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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报酬分成制，是笔者从上述文件中借用的名称，实际上就是把律师的创收分成若干等分，一部分归属律师事务所，一部分归属执业律师。上述文件中就是把执业律师的创收分成100个等分，其中不低于25个等分归属律师事务所，不高于75个等分归属于执业律师，然后再让执业律师承担凡是可以分割到个人的一切费用。为了阐述的方便，本文将律师事务所所得的部分称为提留，将执业律师所得的部分称为提成，将提留与提成的比例称为留成比例。我国乃至世界目前实行报酬分成制的合伙所现状如何？及合伙所与执业律师的留成比例如何？据笔者所知，不同的合伙所留成比例差距很大，世界上一些大型的合伙所，执业律师的提成一般在10－30之间，而律师事务所的提留则在70－90之间。与之相反，一些经济实力、社会认知度较小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提成可以高达90－70，合伙所的提留只有10－30.那些提留很高的合伙所，门槛设得很高，不是一般律师能够进得去的，而一般的小所则到处拉人，总是事与愿违。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事例：几个能力、水平、资格都较高的律师实行强强联合，自以为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一流合伙律师事务所，并且在宣传上也加大了投入，让人感觉到一个大品牌的律师事务所呼之欲出。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大牌律师不是东飞伯劳就是西飞燕，没有飞走的，不但一流所之梦破灭，就连三五人的小所也难以为继了。有的律师事务所是成立了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老所，而规模总是上不去，从骨干到普通律师，出出进进，变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什么强强联合合不拢？为什么老所留不住执业律师？究其原因，不是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合伙人与聘用律师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是合伙人与聘用律师之间的利益冲突，归根到底还是归结到一个分配形式问题，实质上就是留成比例问题。这些合伙所在收益分配形式上总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因而寻求一套科学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比例，是律师事务所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找到了科学、合理的分配比例，也就找到了律师事务所发展壮大的钥匙。
那么，合伙所的收益分配形式是否可以由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业自治组织作出统一规定？本文所援引的规定是不是科学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比例？遵循这个规定就能解决合伙所与聘用律师之间的利益冲突了吗？我们不妨从合伙所的性质、合伙人与律师的法律关系、留成比例的产生过程等方面寻求正确答案。
二科学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比例是合伙人与执业律师平等协商的产物。
笔者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合伙人与聘用律师的法律关系。
要确定合伙人与聘用律师的法律关系，首先要确定合伙所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结合上述两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应当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它既不是行政机构，而是名副其实的服务机构，从它的投资形式看，有合伙所、合作所和国资所等，也进一步说明律师事务所是赢利性的服务机构。其中的合伙所就更加凸现这一特点。律师事务所向社会提供的是法律服务，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服务也是一种商品，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是法律服务这种商品。这些商品的制造者就是在律师事务所内执业的律师。合伙人是律师事务所的投资人，执业律师按照律师事务所拿到的订单（合同）制造法律产品。由此可见，合伙人与执业律师的法律关系是民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合伙所的收益分配形式是通过聘用合同来约定的。对于双方约定的分配形式，只要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就是合法的。
既然合伙所的收益分配形式是通过聘用合同约定的，就应当遵循《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而由其他个人或组织强行制定一个分配标准，不论大所小所、新所老所一例遵行，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也肯定行不通。
三合伙所收益分配的规律，是留成比例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如上所述，科学的、公平合理的留成比例是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协商中产生的，那么，不同的当事人，基于不同的客观情况和利益追求，协商的结果也会各不相同。制定一个统一的留成比例，认为找到了合伙所分配规律而强制推行，实际上恰恰违反了客观规律。
那么，合伙所收益分配的客观规律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留成比例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在自愿、平等的条件下，让合伙人与聘用律师协商出一个留成比例，这个留成比例是在矛盾统一的过程中产生的。合同当事人双方都想的协商的过程中最大化地实现自己一方的利益。从合伙人这方面看，就是努力增加提留的比例，实际上就是增加合伙人共有的财产所有权；从聘用律师这方面看，就是努力增加提成的比例，使自己制造的法律产品的销售收入能更多地归属与劳动者。这就是矛盾的过程。如果这个矛盾不能统一，那么就协商不成，不在本文的话题之内。如果这个矛盾能够统一起来，也就是合同双方形成了一个都能接受的留成比例。那么这个都能接受的留成比例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的结果。但是这种让步不是随意的让步，总要有一个依据吧，这个依据就是合伙所为聘用律师提供了什么服务，即尽了什么义务，就应当享有什么权利；反之，聘用律师从合伙所获得什么服务，即享有什么权利，也就应当尽什么义务。合伙所为聘用律师提供的，不仅包括律师办公的软硬件，还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品牌效应、优质案源、材料的初加工等各个方面的服务的条件。其实，留成比例就是由这些服务和条件决定的。
以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几家合伙所为例，他们对律师的收益一般都是采取高积累、低提成的分配形式，律师的工资一般只提成办案收入的15－30，但是律师们却趋之若骛，资格浅的律师不得其门而入，形成数千名执业律师、业务领域遍及全世界的一流大所。就是国内一些知名大所，执业律师收益分配的比例也明显低于一般标准。而有些时聚时散的一些合伙所，为了维持下去，对执业律师许以70－90的高回报率到处拉人，结果应者寥寥。个中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收益分配形式与双方的权利义务相适应，后者背离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在那些大型律师事务所里，律师无需自己去经营案源，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律师提供与律师专业化相对应的案源，为律师提供办理案件所需要的一切现代化的软硬件设备和相关的配套服务，使执业律师的工作效率提高几倍、十几倍和几十倍，执业律师的收入虽然只有其办理的案件收费的15－20％，但是其收入之高，是那些靠自己寻找案源的万金油式律师无法企及的。与之相反，有些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律师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牌号，律师办公要收房屋使用费，年检要交年检费，税收，水电、通讯、办公用品等一切费用都分摊到律师的头上，执业律师像散兵游勇一样四处出击，辛辛苦苦挣一点汗水钱，却要让合伙人从中抽头25％以上，这个提留比例虽小，但是却不尽合理，律师能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合伙人白白地割走一块吗？
总之一句话，合伙人为执业律师履行了多少义务，律师从合伙所享有多少权利，决定了合伙所的分配形式的合理与否。合伙所的留成比例愈与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愈贴近，也就愈科学、愈公平合理。而在现实中，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就像一般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一样，律师事务所总是居于主导地位，执业律师总是弱势群体，他们平等的权利往往会被剥夺，律师事务所会将一个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不公平合理的留成比例强加给他们，他们只能在走人和接受之间选择。他们即使被迫接受了，也是把该所作为临时落脚点，随时有开拔的可能。这样的律师事务所朝而不能保夕，更不要说发展壮大了。
四合伙所的多样化决定分配形式的多样化
这里所说的合伙所的多样化，是指合伙所的规模品牌效应、软硬件条件、经济实力、专业化分工程度、社会认知度、案源情况的多样化，世界上可能没有在上述各项指标完全相同的合伙所，因而也就决定了合伙所的分配形式各不相同。目前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初级合伙所，这样的合伙所的特征是：合伙人对合伙所的投入很少或者没有什么投入，牌子不响，声誉不高，没有能力对软硬件作较大的投入，房屋是租来的，租金分摊到执业律师头上，即使是合伙人出资购买的，也向执业律师直接或者变相收取了房屋使用费，即所谓的“出租柜台”；律师事务所的公共支出如办公费用、水电费、通讯费、招待费、年检费、各项税收等也分摊到执业律师头上，即所谓的“收人头税”。像这样的初级所，提留的比例很低是合情合理的。而本文所援引的某市律协的规定，虽然反对出租柜台和收人头税，却在出租柜台和收人头税的基础上又提留25％以上。对初级的合伙所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现在在律师界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律师事务所要壮大发展，就必须加大提留，增强律师事务所的经济实力。要增强律师事务所的经济实力，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合伙所的性质决定了所内的有形和无形资产都是合伙人的共有财产，如果要增加律师事务所的经济实力，也只能靠合伙人的加大投入，不能借增强实力之口，行侵犯聘用律师权利之实。
五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与不正当竞争没有联系。
合伙所的分配形式怎么与不正当竞争联系起来了呢？难道合伙所的不同分配形式也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吗？什么样的分配形式就是不正当竞争？我们还真的不敢相信有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律师界确有人把合伙所的分配形式与同业竞争联系起来。据他们说，律师事务所对执业律师创收的提留低于某一个标准，就是不正当竞争。反之，不论合伙人为执业律师尽了多少义务，只要对执业律师的提留愈高，就愈正当。本文开头所援引的规定，其实也就是出于禁止所谓的不正当竞争而制定的。为什么把提留低于25％就称为不正当竞争呢？因为你的提留标准低于其他合伙所，那么其他合伙所的律师就会像流水一样从高处向低处流，这岂不是以不正当的手段争揽人才吗？
那么，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人才竞争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范畴吗？什么是律师行业中的不正当竞争呢？最权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律师法没有把争揽人才规定为不正当竞争，而是把不正当竞争的范围限制在“争揽业务”的范畴。
2004年3月20日五届全国律协第九次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一百四十三条对不正当竞争是这样界定的：“律师执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为了推广律师业务，违反自愿、平等、诚信原则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违反法律服务市场及律师行业公认的行业准则，采用不正当手段与同行进行业务竞争，损害其他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合法权益的行为。”这里同样把不正当竞争限定在“业务竞争”的范围，同时该规范还在第一百四十四条至第一百五十条对不正当竞争做了详尽的列举：
第一百四十四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在与委托人及其他人员接触中，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与同行进行业务竞争：
（一）故意诋毁、诽谤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信誉、声誉；
（二）无正当理由，以在同行业收费水平以下收费为条件吸引客户，或采用承诺给予客户，中介人、推荐人回扣，馈赠金钱、财物方式争揽业务；
（三）故意在委托人与其律师之间制造纠纷；
（四）向委托人明示或暗示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与司法机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具有特殊关系，排斥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
（五）就法律服务结果或司法诉讼的结果做出任何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的承诺；
（六）明示或暗示可以帮助委托人达到不正当目的，或以不正当的方式、手段达到委托人的目的；
第一百四十五条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在与行政机关或行业管理部门接触中，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与同行进行业务竞争：
（一）借助行政机关或行业管理部门的权力，或通过与某机关、某部门、某行业对某一类的法律服务事务进行垄断的方式争揽业务；
（二）没有法律依据地要求行政机关超越行政职权，限定委托人接受其指定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限制其他律师正当的业务竞争。
第一百四十六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在与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接触中，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与同行进行业务竞争：
（一）利用律师兼有的其他身份影响所承办业务正常处理和审理；
（二）在司法机关内及附近200米范围内设立律师广告牌和其他宣传媒介；
（三）向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散发附带律师广告内容的物品。
第一百四十七条依照有关规定取得从事特定范围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采取下列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一）限制委托人接受经过法定机构认可的其他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
（二）强制委托人接受其提供的或者由其指定的其他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
（三）对抵制上述行为的委托人拒绝、中断、拖延、削减必要的法律服务或者滥收费用。
第一百四十八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相互之间不得采用下列手段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一）串通抬高或者压低收费；
（二）为低价收费，不正当获取其他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收费报价或者其他提供法律服务的条件；
（三）非法泄露收费报价或者其他提供法律服务的条件等暂未公开的信息，损害所属律师事务所合法权益。
第一百四十九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擅自或非法使用社会特有名称或知名度较高的名称以及代表其名称的标志、图形文字、代号以混淆，误导委托人。
所称的社会特有名称或知名度较高的名称是指：
（一）有关政党、国家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名称；
（二）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高等法学院校名称；
（三）为社会公众共知、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非律师公众人物名称；
篇2
1、专业性和综合性。受国家对跨行业经营的限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的法律服务业务，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自身专业范围内。综合性与专业性并不矛盾，专业性指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是针对自身专业方面的问题开展法律服务业务；但具体到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又要求注册会计师综合运用相关法律及方法。
专业性表现为：一是结合传统业务，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评价。二是开展自己专业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或培训。三是结合专业理论和实践，通过深入了解企业的实际，为企业设计合法的内部管理制度。综合性表现为：一是注册会计师必须综合应用相关的法律对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整改方案。二是按整改方案并结合客户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整改。
2、技术性和可操作性。注册会计师资格取得，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具备一定时间的专业实践工作经验，这就是因为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法律业务也如此。客户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业务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技术性表现为：一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及相关工作人员掌握注册会计师传统业务的技术。二是要求其精通相关法律，并能熟练运用。可操作性表现为：一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法律服务，其工作人员容易操作。二是客户采纳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后，能很自如地进行整改和执行。
3、咨询性和服务性。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业务很多是咨询服务业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开展专门的法律咨询和服务业务。（2）客户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时，常常向会计师事务所咨询。（3）会计师事务所为客户经办业务时，常常出于为客户服务的目的而指出其违法行为。（4）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还能发展到为公共事业服务。如日本注册会计师担任各省、厅的审计委员会、地方公共团体的审计委员会等。我国政府应借鉴日本的经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立的社会组织，为国家的立法提出建议，在执法和司法中提供法律服务；政府可大胆利用注册会计师参与某些政府审计，如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及其他专项审计，或接受法律方面的咨询。
4、强制性和自愿性。强制性表现为：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如审计、评估等业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并在报告中对其合法性发表意见。自愿性表现为：一是会计师事务所是社会专业组织，出于职业道德以及为与客户保持长期业务关系等原因，自愿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为客户服务。二是客户在某些专项法律咨询业务中具有委托的自愿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接受委托的自愿性。
5、效益性和社会性。效益性表现为：一是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专项法律服务委托时，要衡量其风险、业务量和效益。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一般业务时，额外进行的法律服务，要考虑时间性和效益性。社会性表现为：会计师事务所为树立良好形象，常参与社会的一些法律援助活动，这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
二、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范围的界定和发展方向的定位
从广义上看，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分为综合法律服务和专项法律服务。从狭义上看，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就是专项法律服务。要界定清楚其法律服务业务的范围和发展方向定位，应处理好法律服务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关系，并要认清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1、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是其咨询服务业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是随着其咨询服务业务的发展而发展的。从五大国际会计公司看，其法律服务业务迅速增长是由其咨询服务业务带动的。如德勤会计公司1998财政年度业务收入90亿美元，其中，咨询收入达32.4亿美元。随着咨询业的发展，德勤也开始大举进军律师业。会计师事务所咨询服务业务包括：管理咨询服务、税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法律业务咨询服务等。会计师事务所要发展法律服务业务，必须发展全面的咨询服务业务，这样才能培养出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知识的人才，并能获得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实践信息。另一方面，开展法律服务业务也促使其咨询服务业务的发展。
2、发展法律服务业务应结合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定位。几乎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业务，但具体开展何种类型的法律服务业务应分析各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结构、资产规模等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小所只能开展一些日常小型法律服务业务或结合其他业务开展综合性的法律服务；大所聚集了各种类型人才，既可以开展小所进行的业务，也能开展诸如经济案件证据鉴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法律咨询服务，上市公司经营战略、改造战略等法律咨询服务，接受政府委托的一些大型法律服务活动等。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有时小所也有知识全面的人才或聘请社会专业人士参与。
3、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法律服务业务应分阶段进行。从全国分析，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其法律服务业务仅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应以高起点发展，并规划好各阶段的发展蓝图，实现高起点、分阶段发展。从各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分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执业水平不高，每个会计师事务所都应该认真分析自己的如资产、客户、内部管理、经验积累、市场前景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后，定位自己近期、中期、远期的法律服务范围和方向。
4、正确处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与其他业务的关系。从以上论述看到，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并最终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市场状况和前景。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其他业务时，应关注委托方经营行为是否合法，并为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积累相关信息；另一方面，若对一个单位既提供法律服务，又开展其他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相互参照各种业务的信息，并相互映证。
5、正确认识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业务的关系。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看，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在很多方面是有差别的。在多数国家都有行业竞争禁止的规定。国际律师协会已号召各国立法机构阻止会计公司向其所审计的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二者传统主业也是不同的。尽管很多国际会计公司已经与律师合作开展业务，但各自的业务还是径渭分明的。一些国际会计公司也通过其法律服务公司直接提供一些律师事务所执业范围内的法律业务，这些法律服务公司已具备了律师事务所的很多特征，或者就是独资或合资的律师事务所，其提供的这些法律服务已不是完全意义的会计师事务所所提供的。
当前二者法律服务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律师事务所开展的一些主要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还不予获准经办，如律师事务所能直接参与法律诉讼程序，经办刑事、行政、民事等各领域的业务；而注册会计师只能提供其业务范围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尽管当前二者法律服务在很多方面还不能统一，但笔者认为：二者的法律服务是相互联系的，从长远看，二者在法律服务的很多领域将出现统一的趋势与更多的合作。合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会计师为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济案件证据鉴定；律师派出精通注册会计师业务的律师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常年法律顾问；相互获取对方占有的客户资料；相互聘请对方工作人员参与自己的工作；签订协议，进行某些业务领域的长期合作；合资创办法律服务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笔者认为，二者均是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尽管二者所坚持的执业原则不尽相同，但只要两个行业的自律性管理、执业水平和国家法制高度发达时，可以选择执业水平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相互出资持股，但相互出资组建的事务所必须有一方绝对控股，并按控股方业务性质进行注册，只能按所注册业务性质和范围开展业务和纳入一个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律师协会）管理，否则将出现两个行业之间的混乱。从长期发展来看二者甚至可以共享客户资源和利润分成。
三、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业务的对策
1、转换机制，改变观念。全国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这对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提出挑战，要求有更大的发展，要不断开拓市场。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实际情况看，法律是注册会计师行业潜力巨大的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应以此为契机，勇于转换自身机制，抢占这方面更大的市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注册会计师就是审计，我们应放眼世界与未来，转变传统观念，站在更高的高度去开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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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诉讼业务领域覆盖面广，有着宽阔的发展前景。从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到各种大型的项目合同的签订、大型企业的改制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非诉讼业务资源。
二、经济利益相对丰厚，律师能从非诉讼业务中掘取到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利益。
三、非诉讼业务工作程序相对轻松，灵活性大。处理非诉讼业务着重于进行书面工作，能以不同方式和手段解决问题。
四、无须承受办理诉讼业务那样多的压力，如来自当事人、证人、法院、公诉人等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当事人对于案件所寄望的目标是诉讼律师最大的压力。
五、执业环境优势，由于非诉讼业务工作很大程度取决于律师自我解决问题的手段，所以执业环境相对良好。
六、其他，如非诉讼律师所处地位、竞争的公平性等方面的优势。
诉讼业务与非诉讼业务之间的差别
“不打官司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说到律师，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法庭上那位身着黑袍、头戴羊皮假发、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自己辩护意见的智者。的确，人们对律师的最初认识是从他们在参与法庭诉讼上所表现出潇洒的形象，睿智的思想，雄辩的口才开始的。捍卫法律赋予的公正，公平权利离不开诉讼，而诉讼业务要求律师具备更高的素质。
首先要有良好的自身形象，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阶层，无论在法庭内外都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律师在法庭上要求着律师袍，带律师徽章，在法庭外通常要求衣冠整洁、西装革履。
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律师工作的根本。法律学科崇高且博大精深，只有具备坚实的理论作为后盾才能，配合丰富的经验，对法律的运用才能游刃有余。
要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分析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案情，从中找寻有利与自己的证据和辩论意见。
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将自己的学识表达出来，衡量一名好律师的标准，很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善辩，能否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阐述他的观点，能否与公诉机关、对方律师对抗，能否激起整个法庭的共鸣。
要具备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律师在诉讼中要承受来自于当事人、证人、法院、公诉人等各方面的压力。
其次还要有时间观念，律师工作时间要与国家司法机关一致，才能确保工作的准确性。
所以，从事诉讼业务对律师自身素质的考验是极其严格的。而从事非诉讼业务却不相同，解决一项普通非诉讼业务如审阅合同等，一个普通法律本科生完全可以应付，只须按照法律规定在书面材料上进行分析。一名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是绝对有能力处理任何深度的非诉讼案件的，而非诉讼律师则不一定能够办好一宗有难度的官司，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庭审中，由于没有法庭对阵经验，难以和公诉人、对方律师对抗，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少律师因对诉讼所产生恐惧感而选择逃避从事诉讼业务。
诉讼业务的发展前景
非诉讼业务的增长如此迅速，受欢迎的程度如此之大，律师们对非诉讼业务的崇尚如此之深，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传统的诉讼业务陷入低谷呢？笔者对此持否定看法。笔者认为，诉讼业务才是律师业务的主导。在传统的诉讼业务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机会和潜力。下面拙言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在现阶段，有大量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并没有聘请律师。很多的案件只是由当事人亲自参与，但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的不熟悉，导致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随着法律意识和经济水平进一步的提高、随着律师在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当事人在产生诉讼之后，愿意聘请专业的法律人才——律师参与诉讼，享受其提供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基于诉讼成本等方面的因素所考虑，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诉讼市场被本单位法律顾问、职员和其他非律师法律服务人员所瓜分，随着律师准入制度的严格，律师群体的整体素质提高，服务水平和技能的提升、竞争的激烈，收费的合理化，律师群体将逐步以其高水平，低费用抢占诉讼市场。
民事、经济案件中的风险日趋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诉讼业务量的增长，费的增加。
随着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的意识增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态度将逐渐变得积极，刑事辩护担负着捍卫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责任，辩护律师地位提升，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完全可以提高，通过与当事人的协商，一宗大的刑事案的收费不会亚于在非诉讼业务中为上市公司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的收费。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和对弱势个体的保护加重，行政案件特别是国家赔偿案件增加，将会进一步扩大诉讼业务市场。
理想化的律师费转付制度如能够得到认可，中国的诉讼业务领域将会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诉讼业务的优势
诉讼业务考验和锻炼律师的执业水准，从收集证据、到开庭审理最后到执行，其间的工作量相当之大，每一件案子都是对律师的一次考验，在办理形形的案件中，律师的实战经验、执业技能都在积累增加。从而增加了律师的业务竞争优势。
提高律师的知名度，打官司特别是打刑事官司容易出名，成功一宗大的案件能迅速将律师推向市场，提高公众知名度。历史上最著名，最受人景仰的律师通常都是辩护律师。
磨练律师的意志，办理案件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能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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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夜间不要乘地铁
纽约的地下铁道极为脏乱，夜间更成为黑社会成员聚集之地。吸毒犯、盗窃犯、流氓、贩毒者齐集于此，整个气氛令人不寒而傈。如果对此不在意，那么出事之后，纽约的警官不但不会同情你，可能还要责怪你：“夜间乘地铁，不等于在鳄鱼聚集的水中游泳吗?出了错，责任在于你自己。”
3．不要称呼黑人为“Negro”
Negro是英语“黑人”的意思。尤指从非洲贩卖到美国为奴的黑人。所以在美国千万不要把黑人称作“Negro”，“跟白人交谈如此，跟黑人交谈更如此。否则，黑人会感到弥对他的蔑视。说到黑人，最好用“Black”一词，黑人对这个称呼会坦然接受。
4．不能随便说“I am sorry”
“I am sorry”和“Excuse me”都是“抱歉”、“对不起”的意思，但“I am sorry”语气较重，表示承认自己有过失或错误。如果为了客气而轻易出口，常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追究实际不属于你的责任。到时只有“哑巴吃黄连”，因为一句“对不起”已承认自己有错。又如何改口呢?
5．谦虚并非美德
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但是美国人却把过谦视为虚伪的代名词。如果一个能操流利英语的人自谦说英语讲得不好，接着又说出一口流畅的英语，美国人便会认为他撒了谎，是个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的人。所以，同美国入交往，应该大胆说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一，有十是十。不必谦虚客气，否则反而事与愿违。
6．同陌生人打招呼
我们在路上、电梯内或走廊里，常常与迎面走来的人打照面，目光相遇，这时美国人的习惯是用目光致意。不可立刻把视线移开，或把脸扭向一边，佯装不见。只有对不顺眼和不屑一顾的人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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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因素之一。旅游购物业的发展能推动目的地旅游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意义。然而旅游购物市场冷淡、游客满意度低的现象目前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旅游商品本身缺乏吸引力外，销售人员的现场服务质量差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游客在购物活动中与销售人员之间的交互行为已不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而是一种游客购买产品的消费体验过程。销售人员提供的优质服务不仅能使游客产生购买欲望，而且将使游客在旅游购物过程中获得附加价值。AtilaYuksel(2004)认为销售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可以为游客营造一个和谐的购物环境，从而影响游客的购买行为并提高旅游购物满意度。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市旅游购物业为例，从旅游商店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人手，探讨如何提升旅游购物服务质量，提高游客的购买行为，进而促进旅游购物业的健康发展。
二、旅游购物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的旅游购物行为中，游客可能会受到购物诱导等现场刺激因素的影响，其正面效应是激发购物欲望产生购物行为，而负面效应是形成心理成本阻止购物行为。笔者于2008年对**市旅游购物市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购物服务质量产生的负面效应十分显著，游客购物满意度不高。**市旅游购物商店的销售人员多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80.7%，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22.7%，大部分(77.3%)销售人员为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旅游商品销售对从业人员没有严格的素质和资历要求，进人门坎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系统的销售培训，缺乏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导致了销售人员难以提供高质量服务。
1、服务态度欠佳
很多销售人员缺乏服务意识，服务态度不端正，在销售服务过程中常出现以下现象:一是吹嘘商品、提高价格，故意欺骗消费者;二是不注重礼貌礼节、不尊重客人的风俗习惯、语言不文明;三是服务冷热不均，要么厚此薄彼，要么对没有购买商品的游客恶语相加甚至出手伤人。
2、服务技能较差
销售人员在服务技能较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能力差，与游客交流存在障碍，特别是接待国外游客时语言障碍更加突出;二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所出售的商品缺乏应有的了解，不能客观科学地向游客介绍产品的特点、功能、使用方法、适用范围等，导致游客误买误用;三是对游客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知之甚少，不能“投其所好”地推销商品。
3、难以发挥“桥梁”作用
多数游客普遍具有购物欲望，但由于对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文化、旅游商品的内涵和价格等都不甚了解，对购买旅游商品犹豫不决。此时，如果销售人员能够搭建起游客与旅游商品之间的桥梁，了解游客的购买需求并为其推介合适的商品，做好游客的参谋，定能促进游客购买行为的发生。然而现实中能发挥“桥梁”作用的销售人员少之又少，而且游客对销售人员的推介也并不信任。这就导致了游客想买却买不到称心如意的旅游商品，而旅游购物商店想卖却销量不佳的尴尬局面。
三、旅游购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策略
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职业精神、服务技巧、文化水平等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销售人员的激励、培训和监督三种管理手段的综合运用提高销售人员的服务质量，从而提高游客对销售人员服务的满意度。
1、激发内在动力—销售人员的激励
调研结果显示，**市旅游购物商店大多数属于个体私营，占83%,68.2%的商店人员规模在s一io人，这说明除经营者外，销售人员大多为商店的雇员。一般来说，商店雇员缺乏自主销售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积极性，因此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激励。
(1)物质激励:物质激励是最基本的，也是不可替代的激励手段，对激励销售人员提高服务质量、促进销售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经济激励是主要的物质激励方式，旅游购物商店应建立灵活的薪酬激励制度。薪酬反映经营绩效，绩效考核落实到个人。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一次激励的有效期限一般为30天，也就是说两次激励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这个期限，因此激励要及时，选择适当的时机并持续进行。
(2)精神激励:在物质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金钱等物质手段的激励作用会越来越弱，而精神激励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因此经营者应该改变销售人员“经济人化”、“单纯雇用化”的思想观念，让销售人员在一个稳定的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中愉快地工作，缔造一种适宜的让员工有安全感的工作环境，树立销售人员“家”的归属感，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挖掘、释放他们的能量。具体来说可以使用以下激励手段:首先是荣誉激励，如表扬、记功、通令嘉奖等;其次是竞争激励，利用人争强好胜的心理，举行竞赛对销售人员进行激励;三是沟通交流，朋友式沟通和交流会让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爱护，从而改善工作质量。
2、提供技术支持—销售人员的培训
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是提高其服务质量的最基本保障。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旅游购物商店经营者，对从业人员培训的意识都比较淡薄。从全国到地方都存在旅游购物商店的销售人员培训不足问题，以2006年陕西省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为例，全年总计培训43200人次，增长率10%，其中饭店培训22942次、旅行社培训7911次、旅游区(点)培训8393人次、车船公司培训1113人次、行政部门培训757人次、其它人员的培训2084人次。可以看出饭店培训是人员培训的主体，占旅游培训53.1%，而包括旅游商品销售人员等其它人员的培训仅2084人次，仅占总数的4.6%。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加强对旅游购物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服务质量，具体来说可以从培训方式、培训内容两个方面保证培训的有效性。
(1)培训方式
培训应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办，以保证其权威性。培训可以选择在旅游淡季进行，也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实行轮流培训制。针对不同的培训内容，可以采取强制和自愿两种培训方式:对于政策法规的学习贯彻、诚信服务教育等方面的培训应该采取强制形式，要求每家旅游购物商店至少一人参加，并通过考试、测验等手段保证培训效果;对旅游商品知识、历史文化知识、销售推销技巧等内容的培训可以采取报告形式，自愿参加。例如开办旅游商品销售论坛，定期或不定期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或是邀请旅游购物商店经营者、销售标兵、销售状元介绍销售经验，商店可以根据报告内容和自身经营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而培训方可以通过举办有奖竞赛等方式鼓励从业人员参与培训。
(2)培训内容
为了确保培训取得较好效果，培训内容应具有针对性，一般来说对销售人员的培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情感培训，树立服务意识和诚信理念。销售人员服务意识是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础，诚信为先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前提条件。培训中应使“以顾客需求为中心”、“服务至上”等服务理念成为每一位销售人员的价值观念，进而成为**旅游购物商店的独特文化。
二是基本素质培训，培养销售人员得体的言谈举止、动作表情和热情亲切的服务态度，提高其基本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具体的培训内容有礼貌礼仪、语言(普通话、常用外语、方言)、历史文化知识、中外民俗等，提高旅游购物销售人员的文化素质修养。
三是专业知识培训。通过专业知识培训，可以使销售人员了解关于商品的产地、特征、性能、历史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知识，以便为游客进行商品知识讲解，做好参谋和导购工作。使销售人员能为顾客感兴趣的商品提供建议，并能够阐述其背景文化及相关历史知识，增加游客购物过程的体验性，增加旅游商品的附加值。:
四是服务技巧培训。旅游购物导购人员必须具备过硬的服务技能，才能避免，’，自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通过业务培训等方法，培养导购人员良好的沟通能力、细致的观察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和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等。使其了解游客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投其所好”地向旅游者推销商品的技巧。可以采用优秀销售人员的带领等形式进行实际销售方法、技巧的培训，力争让销售人员都具备以下能力。
3、实施外部控制—销售人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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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简介
测度义务教育均衡的指标较多，本文选取生均经费指标来进行测度，通过量化生均经费差异来分析义务教育均衡状况。首先使用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来刻画省际生均经费差异的客观状况，其次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差异的变化趋势。选取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量化差异，是因为基尼系数对位于分布中端位置的生均经费变化比较敏感，分析的是相对差异的变化情况，而极差对位于分布两端的生均经费变化敏感，描述的是绝对差异的变化情况，两者起到了一定的互补作用。空问动态面板模型通过添加省际问资源票赋差异和空问相关性来分析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一)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
基尼系数是根据Lorenz Curve(洛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量化相对差异的指标。本文利用教育基尼系数分析生均经费的公平程度，以此量化省际生均经费的相对差异，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xt(i =1,2,···,n)代表各省的生均经费，f}代表全国的生均经费，n代表全国省级行政区的个数，本文讨论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外31个省(市、区)的教育基尼系数。
极差也称全距或范围误差，是量化生均经费绝对差异的指标，是指31个省(市、区)的生均经费值中，生均经费最大值与生均经费最小值之差，是生均经费值变动的最大范围。极差的计算公式为:
(二)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空问计量分析是由Anselin首次提出，主要用来讨论数据之问的空问相关性[yob，后由Baltagi et al将其分析具体化，YuJHetal研究了如何对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并使用该模型讨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朱国忠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本文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意义在于:第一，引入空问因素反映生均经费的空问效应;第二，我国地域宽广，各个省的资源i}.,:赋状况必然不尽相同，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虑了各个省的白身个体效应;第三，本文数据为1995-2005年和2006-2013年的数据，通过添加空问维度和时问维度克服了样本数据较短的局限。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讨论生均经费收敛性，以此来分析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的实际讨论问题，将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i，表示第Z个省第t期的生均经费;wi,，表示空问权重系数，本文使用空问邻接标准构建空问权重矩阵，即:
其中，几为收敛系数值，必表示收敛速度。}1代表当期空问白回归项，描述的是各省生均经费与当期其余各省生均经费的空问相关程度，若}1显著，则表示生均经费之问存在空问相关性;R3为滞后空问白回归项，描述的是各省生均经费与其余各省滞后期的空问相关程度;C，代表各省不随时问变化的资源i}.,:赋状况，而}t则表示时问效应。
R2和必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指标。若R2显著小于1，则必大于O，认为省际生均经费存在收敛，即生均经费较低的省份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在若干年后赶上较高省份，并且趋于一致;且正值越大，收敛的速度越快。若几显著大于1，则必小于0，认为省际生均经费不收敛，即生均经费较低的省份恒低，生均经费较高的省份恒高，两者之问的差异将越来越大。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5-2013年共18年数据，包括全国31个省(市、区)小学生人均经费数据②。将数据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1995-2005年的数据，代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前;第二部分是2006-2013年的数据，代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将两部分结论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来检验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效果。使用MATLAB 13和STATAI2.1软件实现模型分析和计算。
国家每年对义务教育进行专项转移支付，用以弥补落后地区由于财政收入不足而导致义务教育经费的较低投入，所以采用财政转移支付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一)相关统计量的测算
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是直观分析生均经费变化的重要指标，可以对生均经费变化情况进行描述，以更好理解全国生均经费的整体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995-2005年、2006-2013年生均经费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随时问的推移都在不断增加。生均经费最大值在1995年为1957元，在2005年为10139元，增长4.181倍;2006年最大值为11840元，2013年最大值为24659元，增长1.083倍，最大值在1995-2005年的增长速度快于2006-2013年的增长速度。生均经费的最小值在1995年为3 73元，2005年为1293元，增长2.466倍;2006年为1591元，2013年为5912元，增长2.716倍。最小值在2006-2013年的增长速度高于1995-2005年。生均经费最大值对应的省份在2007年以前是上海，2008年以后是北京，两者都属于直辖市，且都是经济发达地区。生均经费最小省份在1997年以前是贵州，属于西部地区省份，在1998年后都是河南，属于中部受义务教育人数大省。
(二)基尼系数与极差的测算
从表2可以看出，教育基尼系数在1995-2013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1997，教育基尼系数为0.25左右，属于生均经费省际差异较小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98-2005年，教育基尼系数在1998年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从1997年的0.251增长到1998年的0.387, 其后略有增加，在2000年达到最大值0.406，后基本维持在0.4左右，已经到了生均经费省际差异较大的边缘。第三阶段是2006-2013年，教育基尼系数在2006年又出现跳跃式的下降，从2005年的0.396下降到2006年的0.333，后逐年继续下降，到2013年基尼系数为0.245，处于较平均的阶段，基尼系数的变化说明生均经费省际差异仍然存在，但生均经费省际差异在缩小。2006年是重要的时问节点，2006颁布并实施新义务教育法。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中、西部地区生均经费快速增长，因而地区差异尽管仍然存在，但是扩大速度有所减缓，使基尼系数整体降低。仅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缩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起到一定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基尼系数反映的是相对差异的变化，且基尼系数对位于分布中端的生均经费变化较敏感，而对位于分布两端的生均经费变化并不敏感。义务教育均衡是全国性的均衡，而不是位于生均经费分布中端省份的均衡，下面通过极差来量化两端生均经费的变化，以分析省际问生均经费的绝对差异。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各年生均经费的极差在不断增大，从1995年的1585元到2005年的8847元，再到2013年的18747元，极差绝对值变化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分别建立1995-2005年，2006-2013年生均经费极差的时问序列模型为:
R=679t-1353600
R=1461t-2922000
拟合优度分别为88.57%和92.29%。由此可知，1995-2005年，极差每年平均增加为679元，2006-2013年，极差每年平均增加1461元，极差增长速度变大。从极差的角度来看，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全国各省生均经费之问的绝对差异仍在不断扩大，说明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缩减极端省份差异的效果较差。结合教育基尼系数和极差分析，认为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对于缩小生均经费省际差异并没有起到很明显的作用。
(三)生均经费差异的变化趋势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省际生均经费差异的影响，计算生均经费的收敛性，以此来分析生均经费差异的变化趋势，通过差异的变化趋势来检验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效果。
1.空问相关性检验。
在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空问白相关性检验，只有数据之问具有空问相关性，才可以使用空问模型进行分析。分别采用Global Moran' s I(全局莫兰指数I)和Geary' C(吉尔里指数C)指数检验空问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两项检验的结果都支持省际生均经费存在空问相关性，可以进行空问分析。省际之问生均经费都是空问正相关，意味着各省对相邻省份的空问影响应该是正向的，即若某个省份的生均经费较高，则由于空问相互影响，相邻省份的生均经费也应较高。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空问相关性只是引发生均经费收敛的诸多因素之一，各省的白然资源、国家政策也是引发生均经费收敛的因素。因此，空问相关性的存在不能保证生均经费的收敛，但空问相关性的存在可以确保进行空问分析。
2.收敛性分析结果。
对数据进行空问相关性检验，得出数据之问具有空问相关性，可以使用空问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收敛性分析，以此来检验生均经费的变化趋势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分析结果见表So
由表5可知，1995-2005年的几值为2.507,显著大于1，收敛速度为一0.084，得出我国生均经费不收敛的结论，即生均经费越高的省份，生均经费的增长速度越快，生均经费越低的省份，生均经费的增长速度越慢，两者的差异将越来越大。2006-2013年的几值为2.426，也显著大于1,收敛速度为一0.127，说明尽管实施了新义务教育法，但我国省际生均经费仍不收敛，省际生均经费的差异仍将越来越大。两个时问段Rz值的比较还说明我国省际问生均经费的差异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非但没有呈现缩小的趋势，反而在不断扩大，并且扩大的速度在实施后加快了。从收敛性角度分析，我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并没有起到缩小省际生均经费差异的效果。
3.模型稳健性检验。
以上关于收敛性的研究是基于生均经费白身的收敛性进行研究，没有添加控制变量，会使读者对模型的稳健性产生怀疑。新义务教育法中提到中央要加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所以添加中央对各地的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生均经费的收敛性。
分析表6的研究结果，发现添加控制变量和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的结论基本相似，即国家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生均经费并没有呈现出收敛性，生均经费的差异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更进一步验证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并没有使生均经费的省际差异减小，反而在不断扩大。但是需要注意，增加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控制变量后，差异扩大的速度放缓，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减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起到一定的减缓作用，但是由于投入力度不足，还达不到减缓或缩小差异的程度。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从基尼系数看，省际生均经费差异仍然存在，但和前期相比，差异扩大速度有所减缓，省际差异有所减小。而从极差来看，生均经费省际差异仍在不断的扩大。综合两个结果，说明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明显。
第二，从生均经费变化趋势角度检验实施效果，得出1995-2005年省际生均经费不存在收敛性，即生均经费较高的省份，生均经费增长速度较快;生均经费较低的省份，生均经费增长速度也较慢，两者之问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大。而2006-2013年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后，省际生均经费仍然不存在收敛性，且差异扩大的速度较前一时问段加快了。从收敛的角度分析说明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并没有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第三，在收敛性分析中，添加了财政转移支付这一控制变量，得出结论和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的结论基本相似。但差异扩大的速度略有放缓，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在短期内儿乎不能显现。
以上结论说明从目前看，我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缩小省际问生均经费差异的效果并不明显。当然，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历史欠账积累较多，各地的经济差异、受教育人口差异也较大，所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蹦而就。这就需要精准量化义务教育差异，建立正确、科学、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法规制度，监督和激励各级政府对教育资源公平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
(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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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协会是两新组织，要想加强律师行业管理，引导律师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律师协会自身要转变观念，不断探索与改革，寓管理于服务，努力推进律师行业自身的管理创新。近年来，在市司法局领导下，市律师协会按照律师“两结合”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协会民主管理、自律管理运行机制，努力推进律师业规范管理，相继制定了律师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议事规则，会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会长值班制度和各专门委员会、业务委员会的工作规则，律师投诉违纪处理办法等一批行业规则，将律协各项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轨道，促进了全市律师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从党、政府和社会群众对律师行业的要求以及律师行业自身发展的需求来说，律师行业的管理创新，仍然任务艰巨，思想观念有待转变，相关认识有待提高。
（一）律师协会职能定位的再认识
《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协会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总结、交流律师工作经验；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考核；组织管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的实习活动，对实习人员进行考核；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法》从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律师协会是“律师之家”的着眼点规定了律师协会的职能，内容比较具体，但按照社会发展情况和律师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来说，《律师法》关于律师协会的这一职能定位是有待于提炼和丰富。
律师协会作为律师行业的自律性自治性组织，其职能归纳起来说应该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一是提高律师执业水平；二是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三是化解律师执业难题；四是引导律师执业开展。律师协会这四项基本职能，应该是律师协会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评价律协工作成效的四个方面，更是律师协会职能发挥的“四个车轮”。律师协会工作的开展和安排，律师行业管理创新与制度设计，均应围绕发挥律师协会的四项基本功能展开。
（二）改进律师行业管理方式
律师协会以发挥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来引领决定工作目标和内容，其工作方式应该是按照来自律师行业的民意以及来自社会对律师业的需求，寓管理于服务，通过办理一件一件实事、好事，来谋划和推进律师行业的发展。具体：
1、提高律师执业水平。就是适应社会对律师服务质量和层次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律师进行业务学习与培训，或整合人才资源，不断提高法律服务的水平。
2、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包括规范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与规范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两方面。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进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制定律师执业操作指引，制定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范，制定律师事务所聘用人员规则、扶持帮带年轻律师指导意见、内部分配指导意见等，指导和规范律师个人的执业行为，规范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使律师行业始终健康发展。
3、化解律师执业难题。律师执业难题包括“三难”（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的老大难问题，也包括律师行业发展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难题，如律师社会责任的公益性公共性无偿性特征与律师职业市场性之间的矛盾；如青年律师成长需要培养与扶持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与律师行业目前无相关良好扶持机制和资金保障的矛盾；如律师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需要，与目前律师行业资源要素分化细化的矛盾，等等。针对这些关系行业发展的难题，律师协会需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努力找出化解难题的路径和方法。
4、引导律师执业开展。律师执业开展需要依靠法律服务市场的调节，但因法律服务市场不完善，市场传导调节作用往往失灵和滞后。律师执业开展，更需要在律师协会不断整合资源进行平台建设的前提下，改变服务方式，组团提供服务， 主动提供服务。组织和引导律师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主动服务经济转型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组织和引导律师主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坚持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依法承担社会责任，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各类纠纷矛盾，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过引导律师改进执业理念，转变工作方法，实现律师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以完善年度评价考核机制作为工作抓手
律师协会围绕职能展开工作，改进管理方式，创新管理机制，一个重要的工作抓手就是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建立完善的年度评价考核机制。在律师协会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进行不断规范与引导的基础上，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进行年度考核，既是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行行业管理规范与行业指导意见情况的检验，也是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一种评价，可以起到事前风向标、事中指挥棒、事后校正器的作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建立全面和完善的年度评价考核机制，是律师行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主动发挥律师职能作用是律师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法
律师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民主法治进程，保障人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一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力量。律师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律师工作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得到党、政府和社会认同。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能作用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其内涵也在不断充实和丰富。
（一）律师发挥职能作用路径的再认识
修订通过的《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一规定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个含义与国际上关于律师是自由职业者的定义接轨；其二，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个含义要求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反映了律师职业的司法性、社会性。然而，就对律师的地位作用的定位而言，《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就是前者，即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后面的那三个“维护”并不是对律师职业群体社会地位的界定，而是前者定位衍生的要求。《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局限于律师是提供专业服务的自由职业者的认识，对律师发挥职能作用的路径也局限地设定于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这样的定位是有欠缺的。
随着社会发展，律师的服务范围已经从单一的诉讼业务延伸到为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凡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无论是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金融创新，还是涉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事务，还是国际贸易、涉外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等，都是律师发挥职能作用的舞台。律师职能作用的发挥，还体现在制度建设、行政执法、社会管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矛盾化解等多方面，如仍局限于“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认识，会束缚了律师社会功能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也直接影响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社会评价和职能定位。
可以说，随着律师业的发展，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内涵已经得到了丰富和充实。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新特点，律师法关于律师的定义有待修正。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的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律师职责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为社会提供的法律服务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另一条是主动通过接受政府购买、政府补贴以及无偿提供方式向社会提供。其中，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调节，律师一般是被挑选、被聘请的情形；而通过接受政府购买、政府补贴以及无偿提供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务的，则要求主动贴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服务法治建设，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社会矛盾化解，服务社会困难群体或特殊群体，法律服务以公共服务供给形式积极主动供给。
（二）律师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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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课开出率低的原因
影响实验课开出率的因素较多，方方面面中有一条不具备就可能导致实验课开不出．如演示摩擦起电实验，仪器完好，教师也有充分准备，只因天阴空气湿度太大，演示难以成功，甚至可能做不出结果，只能讲现象；如用“热得快”演示电流的热效应，用投影片总结实验，若恰好上课时停电，就只能口头实验了；又如实验员偶然有事请假，仪器拿不出来，实验课只好停上．以下从自己体会较深的几点作原因分析．
首先，可能是仪器客观上不配套，教学服务人员没有及时到位，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致使实验课未开或只能以讲代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教育要向提高人的素质方向发展．近年来，教育思想、教学大纲、教材都有较大的变化，而多数学校的实验仪器为70～80年代的产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新教材不相适应，学校的经费大多较紧，大量投资在实验室建设上还不大可能．学校的实验员很少有专业的，多为其他人员兼职．他们只想把仪器“管好”——不损坏为宗旨，有时新的仪器不舍得让教师使用，或有时对仪器不能做到正确的保养，仅仅只让它清洁是不够的．如我们曾购进两台激光演示仪，它能把中学物理的全部光学实验都演示出来，且光束为红光，可见度高，效果很好．但为了保证激光管的真空度，需定期给激光管通电保养才行，否则，经过一段时间后激光管因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不能使用了．另外，实验员有时不按要求配足学生实验仪器，使部分学生实验课上不能动手而只能当观众．
其次，中考中无法直接考查学生动手实验的能力，试卷题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水平．中考实验题的命题对教学有导向作用，少数教师误以为即使没有认真做过实验，只要记住实验内容，甚至背实验仍可以抵挡一阵，而且考分不一定低．另外，实验教学目标的分类、测量、评估尚不健全，这对实验教学目的明确化及实验能力培养的具体化不利，因而实验教学达标的情况评价没有依据．同样的实验，不同教师的要求不同，有的侧重实验原理，有的侧重操作过程，有的侧重仪器使用规则、读数方法，还有的就可能“纸上谈兵”了．
再次，教育工作质量的评估仍存偏颇，应试教育的“惯性”使部分教师仍未从争高分的臼巢中跳出．各级行政领导仍以中考的升学率为重要指标来衡量学校工作的优劣，应试教育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正常的教学工作．物理只是众多考试科目中的一门，比语、数、外的分值低，而实验题又只占这不高分值中很少一部分，它所处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能考出高分可能受表扬被奖励，实验课的开设与否自然就不重要了．
最后，教师的自制仪器、挂图，学生小制作作品受冷落．教师自制仪器多取材于生活用品、用具，制做简单，演示效果明显．如潜水艇、压强计、压杆式抽水机、调光灯等，学生觉得亲切有趣而倍增课堂效果，但这些却遭冷落．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曾积累了200余张较好的挂图，几十件优秀的自制仪器，上百件学生小制作作品，因为校舍的搬迁它们都被遗弃了！理由很简单，那些瓶瓶罐罐实在不像仪器，图也不够正规，学生制做的天平、杆秤、土电话、起重机、水位报警器、指南针、密度计、弹簧秤等，更是有些碍眼，影响美观，难登大雅之堂，处理掉就很正常了．
篇9
其实旅游经营更多的是依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经营者协同参与的一种带有网络形式的经营方法。基本模式是为本地人提供旅游资源跨区域的经营，或者利用本地的旅游风光和接待服务为外地的游客服务，因此、旅游行业所涉及的需要各方面服务的支持，形成了多行业共同参与的网络经营方法。网络旅游这个主题行业项目就是充分发挥这种旅游特征的消费趣味性，以极大地激发人们参与网络经济消费活动的热情，体现网络经济的魅力。
开展旅游电子商务主要从以下二个方面着手：如何推广旅游产品、如何经营旅游业务。从电子商务的角度转化为：如何经营旅游信息、如何开展旅游服务。
一、旅游信息商品
互联网首先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信息，人们上网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也是为了寻求信息，因此，信息也是互联网经济最主要的商品形式。所以，不能把在互联网的旅游信息仅仅看做是为旅客提供一些内容和消息，而是应该把旅游信息作为商品去经营。信息的商品价值不仅仅要提供能够“吃”、“住”、“行”、“游”、“购”、“娱”的信息或是分类信息、比较信息，提供网络特征、特色、特点的信息形式，更重要的是信息背后能提供与这条信息相对应的服务支持。
因此，要完善商品信息这种商业属性，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信息的形式
旅游商品信息的主要形式表现在即时性、真实性和支持性。即时性是指从信息的构思、编辑、上传、分类、搜索、下载、保存、咨询、预订几乎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完成。不需要像其他媒体那样有固定的时间和程序，从这个角度来讲，旅游信息的提供形式更应关注的是信息的使用者了解信息的即时性，也就是说一种需求能通过互联网即时信息，能通过提供信息的信息链即时地响应，几乎在提供信息的同时能够在网络信息服务的终端部门做出反应，也就是更注重于对客户的需求提供信息的时间效应。这种时间效应不仅仅表示在信息的技术和软件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支持信息的各个服务终端的响应能力，这样才能与网络经济这种商业服务的性质相吻合，同时才能体现信息商品的价值。
真实性就是提供旅游信息的来源与信息的内容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新闻，而是具备作为信息商品完整的各种商品要素的真实性，简单地说，看了这个信息所产生的咨询结果与信息表达的内容完全一致。
支持性是旅游信息商品最主要的服务形式，是使信息商品转化为现实的交易和消费服务行为，是实现信息价值利益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那句话，如果提供的信息只是给人看的，那它最多只能说是消息，而不能成为产生经济行为的信息商品。支持性要求在系统提供信息的背后形成完整的旅游经济各行各业的企业和商户的服务支持，为实现信息价值、支持信息的交易服务行为形成完整的信息服务链。
2、信息的提供方式
首先是事先规划和细分旅游信息的分类系统，有效的把提供服务的商户供给信息与客户的需求信息用统一的分类系统进行有效的分类，使得不管哪一方提出的一项信息都有相对应的分类信息。就像商品一样，对商品的价格、性能、质量、外观、形态等一系列的指标都有具体的描述，才能实现在互联网有效的对商品进行交易。
从现在人们上网搜索信息的习惯上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人可能只是泛泛地寻找一些资料性的信息，可能不会马上使用，或者有些误差也不是十分的重要。但是提供商业的信息必须十分准确和细化。信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供方式就是定向，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把信息定向给目标客户。
现在，互联网信息可以说是海量的海量，如果泛泛地提出一个关键词，相关联的信息对于要实际达到的目的相距甚远，只能作为一种信息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商业交易和消费的决策依据，更不能点击这个信息进行直接的预订和交易。问题就在于信息的人不能把信息定向的提供给有这种信息需求的客户。
其实互联网最初的技术应用edi系统把商品可以做到实现单品管理，就是围绕这个单品信息进行一连串的信息跟踪、数据跟踪，直到被某一个消费者购买，甚至于跟踪到这个商品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和维护。旅游信息商品的定向服务其实也是这种概念，某个类型的信息可能就是为某一种特殊需求的人定制，这个信息的定向传递、支持服务的全过程就是信息商品实现价值的过程，也是互联网经济真正能够进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体现。
信息的提供方式应该是全方位、多形态，以前认为电子商务的技术结构是三层，其实它仅仅停留在客户浏览器的信息，并不能对人们实际的消费交易行为起到实质性的支持作用。因此，应该考虑把它拓展到第四层结构，也就是通过互联网的其他接入方式，比如移
动通信、车载设备、公众信息查询系统、客户服务中心等等，使之处在所有围绕消费场所和消费者活动的环境中，所有能够与互联网共享的工具之中。
3、信息的提供支持形态和办法
信息支持方法，或者说信息的媒体形态，应该更侧重于对小额广告客户这个市场的开发和应用，现在互联网广告和信息的服务价格与营造互联网经济形态的距离还很远，信息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广告服务的经营层面，广告与指导产生直接购买行为的信息有很大的距离，广告实际上是一种消费概念或者消费方式的引导，并不是一种直接产生消费行为的信息服务方式。
有一个现实问题是，旅游市场的各个旅行社没有很大能力去投那样的广告，同时，广告的这种扩散性也根本没有办法为这种信息的旅行社做出产生经营交易、服务行为的承诺，主要的问题还是这种方式与实际的消费行为、消费环境不相吻合。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哪怕是在闹市放置一台电视机，反复播放旅游风光的广告，它的效果仅仅是吸引一些目光，营造现场的气氛，倡导一种度假时尚，而消费者的实际消费需求问题从这个广告上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我们要研究和实现的是像商品“消费操作手册”那样的信息内容，而且还要按照消费者即时性的消费需求，与互联网技术以及拓展的第四层技术结构中应用的方式和工具，进行互动，进行分类的比较，进行个性化的咨询。
另外，还有一个信息支持的地域性，就好像出租公司的呼叫中心，对于某个要求车辆服务的呼叫，能够及时找到符合这个地点、时间、方向、人数、车型、价格等多方面要求的出租车，进行最迅速的调度。这种服务能力的呼叫系统才能够付之于市场的商业运营，要不然仍然是出租公司的广告宣传、形象宣传工具。
4、信息的兑现方式
旅游信息的兑现方式最直接的就是满足提出这种信息需求的服务方式。上面已经提出一个目标，信息服务要求能够做到像出租公司的调度中心一样，这个要求首先是网络系统提供的信息都是可以兑现的，同时信息内容所表达的服务承诺、优惠承诺能够完全相符和满足定向目标客户的要求。另外，并不是说所有的信息提供是免费的，如果我们提供的信息完全可以按照商品要素来实现的话，信息服务当然应该有成本的，那么同时就会产生一个信息成本的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种信息成本对他的实际交易和服务是合算还是不合算，或者说这个信息的信用是否可靠，会直接影响到信息商品的经营。信息成本有两个构成因素，第一是直接成本，就是要得到服务的信息需要付多少费，第二是时间成本，从发出信息需求到得到这个服务信息需要多长时间。
5、信息经营者的参与
商品既然是信息，那么提供这个信息和实现这个信息服务的旅行社和服务商必须直接参与这个信息的经营，这又与其他媒体方式的经营有区别。不是说你了一种广告就可以等着你的顾客上门，而是在这个信息链的传递运营过程中，信息的提供和交易服务的经营者直接要参与到这个信息的经营过程中间去，必须支持这个信息服务链的运营，这种概念才是真正的网络经济信息商品运作的形态。
因此，提出一个信息的响应系统，一旦在互联网上某个信息被激发，在这一信息背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服务链都应该随之响应互动、交换服务内容、沟通服务方式。比如网络订房系统：预订员在接到某个订房电话时，马上启动订房软件系统，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引导和筛选；同时酒店确认部门根据预订员的引导马上与相关的酒店进行房间确认；酒店的前台接待部门马上能够提供相应的客房数量、客房标准、客房时间，并且能够同时生成预定通知单；与此同时，可能还需要相关的机票预订部门能够马上落实航班；目的地的接待部门马上能够安排车辆；用餐的服务部门马上能够预订宴会的房间菜谱，等等一系列相关联的商业服务。这种信息的经营完全需要提供服务的经营者直接参与才能完成，而不是仅仅把这些服务的内容在某个网站栏目或者广告的内容中出去就算完了。
同样，我们在分析网络经济的形态时，互联网是一个最大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说首要的商品是信息商品，那么信息要成为有价值的商品，首先是信息的真实性，要让虚拟空间里的客户对提供的信息具有真实性的信任。最大的难点在于对提供信息的旅行社有一定的控制性，对信息的分布有控制的流程和机制，或者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它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中有信用，并且在现实的商业管理体制的控制之下。
从这点上来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在现实生活中的旅行社参与互联网信息的交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旅行社的生意电子商务化，旅行社应该积极参与网络交流，应建设自己的网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现在虚拟空间里的信息（网上商城）是不真实的，至少我们感觉对网上店铺的信息无法验证和控制。
信息是瞬息万变的，提高到商品的角度，那么这个旅行社提供的信息在互网上就不应该单单是条文字消息，而是商品的窗口，应该是带有某种支持功能。如果商户a在商户b的网站上看到一条信息，再打电话去联系落实，那么从这个角度还是互联网的信息功能，没有真正体现互联网经济的价值。
因此，怎样营造一个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商户，在互联网平台上提供一种可支持的信息服务方式，就成为首要的网络交易环境。
二、旅游电子商务商业模式
基于网络商业模型平台的建设，网络旅游产业应该更加定位于一种符合游客自助游模式和服务要求的商业形态。逐步培育和展现系统的消费服务能力，便于游客更大网络消费的自由和自主性。
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工作自由以及更多的假期，这使得安排自主旅游成为可能。通过前几年集体式、机械化方式的团队观光体验，人们更向往符合自己的经济实力、消费特点、个人爱好安排的自助旅游模式。同时由于旅游景点服务能力的转变，更多地体现了人文资源的旅游价值，一种休闲度假式的旅游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网络旅游商业模型的重点应该放在服务的支持上，而不是放在接待、组团上面。
同时，旅游行业是充分体现服务链经济的一种模式，从游客的组团、从居住地到目的地然后再回到居住地，这本身就形成了旅游服务链。因此，在这个商业模式中，应该提供更为牢固的服务链经营形态。营造一个系统和网络产业经营的范围、建立旅游网络交易的消费规则和管理方法同样是建设这个商业模式的重要表现。
旅游产品同时具有很强的数字化商品交易的特征，无论是交通的席位、机票，还是酒店的房间以及景区的门票，都具有很强的时间价值效应，可以用来广泛地进行商务交换和消费价值的兑现。因此组建一个特殊的旅游数字化商品的交易方法和交易平台就成了建设网络旅游消费模型的基础。
1、旅游电子商务经营特点
从现行的旅行社经营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旅行社的经营就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这种经营方式使得旅行社的盈利点被限制在一定空间内。同时，这种方法本身不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跟踪式服务，收费和服务分离，而且没有在一个有效的网络交易规则中实现管理，这样旅游投诉显然会占到很大的比例。这种旅游投诉从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旅行社经营能力被限制在一点上，也就是说，这条服务链的各环节都要从这个跟自己关系不是非常密切的游客身上争取到最大限度的利润。
因此，网络商业模型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旅行社的经营形式：
（1）、旅行社的盈利点沿着旅游线路延伸。也就是说组团旅行社不光是收取了游客的组团费而结束，而是以沿着游客的旅游线路所提供的多方面的消费服务得到了延伸，游客在风景地得到的所有消费服务都与这个旅行社有关系，他们结成了一个网络旅游的协作、合作和支持模式。
（2）、盈利点随着线路回归。通过自身组团而形成的游客在体验了这种网络消费形式以后，对会员制的网络消费方法和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到居住地以后提高了在网络系统约商户消费的几率，这样就使得旅行社很窄的经营点与游客在当地的日常生活消费发生了关联。这种利益的回报也促使了网络经济建设的合作者和旅行社广泛地对网络消费环境的维护，不断改善与客户的服务关系。
（3）、有效地开展本地旅游的收益。各地的旅行社很难挣到本地居住的游客重复性的在本地旅游休闲场所消费的利益。其实这一部分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游客在外地的旅游消费的能力。
2、旅游电子商务经营方法
要做到充分满足游客自助游的需求，首先是要建设网络界面的旅游气氛。因此，怎么实现游客的“网上游”、为拉动和激励游客最现实的实地观光行为就是网络旅游的第一步。这需要网络层面的旅游风景介绍用更为丰富和详细的特色功能和技术展现出来。
最有效的方法是结合某种旅游产品，如特色游、主题游、商务游、近郊游等，把一系列旅游方法表现在网络界面上。我们前面提到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经营的线路做成都能与各个服务网点、旅游资源进行页面链接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链接，可以完全了解这个线路产品所有的旅游细节和服务内容。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是完整地实现信息商品的即时性、真实性和支持性，通过会员制网络消费权限的体现，消费者和游客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助游的旅游方式得到服务和支持。通过前面所说的三个经营特点，游客在这个线路所产生的消费服务、支持、利益完全能够按照网络旅游商业结构的利益分配原则有效、有序地进行。
这样做的最大改善就是，参加网络旅游商业模型建设的各种服务商家都把有效改善自己的服务能力、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改善与游客交流的环境作为经营重点，而不是把相互之间争夺游客作为一种方法，营造的完全是一种资源共享服务、协同的商业模式。
网络旅游同时也是深入开展网络增值服务的一个形式。在一个不是非常熟悉的地方，游客需要通过有效的网络支持服务形式来提高消费的效率，充分丰富和满足对某个景区——特别是人文景观——的观赏性，所说的“穷家富路”的消费心理同时也支持了这种增值服务的经营。
有效改善网络旅游的经营方法和信息商品经营模式的同时也极大刺激和满足网络浏览者在点击页面时趣味性的需要，他真正实现了点击信息所带来的乐趣和消费利益。前面已经提到，有效进行网络旅游产业的经营所带动的服务链价值不仅仅表现在旅游行业，很有可能为景区的经济发展、特
色商品的流通取得商机和服务能力。
3、旅游电子商务经营管理
前面提到的网络经纪人非常适合在网络旅游行业进行有效的撮合和服务。无论是网络旅游信息的维护、各个网络旅游经营者的网络产品的数字化交易，还是游客全过程的线路跟踪、支持，都需要依靠网络经纪人的服务。
网络经纪人在旅游行业的业务拓展为建设一个网络旅游产品数字化的交易空间提供了条件，为营造旅游超市以及旅游商品交易所打下了基础。这种经营模式降低了旅行社的工作经营成本，使得线路维护变成了网络的支持，线路的设计变成了整合游客的需求。
篇10
抗心律失常药物所致的心律失常类型十分广泛。几乎包括所有的心律失常。可分为缓慢型和快速型心律失常两大类。
1.1缓慢型心律失常主要是起搏功能的抑制，房室传导阻滞。包括窦性心动过缓，窦房阻滞，窦性静止和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房室传导阻滞。
1.2快速型心律失常分为室上性和室性。室上性有房性心动过速伴传导阻滞和非阵发界性心动过速。主要是室性心律失常，有以下几种：①室性早搏；②室速。分为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匀速型室性心动过速，频发型室性心动过速，加速型心室自主心律等。③室颤。
2药物治疗原则
首先考虑降低心律失常的危险性，防止猝死，其次为缓解症状。根据药物的作用机制选择药物，力争以最小的剂量和副作用取得最满意的疗效。由于病因不同、个体差异等，用药和剂量应做到个体化，必要时可监测血药浓度。尽量单独用药，无效时，先增加剂量，再考虑联合用药。应充分了解、密切观察药物的副作用和致心律失常作用。治疗开始、增加剂量和联合用药时，尽可能心电监护。
3常用药物
抗心律失常药可分为抗快速心律失常药和抗缓慢心律失常药，前者又分为四类，其中II类和IV类分别为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和钙拮抗剂，将在抗高血压药物部分介绍，此处重点介绍I类钠通道阻滞剂和III类延长动作电位时程药物。
3.1抗快速心律失常药
3.1.1奎尼丁普萘洛尔亦能延缓心机细胞膜对Na+，K+的通透性，减慢舒张期除极速度，降低异位节律点的自律性，亦可使单向传导阻滞转为双向传导阻滞而消除折返运动。适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对室上性和室性心动过速都有效，对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或儿茶酚胺物质过多引起的窦性心动过速效果最好。对室上性心动过速也有效。在心房颤动和心房扑动时，与强心苷合用，对于减慢心室率，亦有良好效果。对各种室性心律失常也有效。但因有抑制传导作用，故对传导阻滞的患者禁用。此外也适用于心绞痛和高血压患者。复律剂量：第1天口服0.1g，如无过敏反应，第2天口服0.2g，1次/2h，共5次，再无效第3天重复5次，仍无效第4天改0.3g，1次/2h，共5次，再无效则停用；复律后改为0.2g，1～3次/d，治疗期前收缩剂量每次0.2g，3～4次/d。
3.1.2利多卡因抗室性心律失常的首选药，并非十分安全。抑制浦肯野纤维和心室肌的自律性、兴奋性和传导性，明显缩短动作电位时程，相对延长不应期；提高室颤阈。属Ib类。用于转复和预防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适用于心肌梗死、洋地黄中毒、锑剂中毒等并发的室性期前收缩、室性心动过速、室颤等。本品只能供静脉使用，先静脉推注50～100mg，静脉推注速度范围为25～50mg/min，无效在5～10分钟后重复，但静脉推注总剂量不超过300mg，有效则按1～4mg/min的速度静脉滴注维持。在老年，心功能低下者，必须注意推注剂量及速度。
3.1.3美西律是一种抗心律失常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心律失常、抗惊厥和局部麻醉的作用。本品对心肌的抑制作用较小。临床上主要用于急、慢性室性心律失常，如室性早搏、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及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心律失常。治疗糖尿病性神经疼痛有人应用美西律治疗糖尿病性神经疼痛患者，总有效率为100％。服药后症状迅速缓解或减轻。用本品治疗糖尿病性神经疼痛有效，可能与此药阻滞Na+通道，抑制受累神经纤维的自发电活动有关。用法：美西律100mg/次，口服，3/d。若效果不明显，可渐增剂量，最大剂量为600mg/次，4周为1个疗程；美西律300mg/次，2/d，饭后服，1周后减至100mg/次，3/d，维持4～5周。如本病合并心脏病患者，使用时须注意有无抑制心肌收缩力或导致心律失常的情况。
3.1.4普罗帕酮可降低浦肯野纤维自律性、减慢传导、缩短动作电位时程，延长房室结有效不应期和旁道的前向不应期，消除折返。属Ic类。用于预防和治疗室性和室上性期前收缩、心动过速和预激综合征。口服剂量初始为每次150～200mg，3次/d，维持量每次100～150mg，3次/d；静脉推注每次70mg，若无效，10～20分钟后可重复1次，亦可稀释后缓慢静脉滴注，24小时总量不超过350mg，
3.1.5胺碘酮主要电生理效应是延长各部心肌组织的动作电位及有效不应期有利于消除折返激动。同时具有轻度非竞争性的a及β肾上腺素受体阻断和轻度I及Ⅳ类抗心律失常药性质。减低窦房结自律性。对静息膜电位及动作电位高度无影响。对房室旁路前向传导的抑制大于逆向。由于复极过度延长，口服后心电图有Q-T间期延长及T波改变，可以减慢心率15％～20％，使P-R和Q-T间期延长10％左右。对冠状动脉及周围血管有直接扩张作用。可影响甲状腺素代谢。本品特点为半衰期长，故眼药次数少，治疗指数大，抗心律失常谱广。用于室性和室上性期前收缩和心动过速、阵发性房扑和房颤、预激综合征等多种快速性心律失常。口服每次150～200mg，3次/d，有效后改200～300mg/d维持；静脉推注2.5～5mg/kg，继续以静脉滴注维持；24小时总量不超过1200mg。
3.2抗缓慢心律失常药
3.2.1阿托品阻断M胆碱受体，拮抗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作用，使心率增快。适应证为窦缓、窦房和房室传导阻滞以及窦房结功能低下而出现的异位心律。用法：口服0.3～0.6mg，3/d；静推或皮下注射0.5～1mg。副作用：口干、眩晕、皮肤潮红、尿潴留、快速心律失常及加重青光眼。
3.2.2异丙肾上腺素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如高度或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病窦综合征、心脏骤停等。舌下含服剂量每次10mg，每4小时1次；静脉滴注剂量为0.5～1mg加入250～500mL葡萄糖注射液中缓慢滴入。
4讨论
抗心律失常药潜在的致心律失常作用，提醒临床医师，要严格掌握抗心律失常药物的适应证及其副作用，正确应用。确定有否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的必要，避免滥用预防性抗心律失常药物。选择疗效好的药物，尽量选用疗效高而副作用小的药物。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前，注意纠正心肌缺血和心脏泵功能衰竭，纠正电解质紊乱，尤其是低钾血症。药物应从小剂量开始，无效时再逐渐增量，尽量控制联合用药。注意配伍禁忌。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和其他药物时，注意相互不良作用与配伍禁忌。静脉应用抗心律失常药时，应进行心电监护，长期用药者，有条件者监测药物血浓度。使用新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最好住院观察。一旦明确心律失常系抗心律失常药物所致，应立即停用致心律失常药物。
参考文献
篇11
从本质上说，因无纸化证券权益确认和流转发生的法律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但是，由于权益载体“无纸化”的特殊物理环境，“权利表现为数字或电子符号；而这些符号又记载于特定的密码账户下面。”[1]上述变化客观上使得以有体物和以纸面凭证为载体的权利为考量对象的传统民事法律适应不了实践的客观需要，有关证券权利的归属、变动、流转和实现等的相关制度和规则要不存在一些难以适用的情形，要不就是缺少相应的明确规定。无纸化条件下，“电子证券法律规则的缺失对于所有证券市场的参与者而言都是一种不确定性，所有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将无法按照法律规则明确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由此可见，以促进证券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降低为目的的证券无纸化给证券的发行、持有和交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传统民事法律制度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亟需从无纸化条件下证券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出发，抽象出专门的规则和制度，完善《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破产法》、《证券法》等相关民商事法律，明确界定和规范无纸化证券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各类证券账户的性质和功能需要法律明确规定
证券账户是用于记录投资者持有证券的余额及其变动情况的载体，证券账户记载的内容既是证券权益确认和流转的基础和前提，又是证券权益确认和流转的结果和目标。无纸化证券与证券账户不可分离，投资者对证券的持有只能通过控制证券账户来实现，不同的证券账户所代表和反映的证券权益也不相同。证券账户相当于投资者的“证券存折”，用于记录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种类、余额及变动情况。证券账户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投资者本人名义为投资者开立，实践中多由证券公司等开户机构开户。证券以纸质凭证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存在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只要持有合法取得的证券，就可以对证券进行处分，并拥有证券权利（质押、接受分红派息及投票权等）；但无纸化条件下这一切权利的行使都需通过证券账户来进行。证券账户在无纸化证券的市场中扮演着首要角色，可以说，离开了证券账户，无纸化证券交易便无法实现。
证券市场目前存在多种账户类型，如普通证券账户、名义持有人（nominee）账户、融资融券账户、证券交收账户、专用清偿账户、基金账户、定向资产委托管理账户等，由于法律对于各类证券账户的性质、功能、各种证券持有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典型地反映出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体系的不同法律效果背后所依托的基础法律制度的差异：直接持有依托“一物一权”的传统大陆法系物权制度，是投资者同时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直接持有证券的体制；间接持有是指投资者将持有证券交付一个或多个中间机构（证券公司），后者再将投资者交付的证券交存到中央证券存管机构（CSD），发行人股东账户登记的证券所有者是最后的中间机构，CSD在登记机构取得股东或债权人的法律地位。
在大陆法系“一物一权”的法律语境下，账户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投资者直接对发行人拥有请求权，被直接登记为其持有证券的所有权，相应地取得股东或债权人的地位。而名义持有人（nominee）账户的真正投资者的名称是不显示在账户名称中的，也不显示在股东名册上，因此这类账户的实际受益人的证券权益如何确认在法律层面也缺乏明确规定。有观点认为，间接持有依托“双重所有权”的信托制度，“间接模式实际上是信托方式，证券被登记在经纪-交易人、银行或专门存管人账户上，该中介机构作为证券的注册持有人或在册所有人(recordowner)拥有法定所有权（legalowner）；而投资者作为最终持有人或受益人(beneficialowner)拥有收益权(beneficialownership)。”[3]一旦名义持有人和实际受益人对证券权属发生争议时，这一问题便凸显出来，实践中发生过投资者根据证券价值的涨或跌来选择主张所有权或是主张债权的案例，也成为间接持有制度的难点之一，对于如此重要的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我国仅有中国证监会的部门规章《证券登记结算办法》第18条有相关的原则规定“证券应当记录在证券持有人本人的证券账户内，但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证券记录在名义持有人证券账户内的，从其规定。”而名义持有人制度下，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以及投资者和中介机构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投资者对于无纸化证券的权利是“纯粹的契约性权利”、“共有权”、“信托所有权”还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权利状态的“证券权益”？都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的空白状态，必然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创新发展。“投资者的权利性质、权利的行使方式以及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具体措施必须明确。否则，因为立法不明确所造成的法律风险将会极大地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4]
二、物权法律制度需要明确证券权益保护的特殊规则
证券无纸化后，投资者对证券的所有权不再依据持有实物证券或者证券上的记名，而是以证券登记机构的电子簿记记录为依据，体现出非流动性的特点，类似于不动产物权登记；同时，以电子数据形式记载的证券权利，又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类似于动产物权。证券交易的实际情况是，证券的交收不再需要交付证券或者变更证券上的记名，而是由证券登记机构对电子簿记系统中的证券账户记加或者记减记录而做出变更。显然，由于无纸化证券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权利的归属依赖动产权利规则或不动产权利规则存在难以适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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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纸化证券的权属确认和变动是通过证券登记来完成的。而无纸化证券的登记不同于物权登记，它是与证券账户结合在一起的，登记可以产生证券权利，如证券发行采用无纸化方式，登记即表明取得证券权利，而无纸化证券的登记又没有发放权利证书，这都与物权登记有所不同。不动产物权登记着眼于登记机构对于不动产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确认，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形式。而证券登记由于簿记记录的特殊性，往往在过户行为的同时发生，不存在权利变动和登记行为的分别实现。此外，从法律效力来看,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不仅是对证券权利状态的记载和确认,即通过证券登记,可以确认证券合法持有人和处分权人的资格,也可以标明该证券上的权利限制状况，而且还体现为对证券行为状态的记载和确认，如要约收购登记，以判断证券行为结果是否确定和符合规则要求。但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的证券登记行为，是否可以作为产生无纸化证券权益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证券登记的登记事项、登记程序、登记职责等也缺乏法律的明确依据。《证券法》第160条第二款的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提供证券持有人登记资料……”。该条规定并未明确证券账户的登记记录具有确认证券权益归属的效力。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登记规则》作为商事特别规则规定了登记是确权依据，但由于其层级较低，司法实践中往往不予认可其效力，一些法官从传统物权法的概念原则出发，认为股票所有权的判断并非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登记为准，证券登记是持有登记而非所有权登记，不能作为股票所有权的唯一判断依据，由此对无纸化证券交易制度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三、合同法律制度应当完善集中交易机制的规范内容
在无纸化证券交易环境下，上市证券在集中交易场所以匿名的，由中介人（证券商）介入、“多对多”的电子化方式集中撮合成交。卖出证券将经由卖出客户证券账户，卖出方证券公司证券交收账户、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集中交收账户、买入方证券公司证券交收账户和买入客户证券账户等五类证券账户实现证券权益的流转。在这过程中，共同对手方（CentralCounterParty,CCP）制度是实现证券交易结算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证券市场实践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事实上担当着绝大部分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下的中央对手方，包括以集中撮合方式进行的A股、国债、企业债、回购交易、封闭式基金、ETF、LOF等。共同对手方制度的要义在于，登记结算机构介入证券交易买卖双方之间，成为“买方的卖方”和“卖方的买方”，这种交易模式完全不同于一对一的传统交易方式。这一制度要求结算机构作为共同对手方，介入卖买双方的合同关系，成为所有结算参与人唯一的交收对手。“中央结算机构与参与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一个不同于原参与人之间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两个债权债务是独立的，这不仅是因为当事人不一样，更主要的是因为债权债务关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参与人之间债权债务基于分别代表其客户的证券买卖协议；而中央结算机构与参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中央结算规则，如果发生纠纷，依据的不是证券买卖协议，而是按照中央结算规则产生的清算表。”[5]
共同对手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责任更替和担保交收。责任更替的要义在于原来买卖双方达成的合同被双方分别以结算机构为共同对手方的两个新的合同所取代，买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共同对手方所承接，当事人只与结算机构一个对手方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资金和证券的交收。关于中央对手方的形成方式，英美法系国一般采取“约务更替”（novation）制度，也称为“合同更新”。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中没有类似制度，相似的制度是《合同法》第88条关于“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但考虑到证券交易数量极大，且在瞬间完成，证券公司间达成的合同，无法依据《合同法》第88条，经过双方同意，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结算公司。同时，根据共同对手方制度中的担保交收制度，共同对手方承担的履约义务并不以任何一个对手方正常履约为前提，即使买卖中的一方不能正常地向共同对手方履约，作为共同对手方的登记结算机构也应该首先对守约一方履行交收义务，然后再根据规则处置违约一方的资产和担保物，或者向违约方追索等办法弥补对手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共同对手方（CCP）结算制度要求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合同履行规则和制度，现行法律难以为登记结算机构成为共同对手方制度提供合理解释。同时，《证券法》也没有明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共同对手方”地位，需要将现有部门规章《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共同对手方制度提升为法律层面的规定。
四、担保法律制度需要体现证券交收担保机制的特殊性
金融之本在于资金的融通和流动，而要保障资金融通和流动的顺利实现，则离不开有效的担保法律制度。在无纸化证券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或各方不能按照约定条件足额、及时履行交收义务，其负面效果不只及于传统交易中的对方，由于实行中央对手方（CCP）交易制度，个别当时人的违约风险往往会演化成系统性的证券交收延迟或交收失败，在这里，违约风险呈明显的“敞开性”特点。防范和管理结算风险决定了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稳定连续运行，决定了证券交易能否得以最终完成，也决定了整个证券交易系统的安全。在证券交易结算中引入全面的担保机制，将最大限度的防范结算风险。无纸化证券交易条件下的“担保体系并不限于一般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指为确保证券交易结算的顺利完成、确保证券与资金的交割交付而制定的有关机制，特别是在交收违约发生之后为确保交收完成的保障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要素在于在义务人的财产之上设置了某种他人权利，特别是中央登记结算机构的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担保机制并非为了中央结算机构自身利益，甚至可以说在结算关系上中央结算机构没有自身利益。”[6]事实上，建立在一对一的传统交易模式基础之上的担保法律制度，无法满足无纸化证券集中交易结算对于建立一揽子担保机制的需要，现行担保法律制度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无纸化环境的完全适应性。
一是关于担保的成立强调订立书面的合同。而在集中交易的证券领域，书面合同的双方合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无纸化证券的交易结算关于担保的设立大多以业务规则先行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一旦进入交易，即被视为接受交易结算规则，而无需另行签订单个的书面合同。因此有必要以专门的法律规定来确认以规则方式解决一揽子担保成立的效力。
二是担保的具体实现形式偏于单一。《物权法》仅规定质押以登记方式生效，而在当前的证券交易结算实践中，不同的交易品种的担保实现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有过户、有登记、有控制、有提交。如旧国债回购交易中，以回购登记为担保设立要件；而新回购交易中则为担保国债转入质押库为担保设立要件；交收担保品则以担保品提交入库作为担保成立要件；对于存在自营及经纪业务的结算参与人，客户资金交收账户不足时，登记结算机构可以直接动用自营账户内证券完成交收。因此在当前的实际证券交易结算中，担保物权具体实现形式需要有相应法律的专门解释规定。
三是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制度。让与担保是适应商事实践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证券交易领域，让与担保以证券转入担保权人证券账户作为证券担保权益生效要件，转入担保权人证券账户的证券归属担保权人，若担保人到期履行债务，担保权人保证返还同质同量的证券财产。这种新型的非典型担保物权在金融创新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确立了有价证券充抵保证金制度，但由于缺少让与担保制度，影响到该项制度功能的发挥。中国证监会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基于实践的需要规定了相似性质的融资融券担保制度，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我国著名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虽然《物权法》未规定让与担保制度，但是，目前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并不会受到影响。当事人可以根据《信托法》确立法律关系。但从为证券业金融创新提供制度基础的角度，他也指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可以制定特别法来确立让与担保制度。”[7]与此相关联的是关于禁止流质的规定如何与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创新的需求相协调，使之更加有利于市场交易手段的完善和业务模式的拓展。事实上，已经有部门规章层级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突破了原《担保法》和《物权法》的限制，质权人（银行）可以在股票市值降至平仓线时，出售质押股票。但直接转移担保品以偿债规定与我国现行物权法规定的禁止流质原则有所不符。
五、破产法律制度需要考虑证券清算交收的实际需要
《破产法》作为处理破产清算条件下特殊债权债务关系的专门法律，基于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基本法律价值取向，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不能有缺乏法律依据的个别清偿行动。破产程序一旦开始，即使是担保债权人也不能独自行使其担保债权。具体到强调安全与效率并重的证券市场，按照无纸化证券特殊交易规则要求履行职责的中央登记结算机构，会因为破产法缺乏特别的规定而面临相当大的法律风险。
一是清算交收系统的优先性应当予以明确。清算交收系统履约优先原则是国际上对清算交收系统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我国香港地区及欧盟均规定，清算交收系统相关规则优先于破产法律适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尽管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但并没有独立的利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债权的实现维护的是整个证券市场的结算安全和全体结算参与人的利益。因此，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债权应优先于其他债权实现。”[8]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这可能成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在结算参与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享有优先地位的障碍，不利于清算交收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共同对手方，破产结算参与人在结算系统透支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垫付资金完成已达成交易的交收，而该部分垫付的资金来自全市场结算参与人的资金。因此，如果不允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担保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侵害的将是全市场结算参与人的利益，违反公平原则。因此，清算交收系统的优先性是否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方面，结算参与人破产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有权依据业务规则强制要求结算参与人完成进入破产程序前后已达成交易的交收，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应受到《破产法》自动中止原则的影响，而且即使结算参与人未提供担保，结算参与人的破产财产也必须优先用于履行交收义务，另一方面，结算参与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在债务人财产的分配顺序中，应当赋予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债权人的优先地位或者法定的优先清偿顺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依据业务规则强行留置的违约交收证券和结算参与人提交的担保物有优先受偿权，且有权直接依据业务规则对担保物进行处分。这种优先权应当得到法律的确认，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直接依据业务规则行使这种权利，而无需征得法院事先同意。
二是破产管理人的撤销权应受限制。《企业破产法》第31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决定是否解除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权利。然而，此项规定与国际通行的无纸化证券交易最终性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当作为结算参与人的证券公司破产时，执行《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就可能影响集中交易和多边净额结算秩序，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于证券交易所市场已达成的集中交易和已进入清算交收程序的合同，法律似应规定破产管理人不得行使撤销权，以维护清算交收系统的交收最终性。
注释:
[1]高富平主持．证券登记结算数据电子化的法律问题研究[R]．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登记结算重大法律课题研究报告[C]．97,105．
[2]王静．电子证券的基本法律问题[A]．2008《物权法》与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高层论坛论文集[C]．115．
[3]高富平主持．证券登记结算数据电子化的法律问题研究[R]．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登记结算重大法律课题研究报告[C]．97,105．
[4]董安生主持．证券持有模式及不同持有模式下持有人权利研究[R]．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登记结算重大法律课题研究报告[C]．56．
[5]毛国权主持．证券交易结算担保体系法律问题研究[R]．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登记结算重大法律课题研究报告[C]．311,297．
篇12
以其发生作用的期间为准,规约可分为临时规约和正式规约。前者指建设单位在销售物业阶段制定的、对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作出约定的临时性自治规章。后者指在广大业主入住小区后由业主大会通过的业主自治规章。临时规约是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由开发商起草,并经由业主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时分别签字承诺的程序而被提升为规约。临时规约由于陆续获得了全体业主的签字,似乎更贴近意思自治的真意,但毕竟未履行业主大会的通过程序、未获得全体业主的充分审议与酝酿,因此临时规约应尽早上升为正式规约。
我国《物权法》先后五次提到了“规约”,并在第83条明确要求业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规约。《物权法》颁布后,国务院于2007年8月26日对《物业管理条例》作出修改,充实和完善了有关规约的规定。鉴于《物权法》使用了“规约”的概念,修订后的《物业管理条例》将“业主公约”易名为“规约”,将“业主临时公约”易名为“临时规约”。
二、规约的法律性质
（一）规约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独门独院的单独所有建筑物上,物权和利益关系较为简单,不存在区分所有的法律关系,也无需规约。但在众多业主共居一座建筑物、共享小区共有部分和共用部分的情况下,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日渐复杂,规约的登场水到渠成。没有建筑物区分所有关系,也就没有规约。新《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1款明文要求规约对有关物业的使用、维护、管理,业主的共同利益,业主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等事项依法作出约定。规约看似调整人与物的归属与利用关系,实则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规约的实质是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确认与巩固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规约的效力之源。为充分保护小区业主的财产权利，《物权法》第6章专门规定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约的核心价值在于,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度框架内,进一步确认和维护广大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区分所有权仅指专有权而言,即业主对建筑物内专有部分享有单独或单一的所有权。至于该单独所有权由一人所有或数人（如夫妻或家庭成员）共有,并不影响该单独所有权的性质。专有权是业主享有的核心权利。广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则指专有权、共有权、共用权、管理权（又称“治理权”、“成员权”）四位一体的权利。《物权法》第70条也从广义上界定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只不过这种立法表述没有囊括“共同使用权”而已。[6]专有权的行使以各业主取得的专有部分的面积为边界,共有权、共用权、管理权的行使原则上也以各业主专有部分的面积比例为计算依据,但全体业主协议或规约另有约定的除外。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全体业主的切身利益,广大业主必须通过规约的弹性化条款详细规定谋求业主利益共享、多赢的法律机制,并明确禁止任何害及特定业主和不特定业主的行为。例如，《物权法》第77条禁止业主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可见,虽然立法者不禁止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但规约有权禁止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因此,规约派生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且为巩固与落实（而非否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而存在。
（三）规约具有自治规章的性质,但与合同有着严格区别
意思自治、物权尊重与过错责任乃当代民法的三大重要支柱。规约是广大业主意思自治的产物。制定和实施规约是业主弘扬物业民主和业主自治精神的重要方式。规约应当囊括业主围绕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使用和管理所发生的各类法律关系,既包括业主对建筑物的单独所有权关系,也包括业户共同体的共有关系,还包括业主共同体内部的治理关系（如业主大会制度和业主委员会制度）等,因此堪称业主共同体的“总章程”和“内部小宪法”。
有学者认为规约是与买卖、金钱借贷等类似的区分所有权人间的契约[7],有学者认为规约与单纯的甲乙两当事人间的契约并不相同,为更加社会化的契约。笔者认为,规约作为自治规章虽与合同同属意思自治的产物,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合同或契约。严格说来,意思自治派生出来的行为自由既包括契约行为自由,也包括多方行为自由。而规约自治恰恰属于多方行为自由的范畴。具体说来,二者有三大主要区别:
（1）体现的当事人意志不同。在不侵害当事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底线下,合同要体现各方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由于业主人数众多、很难获得全体业主的一致同意,规约只需将在建筑面积和人数上均处于多数地位的业主的意志拟制为全体业主的意志即可。因此,规约要体现小区共同体最高意思决定机构（业主大会）的意志,即大部分业主的意志,而非必然体现每位业主的意志。当然,科学而睿智的规约应当尽量把追求全体业主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追求。
（2）相对性的表现形式不同。依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只能拘束缔约各方,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只能为第三人设定利益；而依《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3款,即便没有参加规约制定和表决的业主,也要接受规约的拘束,履行规约规定的义务。实际上,不仅业主及其受让人（包括概括继受人和特定继承人）受规约的拘束,物业服务企业也受其拘束。此为规约与普通的债权契约又一本质区别。
（3）变更程序不同。依合同法一般原理,除经缔约各方合意,合同不得更改；而依新《物权法》第76条第2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3款,业主大会有权根据面积多数决和人数多数决的双重多数决定原则变更规约中的全部或部分条款,即使某一业主不同意,亦不影响规约变更之效力。可见,将“规约”称之为“合同”或“契约”,可以形象地揭示规约的自治性格、私法性格,更加突出业主在塑造和影响规约内容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但问题在于,这种松散的概括在法律上有欠严谨。
（四）规约是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立法的细化、补充和变更
作为意思自治的法律文件,规约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立法作出补充和变更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三种情况:（1）在立法者仅作出原则规定的情况下,规约可以在技术操作层面就细节问题作出详细规定。（2）在立法者未作任何规定的情况下,规约可以根据立法者的授权作出补阙规定。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私法自治理念的重要体现。（3）在立法者作出任意性规定的情况下,规约可根据小区业主的意思自治变更任意性立法规定,改采更适合本小区特殊情况、更符合广大业主切身利益和内心真意的小区自治规则。正因为如此,在法院或仲裁机构适用规约裁判案件时,应当重视规约作为物业纠纷裁判准则的重要作用。
三、规约对人的律拘束力
（一）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物权法》第83条第1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7条第1项均从正面规定了业主遵守规约的义务。《物权法》第78条规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3款更明文规定:“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即使某业主在制定和修改规约时发表了反对意见,也要受该规约的约束。该法第77条还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当然,如果规约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业主均有权寻求司法救济。由于业主委员会委员当然具备业主的身份和资格,规约对业主委员会委员当然具有拘束力。
（二）规约对房屋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规约对于直接从开发商手中购买一手房的业主以及从其他业主继受取得二手房的新业主都具有拘束力。规约约束规约缔结时的业主,其法理依据在于业主人头多数决与面积多数决的双重物权民主机制。规约也约束并未参与管理公约缔结的新业主。其法理依据在于,新业主从前手继受取得二手房时不仅取得了对二手房的物权,而且概括继受了前手作为业主的法律地位或资格。既然前手的业主地位和资格中包含遵守规约的义务,后手当然应当履行该义务。该观点可概括为业主地位移转说。在公司法框架下,股权受让人虽非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者,但由于受让了前手的股东资格,当然继受前手遵守章程的义务。由此可类推,受让人在受让房屋之初已默示承诺接受前手参与制定和修改的规约。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物权编条文修正草案第799条第6款也确认了规约对区分所有建筑物受让人的拘束力:“区分所有建筑物之所有人间依法令、规约或约定所生之权利义务,继受人应受拘束。但特定继受人对于规约或约定之内容,以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为限。”[8]由此可见,规约对继受人生效的前提是规约已经获得登记的公示,或虽未获得登记的公示、但继受人对规约内容明知或应知。
（三）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具有约束力
《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虽然明确规定规约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但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具有约束力,则语焉不详。例如，《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第1款虽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但也未触及规约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拘束力问题。
物业服务企业既然与全体业主立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之中,则受《合同法》总则的调整,似乎不必遵守业主群体的意思自治文件。但问题在于,物业服务企业在为多数业主提供物业服务时,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倘若物业服务企业在提供物业服务时漠视规约的内容及其背后的主流价值观,就无法为广大业主提供满意的物业服务。因此,从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的法律事实本身可推定其作出了遵守规约的默示承诺。
无论从圆满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角度看,还是从缓解当前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尖锐对抗的矛盾的角度出发,物业服务企业都必须遵守和落实规约。毕竟,接受委托而提供物业服务是一种诚信密集型、风险密集型的商事活动。物业服务企业本应在接受委托之前对规约作出必要的审慎调查,而取得并知悉规约内容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倘若物业服务企业不愿接受规约的拘束,也可放弃提供物业服务的商业机会。对此可采取举轻明重的解释方法。例如，《物业管理条例》第23条要求建设单位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规约予以书面承诺。既然分散的买房者尚应对业已存在的临时规约作出遵守承诺,那些直接面对广大业主提供职业化、专业化物业服务的企业更应作出遵守承诺。
有人可能担心业主恶意滥用制定规约的话语权损害物业服务企业的权益。此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规约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保护的法意和主流价值观（包括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的规约条款无效。《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也明文要求规约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对于内容存在法律瑕疵的规约条款,任何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规约条款无效确认之诉,且不受除斥期间的限制。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对瑕疵规约的司法审查机制,亦未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的请求权。建议立法者修改《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时补阙这一立法漏洞,以充分维护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规约原则上不能当然拘束承租人
规约固然可以拘束业主,但在业主出租房屋的情况下,规约是否对承租人具有约束力,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说来,规约原则上不能当然拘束承租人,但规约设定的可让渡义务可籍由租赁协议转移给承租人,至于规约设定的、与使用人身份紧密相连的义务则可直接拘束承租人。既不能认为规约对承租人丝毫不产生拘束力,也不能认为规约中的全部内容绝对都拘束承租人。首先,规约原则上不能当然拘束承租人。这是由于规约的制定和修改主体是全体业主,而非承租人。承租人要参与规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只能从出租人寻求权的授予。承租人仅凭其承租人的法律资格,缺乏制定和修改规约的主体资格。恰恰由于规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无法充分反映和体现承租人的利益与意志,规约只能是业主的自治自律规章,而非承租人的自治自律规章。相比之下,在房屋转让的情况下,由于业主的法律身份直接让渡给受让人,因此规约可以直接约束房屋的受让人；而在房屋出租的情况下,出租人的身份依然保留,出租人作为业主享有的完整物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业利并未当然移转给承租人,因此规约原则上不能直接约束房屋的受让人。
其次,规约设定的可让渡义务虽然不能直接拘束承租人,但可以籍由租赁协议的转化程序,将规约设定的业主义务转移给承租人。换言之,租赁协议可以把规约为业主设定的某些具有可让渡性的义务转化为承租人的约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拘束承租人的法律文件不是规约、而是租赁协议。基于这一法律思维，《物业管理条例》第48条也规定“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约的有关规定。物业使用人违反本条例和规约的规定,有关业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承租人可以通过租赁协议把规约设定的部分义务转嫁给承租人,但无权把自己基于规约承受的义务全部转嫁给承租人。例如,从表面上看,承租人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物业费的行为似乎源于规约设定的义务,实则源于租赁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协议。业主向物业服务企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是规约和物业服务合同为业主（而非承租人）设定的义务。因此,倘若承租人拒绝或怠于向物业服务企业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物业服务企业也只能向出租人追偿,而不能向承租人主张债权。当然,物业服务企业、出租人与承租人可以签订三方协议,直接约定由承租人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物业费、进而免除出租人的缴费义务。但此时承租人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缴纳物业费的义务产生于承租人的意思自治,而非源于无法体现承租人意思自治的规约强制。此外,倘若三方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免除出租人的缴费义务,在承租人拒绝或怠于向物业服务企业缴费的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依然有权向出租人追偿。
其三,规约规定的与使用人身份紧密相连的、尊重其他业主物权的义务可直接拘束承租人。此类义务虽然拘束业主,但在业主身份与承租人身份互相分离的情况下,此类义务直接拘束承租人。此种义务与其说是规约设定的义务不如说是《物权法》设定的义务。不动产物权包括其他业主对专有部位、共有部位与公用部位的物权也应受到包括承租人在内的其他人的尊重。例如,作为房屋使用人,承租人必须遵守本物业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必须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相邻关系；必须按有关规定合理使用水、电、气、暖等设施设备,不擅自拆改等。倘若承租人擅自拆改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改变房屋外观,应当对其他业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对于业主的同居者承担的此类义务也应做如此解释。至于规约中载明的与使用物业并不直接相关的义务（如按规定交存、管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义务、参加业主大会并予以表决）就不能拘束承租人,只能拘束出租人。
此外,鉴于开发建设单位是小区物业的原始业主,该业主的身份贯穿于物业销售的全过程,甚至在物业销售完毕之后开发建设单位依然拥有对小区部分建筑物的物权,因此开发建设单位也应接受规约的拘束。限于篇幅,兹不赘述。四、规约的生效时间
（一）成立生效主义
规约的生效时间是指规约开始对相关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均未规定规约的生效时间。根据私法自治原则的要求,民事法律行为原则上自成立之时起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44条亦有类似规定。因此,规约原则上应当自其被业主大会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至于业主大会的通过要件,根据《物权法》第76条第2款之规定,制定和修改规约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能生效。为稳妥起见,业主大会通过和修改规约应当作出书面决议,并由参会业主或其人在决议上签字。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推出的业主规约范本将行政机关的审批与入住业主的签字比例共同作为规约的生效条件。例如,深圳市住宅局1996年11月27日推出的《业主公约》第4条第1项规定“,本公约由开发建设单位或受其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报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在办理住用手续时由业主签字,并经百分之十五的已住用业主签字后生效”。行政机关批准的好处在于:有利于运用行政保护手段提升规约内容的合法性水准；但其缺点在于:不利于充分弘扬业主自治的精神,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均未将行政批准或行政登记作为规约的生效前提,不能解释为立法者的无心之失,而应当解释为立法者鼓励业主自治和物业民主的良苦用心。当然,为提高规约的公示力和公信力,方便潜在的购房者前往查询规约内容,立法者应当要求规约在行政主管机关办理备案或登记手续。
成立生效主义原则允许买卖双方依意思自治原则,通过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方式控制规约的生效时间。[9]例如,规约可约定该规约在某一时点届至时开始发生效力,也可约定在某一条件成就时开始发生效力,还可约定自其办理公证之日起生效,但所附条件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和逻辑常理。倘若规约本身并未约定规约生效的时间或条件,规约应当理解为自其被业主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临时规约的生效时间
临时规约与正式规约的生效时间并不相同。《物业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销售前将临时规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物业买受人在与建设单位签订物业买卖合同时,应当对遵守临时规约予以书面承诺。笔者认为,建设单位在物业销售前起草临时规约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要约行为,物业买受人的书面承诺行为可以理解为承诺行为。因此就买受人而言,临时规约自其被买受人书面承诺之时起生效。由于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存在众多业主,业主买受物业的时间和书面承诺时间又有先后之别,认定临时规约的效力只能采取因人而异的态度。具体说来,临时规约并不像正式规约那样对全体业主具有一体适用的统一生效时间。对于不同的业主而言,由于承诺的时间存在先后差异,临时规约的生效时间也会存在先后之别。
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认识偏差。例如,北京市建委2008年1月10日向社会公开的《临时规约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第42条规定:“本规约作为物业买卖合同附件,自物业第一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制订的规约生效之日终止”。此外,建设部在2004年9月的《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第37条也规定:“本临时公约自首位物业买受人承诺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制定的《业主公约》生效之日终止。”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于2005年1月的《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第14条亦步亦趋:“本公约自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首套物业销售之日起生效,至业主大会成立并通过《业主公约》后终止。”此种表述的逻辑并不严谨。既然在第一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尚未出现第二买受人或第三买受人,就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临时规约在第一买受人签字承诺之日就已经对第二买受人生效,而只能认为该公约仅对已承诺的第一买受人生效。建议将该条修改为:“本规约作为物业买卖合同附件,自物业买受人分别签字承诺之日起陆续生效,至业主大会制订的规约生效之日终止”。
鉴于实践中的首次业主大会召开难度相当之大,致使大部分业主入住小区与首次业主大会召开之间的时间旷日持久,为便利业主及时根据入住以后物业管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法治框架内灵活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权利义务关系,笔者认为已经签署承诺遵守临时规约的业主有权根据《物权法》第76条之规定修改临时规约。换言之,在临时规约经由业主大会转化为正式规约之前仍然具有可修改的性质。主要法理依据在于，《物权法》第76条提到的制定和修改规约的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此处的“规约”包括“临时规约”；“业主共同决定”既包括业主大会的决策机制,也包括业主大会之外的决策机制。因此,倘若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修改临时规约,则临时规约的修改行为原则有效。
五、规约的可诉性
（一）规约具有可诉性
规约是业主共同体的自治规则,是业主共同体的“根本宪法”。基于契约自由的理念,可以认为生效的合同等于有效的法律；基于物业民主和业主自治精神,也可以说生效的规约等于有效的法律。因此,生效的规约包括临时规约不仅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也具有在物业争讼中辨别曲直、裁判是非的法律功能。规约不仅可以作为判断侵害业主利益的某一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重要依据,也具有较强的可诉性。而其是否具有可诉性即可裁判性,恰恰是检验规约法律效力的试金石。
可喜的是，《物权法》第83条第1款从正面要求业主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规约,第2款则从反面规定了违反规约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这种正反呼应的立法方式无疑提升了规约的可诉性。从立法例上看,立法者在提及“法律、法规”之外,对于现实生活中多如牛毛的部门规章的地方性法规都未提及,却对“规约”情有独钟,并将其与“法律、法规”相提并论,可见立法者对规约效力的重视程度。该条款意味着,作为业主共同体化身和代表人的业主委员会以及作为个体权利人的业主均可依据规约主张相应的民事权利。但无论是共益诉讼制度,还是自益诉讼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实践中,规约的可诉性也受到了应有重视。例如,北京市建委2008年1月10日向社会公开的《临时规约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第28条就规定:“业主、物业使用人、开发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规约约定的,受侵害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商事仲裁的框架下,仲裁和诉讼并非兼容。该条款应当进一步规定可供业主选择的争讼解决模式究竟是仲裁还是诉讼。建议规约范本进一步作出明确约定。
（二）共益诉讼
就业主委员会而言,新《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第4项规定,业主委员会负责监督规约的实施。作为规约实施的监管主体,业主委员会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全体业主的利益而对违反规约、损害广大业主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当然,业主委员会并非独立的法人,亦非直接的物业权利主体,因此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有待深入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确认业主委员会的诉讼地位。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第1条就规定:“业主委员会于下列情形下可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以其主要负责人（主任或副主任）作为代表人:物业管理企业违反合同约定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业主大会决定提前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企业拒绝退出的；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管理企业拒绝将物业管理用房和规定的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的；其它损害全体业主公共权益的情形。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全体业主行使提讼的权利”。
笔者主张,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其法律地位可界定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至于业主委员会胜诉或败诉的法律结果当然归属该业主委员会代表的全体业主。倘若由于业主委员会委员违反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诚信义务,导致业主委员会败诉、业主共同体遭受不应有败诉后果的,业主共同体可以追究业主委员会相关人员的民事责任,并将其依法解聘。
（三）自益诉讼
作为个体的业主也有权以规约为依据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倘若某业主在装修时违反《规约》的规定擅自打孔,把楼上业主的楼板打穿,楼上业主就有权请求楼下的装修邻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业主委员会提讼的目的是维护多数业主的财产利益,而业主个体提起民事诉讼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财产利益。因此,业主委员会与业主个体提起的民事诉讼虽有区别,亦有联系。归根结底,业主委员会维护的多数业主利益要落实到每一个业主身上。因此,业主委员会与业主个体提起的民事诉讼必然会存在交叉。
笔者认为,为避免共益诉讼与自益诉讼之间的不必要交叉以及由此导致的重复诉讼现象,应当确立自益诉讼即业主个体诉讼优位的理念。换言之,只要业主个体诉讼可以救济的业利,原则上应当由业主提起个体诉讼主张权利救济。倘若受害业主数量较多,或单独业主提起民事诉讼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或事实障碍（如受害业主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理性冷漠现象）,则应鼓励业主委员会代表广大业主对不法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例如,倘若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在电梯间和小区门口与广告公司合作放置和播出商业广告、赚取利润,业主委员会就有权代表广大业主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把广告费收入按照业主的不同建筑面积转交广大业主。从长远看,修改《民事诉讼法》,引入集团诉讼制度,与业主委员会诉讼制度相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由于规约可以作为业主争讼的裁判依据,为预防、化解和减少不必要的物业纠纷,构建和谐的物业环境,规约的条款应当尽量详细、周密。实际上,规约只有具备可操作性,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争讼。倘若规约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弱,只能滋生更多的争讼。
六、瑕疵规约的法律救济
（一）瑕疵规约救济的必要性
《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规约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反对解释,破坏社会公德,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约无效。《物权法》第78条第2款和《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5款均规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遗憾的是，《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仅提及业主委员会的司法审查机制,而未提及规约的司法审查机制,更未在严格区分规约瑕疵的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对瑕疵规约规定不同的救济机制。
鉴于规约是调整区分所有建筑物法律关系的总章程,关系到广大业主的切身利益,为构建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业主与开发商之间和谐相处的法治环境,必须建立健全瑕疵规约的法律救济机制。笔者建议,根据规约瑕疵轻重之不同,增设规约无效确认之诉和规约撤销之诉的制度。
（二）规约无效确认之诉
为确保规约的稳定性与公信力,规约的无效确认应当以诉讼为之。规约无效确认之诉针对实体内容违公德、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约条款而言。倘若某规约规定每位业主在装修时可以随意拆改房屋承重结构和主体结构,就属于违反保护他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侵权法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倘若规约中仅有部分条款无效,并不影响其他有效条款的效力。
法律规范包含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前者允许当事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变更或排斥此种规范之适用；后者则不容当事人予以变更或排斥。而强行性规范又有命令规定与效力规定之别,违反前者的行为虽应承受一定的法律责任（即公法上的责任）,但行为本身并不因此而失效；违反后者的行为,不但要承受法律责任,而且行为本身当然无效。因此,对于《物业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提及的“法律、法规”应运用限缩解释方法将其解释为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规定的情形。倘若规约条款违反了强行性法律规范中命令规定的情形,由于瑕疵较轻,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视为撤销原因。
（三）规约撤销之诉
规约不但应当符合内容合法的要求,而且应当符合程序严谨的要求。所谓程序严谨是指通过规约的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仅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程序规则,而且应当遵守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的程序规则。倘若某规约违反了这些程序规则,业主就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例如,根据《物权法》第76条第2款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3款之规定,决定规约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倘若通过某规约的业主大会在召开之前没有及时通知全体业主,或在业主大会上赞成某规约的业主所代表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尚未过半数,或其所代表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虽然过半数、但其总人数仍未超过全体业主过半数,该规约就存在程序瑕疵,任何业主均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注释:
[1]温丰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研究[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150
[2]陈华彬.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17.
[3]戴东雄.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理论基础（Ⅱ）[J].法学丛刊,1984,（3）.
[4]陈俊樵.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管理组织[J].中兴法学,1987,（1）.
[5]何明桢.建筑物区分所有之研究,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第66页.
[6]在我国,由于实行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制度,业主对小区道路的共同权利不是共有权,而是共用权,即共同使用的权利。
篇13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两个带全局性的根本转变；抓好“体制转轨”、“增长变型”的转变，就抓住了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掌握了各项工作的主动权，为使成都旅游业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两个转变”，抓住机遇，开拓奋进；重点突破，全面推进；优化产品、整体促销；狠抓质量，提高效益；适度超前，协调发展，以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为动力，面向大市汤，组织大运行，发展大产业，树立“熊猫故乡”、“四季风光”、“文化名城”的成都旅游总体形象，形成市区、近郊各具特色并辐射跨省区的“三环”旅游网络格局，培育和建立国际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旅游市场体系，努力把成都建成全国的旅游名城，尽快跨进旅游发达城市的行列。到2000年，当年接待境外旅游者21～23万人次，实现创汇1．25～1．37亿美元；2010年当年接待境外旅游者47万人次，创汇在1995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1．75亿美元,2000年接待国内旅游者2540～265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到76～80亿元人民币;2010年当年接待国内旅游者5000～5300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到300～318亿元人民币。
目前，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好以下“五个适应”的问题：
一、在思想观念上，要适应抓大旅游、抓大产业的要求
旅游业是创汇创收的外向型综合性很强的新兴产业。成都市委、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早在199O年底就把发展旅游业列为了振兴成都经济的“四大开发（工业、农业、高新科技、旅游）之一，市委书记黄寅逵同志、市长王荣轩同志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把旅游业的发展作为成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如何把领导的决策变为发展我市旅游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当前，原重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观念的不断更新。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对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充分认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带动和促进关联产业发展的多功能作用，在对外交往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中的桥梁和媒体作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先导作用、在树立一个国家和地区形象中的“窗口”作用，增强抓大旅游、抓大产业的观念；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对旅游业在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明确定位，提高重视程度，增强抓旅游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坚持“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促进各相关部门支持配合，通力合作，尽快使旅游业真正成为对外开放中的先导产业、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国民经济中的创汇支柱产业；三是增强机遇和发展意识，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十分有利，我市旅游业由快速起步阶段已进入了大发展阶段，有优势的资源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支持和兴办旅游，特别是要吸引大企业、大集团跨部门、跨行业投资兴办旅游业;四是进一步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增强加快发展旅游业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纵观旅游业发展的激烈竞争态势，正确分析和估价我市旅游业当前优势劣势的变化，既要看到优势很多，只要敢于正视我市原有的“中转”辐射优势、价格优势等方面日趋减弱，周边省、市旅游业发展的竞争压力增大，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满怀信心，打好主动仗。
二、在宣传促销中，要适应开拓大市场、实现大合作的要求
加大宣传促销，开拓旅游市场，是加快旅游业发展头等重要的问题；开发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宣传促销成效的具体标志。为尽快扭转我市国际客源连年下降的趋势和国内旅游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争取日、美、欧市场稳中有升，港、澳、台市场客源回升，周边市场逐步发展，新兴市场不断拓展，研究确立我市客源市场的开发策略，加强国内外客源市场的分析与预测，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强化市场开发的针对性，不断改进捉销的方式方法，增强宣传促销的有效性，根据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的宣传促销主题，成都两年一度的“国际熊猫节”及举办的各种传统节庆活动，紧紧围绕树立“熊猫故乡”、“文化名城”、“四季风光”的成都旅游总体形象不断优化、更新旅游产品，开展宣传促销，为了拓宽国际客源市场、积极探索建立能与境内旅游供给能力相适应、与境外旅游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促销机制。坚持统一对外、整体促销的原则，强化联合促销，调动企业开发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进一步搞好与各新闻媒介的联合联姻，建立与国内外、省内外、市内外的大合作，组成全天候的立体宣传促销攻势，形成多元化、全方位开放的旅游市场体系。
三、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要适应市场的导向和出拳头产品的要求
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和依托；开发具有特色的旅游拳头产品，才能对海内外旅游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必须下大力抓好旅游产品的开发，搞好旅游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不断优化更新。首先，要按照出优势产品、出配套产品、出规模产品的思路搞好成都旅游总体规划，使规划具有科学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并严格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防止低水平项目和重复建设的现象。第二，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突出重点、突出特色的原则，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抓好“中华熊猫世界”这一世界垄断旅游产品的开发，四季风光带以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重点，抓好西岭雪山为代表的纵向四季风光带开发和都江堰青城山为代表的横向四季风光带的开发，同时抓好我市其余8个风景名胜区的配套建设,开展熊猫生态旅游，搞好到九寨、黄龙、长江三峡、拉萨、昆明、桂林、贵阳等周边辐射圈内的产品开发和推出，使度假旅游产品和专项旅游产品的开发有新的突破，开发建设出投入产出效益好的拳头产品向国内外推出，力争产生轰动效应。第三，抓好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滨江公园、望江公园、万里桥等沿河旅游景点的开发，促进老景点的深度开发，丰富游览内容，恢复府河水上游览，推动传统观光产品的改造、充实和提高。第四，对“世界乐园”、“西南日月城”、“都江堰美国假日乐园”等大型人造景观，进一步在增加高科技含量、参与世强、知识性丰富的项目，完善配套功能，调整结构，招徕客源上下功夫，增强其吸引力和生命力。第五，按照旅游“六要素”协调发展的要求，抓好薄弱环节，搞好旅游商品的开发和销售，不断改善旅游交通和旅游环境、提高旅游产品的品位和质量，以适应国内外旅游市场的需求。
四、在旅游行业管理上，要适应发展大趋势和解决新问题的要求
强化行业管理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基本保障。要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和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旅游行业管理上要着重解决好这样几个问题：
（一）要以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形成规范的市场运行，促进有效率的市场主体为行业管理的目标。
（二）进一步理顺行业管理的体制，坚持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逐步增强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的调控手段，建立管理权威，逐步把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边缘性、辐射性、交叉性领域纳入旅游行业管理范围，解决该管管不了的问题；旅游主管部门要主动做好全方位的协调工作，促进上下左右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增强行业管理的有效性。
（三）当前强化行业管理的重点是，围绕抓整个行业、抓运行环境、抓市场规则的要求,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要通过扎扎实实的开展争创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加强旅游行业管理,市场管理、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安全管理，树立成都旅游行业新风范，促进我市旅游服务质量大提高、旅游市场秩序大改观、旅游环境大改善．建树成都旅游新形象。
（四）不断改进行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变传统的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开展行业管理，通过规则、法规、政策引导市场趋势，建立市场规则，协调、监督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为企业发挥活力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充分运用国家和省、市已出台的法规政策，及现已建立起来的旅波质量保证金制度、旅游质量监督、涉外旅游饭店评审、旅游定点管理、旅游企业年检、旅游项目评审、旅游服务考核、新闻舆论监督等调控手段，加大行业管理的力度。
（五）切实贯彻“搞活市场，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提高质量”的方针，认真研究和解决我市国内旅游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打牢基础，使国内旅游逐步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进而促进成都国际旅游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