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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taxesandgovernmentspending,theAmericangovernmenthasadirecthandintheworkingsoftheeconomy.通过税收和政府开支，美国政府有直接的手头的工作，经济。Bychangingeithertaxesorgovernmentspending,thegovernmentaffectstheamountofmoneyavailabletothepublic.改变或者税收或政府开支，影响到政府的资金数额，向公众提供。Changesintaxationandingovernmentspendingarecalledfiscalpolicy.变化，税收和政府开支是所谓的财政政策。ThegovernmentactivelyusesfiscalpolicytosteertheAmericaneconomy.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引导美国经济。InthisSparkNote,youwilllearnbothhowandwhythegovernmentutilizesfiscalpolicy.在这SparkNote，您将学习如何和为什么都政府利用财政政策。
Butfiscalpolicyisnottheonlymeansthatthegovernmentpossessestosteertheeconomy.但是，财政政策是不是唯一的手段，政府拥有引导经济。Throughmonetarypolicy,theFedisabletoaffectoutput.通过货币政策，美联储能够影响产量。ThekeyfactorthattheFedusestoaffecttheeconomyistheinterestrate.的关键因素，美联储使用会影响到经济的利息。Becausethegrowthoftheeconomyisdependentupontheinterestrate,bymanipulatingthisvariabletheFedcaneffectanincreaseordecreasesinoutputtohelpmaintainstablegrowthandlowinflation.由于经济增长取决于利率，通过操纵这个变量的影响，美联储可以增加或减少产量，以帮助保持稳定增长和低通货膨胀。TheworkingsofmonetarypolicywillalsoberevealedinthisSparkNote.运作的货币政策也将显示在这SparkNote。Together,monetarypolicyandfiscalpolicyworktogetherasreignstosteerthemightyhorseoftheeconomyintherightdirection.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努力的统治，带领强大的马经济的方向是正确的。紧缩的财政政策-政策制定的政府，降低产量。例子包括提高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
ContractionaryMonetaryPolicy-PolicyenactedbytheFedthatreducesthemoneysupplyandthusreducesoutput.紧缩货币政策-颁布的政策，降低了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了产量。Examplesincludesellinggovernmentbonds,raisingthereserverequirement,andraisingthefederalfundsinterestrate.例子包括出售政府债券，提高准备金要求，并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Currency-Physicalmoneyusedinaneconomy.货币-物理钱用在一个经济体。
DemandDeposits-Moneyinabankthatcanbewithdrawnatanytime,thatis,ondemand.活期存款-钱存入银行，可随时撤回，这就是需求。
Deposits-Assetsplacedinabankforstorageandprofit.存款-资产存放在银行存储和利润。
DisposableIncome-Incomethatcanbespentaftertaxes.可支配收入-收入，可用于税后。
ExpansionaryFiscalPolicy-Policyenactedbythegovernmentthatincreasesoutput.Examplesincludeloweringtaxesandincreasinggovernmentspending.扩张性财政政策-政策制定的政府，从而增加产量。例子包括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ExpansionaryMonetaryPolicy-PolicyenactedbytheFedthatincreasesthemoneysupplyandthusincreasesoutput.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政策制定的联邦储备银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加产量。Examplesincludepurchasinggovernmentbonds,loweringthereserverequirement,andloweringthefederalfundsinterestrate.例子包括购买政府债券，降低了准备金要求，并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
Fed-ShortfortheFederalReserve,thegovernmentagencythatcontrolsmonetarypolicy.美联储-短期美联储，政府机构，控制货币政策。
FederalFundsInterestRate-TheratethatbankspaytoborrowmoneyfrombranchesoftheFed.联邦基金利率-银行的利率支付借钱分行美联储。
FiscalPolicy-Policythatusestaxationandgovernmentspendingtosteertheeconomy.财政政策-政策，利用税收和政府开支，以引导经济。
FractionalReserveBankingSystem-Asystemofbanking,likeintheUS,whereonlyaportionofdepositsarehelpinreserves.分数储备银行系统-一种系统的银行，比如在美国，只有部分的存款是帮助储备。Therestisreturnedtothepublicasloans,therebyincreasingthemoneysupplyandstimulatingeconomicgrowth.其余的退还给市民的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刺激经济增长。
GovernmentBonds-BondsissuedbythegovernmentandsoldbytheFedduringopenmarketoperationsasameansofmonetarypolicy.政府债券-债券发行由政府和销售的过程中，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一种手段的货币政策。
GovernmentSpending-Moneythatthegovernmentspendsongoodsandserviceslikeemployees,socialsecurity,anddefense.政府开支-货币，政府开支的货物和服务，如员工，社会保障和国防。
GovernmentSpendingMultipliers-Numbersthatincreasethechangeinoutputaffectedbyachangeingovernmentspendingduetoconsumer''''smarginalpropensitytoconsume.政府支出乘数-数字的变化，增加产量的变化而受影响的政府支出，由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InterestRate-Theratepaidtolendersbyborrowersinreturnfortheuseofasumofmoney.利率-利率支付给银行的借款人，以换取使用了一笔钱。
MarginalPropensitytoConsume-Anumberthatdescribestheamountofanadditionaldollarofincomethataconsumerwillspendratherthansave.边际消费倾向-一个数字，说明了数额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消费者将花费，而不是保存。
MonetaryPolicy-PolicyenactedbytheFedtoaffectoutput.货币政策-政策制定的影响，美联储输出。Thethreebasictypesincludeperformingopenmarketoperations,changingthereserverequirement,andmanipulatingthefederalfundsinterestrate.这三个基本类型包括执行公开市场操作，改变了存款准备金，操纵联邦基金利率。
Money-Ameansofexchange,storeofvalue,andunitofaccountwithinaneconomy.钱-一种手段交换，存储的价值，单位帐户内的经济。
MoneyMultiplier-Thenumberthatdescribesthetotalchangeinthemoneysupplyresultingfromasingledepositinabankunderafractionalreservebankingsystem.货币乘数-数字描述的总变化，货币供应量产生一个单一的存款在银行根据分数储备银行系统。
MoneySupply-Thetotalamountofmoneyinaneconomyincludingbothdemanddepositsandcurrency.货币供给-总金额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包括活期存款和货币。
Multipliers-Numbersthatdictatetheoveralleffectofapolicychangeontheoutputofaneconomy.乘法器-数字发号施令的总体影响的政策变化对产出的经济。
NationalIncome-Output.国民收入-输出。(Seethedefinitionofoutput.)（见定义输出。）
OpenMarketOperations-ThepurchaseandsaleofgovernmentbondsbytheFedasaformofmonetarypolicy.公开市场操作-买卖政府债券的形式作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Output-Thetotalamountofgoodsandservicesproducedwithinaneconomyinagivenperiodoftime.输出-总金额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经济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
PriceLevel-Theoveralllevelofpriceswithinaneconomy.价格水平-的总体价格水平的经济体内部。
RealOutput-Thetotalamountofgoodsandservicesproducedwithinaneconomyinagivenperiodoftimevaluedinconstantcurrency.实际产出-总金额的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经济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价值不变汇率计算。
ReserveRequirement-Thepercentageofdepositsthatbanksarerequiredtokeepinreservesandnotgiveoutasloans.储备要求-比例的存款，银行须保持在储备，而不是给出了贷款。ThiscanbemanipulatedbytheFedundermonetarypolicy.这可以操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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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中央重大战略决策，需要我们制订科学的能源发展战略。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中国在新的发展时期实施“保证供应、节能优先、环境友好、市场推动”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节能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重，同时要发展可再生能源，以此实现“以能源消费增长翻一番，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翻两番”的中国2020年能源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3、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动。能源是国家战略性物资，保障能源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解决不了中国的能源问题。为此，需要政府按照市场经济通行的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方式，制订适当的正向激励政策与逆向的限制措施，促使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方面是能源出现了局部的供应紧张，另一方面却表现为能源开采、使用、管理上的损失浪费和低效，突出表现是在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实下，存在着严重的能源浪费现象，使得整体的能源效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效率低下与我国现实的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较低有关，同时也与我国能源节约意识淡薄、政府公共管理缺乏有效引导与制约有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推动、引导与制约。
4、财税政策对实现能源发展战略极其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组合中，财税政策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有效地发挥财政预算、国债投入、财政贴息、担保、政府采购、税收优惠、限制性税收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其作用范围延伸到能源的生产、转换、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发挥其最佳的政策效应，以此解决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能源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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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大部分资源开采后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再生,所以这些资源如果过度开采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在对资源进行利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通过相应的政策大力引导生态重建的投资项目。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财政政策体系建设
生态重建也需要很多资金的支持,这是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面临的重点问题,在这方面,城市的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制度必要措施。
(一)加大资源型城市生态市建设的财政投入
首先政府要大力宣传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将生态重建的具体项目加入城市发展的项目中,并且要将生态重建需要的资金纳入财政支出的分配中,使生态重建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为生态重建需要开展众多项目对环境进行治理,比如污水的治理,环境监督局等等机构,生态的重建还需要种植花草、树木等植被,并且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的结构,建立引导的资金,政府在投资项目中的收益可以分出一些用于生态重建,或者缩小其他项目投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这样都可以节省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中,这些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也可以为城市的财政带来相对应的收益,因为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治理,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对生态重建的投资,积极筹集生态重建所需的资金,资源城市的生态重建既需要建立污水治理单位,也需要建立回收、治理垃圾的机制,是需要长期投入的投资项目。所以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大小企业,也不论是什么体制下的企业,政府都要鼓励它们为环境保护、生态重建做出贡献,大力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造福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
(二)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
由于生态遭到的破坏的时间不长,一开始政府没有看到过度开采资源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所以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并设立出环保保护的项目资金。在生态遭到破坏后,政府只能把财政预算中多余的资金用作生态重建,这样使得生态重建的项目落实的并不好,很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都暂时搁置了,所以如果不把环保的项目纳入政策预算的话,就不能很好的计算出生态重建项目需要的具体资金,同时也利于对生态重建进行必要的监督,而想要做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计划,就必须保证它在财政预算的收支中占有一定数目的份额。再有了资金的保障下,生态重建计划就可以建立出很多投资项目,比如预防治理水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项目,增设环境保护设施的项目,绿化土地美化城市的资源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都可以很好的为生态重建做出积极贡献。在资金的控制上,政府财政部门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这些资金的流向,对资金的使用和涨幅情况做出相应的了解与监督,这样才能使资源型城市在财政政策支持下的生态重建有秩序的开展。
(三)优化支出结构
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主要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发放大量的生态产品为主要手段,生态重建可以带来长期的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重建除了可以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也可以使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健康,是一项长期受益的投资项目,财政的预算由于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支出,所以这种情况下,财政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对其的投资引导,其次是经济补贴形势的支持,由于下中国是农业大国,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很大,所以生态重建的重点是大力改善土地资源,使得农业可以更好的发展,促进农业快速稳定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越来越发达。在投资上,我国主要侧重的投资项目是生态产品的治理性修护、生态产品的创造性改善以及生态品的维护与保护等方面。
(四)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开发需要很多的机器与设施,一般都是大型的机械,而这些机械花费的资金也比较多,所以资源型企业一般可用性资金都比较少,所以无法积极的进行企业的经济转型,这时就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大力的支持,利用财政政策建立专项资金,使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为资源型城市,并且为生态重建的具体措施提供资金的供给,保障其更好的进行转变。政府在进行财政支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那些率先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的机制。政府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要首先设立财力转移支付,这些资金主要用作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投资贷款等项目,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不同的重建程度需要的资金数目不同,并且不同的重建设施、材料金额也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拨款数目要根据不同的进度与需要发放。不同的项目需要的资金不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监管,避免浪费用滥用。
三、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革现行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设计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背道而驰。资源税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下,外部性成本的补偿还应包括后代获得资源能力损失的补偿,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
(二)开征生态税
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因此,我国实施生态税制的第一步可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生态税。
(1)环境污染税。
在资源型城市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
(2)水污染税。
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
(3)大气污染税。
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
(三)建立真意义上的环境税
从概念上说,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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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在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职能部门。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具体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环节与方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将对科技开发的重视与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视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的做法是：
一是对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给予优惠允许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缴所得税。如法国政府规定，凡研究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按增加额的50%抵免所得税。
二是普遍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年限仅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通过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以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如韩国税法规定企业可按销售收入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为4%，生产资料产业为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3年内用于技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和培训费及有关技术革新计划资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如美国税法规定公司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以从所得税中予以抵免，并对新产品的中间实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在科技税收优惠的税种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三大税种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公司所得税作为科技优惠的重点。在增值税类型的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获得的科技奖励、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都实施优惠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财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中、低技术向我国转移，在部分领域，高端技术也开始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我国国内企业的现状来看，整体技术水平还较为低下，受技术开发力量、技术开发经费等的制约，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对弱小，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要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在3年过渡期内继续保持原有的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向研究型机构的R＆D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和特别财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模式。3年过渡期满后，政府贷款利率或贴息水平必须控制在WTO相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财政的资助必须是非专向性的，并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部分前技术开发活动成本的50%。2．进一步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鉴于长期以来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规定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的目标值。安排的科技经费要集中用于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传统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和课题负责制，确保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使用。同时，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凡基础性研究，政府应实行无偿投入，应用研究及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坚持有偿使用为原则，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其他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相应机构必须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3．财政扶持项目应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扶持和引导技术进步必须要突出重点，讲求效率，而不能遍地开花。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技术改造项目应重点选择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竞争性产业。
4．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支持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从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及其他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5．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面，首先必须充分运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手段。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对这一领域，除国家进行少量的直接投资外，可以借助于财政贴息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该领域。财政贴息向高新科技产业适度倾斜，加大对该产业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能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化。在传统产业部门，通过财政贴息手段的运用，使企业在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能够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6．必须改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能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他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流转税方面,除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外，应对高科技产业在增值税政策方面实行适度倾斜，使高科技产业增值税整体负担率能大幅度降低。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目前进出口环节大面积实施税收优惠的做法，应只局限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视不同的情况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按照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特别是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要尽快统一。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实行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在运用减税、免税、低税率和零税率等直接税做优惠的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低免、投资抵免、税收饶让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运用，实现科技税收优惠方式的多元化。
7．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作用。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推广实施，政府采购规模将越来越大，政府采购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大，相应地政府采购活动对国民经济总量及国民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为了扶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在政府采购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多采购本国产品，对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倾斜。只有在国内不能提供或技术性能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考虑采购外国生产的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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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低碳经济是缓解环境恶化、完成减排目标的现实选择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资源的过度开采、工业废水、废气、废物的大量排放，造成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气候变化明显。近几年来，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大，全国各地的雾霾天气更是时有发生，给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政府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公开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技术水平测算，到2020年我国需要约151亿吨CO2排放空间，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我国将会面临47亿吨的CO2排放缺口。因此，为保护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按期完成CO2减排目标，必然需要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来实现。
二、我国当前财税政策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
（一）现行财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由于财政制度存在“收入相对集权，支出分灶吃饭”的特征，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作为首要职责，进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忽视了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在税制方面，大多数划归地方政府所属的小税种由于税源不稳定、征收难度高等原因，导致地方政府收入不足，进而出现了大量“土地财政“现象。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严重扭曲矿产、土地等资源价格，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项目换取地方经济增长的方式，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离不开调整财税管理制度。
（二）财政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且效率低下
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在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方面已经加大了力度，2011-2013年，各年全国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投资的支出分别为2641亿元、2963亿元和3383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4%。2011年，全社会环保投入602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2012年为825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9%。根据国际经验，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环境污染；而达到2-3%时，才能改善环境质量。美国在1977年的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已达到1.5%，2000年增长至2.6%，相比而言，我国在2012年以前该比例从未超过1.5%，“十五”之前更未达到过1%，这样的投资比重明显偏小，而目前的财政投入增长比例相对于我国大中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而言，依旧相距甚远。此外，当前的财政环保投入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我国的环保投资长期以来一直以工业企业的污染源治理作为投资重点，但对于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以及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投资却严重不足。而对于已经得到环保投资的项目，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却不理想。以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营管理为例，2010年，环保部对我国5556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使用效率极其低下，其中因停运、闲置、报废而未运行的设施占总数的32%，运行良好的设施仅占总数的35.7%，总体有效投资率仅为31.3%。
（三）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存在问题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提倡实施节能环保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我国自2002年颁布《政府采购法》以来，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优先采购环保产品，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截至2014年，我国已公布了十四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但我国现行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行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善，规范政府绿色采购行为的法律手段明显缺位。二是绿色清单的列举方式不科学，目前“采购清单”中的列举方式为指定产品的名称、型号规格和企业名称，而不是以指定产品的性能、特征和各项指标的方式进行列示。这样既不利于对非绿色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正面激励，也容易造成腐败行为的发生。三是政府采购规模不足、绿色产品比重较低，2010年，我国政府采购金额达到8422.2亿元，占GDP比重为2.1%，远低于发达国家10-20%的比重。四是对政府绿色采购的监督管理不到位，导致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使得采购成本过高进而浪费严重。上述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对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
（四）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专门针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主体税种。现行税制中主要是依靠一些分散在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与环保有关的税种中的相关政策来进行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税种分散、各税种间缺乏协调配合和统一规划，难以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专门且稳定的税收政策体系。专门环境税种的缺位，导致绿色税收政策的系统性不足，难以发挥税收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行为所应起到的调节作用，也无法通过专门的环境税收收入来源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五）现行税收政策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存在不足
1.课税范围狭窄，计税依据和征收方式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仅限于矿产品和盐，征税范围过于狭窄，尚未将森林、土地、海洋等稀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极易造成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而以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量或自用数量作为计税依据，忽视了对企业已开采但未销售或未使用资源的监控，相当于变相鼓励企业对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浪费滥用；此外，现行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方式，难以体现资源税的级差调节功能，导致资源税对应税产品价格变化丧失“弹性”，而单位税额过低，不仅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还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效率低下，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现行消费税征税对象中与环境有关的涉及到烟、鞭炮焰火、成品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等八种应税消费品，但仍存在征收范围过窄的问题，对于一些高能耗产品和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电池、白色垃圾、煤炭、化肥、含磷类洗涤用品等尚未列入征收范围，未能充分发挥通过税收限制污染行为的约束作用。
2.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完善。我国现行税制中虽然包含着一些与环保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主要局限于税收上的直接减免，形式较为单一，对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税收间接优惠方式利用不够；从税收优惠覆盖范围看，主要关注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低碳技术的应用等经济行为的优惠不足；此外，现行税收优惠涉及税种较少，优惠项目数量不足且分布零散，难以形成体系进而发挥协调配合的作用。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体系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从国情出发，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体系，利用各种财税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广泛采用直接鼓励、间接引导、限制惩罚等多种手段与方法，来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投入、加大财政政策补贴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措施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二是在税收政策方面，通过完善已有税种改革、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探索税收约束政策、加快开征独立低碳税种等措施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通过该财税政策框架体系的协调配合，实现我国走“低碳能源广泛使用、低碳产业健康发展、低碳消费自觉践行”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1.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投入。政府预算资金的支持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保障，我国政府应合理确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与GDP之间恰当的比例关系，在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中把低碳经济发展作为专门科目进行列示，并将低碳经济发展预算项目进一步细分为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生态环境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具体项目。一方面通过立法规定财政预算支出的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加大低碳经济发展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建立低碳经济发展基金等方式来稳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同时，加大对环保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以保证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2.加大财政政策补贴力度。政府应通过灵活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引导和激发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主动性，加快研发低碳技术、推广低碳生产与消费。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补贴力度，如通过加大贷款额度、给予贷款贴息等方式对低碳技术投资企业给予优惠和补贴，为低碳技术的研发和管理人员给予补贴，对创新成果给予奖励等，以促进低碳经济技术的提高和进步。二是对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如对消费者购买太阳能、节能空调等节能环保产品给予补贴或补助，引导普通居民进行低碳消费，采用财政贴息、以旧换新等方式帮助新投入市场的低碳产品进行推广，对节能环保的公共建设工程、低排放低污染的新能源汽车等给予大力的财政补贴支持，鼓励低碳行为的发展。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旨在解决国家各级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化解当前各地方政府财力差距悬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引导地方政府和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做法包括：一是要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范围，为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提供客观依据。二是要建立起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财力不足，在发挥中央财政主导作用的同时，调动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兼顾激发财力转出和转入地区双方的积极性，促进各地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视以及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三是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提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引导地方政府加快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主动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4.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政府实施绿色采购制度，在采购过程中优先选购绿色低碳产品，一方面体现了国家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的导向和示范作用，通过政府的表率行为来引导普通消费者的消费取向，提升全社会的低碳环保意识；另一方面，促使生产和销售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开发和推广绿色产品，以赢得政府这个国内市场最大的客户，这种影响既有利于扩大绿色低碳产品的市场规模，也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促进低碳技术的进步。针对当前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府绿色采购的主体、采购机构的职权与责任，供应商的资格审查与权力义务，完善绿色采购标准和绿色采购清单的制定与，规范政府绿色采购的有效实施。二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制度，将绿色清单的列举方式调整为指定产品的性能、特征和相关项目指标，同时扩大采购清单范围，并更加关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将政府采购对最终产品的绿色要求扩展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三是建立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将监督管理贯穿于绿色采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通过绩效考评机制对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进行跟踪反馈和绩效评价，并逐步建立政府绿色采购信息化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绿色采购的执行情况，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三）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
1.完善现有相关税种。
（1）资源税。资源税改革应以保持自然资源存量的可持续性作为基本原则，逐步完善现有资源税在征收范围、计税依据和征收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建立真正能够节约能源、体现资源实际价值的资源税，具体改革措施如下：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森林、海洋、土地、草场、滩涂、地热等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二是调整计税依据和计征方法，将计税依据由现在的按资源的销售量或使用量征收调整为按实际开采量或使用量征收，以防止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回采率，将计征方法由单纯的从量计征调整为根据不同应税品特点分别采用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的办法。三是提高征收标准，针对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稀缺性强和污染严重的资源要课以重税，以此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限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2）消费税。我国消费税经过多轮调整，已逐步加强了环境保护的税收理念，但仍有一定完善空间：一是要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征收消费税，进一步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例如应将煤炭、化肥、农药、塑料包装袋、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电池、含磷类洗涤用品以及氟利昂产品等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二是调整消费税税率，在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税率的同时，对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消费品降低税率。三是调整征税环节，例如考虑在成品油的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进一步提高大众的节能环保意识。
2.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低碳产业的发展、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都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我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就需要建立科学的税收优惠机制，进一步加大对低碳行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例如在执行现有所得税优惠的基础上，对从事环保设备制造、环保工程设计、环保新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所得税减免优惠；对企业用于节能环保专用设备的投资，允许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优惠；对用于生产节能产品的专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采用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对低碳产业进行投资；对低碳清洁产品免征消费税；对购置和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耗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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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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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角度看,近年来,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地位转变,由原来的“拾遗补缺”转变为“半壁江山”,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近几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财政”突飞猛进,这些地方政府财政中非税收入占比已高达50-60%。
(二)非税资金管理难度增大,财政监管职能被肢解,部分非税收入游离于监管之外。非税收入的执行主体是行政事业单位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由于票据使用缺乏统一标准,一些涉及非税收入部门一直是使用上级主管部门的印制票据收取非税收入,财政部门尽管在程序上进行了审核,但仍没有能力对它的后续工作和使用情况实施监督;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执行机制,无法做到令行禁止,导致一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时有发生;此外,非税收入大部分款项即使被纳入到预算管理的范畴内,对于非税收入审核、使用和管理也仅仅只是走马观花,流于形式,致使财政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最终导致对非税收入的管理缺乏刚性的约束监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学规范的统一标准,分配体制不合理将使政府财力资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由于收费形成的经济来源基本上归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支配,缺乏统一规范的分配标准,导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甚至社会腐败现象滋长泛滥,社会资源不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调整,造成地方资源的无序浪费,非税资金长期游离于国库之外,将严重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与中央财政和税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驰,干扰了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对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带来了消极作用,直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门,收费主体多元化,来源渠道复杂,执收环节多,收入来源不稳定。与国家税收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等相比,非税收入呈现于税收收入的不同之处,首先非税收入由于征收项目的选择性,明显具有零散性的特点;二是非税收入由各职能部门分别征收,征收标准和征收环节各不相同,带有明显的行业性特点;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执行主体,其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较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复杂,有主管部门(单位)代收自缴,有的是由银行代收,还有由财政机关征收;五是来源渠道不稳定,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某些临时性和罚款项目, 突击性和集中性特点明显,导致这些非税收入时高时低。
(五)法制不健全,监督缺乏约束力,未形成规范、完整和系统的法律法规。从法制化进程上看,非税收入增长过快,管理艰难与执行混乱,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法律、法规和改革制度没有最终形成。非税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内容,包括立项、定标、征收、监管、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环节仍寻找不到能够覆盖全国范围的统一、规范、系统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使非税收入征管做到无章可循;同时,非税收入征管和使用随意性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监督,使得非税收入管理难以规范,对违规行为难以有效约束。
二、非税收入现实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全国财政收入结构比重中,税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税收入占比增长,必然导致费大于税的现象出现,税收与非税收收入此种此消彼长现象,极有可能导致企业负担变相增加,影响结构性减税政策总体效果;同时,非税收入征缴具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持续在高位运行极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
实践证明,地方财政非税收入诸多问题,势必导致一系列消极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侵犯税基。税收与非税收入比例失衡呆滞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税收入大部分成为地方财政(或部门)的利益,必然会分散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各种社会腐败现象,增加了机构改革的难度。由于非税收入基本上归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支配,不仅助长了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盲目基建,而且权利过于集中,为腐败现象提供了温床,损坏了政府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三)制约了经济主体的发展速度,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经济秩序。税费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过多过滥的收费使企业不堪重负,加重了企业做大做强的成本。(四)削弱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从广义上讲,税与费都是政府通过行使行政强制权无偿征收。收费的随意性和广泛性,破坏税法的严肃性,降低了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离于财政监督,无疑是肢解了财政管理职能,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
三、加强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征管的对策选择
改革非税收入,应当从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深化非税收入改革,规范非税征管要素,推进征管体系建设,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撑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进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标本兼治的综合对策。
(一)完善和推进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从理顺分配关系入手,从源头起正本清源,还原税收和规费之本来面目;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当的原则,确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非税收入体系,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消除地方财政过度依赖非税收入理念;同时,改革和深化投融资体制,适度开放政府融资和举债,推行资产证券化等,为政府培养后备财源支撑,阻断政府利用新增收费项目筹资的思路。
(二)寻求非税收入改革突破口,积极推动“费改税”,这将涉及到部门、单位利益的重新调整。首先,对一些征缴相对稳定兼具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项目,推进“费改税”改革试点,包括试点开征“社会保障税”、“燃油税”、“资源税”和“遗产税”等新税种,拓宽地方政府财源渠道;其次,对于那些“费改税”条件不成熟的,允许继续保留收费项目,但必须纳入 预算资金统一管理。
(三)划分经济利益主体管理权限、明确收费范围,理顺分配渠道和分配关系。非税收入实质仍然属于财政性资金,非税收入与税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缴依据、服务范围和对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过程、分配方式都与税收有所不同等。因此,应当科学统一确定范围,内容,标准、费率,尤其是要细化征收标准,减少弹性空间,公开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标准、任意扩大收取范围,使征收各环节运行在阳光下,驶入规范化的公共财政运行轨道。
(四) 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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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窄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地方财政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在发展过程中昆明市政府更加注重于经济的发展，追求昆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高速增长，而对居民的医疗、社会保险、文化建设等经济效益产出不明显的公共产品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由于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虽然昆明市的经济长期以来保持着一定速度的增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也造成了公共服务覆盖窄的局面，大量高效优质的文化、发达科技、医疗卫生等资源主要集中在昆明市区，导致了市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差距扩大。
（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于长期的二元制社会体系的发展，城乡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城镇居民的收入长期高于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使得人才及各种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导致城乡的经济水平及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资源的集中及经济的快步发展，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入增加了昆明市生产生活的压力，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加大，不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建设。
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保障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对现有的财税政策进行深入的改革与优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保障机制。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应经一部改革，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健全补偿的机制，避免出现高价征地与低价征地同时存在的现象。同时，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的就业及创业提供政府支持。基于昆明市情，应将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纳入管理范畴，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救助，给予独立的核算与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法规进行管理监督，为失地农民建立健全保障制度，为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增加可支配财政资金，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地方财政的增加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其职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城市财政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使其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匹配经济的发展。昆明市政府应满足财权事权统一的原则，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合理增加政府的可调配财政资金，充分保证政府的经济职能作用，确定市一级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改革现行不匹配经济体系的财税政策，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财税政策。
（三）促进昆明市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公平化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以此来完善转移支付政策，实现昆明市城乡一体的福利政策，提高昆明市城乡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首先，提高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使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政策；为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的就业及创业提供政府支持。其次，提高“三农”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民的财政补贴，使其留在农村以发展农村的经济，不能为了实现城镇化而放弃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再次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转移农村的劳动力以提供就业机会是完善城乡就业一体化的核心。昆明市应深化“新农村建设人才保障工程”，全方位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及职业素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建立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就业一体化的就业机制，扩大就业的渠道，增加就业岗位，为农村居民创造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适合的岗位。加快建立完善的城乡就业服务机制和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推行就业信息的共享机制，促进城乡就业网络信息的建立；政府要大力支持与发展全方位的农民教育及就业的培训工作，提供农民的素质与服务水平。建立建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及劳动保障机制，为农民的劳动及生活提供保障；对税费的减免、社会保障的补贴进一步落实，同时鼓励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在学到先进的技术后回农村进行创业，促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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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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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是我国起步较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东北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严重制约该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1．资源面临全面枯竭。随着自然资源的采掘资源储量逐渐减少，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下降，资源开采工业的生产成本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鼎盛期已经过去，矿产资源产业的整体萎缩已经相当明显。辽宁省的资源产业枯竭和衰退主要体现在煤炭、有色金属矿产上。目前，全省7个矿区除铁法区外，都是萎缩矿区，煤炭产量逐年下降。黑龙江省、吉林省也同样面临着资源产业萎缩的问题。
2．资源利用率低。东北地区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加工利用程度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许多企业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在工业结构中，高能耗产业比重大，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明显落后；工业技术和装备落后，个别国有企业还在使用20世纪40年代的耗能设备。2005年，东北三省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1．65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2％。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等问题。
3．环境污染严重。东北历来是重工业基地，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大，资源和能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较为严重。2005年，东北地区废水排放总量为43.41亿吨，其中经处理达标的工业废水仅为1／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5908.78万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极低。
4．农村生态环境退化。由于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资源只知索取不知保护，造成东北农村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城市的扩建，使许多工厂、企业迁到郊区或农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土地占用、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直接导致耕地锐减，农民收入减少。
二、建设生态经济是振兴东北的现实选择
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原理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整体上去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的一种经济模式。
1．建设生态经济是实现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建立起了以资源为依托的产业格局和生产力布局，但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超强度开发和低水平利用，使东北地区面临着资源危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及企业危困的严峻局面。建设生态经济就是要转变传统发展观念，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为指导，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的协调发展。与传统经济相比，生态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自然生态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再循环使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
2．建设生态经济是推进东北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生态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佳形式。它依靠科学技术手段，通过制度创新，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资源能源实施“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调控，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环境的破坏，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率，达到资源能源低消耗、经济高产出、污染低排放，注重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体内循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三、推进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财税政策建议
1．调整现行税制，完善生态环境税收体系。建设生态经济，有效开发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应杜绝破坏性开采、过度浪费资源行为。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税收政策，以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首先，应尽快完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列入征收范围，限制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并为恢复生态平衡提供资金；同时，将现行其他各类资源性收费并人资源税，设置不同税目，统一征收管理。二是调整计税依据及税率。将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采取累进制方式，将资源产量划分档次，不同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级次应跳跃式增加，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应课以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其次，应着力调整消费税。一是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高档建筑装饰材料、高尔夫球具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二是提高消费税的税率。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三是开征燃油税。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适当提高含铅汽油和低标号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再次，应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凡在中国境内从事有害环境应税产品的生产和存在应税排污行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环境保护税的税目可以包括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垃圾污染税等；根据污染物的特点实行差别税率，对环境危害程度大的污染物及其有害成分的税率应高于对环境危害程度小的污染物及其成分的税率。通过强化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企业与个人放弃或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同时筹集环保资金，用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对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社会化”或“外部化”，环境的真实成本被湮没，环境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企业缺乏珍惜环境的内在压力和动力，不会像珍惜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去珍惜环境。因此，应大力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革除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积弊。首先，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向环境排污，“侵占”或“消费”的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排污权可以被视为环境使用权或占有权的一种具体形式。所有污染企业必须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核定的排放总量和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条件排放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对各个污染源的排放行为(如排放的浓度、速率、数量、时段、烟囱高度等)做出具体规定，进一步将排污权具体化、商品化。从而变得可定价、可交易。其次，建立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政府通过招标、拍卖等形式，将排污权卖给企业，使企业生产成本完整地反映环境成本，迫使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关心环保，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用这种市场化手段可以极大地调动排污企业的积极性，使其可以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主动减排，同时可使减排的社会总体费用大规模下降。排污权交易是引入市场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提高环境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企业有偿取得排污权后，必然产生珍惜环境、减少排污权使用即减少排污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从而促使企业自觉采用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或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
3．设立专项基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应设立生态经济发展基金，组成专家委员会，对生态经济有关项目、企业、技术进行评估、审核，采取由专项资金直接拨款，或通过财政贴息、低息或无息贷款的形式，对具有一定预期效益的行业、项目、企业、技术予以资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低能耗产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支持再生资源和新能源开发，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生态经济产业是一种挑战性的产业，该产业投资大、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历史包袱沉重，因此，国家应设立专项基金，给予生态经济产业资金支持，以促进该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同时，改变政府预算内投资范围太宽、包揽太多的格局，对促进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产业予以投资倾斜。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东北地区发展的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治理西部盐碱地和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及沿海地区污染，扩大和深化“三北”防护林体系，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风力发电基地，建设东北地区公路水路通道，建立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由于上述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生态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增加政府专项补助支出，帮助单一资源型地区和城市解决资源枯竭问题、接续产业的发展问题，下岗职工生活、再就业问题，提高对采煤沉陷区资金补助比例，增加发展替代产业的补助和人员培训投入，给予资源枯竭地区和城市下岗职工安置资金补助，保证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补助和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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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各商业银行间接提供贷款，但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有限性。在信用担保基金方面，担保机构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且受行政干预影响较大。针对这一系列不足，结合韩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笔者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政策性担保、商业担保、互助担保和再担保一体的多元化担保路径，并设立专项款用于担保机构坏账的代偿，减小担保风险。同时，政府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在全社会的公开、查询与共享，使中小企业接受公众的监督，诚信经营，从而增加公司的信用值。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能够改善，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就搬走了一块“拦路巨石”。
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体系的优势与特点
如果说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那么技术创新能力则直接决定着中小企业的命运。如何促进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荷兰就曾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创新券”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印度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较为典型的是其产学研政策，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