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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实施教学，传统的学科体系教学方式已经不适用于现代职业教育，为了培养适应市场需求、企业需求的人才，职业院校必须将课堂对接岗位、学校对接企业。学校采用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内实训基地的方式达到对接目的，学校透过实训基地了解企业职业标准，企业通过实训基地传达工作要求。
1.项目教学确定教学目标
目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由于缺乏实践技能，进入企业后往往需要进行衔接岗位的再培训，浪费时间及各项资源。各类职业院校都在研究如何将企业的上岗培训与校内课程进行有效对接，其中大家广为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项目化教学。项目化教学要想实现预期目标，必须结合课程特点、培养目标及企业标准制定。高职院校的《财产保险》课程对接的是地方财产保险公司基层岗位，如果要实行项目化教学，该课程就可以结合课程教学标准及校内实训基地的规模分为两类项目：一是根据财产保险公司运营流程设置展业、核保、理赔、客户服务等项目单元；二是根据业务险种设置企业财产保险、家财产险、机动车辆保险、责任险、信用保证险、工程保险等项目模块。两类项目充分考虑了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综合运用，符合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2.实践教学提升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的完成必须依靠强而有效的实施，培养技能型人才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必须加强学生动脑、动嘴、动手能力的综合运用。如何有效利用校内实训基地，还原企业工作流程，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效融合是教学中的要点。学校可以根据《财产保险》教学特点，与财产保险公司共建校内实训基地，按照保险公司业务流程设置场所，安装企业标准软件，使学生实际参与财产保险公司展业、承保、理赔等实际工作内容。让学生在教与学、听与做中有效将所吸收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动手能力，通过仿真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深化实践教学内容。
3.顶岗实训强化教学效果
目前部分学校金融保险专业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办校内保险服务网点，利用网点优势对外可以服务师生等保险人群，对内可以提供兼职就业岗位参与保险公司真实运营，实现校内顶岗实训。这类服务网点可以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为主，意外伤害保险为辅，利用学校资源，真实开展保险业务。保险公司通过网点提高知名度，扩大业务量，学校通过网点提供实训机会、强化教学效果，是一种共赢的教学新模式。
三、对接职业能力要求构建课程评价改革
对内容进行调整，对实施进行改革，最终需要恰当的评价手段才能体现效果。现有的评价体系手段过于单一、标准过于统一，不能有效体现学生的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的培养。《财产保险》学课程改革必须重新制定评价方式，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对接职业标准，那么评价改革的目标就可以是对接职业能力要求。
1.加大平时成绩
传统的专业考核以理论教学为主，容易忽略学生的平时表现，学生的平时表现将直接影响学生进入企业后的工作素养。对接职业能力的评价必须将考核内容与平时表现相结合，加大学生平时成绩的比重，《财产保险》课程可以利用实训模拟、顶岗实习等环节，通过日常表现、技能展示、软件操作等方面，确认学生能力、水平及素质，考核中平时成绩可以占到总成绩的50%以上。
2.增加自评互评
企业员工不是独立的，工作既是竞争又是合作，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不仅包括掌握专业技能，而且包括掌握分工合作。分组实施项目化教学，同一项目组学生可以充分观摩其他人的操作过程，有效吸收各类经验、反省自身。教学完成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采用自评、互评的方式给出成绩，提高学生的参与感。自评、互评的成绩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可以纳入平时成绩，使平时成绩考核的点更多、面更全。
3.插入竞赛成绩
目前高职院校技能比赛已经进入常规化，各院校每年甚至每个学期都举行技能比赛。技能比赛的目的是提高学生掌握技能的水平，因此可以将技能比赛与课程学习相结合，完善课程考核制度。在《财产保险》课程所在学期，技能比赛引入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理赔部门所需的技能项目，以财产保险公司的技能要求为标准，核定学生技能掌握水平，将技能比赛的成绩最终反馈到课程成绩、综合成绩。实现以竞赛带动学习，以技能学习促进竞赛成绩。
4.适当引入企业导师评价
为提高毕业生竞争力，实现资源共享，职业院校各专业都积极与相关企业开展各项合作。学校通过合作了解企业需要，培养针对性人才，企业可以利用合作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为企业储备人才。《财产保险》课程可以聘请财产保险企业员工作为企业导师对校内教学项目给予指导，企业导师在期末结束时从企业的角度、从用人的角度，按照企业用人标准评价学生，使校内的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有效对接职业能力及岗位需要。
篇2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
财产保险利益制度是财产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法学界和保险学界对保险利益的探讨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保险利益的规定有所差异，认清保险利益的本质和功能，有利于探讨财产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财产保险立法规定。本文主要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着手进行分析。
大陆法系中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局限在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上，并以保险利益为标准区分保险和赌博两种行为，这对保险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所有权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其逐渐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并将保险区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明确保险利益仅适用于损害保险中适用。该理论从民法体系中阐述保险利益，丰富了保险利益的理论，但同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民法规定中，认为在规定之外就没有保险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和保险损失补偿。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突破了技术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其缺陷主要在于仅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保险利益，而经济利益判断标准不统一，容易被滥用。
我国大陆地区保险业起步较晚，理论界关注保险利益也较晚，早起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今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利益关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多，就保险利益而言，主要有“适法利益说”、“利害关系说”和“折衷主义”三种学说。通常认为，财产保险利益的功能体现在避免赌博行为的发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和限制损失补偿的程度三个方面。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以适法利益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利盏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我国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其主体是被保险人，标的是经济利益，该利益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该利益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
二、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进步性表现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产保险利益主体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区分开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规定了两者各自的主体：前者的主体为投保人、后者的主体为被保险人。现行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规定为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这是最明显的进步之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有利于实现分散分先、填补损害的保险目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险标的出现约定情况时，损害的是被保险人，受益的当然也应当是被保险人，这能保障财产保险经济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确定保险利益主体为被保险人还能推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拓宽保险业务范围，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行为和赌博行为，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财产保险利益时效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对对财产保险利益时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主张赔偿。强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自保险合同签订时起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对于拓宽财产保险业务范围和促进财产保险发展大有裨益；这一时效规定能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和填补损害的保障功能，促进商事交易活动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另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的进步性也有重要意义，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合同的利益归为受让人，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转让权利，节约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做到通知义务，保险人人在一定条件下就应当继续承保保险标的，尊重契约自由，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规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下文将简要进行论述。
首先，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规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定义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强。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的人对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异，如果认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将使得财产保险利益过分狭窄，在社会保险业务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未被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新利益，此种理解将使得新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规定，这显然与我国保险法的初衷违背。此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认的利益都是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之分，只有物质上的利益才可能属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而精神利益应当不属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法律具有先天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出现新的未被现有法律认可的利益，按此规定，新出现的利益将不受保险法规定，这样过于片面，束缚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法分散风险的功能。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仅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未作例举式等具体规定。当前国外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有三种立法例：利益主义原则、同意主义原则、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兼顾原则。无论何种立法例，都对财产保险利益作出了例举式规定，将实际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确规定，并用兜底条款进行范围周延。准确、合理地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能有效避免保险合同争议的发生，提高保险的目的性和功能发挥。
最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规定存在不合理。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主要是保险利益享有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消灭将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经济利益归于消灭，保险合同效力自然终止。另外如果因保险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也将消灭，保险合同效力也会终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消灭没有做出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法律的建议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
完善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规定，首先要改变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的问题，未被具体规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上文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界定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财产保险利益界定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这一明确概念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产生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据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请求其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请求权，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确定被保险人时法律应予以具体限制，防范道德风险发生。“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经为法律明确认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产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这有利于拓宽保险保障业务的范围。“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是应保险填补损害功能出现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进行准确评估，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这一概念简洁扼要，也能完整、准确表达财产保险利益的内涵。
（二）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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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没错，我对自己弟子的要求较高，这是为了专业的长期发展。”王绪瑾直言，选弟子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德、才、貌一个都不能少。
“保险行业有自己的行业特点，加上我希望培养的人才是在保险行业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才，所以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德，品质要好，基本要求是以善为人；第二是才，专业基础过硬，包括笔头能力和口头能力两方面；第三是貌，强调气质，长相是父母给的，气质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让王绪瑾由衷宽慰的是，毕业进入保险界的弟子就业较好、多居重要岗位，口碑业绩都不错，在海内外大学做研究的也是喜讯频传、成果不断。
说到教书，王绪瑾最初并不想教书，大学毕业时，校长和书记认为他学习认真、成绩好，让他当大学老师，北京商学院属于商业部直属的院校，要分给他们一个可靠的老师。
说实在的，大学毕业，谁都想到商业部去工作，但那个时代讲服从组织分配，王绪瑾也就无可奈何地干上了这一行。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慢慢地也就找到教书育人的乐趣了。从1983年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他与同事一道，于1994年在北京工商大学创办了保险专业，2003年增设了保险精算学方向，并使该专业成学校专业亮点之一。
学者的观点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认为专业的发展是众多保险学界与业界同行支持、学生与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事情他放手给得力的两个副主任，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不负众望给保险系带来一片活力。最近一例即是2007年底，由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和教务处主办、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社承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赞助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保险模拟法庭大赛”。来自北大、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对外经贸大、南开、复旦、武大、上海财大、中山大学等全国10所保险名校的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北京工商大学代表队获得亚军，该校代表队胡虹获得最佳辩手奖。
“这帮孩子素质好，能吃苦，有潜力。”学者经常称自己的学生为孩子，尽管欣赏爱护有加，仍严格要求他们。在他眼里，年轻人聪明、有潜力，但也需要引导。
2007年底，王绪瑾教授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平安精英大学生励志计划”论文颁奖活动，让他高兴的是系里五位学生的论文在全国50多所参赛高校的110多篇参选学术文章中脱颖而出，占总获奖数30篇的六分之一，在2006年该系保险专业学生获奖6篇，也是占总获奖数37篇的六分之一，连续四年来，该系学生每年都获奖。这个活动一大特点是对论文质量要求严，论文要求具有较强的学术含金量。该系研究生2007年获奖的论文均曾在《保险研究》上发表。
研究成果较多对一个教授来说也是价值的体现。这算不上什么成果！王绪瑾不满意自己的成绩：做学问不应该是简单地为了发多少论文、出多少书，而是要论证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也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观点，若干年后大家看来还是值得读的文章，但要做到这点太难了。这取决于自身的理论水平、研究方法，还有保险市场的实践。
寻找中国保险市场理想模式
垄断竞争型是中国保险业的理想模式
《保险家》：最近学界一个讨论的热点是您提的关于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问题，你认为中国保险市场模式是一个什么模式？
王绪瑾教授（以下简称“王”）：在封闭经济环境条件，寡头垄断型模式是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理想选择，它既能够促进竞争又能够保障市场的稳定；而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保险市场的理想模式将是垄断竞争型模式。
《保险家》：有最危险的可能选择？王：在我国目前而言，那就是自由竞争型危险模式，因为它也可能带来中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保险家》：中国保险市场的理想模式将是垄断竞争型模式，您得出该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王：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选择是基于以下依据：
第一，保险公司自身特点需要一定的垄断。由于保险公司是风险管理企业，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保险公司，才能在其它小型保险公司破产时有大型保险公司接管，从而使被保险人得到保险保障。1997年到2002年日本8家寿险公司破产，被大型保险公司接管，就是较好的先例。
第二，规模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垄断。由于一定经济规模可以降低费用率，因此，由于规模经济的要求，促使保险公司向一定的规模化经营。
第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需要打造保险“航空母舰”。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保险公司之间的国际竞争，各国为了提高本国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在产业组织上将会注重打造民族保险业的“航空母舰”。
第四，入世承诺。中国的保险入世承诺中，只对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做出了规定，而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或执照数量限制。这就决定了将会有大量的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
第五，中国国情。据统计，2006年，财产保险最为发达的为广东，市场份额为第一位占13%，其次为江苏占7.98%；人身保险最为发达的为广东，为9.96%，其次为江苏9.25%和北京7.92%。保险业落后的5省区保费收入的市场份额仅仅为1.72%, 不及中部地区一个中等省的份额。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因而政府一方面加快东部发展，另一方面扶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开发保源。
《保险家》：如何实现这个模式，有何建议？
王：主要是一些宏观政策建议。
第一，加速保险市场主体的培育。尤其是加速保险中介市场主体的培育，发挥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在市场上的传导作用；完善再保险市场主体，构架以再保险集团为主的、多主体的再保险市场体系。
第二，打造保险航空母舰。国有保险公司进一步进行深化股份制改造；对原有的股份公司应当逐步增资扩股，并且逐步引入民营资本，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股份制企业制度下逐步打造民族保险业的保险“航空母舰”以提高保险业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法规，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建立以《保险法》为核心的配套法律和法规；另一方面，结合本国国情，进一步修订《保险法》。
第四，实现保险监管职能和方式转变。保险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监管职能转变在于发挥监管部门应当发挥的职能，并增加监管的透明度；在监管方式方面，应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建立组织机构和监管制度。
第五，完善行业自律和企业内控制度。行业自律的目的在于使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保险行业的利益。要让中国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真正成为中国保险行业利益的代表。
第六，要进行保险营销渠道的创新，充分发挥保险中介的作用。一方面，推进有关保险公司产品的交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利用中介展业降低成本，同时设立理赔服务部控制风险，扶持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
创新是主题
《保险家》：您刚才提到完善保险法律，意味着法律修订？
王：是的。
《保险家》：具体说《保险法》应该在哪些条目上进行完善？
王：保险业法待研究的问题中，可概括为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两方面都需要修改。从保险业法看，主要为保险组织形式和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从保险组织形式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保险需求的多层次性，各种保险组织形式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目前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及其他组织形式。而在国外，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也是保险组织的重要形式。尤其是相互保险公司，在1999年全球500强中的53家保险公司中，占有21家；在2000年全球500强中的49家保险公司中，占有17家，这是因为相互保险公司有投保人与保险人利益一致性的重要优势。因此，中国的保险组织形式应当有：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保险合作社，以及其他保险组织。从资金运用监管看，应当放松投资方式、控制投资比例。
从保险合同法的修订看，在不可抗辩条款、受益人条款等均有待完善。
当然，也有金融一体化问题。目前在中国存在银行保险，有银行保险业务，也有控股公司，也存在购并，但金融控股公司法尚未颁布，适应银保融通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亟待制定和颁布。
《保险家》：说到组织形式的创新，有观点认为大量的保险中介组织生存已经困难，还有必要提保险组织多样化？
王：组织形式创新是需要的，应该多样化。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保险需求的多样性；保险组织功能的差异性；同时，有利于构架中国垄断竞争型保险市场模式。一方面具有大量的公司存在，利于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少数公司所占市场份额较高，利于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从而，使被保险人得到保险保障。为此，应当打造中国的“保险航空母舰”，通过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制改革、股份公司的增资扩股，以及一定程度的购并来实现。
保险组织如何创新？要多元化。由于已经入世，为了保护民族保险业，应当适当发展一些相互保险公司，在有些地区或行业，发展保险合作社，如农村、渔船业。同时，国有独资公司，将面临逐步股份化，以提高其融资能力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形成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国有独资公司、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自保公司为补充的多样保险组织。优秀的中介忙着跑马圈地以期上市，大量的中介为生存而战，这里涉及的是保险服务创新的问题。
《保险家》：保险服务创新有哪些内容？
王：保险服务创新方向是服务的综合化，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是，银行、证券、保险融为一体经营，跨业经营在所难免。短期内，从银行窗口销售保险商品，对保险业只是多了一个代为促销的机构，但长期而言，保险及银行的结合，已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保险业应有所准备。
银保业务的融通目前在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银行已经保险业务，但规模较小，主要是人身保险业务。在近期内还会扩大，主要是保险业务。目前在国外银行保险在寿险业务比例在逐年提高，从1994年到2004年，法国从55%上升到62.5%，英国从12%上升到17.2%；意大利从12%上升到59.1%；德国从8%上升到23.5%；西班牙从21%上升到73.7%。
逐步与国际接轨也是必然，一方面保险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综合化，要求我国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套餐”或“保险超市”，甚至“金融超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不仅要在承保方便、及时理赔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基本服务，而且要在承保后和理赔中提供附加服务。
《保险家》：保险营销渠道的创新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王：要充分发挥保险中介的作用。
一方面，推进有关保险公司产品的交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利用中介展业降低成本，同时设立理赔服务部控制风险，扶持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具体讲，在目前条件下，展业要创新，即网络销售、电话销售、柜台销售和陌生拜访相结合；保险公司直接展业与保险人展业、保险经纪人展业相结合，并以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展业为主。
目前中国电脑和网络发展非常迅速，相应地，网络在保险业的运用也将较为广泛，主要表现在公司的管理和销售方面。国民保险意识和网络的发展状况，网络销售近期发展将较为缓慢。现在网络销售主要应用在人寿保险和部分财产保险中的简易险种；然而，从长期来看，网上交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监管路径
《保险家》：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保险投资监管如何与时俱进？
王：保险投资监管的方向是，放松投资方式，控制投资比例。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协调是十分重要的，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当然，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是需要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
《保险家》：刚才谈到了对保险公司的风险问题，如何看待？
王：自从1980年我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所限，如内控制度不十分完善、人才储备的紧缺以及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变化等，都可能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因此，需要严控保险公司的风险。但这都是发展中的风险，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完善，将会逐步解决。
《保险家》：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对策有何建议？
王：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从两个基本途径入手，一是保险公司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二是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风险的预防与监管。保险公司自身进行风险管理的对策，第一，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技术开发与引进力度；第二，加快自身组织机构建设、强化内部相互监督、制约机制；第三，树立科学的市场经营理念。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只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及时地了解、监控，才能及时地发现保险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及时的风险管控。
篇4
保险合同是一种双务有偿合同，合同当事人之间地位是平等的。为了维持合同双方的这种平等地位，情更原则要求在合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进行合同的修改，以使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上。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创设即是以此为出发点的。然而，结合我国的保险实践并在与俄罗斯保险立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我国的保险立法就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一、中俄保险法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比较
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在中俄保险法律规范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我国《保险法》分别
在第四十九条以及第五十二条就有关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进行了规定。然而，风险具有发展性的特性，因此与合同签订之时的风险状况相比较，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标的物的风险状况既可能是维持不变或有所增加，当然亦可能是程度有所减少。因此，我国《保险法》亦对风险状况减少的情况在第五十三条中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即当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明显减少的，保险人应当降低保险费保险合同，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俄罗斯保险法律规范的内容出现在俄罗斯民法典的第四十八章，该法典第959条---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危险增加的后果---即是有关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内容，该条规定如下：
1.财产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如果合同订立时告知保险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可能对保险危险的增加发生重大影响，则投保人（受益人）有义务立即将他知悉的有关情况通知保险人。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合同（保险单）中以及在交付投保人的保险规则中约定的变化都视为重大变化。
2.保险人接到引起保险危险增加的情况的通知后，有权请求变更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者就危险的增加请求交纳与之相应的补充保险费。
如果投保人（受益人）不同意变更保险合同条款或者拒绝补付保险费，保险人有权依照本法典第二十九章的规定请求解除合同。
3.投保人或受益人不履行本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时，保险人有权请求解除保险合同并请求赔偿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
4.如果引起危险增加的情况已经消失，则保险人无权请求解除保险合同。
5.在人身保险中，只有在合同有明文规定时，才发生本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危险变更的后果。
通过中俄保险法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 适用范围不同论文范文。俄罗斯保险法中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对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同样适用。而我国《保险法》中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只适用于财产保险，对于人身保险并不适用；
第二，告知义务主体不同。俄罗斯保险法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主体是投保人或者受益人，而我国保险法将这一义务赋予了被保险人；
第三，保险人的权利种类不同。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明显减少，保险人则需要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相比之下，俄罗斯保险法在此方面的规定是：保险人除了享有增加保费请求权、保险合同的解除请求权以及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外，还享有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四，对风险动态性变化的应对手段不同。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如果保险人因标的物风险程度增加而请求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前，引起危险增加的情况已经消失保险合同，则保险人无权请求解除保险合同。我国则没有相应规定。
二、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不足之处
考察我国的保险法律规范以及保险实践，并结合俄罗斯的保险立法，可以发现我国
保险法中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以至于偏离了保险法的法理基础，严重阻碍了保险实践的发展。
第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狭小。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规范由保险法的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第构成，从结构上来讲，该规范是处于保险法第二章第三节财产保险合同部分的，也就是说其作用范围只限于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虽然人身保险是有关人的生、老、病、死、残等风险种类，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人的生、老、病、死、残等风险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具有稳定性，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变化也是会相应的发生变化的，也会有危险增加的情况出现，因此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在危险增加的处理方面理应适用相同的法理基础。例如，投保意外伤害险的被保险人原本的职业是办公室文员，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其所从事职业由办公室文员转变为马路清洁工，可想而知其所遭遇的意外伤害风险是大大增加了的。若对其还实行办公室文员的意外伤害险费率显然已经不合适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没有提高保险费率，可能是出于弃权的考虑，但是大多数情况是出于没有法律依据。如此一来严重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经济效益，更深层次地影响到了保险保障基金的积累以及保障程度的确保。而俄罗斯保险法则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有条件地适用到了人身保险领域，很好地解决了我国保险实践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告知义务承担主体有待增加。危险增加义务主要是鉴于保险合同的射悻性，为了平衡保险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设置的。因此每一项义务的设置只有遵循效率性的原则，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而我国保险法在创设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赋予了被保险人的这一做法并不符合效率性的原则。
当然，无论是投保人为自己投保还是为他人投保，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保险标的是处于被保险人的掌控之中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是最为了解保险标的危险情况变更的主体，因此从效率性的角度由被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的告知义务是十分适宜的。但是由于保险法对于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存在时间的要求是在出险时刻存在即可。因此在保险实践中，有的保险合同成立之时被保险人并不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保险标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为被保险人权利的标的，此时让被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无疑是强其所难。况且，被保险人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是不能对其施加义务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让投保人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更为合适。
第三，处理手段单一。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在接到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之后，能够采取的处理手段包括增加保险费、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部分保费以及对于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这样的三种手段。处理手段十分的单一。
事实上，对相关主体施加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无外乎是要使保险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合同有效期间内维持在相对平等的一种态势上，当保险风险增加的时候，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倾斜，为了使失衡的关系恢复到平衡的状态上，从理论上讲可以采取的调整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保险人可以采取缩短保险期间、减少保险金额、增加除外风险种类、增加保险费、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部分保费以及不承担保险责任等手段。总之，保险人可以采取减轻自身保险责任的各种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论文范文。保险法似乎不应限制过死。
第四，缺乏风险变化的动态调整措施。风险除了具有客观性、损害性等特性外，还具有发展性。也就是说各种客观存在的具有损害性的风险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它会随着各种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甚至变化是转瞬即逝的。因此，为了彻底贯彻合同的平等原则，就需要针对风险变化情况进行全盘考虑，亦即不仅考虑危险增加时保险人权利的维护，还应考虑到危险程度降低乃至风险程度变化消失时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然而我国的保险法却缺少在危险程度变化消失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
三、完善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对策建议
虽然俄罗斯保险法律中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也并不尽完美，但是其中仍
有可供借鉴之处。因此保险合同，以我国保险立法为基础，并借鉴俄罗斯保险立法之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扩充适用范围
明确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扩充适用于人身保险。然而鉴于人身风险的特殊性，应在
保险法律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允许合同主体就具体事宜在合同中加以约定。
（二）扩容义务主体
为了使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更具效率性以及有效性，结合保险实践发展的现
状，应将投保人扩容进该义务的主体范围之中。
（三）丰富调整手段
义务的构建无外乎是为了衡平合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此等法理，调整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可以增加诸如调整保险期限、修改除外责任条款等灵活多样的调整手段，并允许合同主体在合同中加以约定。另外必须明确规定，如果任意一方主体行使相关权利以维护自身权益之前标的物增加或是减少了的风险状况消失，则权利主体的权利也即时归于消灭。
结论
通过中俄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比较研究，发现俄罗斯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值得借鉴。然而，鉴于两国保险立法以及实践的不同，建议我国保险立法进行选择性借鉴。
[1] 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30.
[2] 黄道秀.俄罗斯联邦民法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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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位求偿权概述
代位原则是由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所派生的，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规定的，在各国的保险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代位在保险中是指保险人取保人的地位获得追偿权或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其中后者是指物上代位，即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保险人在全额给付保险赔偿金后，代位取得对受损标的的权利和义务。而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标的在遭受责任事故造成损失，依法应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在支付赔偿金之后，在赔偿金额的限度内，相应取得该对第三方的请求赔偿权利。
我国新《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知，采取代位求偿的目的是通过置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的地位来阻止被保险人的到多余其全部损失的补偿；同时还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代位求偿的使用在实践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保险人代位求偿的金额不得超过保险赔偿金额；保险人不得向特定对象行使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不得使用代位求偿权等。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1]
二.关于代位求偿权的争议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通常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身保险不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因而不存在代位求偿。但在具体的立法和业务实践中，各国的具体做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关于人身保险的问题是否有存在着代位求偿，国内外学者对此观点也有着非常大的分歧，大致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不适用于人身保险，由于代位求偿权是由损失赔偿原则派生而来的，所以代位求偿权只适用于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该观点认为，只有财产保险合同才是损失补偿性合同，人身保险不是损失补偿性合同，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偿责任，而人身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给付义务。因为人的寿命的身体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属于履行合同义务，并不是补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损失，并且人身保险具有投资和储蓄的性质，保险金通常是事先预定的，保险金的给付并不能反映被保险人的损失情况。我国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由此可见，在我国，代位求偿是不适用于人身保险的，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被完全排斥在人身保险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它适用于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但是不适用于人寿保险，。
由于人身保险可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该观点认为，人寿保险不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但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尤其是医疗费用补偿保险更是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故适用代位求偿制度。英国学者Jeffery W Stepmpel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与特点介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中间，保险金的给付带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因为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旨在填补损失，那么该制度也同样适用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特别以因第三者的过错行为伤害被保险人同时伴有医疗费用指出的情况出现，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样以医疗费用等费用的数额就可推断出被保险人的损失程度，继而可以确定第三者的赔偿金额。可是美国学者Kenmeth H York并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即使疾病和伤害领域的保险带有一定的补偿性，可是这种补偿性与纯粹财产性质的补偿性是不一样的的。医疗费用有固定标准，可是它不能涵盖事故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也不足以判断受害者得到的补偿是否足够或过多[2]。由此，他不赞同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领域适合代位求偿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仅仅只适用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由于这一部分费用以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和疾病医疗费用等形式依据实际发生额来衡量，被保险人实际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即在其保险利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其性质上属于财产保险，故使用代位求偿权。
关于人身保险是否使用代位求偿权的争议并不只限于理论上，在各国的立法上也反映着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的不同观点。在美国，各州对代位求偿权适用险种的立法各有不同，但是通行的原则是：人寿保险不适用代位求偿权，而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原则上也无代位求偿权的适用，但当事人在这两种保险合同中约定有代位求偿权的可以使用约定代位求偿权。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作出给付后不得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生之对第三人之权利。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在第三人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中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及住院开支。”意大利《民法典》的损失保险第1916条第四款关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工伤事故和偶发灾害的保险。”这里第三人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和工伤事故、偶发灾害的保险是法定可以使用代位求偿权的。韩国《商法》人身保险的通则第729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因保险事故所致的保险合同人或者保险受益人对第三者的权利，但是，在签订伤害保险合同的情况下，若当事人之间约定保险人可以在不损害被保险人的权利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该项权利。”在德国的理论和实务中，一般认为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补偿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具有适用价值。从各国的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人寿保险一般不适用代位求偿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有两种立法模式，即法定代位权（如澳门、意大利等）和约定代位权（如美国、韩国等）[3]。
三.代位求偿权与人寿保险
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寿保险。首先，人寿保险的受益人按照即有权从保险人那里获得给付，又有权让第三者赔偿，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给付的保险金和被保险热的生命并不是等价物，不能认为给付的保险金完全补偿了受益人的损失[4]。因此，受益人在获得保险金给付后，仍然有权向第三者要求赔偿。事实上，不管赔偿额是多少，受益人的损失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 补偿，所以受益人有权接受所有的赔偿额，故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权在给付保险金后，代位受益人向第三者进行追偿，即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寿保险。其次，寿险合同具有储蓄和投资的性质，保险人到期支付本息，保险金是实现确定的，而且保险金的给付也不是根据具体的损失额来确定的，不属于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也就没有产生代位求偿权的基础[5]。目前针对人寿保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定额给付性保险，并没有具有损失性补偿，所以它不适用代位求偿权。
四.代位求偿权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是否使用代位求偿权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死亡保险和残疾保险金是固定金额，不具有损失补偿性质，因此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在有第三者过错行为伤害了被保险人的并伴有医疗费用支出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医疗费用保险金的佩服包括意外伤害医疗费和疾病医疗费等，健康保险的保险责任是被保险恩因为意外伤害或疾病所致的医疗费用或者收入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而且目的是补偿被保险人因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6]。故医疗费用保险据哟损失补偿的性质，可以适用代为求偿权。
五.改进我国代位求偿制度的建议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可见，我国的《保险法》完全否定了在人身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的适用，然而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保险人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是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因此我认为，应当对我国的《保险法》加以修订，肯定保险人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
1.对我国的《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进行补充，应根据第三者对被保险人造成伤残或疾病还是死亡进行分别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伤残或疾病而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给付医疗费用保险金之日起，可以在给付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死亡的，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受益人在获得保险金给付后，仍有权向第三者要求赔偿[7]。
2.对《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进行重新分类。我国现行的保险合同分类是按照保险标的的不同分为：人身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然而代位求偿权适用的判断标准为保险合同是否具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因此，我认为应将保险合同按照是否具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分为：给付型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和补偿性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对保险合同分类的细化，条款将更加的严谨，真样才能确保代位求偿权合理有效地行使，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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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北京大学出版社
[3]强力，韩良.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4]张俊岩.保险法焦点难点指引.[M]，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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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保险专业的就业岗位定位不准确。目前不少应用型高校开设的保险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地拔高培养规格，导致保险专业学生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多而不精，不能满足就业岗位的要求。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保险行业的营销岗位数占全部岗位数的80%，保险营销岗位人力资源缺乏。应用型高校保险专业的学生应当先定位于保险营销而不是保险管理人员。
（二）实践教学计划不完善，考评体系不健全。根据我院保险方向2011年培养计划，保险方面的相关课程有保险学原理、保险实务、保险精算、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社会保险，缺少财产保险案例分析、人身保险案例分析，缺少保险单填制、保险销售、保险理赔、保险查勘等实践课程。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计划与专业理论教学计划、其他金融专业的教学计划等，都没有明确的保险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从整个教学计划来看，其中只有大二暑假以后的实践环节，但此环节多为学生自主选择，所以效果并不佳。这关键是实践教学各项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对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体系，学生暑期的实习更多的带有应付性，起不到真正的锻炼、提高。同时，课程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等环节是由不同老师来完成，缺乏统筹安排与协调，没有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金融实验室还有待完善。目前，我院金融控制中心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金融实验室，具有了标准的证券投资模拟交易和商业银行业务模拟操作系统，使学生能在实验室即可获得与证券公司相同的实时股市行情及相关信息，据此进行模拟投资实习，除了虚拟资金外，与实际投资完全一致。另外，具有完善的金融各领域的考证题库，但缺少保险的实践操作，比如保险单的填制，保险出单系统的模拟，保险理赔等的模拟操作。
（四）实践教学环节脱钩，教学方式单一，达不到实践教学的目标。一方面我院保险方向缺乏完善的课程实验、实习、课程论文、毕业论文体系，各环节相互脱钩，实验项目无法进行，教学课时得不到满足；课程实习等过于形式化，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选择，缺乏有效的实习基地，所形成的论文很少深入实际进行调研，文章质量不高。目前的实践教学主要就是侧重于案例教学，虽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口头表达的能力，但终归纸上谈兵，与现实差距较大。
（五）保险专业教师缺乏社会经验与实践经验。我院现有三名保险专业教师，一名是保险专业毕业，另外两名是金融专业毕业，无任何保险公司从业经验。另外，学院管理体制使得老师难以有课余时间参与保险公司的实践。教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空有理论缺乏实践，也难以教给学生符合行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虽然专业基础扎实，虽然备课充分，但难免照本宣科，泛泛而谈，难以正确把握保险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加强保险专业实践教学途径思考
（一）完善教学计划和实践考评体系。首先，要完善教学计划，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习等，比如增加财产保险案例分析、人身保险案例分析课程等；其次，完善实践考评体系，针对大二学生暑期的实习，一方面学院可事先联系并指定实习地点，其次对于实习加大考核力度，通过严格的考核使得学生能够真正从实习中得到锻炼，从而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再次，端正学生的就业理念，不要只想着到保险公司当管理人员，而应该具有从基层干起再逐步晋升，脱离基础环节的实践经验是难以胜任内勤及其他管理方面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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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证融合
保险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涉及有多个种类: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有保险人从业资格证、保险公估人从业资格证;高级的有保险精算师、理财规划师等证书。在课程具体教授过程中可以把相关考试的知识考核点与课程讲授内容相融合，有针对性进行重点解读，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考试内容的掌握，引导学生根据实际水平及岗位兴趣选择报名考取合适的证书。并且可以在资格证书考试前组织相关培训，提高学生通过率。
二、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运用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手段，边讲解、边演示，学生边学习、边思考、边提问，最后进行实际操练，实现知识与技能相融合，使学生较快理解、掌握基础知识。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的潜能。
(一)实地考查法
让学生分组，分别组织参观寿险公司、财险公司、经纪公司、公估公司。了解整个保险行业的运作模式及类型、通过实地的参观访问学习，可以实际了解保险行业工作环境及业务流程，使学生有更为直观的印象。考察完成后可以和行业从业人员进行交流，了解行业动态，公司发展目标，进一步接触行业企业文化。整个考察过程中可以要求组员完成多项任务:如考察前可以通过网络资源了解需要考察参观的企业网站，搜集该企业的产品品种介绍及相关条款规定，利用考察或者交流的时间对其进行重点学习。这种实地教学方式，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参与到课程学习的准备及实践过程中来，学习效果得以提升。
(二)角色扮演法
模拟保险公司的岗位，让学生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学习与训练，熟悉保险业务管理部门的相应工作职责。包括:(1)规范新契约承保和客户服务各项管理流程、操作细则;(2)规范核保、理赔人员的管理及培训，规范核保理赔业务流程;(3)初审收银、保单录入;(4)根据核保部室要求，对客户进行身体检查服务;(5)个险保全、团险保全的受理及操作、批单打印;(6)疑难案件的勘查与确认;(7)对客户的任何疑问，提供解答和转接相关部门;(8)承保、核保、保全、理赔业务的统计和分析，并报送相关业务和财务部门;(9)负责与分公司相关部门联络和沟通。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参与一系列业务流程的操作，学生们能够清晰的掌握保险业务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能够亲自参与到模拟业务流程的办理过程中去，从而实现我们教学目的，达到设定的教学效果。
(三)情景模拟法
要求分组学生独立策划保险营销方案，进行保险营销的实践，可以结合保险公司展业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践锻炼。或者在实践课程中，设置具体的任务对象让学生进行营销训练，使学生在“训练”中掌握营销技巧，在“情景”中积累处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经验，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将系统的知识体系转变为专业性的技能技巧，是学生自身对知识内容进行重新构建运用于具体工作的转变。通过特定情景的设定，完成相应的保险任务，从而提高其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综合实训教学
按照各项目的不同需要设计相应的技能训练项目。在教学实施中以各模块的主要知识点为线索，利用校内保险实训软件，将课程核心知识高度浓缩、有机串联，组成系统的“知识链”。学生通过软件角色设定不同角色，分别是客户、人、经纪公司、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具体业务的办理、一系列流程是需要不同角色相互配合，并且完全按照实际业务流程进行。通过综合实训的教学，能够使学生将实际工作中涉及到的有关业务知识纳入其中，还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
(五)专题讲座及暑期社会实践及调查
聘请保险公司从业人员、保险行业研究学者举行报告会、专题讲座，介绍保险市场发展动态及其业务操作的实际情况。我院与安徽省多家保险从业机构建立了实习合作基地，利用暑期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机会进行实践学习，可以通过社会调研的方式了解保险实际问题，不断开阔学生视野，增进学生对保险行业的了解，让学生在社会环境里接受锻炼，实现从学校到社会“零距离”的教学目标。
(六)指导毕业生实习及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毕业之前最重要的一门课程，论文是对于保险专业某一方面的重点剖析。教师根据学生专业方向的选择进行指导，帮助学生确立论文选题、提出写作目的与要求、提供相关参考书目和资料，并对论文进行相应的修改等工作。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会对于自己所要阐述的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学习，通过这种方法实现专业理解和掌握。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整体知识体系进行重新的模块化构建，然后针对不同的模块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展现;又给予学生更大的主动性、灵活性，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专业兴趣，调动了学生的自学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保险学课程的感知能力及解读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新的教学方法的实践，实现“能力培养”和“创新教育”的有效融合。
三、教学手段
(一)多媒体教学
《保险学》教学课件含有大量信息，理论体系条例清晰，教学案例丰富。多媒体教学实现文字、图片、音频、图像多元化资料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良好的教与学互动。
(二)电脑软件模拟教学
实训室装备了相关保险实务模拟操作软件，该软件可以模拟进行承保、核保、风险评估、出单、接受报案、理算、核赔、批单、到期通知等业务流程，学生通过上机操作，使其掌握保险公司业务操作流程及具体操作方法。
(三)考核方式改革
大多经管类课程考试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作为课程的评价方式。很多学生在期末考试前采取强化记忆的方式也会取得很高的分数，但是实际知识体系及技能的掌握并不理想，针对这一特点对考核方式的改革也有其必然性。项目化的教学有理论部分也有实践操作部分，把实践操作部分的得分设立权重纳入考核，可以更全面的反映学生的知识学习及运用水平，同时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也纳入考核范围，可以根据证书获取的难易程度设立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这样多元化的考核能够使其更为全面的反映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更好的督促其对保险学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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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227-03
一、问题的提出：淮河“漫堤”洪水灾害执牛耳耶？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部，位于东经111°55°～120°45°，北纬31°～36°，介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之间，西起桐柏山和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和皖山余脉、通扬运河及如皋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毗邻，北以黄河南堤和大汶河流域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分界。干流东西长约700km，南北宽约400km；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40市（地）、163个县（市）。淮河流域面积小，人口密集。流域面积27万km2，不足全国总面积的2.8％，而耕地面积近18288万亩却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10％，耕地率是全国的4.5倍；人口约1.65亿人（2000年），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平均人口密度为615人/km2，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4.6倍，居各大流域人口之首{1}。
淮河流域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属于北亚热带至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近代灾害科学研究表明，气候过渡带、中纬度过渡带、海陆相过渡带是地球上最容易引发灾害的地区，淮河流域重叠三种过渡带，各种天气系统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淮河流域的降水强度大、时间长；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差异较大。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0％；南部与北部年平均雨量相差400～500mm；多雨年与少雨年的年降雨量相差5倍{2}。由于复杂的气候因素影响，造成本流域洪涝灾害频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再加上淮河流域三面山丘环绕，支流众多，整个河系呈扇形羽状不对称分布，每降暴雨，众多支流很快将广大地区内的地表水汇入淮河主干道，势必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又由于较大落差，中下游地势平缓，河道狭窄弯道多，洪水下泄十分缓慢，极易造成严重内涝。历史上黄河曾多次侵淮，――黄河泥沙淤积了干支流河道，改变了地形地貌，堵塞了入海口，从而更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决定了该地区防洪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3}。
由于黄河夺淮的祸根难于短期内彻底消除，加上不利的气候和地形因素，流域内洪涝灾害时有发生（见表1）。
可以看出，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中，淮河流域每年遭受洪涝灾害成灾面积在2000万hm2以上的年份有26年，占统计年数的50％；年平均成灾面积在3000万hm2、4000万hm2、5000万hm2以上的年份分别为14年、10年和6年，分别占统计年数的26.9％、19.2％和11.5％；年成灾面积超过6000万hm2的有1954年、1956年、1963年和1991年，平均每13年出现一次。52年的年平均成灾面积达2379.5万亩，平均成灾率（成灾面积与同期耕地面积的比）超过12％。
分析1949―2000年不同时期年平均成灾率和年最大水灾成灾率，见图1和图2。从图中可见，1949―2000年中60年代的成灾率最高，达15.5％，其次为1949―1960年，为13.7％，70年代的成灾率最低，为8.9％。全流域成灾率最高的年份为1963年，达50.3％。流域内四省的水灾成灾率以安徽省最高，1949―2000年的平均成灾率达15.3％，其中60年代的成灾率达19.8％，1963年达80％；其次为江苏省，1949―2000年的平均成灾率达13.1％。由此可见，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仍很严重。
二、另辟蹊径：漫堤行洪保险是工程防洪措施局限性的要求
20世纪的防洪减灾是以控制洪水为主要目标进行的大规模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在长期的防洪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完全消除洪灾的防洪目标是不现实的，而只能把洪水风险削减到适当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些观念上的重大改变，导致了世界各国防洪对策的改变。由“洪水控制”向“洪水管理”的转变成为许多国家防洪减灾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其特点是综合运用工程、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建立防洪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密切结合的防御体系，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减少经济损失，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防洪非工程措施是指通过法令、政策、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及防洪工程措施以外的其他技术手段，尽可能减少洪水所造成的损失，如：洪泛区管理和洪水预警系统、洪水保险和救灾计划等{5}。防洪的非工程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广泛地实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而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防洪体系中仍存在着差距，具体可以从表2中看出。
实践证明，无论从经济、财务的合理性分析，还是从技术上分析，单纯依靠工程措施来达到完全控制洪水灾害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淮河流域主要行蓄滞洪区共计有28处，总行蓄洪面积3903.6km2，区内有耕地343.4万hm2，人口165万{6}，防洪安全难以单靠工程措施解决。据统计，从1950年到2000年，50年治淮资金总投入共计924亿元，其中河南省191亿元，安徽省149亿元，江苏省384亿元，山东省200亿元{7}。防洪工程的标准逐年提高，但洪水灾害损失并没有随之降低，反而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据规划计划专家的研究，防洪工程的投资效益并不是投资越多，效益越高。一般而言，防洪工程建设按5～20年一遇的标准，年平均效益增幅显著。按20～50年一遇的标准，则效益增幅减缓。大于50年一遇的标准，投资效益明显下降。相比之下，非工程措施在投资初期，增效并不十分显著，但随着投入的加大，减灾增效明显提高（见图3）。70年代之前，淮河流域的非工程措施由于投资少，效益很低。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非工程措施的效益逐年提高。据经济学家和业务专家统计分析，非工程措施的产出比一般为1∶4，即投入1元，可产出4元的效益，有些非工程措施的产出比可高达1∶40，甚至更高{7}。
另外，单一的工程措施还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无疑将刺激一些地区的不合理开发，造成洪泛区和分蓄洪区的人口激增，经济无序发展，洪灾损失急剧上升。社会生态学家研究还表明，工程措施还会对社会、生态环境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8}。
国内外实践表明，把洪水保险和洪泛区管理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泛区的经济发展和降低洪灾损失，如果单纯限制洪泛区发展，实施起来阻力较大。因此，只有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有机地结合，才能构成淮河流域完整的防洪体系，才能取得最佳的防洪效果。
近年来，我国已提出把非工程措施作为整个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法》对防汛、防洪和洪泛区开发所采取的相应管理措施作了规定。1998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规定：“编制防洪规划，应当遵循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及防汛抗旱相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国务院1998年4月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提出：“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任务、总方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速减灾的工程和非工程建设，完善减灾运行机制，提高我国减灾工作整体水平，推行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建立灾害保险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参加灾害保险，增强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充分发挥保险对灾害损失的补偿作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力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也是21世纪内解决淮河流域防洪安全最现实、最可行的措施。
三、淮河流域漫堤行洪保险分析：防洪体系的制度创新
自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在财产保险中把洪水保险作为各种自然灾害保险中的一项，即在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中规定：对洪水、海啸、冰凌、暴雨、泥石流、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有赔偿责任。但由于洪灾往往涉及的范围大，投保户集中受灾，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巨大。
在1991年淮河流域特大水灾中，江苏省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3.53亿元，但保险赔款只有8.62亿元，尽管赔款只占到总损失的3.69%，却使江苏人保公司年度亏损6.8亿元，需用3~4年才能将其消化。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企财险洪水赔款占总赔款的比例已超过50%，不少地方保险公司的总准备金已出现赤字{9}。洪水灾害给保险经营带来了严重威胁。
由于对洪灾损失赔付不堪重负，1996年6月人民银行对洪水灾害保险作了一定的调整。批准将洪水、飓风、风暴潮灾害等巨灾责任从财产保险基本险中剔除，只在财产保险综合险中存在。这种洪水保险的主要特点是：（1）综合险的保险费率与具体地区的洪水风险不挂钩，没有根据洪水灾害本身特点同其它自然灾害区别对待，采用的是“一揽子”综合性条款，且其保险费率的制定是以火灾风险为基础的；（2）投保完全靠自愿；（3）只承担纯自然状态下的洪水保险，结果是把分蓄洪区的洪水保险问题排斥在外；（4）理赔主要靠社会风险原则下自身积累的资金，巨灾赔偿能力有限。
1.加强洪水保险的宣传,增强全流域对漫堤行洪保险的认识。目前，淮河流域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消费层次比较低，农业人口及无职业者占有较大比重，加之灾害频发，历来忍受，习以为常，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淡薄。1991年流域内发生特大洪水以后，人们又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性，试点工作才得以继续。此外，把保险等同于救灾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保险体制还没有足够认识。正因如此，才导致了洪水保险第一阶段试点工作的中断。
因此，要广泛开展保险及漫堤行洪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流域内群众的洪水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体制的认识。要使流域内从上到下都认识到防洪保险是现代文明社会防御洪水、防灾减灾转移风险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大生产中防灾减灾社会化的一种客观要求。从而调动全流域社会成员积极参加防洪保险,支持国家的防洪减灾计划,这对于全流域防洪减灾、减少防洪的国家投入、投保单位受灾后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和保持社会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2.确立漫堤行洪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建立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建议由各财产保险公司、淮河流域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各级行政区财政、水利、民政等部门联合组成“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负责统一管理和组织实施洪水灾害保险的技术规划和洪水灾害保险基金管理，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作为代办主体，提供保险技术支持，主要是销售保单、灾后定损、理赔。具体操作可由中保集团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出售洪水灾害保险，但不承担洪水灾害风险，而将出售的保单全部转交给洪水灾害保险管理机构，凭保单数量获取佣金。
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负责承担相应的洪灾风险，负责保险金的统一管理使用，独立核算，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
3.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实行强制性漫堤行洪保险。在商业保险市场上，一项风险必须存在众多独立同分布的风险单位才能被视为可保风险。保险人可以通过将统计上相互独立的风险单位汇集起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该集合中风险单位的平均风险。但是，洪水保险不符合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当发生大洪水时，洪灾区的所有投保人即所有风险单位都会因洪灾遭受损失，此时，这些风险单位就不再相互独立或相关的，在风险单位之间相互分散的效果就大大削弱。这对保险市场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保险公司产生重大的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根据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必须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实行强制性洪水保险方式。
强制性漫堤行洪保险除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外,还必须辅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强制性洪水保险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保护区(受益区的单位及个人)和投保户共同负担。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多种形式承担义务,如在分蓄洪区试行洪水保险时,可通过交纳防洪保安费体现；而在整个防洪区全面推行洪水保险时,则应交纳保险费。洪水保险在实施之初,要走低保额、低保费的路子，以鼓励更多的居民参加洪水保险，并从最低层次上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4.应进一步加强与漫堤行洪保险相关的各项基础工作。开展淮河流域防洪区尤其是行蓄洪区基本情况调查, 建立流域洪灾损失资料中心，编制流域洪水风险图，完成洪水风险的等级划分；同时，制定详细的《防洪涝预案》，明确各级洪水风险。根据洪水风险分布状况和标的状态，编制洪水保险费率，实行浮动洪水保险费率；在初始阶段先统一采用标准的费率,在实际运用中根据灾情轻重逐年调整。制订《洪水保险条例》和《淮河流域行蓄洪区洪水保险办法》等,为开展淮河流域洪水保险提供技术和法律支持。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极端气候条件下构建四省联动的淮河漫堤洪水保险研究》，课题号为AHSK07-08D13]
注释：
{1}{6}宁远，钱敏，王玉太.淮河流域水利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13）
{2}骆承政.淮河流域气候过渡带水旱灾害特点.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39）
{3}淮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3）
{4}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淮河流域片水旱灾害分析.2002（11-15）
{5}秦德智.洪水灾害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73-95
{7}程兴无，徐珉，申芳.防汛与气象信息的关系探讨――论防汛与非工程措施.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83-86）
{8}李强.建立我国洪水保险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2）
{9}田莉，施应玲.洪灾促得动洪水保险吗.浙江金融，1999（4）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灾害经济学[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2.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程兴无，徐珉，申芳.防汛与气象信息的关系探讨――论防汛与非工程措施[C].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4.程晓陶.论有中国特色的洪水保险管理[J].水利发展研究，2001（4）
5.程晓陶，苑希民.江西省洪水灾害保险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1999（2）
6.王本德，于义彬.洪水保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J].水利科学进展，2004(1)
7.刘京生.对我国洪水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J].保险研究，1999（4）
8.宁远，钱敏，王玉太.淮河流域水利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9.中国水利学会.蓄滞洪区建设管理与减灾措施咨询研究报告[R] .北京：中国水利学会,2003
10.周光武，史培军.洪水风险管理研究进展与中国洪水风险管理模式初步探讨[J].自然灾害学报,1999（8）
篇9
雇主责任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个重要险种。推广发展雇主责任险不但可以使自身在遇到意外时免受因巨额赔偿而带来的经济上的灾难,而且使受害者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正所谓一举两得。然而这么好的一个险种在我国却难以推广发展?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以法律强制方式来实施的。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保险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已有了显着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据美国1993年统计数字,美国员工赔偿保险的净保费收入占总财产和责任险保费的13.8%,而中国2003年总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财产保险总保费的4%,从而推之雇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还不及4%。
我国雇主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缺乏力度。我国没有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更没有员工赔偿法方面的相关规定,而美国在1908年就已经出台了第一部《员工赔偿法》。加之,各企业雇佣合同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彼此之间差异较大,赔偿标准也不统一,进而也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
当雇员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通常都会与雇主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弄清事实,确定赔偿方案。如果赔偿方案得不到雇员或雇员家属的认可,就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甚至由于一个案件得不到妥善的处理而影响整个生产活动,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则可以把一切麻烦交给保险公司了。另外投保雇主责任险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
那么听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保险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在一些煤矿发展重地比如山西,雇主责任险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在发展雇主责任险的过程中政府该如何发展其作用?论文从煤矿业入手,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开发煤矿雇主责任险找到突破口,使得这一险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府减轻财政压力,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生活安定。
二、雇主责任险在山西煤矿业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有这么一则事例:从临汾到介休,越野车在山路上一路颠簸,山西省保监局的孟处长给记者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今年初,介休金三坡煤矿发生事故,有20多位矿工遇难。当保险公司的人到达现场时,愁肠百结的县长像等到了大救星,可当他得知仅有1名矿工买了保险后,顿时颓然无语。同行的山西临汾人保业务经理小贾告诉记者,仅这条路两边的山沟里,就有大小百余座煤矿。“现在的煤矿企业保险意识薄弱,投保意愿不足,去推销保险,路难走不算什么,关键是‘脸难看,话难听’。”大型国有煤矿的安全状况好,事故率低,这些企业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安全问题,对商业保险的依赖性不高。乡镇煤矿的采煤工艺落后,风险集中,但受利益驱动,承包者不愿意额外增加对矿工的安全投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索赔时,必须向保险公司出具政府有关部门的事故证明,这就暴露了事故,并因此受重罚,所以矿主们更愿意私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雇主责任险在山西各个煤矿里发展的状况了。也可以清楚的了解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了。首先,从保险意识谈起,煤矿一般都设在一些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来矿上打工的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低,他们甚至连什么是保险都说不清,更别谈为自己买份保险来保障自己了。而大多数矿主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利益,不会去花这个钱甚至可以说不敢去花这个钱,吃力不讨好的事是没有人会做的,他们认为只要为工人上了工伤保险就没事了。工伤保险无疑成了阻碍雇主责任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从保险公司谈起,由于雇主责任险保费较低,而出事率却极高,相对于其他保险产品,可以得到的利益就少了。所以谁也不愿在这么烫手的山芋上下工夫。再则保险公司在提供保险产品时,产品单一,并没有有效区分不同的风险种类,不能满足不同煤矿不同地质结构的要求,不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安全条件的煤矿企业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保障需求的要求。其结果是产品供应和市场需求难以吻合,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第三,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各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联系,对保险业监管不力,对其发展难以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责任事故发生后自然成了主要的事故承担者,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结果使得政府发丧,雇主责任险也难以发展。
三、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需要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虽然发展煤矿雇主责任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煤矿雇主责任险的经营仍需要以市场机制和商业化运行为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责任事故发生后的财政压力仍然很重,政府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目前存在的“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局面仍无法改变,政府的社会管理风险难以有效转移。因此,煤矿雇主责任险不能纯粹运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经营,而只能根据其强制性商业保险的性质来选择其经营模式。
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煤矿雇主责任保险是保险业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可以适应煤矿企业保险市场分化和保险需求多样化的要求,使保险产品更加贴近市场,更加人性化,保险服务更有针对性。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保险的作用。应利用费率杠杆,激励煤矿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利用保险的防灾防损功能,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强化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利用保险的风险管控专业优势,吸纳相关部分的人才优势,通过风险监测,事故调查等,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提供风险顾问型的服务;利用市场规律和商业手段,探索保险与安全生产的结合点,促进保险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利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关键是要掌握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关注点,寻找结合点,通过体制创新,构造相应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寻找结合点,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负责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妥善处理事故,减轻政府压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对煤炭安全生产的管理,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利用保险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二是能够调动煤炭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加强《煤炭法》等法规中的关于建立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的执行力度。三是有利于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工作。使保险融入企业的管理活动之中,不仅发挥事后有补偿,还可发挥事前预防作用。真正为煤矿经营者分担风险。四是有利于促进煤矿雇主责任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市场的需求。
鉴于此,结合山西煤矿雇主责任险的开展情况,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一是由煤炭管理或安全生产部门组成专门的保险公司,利用其行业优势,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其优点是简便、易于操作;不足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调动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容易导致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仍难彻底解决;二是设立专门的煤炭行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其优点是可以对全省煤矿企业的保险进行统筹规划,以一种全新的机制实现市场功能和政府作用的结合,有利于政府对保险的利用,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探索出一条推动责任险发展的新路。
四、结论
发展雇主责任险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担的责任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又可保障工人的工作安全、生活安定,保证企业全心全力投入到生产建设领域。更为矿主解除了发生矿难后的处理问题。也有利与保险公司从中获利。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参考文献
[1]黄雄.煤矿雇主责任险走起来好难.中国安全生产报,2005年02月19日第004版.
[2]隗永鹏.雇主责任险为雇主扛责任.证券日报,2006年09月14日第B01版.
篇10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加强保险专业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保险人才——郑州升达学院保险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析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21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既是金融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现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而保险发展不可或缺的就是保险人才，但对郑州升达学院等应用型大学而言，在保险教学中存在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轻课外实践问题，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实际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意识等，不能适应社会对保险人才的需求。因此，如何加强保险专业实践，培养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保险人才是当前教学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保险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实践教学是为了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专业训练和锻炼学生实践能力而设置的教学环节，是保险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
（一）加强保险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学，一方面会让课堂变得乏味；另一方面也难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通过实践性教学，让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到课堂、课外中，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实践意识，从而促使他们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及技能的提高，从“被逼学”变成“我要学”。实践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创新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很大帮助。
（二）加强保险实践教学，为我国保险业发展输送适用人才。据保险专家对我国保险市场进行的前瞻性预测，保险业每年的增长速度可达到30%，预计这一趋势将延续15～20年。保险业结构的调整，新增保险公司，银行保险业务对人才的需求，社会保障体质的发展都会增加市场对保险人才的需求。但是，保险人才市场面临着数量和质量的失衡。一方面需求与供给量严重失衡，造成保险业界不断地挖墙脚现象；另一方面保险人才供给出现了岗位、经验和技能等方面的脱节，保险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因为保险公司招聘的岗位大多为营销员，而毕业生由于存在行业和岗位偏见、缺乏人际关系、社会经验等，往往希望直接做管理、内勤等，同时保险公司对人才的从业经验要求较高，而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可能具备这些要求，出现严重的需求与供给质的失衡。
二、保险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保险专业的就业岗位定位不准确。目前不少应用型高校开设的保险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地拔高培养规格，导致保险专业学生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多而不精，不能满足就业岗位的要求。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保险行业的营销岗位数占全部岗位数的80%，保险营销岗位人力资源缺乏。应用型高校保险专业的学生应当先定位于保险营销而不是保险管理人员。
（二）实践教学计划不完善，考评体系不健全。根据我院保险方向2011年培养计划，保险方面的相关课程有保险学原理、保险实务、保险精算、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社会保险，缺少财产保险案例分析、人身保险案例分析，缺少保险单填制、保险销售、保险理赔、保险查勘等实践课程。
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计划与专业理论教学计划、其他金融专业的教学计划等，都没有明确的保险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从整个教学计划来看，其中只有大二暑假以后的实践环节，但此环节多为学生自主选择，所以效果并不佳。这关键是实践教学各项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特别是对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体系，学生暑期的实习更多的带有应付性，起不到真正的锻炼、提高。同时，课程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等环节是由不同老师来完成，缺乏统筹安排与协调，没有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金融实验室还有待完善。目前，我院金融控制中心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金融实验室，具有了标准的证券投资模拟交易和商业银行业务模拟操作系统，使学生能在实验室即可获得与证券公司相同的实时股市行情及相关信息，据此进行模拟投资实习，除了虚拟资金外，与实际投资完全一致。另外，具有完善的金融各领域的考证题库，但缺少保险的实践操作，比如保险单的填制，保险出单系统的模拟，保险理赔等的模拟操作。
（四）实践教学环节脱钩，教学方式单一，达不到实践教学的目标。一方面我院保险方向缺乏完善的课程实验、实习、课程论文、毕业论文体系，各环节相互脱钩，实验项目无法进行，教学课时得不到满足；课程实习等过于形式化，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选择，缺乏有效的实习基地，所形成的论文很少深入实际进行调研，文章质量不高。目前的实践教学主要就是侧重于案例教学，虽然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口头表达的能力，但终归纸上谈兵，与现实差距较大。
（五）保险专业教师缺乏社会经验与实践经验。我院现有三名保险专业教师，一名是保险专业毕业，另外两名是金融专业毕业，无任何保险公司从业经验。另外，学院管理体制使得老师难以有课余时间参与保险公司的实践。教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师空有理论缺乏实践，也难以教给学生符合行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虽然专业基础扎实，虽然备课充分，但难免照本宣科，泛泛而谈，难以正确把握保险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三、加强保险专业实践教学途径思考
（一）完善教学计划和实践考评体系。首先，要完善教学计划，主要体现在案例分析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实习等，比如增加财产保险案例分析、人身保险案例分析课程等；其次，完善实践考评体系，针对大二学生暑期的实习，一方面学院可事先联系并指定实习地点，其次对于实习加大考核力度，通过严格的考核使得学生能够真正从实习中得到锻炼，从而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再次，端正学生的就业理念，不要只想着到保险公司当管理人员，而应该具有从基层干起再逐步晋升，脱离基础环节的实践经验是难以胜任内勤及其他管理方面工作的。
（二）完善金融控制中心有关保险方面的实践项目。金融控制中心实验室能够较好地满足商业银行及证券操作方面的实践，应该增加保险单填制、保险理赔、保险系统操作等保险方面的实践软件。
（三）建立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提高实践教学水平。教师是搞好实践教学、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建议：首先，强化教师自身的实践环节，提高实践能力。给教师提供到保险公司实习的机会，可以从基础的保险营销员做起，以发现教学实践环节中的不足并得以改进。其次，定期聘请保险公司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到我院来开展讲座。再次，适当放宽对教师学历的要求，聘请保险公司人员讲授保险实务、保险营销等课程。
（四）构建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加强实习基地管理。以高校为依托，联合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等，组建保险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建立业界与学界的良好互动机制。一方面业界可调动各种资源为培养师资和提高教学质量服务，通过实习基地让学生顶岗实习，公司高管参与教学计划修订及公司高管进课堂等方式，增强保险方面实践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实习学生可为公司提供成本低、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利于对人才的储备。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勇刚，修波，董玉凤，张杰.现阶段高校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8.
篇11
《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 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 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篇12
前 言
《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 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 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篇13
危险与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永恒的话题，保险与消防是现代社会预防和减少危险损害主要的社会化防灾机制，危险是保险与消防存在发展的前提，商业保险通过危险财务转移获取商业利润，消防通过危险控制管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危险发生，都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当前社会消防安全环境的改善却远远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步伐，未能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据统计，全国保费年收入1980年的64亿元到2002年入3053亿元，人均保费(保险密度)237.6元，保费收入占GDP的比例(保险深度)为3%；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778.3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从2000年的3373.9亿元，仅两年就达到了6494.1亿元。保险业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获取得了最大的利润。
同样作为危险管理手段，保险与消防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特别是如何推动消防安全工作发展，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途径来实现。
一、国家应当征收消防税，为消防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消防经费完全由国家和地方政府预算拨款，政府负担很重，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消防队伍建设等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已成为不争的现实，缺少经费是根本原因之一。而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国家除了政府拨款外，都向保险企业和个人征收消防税，消防经费充足，社会消防安全保障程度很高。
作为朝阳产业，我国保险市场潜力巨大，按照现行税法，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了保险企业的各种优惠，对保险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税种，同时征收城市维护税、印花税等小税种，并不征收消防税。“洋保险”即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技术手段和运作方全面进入我国市场，可以预见：“洋保险”不但会抢占保险市场份额，还将获得高额利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财政税收政策，这些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在消防等部门危险控制管理下取得的，实质上是“洋保险”利用国家财政资金经营风险获得的，这种结果对国家、对内资保险企业都是不公平的，对整天忙于防火灭火，时刻与危险战斗的消防部门来说，更是无法接受的。
我国应当调整税收政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向商业保险企业征收消防税，税收收入专门用于补充消防经费。方法之一可以根据保险企业固定资产增长迅猛的实际，将消防税作为固定资产税种之一，加以征收。办法之二是改革目前国家实行的33%的单一企业所得税率，进一步细化所得税率，统一中外保险企业税率，征收保险企业所得税，其中包含消防税或者消防附加税。方法之三是对火灾保险险种收入征收消防税（属于营业税税种），适用单独的税率。通过上述办法，完全能够逐步解决国家消防经费的困窘。
二、商业保险企业要进行产品创新，实现保险产品保障无缝隙。
产品创新是推进、培育和繁荣保险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保险产品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这个核心，针对消防工作的重点，开发新的火灾险种。
我国目前举办的财产保险是传统的火灾保险及其附加险组成的综合保险，把火灾及火灾以外的风险直接列入保险基本责任范围。也可以考虑设立单独的火灾保险险种，将火灾以外的机器损坏险、营业中断险、第三者责任险、水渍险等危险列为火灾保险的附加险，保险责任虽然相差无多，但在险种经营上会更灵活，投保人可针对自己需要选择保险产品。
在西方国家公众责任险已经成为企业、个人乃至政府部门都不可缺少的危险保障工具和各国保险企业的主要业务种类，很多国家对责任保险推行强制保险制度，如：汽车责任保险。但在我国，公众责任险特别是场所公众责任险发展缓慢，很多公众聚集场所消防条件简陋，所有者或者经营管理者不投保或者不愿投保，一旦发生火灾，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往往无力赔偿，受害人权益得不到保护，不但影响社会稳定，也大大加重政府灾害救济的负担。近几年来发生的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宫、河南天堂歌舞厅、焦作上，北京蓝极速网吧等特大火灾事故，足以为戒。
为减少火灾的危害，国家要鼓励境内外投资者成立专门的火灾保险公司，专门经营火灾保险、公众责任险等保险业务。应当开发新的场所责任险种，如：公众聚集场所火灾责任险、娱乐活动火灾公众责任险、展览会火灾公众责任险等险种。同时，针对公众聚集场所伤亡大、赔偿难、变动频繁等特点，在公众聚集场所火灾责任保险实行强制保险，根据《保险法》第十一条二款，建议在修改《消防法》时明文规定。
三、商业保险企业要充分发挥防灾防损的职能
在《保险法》和《财产保险合同》都有防灾防损的规定，不仅是保险的职能，也是保险企业的产品。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防灾防损职能在保险中体现得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国外许多企业购买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从保险公司获得有关灾害事故的专业指导。
政府和消防部门提供的是社会公共安全产品，而保险企业作为营利性机构，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和消防部门，必须认真开展防灾防损工作，防灾防损做得好，其利润就会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入世后，“洋保险”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击不可低估，保险企业不具备与洋保险拚费率的实力，这必然迫使我国的保险业注重完善和充分发挥保险的防灾功能，才能与国外的保险公司竞争，也有利于全社会进一步树立预防为主的消防安全观念。
但是，近几年，一些保险企业不认真开展防灾防损工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不考虑企业消防安全状况，只要交钱就承保；防灾费用于消防装备和宣传方面投资逐年减少，甚至有的地方不投入的现象时常出现。保险企业要克服“重保费、轻消防”错误观念，主动开展防灾防损工作，重点要积极开展做好以下几项：
首先，要积极参加社会消防工作，加强与消防部门的联系。主动参加或者组织各类消防宣传活动，将防灾防损费用真正用于消防，补助消防安全教育、投资消防装备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资助防火科技研究。
其次，要认真进行防灾检查，参与抢险救援。对被保险人要经常进行防灾防损检查，不断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减少不安全隐患提高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消防安全意识，帮助其克服“重保险、轻消防”错误观念；在火灾事故发生时，要与消防部门一起组织抢救财产，提高便利，防止灾害损失进一步扩大。
第三，要将防灾防损真正贯穿于整个保险经营活动。在保险条款的设计上，要明确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义务；在保险费率的拟定上，根据保险标的消防安全状况，实行区别对待、浮动费率；承保前要对保险标的进行全面的消防安全检查。
四、保险监管和消防部门要共同扶植发展保险公估人。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估人作为保险辅助服务机构，将越来越发挥很大作用，从保险业健康发展出发，保险监管部门要鼓励火灾保险公估人的发展。在消防工作改革过程中，消防部门也可以委托火灾保险公估人实施火灾原因调查、损失统计、计算等工作。火灾保险公估人也可受保险企业委托保险标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风险评估，火灾理赔，参与保险企业的防灾防损工作。
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美国的损失管理服务公司（INALossControlServices,Inc.）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包括火灾在内的危险管理咨询，依据自身在危险控制方面的专业优势，对企业做出深入的调查，估测存在的潜在危险，提出评价和改进意见，或者设计新的方案。美国还有一家名为FM（FactoryMutual）的防灾科研咨询机构，拥有2000多名技术和科研人员，拥有全球最大的火灾试验馆和设备齐全的检测中心，用来为美国三大工业保险公司和投保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只有通过FM的标准，才可在三大保险公司投保，享受低费率、高赔付的好处。目前，随着通用、摩托罗拉等大公司来华建厂，FM的业务已经延伸到中国。这种立足于主动预防灾害事故的保险机制，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五、相互联动、信息共享
对参加投保的企业，保险企业要建立资料库，并与消防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消防部门在消防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投保企业存在火灾隐患，要及时通知保险企业。保险企业在防灾检查中发现的不安全因素，也要及时报告消防部门。消防部门通过行政执法，保险企业通过合同约束、费率调整等手段，共同督促企业整改隐患，从而达到减少火灾危害的目的。
消防部门要改革目前火灾损失计算和统计方法，制定科学、准确的火灾损失计算标准，既方便当事人主张财产权利，又便于开展保险企业理赔。同时，要将火灾情况与保险企业共享，便于保险企业对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损失进行分析、研究，科学计算保险费率，减少保险企业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1、《保险学》，张洪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