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主流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从媒介的各种宣传中，观众早已知道这架机号为蓝天569的波音大型客机是电脑制造出来的，观众已经没有兴趣去关注电脑制造的飞机与真实的飞机之间的差别，他们已经调用了早就培养起来的游戏规则，等待一场灾难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同时也等待着灾难过去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宣泄。
灾难是灾难片的核心，灾难片要用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从而为后来灾难的解除提供心理释放的；灾难片还要用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从而为最终的灾难克服提供柳暗花明的幸福感；灾难片也要用灾难中的英雄为观众提供人间救世主的移情对象，从而使观众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承诺；灾难片甚至还要用灾难的奇观在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为自己置身于危难之外油然而生潜意识的自我庆幸。所以，经过几乎30分钟的铺垫，飞机在平静中起飞了。像我们对所有灾难片的预期一样，我们期待着灾难的来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些我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希望在银幕上出现的灾难奇观和受难场面的出现，我们想象着那位英俊潇洒的年轻机长和他那位刚柔并用的年轻妻子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历经磨难、转危为安，演绎英雄与美人的古老而恒久的结局。
观众终于等到了灾难来临的信息：满载乘客的蓝天569刚刚起飞，便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随着这一故障的难以排除，人们意识到灾难似乎正逐渐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乘客和乘务员。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那位婴儿完全没有成为一个叙事因素出现在影片中，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气功大师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了一次扇子，而其他人物也几乎对灾难故事没有起到任何功能性作用。
显然，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我们看到了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片，我们看到了灾难片模式与救助故事之间的不一致，外在的视听节奏的紧张性与内在的情节节奏的平淡性之间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这种对灾难的明显回避，与其说是艺术的疏忽，不如说是表达了我们主流文化对"灾难"的主流态度和主流阐释。尽管其实由于我们对未来走向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尽管世纪末的宿命情绪常常笼罩着我们许多人，那种莫名的灾难感可能正等待着一个宣泄的对象和契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灾难恐惧的现实存在使得主流文化将灾难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禁忌。在我们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淡化、弱化甚至隐逸所有的灾难感、恐惧感和创伤感，我们常常视所有这些"消极"体验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担心这些体验会像瘟疫一样孳生、蔓延，动摇我们对于现实的信任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片在当前的现实中是生不逢时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紧急迫降》采用了灾难片的叙述模式，也刻意模仿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元素，但影片还是在灾难面前止步了，观众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灾难体验、恐惧体验和创伤体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叙述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关于拯救的影片。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主角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演绎的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中都可以看到的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寄生于体制中的电影，是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拯救与被救：患难与共的救助故事
在一般的灾难片中，当然都有摆脱灾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灾难推进的，是以灾难中人们的自救为驱动的，是以或大或小的牺牲为代价完成的，但是，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这个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A.Gramsci）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
《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篇2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篇3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篇4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一部分主流媒体在活动设计开展中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开始显现，且有日益泛滥之势，某些省级电视台的相亲节目、选秀活动屡屡越过道德底线，以各种出位的言论、画面来谋取收视率及其相应带来的广告利益，引起轩然大波。显然，这一类的节目已经背离了作为主流媒体的责任感，放弃了活动的文化品位的自觉追求，没有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一个文化活动来设计、运做，单纯“向钱看”，这样的活动是没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唾弃。媒体从业者、活动设计组织者，应提高对低俗内容的敏感度和判断力，净化、升华媒体活动，而不能挑战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破坏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做到坚持文化品位优先、社会效益优先。
二、 不断提升主流媒体活动的文化水准
目前，主流媒体所处的发展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白热化的竞争格局：
1.多媒体争夺受众激烈化。现在的新闻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包括手机短信，都在提供信息、争夺受众，彻底改变了过去报纸、电视、电台“三分天下”、独揽传播市场的格局。
2.传播呈现无国界化。世界各地的各种活动、信息，几分钟、几秒钟内就开始在网上传播，人人都能看到。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热点问题和公共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这给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带来考验。
3.受众群体日益对象化。随着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的差异，广大受众对媒体各类节目、报道选择的倾向性日益增强，呈现出鲜明的对象化和分众化特点，比如，出租车司机特别爱听广播，年轻人主要看网络媒体，等等。
三、 促进主流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活动是媒体文化理念的载体，文化是媒体活动的灵魂，只有把媒体活动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提升媒体形象，实现媒体价值。如何强化、优化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入手：
1.把握文化主流。各级党报、电台、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要责无旁贷地把握文化主流，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升主流媒体文化品位。一方面，要着力于倡扬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开放襟怀的文化理念，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的策划和选择上，借鉴各类型媒体的有益做法，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形成媒体的自家面目，使各种媒体活动起到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对各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保持敏感和鉴别力，拒绝各种负面文化的侵袭，把媒体发展目标与主流媒体责任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简单地以利润和经营收入状况来作为媒体活动成效的体现。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我的》、《圆梦行动》、《奥运舵手选拔》等活动，都是符合主流媒体角色、体现社会公益、把握文化主流的电视活动产品的优秀代表。
篇5
虽然孟德斯鸠说：“没有哪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其实，所谓自由，就是人的个性自由；人的个性自由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即“我思”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不论是内在的“我思”，还是外在的“我行”的自由都因人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存在，无民族主流文化生成的个性的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生成与发展。
在论证文化是人的存在之产物、是某一民族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时，文化学的鼻祖泰勒(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克罗孔(Kluckhon)也说：“当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汤玛斯(Thomas)还说：“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社会价值，无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这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在创造传承文化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所有行动存在于文化之中。
文化是一个有层级和区域差异的存在物，这种层级可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有全人类共在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种族的文化、不同语系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等；文化区域差异的分层包括东方和西方主流文化、不同国家主流文化、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既存在着人类共认、共在的文化，也存在着各自微观差异的主流文化。
所谓民族主流文化，就是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深层次的精髓的存在物。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排斥性，若要展现个性自由，就必须获得这一国度、这一民族的这一区域的乃至这一族群的主流文化的包容性认同，任何违反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的个性绝对自由就是在文化排斥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同层级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中展现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正本在。
一、“我思”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存在就因不同种系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呈现出思维的民族主流文化性限制性与生成性关系。“我思”的自由是在民族主流文化生成中进行的，具有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思维的承载物――语言上，语言的意义不仅包含有语音、语法、文字等的规定性意义；而且还包含非语言的规则、礼仪、风俗等的约定性意义；还包括躯体语言(态势语)可接受意义，这些语言的不同民族文化意义的存在制约、形成特定民族的内在思维，从而形成特定民族的共在意识。
“我思”，即我的内在思维活动。“我思”的自由不是无根据、无逻辑的，是以民族语言、特定形象为载体的内在活动，即使是梦境的蒙太奇式的跳跃性自由思维活动，都是以形象和民族语言为中介的，这些思维中的承载物是因个体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民族特有的积淀与重现得以存在。我思什么、怎么思、思的结果如何，因民族主流文化的自我认同而存在，若无民族主流文化的积淀与认同即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思维，至少是无价值的思维。
我思考我的本在、我思辨我的存在，是因为我需要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在我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与生成之中。当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认同不存在时，我的思想就失去了承载物。我的存在与本在是因为我存在于“这一个”民族之中，我只能在我所在的民族语言、风俗、道德的认同之中进行内在自由的构念(内在概念的自由思辨)。当然“我思”的自由也可以接近超验，但绝不可能是超验的我思。我思可以超越特定民族认同的宗教、知识、伦理等，甚至可以趋近还原为元初的本能的先验的我思，但是只要人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主流文化之中，接受并使用着某一种系的语言，就接受着某一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存在，就受制于这一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如：英语的语法结构是扩展式的，进而形成了英语国家的主流文化中的思维是后延性的；而汉语的语法结构是聚合式的，汉语使用者的思维就是汇集式的，如果用汉语思维来进行英语交流，就不能获得英语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就会被认为是中国式的英语，反之亦然。
二、“我行”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我行”的个性自由，即我的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
(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是个体显现出来的，外在可观、可感、可悟的自由。我的外在存在既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也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环境，“我行”的个性自由也就在这自然和民族主流文化之中。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构成了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存在形式。
(一)“我行”的个性自由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自然世界是人及其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人及其民族文化离开了自然也就离开了存在的可能，自然界在为人提供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特定的人及其民族主流文化是在不断地摆脱自然的各种限制与逐步利用、改造自然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的。
在自由的物质生产方面，马克思做了一个明晰的论断：“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即就是说：自然构成了人及其民族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元初的人对自然的依恋、畏惧、崇拜，到现代对自然的改造和复归，从而形成了特定自然定人群的特定民族主流文化――宗教的、迷信的、语言生成的、生活方式的等的存在。对个性自由的实践，即使对自然外在有多大程度的恨与爱，任何纯先验的自由的实践也是不可能超越于这一自然界而存在的；即使为了超越地球这一特定自然的科技发明与逃避，其本源还是来自于这一自然界，因此，现代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同时，又在客观认定了自然的限制及其资源的有限性，因而，“我行”
(实践)的绝对自由必须受制于特定的外在自然，必须在自然的可承受之内。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二)“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受制于我的民族自然人的认同
除外在自然对我的外在自由的物质限制外，“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还受制于我的特定民族自 然人的限制。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特定民族的宗教人，然后才是理性的人和社会的人。个体在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时，总有作为类的和个体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类的人欲自由翱翔于天空，却没有鸟类的翅膀与羽毛；欲自由潜游于海底，却没有鱼类的生理机能；想自由驰骋于原野，却没有虎豹强健的躯体和猴猿等攀爬的灵便……作为个体客观生理条件的差异也就限制了个体展现自身自由的范围，如身高1.7米与2.2米身高的两个人的自由展现空间就各有不同……在自然人属性上讨论自由，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世界已实在地生成为人，人应观念地生成世界”，“生物学意义上的超人是一个童话”。作为特定民族的自然人，因民族的语言、宗教、伦理道德等的文化生成的制约，个性自由的展现总受制约我这一民族特定自然人的生成性，我不可能超逾我这一民族的种系而独立存在。
(三)“我行”(实践)的自由与人类共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不仅离不开外在自然，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理性存在都存在于人类共在之中，只是共在范围有大小差异而已。现代西方代表人物弗罗姆说：“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出来，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与这一世界相分离，就使人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着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也就是说，要践行个体自由，必须在特定的某一民族之中，由于在特定民族有一系列共认的礼俗、规定与法律等民族主流文化共在性存在，因而，在这一系列共在中践行个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超越共在的自由是受限制的。一方面，个体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人的认同与可接受是个体自由存在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个体在践行自身自由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如果在这一世界，要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就如同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因为个体“时刻都整个地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下……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现实生活中，个体在实现自身自由时，往往就损害了他人的自由，这正是没有获得他人和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外显行为的结果。
(四)“我行”(实践)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哲学大词典》对精神生产的解释是：“精神生产(spidtual production)狭义指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一般在狭义上使用，与‘物质生产’相对，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它以精神产品作为自己的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产品。同时，它又必须借助物化形式表现或存在。……”
篇6
技师技能考核或鉴定首先应注重的是工作者专业素质――岗位工作能力水平的评价。写作和提交论文是申报鉴定者应对技能考核鉴定的准备过程，同时是个人技能水平的展示过程。
技术工人的专业工作目的一般要求是：保证生产质量、提高生产率、降低物质消耗――有效益价值核算或向好性预期。凭借论文关于专业工作项目立论确定、技术路线解析、工艺方法选择、调试过程记录等的描述，充分显示工作者的能力水平――专业规范把握、主流技术运用、工艺方法适当、工序工步明晰。
技师论文应该强调较高级工艺性内容，应该是工作技艺和业绩展示、以专业文献范式表述的文章，并不一定要用某效益指标来显示工作价值。如工艺改进型课题论文，突出的是专业技巧水平；又如新技术应用型课题论文，突出的是对工程新技术或复杂工艺的理解和驾驭能力。
1.强调论文项目的工艺性价值。技能，应理解为专业工作的技能工艺能力。也许是简称，总易误认为技能偏指技术能力，而忽视工艺能力。技术一般是指工业过程的方法论，即一般是可行性确定后在标准化设计前提下选材、加工手段、加工流程以尽可能的高效率获得目标产品的方法。而工艺，可以理解为加工的“艺术”，强调工作过程中获得目标产品的技巧性、保障性和完美性。技术工艺能力，可以理解为技术与工艺互渗而形成的知识型、技巧型、成熟型的生产力。
较高级的专业技能型人员的工作，应能体现技术工艺引人入胜的技巧性，工作项目论文也理所当然要求显示出工艺性价值――论文应显示出写作者关于工作项目的基本技术理解能力和工艺质量层次。基本技术能力包括专业理论的引用或引证，工艺质量则涵括改进能力、工作技巧、专业理论与实际的连接和补足能力、安全防护构思能力、提高工作对象商品化的能力。工艺质量直接决定了目标产品的实用性、适用性和市场性。
2.注重专业性表述的标准化概念。技师的基本技术理论理解力是其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其工作的方式、目标往往约束了专业理论的扩充速度和应用空间。许多长期在特殊电气工程岗位工作、工艺经验丰富的技艺型人员理论水平并不高，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很出色，工作质量的工艺价值突现。一般认为长期的专职工作经验中积累着较高的专业工艺悟性。应该看到，高专业工艺性主要表现为相对行业标准、生产规范有很强的理解力，对生产流程有很强的连接、补足、改进的能力。正是高的专业悟性使得技艺型人员与技术设计人员的工作配合相得益彰。
3.把握过程分析的理论深度。一些技师工作项目论文中，用大量篇幅阐述理论的依据――数理公式推导过程或教科书式论说，然后绘出基本原理图，最后给出相当肯定的可行性结论。必须注意，这种论文往往是有缺陷的――项目的实施有效性没有表达―作者的操作工艺技能水平得不到显示。缺少相关工程经验公式或者经验系数（理论公式受客观实际过程条件的约束），易使得项目实施性这一关键工艺环节受到鉴定评价者质疑。这类论文的缺陷在论文大辩的有限时间里难以弥补。
4.妥当运用“技术进步手段”、“技术创新理念”、“精湛工艺过程”。机电工程岗位特征――专业智能成分较多，技巧思维保持，非连续性非周期性的操作。视下述工作能力为工艺能力；把握专业标准和规范的运用方法、流畅的专业语言（术语，编程，工程图，解析图表等）表述、撰适用的工程文档、规划工作技巧和效率。
技术进步：在产业规范约束下，采用现代的、主流的专业技术成果。
技术工艺创新：在产业规范约束下的工作能够在去除隐患、操作便捷、安全可靠、形式优化、节能提效、减污去噪、降低维护成本、智能化诊断运行等某些方面有显明的特色成果。
基本完备和适配的资料：是指可以作为施工提纲或设备的档案基本资料。
二、电学原理在工程运用中的本征性理解
机电技术中的电工技术是关于电能量分配和智能控制的技术，应用电工技术的基础原理是欧姆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
1.本征性理解。客观导电材料上的电量分析应划分为以电压（电动势能信息）为主量的“信息变换及传递系统”和以电流为主量的“能量传输电路”。控制信息传递系统的第一要素是“保证信息的准确”，控制系统传递信息不一定依赖固形材料（例如可通过空间电磁场感应传递）。
使用电动机为电能耗用终端的设备继电器线路形式控制电路主要形成运动控制“逻辑、时间、顺序”机制，自保、互锁、延时、中继等都是形成控制信息的电路。
采用集成运放器为核心的信号电压调节器主要解决比例（信号放大）、微分（信号即时变化率）、积分（信号的时间积累效应），而整流、检波、限幅、隔离、跟随、调零、保护等都是附加电路。
电能量传输的第一要素是电路成为回路，依赖有形的导电材料，再者就是能量规模（大小）和传输时间可控。因此，控制电路的关键功能是信息“变换（如电压放大器）”和“调节”。
主电路的关键功能是能量的“被控”和“驱动”，而反馈电路则是对于完成基本运转功能的、由基本控制器和驱动器（主电路）组成的开环系统输出量检测并形成修正信号的“智能化”部件。
现时的机电“主流技术”指由集成PID运算器件、逻辑运算器件（CPU）及大容量数据存储器件为核心的控制器运用技术、由可高频全控大功率无触点开关元件为核心的驱动器运用技术及由新型传感器为核心的传感信号接收变换电路技术。
2.机电能量转换技术离不开磁材料技术，也离不开磁路分析技术；传统的磁路材料由于磁传导敏感于温度和介质成分，其电气特性检定比较困难。但是近些年来，新型合成磁性材料技术迅猛发展，其运用空间（特别是在机电技术领域）急速扩展。
再者，材料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发展的双引擎，感知设备运动状态和形成系统信息的传感器技术是智能系统的前端。
从对于控制方式本质的理解判断机电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以一个四端电路（网络）为例，若以改变激励能够实现相应响应，则控制方式可分为：a.电流控制电流（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电流放大系数），b.电压控制电流（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转移电导（跨导）），c.电压控制电压（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电压放大倍数），d.电流控制电压（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转移电阻（跨阻）），实现电能利用的机电设备的电路多以电流为被控量，所以上述a，b两种控制方式是驱动器电路，c是信息处理电路，d不是机电设备电路优选形式（能量控制信号）。
上述a、b方式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的电能传输电路（主电路、驱动器）形式。
a方式中，电流控制电流的中心技术是：实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一路电流控制多路电流。代表器件有三极管和继电器。
三极管，响应速度高，无动作触点，但控制电路与被控电路有公共支路，控制量与被控量的高次谐波相互影响或制约，而且可承受功率在瓦特级，一般不符合机电设备功率规模要求。
继电器（接触器），以电-磁-力形式驱动开关触点动作，实现电流的小控大和一控多。但触点动作时间不准、电弧现象、线圈断电反电动势高并形成高频干扰源、体积大等固有弱点，长期以来被视为“非理想器件”。
b方式是经典控制技术体系中理想的控制方式――信息控制能量。
上世纪后半期，业界使用大功率半控型电子器件晶闸管加之PWM技术的移相触发器实现有缺陷的“信息控制能量”方式于机电设备能量控制――主要是直流电动机的荷载调速。
上世纪末期大功率全控型电子器件IGBT（一种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器件）的商品化普及，机电设备用全控型的信息控制能量方式成为现实，例如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的交流电动机实现宽范围荷载的变频调速。
3.电气主流技术发展的瞻望。机电设备机械构件的技术进步程度受制于材料技术发展及其成果的商品化程度。通用机电电工技术范畴的技术开发重点有：
电力电子技术：利用电力电子器件实现工业规模电能变换的技术，是建立在电子学、电工原理和自动控制三大学科上的新兴学科成果。器件以半导体为基本材料，根据器件的特点和电能转换的要求，开发电能转换电路，包括各种控制、触发、保护、显示、信息处理、继电接触等二次回路及电路。
电动机技术：强磁材料与低温环境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软件型传感系统分析与仪表。
机电液智能控制技术：机械、液压、电子融合控制技术使得机器的效率、性能、品质、可靠性等大大提升，如大型工程机械设备、深海或隧道的巨力液压控制系统。
微机电系统技术：常规电气系统元器件微型化组件化甚至实现“叠层组件―集成化”，即把微型化的敏感元器件、微处理器、执行器、各种机械构件、电动机、能源、光学系统等都集成于一个极小的几何空间内，并且能像集成电路一样大批量、廉价地生产。
电致流体相变技术：电场作用下电流变液（ERF，electrorheological fluid）可在“固”―“液”两相之间转换，转换过程可控而且可逆，转换时间为ms级，利用其电控力学行为，可以预期得到较之传统力学元件更为理想的（机―电能量转换控制的）响应指标。
磁致流体相变技术：磁流变液是由高磁导率、低磁滞性的微小软磁性颗粒和非导磁性液体混合而成的悬浮体。在零磁场条件下呈现出低黏度的牛顿流体特性；而在强磁场作用下，则呈现出高黏度、低流动性。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的流变是瞬间的、可逆的，而且其流变后的剪切屈服强度与磁场强度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
硅胶导电与绝缘的智能化控制技术；作为可以在电磁场发挥“柔性”功能的新型器件必将影响机电设备电路构造技术。导电硅胶是具备导电性能的硅胶制品，用于一些电子硅胶产品上发挥开关接通的作用，现时应用于一些电子设备、家用设备、办公设备中，比如导电硅胶按键、电线连接管、影印机滚轴、电缆插头、连接器衬垫等。
三、要强调通用电学知识与电工新技术运用衔接的工艺能力
机电设备技术标准（国家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文件、超级公司企业标准）的意志和执行能力。标准化是机电设备可靠性的保障。国家标准中对机床的控制方式、接地方式、抗干扰、容错、机械连锁、危险部件防护等，作了较完善规定，有效保障了机床的安全可靠运转。经验证明，符合标准的机床，故障率较低，反之故障率则高，可靠的保护措施是防止器件和装置损坏的重要方面。
当前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体系强调了标准化水平是素质和技术能力的体现。如技术资料规范化编整能力、微机控制应用程序解析能力、逆向工程能力（逆向于在确定材料条件下设计制造的路径对产品拆解―解析技术工艺特征，提交改进或改性方案，以期获得结构或功能更优化的产品）、工程数学与物理运动现实的映射解释能力。
四、提高论文的精致程度和新技术含量的着眼点
篇7
2.1国外相关期刊论文库的确定
本文在检索国外家族企业研究的论文数量时，统计的数据源采用了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公司的webofsci-ence数据库。对在2000年1月—2010年12月收录在该数据库的论文进行检索，对论文题目、关键词和摘要中包含选定主题词的论文数量进行了统计，共得到498篇论文，并以此确定近10年来国外家族企业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
2.2国内管理类中文期刊论文库的确定
在本文的研究中，对相关数据的收集是结合了下列两个方面的资料:一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26种管理学期刊;二是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8)。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46种专业性学术期刊。作为国内学术界的权威，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也表明关于家族企业研究被国内主流学术界接纳的程度。通过对2000年1月至2010年12月被中国期刊网(CNKI)收录的46种学术期刊进行关键词检索，并且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近10年来家族企业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况。通过关键词检索，共得到583条相互独立的目录，作为本文研究的分析对象。
3国外家族企业研究内容及热点
3.1国外研究内容及现状
2000—2010年国外家族企业的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1)，在数据库中OPERATIONSRESEARCH＆MANAGEMENTSCIENCE、MANAGEMENT、BUSINESS、ENGINEERING、INDUSTRIAL等八个学科的文献进行关键字检索共得到173篇相互独立的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篇名、摘要、关键字的统计，了解到国外家族企业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企业成长与发展、创新、公司治理、战略、继承、财务管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风险管理。论文数量最多的领域是企业成长与发展、公司治理、创新、战略等(见表1)。通过纵向的比较发现，2006—2010年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其中创新、战略、财务管理、成长与发展四个领域增长幅度最大。
3.2国外家族企业研究的热点
研究热点是用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量和论文总量来综合衡量的，本文通过对检索到的国外2000—2010年家族企业研究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进行阅读，以及对其中部分论文的分析，得出如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内容及热点的基本结论(见表2)。
4国内家族企业研究内容及热点
4.1我国研究内容及现状
2000—2010年我国家族企业研究的主流领域为继任管理、公司治理、人力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创新、企业融资、社会资本等。从论文总量来看，数量最多的三个领域依次为:公司治理、成长与发展、继任管理;其次是人力资源、问题、企业文化和创新;最少的是财务管理、战略管理、信任问题和社会资本。(见表3)纵向来看，2000—2010年，家族企业领域论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2)这表明国内关于家族企业研究不断升温，家族企业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主流学者的关注。从图中可以看出，2000—2008年论文数量显著增加，而2009—2010年论文数量逐年下降。20篇以上的期刊有:生产力研究(54)，企业经济(48)、特区经济(44)、科研管理(36)、经济管理(33)、外国经济与管理(31)、管理世界(29)、企业管理(27)、华东经济管理(25)、科技进步与对策(24)。这些期刊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家族企业研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使得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重视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
4.2研究的热点问题
通过对所选取的46种刊物在2000—2010年发表的全部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字的阅读，得出关于我国国内家族企业研究的研究热点的基本结论。(见表4)
5国内外家族企业研究差异比较分析
根据本文对国内外家族企业各个领域的研究分析表明，国内外研究在研究内容及热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见表5)。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成长与发展、创新、继任管理，未来持续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而创新、财务管理、战略、继任管理这些国外的主要研究领域，其论文数量在我国2003—2010年的研究中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由于受国外研究热点的影响，这些领域将会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内容。国外研究在人力资源、问题、企业文化等领域的数量很少，虽然在国内还处于主流研究领域，但预计几年后这些领域的研究热度可能会有所减退。社会资本、信任问题、风险管理等国内外研究的非主流领域的论文数量很少，近十年的发展比较缓慢，除非找到研究的新的突破点，不然这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将会放慢速度。
6启示
从以上对国内外家族企业研究的相关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篇8
一、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保存、传递和选择的功能。教育能够将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之中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通过各种媒介有选择性地流传于后世。然而，从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通常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保存与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当时主流的社会文化的精髓。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这是由不同时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合力最终造就的。
社会主流文化经由特殊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特殊的教育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知识与经验的传递与保存。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思想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等等，都被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给了下一代。正是由于社会主流文化与教育的相互磨合，最终才能够使得人类的文化，或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二、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
教育对社会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复制、创新、反思的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我国逐渐步入了多元文化共同交错的社会文化之中，教育对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复制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体文化处于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人们由过去的教育逐渐造就成具有当代文化特点的共同体，同时通过个体的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承前继后。人类所积累下来的“固态”的社会主流文化，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之中，通过个体的积极创造而逐渐转化为“动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升华的过程。当社会逐渐发展，这种固化在个体身上的“动态”主流文化，又通过其中媒介（人或物）得以延伸，进而步入下一个循环。纵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文化都是在继承上个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由人类继续创造的产物。
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的社会共同体的交叉传输过程。此过程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交叉的。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亦是如此，社会主流文化直接影响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教学表现形式。而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通常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要求而实现的，课堂上传授的文化氛围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正是由教育与主流文化之间相互交叉传递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对于两者而言，都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社会主流文化丰富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而教育则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个体而对社会主流文化起到一定的规则作用。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所谓教育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思功能，应当与教育的创新性功能区别对待，而不应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篇9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23-02
作者：张一文，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广东，广州，510045
写打工者、或由打工者写，为打工者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被称为打工文学。关于打工者与打工者的文学，有专家指出：“他们是新生活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是此时此地的中国最具活力的一群人。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对这群人保持着集体的沉默”(谢有顺语)。
不但“文学对这群人保持着集体的沉默”，文坛对这群人的文学也“保持着集体的沉默”!打工文学始终反映打工者的利益和尊严，坚持“为承认而斗争”，却在不少地域长期为主流文化所漠视和遮蔽，成为文化霸权下被遗忘的“灰姑娘”。
一、研究意义：对打工文学进行条分缕析。有多重价值。
首先是学理创新价值。对打工文学的语境、文本、作者、读者诸要素做互涉式分析，审视打工文学的缘起、成就、持久性及其对打工者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造成的影响，揭示底层写作在文学、社会、政治场域中的边缘化处境，展现体制外文学活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后果，这些都具有学理创新价值。
其次是审美价值。通过对打工文学三代作家的优秀打工文学作品的文本研读，能够进一步体现和提升打工文学的审美价值；通过对非典型打工文学作品的检视和赏析，能够向世人展示改革开放30年来，草根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最后是经世致用的实际意义。研究总是对某个社会系统的干预。通过对打工文学进行系统研究，削弱强势文化的威严，对打工文学施于援手，对打工者等弱势群体“文化低保”(文化权益的最低保障)设置实践议题，提出应对策略，激发悲悯情怀和改造意识，这些都是打工文学研究的经世致用的实际意义。
二、研究现状：打工文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不容乐观。
国内研究现状：打工文学的基础性研究薄弱，公开出版的图书文献太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检索中，以“打工文学”为“题名”，检索结果只有8本书，其中研究类著作只有1本。在“CNKI数字图书馆”，以“打工文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000-2008)]上有19条记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记录为23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记录为5条；[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的记录为0条。此外，国内尚无关于打工文学的专门学术刊物。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主流媒介和评论家，对底层写作的打工文学漠视或语焉不详，抑制了打工文学的创作、传播和研究。
国际上，荷兰、韩国、日本的学者对中国打工文学都有所涉猎。有代表性的是尾崎文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著名的汉学家)的论文《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把打工文学定性为“新左翼文学”(详见《ァヅフ，(亚洲)游学》月刊94号，日本勉诚出版2006.12)。
三、研究方法：“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并行。
研究打工文学，应该在继承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语境、文本、作者和读者”分析框架结构，通过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和叙事访谈等研究方法，从打工文学的“外部研究”(研究语境)和“内部研究”(研究文本)并行入手，来展开思考，以多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出有批判意识的、具有新的分析框架和多样方法的、基于严谨学术研究原则的结论。
研究打工文学，不能做简单的知识罗列与归纳，而是既注重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又有总体把握的恢宏气势；不再是直觉认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要透过文化的视角，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客观地对打工文学进行基本的梳理与评述，力争勾勒出打工文学文本与语境互动的多维图景，促进打工文学与社会的和谐共振，为或许会有的后续研究抛砖引玉。
打工文学研究虽有“前人栽树”，但应看到，在研究方法、范围、深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应该是弥补现有的不足，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尽量提供新鲜的观点、命题和文本。
四、研究预设：对于打工文学，有以下基本内容及重要观点有待进一步检验。
(一)从产生背景看，打工文学是生于忧患的文化表达，是在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关键时刻，由开放潮流带来的社会变迁语境中创造的文本。
篇10
1 主流校园文化与非主流校园文化
主流校园文化是指由学校基于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组织、支持和倡导开展的校园文化活动，它是以校园为空间、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的高品位的群体文化。主流校园文化体现着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成果，代表着时代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目前我国学校的主流文化生活主要表现为:学术文化活动、道德修养文化活动、健康娱乐文化活动、社团文化活动等。
非主流校园文化是指各种游离于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主题之外的，以非正式的方式自发形成的，广泛存在于学生日常生活中，以满足学生精神生活需要的各种行为及思维方式的总和。非主流校园文化依其存在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传统的非主流文化和新生的非主流文化两大类。传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大致包括“课桌文化”、“宿舍文化” 、“厕所文化”等;新生的非主流文化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如“影碟文化”、“网络文化” 、“洋节文化”、“新新人类文化”、“手机短信文化”等。
主流校园文化和非主流校园文化同时存在于校园生活中，是校园文化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从目的性上看，主流校园文化有明确的目的，它与国家的教育方针一致，以学校的教育目标为方向，以课时目标或群体活动为表现方式;而非主流校园文化缺少明确的目的性，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其最终效果或与国家的教育方针一致，或与教育方针背离。从表现方式上看，主流校园文化有较为严谨的组织形式，如学术文化活动、道德修养文化活动等，是学校文化生活的主体;而非主流校园文化的表现形式较为松散或隐蔽，既可能是课桌上随意的涂画，也可能是同学之间互发的一条调侃短信等。
2 和谐校园文化的内涵
校园文化具有原创性、综合性、独特性等重要特征，而和谐性是优良的校园文化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它是校园文化成熟的标志，是衡量校园文化是否发挥其功能的检测标准。和谐校园文化的内涵应包括:(1)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学校中的群体主要有领导群体、教职员工群体和学生群体，这三个群体之间应相互协调、互谅互助、团结友善，共同构成学校和谐的人文环境。(2)人与校园物质文化的和谐。校园物质文化包括校园环境、校园建筑、科研设备、文化设施及校园网络平台等。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使师生身处其中能增强对美的感受，陶冶积极的情感。(3)人与校园精神文化的和谐。校园精神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集体舆论、文化传统、学术风范及校风、学风、教风、校训等，它反映出学校的个性和风貌。健康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能加强集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4)人与校园制度文化的和谐。校园制度文化既包含各种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和非正式群体，也包括固定和物化了的校徽、校标、校歌等，是学校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的历史沉积和总结。统一协调，步调一致的校园制度，会使学生对校园文化产生信赖感和威严感。
3 非主流校园文化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和谐的校园文化应该是主流校园文化与非主流校园文化的和谐。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科学地看待非主流校园文化的作用。
3.1 正确看待非主流校园文化
对于非主流校园文化，有些教育者持贬斥态度，认为是市场经济下道德滑坡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文化趋同趋势在校园中的反映。应该说，二者的认识和判断都有失偏颇。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变革不仅给校园文化注入了主流文化健康、清新的活力，同时也正是在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转换过程中，又使学生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为反叛，道德失落与思想困惑、混乱，非主流校园文化现象正是这种状态的折射和投影。对于非主流校园文化中的不合谐内容，我们不能简单以其不符合健康向上的道德要求就粗暴地加以打压，而是要科学客观地分析其形成、发展的原因，积极加以引导，使之与主流文化生活互相协调，从而推动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
3.2 强化主流校园文化的作用
主流校园文化对非主流校园文化有替代、引导与升华的作用。教育者应有意识地用丰富多彩、高雅、乐观、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生活占据学生的文化生活阵地，从而使消极的、不健康的非主流文化无立足之地。教育者可以通过主流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宽容态度、健康心理、竞争意识、坚强意志等，从而对非主流文化生活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另外，教育者还可以通过主流文化的高尚情操、价值观念来陶冶学生的心灵，唤起他们的高尚情感，改造非主流文化生活中的低级趣味，使真善美的德行和品质逐步向各类非主流文化生活中渗透，这样就能通过高尚情操的内化，促使学生种种非主流文化品位的提升。
3.3 充分利用非主流校园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就其所产生的效应来划分，校园文化可分正效应文化和负效应文化。正效应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健康向上地成长;负效应的校园文化则使人陷入迷惘、颓唐，或情趣、格调不高。应该说，主流校园文化和非主流校园文化只是校园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一个运行良好的学校的主流校园文化通常是正效应文化，但这并不等于说其非主流校园文化就都是负效应文化。非主流校园文化中仍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如果教育者注意挖掘和利用，依然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例如，针对校园内的某一不文明现象，学生可以在校园网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经过各个网民的各抒已见，激烈争论，学生们最终对这一现象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也更加自觉地提高自身的修养。这种非正式的教育方式收到的效果往往比正式刻板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
参考文献
篇11
在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文化界兴起并得势，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便更加注重“本土化”策略。实际上，数百年前基督教进入中国时，便已讲究本土化策略，例如将耶稣画成中国人，让圣经人物穿上中国民间服装。今日西方艺术文化的本土化策略，注重理论、概念和术语的强势冲击，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强势冲击，用以替代往日的中国方式。这样的策略使西方艺术文化得以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扮演榜样的脚色，成为中国当代美术效法的样板，从而将中国当代美术，纳入西方艺术文化的势力范围。
在这强势主流之下，作为中国当代美术之潜流的招降策略，是以同化或归化的方式来利用西方艺术文化，使之归顺于中国，并服务于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尽管有艺术家和理论家高举反西方的旗帜，官方职能部门也高调表示只可借鉴西方，但中国当代美术毕竟弱于西方强势文化，所以不得不进行隐蔽招降。表面看，中国的招降策略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政策背道而驰，进一步细看，二者却殊途同归。西方的本土化策略和中国的招降策略相互利用、彼此同化，终为一体。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先例。自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日本政府和民间便获得了共识：将自己的命运同美国绑在一起，不仅使美国不能再次打击自己，而且还要使美国成为自己的保护人。在21世纪初，中国对这一策略有所理解，也曾尝试这一策略，但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世界不再需要中国。由于在政治层面中国不被西方接纳，于是，中国便力图在经济层面进入西方世界，并获得了有限成功。然而在文化层面，中国却面对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为此，在中国当代美术领域里对西方艺术文化进行招降，便成为一种可行的应变策略。这一策略配合了振兴国学的文化政策，使中国当代美术呈现出西化与国粹并举的复杂甚至矛盾的现象。
看清这一现象的实质，是理解中国当代美术的要义。
二
西方艺术文化的强势影响和中国当代美术之隐蔽的招降策略为什么会发生、它有怎样的过程和特征，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对中国当代美术甚至当代文化及其未来，会有什么作用，例如，会怎样制约、引导和推动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
篇12
目前对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多围绕形式展开,针对如何提高论文的思想含量的研究较少,而针对地方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体现出来的思辨缺席现状的实证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的研究就更少了。探究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发现存在着中学与大学英语教学衔接不当,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断裂的现象。随着英语学习起始年龄的降低和对英语学习的重视,大部分学生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经过十多年的英语学习,进入大学后可以说基本解决了英语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特别是英语专业生,入学的口语测试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录取。那么,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还是仅仅定位于语言技能的训练,那岂不是重复劳动?无形地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周期。大学生英语学习和中学的根本区别不是听说读写的流利和准确的程度差别,而是如何表达更深层的思想和更广阔的视野,所以大学英语教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放在首要的位置。
受主流语言学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外语教学仍以语言形式为主。主流语言学强调对能指,即语言形式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具有丰富内涵的所指,即意义的研究。“语言意识”; (即关注语言形式的意识)已得到充分的重视,而对“批评语言意识”;(即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和思想性)的强调不够[7]3。在大学阶段,学生外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就体现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这种状况之下,学生的思辨性写作问题就凸现出来。目前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基本解决了学生的论文格式和规范方面的问题,大部分学生的论文语言流畅,没有语法错误,符合格式,但都是一些综述性的文章,没有新意,整齐划一,给人一种新八股文的印象,走向了以文害意的极端。语言哲学家塞尔说过:“没有感受性的严格是空洞的,没有严格性的情感只是浮华的废话”;[8]155。如何把标准和客观与批评意识有效地结合起来,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学术意识成了问题的焦点。
篇13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