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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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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益主体的偏失
公共政策的主体可以广义的包含制定主体和受益主体，即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公共政策是关乎绝大多数人的，显然，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也应该尽可能的进行听证、民调，获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态度，并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去。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这一政策并没有考虑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的问题，而是单纯的由政府制定政策，收益对象也并非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
3制定-实施的系统偏差
2012年7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已同意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制定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对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这一政策的突然出台显然是部门高层探讨的结果。我们姑且不讨论其他方面的合理性，但就这一政策的制定、出台而言，我们很难看到听证、民调这样的修饰，换句话说，这样政策完全属于所谓的“密室政策”，由几个决策人或者决策部门单方面的制定了决策。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循序渐进，先进行试点再铺开，这也不符合政策制定的逻辑，这样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出现的单方面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
4利益-结果的偏差
我们强调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通过利益或者结果来评判行为。同样，我们对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评判也应考虑利益-结果这一标准，即谁获得了实际利益，有什么样的实际结果。重大节假日我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这一公共政策的实施就热议不断。毋庸置疑，这项政策的出台是一项惠民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我们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角度而言，尤其是考虑其利益和结果后，我们发现不能如此简单的进行评价。首先我们考虑这项政策的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是有车一族，在重大节假日普通百姓出行不会因为这一政策得到任何实惠，而普通的无车族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相对而言却是明显的弱势群体，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考虑少部分上层社会人士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就值得商榷了。我们再来看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道路严重负荷，原本的收费公路这一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变成了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开车上路的人所获得的效益远远没有平时收费时的水平，这显然是对公共产品规律的扭曲，一项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扭曲了公共产品规律的政策，其公共性已经发生了偏失。
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矫正
1价值体系的重新确立
公共政策应该始终坚持公共管理的效率原则也应不失公共性的根本。始终明确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考虑要素。在观念层面，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个人将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作为政策执行的出发点，并成为规范自由裁量行为的指导精神。
2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
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公共性决定公民应该让尽可能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需要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公共政策制定前可以进行听证和立项调查，政策实施中要不断进行反馈调查，以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不发生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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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实践性不突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课堂教学中缺乏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把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简化为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又把案例教学简化为举例子，用例子来论证说明公共政策知识理论。有的老师根本不知道案例教学的实质和宗旨，也没有真正掌握案例教学的方法，无法把真正的案例教学法贯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其次，公共政策教学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薄弱。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往往照本宣科，完全按照教材的内容进行讲授，没有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策实践问题融入到教学之中进行分析讲解，使政策科学理论与现实政策实践相脱离。同时，也使学生片面地感觉到公共政策实践离自己很遥远，只是极少数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事情，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再次，公共政策教学实践实习环节缺失。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计划安排中，没有教学实践的环节。既没有聘请党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生进行定期教学，也没有安排学生到党政部门进行考察调研或实习，学生缺乏对政策实践活动的切身真实体验，对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存在着神秘感。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活动不重视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强调与培育。公共政策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其公共性，缺失了公共性的政策就是非公共政策，是私人政策。这种轻忽公共性价值取向教育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教学中强调公共政策工具理性，忽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即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方法的传授，而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强调欠缺。其二，有的教师缺失公共精神，也缺乏批判反思意识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就不可能向学生强调和灌输这些价值理念。例如，有的教师缺乏平等、公正、民主等意识和精神，有的教师甚至向学生有意无意地灌输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等，使学生的价值观受到误导。缺失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政策教学，使学生无法领悟和掌握公共政策学科最根本最重要的宗旨和精髓，也失去了公共政策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科学性不足、艺术性缺失。在公共政策学科学性教育方面，有的教师缺乏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对公共政策基本规律的领会把握不够深刻、准确，在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更谈不上通过教学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科学追求与科学精神，甚至有的教师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有悖科学真理的迷信思想观念，使学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公共政策学的教学计划安排上，许多学校都存在着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的问题，大多数专业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二上学期，这与该课程的学科性质特点不相符合。同时，公共政策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不科学，没有围绕学生能力培养需要进行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重教学评价的形式，轻教学评价的实质。
现行的学校教学评价中，常常忽视了它的教育与发展，片面重视其管理，使教学评价难以发挥其基本的功能。在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缺失的同时，对公共政策教学艺术性也缺乏基本的关照与兼顾。在现行的公共政策教材中，绝大多数教材都没有涉及到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讨，没有介绍政策主体的情感、意志、偏好、个性等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公共政策的课堂教学中，大多数的教师也就没有向学生讲授相关的内容，使学生所掌握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存在残缺。
第五，公共政策学教学对当前中国现实社会公共问题关注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活动，也没有应用普遍性的政策原理来深入分析中国的实际政策问题。有的教材虽然尝试提出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型，但却与实际的决策相差万里，是学者们模仿西方的决策模型，坐在书斋里臆想出的东西，这些所谓决策模型理论让人如坠云雾。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没有结合现实的政策问题。在我国，区域差距极大，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政策问题的现实差异突出。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各地区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教学并没有与所在区域的现实政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讲解，因此，难以使学生把公共政策与自己生活、学习的区域生态政策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学习、体验，从而更好地掌握和领悟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知识。
二、公共政策教学模式优化的基本路向
当前公共政策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科功能的发挥，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提高学生政策科学知识素养和决策能力的作用。为此，必须根据公共政策的学科特点，优化公共政策的教学模式。其一，强化公共政策教学的综合性。加强公共政策学的综合性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基础。首先要强化公共政策学教材的综合性。在公共政策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认真整合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全面深入分析和阐述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原理。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对相关的政策问题和原理进行论证阐释。编写公共政策学教材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己之力或某一专业之学是难以编好的，应该组织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的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集思广益，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编写，把相关学科知识有机地进行有机整合，用来系统分析和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其次，加强公共政策课堂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授课教师应该加强学习，对公共政策学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进行系统学习与熟练掌握，在课堂教学中，把相关学科知识用来准确具体地阐述公共政策问题，在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再次，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准确全面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让其把握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其掌握比较扎实的公共政策专业知识，而且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联系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调查研究等方法，教师应用公共政策理论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政策分析，使学生养成关心社会重大问题的习惯，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从中发现与之有关的政策问题，并与学生一道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使其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其二，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是促使学生掌握决策基本方法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教师要真正熟练掌握案例教学的基本方法，认真选择、整理、编写、改造案例材料，设置近似真实的政策实践情境，使学生在仿真式的政策实践情境中开动脑筋，调动所学习的政策知识方法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让学生把自己的解决方案与真实的解决对策进行比较，再通过教师的讲评分析，使学生在模拟情境决策中感受体验到公共政策各个环节的基本方法，掌握一般的决策方法与技能。另一方面，要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环节，把公共政策课程的教学实习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可以聘请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定期讲授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践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了解我国党政部门公共政策的运行情况，对公共政策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可以把公共政策实践在实习阶段予以明确要求，即在学生的实习计划安排中，把公共政策实践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和明确，要求学生在党政部门的实习锻炼中，按照实习计划的要求，对所在实习的党政部门的有关公共政策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把其内容纳入到总的实习报告之中，并进行相关考核。
其三，把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教育纳入教学过程之中，对学生进行公共精神教育。公共精神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如果不加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教育，培育学生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理念和精神，公共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首先，作为教师应该具有公共精神，把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在教学过程中秉持公平公正、法治民主、公共责任感等理念和精神。要使教师具有公共精神，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的连续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在教师的选择聘任以及考核评价中，要重视公共精神的标准和要求，把公共精神作为严格把握好教师入口关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在公共政策的教师教学考评中，应该把教师是否具有公共精神作为考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使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能够通过考评促进公共精神的发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激发培养公共精神。再次，在公共政策教学中，要把公共精神的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仅仅只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共政策学的教材编写时，应该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编写进教材中。在讲授公共政策时，注重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内容，并把公共精神的培养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把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公共政策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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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参与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如：《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十章规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众及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造成参与途径的缺失，参与方式形式化，浮于表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民参与的程序缺失、参与的法律保障不足，放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公众参与的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标准。此外，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惩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公众的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具体的法律保障，即使公众的参与权受到侵犯，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无从追究。
3、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从2008年1月起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形成”。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投入经费少，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导致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很大，且无效的垃圾信息多。对于公众要求公开的信息，有些机关竟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搪塞过去，致使政府信息公开被大打折扣。
4、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并且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参与渠道。为了公众可以更加直接方便的表达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并规定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多种渠道，如选举活动、上访途径、问卷调查、意见箱、听证会等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还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如，很多听证会只是走形式主义、走过场，人民代表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不畅通、不透明。不能完全满足公众表达诉求的需要，阻碍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二、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1、转变公众及政府官员的观念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特权思想的影响，人们缺乏参与的自主意识。公众在观念上的滞后成为制约参与意识的主要瓶颈。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强化公众参与的意识，须加强宣传、引导、教育，使公众走出传统的官本位误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加强自身参与的主动性、自愿性，变消极被动的参与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委托——理论认为，在公共部门中，委托人是全体公民，人是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者只是受公众的委托，作为公众的人行使权利，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有权回收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部门应消除“官本位”的顽固思想，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改善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有利的条件，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2、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缺少针对性，且并没有规定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途径、步骤等，这就造成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要提高我国公众的参与权，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且需对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步骤、程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将公众参与的这一行为法律化，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权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国务院关于公众参与的条例规定，并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地方公众参与办法，指导本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此外，还需加强宣传法律知识，使公众懂法、守法，做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参与渠道是公众参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没有完善畅通的参与渠道，公众会处于盲目状态，不知道如何参与，参与就会不切实际。为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拓宽公众参与的新渠道，而且要做到对已有的渠道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进而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制度建设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健全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利于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如：政府部门应公开听证会制度、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决策的反馈机制等以保障公众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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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地方政府是负责筹措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负责部门，教育经费也是按户籍学生人数下拨。目前，一些特大城市自身义务教育经费比较紧张，加之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少年的基数相对较大，再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专门投入笔经费，负担较重。
2.公办学校的现实状况。近几年各地，尤其是特大城市，相继出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高峰，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学位非常紧张。许多学校都存在着超大班额教学的状况直接影响了义务教育的质量。在此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接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存在着学额的现实局限。3.学费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完全由流入地政府投入经费解决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并不现实。为此，有人提出，这部分经费应由流出地政府承担。但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大，且来自四面八方，此办法在实际操作上难度较大。目前，现实中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学校向流动儿童少年的家长收取借读费或教育补偿金。但由于一些学校收费都很不规范使得流动人口中的低收人群体难以承受，除此之外．各个公办学校名目繁多的收费却让那些低收入的民工望而却步。因此，在实际当中，公办学校并不能成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主要途径。那么就剩下最后条途径了，进人社会力量举办的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这类学校通常是由流动人口自身开办的习惯上称作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子弟校是在城市和城镇现有教育资源不足以完全吸收流动儿童少年时的一种合理而必然的选择。由于流动儿童的空间分布极其集中，他们一般分布于城乡结合部地区．这就使这些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全日制中小学难以全部承担流动儿童少年人口的教育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允许流动人口中的一些人开办“打工子弟校”来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各地流动人口在开办学校方面已经走在了政策的前面。早在90年代初期，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就开始举办“打工子弟校”了。迄今．共有百余所规模不等的“打工子弟校“，小者只有10来名学生，而大者学生人数将近2000人。对于这些打工子弟校．流动人口家长是普遍持支持和欢迎的。各种“打工子弟校”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收费低廉，管理灵活基本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然而，这些受到欢迎的打工子弟学校却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而受到各地的查禁。“打工子弟校”中比较普遍地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卫生条件较差。为了节省开支打工子弟学校尽量减少投入每班的人数尽量最大等。第二，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狭小的校园简易的校舍使得些学校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第三，教学质量问题。由于打工子弟校的工资一般较低因而难以吸引较高水平的老师。新开办的“打工子弟校“是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城市和城镇的办学标准的，因此很难获得办学许可证，大部分还戴着”黑帽“。但是这些学校被取缔之后，孩子们怎么办呢？实际上，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是在家长的配合下和教育主管部门打游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孩子有书读。这也是打工子弟学校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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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目的性”与“合道义性”相同一的模式创新合理性
为了克服上述工具主义的片面性，需要自觉认识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及协作性治理作为模式创新的合理性，也就是“武器的批判”。简括地说，这种合理性的真实含义就是“合目的性”与“合道义性”的同一。对此，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说明。
第一，对象内容的性质规定。公共政策的性质就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运作和维护整个共同体及其构成个体的权益，而模式创新的合理性就在于始终以这种性质规定为前提。但是，当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设计相关政策运作或执行模式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个规定所具有的合目的性与合道义性的同一性，结果也就难免忽略或混淆了不同政策的各自特性及相互关系。从性质规定来讲，“合目的性”与“合道德性”是同一的，而且正因为如此，类此或相互关联的内容对象才可能相互支持甚至互为转换。比如，如果公共政策执行网络的功能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它同时也就是、或者体现了协作性治理的具体运作形态。因此，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恰恰是模式创新在具体内容对象选择方面的合理性根据，也就是相应的不同侧重。比如，相对说来，公共政策执行网络所依据或体现的是合理性的合目的性方面，而协作性治理所依据或体现的是合理性的合道义性方面。
第二，多元主体的权能关系。前面说过，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和协作性治理都主张主体的多元化，但是，由于工具主义的片面性，这种主张更多是从合理性的合道义性来理解和设置多元主体的。事实上，从保证和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来讲，多元主体的设置根据更多在于合理性的合目的性，而它所体现的真实含义，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不同主体的权能关系。不同主体的各自权能往往是有成文的法律规范的，但是，就模式创新的合理性来讲，多元主体的权能关系设置和变化的根据应该是合目的性和合道义性的同一。首先，不管如何看待主体的多元化，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就是政府(或国家)这个主体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甚至多元主体的网络关系和治理功能也是以政府这个主体的认可为前提的。其次，不管是否安置了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各种主体，是政府与它们的关系、而不是多元主体的存在决定了公共政策执行的目的和效率，比如是管理还是治理等。再次，除了政府，其他主体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上的成立其实都是一种选择，也就是非规范性的。比如，即使政府愿意与其他各主体构成协作性的治理关系，这些主体是否、以及怎样参加进来也是没有规范保证的，甚至是随机选择的。比如，政府不能不负责，但企业、社团和个人就可以依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包括赞成、合作、反对、甚至撤出。在这个意义上讲，前述协作性治理所设想的所谓权变模式就显得缺乏理论前提和现实针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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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霍华德•白瑞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麦克马斯大学首创。它是一种让学生通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来理解并掌握知识的新型教学法。PBL教学法提倡让学生通过自学、讨论、研究和合作解决问题，着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作用是及时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和研究方法的指导。
（二）PBL教学法与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契合
由于PBL教学法比传统的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等更能适应公共政策学的教学需要，因此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特点有很多契合之处。
1.有利于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学生对政策问题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原因在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够，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则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后主动学习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课堂有限的课时内是无法完成的。PBL教学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生围绕问题查资料、开展小组讨论等学习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寻找问题答案，使课上与课下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有利于构建循环学习模式
公共政策学各章节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可以在不同章节从不同角度予以阐释和理解，这就决定了公共政策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PBL教学法以问题为基础，以问题的解决过程为核心，很好地契合了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延续性和主观性特点。从提出问题开始，学生通过查资料，补充相关理论知识开始基础学习；然后通过研究、讨论等学习活动，进入深入剖析问题阶段；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或政策建议。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带动学生进入“提出问题—学习—思考问题—学习—解决问题”的循环学习模式中，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应用能力。
3.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在以往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常常会发生教师的作用与课程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要么“满堂灌”，要么“蜻蜓点水”，难以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在指导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给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并营造有利于开放性探究学习的氛围，遵循自主性和探索性原则，把自己的一切教育行为定位于支持和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解决问题。从而有效转变教师的角色，发挥教师在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全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二、PBL教学法在公共政策教学中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体系的梳理与问题引导
在应用PBL教学法过程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课程的理论渊源和框架体系，使学生对公共政策学的内容体系和教学目标有宏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解决以下问题。
1.课程总体认识要准确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准确把握课程的内容体系，对各章节的内在逻辑关系有清晰的认识。首先，在政策科学理论的演变上，学生要能准确理解，并与政策实践的发展相联系；其次，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监控和终结等各章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要进行详细介绍，使学生树立公共政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概念；最后，要对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进展有初步了解，从而促进学生把现实问题与政策学科发展联系起来，有利于深入掌握课程内容。
2.公共政策问题的引导
在对整体教学内容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讲授过程中，按照PBL教学法的原则，应该对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政策实践问题进行相关引导：一要引导学生对身边的公共政策从理论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二要引导学生学会从政策过程角度发现和分析现实中存在的政策问题，从而在宏观层面使学生逐步养成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发现政策问题。
（二）教学章节的内容设计与问题研究
1.精心设计教学章节的内容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
PBL教学法不仅要实现知识和技能在师生之间的位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在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培养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着眼，精心设计每一章节的问题体系，构建规范的问题链条，把学生对问题的研究由浅入深，不断拓展，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对政策问题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
PBL教学法的关键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核心，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按男女生比例以10人为一组，每章结束时安排一次案例讨论，让学生互相交流所思所想，然后每组汇报讨论结果；在课程结束后，每组进行案例汇报，其他同学现场提问，组员进行补充。因此，创设了研究问题的教学情景，缩短了教学内容与学生之间的时空距离，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调动了研究问题的积极性。
（三）教学内容的引申与问题探讨
公共政策学教学局限于课本是不够的，必须把课本内容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结合，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引申，从而提高学生对课程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问题探讨有机串联课本各章节的内容，加深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笔者把公共政策理论学习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探讨、推进中国政策评估事业的思考、21世纪中国政策体制改革等专题研究，弥补了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与我国政策现实相脱节的不足，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PBL教学法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的完善
（一）找准课程定位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
必须由传统的理论型向应用型及创新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要求。因此，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定位应围绕培养学生分析政策问题的能力，紧密结合现实问题，将理论问题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通过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把公共政策学课程从偏重理论教学转化为侧重知识的运用、能力的提高和思维的训练。
（二）转变师生角色应用
PBL教学法必须转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这样才能保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避免教学双方产生越位、错位和失位问题。教师的角色应该定位为指导者、合作者和设计者，在教学中围绕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给予学生全过程的指导，并与学生形成合作关系，彼此交流意见，帮助学生探索问题，从而提高对问题的理解。学生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化为知识的自学者和问题的研究者，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适应新角色，师生双方都要尽快进入并适应新角色。
篇8
一、网络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今年两会前夕，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的直通车。网络舆论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舆论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新途径。
二、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后，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方面。
1.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此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网络舆论对于“孙志刚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政府，把“孙志刚事件”推入了决策者面前，使这一社会公共问题很快进入了政府议程。
2.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最优化，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从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与知识量是任何媒体都无法代替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中选择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利的信息来制定公共政策。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草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等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在综合网络舆论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原有三大“黄金周”进行调整，减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说明网络舆论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择，同时节假日调整向网名征求意见也说明了政府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对政策方案进行抉择。
3.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要经过理论的评估和实践的检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宜继续执行，或者此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调整。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两天后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意味着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两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会救济和治安管理职能转变为后者的在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新办法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二）不利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但网络舆论在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与制定政策的非代表性。网络是民意表达的平台，但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则是既密切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网络民意可分为“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网名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络参与之外。比如农民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甚至买不起电脑，这使得农民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农民在网络参与中丧失了“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使政策的制定无法完全代表真实的公众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
第二，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舆论的参与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自律的网民就有可能不加证实随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决策者可能会因网络上的虚假信息造成决策失误。
第三，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适量、适时的信息支持，网络条件一方面改变了信息量过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过多也会产生盲目决策。信息量过多导致方案决择困难，在过量信息的条件下，多种方案的利弊难以权衡，使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只能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从而使方案选择带有较多的随意色彩，即产生所谓的“布里丹效应”。
而且，公众在网络上的信息常带有个人倾向，带着个人情感倾向的过量信息，使决策者疲于应付，贸然决策。
三、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对策建议。
网络舆论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性，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真实反应民意，但网络舆论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要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培养高素质的网民，提高其网络参与能力。
没有网络素质过硬的网民和干部队伍，网络参政就会失范，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加强网络教育，造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网络素质的网民，是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的途径之一。加强网络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能使个性尽情释放的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须普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言行。
2.对网络进行管理，规范网络舆论。
虚假的网络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会打击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虚假舆论操纵公共政策制定，应让民众认识到网络舆论不是“宣泄不满”的空间，更不是随意虚假信息甚至网络犯罪的平台，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民意”的途径。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管理的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要对网络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和推行网民身份认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网民实名登陆，规范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
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各级政府决策避免失误的基础。
信息情报量的大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政府要想在决策上不失误，必须有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的情报传递、准确的情报研究，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1）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2）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网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3）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
参考文献：
[1]朴贞子。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06-27.
[2]黄丽华，姜晓宁。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1）。
篇9
（三）政府危机管理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决策者以一定的理论原理和价值观念为指导，对已确认的政策问题进行科学策划、统筹安排、做出对策，使其转化为行为规范的过程。政府危机管理是针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它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及其良好绩效，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有效处理危机。
二、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早在2003年SARS之后，中国就在加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制定了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明确我国要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这次雪灾所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目前我国的应急体制并不乐观，在面对复合性突发事件时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不完善
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包括预警预防、应急反应、评估恢复三个阶段的机制，其中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是两项最基本的制度。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专门的预警机制和预测机制，不能将危机的前期控制过程纳入各级政府长远的战略目标、规划与日常管理中，危机的信息预警能力不足，以致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时比较被动。另外，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也不能完全适应危机管理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应急反应迟缓，跨部门协调动员机制不顺畅。在各级政府之间应急管理职责的划分、应急响应过程中条块部门的衔接配合等方面，还缺乏统一明确的界定、尚未完全形成职责明确、规范有序的分级响应体制。
（二）政府危机管理机构不健全
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行行政机构，危机爆发时，一般是针对特定危机，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设立临时机构。这种临时性机构不能对危机准确预测和预警，加之缺乏政府危机管理专业人员以及缺乏对危机事件的处理经验，严重影响了危机的处理效率。此次发生在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表明，我国现行的以部门为龙头的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各级政府下属的应急办公室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还不能真正具有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能力。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还存在以部门职能为中心的部门主义倾向，缺少单一的应急指挥组织管理系统。
（三）应急预案缺乏情报学支撑
应急预案应该是情报学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应急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可以视为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和情报分析系统，缺乏情报学基础就会导致信息不畅，难以作出科学的决策。此次雪灾也暴露出在处理公共危机时信息不畅，部门和地方应急机制不够协调、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问题。1月25日京珠高速公路之所以出现严重大堵车，与各方通车信息混乱有关，致使许多不知情的车辆进入湖南后无法出去。
（四）政府和公众危机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人们的安全观一直固守传统的国防和外交安全，而忽略了经济、生态、信息、文化和公众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问题。政府部门对全社会防范风险和应急管理处置的教育、培训和演练工作不够，社会危机意识、风险防范意识、自救互救知识和能力、主动参与程度都十分薄弱。早在全国降雪的初期，1月份时，有些地方还在赞叹瑞雪兆丰年，没能对大雪成灾有预期，更没有将雪灾与全国春运结合在一起全盘考虑，加之五个关于自然灾害救助的国家应急专项预案中，并不包括雪灾，所以导致了这一复杂性的全国性灾难。
（五）政府危机管理投入不足
由于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缺乏危机意识，没有对危机的来临做好科研、组织、人力、物力、信息等各方面的准备，在公共管理服务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应对危机事件的公共财政支出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在危机出现时，各级政府不得不临时集中各类资源，临时研究。
三、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危机不可能绝对避免，但却可以管理控制，以减少危机的发生数量，把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危机多发期，政府要加强危机管理就必须对其全过程实施控制管理，在危机预警预防阶段、应急反应阶段、评估恢复阶段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健全各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努力构建全方位的危机管理系统。
（一）预警预防阶段
从危机管理的目的和效果来看，危机预防比危机处理更重要。加强危机的预警和预防，就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避免危机的发生，并预见可能发生的危机，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治机制。各级政府必须将危机管理寓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建立完善的符合本地实际的危机预警机制，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快捷、通畅、及时、准确的沟通渠道，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2.建立统一的危机处理指挥机构和协调机制。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的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可考虑设立集中统一管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应急管理委员会”（或者“应急部”），设立常设性、专门性的危机预警部门，对危机事件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制定长期危机管理计划，加强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
3.建立危机管理教育、培训系统。政府、学者、科研部门应通力合作，加强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为危机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危机教育和危机处理培训以演练，增强干部危机管理的能力。此外，政府还应通过社区、学校等机构加强对公众的反危机宣传和训练，普及有关危机知识，提高民众应对危机的能力。
4.加大政府危机管理的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公共风险来决定财政支出，合理地调整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专款专用，确保应对复杂危机事件的正常运转。
（二）应急反应阶段
危机出现后，政府运用所有资源开展危机救治，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危机的发展和升级，迅速解决危机，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
1.迅速启动应急反应机制。政府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采取多方面非常态管理措施，积极查找危机产生的根源，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制定和执行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及时化解危机。“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重要保证。”
2.及时公正地信息。正确引导媒体进行公正的报道，将危机事件所涉及的公共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向公众披露，避免社会的恐慌，稳定公众的信心。要建立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召开例行的新闻会，公布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告知公众在危机事件中的注意事项。
3.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参与作用。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参与、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充当志愿者参与，将对危机事件应急救助起到重要作用。
（三）评估恢复阶段
危机消除后，各级政府应认真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科学地评估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和危机处理措施，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1.重塑政府形象。当人们度过危机后，政府应做好危机后的沟通工作，向公众承诺今后的措施，表达政府的诚意，安抚公众的恐慌心理，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2.强化责任追究。在应对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各级政府要建立政府官员承担与职权相应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制度。当政府公务人员不能履行或背弃责任时，必须受到相应的行政惩处。
3.建立评估机制。政府应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组成危机评估小组，进行有关方面的技术鉴定、事故分析和财产损失等方面的评估工作。对危机处理全过程工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为以后危机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
总之，面对错综复杂、难以避免的各种突发危机事件，作为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者和公共安全责任者角色的各级政府，必须制定出最有效的公共政策，以最快的速度、尽最大的努力化解各种危机，保障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张维平.关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4).
[2]刘刚.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84.
[3]林爽.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8).
[4]鄢龙珠.完善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J].福州党校学报,2005,(6).
篇10
关于公共政策问题，国内外学者中有以下四种代表性的定义： [1]
第一，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问题与个人、集团、政府部门、政府行为和政府议程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是通过个人和团体所提出来的，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能够被政府列入政策议程的，并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社会问题。
第二，台湾学者林水波认为，公共政策问题是指社会上大多数人觉察到的，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相冲突的，必须向权威当局提出来的，并且当局认为在其权限范围之内可采取行动来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三，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与社会环境、人的需求和补偿要求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总是表现为某种社会环境对一部分人造成影响，致使他们的利益遭受到了威胁或损害，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展开活动，向政府提出要求进行必要的补偿。
第四，邓思认为，公共政策问题与公共行动、需求和机会有关。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为通过公共行动去追求某些需求的机会。
公共政策问题被界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问题。社会中的多数人因其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利益受到了某种侵害，通过团体向公共权威部门表达出来，而这种要求也是政府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有对此行动作出相应的政策需要。所以，公共政策问题是指客观存在的、已被社会上大多数人觉察、关注和认同的，与既定的价值、规范和利益发生冲突，并且由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提出，属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内并能被列入政府的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2]
二、 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
（一）问题
所谓问题，是指社会期望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即预期与现实出现了差距，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问题的范畴最为广泛，比如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既可以是个人问题，也可以是社会问题。从涉及的人数上来看，个人问题不一定是社会问题。但是，当个人问题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也可能扩展成为社会问题。
（二）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是问题这个大范畴中的一种，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期望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是由社会内部矛盾，而不是外部矛盾，所引发的人与环境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失调，并对社会造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期望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的差距。
因为它违背了社会上一部分人而不是个别人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且又同社会发展方向相背离，使得一部分人产生了不满足或矛盾，所以，我们称之为社会问题。
（三）公共问题
所谓公共问题，即公众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指的是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规范和利益以及生存条件受到某种威胁或损害而出现的问题。
当社会问题只影响到与其有直接关联的一小部分群体时，由于这类社会问题的涉及面比较小，未对社会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所以，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但是，当某些社会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群体，而是一种公众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并对社会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时，该社会问题就转化为公共问题了。
（四）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问题与公共问题虽只相差“政策”二字，但这正表明了二者之间含义的差异。因为并非所有的公共问题都能够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当公共权力主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部门，体会到公众的民意并趋同于公众的诉求时，该问题就成为了一项公共政策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将其需求或不满足向公共权力主体提出，而公共权力主体认为所提出的公众诉求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并且有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必要性，能够将其列入政策议程，这样的公共问题就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3]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特点
（一）客观性
1、公共政策问题是一种客观状态，是已经发生或存在的社会问题。这种客观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凭人的主观臆断来想象或猜测。
2、 公共政策问题中所涉及的相关载体，如公共权力主体、个人以及团体，作为不同的实
体单位，也具有客观性。
（二）主观性
1、公共政策问题通常是被人们有选择地加以限定、分类和评价的，而且是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关注和认同的，所以都包含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们的主观认定。
2、 人们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和判定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规范和利益取向为衡量标准
的。当人们认为公共问题与既定的价值、规范和利益相冲突时，就会产生需求和不满足。
3、 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断定某一个公共问题是否在其职权范围之内，是否能被列入政策议
程，这一系列的断定活动也都是人的大脑思维过程活动的产物，因此也都具有主观性。
（三）相关性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又由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再由公共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公共政策问题时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分析问题，而应该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系统地、全面地从政策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上去把握，最终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之和的效果。
（四）动态性
公共政策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从时间上来说，公共政策问题不是一蹴而就或突然爆发的，而是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例如民族冲突、种族矛盾、宗教问题、资源问题等，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
从空间上来说，一个政策问题解决之后，还会产成新的政策问题，这样，新的政策问题就会与新的政策环境以及新的相关人员之间产生联系。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政策问题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处于动态变化和发展之中。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不是独立的、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动态变迁发展过程当中。
四、判定公共政策问题的标准
（一）客观情势
客观情势是指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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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4］。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5］。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6］。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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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篇13
遗忘是大学生知识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如何及时地回顾和总结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与提高，教师在每一章节讲解结束后，通常会安排一定的时间对本章节的内容进行复习回顾。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教师来完成的，包括课程课件的准备和讲解等。笔者在《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中为了能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的总结任务交给学生完成。《公共政策学》课程进行之初，在绪论中对《公共政策学》课程主要内容进行简介，然后再要求学生根自己的兴趣自愿报名，对某一章节的课程进行总结，每一章节只安排一名学生。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期末评定成绩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加分。在具体进行时，总结的内容由学生自己完成，但由教师把关。《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内容授课完成后，学生上讲台以教师身份对本章内容的进行总结。进行总结的学生讲述课程进行情况，可向其他学生提问及要求其他学生上讲台互动等。教师则站在旁边进行观察，对学生总结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遗漏或误解等进行及时更正。学生总结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和指导，包括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讲演技巧等。在学生总结活动进行过程中，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大都表现非常积极，也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较好的回顾。学生制作的课件，内容生动有趣，反映了同龄人的思考和认识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优于教师自己制作的课件。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还对《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扩展，启发了其他同学甚至教师的思路，促进了学生进行课外自我延伸式学习。在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进行课程总结时，课堂气氛相对于老师主讲时，更为活跃。台上台下的互动比较多，讲者与听者都在这种互动中收获了不少。总之，通过参与式教学形式，确实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地汲取《公共政策学》课程知识，能够深入认真地思考和总结《公共政策学》课程，并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学习《公共政策学》课程的乐趣。此外，学生在如何面对公众进行演讲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应该说，学生是参与式教学活动形式中受益最大的群体。对于其他没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而言，由于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总结时体现了同龄人的思维，所举的例子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因此也加深和巩固了他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教师的点评也有助于学生从别人的讲演中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讲演能力。教师通过参与式教学可以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安排《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和调整讲课方式时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特点。
三、《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效果调查
为了更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的优劣，笔者在课程结束时就学生在经历《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过程中的感受对他们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表内容分为客观选择和主观判断两个部分。与《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相关的主要是客观选择部分，从多个不同侧面请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进行客观评价，包括教师与学生总结的区别、总的评价、活动中的心理变化等；主观判断主要用于收集学生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总体评价和建议，但在主观判断中，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也谈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115名学生中回收有效调查表共98份，对其中的客观评价结果进行了统计，得到学生对每个方面问题的选择比例。对于“如何看待老师安排同学在每章结束后进行小结的这种教学方法”，有56.7%的同学选择“很好”。由数据可知，大多数同学对于这种教学形式是认可和喜爱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总体上，有57.7%的同学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其次，有73.6%的同学认为如果上台总结，自己的收获会很大；最后，认为这种方法对解决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与不足有帮助的学生比例达88.3%。但结果也表明，这种方式对于上台总结的同学会有更多收获，但对于未作总结的同学来说，收获则不够大。这反映出学生总结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不够，需要经过更多锻炼，也说明在活动形式上还要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便坐在台下的学生也能有更多的收获。从老师和学生讲解的区别来看，大多数学生听讲时的心理状态不受学生和教师身份变换的影响；而听讲状态的改变则因人而异，呈现出均衡分布。总的来看，这些数据说明上述教学形式值得肯定，但还需进一步完善，这在后面的主观判断题中也有体现。在主观判断题中，很多参与总结的同学谈出了自己对总结的看法，一致的意见是总结花时间多，但对于课程知识的掌握、自己的心理素质、演讲能力等都大有裨益。因此，也有学生建议应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炼，比如让多人同时准备总结，在实际讲解之前从中选择最好的上台去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