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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篇2
新井白石在编写《西洋纪闻》及《采览异言》的过程中，深深感到用汉字表记外语的困难，于是他仿照琴谱对“东音”及写法作了研究。《东音谱凡例》（397页）中论述到：“美（新井白石名君美）昔遇荷兰人，获观其国字，因请以其字写东方音韵，图第一行喉音五字，止是一音一字，其他字皆一合、三合，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体，即是方密之所谓外国喉音特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统于宫，亦以见此图之妙。”《东音谱》于享保四年（1719）完成，收于《新井白石全集》（第四）中，可见于福井久藏博士撰写的《国语学大系》（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出版，1940年初版，1981年再版）第三卷“音韵一”中。 据《新井白石全集》（第四）例言中记载：《东音谱》现存有内阁藏本（有和学讲谈所、浅草文库藏印），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国语研究室藏本（有不忍文库、阿波文库及言语取调所藏印），同室藏本（有橘氏藏书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藏本，帝国图书馆藏本，文学士新村出氏藏本。 本论文所依据的是东京活版株式会社1906年所刊行的《新井白石全集》（第四）（第395—405页），正文前为用汉字书写的《东音谱序》和《东音谱·凡例》，正文以“五十字母旧图”、“五十字母音释”、“音韵字母新谱”三张谱表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在图表前有相应的说明。
2.2.1《东音谱·序》
《东音谱·序》介绍了汉字的起源，回顾了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历史、吴音及汉音在日本的使用情况以及《东音谱》制作等相关问题。原文本没有标点，今加注标点以便阅读。
六书之作皆象也 ，八卦之画伏羲氏之字而已 ，仓颉因制六书 ，鸟迹 、科斗 、古籀、篆隶之文历世损益变体百出 ，迨乎两汉杂以古文署篆，八分为之 。魏晋以还隶书，遂盛东方文字之兴，由来久矣。唯其为体，列国不同，始传汉隶，即魏晋之际耳。当是之时，古三韩地咸皆内附百济初献经典字书乃诏征博士时，应此选者，其先汉人避乱海外，乃以中原之音为传世声。 至于天朝置史列国以达四方之志，专行今字而古文尽废。盖是不但读书讲学而交邻使命藩国政令各适其用也。若其国中所用则其例有二曰取义，曰借音。取义者不必用其音也，借音者不必用其义也。百济复现佛书，会有一尼自吴地来，乃撮南音诵而传之。于是乎字音时有汉吴之别焉。隋唐以降，两国聘问冠盖相望，东方搢绅从学于中国。唐嗣圣初有续萨两生者而至于斯，最精声音乃诏并拜博士，命大学诸生诵习焉。音韵立学而置博士之员，即始于此。延历间屡下制召，天下之学明经，诸生皆正其读，一依汉音，莫用吴音 。凡明经宏词之科当就试者，必先习《毛诗》及《尔雅》音。嗣是以来，诸儒《切韵》之书，亦从而出焉。东方音韵之学，此其大致也。唐宋之乱，聘问遂绝。而方外之徒西游求法，五代无之。延及明季，吴越闽广人往来相踵，以迄于今。如其方音，皆有异同，学者疑焉。我尝观魏晋以来历世史书记，我东方之言大半与我不合。夫中国之书本于象，以形兼声，故字多而音少；外国之书由于音以声兼形，故音多而字少。如我东方则兼有之矣。凡外国之言与中国异，其字虽多亦非所该，故诸家方言之书，声音转假多在仿佛间，且所用之字，古今方俗各有异，岂能得无传讹哉！
美昔在前代辱奉，明旨访问殊俗，采览异言，窃自以谓五方之音本非文字之可该，音托于字，不如音托于音之近也，古者乐曲有谱盖尚音也。东方音韵之学旧有母字，今当借之以记，其言其字如琴谱，而五音七声莫不具备，用之之法，凡一音一字，其音难可一字该必合数字。从衡辗转、呼吸、闭合，足以括天下之声，古人创意之妙亦至如此，岂其不奇也哉！美虽不敏亦有取焉，略定其例，固作之谱，以便览我所记之言者，此年实享保已亥冬十二月甲子源君美序。
从《东音谱·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井白石回顾了汉字的起源及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史和《东音谱》的制作等相关问题。如《东音谱·序》：“夫中国之书本于象，以形兼声，故字多而音少；外国之书由于音以声兼形，故音多而字少。如我东方则兼有之矣。美昔在前代辱奉，明旨访问殊俗，采览异言，窃自以谓五方之音本非文字之可该，音托于字，不如音托于音之近也，古者乐曲有谱盖尚音也。”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新井白石注重声音，而不拘泥于表达声音的文字，就日语而言，他认为与表意的汉字更隔一层，汉字以形兼声，字多音少；西方以声兼形，音多字少；而日语两者兼之。他有意识的把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进行对比，认为音托于字，不如音托于音，更倾向于表音文字的优越性。周一良在《新井白石论》中也论述到：新井白石的这种认识与倾向性，在18世纪的东亚，可谓绝无仅有。即使擅长于音韵之学的清朝大师顾亭林，限于环境条件，其认识也没达到这样的水平。
2.2.2《东音谱·凡例》
新井白石在《东音谱·凡例》中介绍了日语五十音图的起源，《东音谱》的基本体例、理论和方法。他认识到汉字注音的模糊性，如论述到“东方字母音释，明人所注音，多转假而在仿佛间”，即认识到了汉语标记日语的局限性，于是新井白石有意借鉴荷兰拼音文字的拼读方法，求得准确记音。
东方音韵母字盖本于《悉昙》、《金刚文殊问》， 而有数字重出者，犹华严字母两阿藏， 今从旧图。
东方音韵母字盖仿琴谱而作，但合字之法不具其体耳。琴谱字母一音一字，而一音难可一字，该必合数字之体，以取数字之文，犹梵有半满之字 ，于弦上之音曲尽其妙，故今凡有二合三合之音皆仿琴谱以立合字之例。
外国字母或取五十，或取四十二，或取三十。即今取二十四至如东方所用之音，则唯有“乌意阿邪牙”数字而已。其它无字皆为二合三合之音，凡东方字母自古所用一音一字，故今一皆依旧不作新字。
美昔遇荷兰人，获观其国字，因以其字写东方音韵图 ，第一行喉音五字，止是一音一字，其它字并皆二合、三合，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体，即是方密之所谓外国喉音特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统于宫，亦以见此图之妙。
中国之字，其书下行，盖以一音一读故耳！外国之字，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故其书不得不横行左之右之，亦从其俗耳！即今所定字例，凡其音二合者，皆从右行以便合呼。
凡二合音与反切法别，而有开有合，其音亦异，详见于谱。
凡字各有发送余收之声，亦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所该者多，故今所定字例，凡一定之中，以发声为头，以余收二声为尾，送声有其右榜，而余声亦有初法之余，有送气之余，详见于谱。
凡收声平上去入则有唇舌喉三音，入声则有唇舌牙三音，其平上去声，喉收者，与乌之余声相混；唇收者，有始终皆合之，合口有合，即开之合口，皆宜辨明。
凡平上去入，及清浊、轻重并有旧谱，一皆从旧。
东方字母音释，明人所注音，多转假而在仿佛间，今所附注乃出于长崎市舶务各州都通事 所填者，亦多转假，且平上去入，不甚分晓，姑存一二，以备参考。
是书本为记异言而作，外国之音与中国异，故今音释取义，亦多与旧说不合，览者恕焉。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江户时代（1603—1867） ，除了“大坂之阵（1614—1615） ”和“岛原之乱（1637—1638） ”，长期处于歌舞升平状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西方列强的魔爪首先伸向中国，使日本暂时获得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因为如此，幕府统治空前稳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但是德川幕府为了加强统治，采取禁教锁国的政策，只留长崎一处通商口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进行国际贸易，吸收外来文化。为了巩固幕府统治，经过严格的抉择和有限的采纳，将外来文化消融于本土文化之中，因而刻意创新取代了生硬模仿。因此，江户文化是糅合汉学、和学、西学而形成的复合体。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多姿多彩的时代，新井白石是江户时代许多著名的，受人重视的人物中最为多姿多彩的一个。 新井白石（1657-1725）是江户时期许多著名的、受人重视的人物之一，与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方以智（1611-1671）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709年，新井白石与被日本拘禁的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 交谈，他以听取到的有关世界地理和文化知识为基础，编纂了《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这在江户时代是第一次详细地介绍西方知识，开了风气之先。在编写的过程中，新井白石深深感到用汉字表记外语的困难，于是他对“东音”及写法作了研究于享保四年（1719）著成《东音谱》。他的音韵理论在《东音谱》中以《五十字母旧图》、《五十字母音释》、《音韵字母新谱》三张图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研究五十音图，把日语五十音、日本汉字音和中国杭州、泉州、漳州、福州四州音进行对比，力图究明他所关注的“东音”正音性质。众所周知，中日交流源远流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吸收了汉语不同的读音，对音和域外译音研究一直被汉语音韵界所重视，对《东音谱》进行校注及相关问题作初步探究，一方面可以为汉语音韵学和方言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窥探江户时期日语音韵的基本面貌和汉语音韵在日本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新井白石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对日语五十母字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新井白石认为日语音韵是可以仿照琴谱的方法写出来的，只是应有所区别。在《东音谱》凡例中论述道：“东方音韵母字盖仿琴谱而作，但合字之法不具其体耳。琴谱字母一音一字，而一音难可一字，该必合数字之体，以取数字之文，犹梵有半满之字，于弦上之音曲尽其妙，故今凡有二合、三合之音皆仿琴谱以立合字之例。美昔遇荷兰人，获观其国字，因请以其字写东方音韵，图第一行喉音五字，止是一音一字，其他字皆一合、三合，必取喉音之字，以合其体，即是方密之所谓外国喉音特多者耳，因知五音皆统于宫，亦以见此图之妙。”在《东音谱》“五十字母旧图”中，新井白石按发音部位把五十音从右至左分为喉音、牙音、舌齿音、舌音、舌音、唇音、唇音、喉音、舌音、喉音15行10列，每个假名下分别注二合音，形成五十音经纬表。新井白石对五十母字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日语音韵和汉语音韵的区别与联系，而且可以窥探江户时期日语音韵的基本面貌和日语假名的发展变化。
第二，新井白石注重比较日语语音和汉语方言语音，标注中国南方杭州、福州、泉州、漳州方音，力图究明他所关注的“东音”正音性质。
在《东音谱》中“五十字母音释”参考《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的用法，辑录了日本汉字和片假名，以及中国南方杭州、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的音译字，通过谱表形式显示中国南方音与日语字音间的关系。这对研究我国南方方音和中古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我国方言及音韵学的研究提供材料。
第三，新井白石对方以智音韵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新井白石在《东音谱》“音韵字母新谱”图中区分日语二合音和反切法，并且草拟了二合音、发声、送声、收声、余声、浊音及重音的写法，探寻新井白石的音韵理论，挖掘他对方以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窥探江户时期日语音韵的基本面貌和汉语音韵在日本的继承和发展。
在几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新井白石的贡献与作用是特殊卓越，难于匹敌的。《东音谱》等语言学著作是新井白石借鉴、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晶，体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对《东音谱》进行校注及相关问题作初步探究，对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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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古代日本对《史记》的接受也不例外，既有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基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解读与体现。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指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待研究对象，以此发现它的新价值[1]。《史记》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厚。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域内、域外两种视角，考察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传播与融合。
一、《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传播与融合现象，古已有之。东汉班固（公元32-92）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武帝当时的盛况：“乐浪①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他的《日中交流两千年》一书中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认为，正是“出于一种要求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所以“横越万顷波涛，奔向西方”，变隔海相望为跨海相会，揭开了长达两千多年交流史的序幕[3]。大庭修与井上泰山等长期关注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分。”他们的研究发现，汉籍东渡扶桑的速度几乎与出版同步，“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4]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入境的记录，出现在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公元712年）里。据它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朝鲜百济王朝博学多才的五经博士王仁携带着中国的《千字文》与汉魏以来盛行的《论语集注》中的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十卷《论语》，登陆日本[5]。西汉司马迁（前145或135-前87？）的《史记》，这部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何时以何种方式东渐，《古事记》没有提及，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也没有正式记录。
二、圣德太子与《史记》东渐
虽然《古事记》及其前后的文献里没有关于《史记》传至日本的方式与确切时间的记载，《史记》对日本的影响却是有迹可循的。循着这条轨迹，中日两国的学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日本学者野口定南，中国学者覃启勋与张玉春等，对这项研究尤其关注。野口定南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他依据日本古代文献受《史记》影响的状况，推测出《史记》是由古代日本派遣的隋唐使者带回日本的论断[6]。这一论断被学界普遍认可，被认为是野口定南教授在《史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关于古代日本的隋唐使者，唐代魏征所撰《隋书·东夷传》有如下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7]只是，从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②派出的第1批遣隋使到后来平安时代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前后12批次时间跨度238年。在238年间的12批次遣隋唐使中，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批次的使者将《史记》带回了日本？可惜就在研究深入的过程中，野口定南教授却猝然而逝。他的离开，留下了太多遗憾。这不仅是日本《史记》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国《史记》学界的损失与遗憾。
长江后浪推前浪，接力这项研究的中国学者中，覃启勋教授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先后两度赴日，经过多方位的查证与思考，以清醒的视角定位了《史记》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公元600至604年间[8]。也就是说，早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史记》就已经东渡扶桑。覃启勋教授的研究，弥补了野口定南教授留下的遗憾。
对此定位，中日两国的文献都提供了支持。张玉春教授也是关注此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日本调查《史记》的版本期间，张玉春教授发现，“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第十条‘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寰无端。’应出于《史记·田单传》‘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史记》已经流传于日本”[9]。“宪法十七条”颁布于公元604年，据此可知彼时圣德太子对《史记》已经相当熟稔了。除了张玉春教授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此说提供支持之外，日本汉诗集《怀风藻》（公元667-751年）对《史记》的大量引用，更是《史记》飞鸟时代已经东渐的明证，此将另文专述。
三、《史记》东渐与汉文化的接受
首先，确认一下关于《史记》传至古代日本的正式记载。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也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史记》在日本的最早的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8年），详细记载了截止公元9世纪已经传至日本的汉籍，《史记》位列其中。这是笔者2011年访学早稻田大学期间所见日本皇宫宮內厅书陵部所藏的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正史家》中，有关《史记》的记载，有6种共139卷[10]。其著录情况如下：
正史家
史记八十卷 汉中书令司马迁 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集解
史记音 三卷 梁轻车录事参军 邹诞生撰
史记音义 二十卷 大中大夫 刘伯庄撰
史记索引 三十卷 唐朝散大史 司馬貞撰
史记新论五卷 強蒙撰
太史公史记问 一卷
以上记录表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所存《史记》及其相关的汉籍已经不少。与国内普遍使用的《史记》三家注相比，以上书籍中，少了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中的两家，当时都已经传到了日本，它们是裴骃的《史记集解》与司马贞的《史记索引》。代替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是刘伯卢的《史记音义》，这一点与国内不同。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缺席，将是我们以后探寻的课题之一。
《史记》一经东渡，便受到日本朝野的广泛关注。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与《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日本皇室对《史记》极度重视，列之为历代天皇必读书目，并请专攻《史记》的学者入宫讲授。《皇室与御修学》，由日本皇室宫内厅编撰，它记载了历代皇族所学典籍。“据《皇室与御修学》目录，我们可以了解日本皇宫的皇族，实际上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汉籍”[11]。日本著名汉学家早稻田大学的河野贵美子先生曾带领我们一行参观一年一度的日本皇室宫内厅藏书展。在书展上，我们不仅见到了《史记·高祖本纪》一卷的珍本，也发现在历代皇族所读的经典中，有《文选》《孝经》《千字文》《周易》《汉书》《论语》《尚书》等一系列来自中国的典籍，并且占了较大的比重。在所有书目中，《史记》赫然居首[12]。以上的记录证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的汉籍，已经相当丰富了。
司马迁对日本的影响，渗透在多个方面。那么，古代日本人是如何学习《史记》的呢？这里首先梳理一下古代日本史学与文学的相关资料，主要以《六国史》与《源氏物语》为例，借以考察日本史学与文学对《史记》的传承与发展。
四、《史记》东渐与日本史学传统
《史记》传入之前，日本没有国史，遑论史学。古代日本的官修史书“六国史”，皆产生于《史记》东渐之后。这并不是巧合，诚如覃启勋教授所研究证实的，实则是它们对《史记》的被启发与仿效[13]。池田英雄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六国史模仿的正是中国的《史记》[14]。这种模仿涉及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体例的模仿比较直接，内容部分则融合了日本民族的特色。首先来看体例上的模仿。池田英雄先生通过精确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古代日本六国史③的体例，模仿《史记》的本纪；江户时期编纂的《大日本史》，由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等组成，袭用《史记》的体例；江户末期的《日本外史》，全书二十二卷，效仿《史记》“世家”。[15]体例上的模仿之外，再就是内容上的模仿。我们来看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与成书于公元720年的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虽说它们没有提及《史记》，虽说体例是编年体，但是其内容编排明显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例如，“两书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16]《史记》记载了中国从开天辟地到汉武帝的传说与史事；日本第一部官修史书《古事记》，也记载了日本从开天辟地到推古天皇的传说与史事。不过，《史记》关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在《古事记》演变成了兄妹相恋的传说，为了血统纯净而近亲结婚甚至兄妹婚娶，正是古代日本皇室的真实写照。类似例子比比皆是。由此证明，《史记》不仅从体例到内容，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而且对日本史学的产生，具有催化与生发作用。
五、《史记》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
《史记》是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双峰，《古事记》亦是日本史学与文学的杰作。相比于《史记》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仅深入广泛，而且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格。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与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谈起《史记》都是如数家珍。在奈良朝与平安朝时期，宫廷与知识阶层人人以谈论《史记》为荣。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与学问，首先得看他是否熟读《史记》。《源氏物语》（约公元1001-1008年）出现于日本平安朝中期，受《史记》与白居易诗集的影响明显。《史记》里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更是以较高的频率直接或间接出现在《源氏物语》里，例如命运悲惨的戚姬。作者紫式部（公元约978-1015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与父亲都长于汉学。平安初期，她还在幼时，便与兄长一起跟随父亲学习中国典籍，对白居易文集与《史记》尤其熟悉。《紫式部日记》记载了她对汉籍例如《孝经》与《史记》文帝卷的研读，也记载了幼时与兄长同受教于父亲时的趣事。她对《史记》的领悟力远远高于兄长，以致于父亲感叹：“可惜不是男儿，真是不幸啊！”[17]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里，随处可见《史记》的影子；比《源氏物语》晚出二百多年的《平家物语》，引用中国史话也相当多，出典最多的也是《史记》。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文写成的诗文，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与见证。《怀风藻》（公元667-751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也是域外现存最早的汉诗集。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天智天皇（公元624-671年）时代，成书于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收录日本白凤期（近江时期）到奈良时代64名诗人的120首作品，现存116首中，既有以司马迁的经历或《史记》内容为题材的作品，也有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与继承。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怀风藻》不仅介绍每个作者序言部分的行文模仿《史记》，而且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多达33处，并且主要集中在本纪、列传与世家等人物集中的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史记》在日本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对《史记》的传承，是出于吸收先进智慧与文明的自觉行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本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外传播。因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从不同的视角反观和思考，对于发现人类文化遗产的更多价值，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是在2011年“近代东亚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史记》在日本的接受与展开”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课题来源：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1年基金项目“《史记》在日本的传播研究”（2011017）；日本早稻田大学2011年访问学者课题“《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注：①古代日本和朝鲜是同一个国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才分为两个国家。“乐浪”是汉武帝统治朝鲜时期，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设置的四郡之一。
②圣德太子（公元574-621），本名上宫厩户丰聪耳皇子。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王朝的改革推行者，促成了推古王朝开始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者。
③六国史包括：《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与《三代实录》。
注释：
[1][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日]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两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4][日]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日]安万侣著，青木和夫校注：《古事记》，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
[6][日]野口定男：《读史记》，东京：研文出版社，1980年版。
[7]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13][16]覃启勋：《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张玉春：《日本藏唐写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10][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版。
[11][日]河野贵美子：《在古代日本的继承与展开》，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12][日]日本皇宫宫内厅书陵部编撰：《皇室与御修学》，东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2011年版。
篇4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环宙，沈旭炜.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3.
[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103.
[3]股野琢.苇杭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0.
[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篇5
两位作者在旅游学上均有很深造诣。徐跃女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业已在该校执教20多年。1994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骨干教师。她长期致力于实用日语和旅游教学，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讲授日语北京导游课程。她的论文《日本的“新旅游法”及其思考》受到广泛关注。她的日语表达能力，得到日本人高度赞赏。
小池晴子女士是位日籍教师，现为日本观光导游翻译协会会员。她精通英文，对日本国语甚有研究，长年担任日本交通公社的翻译、导游和出境旅游团领队，具有广阔的国际性视野。她因为学识广博。由于其丰富的导游实践经验和对旅游学的深切理解，于20世纪90年代，曾先后5年在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日语和旅游学。
两位极为认真并有责任感的教师，多次酝酿，反复切磋，终于达成默契，决定把多年积累的经验、旅游资料、教材作基础，编纂成书，奉献给读者，以促进中国的旅游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为此，作者进一步采集和分析第一手资料，研读文献，亲临景区，逐一核实，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请教专家，数易文稿，最终提炼成这样一部旅游学教科书。
它是一部旅游学文化知识库
作者甚为注重知识性与实用性、科学性与真实性，所以该书既有纯正练达的文字表述，又有画龙点睛的图片、示意图。有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精辟介绍，又有精心设计的景点小话题和与客人之间的互动话题，也有关于旅游学的日本文化知识以及中日对照年表等信息资料。该著述非常经心地把反映北京特有文化韵昧的内容写入书中，可谓图文并茂。
最受旅游者欢迎的北京六大景点：天安门及其广场、故宫博物院、天坛公园、万里长城、明十三陵、颐和园和反映老北京人生活的“胡同游”、新开发项目“京城水上游”都囊括书中。导游词不仅语言表达规范，并且生动活泼，细致入微，富含故事。
该书既考虑到初次来京游客的诉求，而且也照顾到多次来京旅游者希望深入了解首都的愿望。为了后者，作者详细介绍了文化内涵丰富、趣味性强的七个景点：北海、雍和宫、北京孔庙与北京国子监、周口店猿人遗址、潭柘寺、白云观和圆明园遗址公园。不言而喻，阅读该书后，会提高文化素养。
该书用日语详尽地介绍了北京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它不仅给懂日语的旅客奉献了一部优质的导游著述，而且为日语导游员提供了一部珍贵的参考书籍。它也是报考导游员人群的重要专业参考用书。同时，我相信这部好书也是日本人民了解北京的良师益友。过去只见零散的日语北京导游简介，尚未见到从旅游学视野系统撰写的日语北京导游专门著作，所以它不失为一部北京旅游学的文化知识库。
它是一部旅游学日语字典
《日语北京导游》的两位作者不仅深谙旅游学专业，而且有长期教授日语的阅历。该书用精湛的日语写就，其中有很多名言熟语、警句成语以及妙语生辉之句。为便于阅读和记忆，作者在解说词后面都附有难读词汇表，以帮助读者学习理解。我认为这是了解北京乃至中国文化的辅助资料。
篇6
一、引论
在东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关东幕府尊奉为禅师之前，其中国姓名为蒋兴俦。他是一位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著名僧人。
蒋兴俦出生于中国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东渡日本传经布道的时间则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的故土上，度过了他人生中将近四十个春秋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东皋禅师在日本从事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是他近四十岁时候才开始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位四十岁的人在对待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经基本定型。中国古语所说的：“四十不惑”，便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东皋禅师在日本进行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事项，肯定深刻印记着蒋兴俦时期的诸多烙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东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当然主要包括东皋禅师在日本的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明晓中国明末清初蒋兴俦时期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了解其时代所存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情况；甚至熟悉蒋兴俦所生长的具体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能为我们今天比较清楚和准确地认识、看待东皋禅师文化现象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无补益。由此看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之间，在东皋文化上的互动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证、材料的互补、研究的合作极有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之间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东皋文化中《东皋琴谱》（とうこうきんぷ）、东皋禅师音乐等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应该开展的音乐文化方面的互动研究项目还存在不少，譬如：学术界熟悉的《幽兰琴谱》、《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等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学术界的携手与互动研究。本文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研究切入，谈谈中日之间的这种类似音乐文化现象，及其互动研究的情况。
二、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首先还是从东皋禅师问题及其研究谈起。
毫无疑问，对于东皋禅师文化现象的关注及其举行的纪念活动，首先缘起于日本。东皋禅师于1676年至1695年间的几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从事的文化传播、交流等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事迹，一直以来受到日本人民的称颂，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关东皋禅师的纪念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东皋禅师的学术探讨及其研究也首先发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才向中国方面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积极活动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学者及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介入。中国学者、学术界从日本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参考资料。且不说中国早期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1年）一书，其材料的收集和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国方面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专著中，如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的《中日音乐交流史》（注：参见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书中的第三章所撰写的“琴乐的复兴”内容，也引用了许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东皋禅师在日本音乐史上为振兴、发展日本琴学所做出贡献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边成雄先生的《江户时期琴士物语》一书，则详尽地论述了东皋禅师在日本琴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书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我们提供了纵横了解东皋禅师琴学方面详尽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经把岸边先生的这本专著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术界（注：拙文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第46页-第47页。）。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携手，在日本和中国移地举办的“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更使得东皋禅师的诸多学术问题获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论东皋琴派》、《东皋琴谱打谱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学を重点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钕唷贰《试论水跹У男纬捎肭傺А贰⒎见靖（东洋琴学研究所・事各局长）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小野美纪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学院）的《东皋同r代日本琴律》、齐藤佳郎（茨城h立历史馆馆长）《论东皋心越活印贰衔擦磷樱ㄖ醒氪笱图书馆）《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山寺三知（国学院大学院）《东皋琴谱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东京学芸大学）的《东w心越の艺术活动》等。另外，类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网站（guqin.jp/）也为中国方面了解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信息窗口。总之，日本方面有关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是认真、仔细、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两国学者及学术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的活动，除了中国方面能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这些历史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资料信息，中国方面也应该可以为日本方面提供有关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国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现实的认知情况和研究价值。由于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国一方的渊源关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实。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置于中日双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国学者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许多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确实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论〈东皋琴谱〉琴律》、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从东皋o园寺遗谱看其琴学的渊源和传统》、赵晓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东皋琴歌》、陈智超（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东w心越的家世》、长林（中国科学院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黄大同（浙江艺术研究所教授）的《东皋师承与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对东皋琴歌之浅见》、龚一（上海民族乐团）的《论古琴音乐社会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开的几次“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除了有高质量论文的之外，学者之间琴艺的切磋也平添了许多音乐的佳话。中日古琴音乐界这种“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古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文人雅气，这也正是古琴音乐作为文人音乐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们今天对于东皋文化问题的研讨，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价值。
三、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来一直对明清音乐文化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解，曾经接触、研究了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外播与接纳异域音乐文化的课题。对东皋心越U、对《东皋琴谱》等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过一些肤浅的认识。蒋兴俦所生长的环境，社会思潮、世风习俗等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是为了解他人生中诸多问题致关重要的前提。特别是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愫，也许会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国故土养成的优良品德和世界观，他在日本写作了许多怀念故乡的诗歌和文章就是证明。日本的东皋研究者写作的《望_の僧・东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清社会，从蒋兴俦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长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认识东皋文化现象，认识东皋音乐文化。
蒋兴俦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长在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1644年明亡的时候，他才5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兴俦基本上算是一个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识却深扎于蒋兴俦的心里，因为他的父辈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长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除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父辈给予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怀，又有清初文人的认识。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积累和修为，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明末清初的音乐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诸多创作中都有很大的体现，这对我们理解东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帮助。
晚明时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点，与其他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古代儒家传统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养性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平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贽开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认为是自古所没有的，对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当明亡后，这些明代的遗民，在他们的诗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园的悲哀和怀旧的表现。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怀（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桥杂记》（注：参见［清］余怀著《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种对晚明风光的怀念之情，相信在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情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东皋禅师与余怀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在东皋禅师带到日本去的琴谱、琴曲作品、诗歌、书画乃至于禅学思想，可能无不存在着这种烙印。譬如，就音乐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东皋琴谱》来说，该琴谱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动手不动口”，对于琴歌多有贬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睐。东皋禅师对于琴歌的欣赏，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即是这种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为数不少。清军入关后，民间自发去日本的僧人增多，仅比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从这些人的诗文中也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佐证材料。
当然，蒋兴俦带到日本去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认可，与本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极为关联。其实，东皋心越与日本当时琴文化能够融合的原因，是当时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东皋心越曾经接受过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东皋心越渡来以前の源ǔ跗谇偈咳合瘛肺恼轮卸源俗隽松羁痰牟释。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响的现象。譬如说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日本早已开始。盛行于江户时代，具有庶民性质的绘画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明代世俗文化影响很大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一个美丽的女子跪弹着三弦，看着唱本进行演唱的大和画工奥村利信的作品《义太夫梅枝》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页。）；在描绘两把三弦、筝与唱组合的歌川丰春的《琴》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页。），无不印记着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国明代的世俗小说还直接成为这个时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对象。如有“武者绘大师”之称的歌川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一百单八人之一九纹龙史进》（注：参见［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绘”词条图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样的作品，就及时展示了也许是作者刚刚获得的中国正在流行的《水浒传》的内容。这肯定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对中国俗文化追求的心境。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许多，“歌舞伎”、“净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质。而象《东皋琴谱》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录，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讨，然而，东皋心越对于日本琴学以及日本文化的贡献，在日本人编写的《东皋琴谱》的序文中就讲的很清楚：“盖我古昔，礼乐之隆八音之器，诸般皆备，而琴最盛。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诸史传所载。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渐废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传。无复有道之者矣。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户。时江户，有琴川子者闻师琴大悦，遂专志从学。师亦嘉其笃尚，悉授其秘谱。其后，琴川子传诸新丰禅师及东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复有道琴事者矣。呜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属之子，余诺之。及西还，欲谋此举，未暇而师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尝受之诸谱，先择其便初学者，校雠缮写，而授诸……。”
本节作为本文的一个中心，按理应该更多地展开论述，但是，囿于缺乏东皋心越U在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完整材料，因而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提出一些学术构想，以便落实今后中日学术界进行这一问题互动研究的课题。如：东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意识，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对东皋心越的影响，日本东皋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记，等等。
四、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频繁、广泛地交流的事物数不胜数。且不论久远的历史事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经连续两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几代皇很重视与日本的交往和关系，而民间的交往则更多。因此，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事项令人感到十分的丰富。音乐方面的交流，除了东皋的文化问题之外，还有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等，这些文化都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明清以来的音乐文化，对日本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乐”就曾经与“邦乐”、“西洋音乐”，成为日本三大主流音乐文化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的携手与互动研究。
目前中日间开展的东皋禅师问题的这种互动研究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虽然蒋兴俦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影响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来却仍然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它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是无容质疑的。东皋禅师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具有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了解明清音乐在海外的存在情况，并依此印证中国文献、史料中论述的那个时代所存在着的音乐情况。特别印证民间音乐文化中那些似乎无法证明其来源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当今天我们把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过去时代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返输”回来时，则能够为我们对于中国明清音乐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其可贵的帮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又能够为深入理解日本这些音乐形式提供帮助。这个互动交流的意义，本人在所最近几年里撰写、发表的《〈魏氏乐谱〉研究》（注：拙文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129页-144页。）、《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俗曲乐谱》（注：拙文载《黄钟》2002年第2期。第37页-第44页。），以及对日本“明乐”、“明清乐”等的研究论文中也多有阐释。尽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时期以来明清俗曲的流变情况，但是，当接触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后，改变了许多我对中国明清俗曲的认识。许多认识的改变，均因“返输”了明清时期流向日本的这些音乐文化的资料。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明清乐”情况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献史料。林谦三对于“明乐”及《魏氏乐谱》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参考标准。特别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乐学家平野健次撰写，载《音乐大事典》中的“明清乐”词条，综合了日本国内在“明清乐”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绍了“明清乐”传入日本及其发展的过程。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明清乐”方面的史料文献。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为日本传统音乐乐种之一的“明清乐”，日本音乐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许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乐”的发展历史中，对其做整体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宽执笔撰写的《日本大百科辞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乐”、“清乐”词条。后来，有我们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所著《音乐史》的“幕末篇” （注：参见［日］田边尚雄著《音乐史》，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页。）、林谦三所著的《明乐八调》、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谣的复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书中的“唐人歌” （注：参见［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勉诚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页。）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乐”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注：参见［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该书中的第五章“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的音乐活动”的内容，除了综合、梳理、评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许多可贵的发现。日本音乐及音乐文学学者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何况，“明清乐”至今在日本长崎的活动更为这种研究赋予了现实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两方面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在日本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因为，即使中国学者能够在日本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学者来做这些事情方便。中国方面则应该重点研究，在日本传播的这些音乐文化所存在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认识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则必须是中日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
篇7
摘 要：前体育舞蹈专项毕业生在面临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下如何能立于不败之地的角度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综述和分析了提高体育舞蹈专项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和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特点以及我校体育舞蹈专项同学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现状，对我校体育舞蹈专项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与对策进行了探讨，同时从就业方面和体育舞蹈专项学生自身方面提出了提高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几种途径。
关键词：体育舞蹈，学生，就业，竞争
一、本次论文分析的理论意义、实际意义
1.本课题分析的理论意义
随着1999年第一次大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与市场需求的暴露，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时代，高校毕业生是我国急需的宝贵人才资源，每年有数万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涌向社会寻求工作。据反映，受传统的教育体制和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高校体育舞蹈专项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体育人才的需求变化反应迟钝，应变性差，培养出来的学生也缺乏品牌竞争的优势，从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二、体育舞蹈的起源、传播、分类以及经济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将该舞蹈传播到全球各地，并形成一股跳舞热潮，至今不衰。标准交谊舞起源于古代士凤舞，经历了圈舞、对舞、行列舞、集体舞等演变过程，成为流传广泛的社交舞蹈。19世纪20年代后，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对原舞种、舞步、舞姿等进行规范整理，制定出比赛方法，开始形成第一届世界标准交谊舞锦标赛。现今已发展成艺术性高、技巧性强的竞技性项目。国标标准交谊舞自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展较快，曾先后与日、美、英等国家进行交流活动，1987年举办首届全国国际标准交谊舞比赛，1991年举行了首届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体育舞蹈按舞蹈的风格和技术结构，分为标准舞（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类、按竞赛项目可分为三类：标准舞、拉丁舞和团体舞（队形舞）。
体育舞蹈的经济价值表现在健身价值、健心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价值，体育舞蹈是一种国际流行的社交舞，它是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情感的一种世界“形体语言”，也是任何语言无法代替的艺术，它具有广泛的社交性。体育舞蹈大体上可分为自娱、表演、竞技等三个层次，自娱性的体育舞蹈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分东南西北，也不分男女老幼，都可在跳舞中互相交往，交流感情。
三、体育舞蹈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体育舞蹈这项体育运动，便迅速得到普及，体育舞蹈在中国发展不过十几年，20世纪80年代只有少数的广州和上海人会跳体育舞蹈，而大多数人还是在跳八十年代的交际舞，和现在真正的体育舞蹈有很大的差距，知道1986年11月，日本业余舞蹈竞技协会会长山口紫雄先生与中国对外友协联系，举办中日国际标准舞友好赛事，当时中国对真正的体育舞蹈还没有接触过，随即中国对外友协与中国舞蹈家协会联系，把握此次机会促成中日文化交流，中国舞协积极参与此次舞蹈交流工作，从1986年11月至1987年3月，重点培养一批体育舞蹈人才。
为使中国体育舞蹈尽快发展，山口紫雄先生和小林韩寿枝女士亲自来北京授课，培养24对舞者，其中摩登舞12对，拉丁舞12对，这些舞者都具有一定的舞蹈基础，大部分来自北京专业舞蹈院团和舞蹈学院。
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曾担当一、二届全国标准舞大赛评审的王镇同志建议，成立中国舞蹈家协会国际标准舞总会，并请贾作光同志任会长。该提议很快得到当时的中国舞协书记处的大力支持。中国舞蹈家协会国际标准舞总会于1989年初正式成立。
1990年5月，由中国舞协国际标准舞总会在南京市体育馆举办了第四届“压力龙虎杯”国际标准舞全国锦标赛。
现在我国开始举办承办一些国际邀请赛或公开赛，使中国体育舞蹈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四、本人见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体育舞蹈已经逐渐产业化，据统计，全国每个省市都有相关教授体育舞蹈课程的老师，健身房和学校还有自己开设的舞蹈班是体育舞蹈老师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作为一名体育老师，专项是体育舞蹈，那么我就该学好体育舞蹈，将来有机会教授给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再教给他们的学生，让体育舞蹈事业得以传承。
体育舞蹈专项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一个核心，它的传播速度已经遍及世界，我很热爱舞蹈事业，不论是对舞蹈演员和教师都十分热衷。在校四年时间里我需要跟随老师从最基本的练习开始，具备好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好拉丁舞和摩登舞还有戏曲身段等知识；还需要具备一些简单的舞蹈编导能力。不过我仍然一直在努力的将自己的专业进一步的提高。对我来说四年的时间远远不够，我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学习和同样的，从上述材料中的趋势分析可以总结出，体育舞蹈专项的学生有更好的就业竞争实力，社会正缺乏这样类似的人才，在好多中小学中，体育舞蹈这门科目还没有开展起来，就是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束缚，传承舞蹈的精华，作为一名老师，要敢想敢做，体育舞蹈的发展趋势不容小视，短短十几年时间的转变足以证明它的发展趋势是积极向上的，我认为我们自身就更加应该把自己的底子打牢，将自己所学的舞蹈传授给学生，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引发出一阵阵体育舞蹈的热潮。
五、分析的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
1.文献法。充分利用图书资料、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和网络资源，搜集了国内外关于体育舞蹈专项的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整理，详尽地了解关于高校体育舞蹈专项的核心竞争力，以作为本次统计的起点。
篇8
Keywords: architectural design aesthetic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建筑设计的概述
1、建筑设计的含义
建筑设计的科学范畴具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种含义：建筑设计广义上是指一个建筑物所要做的全部工作，设计工作通常设计到建筑学、结构学、自动化控制管理、建筑声学、建筑光学、工程估算、园林绿化、设计美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各种专业的技术人员的密切配合。第二种含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设计是指“建筑学”范围内的工作。
2、建筑设计的发展史
建筑从古代便已开始，建筑设计也在古代就已开始流传。在古代，由于技术的原因，建筑设计和施工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建筑的施工者往往就是建筑的设计者。那时，建筑主要以木质材料为主，设计和施工都是由木匠来实施。他们往往是根据建筑物主人的要求，再根据师徒相传的技术，同时再添加一些自己的创造性及按照自己的审美角度，便形成了古老的建筑的文化。
二、建设设计的的美学观点
建筑设计的美学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意识形态美。建筑师根据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通过自身的设计，对建筑结构、色彩、材料、装饰等的感情抒发，从而表现出当时社会所具有的风尚、流行风格、政权、宗教等等，能够在视觉和精神上给人以满足，进一步使观赏者达到审美的要求和认同。
第二、技术形态美。建筑师通过自身熟练的设计技术，在建筑上设计完美与缺憾，从而达到均衡性，突出和谐美与内在美，用对立来阐述同意。
三、以迫庆一郎的建筑设计为例谈论审美活动
若论建筑设计从审美角度最有创意的建筑师当属迫庆一郎，他是日本新生代的建筑师，他曾经负责著名的北京外键SOHO项目，而后又在中国的建筑设计方面开始展开事件。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完成的建筑设计将近50项。他的建筑设计主题均是以“主题”为中心，然后通过色彩、形态、材质、空间等视觉方面展开设计，从而使其建筑设计具有独特的特征――鲜明的形象性、丰富的象征性、以及浓郁的精神性。他的富裕变化的建筑设计从简约到极致，都彰显了独特的美学意蕴。
对于迫庆一郎的建筑设计，在这里就其形式和主题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形式
1、色彩
迫庆一郎在建筑设计中极其重视色彩的使用，通过色彩美的表现从而使得整个设计具有独特的设计及视觉风格。因为色彩美是视觉美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给人以最先的视觉冲击和感受。他的色彩运用体现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单纯性。单纯是指色彩的单一，在他的建筑设计中，比如成都伊芙丽专卖店的玫红色、长春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常春藤的绿色、北京芬理希梦1号店的白色和2号店的绿色等等，都是运用单一的色彩形成了他的设计中的纯净风格。
2、形态与空间
迫庆一郎的建筑设计运用形态与空间的巧妙构成形成视觉冲击。其视觉形态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几何形态。如北京冲击的那个项目，便是采用了几何中的南北轴线旋转，使得该项目既简洁有极富创意性；另一类是富有象征性的有机形态。迫庆一郎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喜欢用这种有机形态，通常采用特殊材质对空间分隔，使其具有独立性和自由性。例如在深圳蜂巢设计中，他便采用了这种设计原理。
3、材质
建筑设计中的材质使用具有多元化的性质，材质语言犹如建筑的肌肤，使建筑具有明显的表现力。它可以被建筑师赋予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是使得建筑拥有能够开口说话的功能。迫庆一郎在建筑设计中良好的运用材质语言诠释自己设计的不同风格内容和含义；而他常使用的材质只有镜面不锈钢、亚克力、马赛克、钢管等。
（二）主题
1、主题的意蕴
迫庆一郎认为：在建筑设计的领域中，只要是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它们的设计手法都是不相对应的。所以在进行每一项设计时，都要根据设计的东西提出一个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设计，其余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2、场所精神
建筑艺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体现，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体现，也是人类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建筑艺术赋予建筑更多的文化和内容。
在建筑设计中，迫庆一郎运用色彩、形态、材质及结构等视觉符号，以设计主题为中心展开营造了独特的空间场所精神，赋予了建筑空间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北京喜彪展示店，它的设计使建筑场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空间。
四、建筑设计如何满足审美需求
1、什么是设计审美
要了解设计审美是什么，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美。美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审是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美丑作出评判的一个过程。审美是对漂亮的评判；审美是艺术的修养；审美是对大自然的感受，如醉如吃之感；审美是内心的触动；审美能使人有种愉悦感。
2、提高建筑设计审美的能力
为了使建筑设计满足审美的需求，便要提高建筑设计审美的能力。美术作为建筑设计的基础，在建筑设计的审美与创作中发挥着中遥遥的作用。
3、清晰建筑设计审美的角度
建筑设计与审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设计要满足人们的生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审美要求，因此必须清晰建筑设计审美的角度。一般情况下，设计审美的角度包括材质、色彩、结构等视觉角度，它们对建筑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勇志：《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审美的同异性》，艺术与设计学院，2002.12；
[2]何隽：《论迫庆一郎建筑设计的审美意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11年第7期；
[3]李昭君：《建筑主题中国―――迫庆一郎专访》， 建筑技术及设计，2009；
篇9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似乎只有放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百年旅程中加以审视，才能窥见其意义。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习惯了以西方为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或者一路狂奔或者茫然四顾的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似乎就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理不清扯不断的关系的某种隐喻。似乎只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文化才能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才能在西方的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中国作家所形成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因期盼而失望，因失望而怨恨，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世纪隐疾，年年发作。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法持有正常的心态，要么极力吹捧，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故作讥诮之语，莫言获奖，无疑缓解了这种世纪心病。相比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全国之力，莫言的获奖，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力量，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似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然而，文学说到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对莫言获奖的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他作品的解读才能加以体味。不可否认，莫言的成就，与他的包括《红高粱》《檀香刑》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品中立足于地方文化的精神原乡中，所展现出的奇崛而瑰丽的想象力、肆意而丰饶的语言有关。他的为他赢得巨大文学声誉的作品，恰恰都是与现实、政治和主流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作品。不仅如此，莫言的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的文学世界所有意秉持的一种退步的、民间的、反启蒙的文学审美立场，恰恰是与百年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的、启蒙的、进步的文化方向相左的。这种倾向隐藏在莫言的创作轨迹中，从早期向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学习，到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莫言表现了一种东方式的智慧，一个本土作家的文化自觉———基于对本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清醒认识之上的文化自觉。深蕴于作家创作底气之上的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谦卑、内省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信。正如评论家葛红兵先生所说，“莫言的获奖，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失败，他正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之外，为21世纪人类文明开掘出另外一种新路来？
然而，要清晰认识莫言作品的价值，我们还必须将之与诺奖竞争对手村上春树作一点比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呼声最高的两位作家是莫言和村上春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关于中日这两个作家水平之间的评判，又夹杂着非常复杂的民族感情。因为虽然文学可以超越国家和种族，但是文学评奖受到文学之外的政治、国族等因素的干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向来以小资作家示人的村上春树，自前年推出三卷本的《1Q84》，借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以隐喻的方式、感伤之风格对人类受到极权统治的威胁给予深切的关注，其呈现出的现实关怀让人为之震撼。而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在莫言的新作《蛙》中读到这样的震撼，虽然莫言看上去很讨巧地选择了一个很让西方人感兴趣，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的主题，但是他的立意中所谓的演义式的救赎，并没有石破天惊式的创见，而对于自己最拿手的东方式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却又因为毫无节制，而流于飘忽。今年在中日两国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村上春树在日本最大的、最主流的报纸《朝日新闻》中著文《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对日本政客的行径提出了批评，表达了对狭隘的民族情感可能会带来中日文化交流之路的阻隔的担忧，这大概是东亚领土之争以来，在政府和民间之外，最为独立和清醒的声音。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表现，特别是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中的一些过激的行径的失语，其高下立现。
二
莫言获诺奖，既是一件文化事件，又是一件文学事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事件。区别在于，作为一件文化事件，人们关心的是文学之外的作家的身份、荣誉、经历等文化因素，它们要纳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序列中，与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消费文化运作方式紧密相连。而作为文学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莫言作品本身，是莫言小说中那些明显具有个人烙印的文学气质———恣肆的语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和肆意燃烧的生命热力，以及在复杂的文学意象之后所要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深彻的洞察，特别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的纠葛中对于人文中国的深度挖掘。
但是，从网络传递的信息看，莫言获奖越来越成为一件文化事件。几乎从传言开始，网络媒体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几乎与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同时，凤凰网推出专题，刊登了许子东、程永新等一些学者对莫言获奖的评论文字，时间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感觉这是早已精心策划、安排、导演好的游戏，一切安排就绪，只待主角粉墨登场，而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莫言获奖消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2300万次。在获奖之前，莫言的关注度仅仅是韩寒的十分之一，获奖后，莫言的搜索量瞬间反超韩寒10倍。与此同时，莫言获奖后，作品洛阳纸贵，即使出版社开足马力，也是一书难求，而且一夜之间，莫言的手稿也暴涨百万元。而莫言的故乡也似乎嗅到了这种商机，正下大力准备整理莫言的旧居，试图作为红高粱文化品牌的一个景点挖掘出来。不仅如此，语文出版社也不失时机抛出绣球，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莫言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似乎更像是一场迟到的文化追授，意味着莫言作品正式进入了官方承认的经典体系，并正式被“写进了民族阅读的伟大传统”中。而莫言和张艺谋、姜文20多年前在《红高粱》拍摄现场光着上身的一张旧照片，也被翻了出来，被娱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回。更有消息传出，莫言作品将登上明年的春晚，与赵本山同台演出。
莫言和韩寒，一个是纯文学作家，一个是偶像作家，分属两个类型，莫言跟赵本山，更是扯不到一起，其在网络上关注度的变化，更像是大众的一种应急反应，并不能说明什么。然而，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一朝成名天下知，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却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文化现状。人们对莫言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真实的文学审美趣味，特别是对于具有精神探索性的文学艺术的真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纯文学萎靡现实的原因。在这场狂欢式的大众礼赞中人们各取所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至于莫言作品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的内涵的挖掘，恐怕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去关心。
大众如此，再看看文化精英的反应。曾几何时，随着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公布揭晓，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指责和批评便一浪高过一浪，其所表现出的集体性的焦虑和狂躁，也算是一道风景。而今莫言获奖，评论家们却集体转向，众口一词唱起诺奖的赞歌。其实，诺奖的评奖标准和口味并没有变化，只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么？
篇10
一、重视提高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意识和现代德育意识。
学科德育渗透，关键是各级行政领导，基础是教师。要使教育工作者能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的精神和全日制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离德育于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必须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德育渗透意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识，现代教育教学方法、技术手段、环境的意识。为此，要组织教育工作者认其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各学科教学大钢等。通过学习和讨论，使教育工作者从培养跨世纪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高度，学科教学是德育工作最有效最经常的地位，来，认识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意义，认识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优化育人环境，对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作用，统一认识，自觉地有计划有目标地在教学中加强德育渗透，更好地教书育人。
二、加强组织管理，制订措施，保证学科德育渗透的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为保证学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全面、正常的开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指出，学科德育渗透，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使学科德育渗透规范化，佛山市教委制定了《佛山市中学实施德育大纲细则》、《佛山市小学实施德育纲要细则几把中小学的德育实施细则中有关学科德育渗透，按阶段、分年级，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行政部门制定了措施，促使学校的学科德育渗透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佛山三中在学科德育渗透上做得较好。他们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学科德育渗透工作；成立“德育的学科渗透领导小组”，专门组织、研究这项工作。第二，把学科德育渗透的教学纳入《佛山三中教师岗位责任制》，作为考核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凡是教师，都是德育工作者。第三，编写《佛山三中“中学德育大纲”分年级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学阶段各年级的教育要求和任务；做到中学教育的层次化、系列化，使教师明确任务，掌握尺度，做到适度。第四；围绕“在学科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渗透”课题，组织全校教师研讨，根据各学科的特点，找出结合点，并把每章节的渗透点列举出来，整理汇编成《佛山三中各学科德育渗透纲要》，作为教学中教育渗透的依据，使德育渗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保持经常性。第五；组织“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公开课、研讨课”，同时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全校性的德育渗透示范课，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研究渗透的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提高德育效果。第六，编辑出版《佛山三中德育渗透教案集》（各学科有1－2集），共十余本。第七，编辑出版了《佛山三中德育渗透论文集人并组织评选优秀教案与论文。佛山三中做到了有领导、机构、制度、要求、计划、目标、总结、科研、检查督促评比，并包含所有学科，全部文化课，使“离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深入了一个层次，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佛山三中“依法治校，依织青人”经验，1997年底，佛山市教委在三中召开了““佛山市在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现场会”，佛山三中介绍了“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的实践与思考，加快了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工作的进程。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高立意，激情感，深挖掘，促使学生进行深层次思索。
教师除重视把握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专题教育，知识结构及其内在联系外，还注意教学内容的深层意义，坚持知识、能力、思想认识有机统一的教学目标。
例如；在讲唐朝对外关系时，讲述唐代的中国，经济、政治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不少日本人，如阿倍仲麻吕、吉备实备、空海等到唐朝学习，但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学，而是学成回国后，传播、消化中华文化，在创建日本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鉴真、玄奘两位高僧，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寻求学问，放弃较为安逸的生活条件，长途跋涉，飘洋过海；忍饥挨饿，担受风险。这种为了求学，为了文化交流，不顾个人安危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才会受人敬仰；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唐朝推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化交流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学习的好机会，好方法。只有善于学习，才会有所收益和进步。
又如；在讲香港失而复得的历史时，教师讲述自从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科技的高速发展期。与时俱进的则国运兴隆，抱残守缺的则江河日下。中英两国相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因工业革命成功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因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在这背景下；两国相遇必以中国失败告终。百多年来，志士仁人，都没有忘记收回香港；以圆振兴中国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收回香港时，中英的相对国力已倒过来，所以在整个谈判中基本上是中国定调。失而复得，正是这种力量对比变化了的结果。它给人们三大启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本；历史潮流，不能抗拒，包括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大潮；上一个世纪的较量，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下一个世纪的较量，将是知识力量的较量。又如，音乐教师在教唱《南泥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时，介绍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歌词的含义，旋律的欣赏等方面进行德育渗透。教师讲解：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了南泥湾，看到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学员们深受教育；向三五九旅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桃花篮》。《南泥湾》就是这个秧歌舞的插曲。在教唱时，教师后发学生用学过的表现音乐的手法，用领唱、齐唱的方法，通过优美的旋律；描绘陕北江南美景，礼赞劳动模范的功勋。前半段是两个优美柔婉的柔情性长句，用领唱方法；后半段用齐唱，同时在前奏部分和后半段的节奏跳跃部分，加民族打击乐来烘托歌曲，产生欢快愉悦的气氛，使学生既得到音乐美的享受，又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由于学生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内容；再哼上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情上会产生共呜。
四、挑战二十一世纪，随时代前进，努力运用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书育人，提高学科德育渗透的实效性。
在此，以历史学科为例。佛山市中学历史学科开展了“方法、手段、内容、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教学实验，我市历史教师称之为“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实验”或“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实验”。我们运用整体性观点和综合性方法，紧紧把握住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方法、手段、环节及其总和，处理实验变量及其各种因素。这包括四个变量（方法——体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式教法，或“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思维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启导式教法；”技术手段——多种传播媒体（含多媒体计算机）的综合运用；内容——知识结构、图式及其内在联系的教学；目标——知识、能力、思想认识的有机结合的教学），四个因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和十个方面或环节（教纲、考纲、教材、教学目标、方法、技术手段、练习考试、评讲、评价、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把握其总和。并加强历史室、电教室的建设。它促使佛山市中学历史教学走向“四个转变”（即“变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为“启发导学式的能力型为主的教学”；变“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教学；“变传统的讲解、板书、挂图等手段的教学”为“传统媒体手段与现代媒体手段，含多媒体计算机手段优化组合的教学”；“变单一的班级课堂教学”为“班级课堂、历史室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力求达到“二个五要点”（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思想认识有机结合；②在“整体、主体、现代、优化、深层”上体现学科的德育渗透），改变“五点状况”（学科思想教育的随意性、零碎性、局部性、表层性和说教式），在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教学方法，建构能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能达到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提高了德育实效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回答了“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若干问题。（《促成“观念内化”教学的实验报告》获1997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三等奖，1997年《德育报》中小学德育论文一等奖，广东省中学历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该《实验报告》刊登在《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佛山三中《以学科教学为主渠道积极开展德育渗透的研究和买践活动》一文，介绍了生物、英语、地理、语文、历史、物理、数学等学科教学，在“构建教育框架，明确目标、内容、步骤，把握住结合点”和“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等方面，加强德育渗透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挥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的经验。
五、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篇11
学科德育渗透，关键是各级行政领导，基础是教师。要使教育工作者能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的精神和全日制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离德育于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必须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德育渗透意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识，现代教育教学方法、技术手段、环境的意识。为此，要组织教育工作者认其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各学科教学大钢等。通过学习和讨论，使教育工作者从培养跨世纪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高度，学科教学是德育工作最有效最经常的地位，来，认识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意义，认识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优化育人环境，对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作用，统一认识，自觉地有计划有目标地在教学中加强德育渗透，更好地教书育人。
二、加强组织管理，制订措施，保证学科德育渗透的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为保证学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全面、正常的开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指出，学科德育渗透，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使学科德育渗透规范化，佛山市教委制定了《佛山市中学实施德育大纲细则》、《佛山市小学实施德育纲要细则几把中小学的德育实施细则中有关学科德育渗透，按阶段、分年级，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行政部门制定了措施，促使学校的学科德育渗透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佛山三中在学科德育渗透上做得较好。他们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学科德育渗透工作；成立“德育的学科渗透领导小组”，专门组织、研究这项工作。第二，把学科德育渗透的教学纳入《佛山三中教师岗位责任制》，作为考核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凡是教师，都是德育工作者。第三，编写《佛山三中“中学德育大纲”分年级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学阶段各年级的教育要求和任务；做到中学教育的层次化、系列化，使教师明确任务，掌握尺度，做到适度。第四；围绕“在学科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渗透”课题，组织全校教师研讨，根据各学科的特点，找出结合点，并把每章节的渗透点列举出来，整理汇编成《佛山三中各学科德育渗透纲要》，作为教学中教育渗透的依据，使德育渗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保持经常性。第五；组织“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公开课、研讨课”，同时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全校性的德育渗透示范课，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研究渗透的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提高德育效果。第六，编辑出版《佛山三中德育渗透教案集》（各学科有1－2集），共十余本。第七，编辑出版了《佛山三中德育渗透论文集人并组织评选优秀教案与论文。佛山三中做到了有领导、机构、制度、要求、计划、目标、总结、科研、检查督促评比，并包含所有学科，全部文化课，使“离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深入了一个层次，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佛山三中“依法治校，依织青人”经验，1997年底，佛山市教委在三中召开了““佛山市在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现场会”，佛山三中介绍了“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的实践与思考，加快了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工作的进程。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高立意，激情感，深挖掘，促使学生进行深层次思索。
教师除重视把握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专题教育，知识结构及其内在联系外，还注意教学内容的深层意义，坚持知识、能力、思想认识有机统一的教学目标。
例如；在讲唐朝对外关系时，讲述唐代的中国，经济、政治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不少日本人，如阿倍仲麻吕、吉备实备、空海等到唐朝学习，但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学，而是学成回国后，传播、消化中华文化，在创建日本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鉴真、玄奘两位高僧，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寻求学问，放弃较为安逸的生活条件，长途跋涉，飘洋过海；忍饥挨饿，担受风险。这种为了求学，为了文化交流，不顾个人安危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才会受人敬仰；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唐朝推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化交流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学习的好机会，好方法。只有善于学习，才会有所收益和进步。
又如；在讲香港失而复得的历史时，教师讲述自从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科技的高速发展期。与时俱进的则国运兴隆，抱残守缺的则江河日下。中英两国相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因工业革命成功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因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在这背景下；两国相遇必以中国失败告终。百多年来，志士仁人，都没有忘记收回香港；以圆振兴中国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收回香港时，中英的相对国力已倒过来，所以在整个谈判中基本上是中国定调。失而复得，正是这种力量对比变化了的结果。它给人们三大启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本；历史潮流，不能抗拒，包括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大潮；上一个世纪的较量，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下一个世纪的较量，将是知识力量的较量。
又如，音乐教师在教唱《南泥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时，介绍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歌词的含义，旋律的欣赏等方面进行德育渗透。教师讲解：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了南泥湾，看到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学员们深受教育；向三五九旅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桃花篮》。《南泥湾》就是这个秧歌舞的插曲。在教唱时，教师后发学生用学过的表现音乐的手法，用领唱、齐唱的方法，通过优美的旋律；描绘陕北江南美景，礼赞劳动模范的功勋。前半段是两个优美柔婉的柔情性长句，用领唱方法；后半段用齐唱，同时在前奏部分和后半段的节奏跳跃部分，加民族打击乐来烘托歌曲，产生欢快愉悦的气氛，使学生既得到音乐美的享受，又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由于学生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内容；再哼上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情上会产生共呜。
四、挑战二十一世纪，随时代前进，努力运用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书育人，提高学科德育渗透的实效性。
在此，以历史学科为例。佛山市中学历史学科开展了“方法、手段、内容、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教学实验，我市历史教师称之为“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实验”或“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实验”。我们运用整体性观点和综合性方法，紧紧把握住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方法、手段、环节及其总和，处理实验变量及其各种因素。这包括四个变量（方法——体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式教法，或“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思维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启导式教法；”技术手段——多种传播媒体（含多媒体计算机）的综合运用；内容——知识结构、图式及其内在联系的教学；目标——知识、能力、思想认识的有机结合的教学），四个因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和十个方面或环节（教纲、考纲、教材、教学目标、方法、技术手段、练习考试、评讲、评价、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把握其总和。并加强历史室、电教室的建设。它促使佛山市中学历史教学走向“四个转变”（即“变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为“启发导学式的能力型为主的教学”；变“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教学；“变传统的讲解、板书、挂图等手段的教学”为“传统媒体手段与现代媒体手段，含多媒体计算机手段优化组合的教学”；“变单一的班级课堂教学”为“班级课堂、历史室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力求达到“二个五要点”（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思想认识有机结合；②在“整体、主体、现代、优化、深层”上体现学科的德育渗透），改变“五点状况”（学科思想教育的随意性、零碎性、局部性、表层性和说教式），在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教学方法，建构能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能达到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提高了德育实效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回答了“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若干问题。（《促成“观念内化”教学的实验报告》获1997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三等奖，1997年《德育报》中小学德育论文一等奖，广东省中学历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该《实验报告》刊登在《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佛山三中《以学科教学为主渠道积极开展德育渗透的研究和买践活动》一文，介绍了生物、英语、地理、语文、历史、物理、数学等学科教学，在“构建教育框架，明确目标、内容、步骤，把握住结合点”和“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等方面，加强德育渗透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挥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的经验。
五、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