力，解次妇女就业难的问题，建立社会统筹的妇女生育保险的议程已经提出。所以，当前我们面对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大力宣传妇女就业与女职工保护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宣传《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达容，以及它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促进作用。并依据《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规，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执法监察工作，不断地提高妇女就业与女职工保护工作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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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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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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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断努力地实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一体化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法治思想和社会治理理论。建设法治社会，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进程，中国法学教育事业虽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严重缺乏法律人才这一局面。但是目前大多数的法律院校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均不能够完全很好地适应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未来，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来看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大量地增加。然而，目前我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一方面一些人仅仅有着单一的法律知识，还不足以运用到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对于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严重缺失状态，应用复合型法律复合型人才表现在素质、能力、层次上，随着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等等的发展，对于专业型技术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而供给的高素质人才却供不应求。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更专业化，更多元化的人才有待于培养，也有待于投入到市场中去。
二、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缘由与意义何在
（一）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长久以来，我国对于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基本上沿袭的是前苏联所谓的“对口教育”，“专才教育”模式。[1]但这种传统的苏联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课程体系梯度设置的不合理性，专业课的设置过多，教学方法落后，学生实务的操作能力明显欠缺，培养目标的单一匮乏性，考试模式固定呆板，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新思维的开发与培养，严重缺乏创新性，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就已经兴起了以科技教育、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的一种探索性教育模式，后被人们称之为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教育模式。[2]新时期，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社会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强烈需求这一社会现象，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实施正是为了应对社会出现的这一现象。目的在于要切实提高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也响应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旨在通过各高校对法学学生的切实有效，具有较高强度针对性地教育培养中，逐步造就出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以满足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这类人才的高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与进步。
（二）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是法治社会下的必然要求
依法办事是社会主义法治化背景下的一项重要准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当中，只有严格地遵循法制规范，才能够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进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然而，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各种类型的新型复杂的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是法学教育与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多元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要求学生一方面精通法律基础知识。另一方面熟悉不同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从而将两者熟练的相结合并运用，最终解决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纠纷，这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最佳标准。[3]
三、国外多元化教育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模式范本。
（一）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按照适当比例做出安排
美国本科法学教育基本上大致涵盖了一名合格律师所应具备的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个方面。其中，以必修课为主，选修课为辅。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自主的选择选修课来弥补自己认为的知识有所欠缺之处，从而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阅历和思维方式。
（二）着重培训法律实务应用技巧能力
英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分为“职业适合性阶段”和“基础法学阶段”。首先主要向学生开设基本法律的内容，使学生具备一名法律从业者的学术知识。进而法学院与律师学院或其它法律实践技能培训中心联合开设法律技术训练课程。另外开设课程专门提供一些更为传统的写作技巧，英国高校十分重视将理论学术基础知识与法律实务技巧应用相结合。
（三）建设双学士学位制
澳大利亚在进行法学本科的教育培训的同时也注重对其他相应学科的培训，学生在本科学习的时间里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及兴趣爱好去选择两项不同的专业去学习，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即可获得法律和其他一个专业的双学士学位。
四、如何不断完善多元化教育对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建设
（一）完善实践教学的改革，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有效地相结合，相互补充。
“必须课+选修课”，法学课程目前大致包括法理学、经济法学、法制史、刑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和军事法学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中的许多细微之处虽然也会涉猎到法学领域，但这些细微的领域却并没有被包含于现有的法学学科当中。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我们必须充分地把握每一个不同的细节知识，在面对各种新型的复杂问题的时候，才能得以很好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生活中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作为一名应用复合型性法律人才，他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缜密的心思，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作为一名法律人应有的真正价值意义所在。
（二）切实实行“行业导师+实务导师”的双重培训方法。[4]
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中，高等院校应当将校内导师的教育和校外导师的引导相结合，方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在引进通过社会人士带动学习和帮助提高法律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初衷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水平，提高自己的业务效率。首先引入一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的法学界法官、公检机关的检察官以及优秀的律师，让这些人员深入校园，深入教学实践课堂，充实师资队伍，快速帮助法学专业的同学提高能力。其次，具有法律和实务经验的人才将大量地加入法学师资。可以通过各种机制例如定期考核评教来督促和提高这些师资的实际教学能力，同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出国进修等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最后，将专家带入课堂，专家致力于最前沿的法律研究，同时也有必要将优秀的法学观念带入到基础教学中去，在初期培养人才的时候就将观念注入新一代的法学学生的理念中，优秀的学者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国内，更应吸收和采纳更多优秀的外籍专家，明确专家的职责，实现专业化教学和实践化教学相结合，通过各种各样的多方位的培训来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为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增加亮点！
（三）鼓励倡导学生获取双学士学位
在主修法学专业课的同时，通过辅修第二学历，学生能够掌握两门不同的专业知识，从而达到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基本标准。在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后，将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能够更熟练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法律实务问题。积极鼓励同学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与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广泛的互相结合，综合运用，从而在不断形成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也注重了对自身逻辑思维的有效训练，广泛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快速的发展变化，真正成为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
（四）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5]
为了强化学生法律技能和综合性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各高校在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设置模拟法庭、专业研讨课、法律诊所、课外研学、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等校内实践教学相关的环节。同时，应当积极组织和鼓励同学们参与法院开庭审理、模拟法庭和辩论竞赛、法律援助、普法活动等丰富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切实努力加强与法律实务部门的紧密联系，进而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新机制。（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李龙.《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2]徐维祥.《创建一体化双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载《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7期.
篇10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篇11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篇12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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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个人和家庭对于依法拥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西方社会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体系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结构。从转型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我国公民财产的积累与分化，个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公民财产权结构，而且引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的思考。而在我国公民财产权利逐步确立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财产权利确立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纽带关系呢？本文拟对此阐明一己之见。
一、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类在转变和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当人们从当前消费中抽出资源并将其用于增加未来消费（或生产）可能性时，资本也就形成了。”可见，资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产与资源。②经济学最先分析的资本是与劳动力、土地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其后金融资本也成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人又将人力资本概念引人经济学分析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迅速流行开来，③ 不仅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么，社会资本是否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呢？
物质资本是人们为生产活动进行投资的产物，而金融资本则有条件地为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提供资金。自人类创造出金融资本以来，物质资本的形成已经与金融资本息息相关。“物质资本是在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厂、设施和其他物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反过来又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增加未来收益。”（奥斯特罗姆，2003） 物质资本是人们投资形成的物质性的资产，同时也是必须由人力资本来运用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使用和维护物质资产以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收益所必需的。”（奥斯特罗姆，2003）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类生产具有社会性，合作与协同自然成为人类劳动的特点。生产活动中个人对待合作的态度，工作中能否协调一致，也自然成为影响总体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则是影响合作与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属于社会结构性质，有的属于认知性质，但其共同点都是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的产物，是在人际合作性互动中形成并积累起来，并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类资源，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④ 这些社会资源均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投资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于是，使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指称此类社会资源是必要的，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类资本。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合作史中，对于影响合作与协同的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似乎总是习以为常，而并未将其视为一类资本。直到20世纪下半叶，当世界银行在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实践中，对于同样的项目在不同地方实施，为什么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大致相同却结果迥异而倍感困惑，从而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由此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才揭开帷幕。世界银行资助的专家、学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他们深入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如果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地区，存在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一些因素；而项目未能成功实施的地区，所缺乏的正是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世界银行资助的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⑤、信任、合作的规范，等等，都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们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合作与协同，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这类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显然不是经济学此前揭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能够涵盖的，是一类人们以前并未进行过理论概括的、同样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也就是一种能够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新的资本。借助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本概念，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信任、合作的规范等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遂被称为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一般属性，但也存在着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个性。如物质资本会因为使用而耗损，而社会资本则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损而使用则会增加。在这点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在物质资本的投资上，投资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人们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却不一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时，既要看到它作为资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必须认识到不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哪些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并且，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奥斯特罗姆，2003） 而诺曼・厄普霍夫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资本缺乏时，因为缺乏信任、义务、独创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类能够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资源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⑥ 可见，社会资本这类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银行所资助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大多与发展问题有关。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24篇社会资本系列工作论文中，除了Paldam 等人的文献评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无一例外都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村庄公共项目管理到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直至劳动者就业、企业创建、产业集群，甚至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等，社会资本的研究出现了如Fine（2001）所说的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式的兴旺景象。世界银行的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和兰特・普里切凯特（Lant Pritchett）将这一研究社会资本的特点，总结为“以主题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的”分析，并且认为这可能导致“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⑦ 不过有幸的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对社会资本类型的整合也正在进行。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200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⑧ 而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则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两种类型。⑨本文将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探讨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二、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涵盖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中属于社会结构性质、而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区别的社会资本类型。相对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与网络因系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辨识。虽然迄今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均是对关系与网络的研究，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公民财产权利与关系、网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就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关系与网络的关系论，网络即社会关系网，是主体所建构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关系则是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因此，建构关系成为建构网络的基础，而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
迄今的研究，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历史考察，都揭示了产权之所以形成，与稀缺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们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对于那些能够给人效用的资源与物品，在产权形成之前，由于是无主物，谁都想占有与夺取，因此而争斗不断。对稀缺资源与物品的争夺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在争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确立一定产权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无论产权规则是最初的“谁先占归谁”规则，还是社会大分工后形成的“谁劳动归谁”规则，从历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产权规则，人们之间的争夺开始受到产权规则的一定约束。但直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方得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的财产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始得以制度化。
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明晰而产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财产归属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们彼此尊重他人财产权利，相互之间遵从财产制度的规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某些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纠纷还能够诉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决。于是，基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经济交往，无论是交易还是合作，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清晰。
在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划定的狭小圈子，交往半径普遍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资本意义看的人际关系，即人们社会网络上的节点，较之以往也获得迅速增加。因为随着交往半径的扩展，人们在同更多交往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对交往对象的熟悉与了解，而筛选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意义的“关系”所建立的对象，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这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证。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无论交往对象是不是自己建构的关系网中的成员，哪怕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但这显然并非社会资本意义上的关系。然而正是在经济交往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筛选，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或将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而那些非同类者则最终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见，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大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而迅速扩大了的交往半径，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个人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
三、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认知类成果，之所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类，系由于它们都关乎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观上也是影响人们合作成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即以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为例，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纽带关系。
随着公民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人们之间会迅速形成法定的财产权利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依法获得的财产权利的观念，既会形成强烈的“我的财产权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识，也会产生“他人的财产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如果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利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引导下，人们之间能够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而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显然又有利于人们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的和谐交往，从而有利于个人结构型社会资本即关系与网络的增多与扩展，当然这已经涉及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护的财产权利，个人将形成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依法增加财产的激励，产生投资性使用财产的动机并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而随着依法获得并得到保护的财产的增加，人们将愈益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着眼于长期利益进行考虑与决策，从而能够经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这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精义所在。自我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就是主体信誉的积累与确立。信誉作为可信任的声誉，其建立无疑能够减少人们交往中了解与筛选交往对象的进入成本。而对于信誉主体而言，良好的信誉无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无形资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交易与合作的机会即商机。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明确将信誉归入社会资本中予以论述。⑩
信誉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但信誉一定有其主体，是主体在人际交往中信守承诺的行为为其带来的声誉；而信任则一定是双方的事，总是“谁信任谁”或“谁被谁信任”。有信誉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为信仰、亲情、友情和恋情等而产生信任关系。这表明信誉与信任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
就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的关系论，显然我们也不能得出信任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的结论。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穷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间的信任更可靠。但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纽带关系的，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论进行交易还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对于那些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对方真实财务状况的人们一定会退避三舍，而绝不会与其发生交易或合作关系。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任何对于对方的盲目信任都将导致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资产遭受侵蚀，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皮包公司”才会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绝不会给予盲目信任。而国家之所以制定关于工商注册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说“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再举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在借贷关系中，借出款项一方为防止贷款损失，而要求贷款者提供资产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担保；货物或服务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钱货两讫；再如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设计等，无一不是经济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纽带关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两方关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规范是人们在相互合作中，规范彼此行为以维系合作关系的共同认知与行为规则。人类生产合作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生产合作大多以换工、互助或简单协作等形式存在。虽然共同遵守合作规范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财产权利获得制度确认与保护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级，合作的规范也相对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愈益复杂，无论是何具体合作事项都会涉及资源或资产。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项投入相互约定的某些资源或资产，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资额，也可能是有人出资而其他人出技术、土地或设备等。但无论是资金、技术、土地，还是厂房、设备，无疑都是合作者拥有产权的财产。如果商议合作的任何一方，对于所约定投入合作事项的资源或者资产没有财产权，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市场经济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约定投入的资源或资产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关系。合作规范是在合作关系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明晰，没有公民财产制度的确立，公民财产权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作将难以开展，遑论合作规范的形成！
注释：
①奥斯特罗姆的论文《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原载于世界银行1999年出版的《社会资本》，由曹荣湘选编入《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一书。
②迄今学术界已公认的资本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除目前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概念。
③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参见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10。
⑤隐含知识，Joseph E.Stiglitz称之为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称之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经潜移默化的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社会―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参看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 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355页，第91-121页。
⑧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是另外一个问题。Gatzweiler和Franz（2005）从学科领域出发，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观点；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为网络方法、理性选择方法、公民参与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鲜明的视角：社区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协同视角。
⑩参见程民选：《信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程民选，刘益.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2］C.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Ties
Cheng Min-x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