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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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论文

篇1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ofFinanceEconomic9.

[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

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篇2

在海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与研究的最广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德语、法语及英语，同时，还被翻译成越南语、日语以及韩语等多种语言，可谓是当前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还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和荣誉，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显而易见，必须加强对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视。早先，歌德在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学”。由此可见，歌德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文学，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译水平及能力。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实，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国时期，我国有过两次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机会，可惜，最终被错过，却使得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国外著名作品，照此一来，我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价值及重要意义就此被忽略。并且，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有了专业的翻译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译文出版社及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他们所翻译的国外作品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在业界具有很好的口碑。当然，在此告诉大家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必须坚持“保护该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本质”，这样做也是对该国家文化的一种尊重。

三、积极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作为己用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讲：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接触是人们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男主人公的战争生活，继而运用倒叙手法描述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完整的叙述方式，属于集多个叙述方式为一体的叙述手法，把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描述得扑朔迷离，使其独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爷爷和奶奶”之间的情感故事及当地的生活历程，利用对其独具敢爱敢恨气质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赞扬，展现出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及风情。与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福克纳，他擅长于写南方区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却将东北乡描述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王国。例如，在福克纳的作品《喧嚣与骚动》中，从一个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描述这个周密、完整、独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国度，将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得更动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发看世界和了解周围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对人类的悲哀，怜悯之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积极吸取国外作品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同时，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放眼于世界。基于我国文化和民族的特色进行作品创作，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逐渐打破我国传统文化的枷锁，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国立足于世界，向大众宣传我国现代文学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篇3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2.市场有效性假说

3.连续时间模型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2.资本结构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4.新股发行(IPO)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ofFinanceEconomic9.

[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篇4

（一）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

近代艺术歌曲是诗歌、文学相结合的艺术产物，其歌词多以名作诗词为主，如唐诗、宋词等，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在歌曲的二次创作中，既要从文学内容上进行理解和表达，又融入了西方音乐理论知识和作曲方法，从而营造出极富民族特色，拥有时代艺术特征的歌曲作品。在声乐教学中，将近代艺术歌曲融入到歌唱中，让学生能够从歌曲的音高、节奏、调性、调式等知识上来把握歌曲的曲式结构，同时从歌词的认知中把握文化的脉络，从而增强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如在歌曲《大江东去》中，从填词中来理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文化、历史等方面来体味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内心情感，从而借助于“一樽还酹江月”来寄托情思。

（二）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民族历史的深厚情感

一首歌曲与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致性，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同样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无论是歌词创作上，还是题材的选择上，都融入了近代艺术的历史烙印。在声乐教学中，借助于近代艺术歌曲的学习，从思想上来了解作品所记录的历史时代，用歌唱来寄托作曲家对社会、对生活的感慨。同时，作曲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其创作风格是相关的，对于特定环境下创作的音乐作品，不仅抒发了财政的情感，更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歌唱要从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领悟歌曲的内涵，并用情感来诠释歌唱，从而增强爱国情怀。

（三）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演唱自信，巩固歌唱力

声乐教学离不开心理的激励与成长，学生在歌唱中，不仅要掌握歌唱技巧，还要从自身的心理调适上来增强歌唱能力。一方面要结合相应的曲目来发挥自身的嗓音条件；另一方面要从歌曲的调式及旋律变化中来克服自身的发声障碍，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运用，让学生能够从呼吸、发音、共鸣等问题中，既可以纠正咬字、吐字等缺点，又能够在驾驭艺术歌曲过程中，激发对声乐的学习热情，增强歌唱的自信，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发声习惯。

（四）为声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歌唱教材

声乐教育家沈湘曾指出：“呼吸是歌唱的基础，气息是歌唱的动力”，对于声乐教学中的气息控制能力的训练是歌唱的基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从结构和音域上相对短小、适中，在帮助学生训练气息时具有较好的平稳性，特别是随着歌唱者声音的长短，对节奏、音调等具有较好的把控力。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听雨》等，都是学生进行气息训练的有效素材。

篇5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

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DennisLloyd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3]徐进.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4]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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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使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所谓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的变动而造成劳动力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就业矛盾。简单说来就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它表现为劳动力的素质、技能与岗位要求之间的不匹配。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相应地带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剧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原先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外延型增长，转变为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的内涵型增长，在这过程中更加强调科技和技术进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技术含量增大，劳动复杂程度提高，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中，都需要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社会增加对大学生，尤其是对中职、中专、高职、高专类学生技能的要求，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滞后的特点以及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使其培养的人才不能够胜任岗位需求进而造成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1．3企业规避风险行为，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国内许多企业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沉重打击，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使得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加谨慎。在其经营过程中，企业会不断计算现有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之间的收益成本关系，不会轻易招聘新员工。同时，大学生在与用人单位交流过程中可能会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这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出现，大学生就业面临诚信危机，大大增加大学生就业的交易成本，这些都将使企业无法为大学毕业生提供高薪酬、高福利的工作岗位。即使是以实习的形式，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有调查显示，超过70％的企业不愿意接受实习生，其中63％的企业认为实习生不方便管理；81％的企业不会为实习生提供任何补贴，只有34．9％的民营企业愿意推行实习。而大学生受传统“精英教育”的影响，不愿意屈就于一般行业，在求职过程中，期望值普遍偏高，存在求稳、求富的心理，向往大城市、大企业、高薪水、高福利的工作岗位，两者之间的不匹配，使得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

2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学生就业措施研究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促进大学生就业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国家、高校、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

2．1国家应采取可行性措施，促进大学生有效就业

从宏观上，国家应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加快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对就业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第三产业，同时加强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关联，加深各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效率，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宽松环境，从总量上保证大学毕业生就业。从微观上，国家要培育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建立、完善全国人才信息网，健全就业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市场体系，出台更多促进就业的政策。例如，制定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税收减免政策，通过利益调节促进大学生就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完善教育市场中介组织，共同为大学生职前培训、职务发展服务。

2．2高校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大学生

高校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各类院校都要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就高职院校的发展来说，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各行业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高职院校应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为企业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增强其不可替代性。在培养模式上应注重通过实践操作加强学生技能的锻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课的开展，建立校企合作，由专业教师带领到一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也可以聘请企业的专业人士到学校为学生举办讲座，让学生了解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岗位，为顺利就业奠定基础。同时，学校应普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进行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学习和实践，为就业作好准备。

2．3大学生应进行自身的调整，实现充分就业

作为就业链中的主体，大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和就业观念对其就业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对自身正确的认识和反思，以及对就业形势的分析，将有助于促进其就业。首先，要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有所长，时刻注意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注重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如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其次，要转变传统就业观念，不要将择业目标锁定在大城市、大企业的高薪、高福利的工作岗位，而较少考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一些具有较强人才吸纳能力的工作单位。要转变就业思路，从基层工作做起，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再寻求更好的发展，以此来实现就业。最后，要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和了解，深刻剖析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与缺点，不过分地高估或低估自己。同时，认清当前的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并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以此认清个人的期望值与现实之间会有差距，改变妄自优越感或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先就业后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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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难以预计的过程，这就是后金融危机，他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甚至大于金融危机发生时期，而商务专业对于外贸行业的依附度很高，受后金融时代的影响也较大，这就导致了商务英语教学必须改革，以适应后金融时代市场的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几率。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对商务英语教学进行科学的、详细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思考，以促进大学培养人才质量的提升。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一）后金融危机对电子商务学生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缓步增长的阶段，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全球的贸易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受其影响的程度也更为明显，出现了生产企业销售难、外贸行业产销低迷、学生就业困难等等问题。针对大学生就业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就业岗位少与毕业人数增加的矛盾，虽然国家在不断的扩大学生的就业面，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相对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明显太少。此外，受后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大企业开始裁员、减少招聘，甚至一些大企业都不再向校园进行招聘，这就是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第二，各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增多了，但毕业生的质量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素质不断的提高，高校很多的毕业生都难以适应当前的局势，这就造成了部分企业招揽人才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人才的紧缺、一边却是大学毕业生的相对过剩。第三，高校培养人才的思想、理念滞后，大多数老师、学生还不能认清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才培养的紧迫感和社会真实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难，很多改革只停留在形式上，致使高校毕业生成为“低不就，高不能”的“剩才”，这种人才培养现状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高校教育最为显著的影响结果。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商务英语所依附的行业是外贸商务，其就业的主要“阵地”是外贸出口类企业，而这一类企业的发展对外有很高的依附性，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对其有很大影响。例如，生产类企业，其产品的附加值不增加，在价位降低的情况下其盈利就会受到影响，且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能只依靠产品价位，这就导致了企业的订单减少，企业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在扩充人力资源，高校学术的就业岗位就在减少。又如，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延续，很多企业经营落魄，甚至倒闭，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员流入社会，这些员工岗位工作经验丰富，无疑是毕业生强大的就业竞争对手，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对商务专业学生的就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商务英语教学应充分的考虑当前后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其可能演变的趋势，以提高学校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的接轨，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后金融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要结合当前社会用人实际有规划、有步骤的进行教学改革。第一，创新商务英语教学思想、理念，这一改变可以重塑广大师生的教育观、学习观，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更能理性的看清形势，将长期事业目标和短期实际规划相结合，给学生营造了一个更为科学、理性的求学环境，也使高校的教学总体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第二，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新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应用拓展了学生对未来职业岗位的见识，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其综合就业能力得到了提高。例如，实训教学中，场景设计的一些商务谈判中的突发事件、经典案例等，不仅有利于学生练习商务英语所学知识，还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事件、处理事件的能力，这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好处。第三，当前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优化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有更强实力，也使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更能符合当前社会需求，提高了高校培养人才的综合质量。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策略探讨

（一）认清人才需求市场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看似“人才饱和”，社会工作岗位紧缺，其实不然，只是社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商贸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这一行业、企业紧缺的是高素质、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针对社会需求，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知识的学习、掌握及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转化为工作岗位上的技术能力，以人才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次，树立产学结合的教学理念，将商务英语的教学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例如，和外贸企业联合教学，让学生在教学参与过程中接触实际的工作岗位，以此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又如，实施产教结合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工作岗位上体会商务英语知识的内涵和应用，可通过实际定岗训练、软件模拟训练等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如商务英语谈判中用英语联系对方企业的相关人员，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谈判过程中很多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在商务英语教授中学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文化差异的特点、对商务谈判的影响等，应用模拟实训软件使学生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兴趣，从而纠正学生英语商务谈判中的“中式思维”模式，培养学生更优秀的职业能力。再次，引导学生认清人才市场需求的现状，培养学生独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在商务英语教学参与中树立远见的职业规划，避免学生毕业后择业、就业的盲目性。例如，在教学中以我的职业和未来为主体进行讨论、辩论，让学生用英语阐述自己的观点、理想等，以此树立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正确认识。又如，通过职业情景模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商务英语应用的实际状况，以此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应用能力，同时使学生树立远见的学习计划，重视商务英语学习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进而增强其职业能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实力。

（二）以社会需求为本大力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

培养社会需求人才是高校教学的本职工作，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更显重要，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更好的调整教学策略。第一，以社会需求为根本进行人才培养，当前社会形势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中低层商务英语应用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商务外贸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进一步拓展思路，应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培养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如上述的产教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等，以此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第二，现代行业岗位上对于知识的应用趋于综合性，也就是人在岗位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具有很强的职业专业素养，还要具有很强的合作能力，对于职业岗位的相关技术、技能、知识等有很广泛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这就要求商务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专业的层次，要引导学生向相关领域探索、发现，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为社会培养高端的复合型人才。第三，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及专业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能让学生广泛涉猎而无一精湛，要严格要求学生的商务英语专业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涉猎别的领域，将其融合到商务英语的应用实践中，以此提高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实力。

（三）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适应社会岗位需求，使学生能够在就业后有个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学生的职业梦想，同时也提高学校的声誉，使学校在教育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在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市场人才需求，从专业、心理、体质等多方面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实训教学软件应用中，设置突发事件场景，如接机时对方的电话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学生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又如，在联系商务业务洽谈中，对方通过电话要求企业的相关资料，在这种状况下那些资料能给、那些资料不能给，等，这些都可通过实训对学生的认知加以强化，使学生能够在动态的事件发展过程中恰当的应用知识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在实训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使其在工作中有更加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态度。其次，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务英语人才非常紧缺，当时商务英语中低档次的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社会的需求，在培养人才中，以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为主要的培养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务英语中低档的应用型人才已经饱和，当前社会需求的是高端的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商务英语教学更要注重人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提高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知识灵活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提能力。因此，就需要和企业、公司联合教学，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商务英语应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发现自身性格、思维等方面的一些不足，进而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结合老师的启发和引导加以完善，以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使学生具有更高层次的职业素养。再次，商务英语教学中应用功能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应用小组讨论教学法，以此提高学生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增强学生的协作能力，使学生的才华得到更好的施展。又如，在实训教学当中，应用科学、客观的褒奖教学法，使学生自己探索商务英语实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善于自省的习惯，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独当一面，发挥自身更大的潜力。再如，以商务英语实训组织、辩论赛组织的形式提高学生对某一项事件的组织、安排能力，使其在协商、沟通、规划等工作中不断的提高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五、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的发展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此情况下培养商务英语人才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重视学生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使其在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到发展的机遇，以促进学生的发展，造就学生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刘艳，储滨秋，顾晓彬，等.浅析如何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融入高职商务英语教学[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7）：57-58.

[2]成焱霞.基于网络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16）：149-150.

[3]石磊.项目驱动教学模式下的商务英语信函写作实践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5，（4）：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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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诗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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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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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大学教授日本文学史，一直以来运用的也是单纯讲授的教学模式，学生很少参与其中。笔者把自己准备的讲义教案和平时积累的知识拷贝进学生的脑海里，学生只顾做笔记，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期末考试的结果并不理想，面对需要自由发挥的小论文题型，学生不知从何处下笔，很多人仅能列举文学事件，个别学生能够围绕题目展开论述评价，但基本上都是在默写课堂笔记，缺乏独特的见解，更不用说创新思维了。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通过给1990年后出生的学生上课，笔者深感必须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90后大学生，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沉迷电脑网络，关心新事物，热衷于挑战新领域，有常人看来另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走寻常路，并且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创新是极有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任课教师就应该尽快帮助学生启动创新思维，为他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使他们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此外，未来在日企工作决定了学生要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现阶段以及未来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在日企长期从事专职翻译的越来越少，多数人被要求兼做行政、企划、人事、总务等工作。这就要求毕业生成为一名既懂外语又具备创新思维且能单独负责一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根据毕业生的反馈信息，能够独立策划，关键时刻还能充当翻译的职员会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企业的领导层会及时放权，给职员施展才能的空间。课堂教学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不能束缚学生的创新思维。日本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门可以自由发挥的课程，学生可以充分展示想象力，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

日本大学的国语系同样开设日本文学史课程，其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由导师带领研究生按照研讨会的方式授课，或将讲义内容分为若干章节，由学生讲解评述，导师补充点评。这就需要学生课前做好准备工作，如查找资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写提纲等。导师的职责是推荐参考文献，主持研讨会，对学生发表的内容进行指导和评价。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由课堂教学的“配角”变身为“主角”，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分析能力以及口才。

笔者所在的廊坊师范学院日语系是一支重视教学并且能兼顾科研的优秀青年团队，包括笔者在内，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教师有两名，其他教师对日本文学也很精通。所以由笔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同几位同事组成课题组来进行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改。首先课题组重新修订教学大纲，然后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专题分类，接下来分配各自的工作：项目负责人承担每一章概况部分的讲授任务，并负责课堂录像，主持研讨会和总结评价，课题组成员每人负责指导几名学生，纠正他们的发音，指导他们查阅资料，组织小规模的发表讨论练习，让学生找感觉，尽快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以小说创作为核心，出现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所以小说部分的专题讲解是日本近代文学史课程的主要任务。把讲台交给学生是本次教改的关键，按学生学号顺序分配工作，每位学生负责一两位作家的讲解。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发生误会，有的教师总是给成绩好的学生更多机会，而成绩差的学生常被边缘化，时间久了他们会自暴自弃，对该课程和任课教师产生排斥心理。笔者只是建议学生要擅于运用自己的强项，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对讲解方式不做要求和限制。笔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概况进行了讲解和论述后，正式开始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专题课程，并为他们录像（录像既为了保存教改资料，同时也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看回放来纠正自己的仪态和发音）。第一位学生的表现就超出了笔者预想：她负责讲解两位写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幻灯片制作的非常精致，还从网上找到了作家的照片（插入图片可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内容很丰富且有条理，主次分明，将重点放在了对二叶亭四迷的介绍上（二叶亭四迷的《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出发点），分为简介、生活经历、作品介绍等几部分来讲解，然后着重介绍了《浮云》。讲解结束后其他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学生还指出了主讲人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笔者提出一个问题：“浮云”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她回答说，女主人公阿势思想左右摇摆，就像游弋在其他人物之间的一朵浮云。这是她通过精读作品得出的结论。笔者提示说，如果再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明治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都像是浮云，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随后笔者从《浮云》中选出一些精彩的篇章段落给学生朗读，让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品味日本文学的特色，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是有意尝试将日本文学史课和日本文学选读课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研究不脱离作品，有助于将来毕业论文的撰写。几位学生还谈了对《浮云》的看法，有的人欣赏二叶亭四迷的创作风格，觉得写实性强，但也有人表示作品读起来很压抑，不如中国小说看起来爽快。学生们讨论得很热烈，可见大家课前都做了准备，最后笔者对整堂课进行了总结。之后的几位学生发言各具特色，而且在笔者的引导下，他们越来越重视对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其中一个学生在讲解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时，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个美少女伴随着动听的音乐讲述小说的精彩片段。由此可见90后学生对新媒体的热衷，这种创新式的做法值得发扬和推广。学生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能够不循规蹈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有些想法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虽然一些观点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这种创新思维应该受到鼓励。该学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进行得非常成功，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模式，评教成绩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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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文学；比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现代文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影响，因此，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现代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二者均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在本国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而正是在新旧文学的传承过程中，中日现代文学进行了交融和碰撞。

2、现代文学的本质

现代文学主要是指在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主要以对社会的反映为基础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随着目前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以中日现代文学为例，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

3、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我国的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四”与文学革命，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发，开始对我国的文学进行革新以达到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大家鲁迅的很多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广泛的道路，随后冰心、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叶圣陶等众多文学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我国文艺运动实践与文学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鲜明、艺术个性明显，再加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4、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日本的文学深受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结构单纯的短歌为主，而之后向着连歌发展。纤细和含蓄是该时期日本文学的突出特点，同时其文艺观也是以真、艳、寂、哀为主，直到后来的大变革时期，日本向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在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继而创造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继而出现了江湖元禄和奈良平安文学，同时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5.1中日文学的差异中日文学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下，表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性，首先，中国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文学主要是有情的文学，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其次，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加注重风骨，对言志比较看重，主旨比较鲜明，而反观日本文学，更加崇尚言情，轻快优雅，比较喜欢朦胧微妙；第三，我国现代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现代文学则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最后，我国的很多文学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很多都是俯瞰社会，关注芸芸众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文学却是和政治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关注的大多数角度都是宫廷妇女与隐逸者，余情与暗示经常在作品中展现。

5.2中日文学比较的意义虽然中日文学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双方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共通之处，究其原因，和双方的发展背景相似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都是以接受欧洲近代文学为契机而建立的日中两国近代文学，只是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渐拉大了距离。而随着近现代文学差异大于类同，中国与日本现代文学也出现过趋同的倾向现象，对其两国的文学比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我国的文学积聚一定的文化底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虽是差异性明显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够互相融合，互相进步。

6、结束语

当前，中日现代文学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有效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对其背后的文化本质进行了解，体会先贤们的历史，这样才能在未来创造出新时期的文学新纪元，其同时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1]高华鑫.“儿童的发现”与文学诸问题——试论中日现代文学中的“童心”观念[J].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3,02:118-128.

[2]刘伟.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03:86-92.

[3]吴岚.“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2010.

篇12

首先，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批评是一种建构，一种再创造。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不否认他对创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所能给予一位大批评家的最高荣誉是使批评在他手中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批评家依据一定的批评观念、方法，首先对批评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着力于发掘、揭示所批评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作家与作品充分理解基础上的重新建构、新的综合过程，即对作品从“理解”进入“发现”，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再创造，这时，批评家在批评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使自己的批评也成为一种凝聚着审美个性的“创作”。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家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王国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另外，文学批评必须在联系于哲学、政治、道德、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

其次，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转换，“批评其实是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体验的心理学含义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的艺术知觉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而批评则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看待对象，在内部体验与外部观照和思考的结合中对对象作出综合判断。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内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与此相关，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态度鲜明地表述观点、评判作品的任务。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评应当是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说法。”

另外，文学批评注重对方法诊的探索。进入20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何比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科亨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这种状况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以使批评变得更加科学化。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涉及哪一领域，科学的引入都会使秩序代替混乱，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观的地方建立起系统来，同时它还保护了这一领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文学批评科学化走向的一个说明。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批评方法的确立和批评模式的建构完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强。

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担当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当今的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使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们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论框架的规约下，运用一套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20世纪文学批评十分注重理论建构，它们大多是通过某种理论预设，在演绎的框架中推导而成。在对已存批评的反思中，批评家也总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建树。而在理论建构中，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现代语言学中获取了灵感，精神分析批评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产物，而文化学批评则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背景，成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前提。当今的各种文学批评正是通过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交叉、边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和观念方法，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关注范围，将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扩展到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和知识的前沿。

篇13

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

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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