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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影视作品是人学,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播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活动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电影提供若干可能的,其一就是“观看噼”。在有些情况下,看本身就是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态,被看也是一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技术迅猛发展,卫星及相关科技设施将世界连为一体,出现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财政的全球化和传播的全球化等诸多相互联系的现象,其间信息和传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起着神经网络中枢的作用。影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内容,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传播文本,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观赏和获得审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10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愈加紧凑。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信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网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网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至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传播媒体,因为每一种媒体都有着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中国电影之未来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至少是短视的。全球化虽然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未经审查和筛选的网上艺术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艺术品。
可以肯定,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艺术也和它的同伴――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样,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同时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制作技术含量和贴近自然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 劳拉・穆尔维.《视觉与叙事性电影》.周传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47.
篇2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 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ldquo
;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着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着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着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着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着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着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着深刻的审美意蕴 。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着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三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 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篇3
2.1正面影响。学生非正式组织成员的思想行为趋同。因此,教师良好的引导可以使其走上正轨,利于课堂教学。传媒类院校的英语课班容量很大(通常在60一80人之间),而为了顺利实交流互动,教师往往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让学生自由结组、推举组长,这种小群体对于个人更有说服力,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会更容易得到充分发挥。教师使其目标与课堂管理的大目标趋同,就能事半功倍。教师可以利用学生非正式组织的心理相容性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学生非正式组织的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看法和思想,文化和专业基础接近。教师可以通过了解他们对英语学习的不同需求而进行分类,引导不同程度的非正式组织成员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
2.2负面影响。非正式组织中普遍存在/从众行为0,可能会导致整体的混乱。非正式组织本身由于其非成文性规范会表现出一致向外的行动倾向。若此倾向与组织目标相冲突,会侵害整个组织功能的运行。传媒类院校中,有些学生英语基础薄弱,这样的学生形成的学生非正式组织会影响英语课的正常进度。当他们对教师所讲内容没有兴趣,甚至听不懂时,就会表现出来,如果教师不加以管理就会使这种不良影响在小群体中蔓延,使其他学生也放弃学习和参与课堂活动。学生非正式组织有可能会向/反班级型0转化。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对群体内共同认可的规范持完全信任的态度,易于形成一种/集体思维0的模式,当这种趋势与正式组织行为准则、规章制度相悖时,反班级型学生非正式组织就会形成,有碍于课堂的正常管理。
3、积极引导学生非正式组织,减少或消除其不良影响
篇4
一、什么是新闻娱乐化?
何为新闻娱乐化?第一,内容方面,偏向软新闻(西方媒介称为“大众新闻”)或是尽力软化硬性新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减少严肃新闻数量,把暴力事件、灾难报道、花边新闻、体育新闻及名人趣事和各种犯罪新闻作为新闻重点,极力在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化中挖掘娱乐价值。第二,表现形式方面,过分地强调新闻故事性、情节性。在最初,只是适度地在新闻写作中加入人情味因素以加强其贴近性,到现在发展成盲目追求新闻趣味性和娱乐性,强化其悬念、煽情或刺激的部分,使新闻故事化、文学化。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辛普森杀妻案、戴安娜王妃之死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成为了传媒娱乐化三大标志性之作。
以上的阐述说明了新闻娱乐化现象三大特征:一,内容上是软性新闻;二,极力挖掘新闻的娱乐因素;三,过分强调吸引力。从新闻传播功能的角度看来,新闻娱乐化异化了新闻本身提供娱乐的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新闻娱乐化使娱乐新闻在媒介新闻整体中的地位被放大,在新闻价值中的人情味和趣味性因素也被放大,导致新闻娱乐功能的初衷的偏离。娱乐和迎合受众成为了新闻娱乐化的主要目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新闻娱乐化的现象已经在大众媒介中屡见不鲜了。无论报纸、电视、广播或网络,“娱乐”成为主流,一切与之相关的节目也成为各媒体开发的重心。但是,在媒介过度娱乐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政治、经济、文化和受众等各个因素综合地推动了新闻娱乐化现象的出现。下文将主要从传媒经济的角度分析,并且关注了两者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二、新闻娱乐化的经济原因分析
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消费者是市场经济中很重要的概念,在媒介市场经济中,“受众”就是媒介产品消费者。首先从受众心理和需求方面分析消费者。依据马斯洛的心理分级理论,当人类的低级的、本能的心理需求,例如吃、穿、住等都得到满足后,就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工作等各方面压力增大,使人们开始追求工作之外的全身心的放松,对于精神放松的需求急速增长。另一方面,受众还具有普遍的从众心理和行为,从而娱乐逐渐成为时尚。
其次,从生产者的角度,媒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双重属性,经济实体属性被强化,这些媒体被推向市场时不仅扮演政治化的角色,同样也需要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市场占有份额和利润。为获得市场就必须拥有消费者,要拥有消费者就要研究消费心理需求,即受众心理需求。为了让受众消费,真正的新闻被市场改写,导致原先的例如无虚饰、不空谈等新闻观念被抛弃,现在的新闻被媒体精心策划、包装成为新闻商品,娱乐因素成为市场主导。与以往编辑部争论的焦点“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不同,现在更多的是关心“受众想知道什么?想看什么样的节目?”。
因此可以看出,市场成为具有商业化倾向的媒介或是商业性媒介的主宰,一切与发行量和收视率等相关的指标成为媒体的生命线。为了追逐企业利润最大化而追逐受众群的需求,同时媒介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遵循市场经济商品的大数及通用的原则,即生产那些最好销售,受众最广泛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在消费兴趣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媒介选择了娱乐。无论男女老少,何种身份、阶级、种族和国别等各方面的差异,都需要娱乐。因此娱乐产品在大众化时代十分畅销。在这样的消费逻辑的引导下,媒介都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娱乐化倾向,从最初的娱乐休闲节目和内容的比重上升,发展为将严肃的新闻也向娱乐化拉近,导致新闻和娱乐的界限日益模糊,就成为了所谓的新闻娱乐化。在近20年来的新闻的改革过程中,随着我国媒介市场化发展加快,媒介大众化和市场化浪潮兴起,娱乐化日渐成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新出发点。如同陈力丹教授所说:“娱乐新闻和娱乐类的版块越来越成为传媒经济效益的增长点,这是大势所趋。”
三、新闻娱乐化对于传媒经济发展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且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新闻娱乐化现象出现的主因是媒介走向市场和传媒经济的发展,反之新闻娱乐化发展和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介经济的发展。短期看来,新闻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媒介经济的短期繁荣,获得了大量受众的关注和注意力,获得了广告客户,但是这样的影响和发展方式能否获得长远的效益和发展仍然值得考虑。
如今我们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大众传播时代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传播已走向分众化时代。传媒经济作为经济的其中一种形式,它拥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性和属性。喻国明教授曾指出: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它拥有的是社会公众给予的“注意力资源”。1衡量传媒对于市场的价值的大小,关键在于它能够通过受众对社会实践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就是说,计量传媒市场的价值不仅是由它所凝聚的受众人群数量多少决定的,这是因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力和决策力、消费能力或“话语权”的差异,且有时差异巨大。显然地,作为一个传媒,能够影响社会的主流人群,为其提供信息、知识以及智慧支持,从而影响社会进程、社会决策、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的话,这个传媒的价值就十分巨大了。不难看出,媒介受众数量不能决定一切,重要的是媒介影响的受众的质量。因此,媒介娱乐化的方式只是实现了普化,未达到精化,这样的做法只能是低层次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对社会决策产生影响的人都对娱乐化的失误没有太多兴趣和关注,无法影响这类受众,就无法获得有实力的广告资源。这类主流人群的特征包括: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政治经济权利、文化精英、年轻人。这个社会群体并不需要零碎的娱乐化新闻,更多的是需要媒体解答各自领域的相关问题和需求。尽管这类媒体受众数量并非最大,但是它的影响力最大,这类媒体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大。因此媒介新闻娱乐化的方式并不是传媒经济长远发展的正确选择,单纯追求娱乐化,并不能真正地提高传媒经济的质量。(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 喻国明.影响力经济――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01):1~3.
参考文献
篇5
一、引 言
信息化无处不在的当下,电视媒体的发展逐渐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与手机等新型媒体,电视媒体与新型媒体的差异显现,新型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市场活力,电视媒体具有新型媒体所不及的舆论公信力和引导力。电视新闻若想增强竞争力,获得市场份额,必须充分发挥出其自身的权威性、现场感等特点和优势,并且对互联网等新媒体中的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才能使其重新成为舆论监督的引领者。
二、新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传播的舆论影响力分析
众所周知,社会舆论界对新闻媒体播报的新闻所引起的关注、产生的反响、激起的共鸣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理解成媒体或者媒介借助一种特定的传播手段向广大的受众传递相关的信息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力度。让广大的受众及时准确地得到信息,同时受众可以理解并准确地将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相应的传播,就是媒介影响了的基本目的[1]。虽然影响力有大小之分,但是如果新闻媒体播报的新闻毫无影响力,那么这样的新闻媒体是不可能生产和发展的。也就是说,影响力不但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同时也更加注重传播的结果,而媒体的传播力和引导力则是证实这一结果含金量的主要指标,传播力越大产生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反之则亦然,所以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同时影响力的大小还与感召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体的影响力越大则所具有的舆论动员的力量也就越大,这时就可以利用其自身具有的感召力将聚集在媒体周围的受众召集起来参与相关的社会事务,从而对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行进一步深入的影响。当然,只通过一两次干预是无法形成这种影响力的渗透的,必须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实现。舆论的影响力不是现在才形成的,更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独创的,而是为了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从古至今各个国家、社会团体在其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都极为重视舆论影响力。
三、在媒体融合时代积极提升电视新闻传播舆论影响力的策略
1.不断优化新媒体融合时代中电视新闻媒体选题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电视受众的思维意识越来越强,电视媒体与新型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电视新闻要在融媒体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发挥其优势。热点、焦点以及难点问题是电视娱乐监督必须面对的问题,山西电视台《民生大接访》栏目已经在这方面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同时其也开创了电视媒体与紧密结合的先河。正是因为问题一直处在矛盾较多、政策性极强舆论监督下,使其一步步地演变成了舆论监督的雷区[2]。本来一些很小的案件,但是因为其受到了地方利益的保护而成了难案。随着电视媒体的全面介入,不仅将原有的事件格局全面打破,同时使部门也有了可以传话的嘴巴,并且让电视媒体的记者队伍深入到老百姓当中,不但全面地了解了矛盾产生的根源,同时还将群众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基层,而且激发出了民众对公共事务关注的热情,并自发形成互动。由此可以看出,电视新闻在选题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小故事承载大问题的作用,要求记者必须用鲜明的问题意识形成自己的问题单,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出电视新闻媒体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不断地增强新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媒体的时效性
建立网络舆论检测机制,毕竟可以通过网站、论坛、社区、微博等网络资源发现舆论监督线索,同时电视媒体还可以及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监督与参与。这就要求电视媒体必须具备敏锐的发现舆论监督热点问题的能力,已经发现问题后及时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的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反之如果社会热点已经通过网络大肆传播、人尽皆知时,再跟进就已经为时已晚;在面对重点的热点问题时如果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则会使观众失去观看电视节目的兴趣。所以要求电视媒体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主动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对发生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监督,从而保证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信息的一致性与及时性,最大限度地提升舆论监督传播的速度与效果,同时要求参与采访的记者在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及时与网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只有电视充分地对网络平台加以利用,才能顺应目前媒体新的发展趋势,同时还可以利用相关新媒体的技术对监督信息进行动态的跟踪、更新和披露,从而实现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互动性与电视新闻的深度和专业化、权威性的紧密结合[3]。并且电视媒体还必须直面网络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应该全面地对网络监督的群众基础与及时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虽然网络监督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其监督真假程度还有很多问题,不能真实反映信息原委,而众多的虚假新闻几乎都是通过网络流传出来混淆视听的。因此在进行两者之间的互动时,必须要保持清晰的立场与准确的判断能力。同时还要对相关的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强化其政治素养与责任意识,并且对网络监督所涉及到的事实进行及时的审核,在与网民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筛选其中最有报道价值的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
3.借助新媒体发展契机,提升与受众的互动性
利用新媒体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随着网络运营的不断普及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更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将网络作为了解新闻的首选媒介,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身对社会以及相关事务的观点与看法。互联网在当前的传播中极大地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手段,成为群众参政议政以及真实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新媒体时代已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信息传播中更加顺畅了传播通道,更好地为公民提供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更好地对我国当前民主政治提供民意直通车。而电视新闻这种较为简单的传统传播模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对其收视率和受众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另外,以往电视新闻的市场正在不断被网络新闻所吞噬,电视新闻市场在这种环境中,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分析自身优劣势,转变电视媒体的传统观念,只有在正确认识到自身的前提下,并且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才能在目前媒介融合的全新形式下,发挥自身优势确保电视媒介的市场地位。
4.借力新媒体发展潮流,拓宽电视新闻传播渠道
目前正处于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各种不对等的矛盾和经济扩张使得突发事件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受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日趋高涨。相关的利益团体在社会语境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利益诉求,从而使舆论表达越来越分散,这些对于目前以电视为主导的传统媒体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媒介语境之下,才更加需要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营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舆论监督传播形式,不然就会严重地削弱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的作用[4]。没有话语权就无法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因此只有将自己权威的新闻网站和相关的论坛迅速的建立起来,并且通过构建相关的网络平台进一步优化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才能从根本上掌握舆论的话语权以及主动权。就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电视媒体已经意识到融媒体的趋势下网络互动平台的重要性,其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而这也是电视新闻充分利用新媒体应对舆论监督要求,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舆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5.借助新媒体的发展方向,创新电视新闻的传播方式
高科技时代,信息迅猛发展,舆论环境宽松、媒体竞争激烈,传播方式多变,电视新闻的发展遭遇巨大挑战也面临历史机遇。要适应日新月异的融媒体发展环境,电视新闻在运用网络平台之外,还要预见性地对融媒体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分析,对互联网的发展格局进行准确定性。要本着做强做专做优的原则,搭建电视人才梯队,更新电视传播理念,创新电视传播方式,拓展电视传播渠道,打造电视传播平台,用新的机制、活的形式抢占互联网优势,发出传媒主流声音。与此同时电视新闻要基于实际,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灵活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技术,以活动为抓手,突出传播特色,提升社会影响,实现传播作用与导向作用相统一。
四、结 语
就目前而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创新广泛应用,我们正处在社会经济与网络数字技术高手层出不穷的发展阶段,电视新闻传播行业受到融媒体的冲击正向更高更远的方向发展,已经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激烈竞争的市场格局,电视新闻要占领市场,增强竞争力,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采取创新战略和有效措施,与新媒体进行共同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发展的机遇,而这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和谐繁荣发展的最有效的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刘璐.新媒介情境下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发展思路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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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性差,形式单一呆板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电视新闻类节目形态大同小异,多数模仿央视,可看性差,内容来源单一。而且因为线性传播,新闻内容只在播出时段被受众获取,不易保存,转瞬即逝,想要进行信息保存都必须经过第三方支持,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
(二)互动性差,传播单向
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是线性的,即由中心制作,向四面传播。信息由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制作后,单向传输,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由信源向信宿传播,而不能进行应有的反馈。
在传播中,电视媒体即使全天候的播报,一天也只有24小时的线性传播。除此之外,电视媒体也有很强的地域性。电视媒体单向流动的传输方向也造成终端各点彼此孤立,没有联系。传者与传者、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无法进行交互,信息的者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有效反馈,及时了解传播效果。这种单向传输的结构使得传统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受众只能照单全收,形成了“你传我受”的传播定势。
(三)参与度低。无话语权
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然而现阶段,电视新闻明显缺乏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敏感话题的报道。这就不能得到相关受众的心理共鸣。
(四)时效性差,播出时段固化
网络媒体依托自身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闻信息传播中,通过滚动或者推送的传播方式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传播出去。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因为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往往要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收集、采编、制作、报道,和网络新闻相比,时效性大大削弱,更不及微博实时直播或微信即时推送。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应对策略
(一)内容为王,跨界整合
“内容为王”是电视媒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优质内容正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核心资源,只有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下功夫,高举内容为王的旗帜,才能打造出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品牌栏目、精品节目,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规律依然适用,如何以优质的内容吸引用户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所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1 适应全媒体的媒介需求特征,增加跨媒体整合内容
电视新闻节目中可以大量地融合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微博等的内容,既有报纸的解读,广播现场连线,又有网络论坛的互动参与,更有手机视频直播、微博播报等内容,打造多向度、多视角的节目内容。
网络媒体的信息更迅速、更新更快捷的优势,使“读网”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运而生,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栏目《播报多看点》开辟的“网络评道”板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网罗天下”网罗了大量网络资讯,包括新浪在内的很多国内门户网站都有参与。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相比,“读报”、“读网”类节目可调动的素材类型更加丰富。
2 针对年轻受众,强化互动性内容
随着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以及数码设备的普及,受众收看新闻的渠道有所增加,不仅仅局限在电视这个单一的传播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达到3.88亿,网络视频有35亿用户。
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截至2012年6月底,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用户规模增速低至10%以下。但微博在手机端的增长幅度仍然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
以上数据说明,传统新闻类节目在未来全媒体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将成为最主要的受众目标。因此,应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新媒体接受取向,强化互动性内容。在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融合过程中,最先从15岁到29岁的青少年人手,重视开发面向这部分受众的网络电视新闻、手机新闻实时推送的内容服务。这方面可以借鉴目前做得比较好的腾讯微信和新浪微博的新闻推送模式。
3 强化存量资源,借助网络储存
新闻媒体在电视节目内容制作、提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继续提高这些新闻类节目在网站的节目存储能力。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新闻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使其新闻产品在新媒体平台被重复消费。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依托凤凰卫视的“凤凰新媒体”,湖南广电集团创办的“金鹰网”、“芒果TV”,不仅已经成为电视新闻二次传播的平台,还逐渐成为其所属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增加互动环节,强化电视新闻节目的群众参与
全媒体平台是一个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全面融合的复杂的媒介生态,这就要求电视新闻节目在扮演“内容生产者”角色时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作不同的“特色”传播。其中,电视新闻传播所吸纳和借鉴的传播方式主要来自新媒体,而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突出优势就是其大容量和互动性。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互动性差的问题,短信、电话、网络、微博等为受众参与新闻节目提供了更加顺畅的渠道。
1 “人人皆记者”的时代,传统新闻类节目应与时俱进
虽然在新闻传播领域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主力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信息,信息传播渠道大大增加,传播范围扩及全世界。只要你有一部移动设备,且支持视频拍摄和上网的功能,就可以随时随地把视频影像上传至网站,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2 媒介融合背景下,公民分享话语权
新技术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和专属,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媒介融合的技术助力可以让传统电视新闻从中受益,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使得新闻传播主体和信源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公民也成了新闻报道者,催生了“公民新闻”这种新型新闻。
可以说,公民新闻成为公民实现话语权的一种有效途径或方式。而传统新闻类节目因具备有效的对以公民新闻为象征的微内容的整合能力,是未来争夺中扩展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三)拓展新媒介,体现创新力
传统媒体如果想更好地融入全媒体时代,应拓展渠道,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1 顺应时展,拓展新媒介渠道
新闻移动化和多终端化 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媒体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也将随之转换,先人一步也许会步步领先。后知后觉则只能被动挨打甚至淘汰出局。
纸媒在发展中已经走到了传统电视的前面,全媒体转型已走过十余年摸索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传统电视媒体向全媒体转型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拓展更多新媒介渠道是重中之重。电视新闻节目嫁接新媒体,强化节目和观众的沟通,成功转型方可决战未来新闻竞争主战场。
2 不断尝试节目方式创新,为传统新闻类节目引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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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新闻理想与高尚的职业道德、广博的知识、娴熟的职业技能是新闻教育的三块基石。”①“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教什么和怎样教都要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当今,人才市场竞争激烈,媒介技术更新快,全媒体背景下“一专多能”的全能型新闻人才成为热门需要。新闻院校人才培养分层、转向已成趋势。
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他提出了“从做中学”的著名命题,美国的“以实务训练为本位,以社会科学为依归,以人文主义为目的”②的教育模式一度成为兼顾两种价值取向的新闻教育的成功样板。“在美国大学从事新闻采写和编辑教学的教授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者是最受学生欢迎、最成功的老师。新闻从业经验,成为聘任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先决条件。”③多年来,大力吸引业务型师资进课堂,也是我国新闻院校充实师资的重要举措。
一、调研的缘起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鼓励积极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认为“按照社会需求,研究型大学应是少数,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大批的应用技术型人才。”④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于2014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出的“教育部将把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⑤这一信息,给地方院校新闻人才培养转型提供了最新依据。
地方新闻院校开始大力引进业务型师资。这一方面力度最大的措施莫过于“传媒人士进课堂”。这里的进课堂是指让传媒业界的人士担任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专职教师,从事常规性教学活动。
应用型新闻人才培养改革应尊重学生意愿。为此,本课题组对在校新闻类专业学生进行了关于外来师资意向的问卷调查,对专职教师和高校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二、调查统计情况
此次调查对象为豫东南某新闻与传媒学院学生。该学院有过“传媒人士进课堂”的尝试,应属有参考价值的调查对象。该学院共有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后文简称为新闻、播音、编导)三个专业,四个年级的本科学生,其中新闻学专业学生数为338人(大一99人,大二91人,大三70人,大四78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542人(大一110人,大二129人,大三146人,大四157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627人(大一139人,大二138人,大三184人,大四216人),全体学生人数为1557人。由于总体取样规模太大,故抽取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学号进行随机抽样,每个专业和年级随机抽取15%的样本,然后发放问卷。调查共调查问卷234份,其中无效问卷11份,回收有效问卷223份。
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调查学生对已有的“传媒人士进课堂”的措施的认同情况。
针对是否从“传媒人士进课堂”的校媒合作中受益的问题,223份问卷中,选“是”、“否”、“说不清”的人数为149人、36人和38人,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66.8%、16.1%、17.0%,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肯定了“传媒人士进课堂”的教学效果。针对有无必要在今后继续采取这一措施的问题, 223人中,186人认为很有必要,占83.4%,31人认为有必要,占13.9%,6人认为没必要,占被调查人数的2.7%。由此可见,学生对“传媒人士进课堂”的继续实行予以肯定。
二是就“传媒人士进课堂”的具体操作性调查学生意向。
首先,学生们更欢迎业务型的师资。不同专业期待人数比例从40.5%以上到80.3%,远远多于对理论型和兼有型师资的需求。其次,不同专业关注教师业务技能人数的比例均在65%以上,远高于对理论水平和人格魅力等其他要素的关注。再次,学生更倾向于来自正规媒体或是与媒体相关专业如传媒公司师资,期待人数比例均在45.6%以上。在教学内容上,学生们主要期望传媒人士主讲专业业务课,各专业期待人数比例均在65.8%以上。在教学形式上,55%以上的学生期望教师长期、定期授课,并“按正常课表进行”,85.6%的学生渴望走出传统课堂,去户外、实验室和传媒人士单位学习和锻炼,尤其是播音和编导等技能性需求更强的专业。
三、访谈结果
调研者采用小组座谈和个别访谈的形式,运用“头脑风暴法”让学生对“传媒人士进课堂”进行评价,从中看出了这一措施有不少尚待改进的地方。
1、学生反馈
一是传媒人士的教学能力有所欠缺。一些学子表示,许多外聘教师确实业务技能很强,但表达能力、教学方法、对学生心理和课堂气氛把握等方面不如专职教师,这些新闻业务技能外的因素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二是分段上课安排不尽合理。同一门课程,在校专职教师和传媒人士共同担任,课时安排对半或几几开。有学生反映两位授课风格不同的老师在授课时会出现内容重复或遗漏,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况,甚至会由于授课思路不一致导致课程体系混乱。
三是实践锻炼的机会不够。
四是主讲课程开放性和前瞻性不够。传媒人士所授内容多为面向传统媒体的采、写、编、评、摄等,而关于新媒体运作、技术等的课程太少,无法契合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才培养需要。
五是授课内容拘泥业务本身。学生们普遍对手把手地直接学习和锻炼采、写、编、评、摄等技能感到满意,而不少学生尤其是即将就业的学生,也想获知新闻行业现状、国家新闻政策,新闻工作中面临的困惑等现实内容。
2、在校专职教师和新闻院校管理人员反馈
其一,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是科学、严肃的事情,教师必须掌握教育规律,具备相关的教育理念、方法等。专职教师在上岗前都学习过教育学方面的知识,经过教师资格的认定,走上讲台前还要经过岗前培训、实习和见习等诸多环节的考核和评估。而传媒人士进课堂之时,则放宽了其教学资质和教学能力的标准。
其二,专职教师表示,外来教师往往来去匆匆,与之交流探讨机会较少,合作授课之前磨合不够,确有割裂课程体系之实。
其三,不少专职教师坦言,外来师资的课时薪酬远高于专职教师,同工不同酬、利益分割不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而管理人员在访谈中的态度则比较乐观。整体上,院方对自身采取的“传媒人士进课堂”这一措施表示满意,认为其确实适合地方新闻院校应用型新闻人才的需要。但院方也表示,学生和教师们提出的问题都客观存在,这一措施还在“试水”阶段,属于弥补业务型师资的应急措施,下一步将建立相关制度,纾解各类矛盾,做好保障措施,将这一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校媒合作的长效机制。
四、调研结论
1、不拘一格遴选师资
首先,校方应摒弃追求可遇而不可求的“三高”(高层次、高学历、高资历)师资的虚荣心,着眼于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一般地市级媒体。让这些在高校周边地区传媒工作,多年立足地方,对地方的媒介发展状况、社情民意非常了解的传媒人士走进地方高校新闻学课堂,更能为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型新闻人才做出实在的贡献。其次,不能局限于从正统媒体遴选师资。所谓正统媒体是指报纸、广播台、电视台等正规媒体。当下,传媒文化公司、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日益兴盛、新媒体如日中天,许多业务精、技能强的人士都隐于其中。如果能挖掘到这些师资,更能把握新媒体时代和全媒体时代的脉搏,学习最前沿的知识,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再次,不能单方面强调技能型师资。新闻行业既有产业性,又有文化性和公共性。这要求我国的新闻人才不仅要以市场为导向,也要以社会为导向。要根据我国新闻行业“社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其次”的宗旨来培养人才。因此,在引进业务型师资时,要综合考察传媒人士的技能、职业理念、职业作风等多个因素,为即将进入新闻行业的学子树立榜样。
2、课程安排合理化
首先是授课时间安排应该更加合理。大部分传媒人士有自己的主流新闻业务,来高校授课必须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安排授课日程,要便于其做好充分的授课准备,要避免和高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需要传媒人士和校方事先沟通,也应征求专职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使课程时间安排更科学,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
其次是授课内容应更加体系化。专职教师和传媒人士在合作授课前应进行深入沟通和探讨,确定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授课内容要分工明确,所授业务与相关理论要结合得更紧密,避免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情况。
再次是授课方式应更加灵活。教师既可以在教室里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也可以制作授课录像进行播放,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网络授课,甚至让学生去传媒人士所在的单位进行现场观摩和学习,开辟“第二课堂”,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合。
最后,授课内容还可以适度拓展。在让学生直接学习和锻炼采、写、编、评、摄等技能的同时适当拓展,讲讲新闻行业现状、国家新闻政策执行现状,传媒人士在业务中面临的困惑等等,避免学校教育和行业现状脱钩,帮他们认清行业形势,培养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并促进理性就业。
3、校媒合作系统化
校媒合作的基本目标在于打造高效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传媒人士进课堂”只是校媒合作的一种典型方式,是立足于整个应用型新闻人才培养体系之下的,因此要做好相关的保障,包括制度保障、后勤保障、技术保障等。“传媒人士进课堂”还应和其他校媒合作项目如实习实训、提供就业等结合起来,打造应用型新闻人才培养的综合体系,这是院方管理部门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罗自文,《重塑我国新闻教育的三块基石》[J].《现代传播》,2007(l):156
②贺明华,《论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形成及价值》[J].《国际新闻界》,2011(8):25
③魏少华,《关于构建高校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J].《新闻界》,2005(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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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集中实践教学活动实施的理想状态,是到相关单位进行长期的,固定的实习。按照影视传媒单位所需进行实践教学,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的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既可以减少影视传媒单位的负担又可以为他们的就业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创作完成后,再撰写论文,利用创作过程中的积累和体会,理论结合实际,取到一个好的效果。不提倡集体创作。集体创作不能体现个人的真实水平和综合能力,再说,电视创作在电视设备越来越小型化的今天,编导合一是电视创作的发展方向。
根据上述原则和指导思想,社会实践教学方案设计如下:实践种类:直接创作实践;间接创作实践;个人创作实践。介入传媒单位工作,在传媒单位工作常态中实践;跟随影视剧组进行创作实践;直接进入社会挖掘生活,进行个人创作实践;寻求专家指导,获取创作经验;进入其他高校再学习,在学习中取长补短。
必须提交相应的DV作品,DV创作分三个阶段进行。构思阶段:要求创作同学先采访,然后在集中辅导课上给所有同学“讲故事”,遵循“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的原则,自己不感动,大家不感动,DV创作就不进行。DV创作阶段:在DV创作中定期检查素材,不能形成电视语言的画面,要重新补拍。DV创作编辑阶段:要检查画面构图的合理性、时空结构的合理性、画面色调的统一性,画面语言的完整性。最后以作品为背景撰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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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媒体技术定义
所谓的新媒体实际上就是以数字、网络等为基础的各种媒体技术,为满足大众需求,新媒体技术又被广泛应用于各处,其主要形式有数字电视、移动网络以及各种广告媒体,这些新媒体技术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媒体的整合,在数字网络技术的作用下成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体[1]。现阶段,新媒体技术以新型媒体的姿态出现在影视传媒中,尽管它在社会上应用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人们最喜爱、应用最多的传媒技术。
1.2 新媒体特点
首先,新媒体技术具有广泛性与互动性,在新媒体技术被应用以后,存在于传统媒体中的地域局限性便会打破,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新媒体随时随地了解各种信息,如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同时,在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下,人们还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与他人进行互动,如微博、微信、QQ等,随时表达自己的感受,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其次,新媒体具有及时性与实时性。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信息,可以第一时间让人们获取,这样的传播方式相对于传统媒体更加及时,完全能够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
2 新媒体技术在影视传媒中的应用
2.1 数字电视技术
在我国,数字电视技术多以有线数字电视为主,它的信号传输通常是利用数字技术完成信息处理,所有画面都要经过数字处理来实现,从画面的制作到传输再到用户接受,需要经历很多过程,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并不会损坏电视节目的质量,更不会出现信号被浪费的情况,相反,用户所接受到的信号效果会更好。现阶段,我国数字电视信号的接受需要有机顶盒与解码信号为依托,在有线数字电视逐渐普及的今天,人们的精神层面与生活状态也就得以改善,人们可以利用数字电视了解更多、更新的信息,但一些较为先进的电视节目,尤其是超清或高清电视节目却需要付费才能收看,这样一来就难以满足人们群众的需求[2]。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所了解到的信息也就更多。
2.2 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
所谓的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就是利用广播移动终端提获取信息,如手机、平板电脑、车载媒体等,这些移动多媒体基本实现了全国普及。之所以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能够被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其具有以下几大特点:首先,形体小,便于携带,这也是移动设备最突出的特点,只有人们所在之处有信号覆盖,就可以随时接收各种信息,这是数字电视技术无法企及的。加之移动多媒体广播信号的接收有卫星支持,信号质量也更好,财务管理论文这同样是其备受大众青睐的原因。其次,所需流量费用较少,由于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离不开卫星无线电发射信号的应用,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数字形式,也就无需消耗更多的网络流量,可以节省大量资金。最后,服务对象较多,人们可以利用移动多媒体广播技术传递各种信息,为更多人服务。如有人将行李箱丢在出租车中,就可以利用广播将信息传递出去,出租车司机在获得信息以后也便于将失物归还。随着移动多媒体的普及,在电视作品的制作上也更加方便,如恐怖悬疑作品《波澜万丈》就是用两部手机拍摄的,这也是新媒体技术给影视传媒所带来的好处。
2.3 交互网络技术
交互式网络电视需要有线信号电视作为依托,它可以与互联网技术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以家庭为主的新型电视服务形式。与普通电视相比,交互网络技术具有以下特点。传统电视所播放的很多内容不一定被受众喜爱,但受众却无法选择,只能是播放什么就看什么,这样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也难以满足受众需求,但交互网络技术却可以消除这一弊端,用户可以与媒体信息者进行互动,不仅可以让媒体信息者了解到用户需求,也便于系统升级,为受众提供高质量服务[3]。如爱奇艺网络就有这样的功能,受众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官方,官方也能够按照用户所提意见进行整改,直到用户满意。同时,交互网络技术能够为受众提供各种不同的电视节目,如教育类节目、娱乐类节目等,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各个卫视的节目单,让受众可以合理安排时间观看节目。加之交互网络技术在电视剧播放上具有联播功能,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看电视,不受时间限制。
3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新媒体技术对影视传媒的影响十分深远,尽管该技术应用时间并不长,但却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成为丰富人们生活、娱乐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因此,影视传媒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而是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不断优化自己,增强自身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刘皛.新媒体对影视宣传的影响及应用[J].新闻研究导刊,2015(1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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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师资为主的教学改革
①按照能提高现有教师教学水平进行改革;②按照深化和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进行改革;③按照我院影视教育方向学生的实际水平,让他们学有所为,学有所用进行改革。新的教学大纲最大的改动,就是加大技能课的比重,让各专业技能课能始终贯穿学生四年学习中;④加强技能教师师资力量。当今高校对师资标准很高,专业教师准入条件基本都要达到博士标准。但实际上,在影视教学中仅仅是理论讲授,学生就会听天书,摸不着头脑。而且这些博士能不能真正到一线去创作?那么如果不能创作,他们的理论知识又从何而来?我们认为就一个省级高校而言,学生毕业以后就是为地方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因此,我们提出了引进一线“会打仗的教师”,也就是引进真正会创作,能创作的教师来完成影视教育教学任务,从学生在各种大赛获得的成绩表明,“会打仗的教师”对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对培养应用型人才效果更好。
二、利用“五个一”项目作表率,精品课程来铺垫,专业里手来牵引,教学科研来推进
“五个一”项目就是选择有创作经验的教师,创作一部系列纪录片、一部微电影、一系列短视频、一系列新闻、一系列推送来作为标版,引导专业发展,推动专业建设,明确专业方向。“五个一”项目基于案例,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比如师生共同创作的十集纪录片《发现乌鲁木齐》就能给学生起到表率作用。精品课程来铺垫,就是利用我院集中师资优势推动的《纪录片创作》精品课程。这门课程开办10年来,经过大家不懈努力,先后在全国第一届大学生电视节和全国第五届大学生电视节获得金奖。尤其是在第五届大学生电视节,所有评委对我院学生创作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按他们的话说“要不是考虑照顾其他院校,新疆艺术学院就把所有奖牌拿光了”。那么这种能体现我们教学特色和经验的做法,我们将巩固和发扬。专业里手来牵引,就是利用社会精英的新理念、新技术引领师生实践创新。在2019年一个学期我们就先后聘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田维钢教授、地理学家徐锦峰、剧作家张冰、纪录片创作者纪林等知名专家进行了8次以上的讲座。教学科研推进,就是深化学研一体,推动影视教学发展。比如有位同学在创作《发现乌鲁木齐——边城秦腔》纪录片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求她撰写《边城秦腔考》论文,专业老师还联系了《新疆社会科学》学术刊物,该责编看了以后非常赞赏,并答应刊登。专业教师还举办多期“让影像语言更有力量”网络论坛,让他们就自己作品,在没有限制情况下,自己谈、大家谈,推心置腹研究影视语言,以期达到专业提高的目的。
三、分层次、分目标,利用平台,强化教学
为了让教学内涵环环相扣,我们分层次、分目标进行教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比如说我们将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提前到大一,让专业课和基础课同时介入,目的就是让他们,第一,学习基础知识,另一方面也能受到专业氛围的熏陶;第二,新的教学大纲打通了技能课,使技能课按层次进行,增加了他们专业学习时间;第三,利用校园电视台,传媒试验示范中心这两个平台与专业接轨,让课程与专业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具体措施是,每个同学必须给校园电视台撰写三份新闻稿件,凡是在校园电视台播出新闻的同学,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免试;第四,传媒实验示范中心针对学生实践全面开放,用硬件扶持软件,这样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率,而且还有效地缩短了项目形成周期。
四、从人才培养模式运行入手,强化专业薄弱环节
影视作品创作瓶颈就在于缺少策划的人,因此,我们专业人才培养就有意识侧重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我们围绕这一目标,按照“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原则,首先,要学生奠定思想基础,要有坚定的思想政治方向,要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否则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不知道为谁服务,那就更不可能又红又专。有了思想定力,学生在创作中就知道什么是好的选题,在创作中哪些该舍,哪些该取,就能明辨是非。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其次,我们根据学生的强项,有侧重地培养学生。我们刻意细化了培养目标,修改了笼统的发展目标。在不同类型的影视节目中让他们选定一个方向,比如短视频,他们就必须从选题开始,一步步创作,教师一步步指导,学生在创作中验证。在实践中巩固专业知识,最后达到某一个方面人才的培养。
五、利用创新实践改进教学方法
我们开创性地建立了实践小学期,这也是近年来我们进行大胆尝试。比如,在作品创作中,教师带领学生积极深入各地,与已经建立的实训基地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创作水平。2019年9月,我们就带领学生前往新疆哈密地区进行实践,新闻班的同学就在我们的实训基地哈密电视台新闻部实践;影视创作的同学进行了《发现哈密》纪录片创作;新媒体专业同学创作了百期反映哈密古迹《国宝档案》的推送;还有的老师带领学生深入牧区,同当地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拍摄国家精准扶贫,牧民脱贫致富的纪录片,这些无疑都培养了学生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挖掘故事的能力。再比如,为了提高他们对专业的关注度和积极性,我们根据学科特点,规定大一到大四,任何一个学生只要你有好的选题,经过老师同意,你就可以进行创新创作;影视作品创作有时一个人无法完成的,尤其是女同学在创作中困难很大,我们就进行了分组。每人一个作品,编导负责制,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样不仅能互相帮助,集思广益,还能做到安全第一;另外,规定创作必须在当地,这样有利于老师指导,有利于作品修改;论文必须与作品内涵结合,实行指导教师责任制,对教师进行无记名考察考核,分优劣等级;论文实行学院两次上网,避免剽窃,以利于保护学生,保护教师。
六、鼓励创新、鼓励参加竞赛,激发创新能力
积极参加各类大学生专业竞赛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一项措施。它即是大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大舞台,也是学生学以致用与实际结合的助推器,是学生乐学的牵引车,是以赛促学的着力点。对于学生来说,参加比赛是“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很好的实践方式,一方面,在创作中锻炼学生各种能力;另一方面,各高校师生可以面对面交流。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校外比赛,并采取了激励措施,如有同学在校外的大赛中获奖,我们一定会向社会、学院展示,并给予物质奖励。
七、从硬件上加强前瞻性教育,让学生能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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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简介
数字媒体艺术:本专业依托上海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的办学优势及人文环境,拓展“技术+艺术”的办学特色,注重实际技能训练,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旨在培养中国数字传媒领域优秀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IT技术、艺术与美学、平面设计、Flash和三维动画、微视频编创、从而掌握数字技术在新媒体艺术领域和移动多媒体艺术领域中的应用原理、基本知识与操作技能,并通过系统的创作训练,获得实践经验,可在全国媒体行业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平面数字媒体、动态媒体艺术、影视特效制作等工作。
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数字媒体艺术概论、视觉传达基础、设计与美学基础、数码摄影与图象技术、数字画面艺术、数字图形设计、平面动画、三维动画、摄录像艺术、录音与音响艺术、影视编辑艺术、影视特效、微视频编创、网络与通信技术基础等。
二、招生专业、人数和收费标准
专业名称
学制
招生地区及人数
学费
(元/年)
备注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江西
数字媒体艺术
四年
10
5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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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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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