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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论文。”（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篇2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
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
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
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
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
“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
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
。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
（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
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
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
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
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
（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
（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
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
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
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
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
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
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
．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
篇3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篇4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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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篇5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篇6
一年级的孩子最具模仿性，他们可以跟着老师读，跟着老师做，但如果只是让他们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种模仿就会逐渐消磨掉其智慧。 常常听到孩子们“ā á ǎ à”地读着，可一待停下来，随便指出其中的某个带有声调的字母时，他们便显得无措，有的必须暗暗地从第一声再次读起，至所指字母处再响亮地读出来。当然凭借天长日久，他们也能很快地辩论出其准确读音。但这样的收获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填入。我根据四声的不同外形(其实蕴含着语音标调的规律，不直接告诉孩子们专业术语，并不表示排斥渗透)，把它转化到孩子的身体中来：利用双臂将四声改编成形体造型（就是以双臂平伸为第一声，左低右高为第二声，双臂上举为第三声，左高右低为第四声）为了帮助孩子记忆，我还编了《声调歌》配合动作展示：
一二三四，伸出手，
我将声音做成球儿，
一声平平左到右，
二声向上爬山头，
三声先下拐向上，
四声一路往下溜。
这不仅符合孩子们形象理解抽象事物的规律，也有利于课堂上学生生理的调节。是学生非常喜爱的一种形体操。我告诉孩子们：“你将自己的声音想像成一个运动球，就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将这个球儿，按照要求在你的手臂上滚动。”每学习好一个韵母，在声调练习中我们就来一段这样的形体操。下面以“ɑ”为例，谈谈具体操作：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声调操》吧!
生起立，边唱儿歌，边运动。
师：好，现在我们来做“ɑ”的第一节，请小朋友们将双臂平伸，将“ɑ”做成一个球儿。将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平伸双臂，双目紧盯着自己的左手指尖。
师：准备好，我们一起将这个球儿平稳地滚到你的右手指尖。开始。
生：ā——(目光从左手指尖平移到右手指尖)
师：真好，你能将速度加快吗？
生：ā (音长变短)
师：第二节，请小朋友将左臂侧下垂，右臂侧上举，两臂成一条直线。将“ɑ”做成一个球儿，将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做好动作)
师：哎，这下子要将这球移到右手指尖，可有点难度哦。来吧!
生：á——(艰难地)
师：非常好，虽然爬山有点难，可难不倒我们小朋友，加快速度吧!
生：á(缩短音长)
师：第三节的动作有些复杂，老师想让一个小朋友上来边做边讲解。
生：两个手臂都是侧上举，让声音球先从左手指尖上下来，在脖子这个地方拐个弯儿，再爬上去。
师：讲得多清楚啊!大家一起跟着这个小老师做一遍。
生：ǎ
师：我想第四节，大家都已经会了吧!摆出你的造型。
生：(左手臂侧上举，右手臂侧下垂。) à
篇7
一实况汉语教学与营造
第二语言习得环境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学习和习得过程有某些共同规律,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实况汉语教学清楚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诸多差异,因此在教学中避免了直接法过于偏激,过于简单的弊病。
非目的语环境的学习,师生往往有着共同的媒介语,便于讲解语法规则和文化背景等,培养的学生往往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但听说能力较差。
目的语环境的学习,学生每天必须说目的语,培养的学生语言能力较强,特别是听说能力。两种不同环境的学习虽然各有利弊,但目的语环境学习的优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目的语环境学习目的语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有的人到了中国后不会利用语言环境,每天除了上课外就是在宿舍里看书,这与他们在国内学习汉语没有什么两样。还有的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似乎知道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但忽视了课堂教学与书本上的学习,于是整天在社会上活动,和中国人闲聊,学了一些社会上的方言土语,但整体上汉语水平很低。这两种人的学习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多多。从教学本身找原因,就会发现我们教学中的问题。教学脱离语言实际,教学方法呆板,教材陈旧,课程设置单调等问题,也就是说并没有努力营造一种汉语学习的习得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往往增加一些由教师组织的参观访问活动,这虽然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教学上存在的根本问题。有的老师在某些课的教学中,经常带留学生到真实的交际场合进行一些功能性的练习,如打电话,买东西,寄信等,无疑,这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水平,但这只是一种点缀,语言教学不能天天这样,而且在操作上也存在着随意性。实况汉语教学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纠正轻视语言环境和忽视课堂教学的两个极端倾向,把社会上的真实、自然的语言交际搬到教室,引进课堂,编入教材。实况汉语教学力求营造并利用一种第二语言的习得环境,使学生几乎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学习汉语。
二实况汉语教学与教学过程交际化
早在功能法提出教学过程交际化之前,视听教学法就十分重视情景教学。视听法特别注重情景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而这个/情景则尽可能地具体化、真实化。视听法的一系列主张在其教学原则及教学活动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比如,注重培养言语习惯,注重语言与情景的结合,注重整体的结构感知等。视听法是离我们实况汉语教学最近的一种教学法,我们从视听法中,可以看到人们在努力营造一种语言习得环境,这种环境力求与真实的语言环境接近,注重使用正常的语速、语音、语调。
功能法是对对外汉语教学影响最大的教学法,是以社会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以交际功能为纲的一种教学方法体系,其主张对实况汉语教学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功能法极力主张语言教学要选择真实的言语,真实的情景,在真实交际过程中使用语言。其教材要求选择真实的语言,在情景的选择上,强调适合社会语言交际,把真实的、地道的言语材料安排在合乎社会交际情理的情景之中。情景要力求真实或逼真,以保证学生学到真实、地道的言语。创造真实、自然的汉语交际环境,是实况汉语教学刻意追求的教学形式。功能法的主张对语言教学有着很好的影响,遗憾的是它本身并没有真正做到言语材料的/真实、地道0。而真实的语言环境也难以体现在课堂上的交际活动的练习中,所以只好模拟环境,扮演角色。由于个人的性格、天赋上的差异,使得这种方法并不是普遍受欢迎的,因为这种形式已经把教学过程变成人为的交际过程,甚至可以说这些交际手段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可以说,在语言材料真实、自然这个问题上,实况汉语教学的认识和做法比其他教学法、教材更彻底一些。
三实况汉语教学的语言材料的真实性问题
人们开始注重听力教学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而到了功能法盛行的70年代的欧洲,人们对听力教学有了新的认识,经过长期的讨论,人们普遍认识到听力教学应力争使用真实材料,而对/真实材料0的理解,英国教学专家玛丽#安德伍德(MaryUnderwood)曾指出就是/普通人用普通方式说的普通语言0(ordinarylanguagebyordinarypeopleinordinaryway),也就是真正的日常会话。当时语言教师和教材的编写者们都力图将真实材料和真实的交际任务联系起来。她的主张对我们的实况汉语教学有很大的启示,其中的许多做法与我们的实况汉语教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回顾各语言教学法流派的主张和作法,我们从中看到许多近似或类似我们实况汉语教学的主张和作法,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不过,实况汉语教学没有停留在前人的传统的教学法和教学经验上,而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学习语言就应该学习活的语言,而不是语言学家在书本上规定的应该怎么说的话。因此,教材编写的依据也应是操该种语言的当地人当时所说的话,这种主张与做法显然比直接法有了更大的提高,它对语言本身有了深刻的认识,它注意到了语言的现状和实际,同时认识到这种现状和实际的合理性,而不是一味地谴责。
实况汉语教学是在汉语的现状基础上提出的。如果我们不顾这些现状和实际,只学习那些经过精雕细刻的语言,那么所学的语言与社会上应用的活的语言之间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实况汉语教学正是为了缩小这个差距。实况汉语教学从听入手,并作为主要的教学目的。5汉语实况听力6、5汉语实况与话题6等教材的编写,采取的是/先声后文的原则,课文只是原声录音带和录像带的忠实文本,录音带和录像带是教材的生命,而课文即录音文本则不很重要。这些录音带和录像带最重要的选材标准是实况,不是请发音标准的人在念,而是普通人在很自然的环境里说。这样,这些录音和文字便保留了这些实况语言的真实状态。在这些语言材料中,有的语速很快,甚至每分钟接近400字;有的南腔北调,属于地方普通话;有的口语词较多,语言不够规范;有的甚至偶有口误和语病。当然我们也不会选那些中国人听起来都有困难的语言材料作为教材。我们以真实、自然、新颖来概括这些语言特点,即真实的言语表述,自然的言语环境,新颖的语汇,以至于有些词语在词典里找不到。以此作为听力教材,达到了让学生学习真实语言的目的。学生身在教室,犹如置身于活生生的语言大环境之中。经过这样的学习,学生较轻松地适应语言的现状,不会出现只能听懂/校园汉语的怪异现象。
由于缺乏对实况汉语教学的了解,有人误以为实况汉语教学是专门找那些不甚规范的语言用于课堂教学,实际上,这些不规范之处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是我们的刻意追求,我们追求的是真实、自然,而真实、自然的语言中包含着一些不甚规范之处,应该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与其他语言教学所不同的是我们正视这种现象,而不是回避。我们认为实况汉语教学将会大大有助于听者建立正确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没有接触过实际的语言环境而建立起来的/标准一定是脆弱的,无用的,这种标准很难适应当今汉语的现实状态,这好比一个婴儿长期生活在保温箱里,他将永远不能适应外面的环境。
四实况汉语教学与国情文化
视听法十分重视在教材中广泛选用目的语国家的生活和文化背景知识,借助/视的条件,注重目的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介绍,这与我们的实况汉语教学基本上是一致的。实况汉语教学的真实、自然、新颖的特点同样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即展示给学生的是当今的中国社会,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留学生看到的是中国真实的社会、自然的人们以及每时每刻发生的新鲜事。通过这门课,让学生在学到活生生的汉语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国人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追求什么。尤其是让他们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水平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谈到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问题,人们自然会想到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的说法,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感到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很难概括对外汉语教学所涵盖的文化内容。可以说实况汉语教学在文化方面的侧重,既不是那种未必每个留学生都感兴趣的知识文化,也不是那种留学生大致已经了解了的交际文化,而是一种中国的当代国情文化。然而,这方面的内容却是我们大部分教材和教学活动所缺乏的。实况汉语教学实际上是把学习汉语的课堂演化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五/汉语实况与话题中的话题教学
5汉语实况与话题6是我们最近编写的一部视听说教材,是国家汉办1998-2000年规划教材,它的前身是5汉语实况视听说6。在此我们先探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视、听、说三者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可说是见仁见智,有人把视听说课理解为以说话为主的课型,有人把视听说课上成了近似于听力的课型,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教师完全可以根据课型的搭配情况和教材的难易程度及教师自己的理解而有所侧重。实况汉语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比较难的,因此侧重于视听教学,在视听练习上多花一些时间是应该的,也可以说是必须的。但这并非是说说话教学可有可无,而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对于中高级水平的说话课,人们一直看法不一。我们认为,中高级口语教学应该加强,但单纯的口语课则大可不必开设,因为这时的留学生已具备了一般的口语水平,口语已不像初级时那么迫切,但他们整体的口语表达能力并不很好。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中高级口语教学的目的已不是解决简单的生活和学习问题,而是要提高他们整体的口语表达能力,我们所采用的教学手段则是坚持成段口述的练习,而不能总是搞简单的问答练习。在中高级阶段进行话题教学是许多人的共识,然而话题的表现应该充分具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题目。
鉴于如上认识,我们的/汉语实况与话题虽重视听,但也充分利用了视听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信息,以此进行话题的表述练习。而以前我们编写的5汉语实况视听说6中说话练习与视听练习安排在一起进行,说话练习往往被视听练习所淹没或被省略。我们在5汉语实况与话题6中把视听练习与说话练习分为两个部分,专门提供常用口语词语例释,这些词语虽然大部分不是视听障碍,却是成段口述常用的词语。把视听练习与说话练习分开,但引导学生作说话练习时要充分利用视听练习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和常用口语词语。由于是两个练习,界限分明,使同学明确知道现在进行的是话题练习。/视听与/说的关系是相对的,即开始阶段/视听占绝大部分课时,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说占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多。话题练习对教师要求很高,在学生进行话题练习时,教师要抓住其主要问题,这里除了语法、词汇、语音的问题外还要注意学生所说的内容与视听练习的内容是否一致。另外,为了避免说话练习过程中很难调动所有同学的积极性这一问题,在一人讲时,提醒大家集中精力听,先让同学互相纠正口述中的不当之处,然后由教师纠正他们都没发现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同学的问题。当然,这样的练了提高他们的口语水平外,对他们了解中国国情文化,也会大有好处。
六实况汉语教学的开设需注意的问题
1.何时开?功能法的语言教育家汉姆莱(Hammerly)曾就使用真实材料作为听力教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听力教材应有一个/由经过编排加工的材料到未经过编排加工的材料0的过程,也就是由有控制的材料到真实材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体由单一到多样,语音由标准到方音,语速由慢到正常,练习由易到难;辨音)))听真伪)))根据指令反应)))回答简单的问题)))听对话,说出人物、场合)))听有背景噪音、冗余信息的谈话,听后复述大意。经过实况汉语的教学实践,可以肯定汉姆莱的观点是正确的。实况汉语教学的做法是在中高级阶段使用以/先声后文为原则编写的完全采用真实语料的教材。而在初级阶段,我们强调教材中语言真实、自然,但却不宜直接使用/真实材料。总之,实况汉语教学的起点,不是初级水平,更不是零起点,而是已基本掌握了汉语基础语法,具有中等水平的学习者。实况汉语教学是以习得为主的教学,在中级水平开设是适当的。
2.开设多少课时?实况汉语教学刚开始时,课时不宜过多,每周以2-4课时为宜,随着留学生适应能力的提高,课时可以有所增加,但最多不应超过8课时,即不应该超过周课时的
3.适合于哪些课型?实践证明,要求留学生说一口与中国人无异的汉语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极少数出类拔萃者才能做到。而我们要求留学生听懂一般中国人的谈话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可以达到这一点。同样能阅读一般汉语文章比能写出一般的汉语文章,要重要的多,可行的多。这是因为解码系统的要求和编码系统的要求从来就不一样,解码系统的要求应明显高于编码系统,对编码系统不能要求过高,留学生说的话能让人听懂,写的文章能让人看明白即可。因此/汉语实况听力主要在解码系统,即/听上做文章,而/汉语实况与话题,也是把/视听过程作为最重要的,要求也比较高,而对/说的要求则要灵活得多。
篇8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
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
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
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
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篇9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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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现代汉语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包括语音文字、文学、词汇、语法、修辞五部分。内容丰富，概念繁多，知识结构复杂。在授课时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改进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方法，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教学原则的指导下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让学生对现代汉语课产生兴趣，使他们通过学习不但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而且理解、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能有所提高，为其将来从事的工作打好基础。
一、课程定位问题
提起教学改革，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教学方法的改进，这可能对于自然学科很适用，但对于现代汉语就未必适用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前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问题还没解决，即通过现代汉语教学应达到怎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等都还没能得到解决。关于现代汉语课程的专业定位有多种提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简称“三基”)的训练;重视理解语言、分析语言和运用语言能力(简称“三能”)的培养。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初步的研究能力。该课程的教学建议指出，这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带有共性的抽象性表述导致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一方面教育者盲目施教，不知道到底该教些什么;另一方面学生容易产生“不知道学些什么”的厌倦心理要想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必须首先明确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目标。我们常常将基础层定位在“三基”“、三能”上，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因为这没有体现其专业特点，导致很多人对现代汉语课程定位产生了误解，把“现代汉语学”理解为“学习规范的现代汉语”。所以，现代汉语课程定位应该在培养学生“三基”、“三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为培养学生初步的理论意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明确目标，唤醒其对现代汉语的自觉学习意识，实现认识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构建较为系统的现代汉语知识体系。
二、针对课程特点落实素质教育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从小听的说的用的就是现代汉语，课本中有些内容又是学生在中小学接触过的，如汉语拼音，句子成分，词类、修辞手法等，这样不仅缺少新鲜感，而且容易使人产生没有必要学习现代汉语的思想。加之语言本身比较枯燥，它不像文学有形象有情节，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提高现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趣味不是目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挖掘其潜力。根据现代汉语课的特点，教师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帮助学生认识学习现代汉语的社会意义及其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一是根据语言学的特点，帮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语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认识语言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认识现代汉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在微观上从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认知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等方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唤起他们的自主意识。
其次，在帮助学生认识学习现代汉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寓教于乐，力求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培养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如恰当选用笑话、相声和小品片段，选用有关诗文和寓言故事等学习语音与词汇知识，体验审美感受，培养语感能力，赏析语言大师的名篇佳句，引导学生体悟句型句式和修辞手法的妙用，提高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利用现实生活中一些语言材料学习语言，如老百姓的鲜活口语，富于时代气息的网络语言和时尚词语等。
三、借助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熏陶与影响
发挥汉语教师的外语优势，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与适时点拨下着力培养学生的语感和对不同语言的对比分析能力。当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在影音世界中，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五音杂色的侵扰和污染。作为汉语教师如何开动脑筋将汉语教学和当今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接受语言美的教育的同时，自觉地将所学到的语言理论与现实中的语用现象结合起来，并且学会将汉语与英语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相当具有紧迫性。我们在教学中大胆运用不同的现代影音设备如：电子课件、录音机、影碟机等，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熏陶与影响，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我们知道，不同语言从大的理论体系上讲是相通的，但是不同的语言又因文化背景和适用地域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表达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学生对外语知识的了解及外语水平的提高，在汉语课上加强汉语与英语的对比分析是可以行得通的。汉语教师的任务是如何利用语言优势将语言知识融会贯通，以贯通古今，纵横中外的气度，将语言课讲活讲深。具体做法是，语音从两种语言的发声技巧作对比，词汇从汉语中的外来词和英语中的“借词”着手，语法从汉语史上成功引进美国结构主义的语法体系讲起，全方位立体地将汉语与英语作对比、分析，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并加以及时的点播与提醒，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又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语言的热情。
四、联系社会生活，着重语言应用
理论脱离实际就会失去生命力，任何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都是应用，不面向应用就没有出路，现代汉语教学更不例外。汉语教师必须走出象牙塔，现代汉语教学必须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应用才有出路，这是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总原则。上课时，教师要尽量使用第一手语料，要关注那些鲜活的语言事实，要研究口语。现代汉语教学应该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去解决一些语言运用中的实际问题。如《现代汉语》教材中，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以及汉语规范化等与社会语言运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知识的讲解不能只讲一些抽象的定义，而应该联系实实在在的社会语言生活。如可以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去调查招牌、广告等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然后撰写调查报告，并进行相关讨论。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调查、分析和研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现代汉语课本该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但目前的现代汉语课较之其他课程显得更加远离生活，这应该引起所有教研人员的高度重视，应该让现代汉语课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让学生充分感受时代进步的节奏。其实，学生可能比老师更敏锐地感受着时代变化所带来的语言词汇变化，只是他们缺少理性的认识，教师可以织学生有意识的收集社会上出现的新词新语，并引导学生从语言规范化角度进行讨论，条件成熟时可以撰写相关的小论文，这样可以使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现代汉语课程教材的改革与创新意识.中国大学教学，2002.(12).
篇11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篇12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篇13
另一种是强调什么，就把什么放到最后说；放在句尾的内容，正是要强调的对象。比如，《祝福》中描写祥林嫂“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柱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句子中的“空的”和“下端开了裂”两个短语分别是“破碗”和“竹竿”的定语，应该置于中心语之前，现在挪到句尾，反而得到了突出和强调，使人对祥林嫂流落街头乞讨无门的惨景有了更鲜明的印象。复句中也有这类现象，比如因果复句，在“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所以浪费时间就是耗费生命”句里，强调的是果句，如果改为“之所以浪费时间就是耗费生命，是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这一句因句挪后强调的就是原因了。条件复句，假设复句也是这样。再看下面的试题：
阅读后按要求作答。
百货大楼将于元月1日上午10时举行开奖仪式。
百货大楼这次开奖仪式，电视台已决定进行现场直播。
百货大楼这次开奖仪式，开出的是金奖。
把以上三句合成一个单句来表达，不能改变原意，不得增减成分。
A．强调这次开奖重要，该怎样表达？
————————————————
B．强调要及时了解开奖情况，该怎样表达？
——————————————————
这道题就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单句变复句了，除了不能改变原意，不得添减成分外，它还要求表达命题人所指定的强调重点。其实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三句所传达的三个信息，就会发现足以体现这次开奖重要的就是“开出的是金奖”这一信息，它是本质的，其他两个信息无论是开奖时间还是电视台直播均是非本质的。只要调整语序，将“将开出金奖”这个信息放到句末说即可。故A答案为：元月1日上午10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百货大楼的开奖仪式将开出金奖。如强调要及时了解情况，关键是两个信息———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渠道。将这两个信息放到后面说即可。故B答案为：百货大楼的金奖开奖仪式，元月1日电视台将于上午10时进行现场直播。
不同的句尾决定了不同的强调重点。再看一例：
比较下列这组句子，然后分辨它们的着眼点。
①我走进会场，正中悬挂着大红横幅，两侧缀着金黄的流苏，四壁张贴着标语。
②我走进会场，大红横幅挂在正中，金黄的流苏缀在两侧，标语张贴在四壁。
在A、B、C、D四项中，分别选出与上述两句衔接最妥当的项。
A．会场布置得相当大方
B．会议即将开始
C．会议刚刚开始
D．布置会场的工作做得细致周到
与①句衔接的是；与②句衔接的是。
B、C两项均属于时间方面的内容，与会场布置无关，故能很快排除。剩下的两项就颇费周折了，其实只要将题干中的两句紧缩一下，①句说的是“什么位置挂（缀、贴）着什么东西”，句尾指的是实物；②句说的是“什么东西挂（缀、贴）在什么位置”，句尾指的是位置。①句强调挂（缀、贴）的是“横幅”、流苏”、“标语”一类一般饰物，而不是其他什么奢华物品，自然只能A项与之衔接；②句强调这些东西分别挂（缀、贴）在什么位置都是经过了一番认真的考虑，而不是随意安上去的，与之衔接的自然就只能是D项了。
除了利用语序变化，汉语还常常使用虚词表达不同的强调重点。下列四句话，用的词语相同，但强调的重点却不同。其中分别强调“受话人”和“打电话”这件事的一组是
①他上午在家里是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②他上午是在家里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③他是上午在家里给我打了一次电话。
④他上午在家里给我是打了一次电话。
A．②③B．①②
C．①④D．③④
题干的四个句子实际上只是一句话“他上午在家里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区别是在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了一个“是”字。这个“是”显然不是判断动词“是”。因为判断动词“是”充当谓语在句子中的位置是固定的，不可随便移动；并且判断动词“是”是不能省去的，省去句子便不通。而上述四句中的“是”可以省去，基本意思不变，位置又很灵活，显然它是语气副词“是”，这个“是”加在谁前面就强调谁。据此，句①强调的是“给我”，是受话人；句②强调的是“在家里”，是地点；句③强调的是“上午”，是时间；句④强调的是“打了一次电话”，是“打电话”这件事。故答案为C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